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館在去年12月27日發表「鹿窟事件」的新書發表會,將該事件的檔案整理出版了五大冊,並且在發表會上展示蔣經國親筆批示文件,以及參與此事件,有「台灣文化才子」之稱的呂赫若,最後一段生命歷程的紀錄。然而國史館「去脈絡化」的談鹿窟事件,使得這件原本的共諜基地破獲,拔除除共黨在台灣顛覆危險的國家安全,被操作成「最多受害者的白色恐怖事件」,政治手段斧鑿之深,必須小心。

據《風傳媒》報導,台大教授陳翠蓮說,檔案特點之一在於明確顯示「多數共黨幹部沒有被判刑」,重要幹部陳本江、陳通和兄弟可以自首、自新,不知要通報的一般村民如石碇鄉公所幹事黃伯達、因「結拜會」遭捲入事件的農民許金旺卻都遭槍決。

另外提到在台灣文學史占有一席之地的呂赫若也參與此事,他未在搜捕行動被逮,曾傳說他隱身了、或是到國外去了,但從與呂赫若同為鹿窟基地指導員的劉學坤所遺資料可發現,呂赫若遭蛇吻、撐了8天半過世。

陳翠蓮表示,呂赫若是在台灣文學史與音樂史上都有一席之地、有才華的人,最後為社會主義理想上山,被蛇咬死;雖然一些民間傳說認為呂赫若沒死、可能早已隱身到國外生活、這些傳言可能是基於對他的不捨與美好想像,但這份手稿已很清楚記錄他人生最後狀況──他等不到有效醫療、在極端痛苦中死亡。

就這樣,在政治力量的操作下,許多覺醒青年所認知的鹿窟事件,就成了最嚴重的國民黨白色恐怖暴行,比如知名綠營側翼、圖文作家「魔魔嘎嘎」,在2020年12月29日的圖文:「我到現在光看到文字描述還是會氣到發抖想哭,我大概永遠無法原諒國民黨......」

然而,她又是一個極度反中、仇中、恨中的典型台派年輕人,她在為鹿窟事件受難者痛哭之時,卻絲毫不知鹿窟事件就是共產黨在台灣北部設立的顛覆基地,曾有「台灣的延安」之稱。

她以為被抓的都是無辜不識字的村民,但真相卻是:所有參與者都知情。

關於這一點,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林傳凱先生,在2014年11月份的《歷史台灣》期刊第8期,所發表的論文〈「大眾傷痕」的「實」與「幻」――探索「1950年代白色恐怖『見證』」的版本歧異 〉,當中就提到李石城坦承,所有鹿窟事件的涉案人都知情。

「甚至,一向被認為是50年代「極端冤案」的「鹿窟事件」當事者,於採訪過程中,也出現下列說法。當事者李石城對我說:

早期的訪談,我們都不敢說,也不必說,所以通通說不知道。實際上,哪有可能不知道,從1948年這些人就陸續上山,到1952年底,軍隊上來掠人。別說不知道,大家通通知道。平心而論,像我們大崎頭被捕的人,都知道地下組織的存在,多少有關係,只是參與上主動與被動,積極與消極之別而已。」

另一參與者陳皆得(因案被判處12年徒刑,於2000年得到460萬補償金)說:「以前我們講,根本不知道什麼共產黨,就是半夜有陌生人來,要你蓋手印,說 你蓋了就可以分土地,我們就傻傻蓋下去。聽起來,我們很傻,實際上,傻的 是聽我們說的人喲!作田的,對土地真計較,為了田租常計較半天,那可能相 信『蓋手印就分田地』這種好康的事。當時訪談,大家都有顧忌,外面當鹿窟 的人傻,我們就裝傻給你看,怎麼談,一切還是為了平反。」

文章來源:歷史臺灣第8期:大眾史學專題

對此,深入研究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案件的張若彤先生,在國史館的這場新書發表會與新聞內容中,看到一些問題,他在臉書上表示,當看到陳翠蓮說「可見共產黨內部扭曲人的關係,總是採取非常嚴厲手段」這一段時,嘴角揚起了一抹樸實無華且枯燥的微笑。彷彿李登輝正向我顯靈:「退黨ok的喔,共產黨很nice的,給我高官做的國民黨才壞壞。」

談到呂赫若,就像談到其他的知識份子加入共產黨一樣,總是用「為了理想」去概括他們加入共產黨這個已確定的事實。

張若彤回憶自己祖母曾經說的故事:「當共軍打進老家時,將祖母抓到台上罰跪,從凌晨六點跪到正午,一旁的衛兵不時用刀鞘重擊她的頭部、逼迫她說出男人們的去向,也有親人怕他講出來會牽連自己,就也跟著大家搧了她幾個耳光,她始終不發一語,半年後才獲釋,回到家他的大兒子已經夭折,經過這樣一番折騰,祖母一側的聽力、視力終生受損,她總是瞇著一隻眼睛看著我。」

張若彤說:「要是當年呂赫若要是給我遇上,我應該也會他幾個耳光。這種性命相搏,要這麼幹的或許還輪不到我。理想就解釋一切?理想誰沒有?」

至於「用降將」這件事,根本不是鹿窟事件才開始有的,而是古往今來的通例。不說遠的,光是台灣最愛提及的「228事件」 就充斥著這種操作,只是因為政治因素,明擺著的資料,大家不願那麼解讀而已。在228事件中死去的人,不全是真正的搞事的主力,主力有一大部分在最後階段倒戈了,將他們在事件中的所作所為交給別人扛,自己脫身,並受重用、與統治者分享權力。

這些都是前塵往事了,不過陳翠蓮說呂赫若到最後還在等解放軍抵台,「這顯示呂赫若對外在大環境情況變化理解有限,那時解放軍不可能來台灣」。這一點我非常有意見,當時抱著這個想法的人比比皆是,甚至政府內部也不乏不肯對共黨下重手的人、以謀萬一「被解放」時還有退路。

蔡孝乾 的供述中,也有供出幾個解放軍來準備當內應的公營事業高層。我真的不懂,為什麼總要淡化這一點?到底是呂赫若對當時的理解有限,還是陳翠蓮對當時的理解有限?

1952年在台灣的土地改革已經進入第二階段公地放領 了,農民這種草根紅基本已退出,自然只剩這些激進的「知識紅」獨撐大局、苦等「解放軍來台拯救他們」。鹿窟事件幾乎同時,陳誠宣布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絕大部分都務農的台灣人民哪裡是國共內戰的犧牲品?根本是唯一獲利者好嗎?

這類的白色恐怖的研究,最怕的就是見樹不見林。美方的史料在這段期間其實比什麼新檔案出土都更為重要。鹿窟的當時,美國正在換共和黨上台,老蔣還在告訴美方的使者,要國軍參加韓戰必須以美國保證台灣安全為前提。只看到國共內戰,卻完全不提當時的東亞冷戰框架,就是「明察秋毫,卻不見輿薪」。

鹿窟事件 最近 #鹿窟事件 又上了新聞,原因是前幾天 #國史館 辦了新書發表會,將鹿窟事件的檔案整理出版了五大冊。 #謝孟穎...

張若彤發佈於 2020年12月31日 星期四

(中時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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