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時任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左)與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在新加坡舉行「辜汪會談」。(本報系資料照片)
1993年,時任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左)與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在新加坡舉行「辜汪會談」。(本報系資料照片)
2008年,時任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率代表團至北京,與時任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右)進行會談。(中新社)
2008年,時任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率代表團至北京,與時任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右)進行會談。(中新社)
海基海協重要談判
海基海協重要談判

在跌宕起伏的兩岸關係中,1993年4月被歷史標誌成劃時代的轉捩點。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與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首度在新加坡會面,在數百名中外媒體的見證下,海峽兩岸分隔44年展開第一次的高層會談。這奠定了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的基礎,開啟兩岸以對話代替對抗的新時代。

1987年中華民國政府開放人民赴大陸探親後,兩岸交流所衍生的事務性問題遽增,因此透過一個由政府委託指定兩岸間執行公權力的民間機構擔任中介角色。1991年3月,政府及部分民間人士共同捐助成立海基會,並推選辜振甫擔任董事長。同年12月,對岸也成立了相似性質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簡稱海協會),由汪道涵任會長。隔絕近半世紀的兩岸關係,因此一溝通管道正式啟動而進入新階段。1993年4月27日兩會的最高負責人在新加坡舉行「辜汪會談」並簽署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及「辜汪會談共同協議」四項協議。

辜汪會談 4項歷史意義

雖然「辜汪會談」不是正式的兩岸官方對話,且之前兩岸已有「密使」私下接觸與個案式的談判,但一般認為至少有四項歷史意義。一、它是首度由雙方政府正式授權的高層會談,自此開啟了兩岸協商對話的時代。二、建立兩會的協商機制。雖然此一協商機制,從1995年6月到2008年六月長達十三年期間多半處於中斷,但馬英九就任總統後立即恢復協商,兩會協商機制仍是當前兩岸政府唯一授權協商管道。三、奠定日後兩會協商議題與交流的基礎。從司法互助、台商保障到文化科技交流等都已經在此次會談達成共識,並做為日後協商交流的議題。四、兩會的協商與互動成為兩岸關係發展良性與否最為簡易的判別指標。

為落實辜汪會談共同協議,兩會在1993到1995年間,先後在北京、廈門、台北、南京等地進行過7次的事務性商談。包括就「非法入境」、「劫機犯」及「漁事糾紛」等議題續行協商。就「共同打擊犯罪」、「司法協助」、「智慧財產權」及「台商保障」等議題交換意見等。

眾所皆知,兩岸關係在辜汪會談後也並非一帆風順,之後歷經台海危機,兩岸還是克服內部壓力,1998年在上海與行第二次「辜汪會晤」;所謂「會晤」是指經過1995、96年台海危機後,辜汪兩人進行「非正式」的會談。惟之後又因李登輝的「特殊兩國論」,兩會再度斷線,此後正式辜汪會談也始終未能舉行。並且在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兩岸各項協商中斷達8年之久。

兩會管道中斷至今

2008年馬英九上台,江丙坤接掌海基會後,旋即恢復兩會談判,上任月內率團登陸,讓冰凍多年的兩岸關係正式融冰。海基會4年任內,與時任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舉行8次「江陳會」,簽署18項協議。尤其2010年6月重慶第五次「江陳會」,雙方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當中陸方同意我方539項貨品列入早收清單,金額達138.38億美元,我方同意陸方267項產品列入早收清單。是兩岸經貿關係一大里程碑。

馬英九執政開啟兩岸大三通時代,更推動雙方朝向官方直接溝通的時代。辜汪會時隔二十二年後,新加坡「馬習會」登場的從「白手套」換成了「領導人」。此後陸委會與國台辦首長熱線更開通。但隨著2016年民進黨重返執政,首長熱線再沒響起,兩會管道也中斷至今。這又開啟另一個故事了。

(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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