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國家尚不能用數目字管理時,君主立憲不可能成為事實。可是獨裁制也有它力之所不能及的地方。

當時廷臣的想法是,這年輕的皇子不僅繼承皇位,他更應當視自己祧承為伯父之子,因之皇室之遺傳才能一脈不斷的出自正裔,在祭祀時,也不生枝節,可是朱厚熜拒絕這樣的做法。他登極之後,表明他仍舊以親身父母為父母,並且給他業已身故的父親皇帝的名位,他的母親也取得皇太后的地位。廷臣因皇帝的舉動而意見分歧,這一糾紛也經年不得解決。西元一五二四年又有一大堆官僚赴闕啼泣,皇帝震怒之下將其中一百三十四人囚禁,其中十六人死於廷杖。而且很不幸地,朱厚熜亦即嘉靖皇帝,御宇期間長達四十四年之久。

堅持立長不立幼

第十三個皇帝的行止更令人扼腕。朱翊鈞又稱萬曆皇帝,刻下他的陵寢供眾觀鑒。他在位四十八年,在歷史上頗得荒怠和浪費的聲名。傳統的歷史家認為他最大的過失,乃是讓他自己的私生活阻礙公眾事務。他的長子常洛出生之後不久,他熱戀著他第三子常洵的母親。當他企圖傳位於洵而置常洛於不顧時,整個朝廷為之震動。群臣要求他立長子為太子,他一再將建議延擱。各方指斥他廢長立幼,違背了傳統的習慣。他又一再否認,可是痕跡俱在,雖否認也不能令人置信。在常洛四歲時,七歲時,十多歲時,至近二十歲時,廷臣不斷的催促,皇帝仍是接二連三的推諉。直到西元一六○一年,實在無可再推,朱翊鈞逼於眾議,才意態怏怏的立朱常洛為太子。可是這還不算,宮闈之間傳出,有人企圖謀殺太子,此消息或假或真,或者應當據實查究,或者應當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總之就使百官站在不同的立場,掀動了他們本來原有的各種明爭暗鬥。西元一六二○年朱祤鈞逝世。常洛以三十八歲的成年人即位,是為明朝的第十四個也是在位最短的皇帝,剛一個月之後他即隨父親而駕崩。群臣聽說其死因在於用藥不當,又要追究責任,將這疑案和以前的爭論糾纏在一起,如是者二十四年,直到明朝覆亡方止。

當我們企圖將中國歷史之綱要向初學者及西方人士介紹時,不論是口講或筆寫,以上糾纏不清的人事問題,都使我們感到為難。一方面我們固然不應當規避這些情節,本來各項軼聞與祕史,也是歷史的一部分,我們提到英國的宗教改革時也不能撇開亨利第八因為熱戀著安波琳(Anne Boleyn),想離婚而不遂,引起和教皇的衝突;在說及俄國女皇凱瑟琳的開明專制時,也免不了要提到謀殺彼德第三才使她獲得政權之由來。以此看來,中國歷史也就避免不了類似的情節,即算這些事故輕佻瑣屑,只要時人視作重要,也不便由我們於幾百年後另自作主,將之摒斥不提了。只是此間我們所說困窘之處,無非明代史裡此種故事接二連三的整幅出現,有時翻閱十年的紀錄幾乎無其他的事可說,全部歷史盡是輕佻瑣屑的故事。

幾經思量之後,我們覺得後面還有一點待提的地方,這是當時人既未提及也無法提及的。當明朝經過創造的階段而固定下來時,朝廷的主動部分實為百官臣僚之集團而不在君主。文官因為科舉取士,也就是甄別選擇的所有程序都有定規可循,即一般的考核升黜亦復如是。即算朱元璋罷宰相這一官位而終明代未曾復置,以後之各「大學士」實際上亦填補了此缺陷。大學士為文筆之士,起先參加皇帝各項詔書之起草,逐漸因擬稿而有了決定方針與政策的能力,到後來官階和聲望與日俱增,實際上成為統合文官組織的主持人和他們的發言人,只不過他們的行動與決策還是要通過皇帝的正式批准而已。

這實際上是一種表面奇特而內中有理的安排。當一個國家尚不能用數目字管理時,君主立憲不可能成為事實。可是獨裁制也有它力之所不能及的地方。當時北京的朝廷自認將無數的村莊集結,而在其管制之下維持一種難得之平衡,絕不可讓皇帝盡量的發展其人身的權力。雖說在理論上講,這種權力並無限制,最後的辦法仍是以人本主義調和這天授皇權,或者說是強迫的執行開明專制。皇帝登位之前既為太子,則有管文學及教育之臣僚任太子的師傅,講授自我抑制,對人謙讓的大道理。從十五世紀末葉的情形看來,恐怕此時的君主已經了解,他們惟一的實權不過在懲罰方面,但其施用自然有限度。另一方面則朝廷之中毫不含糊,也從不間斷的舉行各種儀節以強調皇帝寶座的神祕性格,以致構成一種弄假成真的信仰。這樣一來,如果有任何爭執找不到確切的解決辦法時,有了以上的安排,則皇帝的仲裁自然有效,他既本身不介入,也無個人之利害在其爭執內,他的判斷就具有天子所賦予的威權了。

從此我們也可以窺見,為什麼頑皮的朱厚照要自己官銜與職位,以便將他自己和皇位分離,可是其臣僚卻不能將這輕浮的舉動一笑置之。他們既不便公開的反叛,只有採取消極的不合作辦法。而另外的一個極端:朱祐樘為人中庸,也無個性上的表現,正是做好皇帝的材料,也算是無才就算有德了。

其他的故事中可以看出百官對皇位之繼承極端的注意,他們堅持立長不立幼的原則幾乎帶著宗教性的虔誠。這問題容易產生敏感,乃因其關係臣僚本身的安全。如果皇位可以由人為的力量給與或褫奪,則其神祕性已不存在,百官的信仰也成問題,以後的結果極難逆料。有了這樣的理解,我們可以看出上面各段軼聞並不全是無關宏旨的小事,既有這麼多有識之士以生死爭,這也是在尷尬時期內,以一種笨拙的辦法對付可以謂之為憲法危機的諸項問題。

財政紊亂的原因

明朝有兩個主要的原因,使它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它歷代沿用的軍戶制度很快的衰退,它的財政稅收過於遷就農村經濟之習慣,而不易作全面的改組。

軍制的衰退不難解釋:最初奉命以軍戶登記的戶口並非全部出於本願,很多是被強迫「垛」入。如果他們分配有耕地的話,則其地產並非集納於一處,而係和其他私人產業相錯縱。被分配田地的戶口,將地產買賣轉當無從查悉禁止,經過數代之後,有的戶口死絕,有的逃亡,軍戶只有不斷的減少,總之就是去多來少。在邊區屯田,其情形稍優,在十六世紀初葉,大概很多屯區尚能維持到百分之四十的人戶數,在內地的衛所則所存通常不及什一。(待續)

(旺報)

#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