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期間,他一度有幾個中國人擔任他的祕書助手,不僅幫他抄寫典籍內容,也學會了摹寫他的書信──包括義大利文、法文與拉丁文書信。儘管他們完全看不懂內容,還是可以將一張薄宣紙鋪在他的信件上,循著他的筆跡分毫不差地畫出一個個字母。

1720年十一月,傅聖澤奉命立即從北京循陸路南下廣州。儘管他多年來一再請求調回歐洲,以便能夠全心繼續他的學術工作,卻沒想到自己會必須在這麼匆促的情況下離開。傅聖澤在北京的上司只給了他八天的時間打包所有的財物、書籍與筆記。他的圖書收藏量極為驚人,儘管租了十六頭騾子,也只載得動其中一部分,迫使他不得不拋下一千兩百本以上的書籍,裡面充滿了珍貴的筆記和眉批。後來,這些書籍有三箱經由水路送至廣州,但送達的時間太遲,當時他已離開了中國。至於他留下的大批個人文件,則是全部丟棄銷毀。

在《易經》中找證據

教會方面表示,他之所以必須離開得這麼匆促,原因是這樣他才趕得上法國東印度公司的冬季船班,趁著順風出發。傅聖澤雖然拖著病體,而且冬天的旅行條件又相當惡劣,但他還是在二月二十日就抵達了廣州,當時那些法國船隻都還沒到達。於是,他浪費了將近一整年的時間枯等,原因是那些船隻錯過了季風,只能在各自的所在地等待冬天過去。

傅聖澤把自己的中文書籍整理過後又重新裝箱,共有十一箱。除此之外,他還利用法國東印度公司提供的經費,為巴黎的國王圖書館在南京書市代為賒購了七箱書籍。他最重視的是他自己的十一箱書籍,因為他研究的核心資料都在其中:他所詮譯的中國典籍將可證明宗教的真實奧義,藉此導正中國傳教團所陷入的錯誤。傅聖澤的那十一個箱子裡共有將近四千本書,他還將其仔細區分為十四個基本類別。居於首要地位的就是中國所謂的五經,包括《易經》以及探討禮、詩、史等的另外四部經典。接著,則是孔子的《論語》和中國基礎教育當中的其他短篇著作,還有中國歷代史、探討道教和語言的著作、經書注本,以及哲學思辨、科學、政府、教育、禮儀等方面的書籍。用來探討中國人偶像崇拜的佛教經典則居於末座,連同若干小說作品,例如講述唐三藏到印度取經的明朝冒險小說《西遊記》,還有若干天主教傳教士以中文撰寫的作品。光是傅聖澤親手抄寫的分類目錄,就長達四十八頁。

傅聖澤在中國待了二十二年,把大部分的時間都投注於證明他所獲得的三項基本洞見:第一,中國古代宗教典籍,例如《易經》,都來自神聖的源頭,是真神賜給中國人的;第二,在中國的神聖典籍當中,「道」一字代表的正是基督徒崇拜的真神;第三,在許多中國典籍中用於指涉終極真理的哲學詞語「太極」,也具有同樣的神聖意義。

為了向心存懷疑乃至抱持敵意的上司證明這些觀點,傅聖澤必須在典籍中為自己的每一項論點找出確切證據。他引用了許多部典籍,卻在《易經》中找到最多證據。舉例而言,中國人認為有一股神聖的力量存在於慾望與混亂之外,在全然的平靜當中展現生命。每年春季,這股力量就會捨棄其平和的隱遁之處,而促使萬物為人類而生長。傅聖澤指出,只要以正確的方式研讀《易經》,即可看出這個存在體渴望降臨人間,書中對於它的千百種細微描寫,乃是暗示了基督的化身。《易經》的第十三卦明確指出以馬內利的降臨,以及人世喪失了純真的悲哀。第十四卦指出,人世間的敵人將在漫長的三年間反抗天主並且抗拒祂的律法。第二十四卦提及耶穌,第五十九卦提到上帝的意圖,讓小的羊群各自走散,大的羊群則會被帶回家。傅聖澤指出:「這個卦象明白預言了所有民族將重新聚合,屆時人類最初的狀態與世界最早的喜樂都會因此恢復。所有願意承認至高無上的天主並且臣服於祂的國家,都將獲得一道明亮的光芒所照耀。」

這就是傅聖澤所致力從事的工作,也是他的熱情所在──將中國古代所隱藏的神聖意義,明確地揭示出來。「在這一項工作中,」他寫道:「一切辛勞都甜美無比,即便是最沉重的苦工,也多少變得津津有味。」

揭示隱藏的神聖意義

儘管如此,他的研究工作仍然極度耗時而且困難無比。傅聖澤早已花費多年的時間閱讀所有早期經典,一一挑出足以引導他找出真相的線索。因為他還有其他許多工作,所以單是抄寫典籍中的篇章就可能花費數天或數週的時間。在北京期間,他一度有幾個中國人擔任他的祕書助手,不僅幫他抄寫典籍內容,也學會了摹寫他的書信──包括義大利文、法文與拉丁文書信。儘管他們完全看不懂內容,還是可以將一張薄宣紙鋪在他的信件上,循著他的筆跡分毫不差地畫出一個個字母。不過,在一七一八年,據說聘用這樣的助手違反了他的安貧誓約,上司於是禁止他再雇用更多的中國人。傅聖澤認為這些上司真正的用意其實是要阻撓他完成研究工作。

儘管遭到這項禁令約束,傅聖澤抵達廣州之後卻遇到了兩名上耶穌會教堂禮拜的中國信徒。這兩人都頗有學問,也樂於協助他的工作,但卻因為傅聖澤生病而不得不中斷合作。法國船隻將在不久之後駛回法國,傅聖澤也將搭船離開。他有沒有可能說服其中一名中國人和他同行呢?他們可以先到巴黎,再去羅馬。這種做法曾有前例,他也仔細瞭解過。當時,有史以來曾經到過法國的兩名中國人都沒有返回祖國講述他們的經歷。沈福宗在一六八○年代隨著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神父前往歐洲,覲見了路易十四與詹姆士二世這兩位國王,並且在牛津做了不少有用的工作,卻在返國的途中死於海上。黃嘉略在一七一四年由梁弘仁(Artus de Lionne)主教帶至巴黎,娶了一名法國女子,生下一個女兒,在當地定居下來,任職於王室圖書館,結果在不久之後因病死亡,連他的妻女也一併遭殃。不過,在中國人為西方教士擔任助手的例子當中,樊守義的經歷比較鼓舞人心,後來艾若瑟在海上去世,樊守義也堅決保護他的屍身,不讓自己敬愛的老師被海葬,而是將他一路運回中國,在聖土上以基督徒的儀式下葬。

(一七二一年十月六日 星期一,廣州)(待續)

(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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