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專制政權或是民主體制,曾何幾時「拚經濟」已成為各國政府共同的目標。在這個全球競爭激烈的環境中,有些國家儘管過去一路巔簸,卻能在對的時機、採取了對的策略,從此一躍而起。有些國家則雖看似光鮮亮麗,卻因執政者的錯估局勢、再加上故步自封或肆意扭曲資源,最終導致一蹶不振。

一國的榮枯盛衰若由歷史的遞嬗看來,從來就不是什麼新鮮事,但對於當下正身歷其境的芸芸眾生而言,其影響所及又豈止是開門七件事,稍有不慎即可能動搖國本,全球紛起的大規模抗爭,從不少歐洲國家在歐債危機爆發後的群眾運動、香港反送中事件百萬人上街頭抗爭等,即是最佳註解。為此,不少國家在處理經濟問題上,政治力的介入愈趨明顯。除了貨幣政策,維持流動性的寬鬆之外,最常見的政策工具莫過於藉由擴大公共投資來刺激內需,甚而挹注特定產業推動國產化。以台灣近期為例,2016年蔡政府上任後,所積極推動5+2產業政策裡的「綠能科技」,更可說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我們首先回顧,三年來居關鍵的太陽光電與離岸風電產業的發展近況。前者原本即有相當的國產化基礎,但在面對來自大陸的競爭壓力,各指標性的上市公司股價紛紛跳水、裁員事件頻傳,而若干國發基金投資的重點廠商更是搞到連年虧損。後者則相當依賴高額保證躉購電價與國內外銀行無償融資作支撐,卻因開發商將本逐利與風險趨避的考量,沃旭與CIP公司相繼提出替代方案,更使國產化的全面落實遙遙無期。甚至連2016年才剛豎起第一支離岸風機的國內團隊,日前也以出脫95%股權的方式淡出市場。至此,我們不禁要問:難道「國產化」政策真的錯了嗎?

不!其實問題的癥結所在從來就不是國產化,而在於主事者意圖以政府干預取代市場機能,進行國家資源的重分配。這是個多面向的問題,首先市場動態瞬息萬變,即便是在第一線的企業家都可能誤判局勢,更何況是距市場有千里之遙又不懂企業經營的政府廟堂高官,如何能適時做出最符合市場需求的正確決策?甚至還要跨越到中、長期,由於政策錯誤在所難免,資源一旦錯置必將殃及子孫後代福祉。更嚴重的是,在假新聞充斥,國會朝大野小的情況下,誰會在意且有能力去影響政府的決策?

試想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若有一方不是藉由市場公平競爭交易而取得超額利潤,那又是誰要來承擔這些意外的損失?同時,政府干預市場機能後的幼稚產業,能否順利發展起來,並在長期上具備因應國際競爭力的優勢,更是重中之重。而最最糟糕的是,為了弭平政治上可能的爭議,政府還會將其干預決策入法以彰顯其合理性,即制度經濟學中所謂:「當掠奪一旦合法化,就不再是不道德的行為。」這不正可說明了政府三年多來,一系列推動編列特別預算、修電業法、再生能源條例、綠能先行、再生能源憑證、離岸風電遴選辦法、綠能屋頂全民參與方案…,等等諸多法規措施的背後真正意涵。法規當後盾背後的政策,更能擺平各方勢力的競逐,不也是未來可能扭曲資源配置的最大幫手,豈可不慎哉?

無論從能源多元、能源自主或減少碳排放等方面,台灣都沒有拒絕綠能的理由,政府政策的介入來降低外部性或提供政策誘因,有其正當性,但這並不意味著要靠保護與特許經營的壟斷來推展。政府可以從租稅優惠、法規鬆綁、配合款補助、塑造公平競爭環境等工具著手。其次,從減少貿易入超、促進產業升級與擴大就業機會,透過國產化來扶植國內企業,亦有其相當的必要性。只是政府實應從更客觀更超然公正的角度,一視同仁的對待各類能源的內、外部成本,並鼓勵與創設公平競爭之市場環境,來育成與鍛鍊國產化產業,如此才能更有效率的生產與配置能源、節制國家資本同時發達國產化企業的私人資本。同時,透過市場公平競爭的過程中亦可真正篩選出適合國內廠家參與的業務與產業聚落之形成,逐步達成茁壯國產化的可能。

不管明年年初選舉結果如何,在此都要提醒未來的國家領導人,一定要改變長期以來萬能政府的大投資、大溫暖、大有為的錯覺,因為真正重要的東西,往往只用眼睛是看不到的、用手也摸不到的,自由化的思維與可公平競爭的市場制度才是創新與變革的根基,也是救經濟的真正良方。

(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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