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時日本殖民統治下,站在日人的立場,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最終不可能成功是可想見的。然而該運動在啟發台人政治意識,打破台灣總督府的封鎖,將台灣統治的黑暗面曝於日本本土,喚起日本輿論及日本中央政界的注意,改變日本本土識者對台人的觀感等方面,自有其一定的貢獻。

日本台灣總督府是當時台灣實際統治者,對彼時台人的種種政治活動,日警均曾予嚴密監視並深入瞭解。據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日據時期嚴禁攜出部外)研析,認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並非以單純的地方議會設置為目地,而係帶有顯著的民族運動色彩,動輒表現出意欲統治權脫離運動之傾向,惟其運動者比較屬於知識階級,故對世界大勢與本島地位等有相當理解,知悉不能立即實現這種野心」。

運動者思想甚頗不一

「綜觀彼時其幹部之思想言行大致有二,其一即立足於對支那(中國)將來寄與莫大囑望,以為支那不久將恢復國情而雄飛世界,必定能收復台灣,基於此一見解,於此刻到來前不可失去民族特性,涵養實力以待時機。

因此民族意識極為強烈而追慕支那,開口即強調支那四千年文化,鼓唆民族自信心,動輒撥弄反日言行,行動常有過激之虞。

其二則對支那將來未有莫大期待,置重點於本島人的獨立生存,假令復歸支那若遇較今日更烈之苛政則將無所得,因此不敢排斥日本,而以台灣為台灣人之台灣,專圖增進其利益幸福,雖然如此,彼輩係因對支那現狀失望,而不得不抱如此思想,他日如見支那隆盛,則不難想像必將回復如同前者的見解。前者的代表人物為蔣渭水、蔡惠如、王敏川等,屬於後者的則以蔡培火、林呈祿為主。至於林獻堂、林幼春以下的幹部,雖旗幟不甚鮮明,但大勢似傾向後者。

至於幹部以外的運動者,其思想甚頗不一,或夢想本島獨立復歸支那,亦有主義傾向主張反對現在的國家社會組織自體,也有單只希望本島自治者,亦有某種感情論者,一時難以道盡,但究其根底就是不樂意日本統治,至少在實質上欲脫離日本之羈絆則相同」。

因此,站在日本殖民當局的立場,認為:坽倘若讓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實現,或著容認此種運動公然盛行,島民將錯認為此一前進方向已獲肯定,將呈現急速走向民族主義的傾向,從而將不再有人聽信內地延長與民族融合的說法。

台人將認為日本無力抗拒世界大勢,不得已而准許殖民地自治,致使增長本島人的暴慢,引發內地人(日本人)的憤激,從而妨害內地人與台灣人間的融和,加深其間渠溝。由於本島島民與官廳間的關係,長期處於反目嫉視情況下,不難想像將恐因本運動帶來激變,故日本殖民當局不允台灣設置議會。

1926年台灣議會設置第七次請願時,日本內閣總理若槻禮次郎在帝國議會上,即明確地說明「在台灣、朝鮮等設置特別議會是違反憲法,而無論如何不能容認」的宗旨。

「台軍作第43號」密件

在當時日本殖民統治下,站在日人的立場,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最終不可能成功是可想見的。然而該運動在啟發台人政治意識,打破台灣總督府的封鎖,將台灣統治的黑暗面曝於日本本土,喚起日本輿論及日本中央政界的注意,改變日本本土識者對台人的觀感等方面,自有其一定的貢獻。

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全面佔領中國,於1937年7月7日,發動了蓄謀已久的「七七事變(盧溝橋事變)」,開始了全面侵略中國的戰爭。以此為標誌,第二次世界大戰亞洲區域的戰事也正式拉開。在日本的第一塊殖民地臺灣,總督府立刻發佈「為因應時局徹底進行精神總動員件」和「華北事件之際特別注意事項」,加緊了輿論的宣傳與控制。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之時,臺灣已經被日本殖民統治了四十二年,且進入戰時體制,但台灣各地反抗行動和反抗言論卻仍接連不斷。據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現藏相關共有十七件史料「『中國事蹟與本島人的動向』上報之件」,該檔案分別收藏於1937年的《密大日記》、《陸支密大日記》,1938年的《陸支密大日記》、1939年的《陸支密大日記》及1940年的《陸支密大日記》內。

這些檔案是根據當時臺灣憲兵隊長、總督府警務局長、各州知事及廳長的通報編纂的,由臺灣軍方高級長官向日本陸軍最高長官提供的情報資料。例如在1937年9月1日,臺灣軍司令部參謀長秦雅尚,報給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的「台軍作第43號」密件:《通過北支事變看本島人的皇民化程度》,發現這份資料記錄了在這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裡,臺灣島內就有70多件反抗事件發生,其中言論行為的反抗事件計有52件,其中又有許多日常口語居然是視中國為祖國,其具體內容及處理方式如下:7月18日,臺北市東門町130雜貨商洪文超在自家向大眾宣傳:日支開戰,支那大國必勝;拘留5日。

7月22日,臺北市下奎府町3-59的粘忠俊在市內大和町臺北印刷廠對臺灣人印刷工宣傳說:日本人為盜賊,心黑,將來必死光;所轄署檢束中。

(待續)

(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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