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著海峽分析疫情,就像隔著玻璃窗看診,醫生和病人都有著使不上力與無助的焦慮。

2002年末,SARS冠狀病毒在中國廣東悄悄出現,至隔年2月12日已在廣東造成305人發病且有5人死亡。那時還不知道病原為何,而疫情訊息僅在中國境內流傳。2月21日,一位受感染的廣東醫生帶病出訪香港,爾後病毒感染轟轟烈烈地發生在香港與新加坡等多國,世界衛生組織(WHO)最終在3月12日發布SARS的全球警報。

2019年底,另一個新型冠狀病毒悄悄在武漢浮現。12月31日WHO接獲中國通報,武漢有44位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人發生。中國在1月7日分離並鑑定了新型冠狀病毒,並在1月12日公布基因序列,可用以研發診斷試劑。而自1月13至20日,相繼有來自武漢的3位確診病例入境泰國、日本及南韓之後,WHO在1月21日發布了第1份有關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報告。

回顧這兩個疫情的初始事件可看出一個模式,中國的疫情即便有上百病例,都屬中國境內悄悄發生的事件,而國際透明的疫情資訊,即便僅有3人,就可有效引起WHO的正式回應。其實,在2005年版的《國際衛生條例》,疫情通報至WHO的管道可不局限於各國政府。武漢的醫事人員若有機會早早善加利用此管道直接聯繫WHO,除可善盡警惕國際社會的責任外,或許可免於在中國被冠上散布謠言之罪名。

針對此新型冠狀病毒疫情,WHO相繼在1月23及31日召開突發事件委員會,最終提出「不建議採取任何旅行或貿易限制措施」的結論。諷刺的是,不理WHO的建議,各國紛取消進出中國的飛機航班。這是否意味著WHO已漸失去其對全球健康的專業影響力,非常值得省思。

自從1月24日武漢封城,且中國大大提升全國的防疫作為之後,中國境內的確診病例數持續急速上升,應都是在武漢封城之前所感染的病例,而一部分也可能是反映檢驗速度的提升。因中國並未公布這些病例的發病日,所以對境內的即時疫情,全球包含WHO在內,都算被蒙在鼓裡。

接著需要關注的是武漢以外的地區,是否有廣泛的第二疫情,就是指未去過武漢的新病人。台灣努力收集入境病人接觸者資料,對岸也需要即時提供病人發病時的流病資料,用以評估大陸各地無法追溯源頭的社區感染是否發生,且幅度為何。這些資料都是未來數個月如何防疫的依據。

任何一個新興感染症出現的初期,病人及其呈現的流行病學趨勢都是傳遞疫病屬性的訊息,我們需細心收集分析資料才能深入了解此疫病。累積這些知識,可作為後續如何持續控制疫情的依據。若沒有把握時機盡速以科學方法來收集、分析觀察這些病人的流行病學特徵及其接觸者染病的風險,我們就對不起這上萬已染病的人,也更枉費了這千萬被隔離在武漢的人所付出的代價。

最後,我們要關注被隔離在武漢的數百名台灣人,中國不應拒絕讓台灣派機前往武漢接人回台。華人二次大戰後因兩岸分隔造成多少親人分散的傷痛,有必要因這波疫病的蔓延及政治運作而再次重演嗎?(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生醫所兼任研究員)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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