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原本是美國在中東最重要的盟友,巴勒維國王時代雙方關係達到最顛峰,伊朗是美國以外唯一擁有F14熊貓戰鬥機的國家,國軍現役的紀德級驅逐艦當初是就是為伊朗量身定製,只是一場革命改變了四艘軍艦的命運,陰錯陽差變成中華民國的主力戰艦。美國、伊朗從昔日親密盟友,如今兵戎相見,名作家殷惠敏多年前曾在「中時」發表專文剖析革命前後的伊朗社會。

一九七九年二月,在伊朗,是一個振奮人心的月份。流亡巴黎的伊斯蘭宗教領袖柯梅尼,二日乘坐法航班機返回伊朗,領導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革命。他一下飛機,就到被迫害致死的革命烈士公墓去致敬,發願一定要建立一個窮人翻身、受壓迫者獲得自由的伊斯蘭共和國。當時,興奮的群眾圍攏著他,人潮一波波湧上前,連他的頭巾也給擠得掉落下來。十天之內,伊朗政府軍棄械投降。對許多伊朗人來說,這是他們一生中最難忘、最快樂的日子。

然而,多年後,大多數伊朗人已被革命壓得疲憊不堪。他們雖然推翻了巴勒維獨裁政權,但政局的演變卻是以暴易暴,教士的神權統治不但長期控制了伊朗政治的走向,而且壟斷了詮釋宗教的權力,窒息了思想,使得伊朗社會向後倒退。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伊朗婦女在六十年代,無論是入學或就業率,都是開發中國家的典範。但在伊斯蘭革命後,她們卻被迫蓋上頭巾,走回家庭。

革命勝利後,接踵而來的劫持美國外交人員事件以及與伊拉克的長期苦戰,造成五十萬伊朗人喪生,弄得國疲民窮,老百姓早已不堪負荷。他們對政治的僵化和經濟的衰敗雖然深惡痛絕,但卻再也不願見到另一次革命。他們反而寄望于安定環境中的點滴改良,期待著經由選舉而上臺執政的開明教士的改革,能讓他們的生活好過些。

伊朗革命一如歷史上的其他社會革命,有許多類似的結構因素,如家長式專制、社會失衡、機構贏弱,農民或新中產階級的普遍異化等,構成某種特定的歷史情境。革命後建立的政治秩序也有權力集中,濫用暴力,突出某種理念,排斥其他理念的傾向,以及表面激進的偽平均主義特徵。但統治集團在被迫實行選舉後,保守派教士只能仰賴最高國安委員會的庇蔭,靠軍警、革命衛士、民兵所形成的利益共同體,來捍衛「革命」,靠違憲的特別宗教法庭來鎮壓異議教士和改革者。過去十多年的伊朗政治,基本上就是這些保守派教士,和經由選舉而執政的改革派教士之間的拉鋸戰。保守派也知道,他們的權力缺乏合法性,他們不可能是這場拉鋸戰的最後贏家。因此,他們要盡力把現狀維持下去。

我們似乎也可以從傳統與現代、伊斯蘭與西化的對立角度,來觀照伊朗的近代史。伊朗國王巴勒維雄心萬丈地把西化推到極致,他的政權卻葬送在反獨裁的知識份子和反西化的傳統教士的聯合陣線手裏。這是革命的必然還是歷史的偶然?如果可以重新來過,在同樣的時空環境裏,這些知識份子是否仍會採取同樣的行動?他們是否一定要等到柯梅尼把伊斯蘭基本教義推到極致,才醒悟過來?

(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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