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明勳 (1913-2010)是我的父親。 他這一生,走過許多地方,見過許多大小人物,擔任過許多不同職務,他在他的周遭,在許多人的事業、學業與生命歷程之中都發揮過或大或小的助成作用。

抗日戰爭結束的時候,他以中央社台北特派員的身分,隨同國民政府前進指揮所,搭乘美軍的軍機,從南京抵達台北松山機場。其後他目睹了日本台灣總督的投降儀式,參加了第一回中華民國國旗的升旗典禮。那是1945年夏秋之交。 那年父親還不足32歲。

以後的六十餘年,父親在台灣有過各種頭銜。但是他所衷心自我期許的,始終是一個新聞從業員。他是一個觀察者,不時紀錄所聞所見。他是一個評論者,相信士大夫應當有守有為,直言不諱。 他對輿論的公信力有相當的期盼,他認為如果有些話應該說而沒有人適時地把它說出來,這個公眾場域的沈默就是群體的過失。他的大學學士論文以《輿論的形成》為題目,完成在抗戰爆發、協和大學南遷到福建山區裏的環境之下。 那篇論文除了引用許多當代以英文出版、關於言論自由的學理著述之外,並且引述了1930年代以參加抗日「救國會」 而聞名全國的鄒韜奮。

鄒韜奮在上海出版《生活週刊》,以所謂「短小精幹」的評論以及普通讀者都能夠理解的文字闡釋愛國與抗日,鼓吹國家內部的民主改造以及對外的民族抗戰。父親那時候雖然在邵武偏鄉,也不忘關切全國的潮流與氛圍。

鄒韜奮後來在國共內戰中被共產黨稱頌為「人民喉舌」。父親在台灣的半個多世紀,從來沒有提到過鄒的文字與主張。但是我們細讀他的著作,也許不能不猜想鄒韜奮的新聞實踐對他是否也有一些啟發。父親即使在晚年、在經歷了國民政府長年的戒嚴體制之後,似乎也沒有忘懷大學時期對輿論自由與改革進步的理想與憧憬。

父親在台灣,不久就退出採訪編寫的第一線。但是他始終沒有放下他的筆。他勤於讀報,每天寫日記, 在家的時間多半都在他的書房裡。他的日記,正像他同時代許多人的日記一般,平平實實,沒有什麼秘聞,有時附上剪報。他不時會記上一筆,表示對我們兄弟姊妹幾個人考試不及格、或者有其他不聽話的行為有些失望。除此之外,其他幾乎全然看不出有什麼自發的感想。這樣的日記本子如果不小心丟了,給人看見,也無可議論,不必擔心。

他是各種董事會、理事會、委員會會員,那些車馬費幫著交了我們從小到大的層層學費。他經常為各種不同會議場合準備各種演講稿。這些稿子,以我曾經讀到的來說,多半四平八穩,符合三民主義、四維八德,沒有給我留下太多印象。這些文章只有在點滴小故事的敘述裏,讓人在不經意之間,能夠一窺他的友朋與理想世界。他的發言,無論是公司董事會或者是政黨評議會,當年大約總是言者自言,聽者自聽。他也許不時有批評性的建言,但是他所處的大機制,提供的是一個異議十分微薄的環境。

這裡收集在《感懷》五集裏的文字,經過父親親自挑選與整理。這些文章最早見諸報端的發表年份是1981,最遲的是2002。 其中發表在1988年蔣經國逝世、李登輝總統解嚴以後的文字,文筆更勤,時評的參與更為深入,一反父親多年在文字上的自律。他所發抒的,難道是他在台灣積累了近半世紀的感想?他在這個時候已經遲暮,並且一無所求。他所書寫的,難道是他對台灣民主化的傾慕以及憧憬?

《感懷》五集的文字,大致區分起來有幾個大類。 數量最多、年份最早的一類以人物為主,寫作的誘因,有的是為了祝壽慶生,有的是為了哀思紀念,有的是為傳記提供材料。父親平生把交遊、識人當作大事,仔仔細細盡心盡力地結識友朋,不分省籍與九流三教。這一類文字側面反映了他交遊圈子的廣闊與深厚。

第二類文字以台灣的新聞業為內容,寫作的誘因,有的是為了標誌企業成就的里程碑,有的是提醒一些重要的淵源與傳承,有的則更是跟同行同業分享一些新聞人在不同情況之下的心得與操守。這一類文字算得是父親對他的新聞本行作為一種自由職業、一路走來發展與趨向的見證。這類文字幾乎全部產生在1990 年代「報禁」解除之後。父親見證了台灣報業從1945年戰後接收到2000年政黨更替。他的信條只有一個,就是報業的天職,是溝通政府與民間,讓廟堂裏的措施能夠充分的接上地氣,報業的存活,全看是否能夠透過發行機制,展現活力。

第三類文字則以時事為主,這是他作報導文章以及寫社論的一面,其中最廣受注意的是他在解嚴以後,對「二、二八事件」的回顧與評論。他的『不容青史竟成灰』發表在1988, 在蔣經國去世後不久。 其次則是關於世紀之交台灣的民主化、以及海峽兩岸關係的觀察與建言。後者我認為非常具有歷史意義,應當與他的「二、二八」文字並讀。

(轉載自民國108年10月27日聯合副刊)(全文共四篇,待續)

(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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