駿利亨德森主權債務指數主要衡量全球政府舉債融資規模並尋找投資機會。駿利亨德森主權債務指數顯示,2021年亞太區(日本除外)的政府債務躍升至2.03兆美元的歷史紀錄。按固定匯率計算,該區域的公共債務水平上升了9.7%,總增幅為1,790億美元。

納入新興亞洲國家(包括大陸、印度、印尼和馬來西亞)後,整個地區的政府債務總額由2020年的7.29兆美元增加15.4%,在2021年達到8.43兆美元。在全球政府債務方面,負債總額達到創紀錄的65.4兆美元,增加7.8%,即4.7兆美元。

2022年,全球政府債務將進一步攀升。駿利亨德森預計,今年增幅為9.5%,相當於6.2兆美元,達破紀錄的71.6兆美元。儘管大部分國家都可能進一步發債,但債務增加將受到美國、日本和大陸的影響。亞太區(日本除外)和亞洲新興市場的政府債務增加速度應超越其他地區,於2022年上升16%至9.76兆美元,2025年前上升58%,至大約14兆美元。

以現金計算,大陸政府債務的增速最快,達到五分之一,即6,500億美元,佔整體新興市場債務的五分之二。即使如此,到2021年底,大陸的負債比僅為22%,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的80.7%。預計在2022年其債務將額外增加23.6%,相當於9,260億美元,達到4.8兆美元。隨著借款遞增,服務成本也將上升,按照目前的趨勢,在未來五年內大約增加一倍。

日本的國債在2021年增加3.4%至11.6兆美元,高於亞太其他地區的債務總和,是美國和歐洲債務規模的兩至三倍。預計到2022年,日本國債將再增加5,450億美元,達12.1兆美元。然而,日本的借貸成本仍然處於極低水平,2021年僅為230億美元。即使日本的借貸成本與西班牙接近,但其借貸水平實際上比西班牙高出七倍。

香港政府債務在2021年僅增加6.4%至1,890億美元,低於全球平均水平,預計增加將在2022年再度放緩。與此同時,新加坡政府債務在2021年增加8.7%至5,610億美元。駿利亨德森估計,這兩地的政府債務將在2022年分別增加3.2%和5.9%,達到1,950億美元和5,940億美元。

由於經濟活動反彈帶來的增加超越了借貸增幅,全球主權債務總額占GDP比率由2020年破紀錄的87.5%降至2021年的80.7%。除日本和新加坡以外,大多數的亞太地區和新興亞洲國家的債務占GDP比率低於全球水平,但借貸活動的增加速度仍高於全球的9%。新加坡的債務占GDP增幅最大,上升了23個百分點至149%,其次是澳洲,上升了22個百分點至69%。預計到2025年,大陸的債務占GDP比率增幅最大,增加12個百分點至34%。

儘管借貸水平飆升,但政府在2021年仍享有極低的利息水平。去年,全球所有政府債務的有效利率僅為1.6%,低於2020年的1.8%,令其總借貸成本降至1.01兆美元,而2020年則為1.07兆美元。

全球經濟在2021年強勁反彈,增加9.5%,高於債務增加幅度,意味著強勁的全球經濟活動將肩負更高的債務負擔。

長遠而言,全球政府債務趨勢迎來了大幅度的變化。在過去的二十年,全球政府債務幾乎增加了三倍,但利率卻隨著全球金融危機和疫情而下降,意味著利息成本僅上升了三分之一。

通膨上升意味著2021年債券報酬率為負1.9%,是35年來第四次出現負數。

2022年以後的重大變化在於政府償還債務的成本。按固定匯率計算,今年的利息負擔將增加約七分之一(14.5%)。

駿利亨德森全球債券投資組合經理Bethany Payne表示,在亞洲,各地區對疫情的不同回應導致我們的研究中有更大區內分歧。台灣採取主動和有計劃的防疫措施令該區經濟相對強勁,債務同比相對國內生產總值而言幾乎維持不變。

大陸的清零政策使政府必須繼續採取支持性措施來穩定經濟,而伴隨國內政策的挑戰,其債務在2019年至2022年間增加了84%,反觀亞太地區(日本除外)僅為44%。這意味著大陸對疫情的反應不如西方國家慷慨,而在其他公共政策上,尤其是住房,亦引致經濟放緩和通膨下降。以上原因使得大陸和西方經濟體隨後採取不同的政策方向,大陸繼續實行寬鬆政策的同時,西方經濟體則正在迅速取消刺激政策以試圖擺脫部分由財政援助和寬鬆政策帶來的通膨上升問題。

相反,在疫情前日本的國債水平已異常地高。儘管在此期間,其債務也有所增加,但按百分比計算只有6%升幅,是我們研究中最微小的增幅之一。雖然日本國債高築,但受惠於日本政府實施收益率曲線控制,壓低債券收益率,其利率及利息負擔極低。外界猜測日本會跟隨西方經濟體採用緊縮貨幣政策,但目前為止,日本仍保持較低及穩定的收益率。政府抗拒支持本國貨幣,透過允許日圓貶值,他們可能願意擔任西方經濟體希望輸出部分通膨的進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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