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歐元兌美元貶破1比1大關,創20年來最低紀錄。歐元兌美元曾達到1比1.6,如今從最高點重貶6成。歐元何以至此?

最關鍵的致命傷,就是歐元區各國個別經濟實力差異過大,偏偏要如「兩人三腳」的遊戲綁在一起走,結果不但走得慢,也走不穩。

但說來諷刺,歐元建立的動心起念,其實是尋求貨幣穩定。

深受石油危機等多次利空衝擊的歐洲經濟共同體(歐盟前身),決意建立一套屬於歐洲穩定的匯率系統。歷經萬難,歐元總算在1999年正式上路,起初為虛擬貨幣,直到2002年,才開始發行紙鈔和硬幣。

歐元要求會員經濟力一致

成熱門避險貨幣、攀上高點

歐元流通最重要的大原則被稱為「趨同標準」(convergence criteria),它要求加入的會員國須達成一定的通膨率、政府財政赤字和債務比率、長期利率和控制匯率能力,也就是說,會員國的經濟能力必須差異不大。

這樣的理念源於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被譽為「歐元之父」的孟岱爾(Robert Mundell)。孟岱爾的理論指出,若多個地區要使用共同貨幣,條件之一是經濟狀況必須相近,如此才能最大化經濟整合的效益。

這些建立歐元的高標準,在歐元正式問世的頭10年(1999年到2008年)起到一定作用,堪稱該貨幣的「黃金10年」。

這段期間,各個會員國財政紀律良好,歐元競爭力上升。而且,自2005年起,美國一路經歷房地產泡沫和次貸危機,國際對美元漸失信心,歐元因而成為更理想的儲備貨幣和避險選項,歐元迎來一波長期的升幅,在2008年4月,兌美元匯率站到了1比1.6的歷史高點。

「如果歐元有天取代美元成為主要儲備貨幣,或成為同等重要的儲備貨幣被交易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連美國重量級經濟學家、曾5度續任美國聯準會主席的葛林斯班(Alan Greenspan),都在2007年盛讚歐元。他認為,歐元的穩定讓它逐漸被廣泛使用,加速該區的經濟發展。

制度僵化釀歐債危機

弱國喪失主導權被負債拖垮

但是,葛林斯班錯了,歐元高升的聲勢沒有延續,反而急轉直下。

2009年底開始,經歷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經濟大衰退後,歐洲多個國家,例如希臘、義大利等國,出現財政赤字和負債攀升的危機,烽火四起。最嚴重的希臘,其公債評級在短短幾個月內被標準普爾從A-降到垃圾級別的BB+,開始爆發「歐債危機」。

歐洲央行無力解決歐債危機,令市場對歐元開始起了懷疑,不僅歐元占國際儲備貨幣比率逐年下降,兌美元匯率也一路從2009年底歐債爆發前約1.5的高點,在隔年5月貶到約1.2,半年內重貶20%。

而且,歐元竟然也是壓垮希臘等國經濟的罪魁禍首之一!

當代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之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在《失控的歐元》一書中指出,歐元的設計讓成員國喪失制定貨幣政策的權力,無法即時回應經濟危機,例如貿易赤字攀升的希臘沒有辦法透過貨幣貶值增加出口競爭力。

相較下,史迪格里茲認為,美國各州之間雖然差異也大,有窮有富,但因為各州保有充分制定利率的權力,且聯邦政府有充沛資源可援助面臨危機的各州政府或銀行。這是歐盟無法比擬的,因此歐盟通常會要求成員國為自己的銀行負責,不像美國會由聯邦政府出面主導。

「趨同標準的設計卻導致了趨異(divergence):當面臨負面衝擊,強國犧牲弱國而獲益。」史迪格里茲在書中指出了歐元失控的核心。因為面對經濟危機,嚴格的趨同標準,有利歐洲強國德國,得以保持高額貿易出超,卻讓希臘等弱國,持續遭遇逆差,最後讓歐元區裡「富者越富,貧者越貧」。

「歐元制度是歐債困境的根源,」曾任總統府資政、台灣知名經濟學家陳博志也曾撰文指出,因為歐元制度把抑制物價做為首要目標,卻因此限制歐元區各國政府調整金融供給的能力,共同匯率也難以符合個別國家需求。

連支持歐元的學者,都出面建議歐元制度需要改革。

孟岱爾在2012年接受媒體訪問時曾出來信心喊話,認為歐元將安然度過經濟動盪,而歐元的問題在於「太強,而非太弱」。但他建議歐元區應該要盡快成立聯合銀行體系,以及歐元債券與國庫券,才能避免重蹈覆轍。

「他們仍須重寫歐元區的比賽規則,並完成這棟蓋一半的房子,」美國知名經濟學家、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創辦人柏格斯滕(C. Fred Bergsten)認為歐元將會生存下去,但必須改變。

歐洲央行決策慢半拍

疫情、通膨都錯失出手良機

歐債危機的餘波蕩漾,更揭露歐洲、美國的差異:歐洲央行偏重經濟穩定,決策慢;而美國聯準會重視經濟發展,決策快速。

2008年金融海嘯後,美國聯準會早已進行多次量化寬鬆政策,帶動經濟強勁復甦,甚至2014年已準備升息,壓抑過熱的經濟;反觀因債務危機導致緊縮多年的歐盟,深怕鬆垮的財政紀律會再次醞釀新的債務危機,拖到2015年才開始全面發動量化寬鬆(指購債計畫,利率約從2012年開始調降)。

一升一降,美、歐元的利差拉大導致2014下半年歐元的一波大貶。歐元兌美元匯率貶入1.1到1.2左右的區間,從此再也沒爬回去過。

歷史總是一再重演。2020年至2021年,COVID-19重挫美國經濟,美國聯準會迅速把利率降至趨近於零(此時歐元區仍維持負利率),放貶美元提振經濟;相較下歐元區論經濟和防疫表現都較佳,歐元兌美元因而小幅回升。

但2021年之後,疫情緩和,經濟開始復甦,通膨危機開始引爆,美國在今年3月開始採取升息措施,包括台灣在內,各國央行也紛紛加入升息行列以因應通膨。然而,即便通膨嚴重程度不亞於美國,歐洲央行卻像慢半拍一樣,遲遲不敢動作。

而且,禍不單行的是,今年2月底俄羅斯、烏克蘭爆發戰爭,俄羅斯是歐洲的能源出口大國,更讓歐洲頭痛萬分。

歐洲央行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今年4月時表示,歐洲通膨5成和能源價格有關,「我今天調升利率,也無法把能源價格壓下來。」幾經波折才敲定預計於7月下半旬升息1碼;而美國今年以來已經升息6碼,7月底可能會再升3碼。

令拉加德頭痛的還有義大利高攀的債務,若升息過快可能會再次引發債務危機。雖然她在6月的央行會議表示,目前已在制定新的工具對抗債務問題,避免當年危機重演,但歐洲央行至今仍顯得左右掣肘,對各國間巨大的差異沒轍。

多年來美元雖然有上有下,稱不上「穩定」兩字,但面對危機卻能展現更強韌性;相對以「穩定」為首的歐元,面對重大危機時卻難以迅速應對,反而容易釀成更大的動盪。

歐元區好像一家公司,裡面人才有強有弱,卻硬加諸同一套標準在所有人身上,但有些人跟不上就是跟不上,導致管理層左右為難,迎合強者會逼弱者倒下,但為弱者放寬標準又會拖垮公司信譽,最終處處受制,難以作為,這間公司只能一起沉淪。

商業周刊18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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