國立政治大學在9月20日舉辦「鹿窟事件」的演講會,由倫敦政經學院的施芳瓏博士主講,內容主基調仍以「白色恐怖」、「政治迫害」為主,然而這個結論受到聽眾的挑戰,民間歷史研究者武之璋與其他隨同的藍天成員在聽眾提問時間,提出其他證據質疑事件的本質、處理過程,都有講者未提到的部分,引起了現場的一陣騷動。不過施教授虛心接受各方意見,在演講會後請武先生等人到教授休息室又詳談了1小時,可說是「有交鋒卻相談甚歡」,並不如其他媒體所說「鬧場」。

這場演講是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舉辦的,講題是「如何放置鹿窟事件在正義的位置追憶」,活動對外開放,因此非政大生同樣可以加入。因此藍天行動聯盟主席武之璋先生與其他成員都來聽講,希望不同立場者也能有理性溝通。

施博士在演講上說,當年在瑞芳的所謂「台灣人民武裝保衞隊」參與者其實並不多,而且多數人並不清楚共產主義,他們所獲得的武器也是貧弱的可憐,所以當年情治單位動用大軍圍補,似乎小題大作。而且許多未成年的參與者也遭重判,甚至有19名少年被送往將軍家裡當僕役。

在聽眾問答時間,武之璋先生認為這樣的觀點有失公正,甚至偏頗,顯然沒有從大歷史的角度看;因為在1950年代,自由世界都面臨共產主義的滲透,即使是西方民主國家,都有搜補共產主義,比如美國也有麥卡錫事件,延伸對知名人物的刺探、追蹤、調查長達數十年,所謂白色恐怖,是全球冷戰的一環,豈能片面的看待?再者,所有被判處死刑的所謂受難者,卻是中共的官方認定的「烈士」,都列名在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的無名英雄廣場,而我們都知道,中共對於烈士的資格審查是很嚴的。

另一名藍天盟成員則舉出資料反問,所謂19名少年當將軍的僕役,與事實差距太大。首先再怎麼廣大的宅邸,也不可能容納的了19名僕役。其次對這19名未成年少年的處份,是為了避免他們留下前科影響前途,所以用勞動服務來代替判刑,而且事後還有一部分的少年因為表現良好,反而破格成為保密局的顧員,這哪裡是迫害?明明就是網開一面。

然而,就在藍天盟的這一連串質疑時,其他的學生聽眾就鼓噪了,他們反斥藍天盟不該進來「鬧場」,武之璋反斥「既然是學術演講,本來就應該吸收不同意見,否則就是一言堂」,雙方氣氛一度火爆。

此時演講時間也到,下一節課需要使用這個教室,因此施芳瓏博士與武之璋等人移駕到教授休息室繼續詳談,甚至意猶未盡,約定另擇假日在繼續把轉型正義、台海冷戰、威權時代舉措等歷史問題再談個清楚。施芳瓏博士相當有風度也很有雅量,同意相關的議題需要有更多的認識,藍天盟的質疑很寶貴,她也學習到很多過去沒有聽說過的觀點。

鹿窟事件是民國41年在台北縣石碇山區發生的一起圍補在台共產黨支部案件,最終有36人判處死刑,是台灣冷戰時期單一案件中,遭判處死刑者最多的,也就成為「轉型正義」最好的翻案對象。現在對鹿窟事件的說法,多數的資料都來自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對當年未判死刑涉案人的一系列口述訪談,出版為:《鹿窟事件調查研究》、《寒村的哭泣:鹿窟事件》等書,然而只從涉案人的角度來看歷史,顯然過於片面。

張炎憲所訪問到的當事者,許多人都堅稱自己對共產主義不知情,對共產黨不了解,是在無知中入了叛亂集團。然而《歷史臺灣第8期:大眾史學專題》,林傳凱的〈「大眾傷痕」的「實」與「幻」〉一文,卻呈現不同的面向。比如參與者陳皆得(因案被判處12年徒刑,於2000年得到460萬補償金)說:「以前我們講,根本不知道什麼共產黨,就是半夜有陌生人來,要你蓋手印,說 你蓋了就可以分土地,我們就傻傻蓋下去。聽起來,我們很傻,實際上,傻的 是聽我們說的人喲!作田的,對土地真計較,為了田租常計較半天,那可能相 信『蓋手印就分田地』這種好康的事。當時訪談,大家都有顧忌,外面當鹿窟 的人傻,我們就裝傻給你看,怎麼談,一切還是為了平反。」

這也突顯「口述訪談」絕不能歷史調查的唯一證據,因為人都有偏見,也會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即使那件事是十足的錯誤也是如此。但是現在的轉型正義,卻是以偏見的角度出發,又採用這種極為主觀的片面說法,何來正義可言?

武之璋先生在許多場合都希望,如果要進行歷史正義,並追求族群和解,應該是不分藍綠,各方的學者專家各自拿出有效力的歷史證據,一起進行辯論,或許過程會相當激烈,而且花費很多時間,但是花再多的時間,不管半年也好,一年也好,都應該這樣進行,才能對歷史疑問與誤解偏見給徹底打通。這也是為什麼藍天盟總是積極參與關於二二八、白色恐怖演講的主因,所訴求的絕不是鬧場,僅只是公開辯論的空間與機會,這才是正確的做法。

文章來源:歷史臺灣第8期:大眾史學專題

(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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