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喜談「情理法」,這種談事的順序常遭質疑,尤其法治既是現代社會的基礎,許多人就認為該把「法」放在首位。「法理情」,才是我們談公共事務時該有的順序。

這說法沒錯,有「法」,就有共同基準。但「法」,有時而窮。現代社會發展迅速,「法」更就永遠趕不上變化。更何況,「法」,原是諸方角力的結果,往往強者為王,所以許多人常諷刺現在的法律如毛,但基本就只為強者而立。

就因「法」有這根本局限,許多人乃認為三者順序就該是「理法情」。畢竟,「法」如果不基於「理」而立,就缺乏正義。而有些「理」,如人身自由、私有財產等既牽涉生命尊嚴,帶有先驗色彩,「法」更就不能輕易凌越其上。

相對於「法理情」、「理法情」,「情理法」似乎顯得過時。畢竟,當代社會是多元社會,而「情」,其極致固有及於眾生的究竟慈悲,但一般時候,卻就圍繞己身而存,有其強烈的主觀性,人若只依情而為,社會就容易分成為一個個相互排擠的團體,矛盾紛擾,無有了期。

但雖說如此,世間事,也並非「法」與「理」就能講透的。以家為例,它就不是講「法」的地方,倫理既不可能都以「法」來界定,相關法條還須以親情為基點來設。而家,更不是一個講理的地方,既生活在一起,情感在一起,就難分你我。即便分得了,人需要有家,不也就是要個避風港,要個情感可以「耍賴」的地方?硬生生的理、硬生生的法,卻都會讓家變成不能再呆的地方。

家如此,社會依然,沒有「情」的社會,法與理,就容易成為「禮教吃人」,就容易異化為強者凌辱弱者的工具。

所以說,是「法理情」、「理法情」,還是「情理法」,須因事而定。而在此,我們不得不說,談兩岸來往,順序上,台灣就有著自己的誤區。

許多人談兩岸,總從法條而入。當然,要保障往來者的權益,這是必須。但只談「法」,大陸有大陸的法,台灣有台灣的法,你到底以哪為準?更何況,兩邊都有根本大法的憲法,到此鐵板一塊,事情更不容易得到務實解決,甚且還會愈鬧愈僵。正如同「九二共識」,原來有它離於硬生生法條的模糊空間,讓兩岸不致在根本大法上硬碰硬,你一拿掉它,兩車就只好對撞。

「法」不好直接硬碰,那就談「理」吧!兩岸須談理,自是當然。但談理,首先須面對事未易清的前提。這事,是歷史,兩岸各有各的說法,要取得共識,先須盡可能開放史料;但即便開放了,也還有史觀的問題。談理,要能求同存異,否則就只自囿於自己的理中,治絲益棼。

法與裡都有時而窮,而濟此窮者,其實就在於「情」。

兩岸同文同種,原不待言;分隔,是國共內戰的結果,也不待言;國府遷台後,有太多大陸同胞在台灣生根,通婚而有後代,更不待言;海峽開放後,超過百萬以上的台胞在大陸有產業,乃至與大陸人共組家庭亦不待言。這些都讓我們無法只從一個角度去分隔你我,什麼外省人、本省人、大陸人、台灣人,都只是屬性極狹的分類。更多時候,其實是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

正因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彼此之間就不能只硬生生地談法、談理,正如家中有紛爭般,「情」,才是對話的根柢。

有「情」,「法」就有彈性有溫度,所以護照外,就能設計出台胞證、入台證。有「情」,「理」就有轉圜空間。前些年,大陸對國府抗日主戰場的肯定,對張自忠、張靈甫說法的轉變都是。有「情」,兩岸就不再只有我無你,也就可能合力想像共同的未來。

平心而論,兩岸之間,「法」,原各有所持;「理」,由於還未能完全面對國府的抗日角色,大陸就理虧了些。但談「情」,當大陸人以台灣人為中國人時,並不在吃你豆腐,而是發自真正的民族情感。也因此,如果台灣還以為只要堅持「自己的」法與理,也認為只有「自己的」法與理才真確,而視大陸的民族情感為統戰,那就真可能斷送了自己的未來。(作者為台北書院山長)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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