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邱文聰,也同樣是經濟民主連合智庫對中政策組召集人,近日投書媒體對大同爭議事件發表看法,他從各項現行法規中,整理出目前相關規範的漏洞應速填補,才不致使類似事件一再重演。

邱文聰分析,當《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五條之三「主權防衛條款」的修正與《反滲透法》的立法,已逐步架構出台灣在政治上的民主防衛機制雛形時,台灣對於中國憑藉經濟銳實力圖謀吞併台灣所使用的三種常見手段,仍欠缺完善的法制應對策略。

他表示,第一種運用經濟銳實力的手段,是利用中國的國家資本或藉由在台代理人,滲透掌握台灣的關鍵基礎設施及國安相關產業。舉凡媒體(包含有線無線與平面)、教育文化傳播、電信通訊、交通運輸、金融信用、國防及資通安全等事業,均為此一手段的滲透對象。雖然中資來台投資原則上需經事前許可,《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更禁止中國投資具政治社會文化敏感性或影響國安之事業,此外也有例如《廣播電視法》、《公共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電信法》、《電信管理法》、《天然氣事業法》等法律,明定從業人員或經營者應限本國籍之人。邱文聰認為現行規範仍存在幾個必須盡快填補的漏洞:

第一、受管制的中資範圍是否及於資金「實質所有人」或「實質受益人」,並無明確規範,使中資容易藉人頭、空殼公司擺脫限制,更可打扮成無特定滲透意圖的財務性投資人進入台灣;二、受管制之敏感事業本身,在資金的投入上並無事前審核機制,難以核實有無實質中資參與;三、特定產業從業人員或經營者的國籍限制規定,除本身就有產業包含範圍不足的問題外,也無法限制中國藉由在台代理人之手,介入原應禁止其從事或經營的事業。

邱文聰說,凡此種種,均為今日爆發大同公司及類似爭議的真正癥結所在,畢竟一個承作台灣國防資通與移民戶政資訊系統的公司,其股權爭奪所在正是紅色滲透布局的戰場;欠缺公權力對敏感與關鍵事業股權移轉的事前管制,就只能任令私人在股東會現場各憑本事進行角力。

而根本解決之道,他認為除了應將禁止外(中)國人擔任負責人或從業人員的規定擴及外(中)國之台灣代理人外,更應直接在上述敏感或影響國安產業的相關法令中,比照目前主管機關對金控公司負責人與大股東的適格性審查,並課予負責人、從業人員、大股東負有向主管機關揭露外(中)國委託人與實質受益人或實質所有人之義務,才能真正跨出防堵中國資本滲透的第一步。

同時,第二種運用經濟銳實力之手段則是以各種經濟誘因,將台灣的人力與技術吸往中國。台灣目前雖有《營業秘密法》,將「意圖在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使用」而竊取企業營業秘密定為犯罪;投審會也應依《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進行技術輸出前把關。

他進一步指出,中國政府支持的經濟間諜,並非都以「意圖在大陸港澳地區使用」的型態出現;投審會除事前審查外並無後續監督機制,不易察覺掛羊頭賣狗肉之舉;目前對違反投審會要求的結果僅以廢止許可、限期改正與罰鍰為主,難以遏止高額利益誘因驅動的經濟間諜行為;對於擁有特定技術或知識人員的赴中移動,更欠缺相關管制。這些導致台灣智慧資產外流的漏洞已使在台的高科技(如台積電、美光、群創)、石化(如大連化工)與傳產關鍵技術外洩至中國,亟需補救。

第三種運用經濟銳實力的手段則是以台人或台企在中國的經濟利益為質,要脅勒贖配合中國做出矮化與傷害台灣之政治作為。藝人被道歉、廠商跪舔九二共識、企業被迫移除台灣主權象徵,都是中國運用此一手段的鮮明事例。近來雖因疫情危機、香港情勢變化與美中角力牽動產業重新布局,大幅降低國人在中國投置的賭注規模,但未來對此等赴中追求個人或企業利益,一旦中國威脅翻臉,保住個人或企業利益所需付出的成本卻要外部化由全體台灣人分擔的經濟活動,仍應有適當的法制應對策略,以降低化解中國此一手段的危害性。

最後,邱文聰強調確保台灣的關鍵與敏感產業不受紅色資本滲透,讓不該出去的技術與人力資產留在台灣,同時設法管控赴中淘金的成本外部化風險,是決定台灣能否在經濟上建構民主防衛機制的三大關鍵。

(中時新聞網)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 大同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