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被熟知為學者、藝評家、作家、電影創作者,行人文化實驗室創辦人陳傳興,實則幾十年來另一身分是攝影者,卻自1975年《蘆洲浮生圖》展後便淡出台灣攝影圈,陳傳興說:「是某種局外人,不合時宜吧!」讓他將底片束之高閣,直到近5年,他才將多年來蒐集的影像釋放,預計分成五個章節,作為自我生命的敘述。

總是被問及,何以時隔40餘年才在台灣再次展出攝影作品,陳傳興自我分析解讀,認為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並不了解這些影像和我的內在關係」,就技術面而言,親力親為於銀鹽沖印工藝,要求細節與細膩的他,在沒有一定程度的控制與確定品質前也寧願先擱置。再者,陳傳興仍自問「我拍的事物,台灣社會與攝影圈的接受程度未知,似乎找不到適當的語言和社會溝通。」

年近70,一如進行《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大師電影計畫,陳傳興開始意識到「此時不進行整理不知未來會如何」的急迫感,先後在北京、上海推出了《未有燭而後至》、《螢與日》攝影作品展,近日《借光》則是在40多年後首次重回台灣的攝影展,並以自己早期在台灣及1976年後赴歐洲求學為分水嶺,分別以「個人精神史I」、「個人精神史II」呈現。

正在展出的《借光》「個人精神史I」是陳傳興自大學開始拿起相機,在台灣「自我放生、野蠻生長」的階段,從自己生命中的經驗開始記錄,如因為父親去世而拍下的招魂場景、觀音山的填場等,意外在此疫情橫流的時刻在台展出,陳傳興戲稱上天總是開他的玩笑,而這些影像,也意外地跨時空成為當代的安魂曲。

作為旁觀者又近乎參與者的視角,陳傳興當時的攝影作品還包括他跟著戲班子,記錄了戲台上下真實自然的狀態;在蘭嶼拍重刑犯,如今再重新檢視這些肖像,陳傳興淡然地說:「很漂亮的肖像,開心的,總比回台灣後好。」而他在台北車站所攝的一系列作品,旅客、等待、未知,一如他當時的心境,彷彿也記錄了自己的成年禮。

對於紀實攝影,陳傳興也指出「每個時代有其美學、價值觀與世界觀」紀實攝影在台發展幾十年,也能從中看到每個攝影者的社會關照,而他尤其推崇當年綠色小組投入社運的紀實作品,他直言「當你把生命擺在前面而不是意識形態,影像會有其自主性和生命,而非只是附屬品。」

(旺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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