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左)與出版《台北人》的爾雅出版社創辦人隱地(中)、出版《孽子》的允晨文化總編輯廖志峰(右)在紀州庵文學森林的講座中,暢談兩本書的出版點滴。(鄧博仁攝)
白先勇(左)與出版《台北人》的爾雅出版社創辦人隱地(中)、出版《孽子》的允晨文化總編輯廖志峰(右)在紀州庵文學森林的講座中,暢談兩本書的出版點滴。(鄧博仁攝)

防疫有成,藝文活動解禁。28日下午,白先勇與出版《台北人》的爾雅出版社創辦人隱地、出版《孽子》的允晨文化總編輯廖志峰在紀州庵文學森林的講座中,暢談兩本書的出版點滴。白先勇回憶,25歲時,他正在美國愛荷華州攻讀創意寫作班,「那裡到處是玉米田,我就在一片玉米田裡,背景非常不合的寫出了《台北人》裡的上海交際花。」

一位當時才25歲的年輕人,如何在《台北人》寫出當時父執輩經歷1949年的滄桑?白先勇認為是源自中華民族的歷史感和集體記憶,當年國民政府才剛剛抗戰勝利,從重慶回南京,舉國歡騰,卻在短短四年後變化,政府又從南京遷到台北,他自己經歷過這一段,雖然當時年紀小,卻很有感觸,「雖然這本書是短篇小說集,但在潛意識裡有意無意的,每一篇都是以同一個主題貫串。我用完全不同的技巧、觀點和語調去寫,就看起來很不一樣。」

《台北人》當中豐富鮮活的人物肌理,則是源自各種記憶的拼湊,例如〈永遠的尹雪艷〉中,尹雪艷這個角色來自童年記憶。白先勇表示,小時候在上海住了三年,看到老上海當年繁華的最後一撇,「我曾經過百樂門舞廳,在路上看到舞小姐,穿著旗袍拿著扇子進去,走個兩步路,樣子真的就是不一樣,雖然我還是個小鬼,但都看在眼裡了。」

小說〈金大班的最後一夜〉描寫的夜巴黎舞廳的金大班,則是出自白先勇唯一一次去舞廳的經驗,「哥哥帶我去過一次西門町的夜巴黎,就碰到了『金大班』,她真的是從上海百樂門來的,講話整個上海派頭。我覺得這個人有趣極了,就替她編了個故事。」

白先勇表示,「我寫小說最重要的是腦中有一個人物,再去編故事,主題是有意無意的影響。寫作很奇怪,有時聽一首歌、看一個人,慢慢慢慢的就變成一篇小說。寫作對我來說還是『受罪』的,沒有人能告訴你要寫什麼,或該怎麼寫。作家只有靠自己,只有你一個人三更半夜在書房裡慢慢磨,磨出來好不好也不知道。」

白先勇坦言,他不是快筆,寫的很辛苦,要慢慢磨,像是〈遊園驚夢〉就寫了半年,苦得不得了,丟棄的草稿就有一大桶,後來把音樂的節奏寫進去、打破時空限制,才覺得寫對了。金大班則是寫的最快的一篇,三天寫好,「一邊寫一邊笑,學金大班罵人的樣子。還好我還會講一點上海話,寫的很好玩。」

隱地笑說,出版人最怕出版的書有錯字,但爾雅出版的800本書當中,他可以很自豪地說,《台北人》如今是一本「沒有錯字的書」,「因為讀者很多,又賣得太好,每次讀者告訴我們哪裡有錯字,舊版賣完後,很快就可以改正重印。《台北人》因為一直再版,可以一直修改錯字,到今天都還在再版。」

隱地表示,雖然和白先勇同年,也十分崇拜喜歡這位老友,但對於出版的書,挑惕得「真的有點煩」,「他會在半夜睡不著時,重讀《台北人》,發現有錯字就傳真或打越洋電話來,說又看到哪裡有錯字。」《台北人》改版的書封,在設計時白先勇更是東挑西選,改了17個版本都還無法決定,最後定稿時還被設計師要求畫押簽字,怕他又再反悔。

(中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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