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此次長榮空服員罷工的影響,長榮航空估計在本月底前將取消約900個航班,影響逾17萬旅客,已確定成為台灣空運史上最大宗因罷工影響航班事件。對此,旅行業者只能苦笑:「一次長榮罷工抵兩次華航罷工」。

國際航空除了運輸旅客外,更擔負著載送貨物的服務。在目前企業內控管理零庫存的時代,如此大規模的勞資對立,除了相關產業鏈的經濟損失之外,對於企業形象傷害更是無可評估。

為避免事件不斷重演,筆者認為政府應正視兩件事情:

一、修改《勞資爭議處理法》,明訂企業工會與職業工會之罷工門檻:

現階段依照《勞資爭議處理法》之規定,無論企業、產業或職業工會,本來就有罷工的權利。但就華航、長榮罷工事件看來,這幾次似乎都是由「職業工會」發起。從現場抗議的民眾畫面,不得不令人聯想:「職業工會發起罷工,其中實質的『企業員工』的佔率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旅行商業公會全聯會理事長蕭博仁表示:「全聯會並不是反對空服員罷工,而是希望參與罷工之『企業員工』須符合比例原則。」誠如英國柴契爾夫人在職時斷然修改工會法,規定「職業工會」禁止罷工,以及「企業工會」才可以罷工,藉此穩定英國經濟狀況。接著美國在1980年代也強制修改工會法,禁止「職業工會」罷工。世界先進國家,包括日本、韓國、以及歐美地區皆禁止職業工會罷工。因為「職業工會」是由不同公司、但同業的勞工所組成。理論上不應讓甲公司員工用任何形式介入乙公司的營運狀況。

政府應有決心,將法令修正為:1、只有「企業工會」才能發起對該企業的罷工,或是2、發起企業罷工時,該「企業工會」的佔率應為聯署人數的七成以上,才符合比例原則。透過不同公司的聲音決定特定企業的走向,無利於勞資關係的發展。

二、釐清對旅遊營業人(旅行社)的定位:

觀光局發出新聞稿聲明:「這次罷工事件是屬不可歸責於旅行社與旅客雙方的事由。」依據《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14點規定,「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本契約之全部或一部無法履行時,任何一方得解除契約,且不負損害賠償責任。前項情形,旅行業應提出已代繳之行政規費或履行本契約已支付之必要費用之單據,經核實後予以扣除,並將餘款退還旅客。」然消基會在6月21日發佈的新聞稿中,卻依《民法》認定旅行社是航空公司債務代理人,呼籲長榮航空和旅行社應該全面負起賠償責任,更要對旅客支付違約金的賠償。

更進一步來說,《民法》第514-1條明定旅遊營業人是提供旅客旅遊服務為營業而收取旅遊費用之人;旅遊服務則包括安排旅程及提供交通、膳宿、導遊或其他有關之服務。在面對罷工這種勞資抗爭,最無辜往往是夾在航空公司與消費者之間的旅行業者。旅行業受消費者委託向航空公司買票,實質上也是航空公司的消費者,消基會竟然要求旅行業者與航空公司負起全面的賠償責任。若依消基會的思考邏輯,被害者委任律師進行訴訟,萬一敗訴,受委任的律師是否也應共同負起賠償責任?

在不可預見的事情(罷工)發生時,消費者只會選擇對其有利的資訊,無論其是否合法合理。消基會如此僭越於觀光局的發言,無疑是提油滅火。

筆者在華航罷工時就建議政府,航空業罷工應明訂「預告期」,以及「旅遊不便險應納入罷工」。現在潘朵拉的盒子已經打開,筆者再次建議政府:1. 罷工應由「企業員工」發起而不應由「職業工會」發起,才有其對單一企業罷工的代表性。2. 航空業罷工最無辜的就是旅行社,民法514條應正面表列「旅遊營業人」係為旅遊人之委任人,以釐清長年來與航空公司之裙帶關係。

勞資雙方的爭議演變成為罷工,短短時間影響超過10萬人的旅遊、經商計畫,實不為大家所樂見。但就管理學的角度看來,用群眾的力量讓在位者修改不合組織的規範,以利組織未來之運作也是正向之調整。事情總有一體兩面,罷工事件雖然影響巨大,但我們不應只看其負面影響,應當就其事件源頭改進不合理之處,以期未來能帶給企業、勞工、消費者及旅行業者三贏的態勢。

(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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