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報導,針對日前校內連儂牆遭兩名陸生撕毀,某大學多名港生到板橋分局提告陸生毀損與妨害自由。港生認為,這種行為嚴重影響他人言論自由,兩名陸生應公開道歉。

這是香港反送中衝突在台灣校園裡的一則縮影,撕毀他人於連儂牆張貼的不同意見,當然不該。現在的問題則是發動刑事制裁強迫公開道歉,是在伸張還是貶損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最常出現在討論憲法觀念的場合;意思是政府有憲法義務尊重人民傳遞資訊及表達意見的自由與權利。但新聞裡學生主張的言論自由並沒有政府侵犯憲法言論自由的問題。撕毀連儂牆的是學生,不是政府。

如果非要找出此中有憲法上的言論自由,那也要等到公權力出面干預時才會出現。可以問的是,公然撕毀連儂牆,是象徵性言論嗎?如果答案為是,政府追究撕毀紙牆的刑事責任才會出現憲法上的言論自由是否受到限制的問題。此中可能還因罪名的不同而有差異。

如果公權力是追究妨害自由的刑事責任,想要處罰撕毀連儂牆的象徵性言論,會有憲法上言論自由(用撕毀紙牆表達意見)的問題;如果直接把撕牆陸生看成對岸政府的代理人,那是以國家安全為由制裁象徵性言論了。執法者帶著政治色彩,制裁言論「不法」,也有憲法上言論自由的問題!

如果公權力不問撕牆所欲表達的意見為何,而只問是否侵犯他人的財產,追究毀損行為(紙牆是紙牆主人的財物)的刑事責任,比較像是無意干涉言論自由。但涉及的財物價值輕微,發動刑罰制裁還有小題大作的問題。

主張言論自由受到侵害,要求撕牆的學生道歉,性質上是針對民事侵權行為尋求救濟,是在主張《民法》上的言論自由,不是憲法上的言論自由。民事是私人間的關係,不涉及政府。

主張《民法》上的言論自由,卻提出刑事追訴,則是要拉政府加入戰局,民事變成刑事。說是以刑逼民不免沉重;說是民刑不分,或許更貼切一些。

民刑不分,是德治社會傳統的特色,「出禮入刑」觀念的產物。禮是主政者負責管理的道德秩序,人們覺得社會秩序遭到破壞,請求政府出面干預以重建社會秩序,也同時完成了彌補自身損害的權利主張。對於連儂牆被毀的被害人而言,自覺受傷的部分當然不只是紙張的財務損失,而是類似嘴被摀住的抑鬱;其眼中的陸生或許就是大陸政府的化身。未察覺的是,在台灣,不該假設陸生等於政府。

那麼要求道歉,又是怎麼一回事?陳新民大法官曾經這樣解釋,「衷心認錯式的道歉」,是一個極少數「道德邁入法律」的門徑,是「國民普遍法感情」的反映,是「知恥近乎勇」的道德教化。原來,要求道歉,幾乎是德治社會的自然反射動作。

許宗力大法官也曾經解釋,強迫公開道歉「具有心理上、精神上與道德上的公開懲罰功能,使加害人受到類似遊街示眾的屈辱,嚴重打擊其人格尊嚴。」唯心主義的誅心之舉,不能伸揚言論自由。

憲法言論自由是法治國家的語言,是要國家公權力讓出公共議論的空間。把憲法言論自由轉換成《刑法》保障的言論自由卻是發動公權力逼迫對方道歉,拖著公權力介入公共議論的道德場域維持秩序,期待公權力發揮強迫「知恥」的道德教化作用,同時滿足打擊對方道德人格的復仇衝動。用言論自由的名義提出刑事告訴,背後其實是傳統社會的潛規則意識:「不道歉賠禮,國家就該用刑!」這並不是好主意。

說到此,想起了連儂(John Lennon)在1968年披頭四〈革命之歌〉中的歌詞:「你說要革命,是的,我們都想改變世界/你說要進化,是的,我們都想改變世界/但你說到要破壞,知道嗎,可不要把我算上」。

連儂的一句名言於此恰成注腳,「我們的身上都有個希特勒,但我們也都懂得關愛與和平,為什麼不能給和平一次機會?」

(作者為東吳大學法律所教授)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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