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史蒂芬斯(Bret Stephens)3月30日發表專文,指出儘管蘇聯在冷戰時期擁有先進的衛星技術,但靠著共產主義自身的包袱,反讓美國輕易贏得這場競賽。如今的美國與中國大陸則因為利益、價值觀等的衝突,世界宛若進入第二次冷戰;但這次美國依舊可靠著北京政治體制的內在缺失,不論是民族主義、領導個人崇拜或道德良知聲浪,來贏得這場勝利。

文中指出,在第一次冷戰時期,儘管蘇聯與美國競賽著衛星科技,但最終蘇聯不是敗在中央情報局(CIA)之手,也不是「國防先進研究計畫局」(DARPA)或洛薩拉摩斯國家實驗所(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而是瓦解於共產主義之手。

身為擁有上千核彈頭的政權,卻悄然退出歷史舞台;歸根究柢導因於共產主義,讓蘇聯背負著難以運行而又不受歡迎的經濟體制,更無法趕上自由市場競爭對手的步伐。「他們假裝付我們薪水,而我們假裝工作」,充分詮釋共產主義內在缺陷。

時至今日,世界已進入第二次冷戰,這回主角換成美國與中國大陸。日前在阿拉斯加安克拉治市(Anchorage)登場的美中會談,反映出世界兩大強權利益與價值觀的衝突。會中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直斥大陸威脅「維持全球穩定秩序的國際法規範」,而大陸代表楊潔篪則反唇「美國必須停止在世界其他地方推動自己的民主」。

美中會談落幕不久後,北京與德黑蘭簽署長達25年、總金額高達4,000億美元(約新台幣11.51兆元)的戰略協議。該協議涵蓋情報共享、聯合武器研發,對於美國主導的國際法秩序之挑戰,已不言自明。

史蒂芬斯認為,期待美國與中國大陸走向和解恐淪癡人說夢;甚至拜登政府的和解除助長北京氣勢外,更難有實際成效。事實上,不管誰執政,北京都會破壞香港民主、侵犯新疆人權、破壞南海國際法、幫助北韓抵抗國際制裁、挾軍事力量霸凌周邊國家、發動駭客攻擊或工業間諜。

其進一步分析,除貿易制裁、海軍力量這類的外在壓力,是否存在北京政權天生就有、無法擺脫的內在DNA缺陷?史蒂芬斯認為有三,第一個便是民族主義。今天的中國大陸早已揚棄馬克思主義,轉而擁抱民族主義。民族主義與提升生活水平,已成為共黨政權合法的兩大支柱。

民族主義可以解釋北京為何對鄰國海域與領土有所主張、為何擴大軍備並不斷升高對台威脅,也導致其他國家對其好感漸失,即使北京想示好的國家也是如此。

但也正是激進的民族主義,刺激北京的鄰國思索如何回應。日本將中國大陸視為頭號威脅,不斷擴張軍事力量,澳洲也採取行動圍堵大陸影響力,越南則選擇走向美國。情勢影響下,華府根本無需鼓動民族主義,便可輕易組成聯合陣線,而拜登最好的選擇便是重返川普時期退出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

第2個美國的秘密武器便是大陸領導人的政治崇拜。身為毛澤東以來最穩固的領導人,習近平讓大陸的威權主義更具效率;相較於西方混亂而束手無策的管理,面對諸如新冠肺炎這類危機時,威權主義更具效率與效益。

不過,這正好凸顯其缺點。當權力過度集中於一人之手,整個政體便愈容易因其誤判而受害。愈是營造完美無缺的個人形象,愈容易過濾掉不討喜但是必要的資訊;同樣地,愈是壓抑內部表達不一樣意見的管道,就愈容易在壓制處激起意識形態與政治覺醒。北京正累積有一日會倒轉槍頭的批評者與敵人。

美國第3項秘密武器,則是內在反思的道德聲音。北京持續打壓精神與宗教活動,不論是伊斯蘭教、藏傳佛教還是獨立基督教會,這些聲音往往不受政治控制;也因此,拜登應該把握每一個機會,如邀請這類活動的領袖走訪白宮。

作者總結,前述言論不代表圍堵北京無須建立同盟、施展經濟壓力或是維持軍事嚇阻;但利用北京政權的DNA瑕疵使其自我崩潰,有助於為二次冷戰帶來和平結局。

文章來源:How Will We Win the Second Cold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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