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一個戰鬥時代,戰鬥訓練在建立革命人生觀,生活就是戰鬥,與強暴戰鬥,與黑暗戰鬥,與腐敗戰鬥,不能戰鬥,便將失去生存。

『樂觀愉快可以帶走憂愁,帶走失敗,可以帶來勝利。悲觀想自殺的人,是最無理、最卑鄙、最無志氣的荒唐男子。思想要有中心,信仰要有中心,失去了中心,力量就隨之消失,滿肚子牢騷,滿肚子批評,不能表現他有才能和學識,正表現他的愚蠢無能。大事有大難,小事有小難,天下事無一不難,但天下事無一不可克服,只在我們的決心和毅力。」

國防研究院深造

澎湖無高山河川,土地貧瘠,但人民學會了結網打魚乘風破浪的本領,這就是戰鬥精神戰勝環境之一例,澎湖樹木,受暴風壓迫,不能向上高舉,但能向平地延伸,雖然高度不能超過屋頂,但盤根錯節,彎曲結實,能站得住挺得起,這是戰鬥精神戰勝自然的一例。今天是一個戰鬥時代,戰鬥訓練在建立革命人生觀,生活就是戰鬥,與強暴戰鬥,與黑暗戰鬥,與腐敗戰鬥,不能戰鬥,便將失去生存。

人稱部隊能打仗為第一,部隊以打仗為第一,一切光榮、名譽、事功皆屬於打勝仗的部隊,九十二師自辦士官訓練,增加信心,加強戰力。連以下戰術研習,使營連排長想法一致,看法一致,戰術思想一致,各種演習,有思想有計劃,情報演習,反空降演習,成績斐然,全國第一,執行馬公機場擴建工程督導有方,裝備車輛管理嚴格,禮節周到,軍紀優良,士氣旺盛,信心堅強,在戰力估計上,是必能打勝仗的部隊,不愧為主義的軍隊。

四十八年十月,先生在澎湖任防衛司令前後四年,二任期滿,奉令調回台北,仍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十二月奉命入國防研究院第一期深造。其時鄞縣張其昀先生主持院務,為先生三十年前老友,雅相契重。先生在院一秉院中規定,進退以禮,同學中素敬先生為人,乃公推先生為學員長。先生在研究院八月,勤奮一如在國防大學時狀況。在院中遇昔日教授何浩若,並分析敵情,對人民公社及當前反共局勢,預測最近將來大陸必將發生空前饑荒。先生在分組研討時,嚴肅地說:「我輩對反攻大陸,責無旁貸,如其不能,則寧可與草木同腐,亦不願與人爭一日長短」。

一次研討會中,談及當前革命形勢時,先生說:

「革命事業,乃驚天動地非常大業,全在艱苦奮鬥中,須以大智、大仁、大勇之精神完成之。革命者不怕失敗,只怕無所作為,國父革命前後失敗十次,最後武昌一役,而告成功;況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千古歷史,均係由人而創造,並非歷史創造人,此之所謂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反攻復國重擔,擺在我們身上,不怕擔子重,只怕我們無勇氣,以肩挑此擔子,故吾人應再接再厲,鼓起最後餘勇,以與共軍搏鬥,沿歷史上開國者如漢高,中興者如光武,均在幾度艱困中,迭次失敗後,而以百折不撓之精神以獲得最後之成功也。」

常與同學研討學術

四十九年六月,先生畢業於國防研究院第一期,其畢業論文為「論人才與建國建軍之關係」,尤為院方各教授所重視,名列第一。先生選人才問題為畢業論文之題目,曾面告張其昀先生云:

「大陸淪陷,真如土崩瓦解。據我個人看法,基本原因,還在於一般青年和專家學者,茫然不知,於是隨波逐流者有之,譁眾取寵者有之,是非混淆,黑白顛倒,正氣消沉,公道淪喪而大亂隨之。故今後再造中華之唯一要務,乃在實踐『知難行易』的革命哲學。因為實踐篤行,本於真知灼見,不肯有真,何能實踐?這是我所以選人才問題為畢業論文之用意。」

先生論人才與建國建軍之關係論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人才的培養」:分如何發掘人才,如何教育人才,如何任用人才三節,分別敘述發掘、教育、任用之要領。第三章「中興復國人才的條件」:分哲學的修養,科學的修養,兵學的修養,品德的修養四節,敘述哲學、科學、兵學、品德四種修養為中興復國人才之必具條件。第四章「反共戰爭將才的選擇」:分風度、武德、才能三節,說明一位戰將應有的智能。第五章「結論」。斯文可謂用人之針砭,先生有感而發,全文已收入在《胡宗南先生文存》中。

國防研究院將各班畢業研究員組織同學會,以聯絡感情,砥礪品德學術。先生奉兼院長蔣公選任為同學會會長,仍以總統府戰略顧問名義居台北,辦理國防研究院畢業同學會會務,並常與同學研討學術,不斷研究軍事政治及反攻戰略,一如在軍在學之時。

先生好學不倦,凡同學故友之來,必談及讀書心得,凡所見每問近來所讀何書,一日先生頗欣賞敬重的李樹正將軍應邀相晤,告以近日所讀者為《亞歷山大新傳》。先生曰:「為將之道應熟讀亞歷山大、汗尼拔、凱撒、屠雲尼、尤金、阿爾多夫斯及菲特烈等名將之戰史,悉心私淑之,則必有所得。」並問及亞歷山大臨終時所言何事,對之感想如何?聽所答言後,先生繼謂:「余併讀亞歷山大新傳英文本,發現其臨終時曾言:『余雖然統治世界,但最後余終為世界所統治,一切空空如也。』其言究何所指?」李樹正答以亞歷山大可能以其承嗣無人,帝業必將崩潰,故空有餘恨耳。先生曰:「此固可能之一面,但其十年征戰,均建築於侵略之上,雖有功業,但乏德澤,充其量不過乃一大英雄,大豪傑耳。常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時之亞歷山大,雖凱旋而歸,卻身死異域,未嘗不想及此,故其心中特有餘恨,不若我之國父,推翻專制,創造民國;我之領袖,北伐統一,抗日勝利,其德澤永久留在人間者可比,此乃大聖哲與大英雄區別之處」。

先生之博學強記,對古今中外之聖哲賢人,皆以國父、領袖之德澤為標準,一般言行品德,總折中於國父與領袖,其信仰之堅定,忠貞之氣節,非他人之所及也。(系列完)

(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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