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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含有上海圖書館的搜尋結果,共74

  • 送君走上繁花似錦的前程(下)

    送君走上繁花似錦的前程(下)

     葉嘉研一下學期時,中大的中國研究中心請了來自加拿大麥基爾大學的方秀潔教授(Prof. Grace S. Fong)任訪問學者,開了一個專題“Gender and Sexuality in Chinese Fiction: 17th–Early 20th Century”。這門課沒有中文課名,暫譯之為「十七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期中國小說裡的性別與性」,直擊從明末的「才子佳人」傳統到民初的「鴛鴦蝴蝶派」,正是葉嘉所需,我極力推薦她去修讀。

  • 不是張迷

    不是張迷

     如果不是新型冠狀病毒襲港,黃心村會每星期做三次熱瑜伽,那麼我們就不會每個星期一結伴行山,我也不會有山頂八十分鐘的文化之旅。  透過張愛玲寫港大  黃心村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亞語言文化系博士,在威斯康辛大學任教多年,現在是香港大學比較文學教授、系主任,非常斯文有氣質,講話不急不徐、清清楚楚。我最近幾個月都在讀張愛玲,今年適逢她一百週年誕辰,許多文學雜誌都做她的專輯,我和心村兩人互相贈送有關張愛玲的書籍,她寫張愛玲,我也寫張愛玲,彼此先睹為快,樂此不疲。雖然和她認識不久,但有一個共同喜歡的人物和話題,讓我們在綠樹成蔭的山路上咀嚼張愛玲的語句、談論她周圍的人和事,消磨了許多個愉快的星期一下午。  心村有一篇文章〈劫灰燼餘:張愛玲的香港大學〉,重新梳理張愛玲和她母校香港大學的因緣,以檔案資料為佐證,還原一些模糊的歷史影像,釐清一小段戰亂時期的人文經驗。我跟她說這個題目把香港大學說小了,應該是「香港大學的張愛玲」。她笑說她是故意的,竟然被我發現了,她是想通過張愛玲重寫港大的那一段歷史。余光中說,如果作家和詩人把一個地方寫得好、寫得出名,那個地方就是屬於他們的,香港大學是屬於張愛玲的。相信許多喜歡讀書的人都會想在港大尋找張愛玲的影子。心村策劃的張愛玲線上文獻展已經揭幕,她說等疫情過去會把港大馮平山圖書館(張愛玲曾經在轟轟的砲彈聲下,專心看《醒世姻緣》的地方)做一個實體展,讓喜愛文學的人能夠爬梳劫灰,重拾燼餘,再探張愛玲的經典。  精闢解析世紀合影  心村在〈光影斑駁:張愛玲的日本和東亞〉一文裏,對張愛玲和李香蘭的世紀合影,有鏡前和鏡後的詳細說明和分析。那張照片張愛玲坐在前面的白椅上,李香蘭侍立於一旁,據張說是因為她太高,兩人站在一起不協調,所以旁人拉了一把椅子讓她坐下。  摘錄一段心村對鏡前的分析:「這樣的構圖十分蹊蹺,安排張愛玲坐著,李香蘭站立一旁,兩個主角仍然是一高一低的,畫面分布比兩人同時站立更加不平衡,攝影師顯然無法使兩位主角的視線統一。李香蘭以她一向單純懇切的眼神認真注視著攝影鏡頭,而張愛玲則明顯是個難以被鏡頭控制的麻煩角色。她的側坐姿勢挑戰著鏡頭的中央權威,干擾了構圖的平衡。她膝下露出的交叉的雙腿撇向畫面的左方,而她充滿疑竇的眼神則又投向畫面的右方,姿勢中充滿了矛盾和隱隱的對抗。」  相互激勵埋頭寫作  我初看這張照片,也覺得十分不妥。我想張愛玲是刻意要有這樣的神情和姿勢,因為下一張團體照,後面一排人站立望著鏡頭笑,只有她一個人依舊坐著,姿勢不變,不看鏡頭也不笑,畫面怪異而有戲劇性。這個茶宴設在上海咸陽路二號,日期是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距二戰終結與日本投降僅相隔不到一個月。再引述一段心村關於鏡後的分析:「在所有報導中,它皆被描述為一個眾星雲集的場合。至今為止,當地傳媒何以對日本即將落敗的蛛絲馬跡如此無感,因而在帝國崩毀前夕,仍大張旗鼓為那場盛會錦上添花,其背後的原因,仍然成謎。我們唯一確知的是,張愛玲與李香蘭,兩位上海淪陷區的文化人代表,出現在同一張照片裏。而這張照片,似乎凍結於永逝的往昔時光中,不因任何今非昔比的現實而黯然失色。」  我翻看心村給我的上海四三年至四五年的《雜誌月刊》和《天地雜誌》,想像著抗日戰爭如火如荼之時,在孤島上海這樣的亂世,張愛玲、蘇青、潘柳黛、施濟美、潘予且等人抓住這短暫的三年零八個月,仍能爆發出那麼多犀利的文字。想到現今世界人人都感受到二○二○年是最令人不安的一年,心村也非常鬱悶,我跟她說我們要像吳哥窟千年巨石間開出來的小花一樣,在夾縫裏找尋快樂的因子。我們二人互相激勵埋頭寫作。心村是我的甘露,讓我在夾縫中得到文化滋養的喜悅。  不教不寫《紅樓夢》  黃心村七歲開始讀《紅樓夢》,比張愛玲還早五、六年,當時雖然不懂,卻覺得書裡的世界煞是迷人。她重看不知多少回,最近還約我一起重讀。她是文學教授但不教《紅樓夢》,也不寫《紅樓夢》,我猜她是把曹雪芹筆下的人物都當成了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保護著,她要把對他們的愛深深的藏在心底裏。她的博士論文《寫在廢墟》談的是以女性為主題的文學和通俗文化,張愛玲是其中最亮眼的一位,我和心村都特別欣賞張愛玲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的作品,不過心村又說,最讓她震動的張愛玲作品是那部未完成的《異鄉記》是傑作,也是瞭解張愛玲後期寫作的關鍵,旅途筆記有很多不是很完美的地方,但也正是這些不完美處才更能體現她獨特的角度和筆觸。  九十年代中期心村在修博士學位,到上海圖書館尋找資料,蘇青辦的「天地雜誌」、胡蘭成辦的「苦竹雜誌」、柯靈的「萬象雜誌」、柳雨生的《風雨談》...淪陷上海的大小出版物她大多通讀了,做了詳細的筆記,並影印不少資料。她說那段時間她早上八、九點就去了,一直翻到下午五點,她沒戴口罩,弄得滿頭、滿臉、滿手的灰塵,手曝露在上世紀的氛圍中長時間的翻閱書頁,弄得敏感紅腫,中午人家去吃飯,她還在挨餓挨渴的影印,並且還要看管理員的臉色。  堅站鏡後保持距離  我想像著一名纖瘦有書卷氣的女學生,立於滿室塵埃,專注在易脆的舊雜誌中,埋首於文字裏,這個畫面頗有點電影鏡頭的感覺。她說為歷史人物和歷史文本做傳,就是要沾一點歷史的塵埃,吸一吸舊紙的霉味,寫起來才有質感。寫完博士畢業論文,她告訴自己該放手去做別的課題了。在美國學界打滾了十多年後,因命運的召喚來到港大,去年開始重新拾起張愛玲。  我見心村為愛玲花了如此大的心血,問她是不是張迷,她說她不是,也不能做張迷,這樣便可以堅持站在鏡後,保持距離觀望。她說要想做個好的研究者,必須要有距離。  二○二○年九月二○日

  • 清廷頒令 各地奏設圖書館

    清廷頒令 各地奏設圖書館

     張元濟後雖受戊戌政變牽連「革職永不錄用」,黯然遠離北京轉赴上海,因緣際會進入商務擔任編譯所所長,並接掌經營編譯所圖書室。當時恰逢清末公共圖書館運動蓬勃發展,各地競相成立圖書館。  清末預備立憲自光緒31年(1905)開始醞釀,至1911年清王朝滅亡為止共約6年時間。1906年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1908年又宣佈以該年至1916年共9年為預備立憲時期。學部於宣統元年閏2月28日(1909年4月18日)上〈奏報分年籌備事宜折〉制定各項分年籌備事宜。其中宣統元年(1909)預備立憲籌備事宜有「頒布圖書館章程」、「京師開辦圖書館(赴古物保存所)」兩項;宣統2年(1910)預備立憲第3年籌備事宜有「行各省一律開辦圖書館」。當時因朝廷倡導,各地方官吏紛紛奏請設立圖書館。  古越藏書樓開先河  因地方官員的提倡再加上官方政策性之宣示,至此全面展開全國性創設公共圖書館的風潮,此即清末的公共圖書館運動。在清廷預備立憲前期,各地方官吏所奏請成立圖書館屬自發性質;而宣統2年(1910)清廷頒令以後,各地奏設之圖書館則是依令行事,但在數量上仍以自發性質為多,因此可瞭解創設圖書館觀念的深化與普及。  綜觀此時期蓬勃創設之公共圖書館,因面向廣大群眾,各區域佈局由點狀而連結成網狀,成為全面性的發展,故中國近代圖書館發展史至此才算真正奠定基礎。  「古越藏書樓」在清末被譽為是中國近代開私人公共藏書樓之先河。 其訂定妥善的管理制度完全仿自西方圖書館,在創設宗旨方面兼顧「存古、開新」的精神──「不談古籍無從考政治學術之沿革,不得今籍無以啟借鑒變通之途徑。」,頗符合維新運動康有為所倡「開大書藏」中西兼顧的藏書觀。但其究屬私人圖書館之特例,影響所及仍不如公共圖書館運動之由上及下的全面性與滲透性。  清末自1903年至1910年以來主要成立的官辦公共圖書館有浙江、湖南、湖北、福建、江南、直隸、黑龍江、奉天、山東、河南、吉林、京師、陜西、歸化、雲南、廣東、山西、廣西、甘肅、上海等將近20地。區域約涵括全國各地,故可視為是全面性的發展。此外,晚清公共圖書館運動中的另一項成就為京師圖書館的創設。京師圖書館具有國家公共圖書館的性質,因此在晚清公共圖書館運動中,乃至我國近代中國圖書館發展史中均屬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  京師圖書館的創設,非一蹴而成,最早可推至1896年6月12日李端棻的〈請推廣學校折〉,他提出「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且更進一步建議「自京師及十八行省會,咸設大書樓。」其中即包含設立京師圖書館及各省圖書館的思想,但他的建議當時未受清政府或社會人士重視;至10年後光緒32年(1906)羅振玉的增廣李端棻之說,撰寫〈京師創設圖書館私議〉提出創設京師圖書館;1909年學部奏籌建京師圖書館,至此遂告正式成立。  在京師圖書館創設的第二年(宣統元年,1910年),由學部擬定〈京師圖書館及各省圖書館通行章程〉正式頒布,成為官方第一個圖書館法規,也是近代圖書館事業上的大事。該章程於第一條開宗明義指出「圖書館之設,所以保存文粹,造就通才,以備碩學專家研究學藝、學生士人檢閱考證之用,以廣徵博采、供人瀏覽為宗旨。」章程中對各種公共圖書館的收藏範圍、職責、管理制度、流通方法均作詳明規定。〈章程〉的頒布,象徵著我國數千年以來的藏書史,已由傳統藏書樓形式,轉折朝向一新型態的近代西方圖書館發展的確立。  商務印書館的編譯所圖書室約成立於1904年(1909年改稱涵芬樓),成立之初雖屬商務內部供編譯書刊參考用的私人性質藏書樓,但其所處地理位置──上海,正是19世紀中期西洋傳教士透過教會藏書樓,引進西式近代圖書館思想的重要據點。涵芬樓的真正主持者──張元濟,早年任職總理事務衙門,極早已具接觸「西方的」、「外國的」或「新的」事務之經驗,因此能瞭解現代學校、鐵路、採礦、船舶製造、電報、郵電設施及向國外派遣留學生的諸多新事務。維新運動時期,他也與強學會人士保持密切接觸,經常討論時政,研議如何改革社會,啟發民智。與康梁較「政治性」的作法不同,他採取「建立現代學校」及「學習外語」作為途徑。所以康有為在教育群眾方面有關的識見與思想,如譯印圖書、開大書藏等,應影響當時同樣熱中並投身改革運動的張元濟。他於1897年9月透過興辦「通藝學堂」及學堂的圖書館,落實他創辦現代學堂,造就通曉時事人才的理想。維新人士對他的影響,由他為通藝學堂訂定〈圖書館章程〉可靦。如第一條「本館專藏中外各種有用圖書,凡在堂同學及在外同志均可隨時入館觀覽。」,在藏書觀上頗認同強學會開「大書藏」中外重要典籍均應蒐藏的作法,在服務上更已具有先進的開放思想。  張元濟後雖受戊戌政變牽連「革職永不錄用」,黯然遠離北京轉赴上海,因緣際會進入商務擔任編譯所所長,並接掌經營編譯所圖書室。當時恰逢清末公共圖書館運動蓬勃發展,各地競相成立圖書館;地方士紳及封疆大臣對公共藏書樓(圖書館)的觀念也因西學新知的引進而有新思維、新見解;且官方也頒布〈京師圖書館及各省圖書館通行章程〉等圖書館法規。張元濟即在此新式圖書館萌芽階段的大環境氛圍下,展開對涵芬樓的經營,擴大其藏書內涵與規模,並以「扶持教育、啟發民智」為職志,在運作上雖仍有傳統藏書樓的軌跡,但仍朝西方新式公共圖書館發展逐漸靠攏。  未對上海市民開放  圖書館發展由藏書樓轉變成為新式的圖書館,發韌於清末,在辛亥革命民國創立之後仍賡續發展。清末在近代圖書館建設上,如前述已由傳統藏書樓轉換至新式圖書館,但在發展層級方面主要以首都和省級為主,且宗旨為「保存國粹,造就通才」。所以各圖書館的任務仍以收藏為主,服務對象主要是傳統文人。另在學習的對象上,雖然清廷派考察大臣分赴日本、歐美等國學習圖書館制度。但清末因知識份子企圖瞭解日本明治維新後國勢強盛的契機,故各類日文圖書大量翻譯成中文圖書。如我國較早成立的湖南、奉天等省級圖書館,主要參照日本圖書館的制度作法成立;而湖南圖書館之《圖書館章程》又廣為當時新成立的其他圖書館沿用。因此整體而言,清末發展的新式圖書館制度受日本的影響較深。(待續)

  • 近代圖書文化推手──清廷頒令 各地奏設圖書館(八)

    近代圖書文化推手──清廷頒令 各地奏設圖書館(八)

    清末預備立憲自光緒31年(1905)開始醞釀,至1911年清王朝滅亡為止共約6年時間。1906年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1908年又宣佈以該年至1916年共9年為預備立憲時期。學部於宣統元年閏2月28日(1909年4月18日)上〈奏報分年籌備事宜折〉制定各項分年籌備事宜。其中宣統元年(1909)預備立憲籌備事宜有「頒布圖書館章程」、「京師開辦圖書館(赴古物保存所)」兩項;宣統2年(1910)預備立憲第3年籌備事宜有「行各省一律開辦圖書館」。當時因朝廷倡導,各地方官吏紛紛奏請設立圖書館。 古越藏書樓開先河 因地方官員的提倡再加上官方政策性之宣示,至此全面展開全國性創設公共圖書館的風潮,此即清末的公共圖書館運動。在清廷預備立憲前期,各地方官吏所奏請成立圖書館屬自發性質;而宣統2年(1910)清廷頒令以後,各地奏設之圖書館則是依令行事,但在數量上仍以自發性質為多,因此可瞭解創設圖書館觀念的深化與普及。 綜觀此時期蓬勃創設之公共圖書館,因面向廣大群眾,各區域佈局由點狀而連結成網狀,成為全面性的發展,故中國近代圖書館發展史至此才算真正奠定基礎。 「古越藏書樓」在清末被譽為是中國近代開私人公共藏書樓之先河。 其訂定妥善的管理制度完全仿自西方圖書館,在創設宗旨方面兼顧「存古、開新」的精神──「不談古籍無從考政治學術之沿革,不得今籍無以啟借鑒變通之途徑。」,頗符合維新運動康有為所倡「開大書藏」中西兼顧的藏書觀。但其究屬私人圖書館之特例,影響所及仍不如公共圖書館運動之由上及下的全面性與滲透性。 清末自1903年至1910年以來主要成立的官辦公共圖書館有浙江、湖南、湖北、福建、江南、直隸、黑龍江、奉天、山東、河南、吉林、京師、陜西、歸化、雲南、廣東、山西、廣西、甘肅、上海等將近20地。區域約涵括全國各地,故可視為是全面性的發展。此外,晚清公共圖書館運動中的另一項成就為京師圖書館的創設。京師圖書館具有國家公共圖書館的性質,因此在晚清公共圖書館運動中,乃至我國近代中國圖書館發展史中均屬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 京師圖書館的創設,非一蹴而成,最早可推至1896年6月12日李端棻的〈請推廣學校折〉,他提出「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且更進一步建議「自京師及十八行省會,咸設大書樓。」其中即包含設立京師圖書館及各省圖書館的思想,但他的建議當時未受清政府或社會人士重視;至10年後光緒32年(1906)羅振玉的增廣李端棻之說,撰寫〈京師創設圖書館私議〉提出創設京師圖書館;1909年學部奏籌建京師圖書館,至此遂告正式成立。 在京師圖書館創設的第二年(宣統元年,1910年),由學部擬定〈京師圖書館及各省圖書館通行章程〉正式頒布,成為官方第一個圖書館法規,也是近代圖書館事業上的大事。該章程於第一條開宗明義指出「圖書館之設,所以保存文粹,造就通才,以備碩學專家研究學藝、學生士人檢閱考證之用,以廣徵博采、供人瀏覽為宗旨。」章程中對各種公共圖書館的收藏範圍、職責、管理制度、流通方法均作詳明規定。〈章程〉的頒布,象徵著我國數千年以來的藏書史,已由傳統藏書樓形式,轉折朝向一新型態的近代西方圖書館發展的確立。 商務印書館的編譯所圖書室約成立於1904年(1909年改稱涵芬樓),成立之初雖屬商務內部供編譯書刊參考用的私人性質藏書樓,但其所處地理位置──上海,正是19世紀中期西洋傳教士透過教會藏書樓,引進西式近代圖書館思想的重要據點。涵芬樓的真正主持者──張元濟,早年任職總理事務衙門,極早已具接觸「西方的」、「外國的」或「新的」事務之經驗,因此能瞭解現代學校、鐵路、採礦、船舶製造、電報、郵電設施及向國外派遣留學生的諸多新事務。維新運動時期,他也與強學會人士保持密切接觸,經常討論時政,研議如何改革社會,啟發民智。與康梁較「政治性」的作法不同,他採取「建立現代學校」及「學習外語」作為途徑。所以康有為在教育群眾方面有關的識見與思想,如譯印圖書、開大書藏等,應影響當時同樣熱中並投身改革運動的張元濟。他於1897年9月透過興辦「通藝學堂」及學堂的圖書館,落實他創辦現代學堂,造就通曉時事人才的理想。維新人士對他的影響,由他為通藝學堂訂定〈圖書館章程〉可靦。如第一條「本館專藏中外各種有用圖書,凡在堂同學及在外同志均可隨時入館觀覽。」,在藏書觀上頗認同強學會開「大書藏」中外重要典籍均應蒐藏的作法,在服務上更已具有先進的開放思想。 張元濟後雖受戊戌政變牽連「革職永不錄用」,黯然遠離北京轉赴上海,因緣際會進入商務擔任編譯所所長,並接掌經營編譯所圖書室。當時恰逢清末公共圖書館運動蓬勃發展,各地競相成立圖書館;地方士紳及封疆大臣對公共藏書樓(圖書館)的觀念也因西學新知的引進而有新思維、新見解;且官方也頒布〈京師圖書館及各省圖書館通行章程〉等圖書館法規。張元濟即在此新式圖書館萌芽階段的大環境氛圍下,展開對涵芬樓的經營,擴大其藏書內涵與規模,並以「扶持教育、啟發民智」為職志,在運作上雖仍有傳統藏書樓的軌跡,但仍朝西方新式公共圖書館發展逐漸靠攏。 未對上海市民開放 圖書館發展由藏書樓轉變成為新式的圖書館,發韌於清末,在辛亥革命民國創立之後仍賡續發展。清末在近代圖書館建設上,如前述已由傳統藏書樓轉換至新式圖書館,但在發展層級方面主要以首都和省級為主,且宗旨為「保存國粹,造就通才」。所以各圖書館的任務仍以收藏為主,服務對象主要是傳統文人。另在學習的對象上,雖然清廷派考察大臣分赴日本、歐美等國學習圖書館制度。但清末因知識份子企圖瞭解日本明治維新後國勢強盛的契機,故各類日文圖書大量翻譯成中文圖書。如我國較早成立的湖南、奉天等省級圖書館,主要參照日本圖書館的制度作法成立;而湖南圖書館之《圖書館章程》又廣為當時新成立的其他圖書館沿用。因此整體而言,清末發展的新式圖書館制度受日本的影響較深。 (待續)

  • 康有為「萬木草堂」師生共建書藏

    康有為「萬木草堂」師生共建書藏

     梁啟超於此時期受業於康有為,也於萬木草堂就讀。萬木草堂的「書藏」成為康有為研究中西學及傳授維新思想,學生接受維新事務的重要場所,對後來維新派人士積極從事創辦學會學堂的圖書館具重要的準備作用。  19世紀60至90年代清廷為拯救垂危政局,發起以富強為目的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顧名思義是以引進和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創辦發展軍用工業、民用工業企業,編練建設新式海軍海防、陸軍,並培訓新型人才為中心。1840及1860年的兩次鴉片戰爭戰敗的衝擊,讓清廷部份人士意識需修改外交政策,瞭解外洋情況,培養人才。故於1861年成立總理事務衙門,1862年開辦同文館。並於1866年派遣第一批出國考察人員,成員由斌椿父子率同文館學生共五人組成。斌椿遊歷歐洲諸國半年回國後寫成《乘槎筆記》但所述圖書館者很少;另1868年8月清廷派出的首批赴洋官員為三位負責中國外涉事務的大臣──志剛、孫家穀及美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另曾隨斌椿出洋的同文館學生張德彝隨行(但提前返國)。此次出訪回國後寫成《初始泰西記》及《使西書略》等文字,張德彝則留下《再述奇》的記述。其中部分有關西方圖書館描述,尤其張德彝對紐約公共圖書館的參觀描述「國人樂觀者,任其瀏覽,以廣見聞」,並翻譯紐約公共圖書館的名稱為「義社」,顯已觀察到其平民性及公共性的特質,此對推介國外的公共圖書館思維,應屬先驅。  王韜考察西方圖書館  另王韜(1828-1897)於1867年赴英國兩年,此次遊歷撰寫成《漫遊隨錄》其中對參觀多所圖書館的介紹詳盡。程煥文認為:「(王韜)他對西方圖書館考察的深度和廣度都遠非走馬觀花的官派出洋使臣所能比擬。可以說,在晚清的出洋人員中,王韜對西洋圖書館考察最為詳盡,稱得上是中國真正考察西方圖書館的第一人。」王韜對中國興建近代新式圖書館的構想,遠較19世紀40年代的思想家先驅林則徐、陳逢衡、姚瑩、徐繼畬等人更為具體,這些思想家雖然在著作《四洲志》、《英吉利紀略》、《康輶紀行》、《瀛環志略》等書中均提及英美等國圖書館,但這些著作僅限一般介紹,尚未有明確思想。不如王韜於1883年撰文主張藏書樓向公眾開放,宣揚「藏書於私家故不如藏於公所」的思想,力主設立公共藏書樓。  中國第一位系統提出新式圖書館思想的是鄭觀應(1842-1922),他因從商長期與洋務接觸,對西方事務認識較多,故所提識見亦較不凡。他屬近代中國維新思想家之一,透過他先後著述的《救時揭要》、《易言》和《盛世危言》反映了他不同時期的維新思想。其中《盛世危言》 提出「大抵泰西各國教育人才之道計有三事:曰學校,曰新聞報館,曰書籍館。」此係鄭觀應採自李提摩太《七國新學備要論》的說法。鄭觀應還分別撰寫了〈學校〉、〈日報〉和〈藏書〉三章來闡明此三大措施的重要性。其中〈藏書〉一章對西方圖書館觀念在中國的傳播,產生重大影響。 程煥文歸納〈藏書〉一章的內容包括下列幾方面:批評中國傳統藏書「私而不公」的弊病,闡述圖書館在富國強國中的重要性,提出了向西方圖書館學習、普遍設立圖書館的倡議,尤其詳細描述西方圖書館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可作為中國設立新式圖書館的參考。鄭觀應《盛世危言》刊行後,鄧華熙等人曾進呈光緒皇帝,光緒皇帝加朱批後,發到總署印行兩千份分發各省有司,再經各省書坊輾轉翻刻,已售至十餘萬部之多,足見其影響之大。後續維新思想成員之思想多係繼承和發揚鄭觀應的維新思想。  至此,創設圖書館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形成思潮。維新人士視圖書館為啟發民智、傳播西學的場所與工具;守舊人士亦認為藏書樓為宏揚儒學、研讀經史、典藏文獻、傳佈經史教化之所在,因此對興辦圖書館的主張,新舊兩方均較能擁護認同,成為當時社會發展的主流。  維新事務重要場所  清末維新運動的兩名主要成員康有為及梁啟超,對我國近代圖書館的發展,亦頗多啟發與建樹。1890年康有為在廣州開始講學,起初利用其曾祖康雲衢的雲衢書屋,後為講學及著述需求另成立「萬木草堂」,並在草堂中設立專門的「圖書館」──書藏,除典藏康氏叔祖舊籍及他本人購置的古籍、西書,同時將草堂學生的書籍「捐入書藏」,並開放學生使用,師生共建書藏。梁啟超於此時期受業於康有為,也於萬木草堂就讀。萬木草堂的「書藏」成為康有為研究中西學及傳授維新思想,學生接受維新事務的重要場所,對後來維新派人士積極從事創辦學會學堂的圖書館具重要的準備作用。  1894年後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因慘敗而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康有為於1895年5月2日利用入經應試機會,聯合各省應試舉人一千三百餘人聯名上書請願,堅決反對馬關條約,請求拒和、遷都、練兵,變法,提出他的全部變法維新主張,史稱《公車上書》。康有為藉此提出富民、養民及教民三個方向,其中「教民之法」他明確提出「設書藏」的建議。在同年稍後多次上書中,他近一步闡釋他的諸多見解,但可肯定他認為普遍設立圖書館為富強國家的手段之一。此外,他又在北京、上海組織強學會,辦報刊、辦書藏,以實際行動落實他的主張,並藉此進行維新變法的輿論宣傳。康氏認為開辦強學會最要者四事:(一)譯印圖書、(二)刊布報紙、(三)開大書藏、(四)開博物院。康有為對達成「開大書藏」的做法為:一是「今合四庫圖書購鈔一份,而先蒐其經世有用者」;二是「西人政教及各種學術圖書,皆旁搜購採,以廣考鏡而備研求」;三是「其各省書局之書,皆存局代售」。故康有為認為「開大書藏」所蒐集的書包括中國的「經世有用」之書和西方人「政教及各種學術圖書」,此種見解充分反映了維新運動人物的藏書觀。後續維新人物為「以求中國自強之學」,而採取建設圖書館館藏為手段時,其藏書觀念大約不脫此原則方向。(待續)

  • 林則徐 晚清翻譯介紹圖書館第1人

    林則徐 晚清翻譯介紹圖書館第1人

     1839年也開始中國對西方圖書館的瞭解和認識。如被稱為是「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和近代中國維新運動重要先驅」的林則徐,是晚清時期中國翻譯介紹圖書館的第一人。如他為瞭解世界各國基本知識而翻譯的《四洲志》,最受矚目。  另創辦於1871年的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圖書館,則是第一個中國境內採用卡片目錄、《杜威十進分類法》、《卡特著者號碼表》等美國先進的圖書館技術的圖書館,但也因封閉作風而未能造成對當時中國圖書館的影響。直到1901年上海才有第一所由英國傳教士傅蘭雅(John Fryer)創辦為謀華人讀者便利的圖書館成立,那即是格致書院藏書樓。  格致書院藏書樓受矚目  除上述上海成立的藏書樓之外,1903年創辦,1910年正式開放,隸屬於武昌文華大學的「文華公書林」,也是中國近代圖書館發展史上重要的圖書館,由韋棣華(Mary Elizabeth Wood)創辦。該校由美國聖公會創辦,所以也屬教會圖書館。該館不同於前述教會圖書館,因觀念已開,文華公書林不只對大學開放,同時也對武漢三鎮的民眾開放,故亦兼具公共圖書館的功能。  上面所述的幾個較大規模的教會圖書館,創辦於早期者,均未對當地民眾開放。但也未可認為絕無影響力,因它們運作的模式仍會透過當時的報章報導或書刊傳佈讓一般民眾獲悉。如1877年3月《申報》曾載文:「本埠西人設有洋文書院(即工部局公眾圖書館,當時的正式名稱是上海圖書館),計藏書約有萬卷,每年又添購新書五、六百部,閱者只需每年費銀十兩,可隨時取出批閱,閱畢繳換,此真至妙之法也。」。另前述格致書院藏書樓以收藏中國古籍及中文譯著為主,又具首先對華人開設的特色,因此更受華人矚目。陳洙於光緒32年(1906)撰寫的〈上海格致書院藏書樓書目序〉中謂:「上海向有格致書院,近由西士傅蘭雅君商諸各董,添設藏書樓。……吾知登斯樓者,既佩諸君之熱誠毅力以惠我士林,而尤不能不為內國士大夫愧且望也。」並呼籲「裨益學術,光我國治,抗衡歐美,度非地方公建之藏書樓不為公矣。」可見他對傳教士所設新式藏書樓制度頗為推崇。藉由多項途徑,清末蓬勃發展的教會圖書館,對近代圖書館運作新觀念的傳播與啟發,具相當影響力。  學者吳晞認為:「基督教圖書館是我國近代出現年代最早的新型圖書館,起到了『為天下之先』示範作用。……近代圖書館在我國從無到有的突破,實際上是基督教圖書館最初實現的,相當一部分中國人對圖書館的認識,也是從這些『洋書樓』開始的。在我國圖書館史上,基督教圖書館啟蒙、範例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中國第一位系統提出新式圖書館思想的先驅為鄭觀應,他於光緒18年(1892)刊行之《盛世危言》第四卷〈藏書〉中,已提出對近代圖書館的新式思想。發表後雖引起當時思想輿論界的矚目,並肯定設立藏書樓或圖書館的社教功能。但終究屬理論層面的激盪。由前述陳洙對格致書院藏書樓的疾呼,足見當時中國尚未全面採行新式圖書館的理論與實務。傳教士們所成立的藏書樓正好成為中國認識新式圖書館的實景面貌。  在此一背景下,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由小圖書室,發展成為「涵芬樓」,再發展成民初中國最大的公共圖書館──東方圖書館,此與清末以來上海地區蓬勃的近代圖書館發展背景,與先進的圖書館觀念傳播,應有直接的催化作用。  20世紀初創設圖書館高潮  學者吳晞認為中國圖書館的發展,約可分為醞釀時期(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至1895中日甲午戰爭之前)、萌芽時期(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初年才興起創設圖書館的高潮。  明末清初西學雖曾傳入中國,在傳教士傳播的著作中,雖曾有西方圖書館的介紹,但因當時記述較為簡略,且18世紀時之西方近代公共圖書館尚屬萌芽期,相較於中國官私藏書未必較為先進,故當時影響極微。但隨著清初閉關政策的終止,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西學再度傳入中國,但接續的半個世紀中,西學的傳入速度仍然緩慢,在地域上僅限於幾個通商口岸,參與者亦只有少數從事洋務的官員。故中國早期具有新型圖書館性質且為數極少的藏書樓都出現在京城和通商口岸城市,而且大多是在西方人(主要是傳教士)的直接或間接參與下建成。1839年也開始中國對西方圖書館的瞭解和認識。如被稱為是「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和近代中國維新運動重要先驅」的林則徐,是晚清時期中國翻譯介紹圖書館的第一人。如他為瞭解世界各國基本知識而翻譯的《四洲志》,最受矚目。該書譯自1836年倫敦出版英人慕瑞(Hugh Murray)所作之《世界地理大全》。此書除受到梁啟超讚揚「實為新地志嚆矢」,亦為近代中國人翻譯介紹西方圖書館之起始,且對後來魏源編纂《海國圖志》及其他介紹域外史地的書籍均有影響。  林則徐在《四洲志》中透過對美國各州圖書館數目的介紹,以呈現各州普遍設立圖書館的情形;另介紹各州圖書館經費來源,以突顯公共性質及公辦公共圖書館性質,學者程煥文認為這是中國人有關公共圖書館的最早介紹。  道光22年(1842)魏源編纂之五十卷本《海國圖志》(道光26年(1846)擴增為六十卷本;咸豐2年(1852)再擴編為一百卷。)對西方之介紹更為全面,被譽為是最早提倡西方圖書館的人。魏源此書除以《四洲志》為基礎,另大量參酌明末清初的大量西人著述,因此能呈現西人著作中有關西方圖書館的介紹。其中有關歐美公共圖書館的介紹,補強了林則徐《四洲志》中的內容。但林則徐和魏源均非實際出洋目睹西方世界,所著僅依文獻翻譯,故內容有些錯誤。  1840年清廷門戶開啟後出洋的第一人為容閎(1828-1912),為鴉片戰爭後最早接觸西方圖書館者。他於1841年進入澳門馬禮遜學校就讀,1847年因美籍老師勃朗(Rev. S.R. Brown)回美的偶然機會隨同赴美就學。他於1854年於耶魯大學畢業,成為中國留學西方第一代留學生的代表。他雖曾於耶魯大學兄弟會的藏書樓司書一職,但他對當時美國圖書館的描述闕如。(待續)

  • 近代圖書文化推手──康有為「萬木草堂」師生共建書藏(六)

    近代圖書文化推手──康有為「萬木草堂」師生共建書藏(六)

    19世紀60至90年代清廷為拯救垂危政局,發起以富強為目的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顧名思義是以引進和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創辦發展軍用工業、民用工業企業,編練建設新式海軍海防、陸軍,並培訓新型人才為中心。1840及1860年的兩次鴉片戰爭戰敗的衝擊,讓清廷部份人士意識需修改外交政策,瞭解外洋情況,培養人才。故於1861年成立總理事務衙門,1862年開辦同文館。並於1866年派遣第一批出國考察人員,成員由斌椿父子率同文館學生共五人組成。斌椿遊歷歐洲諸國半年回國後寫成《乘槎筆記》但所述圖書館者很少;另1868年8月清廷派出的首批赴洋官員為三位負責中國外涉事務的大臣──志剛、孫家穀及美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另曾隨斌椿出洋的同文館學生張德彝隨行(但提前返國)。此次出訪回國後寫成《初始泰西記》及《使西書略》等文字,張德彝則留下《再述奇》的記述。其中部分有關西方圖書館描述,尤其張德彝對紐約公共圖書館的參觀描述「國人樂觀者,任其瀏覽,以廣見聞」,並翻譯紐約公共圖書館的名稱為「義社」,顯已觀察到其平民性及公共性的特質,此對推介國外的公共圖書館思維,應屬先驅。 王韜考察西方圖書館 另王韜(1828-1897)於1867年赴英國兩年,此次遊歷撰寫成《漫遊隨錄》其中對參觀多所圖書館的介紹詳盡。程煥文認為:「(王韜)他對西方圖書館考察的深度和廣度都遠非走馬觀花的官派出洋使臣所能比擬。可以說,在晚清的出洋人員中,王韜對西洋圖書館考察最為詳盡,稱得上是中國真正考察西方圖書館的第一人。」王韜對中國興建近代新式圖書館的構想,遠較19世紀40年代的思想家先驅林則徐、陳逢衡、姚瑩、徐繼畬等人更為具體,這些思想家雖然在著作《四洲志》、《英吉利紀略》、《康輶紀行》、《瀛環志略》等書中均提及英美等國圖書館,但這些著作僅限一般介紹,尚未有明確思想。不如王韜於1883年撰文主張藏書樓向公眾開放,宣揚「藏書於私家故不如藏於公所」的思想,力主設立公共藏書樓。 中國第一位系統提出新式圖書館思想的是鄭觀應(1842-1922),他因從商長期與洋務接觸,對西方事務認識較多,故所提識見亦較不凡。他屬近代中國維新思想家之一,透過他先後著述的《救時揭要》、《易言》和《盛世危言》反映了他不同時期的維新思想。其中《盛世危言》 提出「大抵泰西各國教育人才之道計有三事:曰學校,曰新聞報館,曰書籍館。」此係鄭觀應採自李提摩太《七國新學備要論》的說法。鄭觀應還分別撰寫了〈學校〉、〈日報〉和〈藏書〉三章來闡明此三大措施的重要性。其中〈藏書〉一章對西方圖書館觀念在中國的傳播,產生重大影響。 程煥文歸納〈藏書〉一章的內容包括下列幾方面:批評中國傳統藏書「私而不公」的弊病,闡述圖書館在富國強國中的重要性,提出了向西方圖書館學習、普遍設立圖書館的倡議,尤其詳細描述西方圖書館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可作為中國設立新式圖書館的參考。鄭觀應《盛世危言》刊行後,鄧華熙等人曾進呈光緒皇帝,光緒皇帝加朱批後,發到總署印行兩千份分發各省有司,再經各省書坊輾轉翻刻,已售至十餘萬部之多,足見其影響之大。後續維新思想成員之思想多係繼承和發揚鄭觀應的維新思想。 至此,創設圖書館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形成思潮。維新人士視圖書館為啟發民智、傳播西學的場所與工具;守舊人士亦認為藏書樓為宏揚儒學、研讀經史、典藏文獻、傳佈經史教化之所在,因此對興辦圖書館的主張,新舊兩方均較能擁護認同,成為當時社會發展的主流。 維新事務重要場所 清末維新運動的兩名主要成員康有為及梁啟超,對我國近代圖書館的發展,亦頗多啟發與建樹。1890年康有為在廣州開始講學,起初利用其曾祖康雲衢的雲衢書屋,後為講學及著述需求另成立「萬木草堂」,並在草堂中設立專門的「圖書館」──書藏,除典藏康氏叔祖舊籍及他本人購置的古籍、西書,同時將草堂學生的書籍「捐入書藏」,並開放學生使用,師生共建書藏。梁啟超於此時期受業於康有為,也於萬木草堂就讀。萬木草堂的「書藏」成為康有為研究中西學及傳授維新思想,學生接受維新事務的重要場所,對後來維新派人士積極從事創辦學會學堂的圖書館具重要的準備作用。 1894年後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因慘敗而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康有為於1895年5月2日利用入經應試機會,聯合各省應試舉人一千三百餘人聯名上書請願,堅決反對馬關條約,請求拒和、遷都、練兵,變法,提出他的全部變法維新主張,史稱《公車上書》。康有為藉此提出富民、養民及教民三個方向,其中「教民之法」他明確提出「設書藏」的建議。在同年稍後多次上書中,他近一步闡釋他的諸多見解,但可肯定他認為普遍設立圖書館為富強國家的手段之一。此外,他又在北京、上海組織強學會,辦報刊、辦書藏,以實際行動落實他的主張,並藉此進行維新變法的輿論宣傳。康氏認為開辦強學會最要者四事:(一)譯印圖書、(二)刊布報紙、(三)開大書藏、(四)開博物院。康有為對達成「開大書藏」的做法為:一是「今合四庫圖書購鈔一份,而先蒐其經世有用者」;二是「西人政教及各種學術圖書,皆旁搜購採,以廣考鏡而備研求」;三是「其各省書局之書,皆存局代售」。故康有為認為「開大書藏」所蒐集的書包括中國的「經世有用」之書和西方人「政教及各種學術圖書」,此種見解充分反映了維新運動人物的藏書觀。後續維新人物為「以求中國自強之學」,而採取建設圖書館館藏為手段時,其藏書觀念大約不脫此原則方向。(待續)

  • 上海成近代圖書館發展重鎮

    上海成近代圖書館發展重鎮

     上海成為晚清西方傳教士傳播西方圖書館觀念的中心,也是我國近代圖書館發展的重鎮。上海不僅有傳教士介紹其他國家圖書館現況的譯作,更有傳教士及西方僑民設立的具近代圖書館雛型的藏書樓或圖書館。其運作方式,雖已具西方近代圖書館觀念,但因封閉閱覽的管理方式,故鮮能對中國近代圖書館發展造成影響。  西方傳教士對西方圖書館的宣傳介紹與在華活動,約分為明末清初時期及清末時期。前者可視為是清末西學東漸及西方圖書館觀念傳播與建立的前奏,起於16世紀利瑪竇來華,止於18世紀清廷對天主教的嚴禁及羅馬教廷對耶穌會的解散。此時期耶穌會教士以傳播西方的科學知識為手段來達到傳教的最終目的,而西方的圖書館觀念也透過此途徑流入。其中第一位介紹西方圖書館觀念者為艾儒略,他於明天啟年間撰著《職方外記》中,介紹歐洲諸國「其都會大地,皆有官設書院,聚書於中,日開門兩次,聽士子入內抄寫誦讀,但不許攜出也。」短短文字卻傳入了官設圖書館及公共圖書館的觀念。此與前述曹溶、周永年等人的思維相較,算是非常先進的觀點,但當時未受認同或肯定。  「四堂」西學傳播中心  明末清初北京為天主教耶穌會士在中國的活動中心,故其藏書活動也集中在北京。由西元1600年開始,陸續成立了著名的「四堂」圖書館。所謂東西南北四天主教堂圖書館是民國時期的說法,成立當時並無「圖書館」之稱,南堂成立於明萬曆28年(1600)、東堂肇於順治7年(1650)、北堂於康熙39年(1700)落成、西堂歷史最短約於清雍正3年(1725)成立,各堂成立時間不同,性質上「南堂、東堂屬葡國耶穌會士,北堂隸法國耶穌會士,西堂則為傳信部直轄教士之寓所」。 這些傳教士進行的藏書活動,各堂發展背景不同,其藏書來源及傳入方式亦異,但大抵包括介紹西洋科學、哲學、倫理、法學及史學書籍,也包含宗教有關的神學類書籍等。明末清初的傳教士大抵以傳播科學知識為手段來達到其傳教的最終目的。因「四堂」的藏書影響,使北京成為明末清初中國西學的藏書中心。而當時傳教士或中國教友所翻譯之西學論著,原著本多源自「四堂」藏書,因此「四堂」也可說是西學的傳播中心;且藏書中多有罕見本和歐洲刊印最古書籍,故當時西方近代的科學技術發展成果也藉這些藏書得以保存。後來北平西什庫天主教堂(即北堂)圖書館便匯合東西南北四堂藏書而成,據1938年統計當時尚餘西文書五千餘冊、中文書約八萬冊,其中包括許多稀世珍本。  四堂的藏書雖已建立,但對中國近代圖書館的發展影響不大。原因在於這些藏書並未對中國一般民眾開放,且洋文書籍能閱讀者有限,其性質與中國舊式藏書樓或寺院藏書類似。  至19世紀後西方傳教士再次東來,1807年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arrison, 1782-1834)東來,成為基督教新教來華傳教士,1811年他在廣州出版第一本中文西書,揭開了晚清西學東漸的序幕。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傳教士的傳教範圍逐步從東南沿海擴充至內陸地區。傳教士們為傳教目的,仍以西方科學文化作為媒介。當時西方的發展較中國傳統社會進步。因此傳教士傳播西學的同時,也將較先建的技術及思想引進中國,尤其在教育文化方面更具建樹與貢獻,故有學者稱西方傳教士在中國扮演著「文化掮客」的角色。  這完全是宗教傳佈的前題下,無心插柳順帶發展的結果。而西方的圖書館思想與做法,即透過此一科學文化傳播的途徑,開啟中國近代新式圖書館發展的影響。西方傳教士對西方圖書館的介紹與圖書館觀念引進,大致是透過著作及新式藏書樓或圖書館建立兩種方式。  當時西文著作中提及圖書館者有:英國馬禮遜著《外國史略》、美國褘理哲著《地球說略》、美國戴德江著《地理志略》、美國高理文著《美理哥合省國志略》、英國慕維廉著《地理全書》,以及《萬國地理全圖集》等。其中有許多描述歐美圖書館情況,成為珍貴的參考資料。如魏源編撰《海國圖志》一書時,其材料即是取自這些西人著作。  1842年(道光22年)耶穌會傳教士重來中國時,將文化重心移到上海。晚清西方傳教士多聚集於上海,並以此為傳教與文化活動的舞台,此與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以北京為活動中心不同。也因此上海成為晚清西方傳教士傳播西方圖書館觀念的中心,也是我國近代圖書館發展的重鎮。上海不僅有傳教士介紹其他國家圖書館現況的譯作,更有傳教士及西方僑民設立的具近代圖書館雛型的藏書樓或圖書館。其運作方式,雖已具西方近代圖書館觀念,但因封閉閱覽的管理方式,故鮮能對中國近代圖書館發展造成影響。  未對上海市民開放  學者胡道靜謂:「現代的圖書館之在上海出現,則始於第19世紀中葉(清道光末)上海開港以後。」,建於1847年的「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為當時第一個傳教士所建立的藏書樓,這個圖書館後續更發展為晚清時期上海最大的圖書館;同時也是晚清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藏書中心。所藏圖書中西並俱,其中中文書以地方志最多,另外還有著名的雜誌、報紙等,均自創刊日起保存。但在管理上仍屬傳教士們的專門圖書館,「後來有所發展,凡教會中人,或由教會中人介紹,經藏書樓主管司鐸同意後,亦可入內閱覽,但為數極少。」可見該圖書館雖藏書豐富,但並對外開放使用,尤其未對上海市民開放。  另外還有創設於1849年(道光29年)的「Shanghai Library」(上海圖書館),係由上海租界的西方僑民所組的「書社」組織發展而來。該圖書館在許多方面表現出近代化的西方圖書館觀念,如「工會圖書館」的觀念、公共管理的觀念、公共圖書館的觀念、巡迴文庫的觀念及圖書館委員會的觀念。 但同樣僅限內部成員使用。(待續)

  • 近代圖書文化推手──林則徐 晚清翻譯介紹圖書館第1人(五)

    近代圖書文化推手──林則徐 晚清翻譯介紹圖書館第1人(五)

    另創辦於1871年的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圖書館,則是第一個中國境內採用卡片目錄、《杜威十進分類法》、《卡特著者號碼表》等美國先進的圖書館技術的圖書館,但也因封閉作風而未能造成對當時中國圖書館的影響。直到1901年上海才有第一所由英國傳教士傅蘭雅(John Fryer)創辦為謀華人讀者便利的圖書館成立,那即是格致書院藏書樓。 格致書院藏書樓受矚目 除上述上海成立的藏書樓之外,1903年創辦,1910年正式開放,隸屬於武昌文華大學的「文華公書林」,也是中國近代圖書館發展史上重要的圖書館,由韋棣華(Mary Elizabeth Wood)創辦。該校由美國聖公會創辦,所以也屬教會圖書館。該館不同於前述教會圖書館,因觀念已開,文華公書林不只對大學開放,同時也對武漢三鎮的民眾開放,故亦兼具公共圖書館的功能。 上面所述的幾個較大規模的教會圖書館,創辦於早期者,均未對當地民眾開放。但也未可認為絕無影響力,因它們運作的模式仍會透過當時的報章報導或書刊傳佈讓一般民眾獲悉。如1877年3月《申報》曾載文:「本埠西人設有洋文書院(即工部局公眾圖書館,當時的正式名稱是上海圖書館),計藏書約有萬卷,每年又添購新書五、六百部,閱者只需每年費銀十兩,可隨時取出批閱,閱畢繳換,此真至妙之法也。」。另前述格致書院藏書樓以收藏中國古籍及中文譯著為主,又具首先對華人開設的特色,因此更受華人矚目。陳洙於光緒32年(1906)撰寫的〈上海格致書院藏書樓書目序〉中謂:「上海向有格致書院,近由西士傅蘭雅君商諸各董,添設藏書樓。……吾知登斯樓者,既佩諸君之熱誠毅力以惠我士林,而尤不能不為內國士大夫愧且望也。」並呼籲「裨益學術,光我國治,抗衡歐美,度非地方公建之藏書樓不為公矣。」可見他對傳教士所設新式藏書樓制度頗為推崇。藉由多項途徑,清末蓬勃發展的教會圖書館,對近代圖書館運作新觀念的傳播與啟發,具相當影響力。 學者吳晞認為:「基督教圖書館是我國近代出現年代最早的新型圖書館,起到了『為天下之先』示範作用。……近代圖書館在我國從無到有的突破,實際上是基督教圖書館最初實現的,相當一部分中國人對圖書館的認識,也是從這些『洋書樓』開始的。在我國圖書館史上,基督教圖書館啟蒙、範例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中國第一位系統提出新式圖書館思想的先驅為鄭觀應,他於光緒18年(1892)刊行之《盛世危言》第四卷〈藏書〉中,已提出對近代圖書館的新式思想。發表後雖引起當時思想輿論界的矚目,並肯定設立藏書樓或圖書館的社教功能。但終究屬理論層面的激盪。由前述陳洙對格致書院藏書樓的疾呼,足見當時中國尚未全面採行新式圖書館的理論與實務。傳教士們所成立的藏書樓正好成為中國認識新式圖書館的實景面貌。 在此一背景下,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由小圖書室,發展成為「涵芬樓」,再發展成民初中國最大的公共圖書館──東方圖書館,此與清末以來上海地區蓬勃的近代圖書館發展背景,與先進的圖書館觀念傳播,應有直接的催化作用。 20世紀初創設圖書館高潮 學者吳晞認為中國圖書館的發展,約可分為醞釀時期(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至1895中日甲午戰爭之前)、萌芽時期(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初年才興起創設圖書館的高潮。 明末清初西學雖曾傳入中國,在傳教士傳播的著作中,雖曾有西方圖書館的介紹,但因當時記述較為簡略,且18世紀時之西方近代公共圖書館尚屬萌芽期,相較於中國官私藏書未必較為先進,故當時影響極微。但隨著清初閉關政策的終止,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西學再度傳入中國,但接續的半個世紀中,西學的傳入速度仍然緩慢,在地域上僅限於幾個通商口岸,參與者亦只有少數從事洋務的官員。故中國早期具有新型圖書館性質且為數極少的藏書樓都出現在京城和通商口岸城市,而且大多是在西方人(主要是傳教士)的直接或間接參與下建成。1839年也開始中國對西方圖書館的瞭解和認識。如被稱為是「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和近代中國維新運動重要先驅」的林則徐,是晚清時期中國翻譯介紹圖書館的第一人。如他為瞭解世界各國基本知識而翻譯的《四洲志》,最受矚目。該書譯自1836年倫敦出版英人慕瑞(Hugh Murray)所作之《世界地理大全》。此書除受到梁啟超讚揚「實為新地志嚆矢」,亦為近代中國人翻譯介紹西方圖書館之起始,且對後來魏源編纂《海國圖志》及其他介紹域外史地的書籍均有影響。 林則徐在《四洲志》中透過對美國各州圖書館數目的介紹,以呈現各州普遍設立圖書館的情形;另介紹各州圖書館經費來源,以突顯公共性質及公辦公共圖書館性質,學者程煥文認為這是中國人有關公共圖書館的最早介紹。 道光22年(1842)魏源編纂之五十卷本《海國圖志》(道光26年(1846)擴增為六十卷本;咸豐2年(1852)再擴編為一百卷。)對西方之介紹更為全面,被譽為是最早提倡西方圖書館的人。魏源此書除以《四洲志》為基礎,另大量參酌明末清初的大量西人著述,因此能呈現西人著作中有關西方圖書館的介紹。其中有關歐美公共圖書館的介紹,補強了林則徐《四洲志》中的內容。但林則徐和魏源均非實際出洋目睹西方世界,所著僅依文獻翻譯,故內容有些錯誤。 1840年清廷門戶開啟後出洋的第一人為容閎(1828-1912),為鴉片戰爭後最早接觸西方圖書館者。他於1841年進入澳門馬禮遜學校就讀,1847年因美籍老師勃朗(Rev. S.R. Brown)回美的偶然機會隨同赴美就學。他於1854年於耶魯大學畢業,成為中國留學西方第一代留學生的代表。他雖曾於耶魯大學兄弟會的藏書樓司書一職,但他對當時美國圖書館的描述闕如。(待續)

  • 近代圖書文化推手──上海成近代圖書館發展重鎮(四)

    近代圖書文化推手──上海成近代圖書館發展重鎮(四)

    西方傳教士對西方圖書館的宣傳介紹與在華活動,約分為明末清初時期及清末時期。前者可視為是清末西學東漸及西方圖書館觀念傳播與建立的前奏,起於16世紀利瑪竇來華,止於18世紀清廷對天主教的嚴禁及羅馬教廷對耶穌會的解散。此時期耶穌會教士以傳播西方的科學知識為手段來達到傳教的最終目的,而西方的圖書館觀念也透過此途徑流入。其中第一位介紹西方圖書館觀念者為艾儒略,他於明天啟年間撰著《職方外記》中,介紹歐洲諸國「其都會大地,皆有官設書院,聚書於中,日開門兩次,聽士子入內抄寫誦讀,但不許攜出也。」短短文字卻傳入了官設圖書館及公共圖書館的觀念。此與前述曹溶、周永年等人的思維相較,算是非常先進的觀點,但當時未受認同或肯定。 「四堂」西學傳播中心 明末清初北京為天主教耶穌會士在中國的活動中心,故其藏書活動也集中在北京。由西元1600年開始,陸續成立了著名的「四堂」圖書館。所謂東西南北四天主教堂圖書館是民國時期的說法,成立當時並無「圖書館」之稱,南堂成立於明萬曆28年(1600)、東堂肇於順治7年(1650)、北堂於康熙39年(1700)落成、西堂歷史最短約於清雍正3年(1725)成立,各堂成立時間不同,性質上「南堂、東堂屬葡國耶穌會士,北堂隸法國耶穌會士,西堂則為傳信部直轄教士之寓所」。 這些傳教士進行的藏書活動,各堂發展背景不同,其藏書來源及傳入方式亦異,但大抵包括介紹西洋科學、哲學、倫理、法學及史學書籍,也包含宗教有關的神學類書籍等。明末清初的傳教士大抵以傳播科學知識為手段來達到其傳教的最終目的。因「四堂」的藏書影響,使北京成為明末清初中國西學的藏書中心。而當時傳教士或中國教友所翻譯之西學論著,原著本多源自「四堂」藏書,因此「四堂」也可說是西學的傳播中心;且藏書中多有罕見本和歐洲刊印最古書籍,故當時西方近代的科學技術發展成果也藉這些藏書得以保存。後來北平西什庫天主教堂(即北堂)圖書館便匯合東西南北四堂藏書而成,據1938年統計當時尚餘西文書五千餘冊、中文書約八萬冊,其中包括許多稀世珍本。 四堂的藏書雖已建立,但對中國近代圖書館的發展影響不大。原因在於這些藏書並未對中國一般民眾開放,且洋文書籍能閱讀者有限,其性質與中國舊式藏書樓或寺院藏書類似。 至19世紀後西方傳教士再次東來,1807年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arrison, 1782-1834)東來,成為基督教新教來華傳教士,1811年他在廣州出版第一本中文西書,揭開了晚清西學東漸的序幕。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傳教士的傳教範圍逐步從東南沿海擴充至內陸地區。傳教士們為傳教目的,仍以西方科學文化作為媒介。當時西方的發展較中國傳統社會進步。因此傳教士傳播西學的同時,也將較先建的技術及思想引進中國,尤其在教育文化方面更具建樹與貢獻,故有學者稱西方傳教士在中國扮演著「文化掮客」的角色。 這完全是宗教傳佈的前題下,無心插柳順帶發展的結果。而西方的圖書館思想與做法,即透過此一科學文化傳播的途徑,開啟中國近代新式圖書館發展的影響。西方傳教士對西方圖書館的介紹與圖書館觀念引進,大致是透過著作及新式藏書樓或圖書館建立兩種方式。 當時西文著作中提及圖書館者有:英國馬禮遜著《外國史略》、美國褘理哲著《地球說略》、美國戴德江著《地理志略》、美國高理文著《美理哥合省國志略》、英國慕維廉著《地理全書》,以及《萬國地理全圖集》等。其中有許多描述歐美圖書館情況,成為珍貴的參考資料。如魏源編撰《海國圖志》一書時,其材料即是取自這些西人著作。 1842年(道光22年)耶穌會傳教士重來中國時,將文化重心移到上海。晚清西方傳教士多聚集於上海,並以此為傳教與文化活動的舞台,此與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以北京為活動中心不同。也因此上海成為晚清西方傳教士傳播西方圖書館觀念的中心,也是我國近代圖書館發展的重鎮。上海不僅有傳教士介紹其他國家圖書館現況的譯作,更有傳教士及西方僑民設立的具近代圖書館雛型的藏書樓或圖書館。其運作方式,雖已具西方近代圖書館觀念,但因封閉閱覽的管理方式,故鮮能對中國近代圖書館發展造成影響。 未對上海市民開放 學者胡道靜謂:「現代的圖書館之在上海出現,則始於第19世紀中葉(清道光末)上海開港以後。」,建於1847年的「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為當時第一個傳教士所建立的藏書樓,這個圖書館後續更發展為晚清時期上海最大的圖書館;同時也是晚清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藏書中心。所藏圖書中西並俱,其中中文書以地方志最多,另外還有著名的雜誌、報紙等,均自創刊日起保存。但在管理上仍屬傳教士們的專門圖書館,「後來有所發展,凡教會中人,或由教會中人介紹,經藏書樓主管司鐸同意後,亦可入內閱覽,但為數極少。」可見該圖書館雖藏書豐富,但並對外開放使用,尤其未對上海市民開放。 另外還有創設於1849年(道光29年)的「Shanghai Library」(上海圖書館),係由上海租界的西方僑民所組的「書社」組織發展而來。該圖書館在許多方面表現出近代化的西方圖書館觀念,如「工會圖書館」的觀念、公共管理的觀念、公共圖書館的觀念、巡迴文庫的觀念及圖書館委員會的觀念。 但同樣僅限內部成員使用。(待續)

  • 上海圖書館修館不閉館 讓讀者把圖書館帶回家

    上海圖書館修館不閉館 讓讀者把圖書館帶回家

    近日,上海徐匯區圖書館(以下簡稱徐圖)發布閉館公告,2020年1月1日起,徐圖將進行整體改建,整棟建築全部封閉,停止窗口服務。 為了閉館期間讓讀者也能讀到書,徐匯區圖書館展開「把徐圖帶回家」的活動,讓讀者把書帶回家,等到圖書館改建完成之後,再由讀者把書送還回館,徐圖的工作人員表示,活動獲得了各方讀者的積極響應,開展到現在短短6天時間,徐圖就借出去了三千餘本圖書。 正在現場挑選圖書的讀者王陽說,他認為這個活動很棒,作為讀者,看書增長見識同時,還能幫助圖書館保管圖書,減輕圖書館藏書壓力。

  • 作家無名氏手稿 成復旦大學典藏

    作家無名氏手稿 成復旦大學典藏

     抗戰期間、1940年代,以通俗浪漫小說《北極風情畫》、《塔裡的女人》等風靡一時,作家無名氏2002年在台灣辭世。其生前好友、台灣文史哲出版社社長彭正雄珍藏無名氏的數十幅手跡、部分日記、往來書信、長篇小說、詩文等手稿,以及《塔裡的女人》的手抄本,日前悉數捐贈給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特藏中心。  本名卜寧,又名卜乃夫的無名氏,1917年出生於南京,在家中排行第四,為香港著名報人卜少夫之弟,六弟卜幼夫為台灣《展望》雜誌創辦人。早年曾參與韓國流亡政府從事抗日宣傳活動,也當過記者、教育部職員;1943年首度以「無名氏」為筆名,在西安《華北新聞》發表小說《北極風情畫》,轟動大後方的西安、重慶。  粉絲抄寫稿尤醒目  《北極風情畫》男主人翁的原型為韓國革命志士李範奭,半年後無名氏又推出《塔裡的女人》,更加奠定其在文壇的名聲。1946年起、歷時15年,無名氏於杭州潛心寫作,完成約260萬字的《無名書》六卷。但造化弄人、歷史因素,堪稱嘔心瀝血之作的《無名書》,遲至近30年才得以步入兩岸現代文學史的視野。  《無名書》包括《野獸‧野獸‧野獸》、《海豔》、《金色的蛇夜》(上下冊)、《死的岩層》、《開花在星雲之外》、《創世紀大菩提》六卷。整部小說採取多卷本的長河形式,描繪出一個知識分子的精神追求,折射出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歷程。日前舉行的捐贈儀式,《死的岩層》手稿、數份粉絲的抄寫稿在現場尤其醒目。  搶救珍貴破損史料  「我在這些文稿上看到了我們那個時代留下的文化痕跡。」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陳思和感嘆,「我們面臨著搶救手稿的重任,復旦大學圖書館有一流的古籍修復設備和人才,相信一定能夠把這些破損的手稿恢復原貌。」陳思和與無名氏為忘年之交,1996年陳思和跟隨老師賈植芳至台灣開會,首度有機會見到無名氏本人;「無名氏先生晚年每次回到大陸來,總是我接待他。」  初中時讀到《北極風情畫》、《塔裡的女人》,讓彭正雄對無名氏充滿尊敬、嚮往;1997年相識、至2002年無名氏往生,「6年裡我負責照料他的各種事宜。」無名氏並無子女,之後其妻也過世,無名氏之弟遂允許彭正雄,著手整理、保存無名氏的手稿、書信等資料,「現在我將這些珍貴的史料捐贈給復旦大學圖書館」。  浪漫小說膾炙人口  無名氏筆下的通俗浪漫小說膾炙人口,他本身的幾段愛情傳奇也相當轟轟烈烈。除1949年後留在大陸,1954年曾與劉寶珠結婚、日後仳離;1982年歲末申請離開大陸獲准,1985年與馬福美結為伉儷,後居台北的兩段婚姻之外,早年幾度留情對象包括韓國、中俄混血、中法混血等女性。  最令人津津樂道的,應屬與旅法華裔畫家趙無極之妹、才女趙無華的一段情史。當時人在杭州的無名氏,經由畫家林風眠不僅結識其學生趙無極,也與趙無華相戀;「可惜我與她在一起,只有83天從1950年5月9日到8月2日。」患有結核的趙無華舊病復發、赴上海治療,無名氏也追隨侍奉病榻之旁,但趙無華終告香消玉殞。

  • 「史丹李圖書館」母公司負責人遭上海公安拘留!股價暴跌85%

    「史丹李圖書館」母公司負責人遭上海公安拘留!股價暴跌85%

    美國漫威之父史丹李(Stan Lee)生前曾控告與他共同創立POW!娛樂公司的夥伴,該公司於2017年被賣給香港承興國際控股公司,未料承興國際控股近日也出現問題,根據美媒報導,公司創辦人兼董事長羅靜遭到政府當局收押,目前被刑事拘留在上海公安局楊浦分局,原因不明,仍須待官方公布,導致該公司今天一早股票暴跌85%。 POW!娛樂公司被稱為是史丹李的「圖書館」,擁有許多他的創作版權,但史丹李去年控告該公司執行長盛達菲(Shane Duffy)和共同創辦人吉兒錢皮恩(Gill Champion),除了盜用姓名、肖像權,也未向他揭露出售公司的細節,卻在2個月後選擇撤告,還表示雙方將會繼續合作,整件事啟人疑竇,但隨著史丹李於去年底離世,未再引起波瀾。 如今因香港公司負責人出事再度引起美媒關注,據港媒報導,承興國際控股在上周五收市後才公布,羅靜與董事兼財務總監姜紹陽已分別於上月20日、25日被拘留,但集團強調,日常業務營運及董事會職能均維持穩定,並未受上述事件的重大不利影響,會竭力確保集團持續營運且其股東及僱員的利益仍受到保障。

  • 上海中學生迷金庸 張寧布書孩童愛

    上海中學生迷金庸 張寧布書孩童愛

     在23日「世界讀書日」前夕,上海市19日發布《2018上海市少年兒童閱讀報告》。報告顯示,去年最受歡迎的圖書類別仍是文學類圖書;其中,中學階段讀者最愛金庸小說,借閱排行榜前15名裡,就有8本是出自這位武俠小說泰斗之手。  這份報告由上海少年兒童圖書館與上海市圖書館學會少年兒童圖書館委員會、中文在線共同發布,綜合分析上海中心圖書館「少兒一卡通」系統、上海中小學生「數字(數位)閱讀」平台和少兒圖書銷售等三方數據,呈現上海兒童、少年的閱讀素養與習慣。  報告顯示,文學類圖書仍是上海兒童與青少年的最愛,借閱率高達55.45%,但與2016年數據相比,有明顯降低,反而是藝術類、歷史地理類、天文學、地球科學等其他類圖書有小幅上升,顯示上海兒童與少年的閱讀類型越來越廣。  對低年齡讀者而言,繪本、經典童話最受青睞。熱門借閱排行榜中,大陸畫家張寧的原創布藝圖畫書《烏龜一家去看海》去年被借閱373次,穩居龍頭寶座;其他包含《睡美人》、《灰姑娘》、《醜小鴨》等童話也是榜上有名。  在中學階段讀者眼裡,最受歡迎的作家當屬武俠小說巨匠金庸。中學生借閱排行榜的前15名中,就有8本金庸小說,《射雕英雄傳》、《天龍八部》及《鹿鼎記》更是穩居前3位。

  • 常德公寓605室的最後一瞥

     2011年夏末我在上海展開了一場尋找張愛玲的探奇之旅。緣由來自我贏得了張愛玲遺產執行宋以朗先生全球第一屆「張愛玲五年研究計畫」,成了全球三人之台灣唯一入選者。重返上海做田野調查,成了必然之旅。一整個星期,除了待在上海圖書館,其他時間就是重返張愛玲住過的居所尋找蛛絲馬跡。  常德公寓是張愛玲四○年代在老上海橫空出世時,與姑姑同住和胡蘭成愛戀的私房祕境。隔街凝望在高樓矗立間風華依舊的這棟洋派老建物,前塵往事歷歷在目,彷彿看見張愛玲纖細的瘦長身影,迤邐而來,胡蘭成並肩而行,抬頭望著她︰「妳長這樣高,怎麼可以?」張愛玲嫣然一笑。見到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裡開出花來,心裡卻是歡喜的。  以前,路過瞻仰,這次,非得進去拍照不可。走近一看,外牆上掛著優秀歷史建築與簡介牌匾,緊閉的大門玻璃上貼著「私人住宅謝絕參觀」告示。正躊躇著,一個住戶刷卡入內,我趕緊跟上想混進去,一臉凶巴巴相的女管理員,一見陌生人闖入,蹦地從矮沙發上彈起來,大聲怒斥︰「出去出去!這裡沒啥張愛玲!」顯然早已不勝其煩。  這趟專程來了,進不去怎麼辦?我悵然走進一旁的「千彩書坊」,一間馳名遐邇張迷朝聖的咖啡屋。入門牆上掛著張愛玲招牌藍色畫像,披著改良式大襖,頷首垂目手環胸前,是她最美的姿態,往裡走又見兩張小的,一張抬臉特寫,文雅靜秀,一張手叉緊身短袍腰上,風姿俏麗。張愛玲在鏡頭前擺弄的豐腴姿色,勝過本人的平淡無奇,也難怪胡蘭成第一眼見到她時,說和想像中的全不對。書架上全是張愛玲著作、與張愛玲相關的書籍,買了兩本喝著香醇咖啡,慢慢翻閱,時光沉澱,一轉眼兩個時辰便過了。  突然,靈光一閃,再去瞧瞧麼?不一定換班了。走近一看,果然管理員換成個年輕男子,這好對付。我精神一振,再度跟著住戶後頭進去,不待他揚手驅逐,我趕緊上前往他手裡塞了一張百元人民幣。  「拜託,我只上去拍個照,馬上下來。」我微笑著耍賴。  管理員捏住鈔票,眉頭緊繃嘴角卻揚起︰「好吧,讓妳上去,可一定要快點下來~」  我搭上老式電梯,內裝新穎,沒有留下張愛玲的氣息。即將重返四○年代現場,在這間公寓裡發生的種種浮現眼前,心臟都快跳出胸口來了。電梯門開,小堂比想像中小很多,幽暗寂靜,右邊601房門緊閉,左邊,天哪,就是605室,房門竟然是敞開的,走道擱著一張老椅子,其他一望無物。  天賜良機。我屏氣凝神拿起單眼相機拍個不停。站在樓梯轉角處往裡探頭,瞥見了陽台晒衣一角,這可曾是張愛玲和炎櫻嬉鬧處?登高遙望溫州情郎藏匿處?腳下,曾經是胡蘭成坐著等張愛玲的地方。順著樓梯往下走,邊走邊拍,階梯磨石板泛著光澤,牆上密封的白色窗稜,依稀看得出八十年前原樣,連掛著的送奶上門筒子,也自有一番歲月風景。  裡外著實走了一回,心滿意足,而我竟然成了最後一個順利闖入常德公寓的張愛玲研究學者,所拍得的珍貴照片是對張愛玲黃金歲月的最後一瞥。回台不久,605室便出售給私人當招待所,全面改裝,我鏡頭下那張垂垂老已的椅子,那片斗室蕭然風景,從此封存在上海的滾滾紅塵裡。

  • 流落海外 敦煌古藏文回歸祖國

    流落海外 敦煌古藏文回歸祖國

     中國西北民族大學海外民族文獻研究所從2006年起整理出版流失在海外的敦煌古藏文文獻,已完成英藏9冊、法藏22冊(每冊336頁左右),發現藏於英國國家圖書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敦煌藏文文獻,是流失海外最大宗、最重要的民族古文字文獻,具有極其重要的史料價值。  目前完成的敦煌古藏文文獻影印本,也是英藏、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獻首次完整出版。有利於研究西元8至11世紀吐蕃的歷史文化及民族文化交流史。  莫高窟珍貴古文獻  20世紀初,敦煌藏經洞發現的數萬件珍貴古文獻流落海外。這批流失的珍貴文物,包括1萬件左右的藏文文獻,以及相當數量的回鶻文、粟特文、龜茲文、于闐文、梵文、希伯來文等寫本。這些文獻最近由西北民族大學、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國大英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合作編纂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藏經洞藏文文獻首次以出版形式回歸故里。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大量文獻中,古藏文文獻數量僅次於漢文文獻,是第二大類古文獻。」海外民族文獻研究所副所長才讓表示,與大陸國內相比,珍藏在英、法、美、日、俄等國家的敦煌古藏文文獻內容十分豐富,除了佛教文獻外,還有法律、社會契約、歷史、醫學、倫理、民間故事、語言等方面的文獻。此外,還有譯自梵文、漢文的文史類著作,例如印度著名史詩《羅摩衍那》,漢語古代著作如《戰國策》片段的譯文,也有儒家著作的翻譯。  才讓表示,該所整理出版英藏9冊、法藏22冊的敦煌古藏文文獻,歷時13年,而這項工作還未結束,最終計畫整理出版英藏15冊、法藏30多冊。此後,還將出版其他國家所藏古藏文文獻。  最終出版計畫差1/3  「有些文獻只剩殘存斷片,內容解讀有一定困難。我們在仔細閱讀和理解的基礎上,比對傳世的佛教文獻,然後對文獻擬名。」才讓說,由於按照英法對文獻編號的順序出版,每冊涉及內容繁雜,並非單一文獻。下一步,將對文獻分類輯錄,便於研究。

  • 上圖首次開放夜場 打造豐富多元閱讀體驗

    上圖首次開放夜場 打造豐富多元閱讀體驗

    4月23日,是「世界讀書日」。今晚,上海圖書館新館開館近22年來,首次夜間開放,裝扮一新。「上圖之夜——英華拾貝」在這裡拉開帷幕。 朱麗葉的陽台、狄更斯的書房、三角鋼琴、水幕光影……這些元素讓上海圖書館煥然一新。 本次「上圖之夜」結合剛落幕的「文苑英華——來自大英圖書館的珍寶」英國作家手稿展,通過音樂、朗誦、訪談等不同形式,摭拾展覽中值得珍藏的點滴故事,從不同角度解讀珀西·比希·雪萊、T.S.艾略特、夏洛蒂·勃朗特、查爾斯·狄更斯和D.H.勞倫斯這五位偉大作家。 「向英國文學致敬」朗誦比賽的五位獲獎者,變身為展覽中的五位英國作家,將手稿書信娓娓道出;專家學者和讀者分享英國文豪的寫作逸聞;策展人講述展覽背後的故事,梳理英國文學和上海的淵源;上圖館員們化身主持人和宮廷舞者,帶讀者穿行於中西文學的交會中;更有著名作曲家陳鋼、配音藝術家劉廣寧、主持人閻華、昆曲表演藝術家沈昳麗、上海歌劇院首席女高音熊郁菲、上海交響樂團首席小提琴張樂、青年鋼琴家施雯、以及翻譯家李霽野後人的驚喜亮相,讓讀者對文學有了更深入的體會,使不同愛好、不同層次的市民都有了文學閱讀的體驗,也為上圖之夜增添了獨特的魅力。

  • 協助尋親 陸圖書館讓家譜數位化

    協助尋親 陸圖書館讓家譜數位化

     家譜是尋根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雖說先前多由民間人士編篡、留存,但隨著民間對家譜日漸重視,如今大陸圖書館等文化機構,也投入其中。去年湖北圖書館成立家譜收藏中心,不僅收集多地、多姓氏的家譜,編篡時更將資料上傳至網路。上海圖書館近期也把家譜資訊上傳,不僅總數超過8000種,更涵蓋近16個省分。  湖北省圖書館特藏與地方文獻家譜閱覽區,有許多家譜影本排列,這些都是該館工作人員花十多年才收集、整理完成,譜序、源流、世系(表)等家族資訊逐一呈現。  湖北省圖書館特藏與地方文獻部主任范志毅說:「國有國史,家有家譜,家譜是記載一個家族的歷史;此外,家譜也有家規、祖訓,這些對傳承優良家風、教育後代子孫皆有重要意義。」  隨著民眾認識家譜的重要性,許多文化機構也開始收藏、保存家譜。目前湖北省圖書館所藏紙質家譜數,已從2007年的200多部,變成現今2200多部;此外,該館也有數位資源家譜600多部、家譜縮微膠片200多部。  「民間收集或讀者捐贈的家譜,我們會直接入藏、加工,分類編目進入書庫,方便讀者提供檢索。」范志毅補充,至於無法取得的家譜文獻,則採用租借的方式,帶回圖書館做掃描,並同時列入館藏目錄。數位掃描後的文件可透過數位存檔機,製成縮微膠片永久保存。  不只是湖北圖書館,最近上海圖書館也投入新的館藏家譜數位資源,不僅以上傳超過8000種家譜,範圍更還蓋十幾個省分。除了可瀏覽家譜全文,也可透過人、地、時、事、堂號等多面向瀏覽,並以時間軸、地圖等視覺模式交互展示。

  • 廣州 到2020年每8萬人擁有一座圖書館

    廣州市要建“圖書館之城”!根據2015年底通過的廣州市“圖書館之城”建設規劃,全市公共圖書館將進行整體設計——計劃到2020年實現廣州每8萬人擁有一座圖書館,人均藏書3冊。據統計,到2020年,全市公共圖書館總建築面積將超過40萬平方米。廣州人的閱讀需求猛增,近兩年市區圖書館的服務量呈“井噴式”增長。 2016年市區公共圖書館讀者進館人次1610.38萬,紙質文獻外借冊次2193.94萬,註冊讀者量已經有224.96萬。 這幾年廣州公共圖書館的建設步入快車道,統計數字顯示,到2017年7月,全市各區共有公共圖書館11個17處,公共圖書館不僅集中在中心城區,其中增城圖書館有3.28萬平方米,黃埔區圖書館達3.18萬平方米,從化圖書館也有2.64萬平方米。 而且廣州市區還在不斷改造和新建圖書館。現在的區級圖書館改造項目有3個:海珠區少兒館已完成改造、越秀區少兒館和白雲區江高館正在改造中。新建項目也有3個:已開工的有兩個,為南沙區圖書館新館、番禺區圖書館新館,新建已立項還沒開工的為花都區圖書館新館。另外,白雲區已經在白雲新城​​核心區規劃建設白雲區二館,天河、荔灣區正推進新圖書館的選址和立項。 據統計,已有圖書館加上新建的,到2020年,全市公共圖書館總建築面積將超過40萬平方米。 視察:移動圖書館受歡迎 市人大科教文衛委員會的視察小組前往廣州圖書館天河前進分館實地視察。前進路社區的常住人口和外來人口共10萬人,這個圖書館極大地滿足了居民的閱讀需求。據館長介紹,自從實行了區圖書館和廣州市圖書館通借通還的規定,附近的居民還書不必專門到市圖書館,直接歸還在家門口的圖書館。此外,移動圖書館也深受年輕讀者的喜愛,下載APP後可快速地在移動端自助完成個人的查詢借閱,諮詢瀏覽,還有海量的文獻、電子圖書供選擇。 視察小組又前往天河區圖書館龍口西總館。天河區圖書館館藏量已達到38萬冊,截至6月底,區圖書館持證讀者共計25.14萬,持證讀者佔全區常住人口16.31%。天河區圖書館引入“雲計算”概念,網上就能逛遍圖書館:整合十餘萬視頻、電子圖書資源和數字資源,其中向讀者免費開放的數據庫就有31個。 愛書:圖書館服務量“井噴” 截至2016年底,廣州市實現通借通還且向公眾免費開放的公共圖書館共有122所,比2015年增長40%。這兩年市區圖書館的服務量呈“井噴式”增長,2016年市區公共圖書館讀者進館人次1610.38萬,紙質文獻外借冊次2193.94萬(僅次於上海),註冊讀者量224.96萬。與2015年相比,2016年讀者進館人次增長24.98%,紙質文獻外借冊次增長59.79%,註冊讀者量增長20.54%。其中廣州圖書館也很“威水”,從2013年開始已經連續4年服務量居全國公共館第一,躋身世界公共圖書館前列。另外,廣州市少兒館2016年文獻外借量530.77萬冊,讀者接待量144.25萬人次,在全國公共少兒圖書館中位居首位。 廣州市加大公共圖書館的財政投入。 2016年公共圖書館經費總投入約有3.93億元,同比增長39.83%,其中購書經費8692.05萬元,同比增長67.62%。

  • 上海書展 流動傳記圖書館新亮點

    上海書展 流動傳記圖書館新亮點

     愛因斯坦、莎士比亞、魯迅、張愛玲等中外名人的頭像「星光熠熠」,加上特別設計的「傳記牆」擺滿的30本精選傳記,日前在上海展覽中心登場的2017上海書展暨「書香中國」上海周,「流動傳記圖書館」成為現場吸睛的一大亮點。  今年首次入駐上海書展的建投書局,秉持「人物傳記」特色,以「群星閃耀時」為主題,運用傳記圖書、線下活動,為觀眾打造出一座「流動傳記圖書館」。藉此體現出展覽主題:人類的歷史恍若一條耀眼星河,流淌著思想、文明的光輝,「傳記」則是收藏這些星光的寶盒。  「流動傳記圖書館」展示上千本人物傳記,除入口處「群星閃耀時」的巨幅主題海報外,「傳記牆」上的30本精選傳記,搭配建投書局微信公眾號「JIC書局客」導讀文章,則引領著現場讀者「走近人物」。  基於「不止於書」的理念,「流動傳記圖書館」也設計一些與讀者互動的創意活動。例如「舊傳記回收」活動,即吸引不少愛書人到場參與,一本舊傳記可換得一張新書抵用券,也讓書香得以傳遞下去。  此外,建投書局上海浦江店於書展期間,也將承辦4場重量級科幻類講座,包括英國科幻小說家保羅.J麥考利、英國幻想小說家理查.摩根、俄羅斯作協共同主席弗拉基米爾.博亞利諾夫等,將與大陸作家王晉康、鄭詩亮、鄭體武、徐則臣等展開多重視角的文學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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