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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史話－宋慶齡的革命人生 親自執行與俄聯絡（十三）
她不是消極被動地追隨，而是積極地促進事態的發展。 1922年，共產國際派遠東局書記處成員之一C．A．達林作為共產國際全權代表來華，幫助中國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並推動國共兩黨的合作。他在這年4月至6月，在孫中山移師韶關北伐及與陳炯明的背叛行為鬥爭的日子裡，多次祕密拜訪孫中山。 當時孫中山正在與美國進行祕密談判，請求貸款，以解決軍政府財政上的燃眉之急。孫中山與宋慶齡一樣，對美國的「民主」留有良好的印象，對美援寄予幻想。為此，孫中山甚至答應美國人提出在廣州政府中聘請美國顧問的要求。但是，由於英國支援陳炯明叛變，美國則樂意看到廣州政府被顛覆，他們欺騙了孫中山，沒有給他一點援助。因此，孫中山在平叛失敗被迫離開廣州後，思想有了急劇的轉變；對西方完全失望，把希望轉向蘇俄。 絕處逢生找到出路 列寧並不因為孫中山遭到了空前嚴重的失敗而拋棄他，而是作出了積極的回應。與蘇聯結盟，孫中山終於找到了絕處逢生的唯一出路。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陳獨秀也在上海與國民黨領導人張繼會談，表示堅決支持孫中山。 孫中山在宋慶齡陪同下，先與越飛代表會晤，就「遠東大局問題及解決方法」進行商談。接著，為避開帝國主義反動派的耳目，孫中山又派廖仲愷代表他到日本與越飛繼續會談。之後，孫中山和宋慶齡又於1923年1月中旬在上海寓所熱情地接待越飛，雙方舉行了多次會談，就改組國民黨與建立軍隊，以及蘇聯與共產國際援助中國革命和反對帝國主義等問題，達成了一些原則意見。1月26日，他們發表了著名的《孫文越飛聯合宣言》。 宣言中寫道，「中山以為共產主義及蘇維埃制度均不能實施於中國……越飛對於此項意見完全贊同，並以為中國之最重要最急迫問題，為完成全國統一，並取得完全之國家獨立。關於此項大業，越飛向中山保證：俄國人民對於中國表最熱切之同情，並願予以贊助」。 宣言的真正價值，在於明文確定了孫中山聯俄政策的基礎，宣布與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實際的聯繫，和接受了國際革命勢力的援助，它意味著孫中山丟掉對帝國主義的幻想後一個偉大轉折的開始，從而將完全改變中國歷史發展的方向。至於宣言中說「共產主義及蘇維埃制度均不能實施於中國」，一是出於孫中山當時的認識水準，二是由於當時中國國內外政治環境而採用的策略手段。 宋慶齡最了解個中內情。她在與孫中山一起為此而工作時，表示理解孫中山的做法。她在後來回答斯諾提問孫中山是否相信共產主義時說：「噢，相信的！不過，開頭不相信。他曾認為我們的革命應該走一條和俄國不同的道路。1923年以後，他認為我們可以走同一條道路。」 但是，當孫中山了解到俄國這樣的大國成功地實行了蘇維埃制度時，他就沒有理由不相信了。然而這時候，又如他對達林談話時指出的，由於國民黨內及廣州政府內外存在著很大的反蘇反共產主義的勢力，他們一直指責孫中山和蘇聯的關係，朋友對孫中山也有誤解（包括支持他的華僑），說「他將要公開推行已經祕密實行多年的共產主義政策」。所以，他必須非常謹慎地處理這個特別敏感的問題。 關於這一點，宋慶齡在回答斯諾的問話時就講得十分清楚：孫中山「講話內容完全是根據政治局勢和聽眾而定；……對那些他需要從他們那裡得到說明的人們，他說得很謹慎，而他的著作也是經過編輯的，以免他的追隨者鬧分裂。我們辦事必須慎之又慎，他常常告誡我說：『要按中國人的方式辦事，兜圈子，不能徑直衝向目標』」。 孫中山的做法顯然是對的。他懂得政治鬥爭是怎麼一回事，以及怎樣進行這種鬥爭。所以有人評論說：「這份與越飛聯名發表的宣言獲得了先發制人的效果。孫中山開誠布公地闡明了自己的觀點，從而證明，他遠非某些人所指責的那樣是個極左分子。」 正如宋慶齡介紹的，孫中山對共產主義的認識，有一個過程；轉向蘇聯，也有一個過程。斯諾又問：「轉向俄國是他最後一個機會了吧！」宋慶齡答：「你不如說這是他最後的選擇。」因為西方各國在一一拒絕了孫中山請求援助的呼籲之後，「俄國是第一個平等對待中國的強國」。 奠定未來思想基礎 宋慶齡所以如此了解內情，不僅因為她完全了解孫中山，理解孫中山，贊同孫中山，而且積極支持孫中山的立場和行動。她不是消極被動地追隨，而是積極地促進事態的發展。她不僅經常陪同孫中山會見來自蘇聯的代表，而且做了大量切實有效的工作，會談前的準備和事後的聯絡，都由她親自執行。這些工作往往比會談本身更複雜、工作量更大。 在這個過程中，她與列寧派來的代表保持密切的聯繫，認真地聽取他們的意見，及時地報告給孫中山。正是通過這些活動，宋慶齡對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有了更多的了解，為她此後堅持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礎。（系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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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慶齡的革命人生——親自執行與俄聯絡（十三）
1922年，共產國際派遠東局書記處成員之一C．A．達林作為共產國際全權代表來華，幫助中國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並推動國共兩黨的合作。他在這年4月至6月，在孫中山移師韶關北伐及與陳炯明的背叛行為鬥爭的日子裡，多次祕密拜訪孫中山。 當時孫中山正在與美國進行祕密談判，請求貸款，以解決軍政府財政上的燃眉之急。孫中山與宋慶齡一樣，對美國的「民主」留有良好的印象，對美援寄予幻想。為此，孫中山甚至答應美國人提出在廣州政府中聘請美國顧問的要求。但是，由於英國支援陳炯明叛變，美國則樂意看到廣州政府被顛覆，他們欺騙了孫中山，沒有給他一點援助。因此，孫中山在平叛失敗被迫離開廣州後，思想有了急劇的轉變；對西方完全失望，把希望轉向蘇俄。 絕處逢生找到出路 列寧並不因為孫中山遭到了空前嚴重的失敗而拋棄他，而是作出了積極的回應。與蘇聯結盟，孫中山終於找到了絕處逢生的唯一出路。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陳獨秀也在上海與國民黨領導人張繼會談，表示堅決支持孫中山。 孫中山在宋慶齡陪同下，先與越飛代表會晤，就「遠東大局問題及解決方法」進行商談。接著，為避開帝國主義反動派的耳目，孫中山又派廖仲愷代表他到日本與越飛繼續會談。之後，孫中山和宋慶齡又於1923年1月中旬在上海寓所熱情地接待越飛，雙方舉行了多次會談，就改組國民黨與建立軍隊，以及蘇聯與共產國際援助中國革命和反對帝國主義等問題，達成了一些原則意見。1月26日，他們發表了著名的《孫文越飛聯合宣言》。 宣言中寫道，「中山以為共產主義及蘇維埃制度均不能實施於中國……越飛對於此項意見完全贊同，並以為中國之最重要最急迫問題，為完成全國統一，並取得完全之國家獨立。關於此項大業，越飛向中山保證：俄國人民對於中國表最熱切之同情，並願予以贊助」。 宣言的真正價值，在於明文確定了孫中山聯俄政策的基礎，宣布與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實際的聯繫，和接受了國際革命勢力的援助，它意味著孫中山丟掉對帝國主義的幻想後一個偉大轉折的開始，從而將完全改變中國歷史發展的方向。至於宣言中說「共產主義及蘇維埃制度均不能實施於中國」，一是出於孫中山當時的認識水準，二是由於當時中國國內外政治環境而採用的策略手段。 宋慶齡最了解個中內情。她在與孫中山一起為此而工作時，表示理解孫中山的做法。她在後來回答斯諾提問孫中山是否相信共產主義時說：「噢，相信的！不過，開頭不相信。他曾認為我們的革命應該走一條和俄國不同的道路。1923年以後，他認為我們可以走同一條道路。」 但是，當孫中山了解到俄國這樣的大國成功地實行了蘇維埃制度時，他就沒有理由不相信了。然而這時候，又如他對達林談話時指出的，由於國民黨內及廣州政府內外存在著很大的反蘇反共產主義的勢力，他們一直指責孫中山和蘇聯的關係，朋友對孫中山也有誤解（包括支持他的華僑），說「他將要公開推行已經祕密實行多年的共產主義政策」。所以，他必須非常謹慎地處理這個特別敏感的問題。 關於這一點，宋慶齡在回答斯諾的問話時就講得十分清楚：孫中山「講話內容完全是根據政治局勢和聽眾而定；……對那些他需要從他們那裡得到說明的人們，他說得很謹慎，而他的著作也是經過編輯的，以免他的追隨者鬧分裂。我們辦事必須慎之又慎，他常常告誡我說：『要按中國人的方式辦事，兜圈子，不能徑直衝向目標』」。 孫中山的做法顯然是對的。他懂得政治鬥爭是怎麼一回事，以及怎樣進行這種鬥爭。所以有人評論說：「這份與越飛聯名發表的宣言獲得了先發制人的效果。孫中山開誠布公地闡明了自己的觀點，從而證明，他遠非某些人所指責的那樣是個極左分子。」 正如宋慶齡介紹的，孫中山對共產主義的認識，有一個過程；轉向蘇聯，也有一個過程。斯諾又問：「轉向俄國是他最後一個機會了吧！」宋慶齡答：「你不如說這是他最後的選擇。」因為西方各國在一一拒絕了孫中山請求援助的呼籲之後，「俄國是第一個平等對待中國的強國」。 奠定未來思想基礎 宋慶齡所以如此了解內情，不僅因為她完全了解孫中山，理解孫中山，贊同孫中山，而且積極支持孫中山的立場和行動。她不是消極被動地追隨，而是積極地促進事態的發展。她不僅經常陪同孫中山會見來自蘇聯的代表，而且做了大量切實有效的工作，會談前的準備和事後的聯絡，都由她親自執行。這些工作往往比會談本身更複雜、工作量更大。 在這個過程中，她與列寧派來的代表保持密切的聯繫，認真地聽取他們的意見，及時地報告給孫中山。正是通過這些活動，宋慶齡對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有了更多的了解，為她此後堅持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礎。（系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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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史話－宋慶齡的革命人生 一同參加北伐戰爭（九）
在當好孫中山得力助手的同時，宋慶齡很注意學習和提高自己。她後來回憶說：「那是我當學徒的日子。」此外，宋慶齡還要精心照料孫中山的日常生活，保證他有一個健康的身體，從事艱辛的寫作。 在宋慶齡的宣導和推動之下，立即成立了「桂林市婦女會」，作為全市婦女組織的領導機構。 過去，孫中山由於長期顛沛流離的革命生活，曾患有頗為嚴重的胃病。經過宋慶齡幾年來在生活上對他無微不至的體貼和照顧，終於使孫中山的身體在1918至1920年間日益健康，胃病也得以痊癒。因此，孫中山能夠以比較充沛的精力，勝利完成《實業計畫》、《民權初步》和《孫文學說》等著作。孫中山的這些鴻篇巨著中，飽含著宋慶齡的一份心血。 繼續執行護法任務 1920年10月，在孫中山的督促和廣東民軍回應下，陳炯明率領的粵軍攻克廣州，驅逐盤踞廣東長達4年的桂系軍閥岑春歋、陸榮廷。11月下旬，宋慶齡隨同孫中山離開上海經香港又回到廣州。 到廣州後，孫中山重新組成軍政府，繼續執行「護法」任務，開始了第二次「護法」運動。1921年5月5日，他在廣州宣誓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為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1921年6月27日，孫中山乘勝揮師進軍廣西，直搗桂系軍閥的老巢。 宋慶齡積極襄助討桂戰爭。她在廣州發動廣東婦女組織「女界出征軍人慰勞會」，並自任會長，由何香凝擔任總幹事。「女界出征軍人慰勞會」是中國婦女運動史上第一次組成的慰問義師的組織。「慰勞會」成立後，宋慶齡即偕同何香凝辛苦奔走，向社會各界募集經費和慰勞品。 由於各方人士大力支持，踴躍捐款，很快就募集到十幾萬元，擔任「慰勞會」會計的廖夢醒為管理捐款不得不每天奔跑於銀行。宋慶齡偕同何香凝還攜帶捐款和物品，率領慰勞隊親赴廣西梧州前線，慰問討桂部隊，給予官兵們很大鼓舞，增強了戰鬥力。僅短短3個來月時間，出征軍隊就占領南寧和桂系最後據點龍州。 宋慶齡在從事「慰勞會」工作的同時，繼續擔任孫中山的祕書工作。孫中山侍衛武官鄭卓追憶當時宋慶齡的工作情況說：「她是孫中山先生的最好助手，非常難得的無與倫比的好祕書。」她的英文、法文好，又懂拉丁文。口語講得好，又會廣州話。 有時有些檔案、信件，其他祕書一時譯不出來，宋慶齡很快就譯完。那時候美洲、倫敦等地的革命組織時有一些機要的檔案、密碼轉給孫中山，孫中山就交她處理，所以她又是孫中山的機要祕書，還參加接待外賓的工作。總統府一些未能及時處理好的工作，只要孫中山交給她，她便夜以繼日地努力完成，經常廢寢忘食。 「孫夫人對同志、朋友，和藹可親，助人為樂，孫先生有此助手，深慶得人。」；「她笑口常開，從不發脾氣，很崇敬孫先生，敬仰先生的主義和理想，總是希望能設法分擔先生的一些工作。」 在生活上，宋慶齡無微不至地照顧孫中山，十分注意他的健康。當時，由於艱苦的軍旅生活，孫中山的健康狀況又趨向惡化。宋慶齡自己的衣食十分儉樸，穿的是粗布裙衫和布鞋，早餐經常用腐乳送白粥，但為調理孫中山的胃病，每天早上要準備一小碗燉燕窩，並根據孫中山的習慣，還在午、晚餐後準備一個煨熟了的蘋果。 鄭卓在回憶宋慶齡對孫中山體貼入微的照顧時說：她「對先生的起居飲食，照顧周到，是先生的好侶伴。比如先生平時喜素食，最喜歡食蘿蔔、番茄，偶然才燉一下雞湯。這些雞湯，多數是孫夫人籌謀的。先生時時外出，大熱天時回來，周身是汗，孫夫人總是立即用毛巾幫先生擦汗，還幫助他倒茶遞水」。 討桂戰爭勝利之後，孫中山決定乘勝出師北伐，要用武力打倒北洋軍閥，統一全國，實現民主政治。他於同年12月在桂林組織北伐大本營（設在市內皇城省參議會，即今廣西師範大學內），準備率領北伐軍由桂出湘北進。 為支持孫中山的北伐事業，宋慶齡在「女界出征軍人慰勞會」的基礎上，在廣州組成了「紅十字會」。12月6日，當她得悉北伐大本營建立後，即親率紅十字會員離開廣州，隨後勤部隊經梧州赴桂林，參加北伐。在路過昭平途中，遭遇到陸榮廷遺留下來的土匪部隊的襲擊時，她同士兵們一起英勇沉著地將匪擊退。經過長途艱苦的跋涉，歷時半個月，她於12月21日抵達桂林。 組織婦女加入革命 在桂林期間，宋慶齡經常陪同孫中山到疊彩山、孔明壇、老君洞、伏波山等地視察地形；當發現宜於攻守的險要地方，孫中山即隨手繪成地圖。他倆還曾在鹽道街藝術學校召開婦女座談會，號召各界婦女積極行動起來，砸破封建的枷鎖，和男子一同參加北伐戰爭。 在宋慶齡的宣導和推動下，立即成立了「桂林市婦女會」，作為全市婦女組織的領導機構。桂林的婦女們也紛紛申請加入中國國民黨，使女黨員由原來的一人迅速發展到2百多人。整個革命形勢發展很好。（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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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史話－宋慶齡的革命人生 對儒學問題極感興趣（八）
孫中山得以順利地進行這些綱領性的著述，是與宋慶齡的幫助分不開的。 樓上有藏書室、兼辦公用的讀書室、臥室、浴室和一兩間招待客人臨時住宿的房間，所有這些，組成為「一個最安適而不華貴的住宅」，適合於孫中山與宋慶齡簡樸的生活。這是當年（1919年）孫中山的美國摯友林百克先生拜訪孫中山夫婦時，對住宅留下的印象。 還有一位菲律賓友人當年拜訪孫中山夫婦後，也寫下這樣的觀感：「……家中陳設半為中式，半為西式，惟出於孫夫人（宋慶齡）之美術的布置，頗覺中西折中，幽美可觀。客廳中置一鋼琴，蓋示其家主婦之雅好音樂也。孫夫人……能操英語，尤較其夫為純熟。」可以看到，宋慶齡既有作為領袖助手的卓越才能，又有作為妻子與家庭主婦的優雅品質。兩者結合起來，真是相得益彰。 生活清苦安貧樂道 林百克說，孫中山夫婦過著簡樸的生活，確是實情。當時他們把籌集到的每一分錢，都用於反對軍閥的革命鬥爭，所以生活安排得盡量儉樸，有時甚至處於窘困狀態。他們家中平日有好幾個人用膳，但每天菜金不超過二元。有一次唐紹儀來訪，暢談之下不覺已至中午。 孫中山留他吃午飯，吩咐馬湘去「趣樂居」買了一隻滷水肥雞來待客。唐紹儀很快就把雞吃完後還以為有其他肴饌。孫中山見他還在等待上菜，便說：「簡慢得很，沒有什麼好的菜款待。」又問馬湘還有什麼菜，馬湘說廚房裡只有鹹魚。孫中山便叫拿上來。 唐紹儀一邊用鹹魚下飯，一邊說：「我大吃慣了。一隻肥燒雞，我一餐可以食完，因此家裡雖只有幾個人，每餐菜錢便要十元啊！」每天菜金不超過二元和每餐菜錢便要十元，兩家對比何等懸殊！馬湘回憶有一次孫中山與宋慶齡偕同他去上海書市棋盤街的舊書店買書，選購了一大堆各種書籍。由於書籍太重，只好同意馬湘提議雇了一輛馬車。可是，孫中山帶的錢已經買書用完了，宋慶齡身上也沒有錢，最後只得借用馬湘僅有的四角錢付了車費。 孫中山與宋慶齡的日常生活很有規律。清晨起床後經常在花園裡打網球，鍛煉身體，早餐後就開始工作。他們常常和朱執信、廖仲愷、陳少白等研討革命的理論，有時也喜歡與章太炎等研究學術方面如孔子與儒學等問題。 宋慶齡雖然接受的是系統的西方教育，但對中國儒學也很有興趣，她後來曾發表過一些在這方面頗有見解的文章，《儒教與現代中國》就是其中著名的一篇。晚餐後，多是讀書、看報，或寫作，每每工作至深夜十二時才就寢。 孫中山好學不倦，特別喜愛讀書，他曾對日本友人說：「余一生嗜好，除革命外惟讀書而已。余一日不讀書，即不能生活。」他的讀書本領也確能做到「手不釋卷，融會貫通，能得要領」。宋慶齡對此知之甚深，她追憶說：當時孫中山「訂閱了一種英國出版的《航運年鑒》，知道很多關於船隻的噸位、吃水等這一類的事情。有一次他乘巡洋艦視察海寧時，告訴大副，航道水淺，把船靠外行駛。但這位元大副自以為他更熟悉情況，結果船擱了淺」。 後來宋慶齡曾向身邊的工作人員追憶過同孫中山婚後的生活情景，同他們居住在莫里哀路時的生活也是相似的。她說：「我的丈夫有許多書，他的室內四壁掛滿了各種地圖。 每晚，他最喜愛的事，是鋪開巨幅中國山水、運河圖，彎腰勾出管道、港口、鐵路等等。而我給他讀馬克思、恩格斯，還有著名科學家如漢道科．埃利斯、危普頓．辛克萊等寫的書。」 孫中山在這一段時期，深居簡出，在住所發憤讀書，日夜進行寫作。他除指派廖仲愷、朱執信和戴季陶等創辦《建設》雜誌及《星期評論》（附於上海《民國日報》）兩種刊物，作為宣傳民主革命理論的陣地，並親自撰寫文章外，著重完成了《孫文學說》（即《知難行易的學說》）和《實業計畫》這兩本重要著作。 它們與孫中山1917年在上海寫成的《民權初步》合起來，就是《建國方略》這部巨著的3個組成部分。在這部著作裡，匯總了孫中山在與共產黨合作以前大半生革命活動的經驗教訓和對中國革命與建設前途的展望，表現了對中國民主化和工業化的強烈願望，及其不斷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與對國家光明前途的樂觀情緒。孫中山得以順利地進行這些綱領性的著述，是與宋慶齡的幫助分不開的。 共同探討革命理論 撰寫這部巨著時，不僅需要參閱大量中外圖書及資料，還必須繪製各種有關的地圖和統計圖表。為此，宋慶齡多次陪孫中山跑到北四川路購買需要的中外文書籍、地圖和繪圖器具等。 此外，宋慶齡還說明孫中山查閱資料，謄寫文稿，共同探討有關革命理論的各種問題，甚至研究哪裡應該築鐵路，哪裡應該築公路，哪條河流應該怎樣改良和怎樣利用，哪裡有什麼礦藏，哪裡應該修建什麼商港和軍港等等，然後，孫中山就在「書房裡把大地圖鋪在地上，手裡拿著深色鉛筆和橡皮，在上面標繪出鐵路、河道、海港等等」。（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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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慶齡的革命人生－－一同參加北伐戰爭（九）
在宋慶齡的宣導和推動之下，立即成立了「桂林市婦女會」，作為全市婦女組織的領導機構。 過去，孫中山由於長期顛沛流離的革命生活，曾患有頗為嚴重的胃病。經過宋慶齡幾年來在生活上對他無微不至的體貼和照顧，終於使孫中山的身體在1918至1920年間日益健康，胃病也得以痊癒。因此，孫中山能夠以比較充沛的精力，勝利完成《實業計畫》、《民權初步》和《孫文學說》等著作。孫中山的這些鴻篇巨著中，飽含著宋慶齡的一份心血。 繼續執行護法任務 1920年10月，在孫中山的督促和廣東民軍回應下，陳炯明率領的粵軍攻克廣州，驅逐盤踞廣東長達4年的桂系軍閥岑春歋、陸榮廷。11月下旬，宋慶齡隨同孫中山離開上海經香港又回到廣州。 到廣州後，孫中山重新組成軍政府，繼續執行「護法」任務，開始了第二次「護法」運動。1921年5月5日，他在廣州宣誓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為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1921年6月27日，孫中山乘勝揮師進軍廣西，直搗桂系軍閥的老巢。 宋慶齡積極襄助討桂戰爭。她在廣州發動廣東婦女組織「女界出征軍人慰勞會」，並自任會長，由何香凝擔任總幹事。「女界出征軍人慰勞會」是中國婦女運動史上第一次組成的慰問義師的組織。「慰勞會」成立後，宋慶齡即偕同何香凝辛苦奔走，向社會各界募集經費和慰勞品。 由於各方人士大力支持，踴躍捐款，很快就募集到十幾萬元，擔任「慰勞會」會計的廖夢醒為管理捐款不得不每天奔跑於銀行。宋慶齡偕同何香凝還攜帶捐款和物品，率領慰勞隊親赴廣西梧州前線，慰問討桂部隊，給予官兵們很大鼓舞，增強了戰鬥力。僅短短3個來月時間，出征軍隊就占領南寧和桂系最後據點龍州。 宋慶齡在從事「慰勞會」工作的同時，繼續擔任孫中山的祕書工作。孫中山侍衛武官鄭卓追憶當時宋慶齡的工作情況說：「她是孫中山先生的最好助手，非常難得的無與倫比的好祕書。」她的英文、法文好，又懂拉丁文。口語講得好，又會廣州話。 有時有些檔案、信件，其他祕書一時譯不出來，宋慶齡很快就譯完。那時候美洲、倫敦等地的革命組織時有一些機要的檔案、密碼轉給孫中山，孫中山就交她處理，所以她又是孫中山的機要祕書，還參加接待外賓的工作。總統府一些未能及時處理好的工作，只要孫中山交給她，她便夜以繼日地努力完成，經常廢寢忘食。 「孫夫人對同志、朋友，和藹可親，助人為樂，孫先生有此助手，深慶得人。」；「她笑口常開，從不發脾氣，很崇敬孫先生，敬仰先生的主義和理想，總是希望能設法分擔先生的一些工作。」 在生活上，宋慶齡無微不至地照顧孫中山，十分注意他的健康。當時，由於艱苦的軍旅生活，孫中山的健康狀況又趨向惡化。宋慶齡自己的衣食十分儉樸，穿的是粗布裙衫和布鞋，早餐經常用腐乳送白粥，但為調理孫中山的胃病，每天早上要準備一小碗燉燕窩，並根據孫中山的習慣，還在午、晚餐後準備一個煨熟了的蘋果。 鄭卓在回憶宋慶齡對孫中山體貼入微的照顧時說：她「對先生的起居飲食，照顧周到，是先生的好侶伴。比如先生平時喜素食，最喜歡食蘿蔔、番茄，偶然才燉一下雞湯。這些雞湯，多數是孫夫人籌謀的。先生時時外出，大熱天時回來，周身是汗，孫夫人總是立即用毛巾幫先生擦汗，還幫助他倒茶遞水」。 討桂戰爭勝利之後，孫中山決定乘勝出師北伐，要用武力打倒北洋軍閥，統一全國，實現民主政治。他於同年12月在桂林組織北伐大本營（設在市內皇城省參議會，即今廣西師範大學內），準備率領北伐軍由桂出湘北進。 為支持孫中山的北伐事業，宋慶齡在「女界出征軍人慰勞會」的基礎上，在廣州組成了「紅十字會」。12月6日，當她得悉北伐大本營建立後，即親率紅十字會員離開廣州，隨後勤部隊經梧州赴桂林，參加北伐。在路過昭平途中，遭遇到陸榮廷遺留下來的土匪部隊的襲擊時，她同士兵們一起英勇沉著地將匪擊退。經過長途艱苦的跋涉，歷時半個月，她於12月21日抵達桂林。 組織婦女加入革命 在桂林期間，宋慶齡經常陪同孫中山到疊彩山、孔明壇、老君洞、伏波山等地視察地形；當發現宜於攻守的險要地方，孫中山即隨手繪成地圖。他倆還曾在鹽道街藝術學校召開婦女座談會，號召各界婦女積極行動起來，砸破封建的枷鎖，和男子一同參加北伐戰爭。 在宋慶齡的宣導和推動下，立即成立了「桂林市婦女會」，作為全市婦女組織的領導機構。桂林的婦女們也紛紛申請加入中國國民黨，使女黨員由原來的一人迅速發展到2百多人。整個革命形勢發展很好。（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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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史話－宋慶齡的革命人生 護法運動失敗告終（七）
孫中山代表人民的意志，多次致電北京政府，反對中國參戰。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在全國人民的聲討聲中於北京憂懼而死。繼任總統黎元洪在孫中山的督促下，宣布遵行《臨時約法》，恢復國會。孫中山天真地認為：「推翻專制，重造民國」的目的已達，從此中國將出現一個「真正共和」的局面，於是就指示各地革命軍停止軍事行動。 他則一心致力於地方自治、振興實業等建設事業了。但是，北京政府在掌握實權的皖系軍閥段祺瑞操縱下，卻無意「再造民國」，只是一心推行獨裁統治，當時歐洲正在進行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是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不義之戰，遭到世界人民和中國人民的一致反對。 嚴厲譴責北洋軍閥 孫中山代表人民的意志，多次致電北京政府，反對中國參戰。但是，段祺瑞為了取悅日本帝國主義，獲得日本的借款，滿足日本取代德國在華利益的欲望，竟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操縱北京政府在1917年8月14日宣布對德宣戰，並蠻橫地毀棄《臨時約法》，拒絕召開國會，妄圖以武力統一中國。 宋慶齡堅決維護人民利益，支持孫中山的正確主張，嚴厲譴責北洋軍閥的罪惡行徑。她在1917年4月2日致日本友人梅屋莊吉的信中指出，「有很多自私的和有野心的人企圖竭力將中國投入歐戰」，他們「為了微不足道的一點錢，卻情願犧牲國家的生命」。 她還寫道：「我的丈夫為創建民國幾乎付出了他的整個青春之後，他深深地感到，有一些政府官員把金錢和地位視為高於一切，放在諸如真理、名譽與自尊心之上，他們是在貶低自己的人格。」接著，宋慶齡又積極投入了孫中山領導的反段護法運動。 她幾次陪孫中山與在上海的海軍總長程璧光磋商，動員海軍參加護法運動。廖仲愷協助孫中山動員北洋海軍軍官彭春源南下護法。何香凝也被分配做北洋海軍婦女家屬工作。他們的工作分別取得了一些成果。1917年7月6日，孫中山率領起義的「海琛」號軍艦離滬去粵，發起了護法運動。宋慶齡隨孫中山乘艦前往。 孫中山到達廣州後，聯合西南桂、滇系軍閥，召開非常國會，組織中華民國軍政府，擔任海陸軍大元帥，建立起了一個同北方段祺瑞賣國反動政權針鋒相對的新政權。但是，西南軍閥是一些具有強烈地方性的封建軍事集團，他們只企圖利用孫中山的威望作為沽名釣譽的幌子，達到割據的目的，根本不支援孫中山的護法運動。 後來，他們又與直系軍閥沆瀣一氣，企圖策畫推翻孫中山和軍政府。孫中山憤怒至極，看透了南方軍閥與北方軍閥都是「一丘之貉」的本質，薰蕕難共，便決然辭去大元帥職務，於於5月21日偕宋慶齡離粵回滬。第一次「護法」運動就此以失敗而告終。 宋慶齡與孫中山於6月28日回到上海後，暫住在法租界環龍路舊址。他們看到辛亥革命勝利後已有7年，但山河仍舊瘡痍滿目，人民還是窮苦不堪，十分痛心。孫中山更感到苦悶、孤獨和彷徨。他的許多戰友或為國犧牲，或消沉墮落，或因政見歧異分道而去。 特別是老友加岳丈宋嘉樹也在其回滬前一個多月（即5月3日）在上海病故，更使他不勝悵惘。宋慶齡在他身邊，成了唯一的安慰。二人決心重新振作起來，尋找真理，繼續革命。孫中山認真地總結了奔走國事30餘年的經驗和教訓，探索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的道路，並發憤著書，希望以此來「啟發國民，喚醒社會」。在這時，他也確有了可以平靜讀書著述的條件。 一天，四位旅美華僑來拜見孫中山，當他們從衛士馬湘口中了解到做過中國歷史上第一任大總統的孫中山連住房都沒有、每月要付房租65元時，大為震驚，就拿出一筆錢來購置了一所住宅送給了孫中山。這就是今天作為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的香山路7號住宅，當年是莫里哀路29號。 莫里哀路是法租界的一條小馬路。路邊種著樹幹高大綠葉茂盛的法國梧桐，盛夏酷暑，兩邊的樹冠相聯，可使路面一片蔭涼。還由於兩旁都是花園別墅式的住宅，沒有工廠商店，所以整條馬路極其寧靜。尤其是它的東頭終點，與一個環繞法租界運動場的美麗花園（即今復興公園）相接。 春夏季節，花園的竹籬圍牆上開滿了鮮豔的花朵，猶如一幅色彩斑斕的油畫。東風吹來陣陣清香，更使周圍增添幽雅迷人的氣氛。29號正是在這條馬路東頭路南的第三個門。 華僑贈屋美麗花園 這是一座西式小巧的花園別墅。一進大門跨進一個小小庭院就是一幢深灰色的兩層小樓房。外牆上布滿了爬山虎、紫藤等附牆植物。樓前向陽處，是一片正方形的草坪，三面圍繞著四季常青的冬青、香樟以及玉蘭等樹木花圃。環境幽靜，布局緊湊。住房不大，卻簡單實用。 樓下是一間會客室和一間餐室，加上一個由四個高大圓拱護圍、幾乎橫貫樓房東西的、長廊式的陽台。這個奇巧的陽台，使這幢古樸的建築與美麗的小花園渾然一體。（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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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慶齡的革命人生－－對儒學問題極感興趣（八）
樓上有藏書室、兼辦公用的讀書室、臥室、浴室和一兩間招待客人臨時住宿的房間，所有這些，組成為「一個最安適而不華貴的住宅」，適合於孫中山與宋慶齡簡樸的生活。這是當年（1919年）孫中山的美國摯友林百克先生拜訪孫中山夫婦時，對住宅留下的印象。 還有一位菲律賓友人當年拜訪孫中山夫婦後，也寫下這樣的觀感：「……家中陳設半為中式，半為西式，惟出於孫夫人（宋慶齡）之美術的布置，頗覺中西折中，幽美可觀。客廳中置一鋼琴，蓋示其家主婦之雅好音樂也。孫夫人……能操英語，尤較其夫為純熟。」可以看到，宋慶齡既有作為領袖助手的卓越才能，又有作為妻子與家庭主婦的優雅品質。兩者結合起來，真是相得益彰。 生活清苦安貧樂道 林百克說，孫中山夫婦過著簡樸的生活，確是實情。當時他們把籌集到的每一分錢，都用於反對軍閥的革命鬥爭，所以生活安排得盡量儉樸，有時甚至處於窘困狀態。他們家中平日有好幾個人用膳，但每天菜金不超過二元。有一次唐紹儀來訪，暢談之下不覺已至中午。 孫中山留他吃午飯，吩咐馬湘去「趣樂居」買了一隻滷水肥雞來待客。唐紹儀很快就把雞吃完後還以為有其他肴饌。孫中山見他還在等待上菜，便說：「簡慢得很，沒有什麼好的菜款待。」又問馬湘還有什麼菜，馬湘說廚房裡只有鹹魚。孫中山便叫拿上來。 唐紹儀一邊用鹹魚下飯，一邊說：「我大吃慣了。一隻肥燒雞，我一餐可以食完，因此家裡雖只有幾個人，每餐菜錢便要十元啊！」每天菜金不超過二元和每餐菜錢便要十元，兩家對比何等懸殊！馬湘回憶有一次孫中山與宋慶齡偕同他去上海書市棋盤街的舊書店買書，選購了一大堆各種書籍。由於書籍太重，只好同意馬湘提議雇了一輛馬車。可是，孫中山帶的錢已經買書用完了，宋慶齡身上也沒有錢，最後只得借用馬湘僅有的四角錢付了車費。 孫中山與宋慶齡的日常生活很有規律。清晨起床後經常在花園裡打網球，鍛煉身體，早餐後就開始工作。他們常常和朱執信、廖仲愷、陳少白等研討革命的理論，有時也喜歡與章太炎等研究學術方面如孔子與儒學等問題。 宋慶齡雖然接受的是系統的西方教育，但對中國儒學也很有興趣，她後來曾發表過一些在這方面頗有見解的文章，《儒教與現代中國》就是其中著名的一篇。晚餐後，多是讀書、看報，或寫作，每每工作至深夜十二時才就寢。 孫中山好學不倦，特別喜愛讀書，他曾對日本友人說：「余一生嗜好，除革命外惟讀書而已。余一日不讀書，即不能生活。」他的讀書本領也確能做到「手不釋卷，融會貫通，能得要領」。宋慶齡對此知之甚深，她追憶說：當時孫中山「訂閱了一種英國出版的《航運年鑒》，知道很多關於船隻的噸位、吃水等這一類的事情。有一次他乘巡洋艦視察海寧時，告訴大副，航道水淺，把船靠外行駛。但這位元大副自以為他更熟悉情況，結果船擱了淺」。 後來宋慶齡曾向身邊的工作人員追憶過同孫中山婚後的生活情景，同他們居住在莫里哀路時的生活也是相似的。她說：「我的丈夫有許多書，他的室內四壁掛滿了各種地圖。 每晚，他最喜愛的事，是鋪開巨幅中國山水、運河圖，彎腰勾出管道、港口、鐵路等等。而我給他讀馬克思、恩格斯，還有著名科學家如漢道科．埃利斯、危普頓．辛克萊等寫的書。」 孫中山在這一段時期，深居簡出，在住所發憤讀書，日夜進行寫作。他除指派廖仲愷、朱執信和戴季陶等創辦《建設》雜誌及《星期評論》（附於上海《民國日報》）兩種刊物，作為宣傳民主革命理論的陣地，並親自撰寫文章外，著重完成了《孫文學說》（即《知難行易的學說》）和《實業計畫》這兩本重要著作。 它們與孫中山1917年在上海寫成的《民權初步》合起來，就是《建國方略》這部巨著的3個組成部分。在這部著作裡，匯總了孫中山在與共產黨合作以前大半生革命活動的經驗教訓和對中國革命與建設前途的展望，表現了對中國民主化和工業化的強烈願望，及其不斷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與對國家光明前途的樂觀情緒。孫中山得以順利地進行這些綱領性的著述，是與宋慶齡的幫助分不開的。 共同探討革命理論 撰寫這部巨著時，不僅需要參閱大量中外圖書及資料，還必須繪製各種有關的地圖和統計圖表。為此，宋慶齡多次陪孫中山跑到北四川路購買需要的中外文書籍、地圖和繪圖器具等。 此外，宋慶齡還說明孫中山查閱資料，謄寫文稿，共同探討有關革命理論的各種問題，甚至研究哪裡應該築鐵路，哪裡應該築公路，哪條河流應該怎樣改良和怎樣利用，哪裡有什麼礦藏，哪裡應該修建什麼商港和軍港等等，然後，孫中山就在「書房裡把大地圖鋪在地上，手裡拿著深色鉛筆和橡皮，在上面標繪出鐵路、河道、海港等等」。（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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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史話－宋慶齡的革命人生 積極投入反袁鬥爭（六）
這一對夫婦，實在可以稱為偉大的革命伴侶。 宋慶齡和孫中山的結合，是中國近代革命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它對宋、孫二人的革命生涯都產生了重大影響。此後的歲月證明，這樁婚事對孫中山最後十年的革命活動具有積極而深遠的意義；而對於宋慶齡革命的一生來說，是她在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抉擇，並始終是一個巨大的推動力。此後，她以戰友、學生與伴侶的身分，全力協助孫中山在艱難的征程中不斷前進。這一對夫婦，實在可以稱為偉大的革命伴侶。 宋慶齡一直極為珍視她與孫中山結婚的日子，甚至在60多年之後，回憶起這一天的時候，仍激動地說：「10月25日，在我的生活中，這一天是比我的生日更重要的日子。」 袁氏帝制野心畢露 結婚以後，宋慶齡更加積極更加深入地投入了孫中山領導的反袁鬥爭－－「三次革命」。當時反袁鬥爭正處於高潮。除了上海革命黨人炸斃袁世凱死黨上海鎮守使鄭汝成外，孫中山還發動了一系列反袁起義。起義雖然都失敗了，但孫中山仍信心十足。因為袁世凱這時策畫的各省區「國民代表大會」投票擁戴他稱帝的醜劇，使他復辟帝制的野心畢露。孫中山認為袁已「勢成騎虎」，「亡在旦夕」。 在這種形勢下，孫中山認為必須「先發制人」。於是他與國內外革命黨人的函電往返極其頻繁：催促籌募經費，捐輸軍餉，整理黨務，組織中華革命軍，創辦陸軍速成學校（在菲律賓）等。尤其在12月下旬，得知唐繼堯、蔡鍔在雲南通電全國，發起護國運動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消息後，孫中山更是加快了革命步伐。 他急如星火，連續致電馬尼拉、舊金山、火奴魯魯、香港、上海等地的革命黨人，囑令加速籌款，並發表了《討袁宣言》。於是在1916年上半年，孫中山領導華南和華東地區又掀起了討袁起義的新高潮，與西南護國軍互為犄角，給袁世凱政府以沉重的打擊，終於迫使他在3月22日取消帝制。 在這緊張繁忙的日子裡，孫中山運籌帷幄，心疲力竭。宋慶齡日夜在他身邊協助工作，除了閱讀中外報紙，向孫中山提供各種資訊外，還要說明處理大量機密函電，大多數由她譯後讀給孫中山聽，然後幫助孫中山起草覆函覆電。此外，她還與孫中山直接參加了一些反袁活動，如1916年4月9日在東京舉行的一次慶祝袁世凱復辟帝制失敗的集會。 廖仲愷、何香凝和一些日本友人也參加了這次集會。這次集會在支持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日本帝國主義後院點了一把火，對袁世凱及其後台的打擊具有重要的意義。接著，5月9日在上海，宋慶齡又協助孫中山起草了最後一個討袁檄文《第二次討袁宣言》。 《宣言》針對袁世凱即將倒斃的形勢，譴責袁氏竊國復辟的罪惡，回顧幾年來中華革命黨的反袁鬥爭，指出此次鬥爭「不徒以去袁為畢事」，而以維持約法為根本；「袁氏未去，當與國民共任討賊之事；袁氏既去，當與國民共荷監督之責，決不肯使謀危民國者復生於國內」。 當時，她和孫中山不僅從事本國的鬥爭，還積極聯絡亞洲各國革命者，支持別國人民反帝和爭取民族獨立的運動。菲律賓作家馬利亞諾．龐塞曾寫過孫中山關心「東方青年協會」的情況，說他是該協會「最熱心的贊助者之一」。 這個協會是由朝鮮、中國、日本、印度、暹羅（即泰國）和菲律賓等國留日學生在東京組織的。「孫中山對有關遠東的一切問題都表現出真正的關心，他研究這些問題，並且幫助有關方面找出解決的辦法」，甚至包括武裝鬥爭的經費和武器。 因此宋慶齡說：「我記得，在1915年及其後一段時期，我們在東京寓所裡經常坐滿來自亞洲和世界各地的革命者。」這使宋慶齡又獲得一種新的工作和新的鍛煉。 這樣沉重的工作擔子和緊張的生活，對於一個剛從學校門出來的青年女子來說，自然是難以承受的。但是，宋慶齡是一個堅強的人，終於頂了過來。而且，由於革命需要，她逐步克服了過去靦腆的習性，學會在各種場合與各種人打交道。 勞累過度終至病倒 她在給美國朋友的一封信中說：「你知道，我是多麼害怕拋頭露面！但是自從結婚以後，我不得不參與許多事務……我每天都要會見許多人，實際上是環境迫使我打破沉默而與人交談。」7月25日，宋慶齡終因勞累過度病倒了，她腹痛、腹瀉並發燒。孫中山非常著急，立即托日本友人山田純三郎代請高明醫生到寓所診治。 1916年4月27日，宋慶齡與孫中山一起化裝後祕密回國，住在一家法文報館的樓上，即上海環龍路63號（今南昌路59號），與朱執信、廖仲愷、何香凝及衛士馬伯麟、馬湘住在一起，對門44號是他們的事務所辦公室，同時也是陳少白及其祕書連聲海的寓所。當時孫中山的一項重要工作是發動海軍將領起義反袁，以給袁世凱致命的一擊。為此，宋慶齡經常在晚上陪孫中山化裝後外出活動。為了安全，白天他們是從不出門的。（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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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慶齡的革命人生－－護法運動失敗告終（七）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在全國人民的聲討聲中於北京憂懼而死。繼任總統黎元洪在孫中山的督促下，宣布遵行《臨時約法》，恢復國會。孫中山天真地認為：「推翻專制，重造民國」的目的已達，從此中國將出現一個「真正共和」的局面，於是就指示各地革命軍停止軍事行動。 他則一心致力於地方自治、振興實業等建設事業了。但是，北京政府在掌握實權的皖系軍閥段祺瑞操縱下，卻無意「再造民國」，只是一心推行獨裁統治，當時歐洲正在進行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是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不義之戰，遭到世界人民和中國人民的一致反對。 嚴厲譴責北洋軍閥 孫中山代表人民的意志，多次致電北京政府，反對中國參戰。但是，段祺瑞為了取悅日本帝國主義，獲得日本的借款，滿足日本取代德國在華利益的欲望，竟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操縱北京政府在1917年8月14日宣布對德宣戰，並蠻橫地毀棄《臨時約法》，拒絕召開國會，妄圖以武力統一中國。 宋慶齡堅決維護人民利益，支持孫中山的正確主張，嚴厲譴責北洋軍閥的罪惡行徑。她在1917年4月2日致日本友人梅屋莊吉的信中指出，「有很多自私的和有野心的人企圖竭力將中國投入歐戰」，他們「為了微不足道的一點錢，卻情願犧牲國家的生命」。 她還寫道：「我的丈夫為創建民國幾乎付出了他的整個青春之後，他深深地感到，有一些政府官員把金錢和地位視為高於一切，放在諸如真理、名譽與自尊心之上，他們是在貶低自己的人格。」接著，宋慶齡又積極投入了孫中山領導的反段護法運動。 她幾次陪孫中山與在上海的海軍總長程璧光磋商，動員海軍參加護法運動。廖仲愷協助孫中山動員北洋海軍軍官彭春源南下護法。何香凝也被分配做北洋海軍婦女家屬工作。他們的工作分別取得了一些成果。1917年7月6日，孫中山率領起義的「海琛」號軍艦離滬去粵，發起了護法運動。宋慶齡隨孫中山乘艦前往。 孫中山到達廣州後，聯合西南桂、滇系軍閥，召開非常國會，組織中華民國軍政府，擔任海陸軍大元帥，建立起了一個同北方段祺瑞賣國反動政權針鋒相對的新政權。但是，西南軍閥是一些具有強烈地方性的封建軍事集團，他們只企圖利用孫中山的威望作為沽名釣譽的幌子，達到割據的目的，根本不支援孫中山的護法運動。 後來，他們又與直系軍閥沆瀣一氣，企圖策畫推翻孫中山和軍政府。孫中山憤怒至極，看透了南方軍閥與北方軍閥都是「一丘之貉」的本質，薰蕕難共，便決然辭去大元帥職務，於於5月21日偕宋慶齡離粵回滬。第一次「護法」運動就此以失敗而告終。 宋慶齡與孫中山於6月28日回到上海後，暫住在法租界環龍路舊址。他們看到辛亥革命勝利後已有7年，但山河仍舊瘡痍滿目，人民還是窮苦不堪，十分痛心。孫中山更感到苦悶、孤獨和彷徨。他的許多戰友或為國犧牲，或消沉墮落，或因政見歧異分道而去。 特別是老友加岳丈宋嘉樹也在其回滬前一個多月（即5月3日）在上海病故，更使他不勝悵惘。宋慶齡在他身邊，成了唯一的安慰。二人決心重新振作起來，尋找真理，繼續革命。孫中山認真地總結了奔走國事30餘年的經驗和教訓，探索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的道路，並發憤著書，希望以此來「啟發國民，喚醒社會」。在這時，他也確有了可以平靜讀書著述的條件。 一天，四位旅美華僑來拜見孫中山，當他們從衛士馬湘口中了解到做過中國歷史上第一任大總統的孫中山連住房都沒有、每月要付房租65元時，大為震驚，就拿出一筆錢來購置了一所住宅送給了孫中山。這就是今天作為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的香山路7號住宅，當年是莫里哀路29號。 莫里哀路是法租界的一條小馬路。路邊種著樹幹高大綠葉茂盛的法國梧桐，盛夏酷暑，兩邊的樹冠相聯，可使路面一片蔭涼。還由於兩旁都是花園別墅式的住宅，沒有工廠商店，所以整條馬路極其寧靜。尤其是它的東頭終點，與一個環繞法租界運動場的美麗花園（即今復興公園）相接。 春夏季節，花園的竹籬圍牆上開滿了鮮豔的花朵，猶如一幅色彩斑斕的油畫。東風吹來陣陣清香，更使周圍增添幽雅迷人的氣氛。29號正是在這條馬路東頭路南的第三個門。 華僑贈屋美麗花園 這是一座西式小巧的花園別墅。一進大門跨進一個小小庭院就是一幢深灰色的兩層小樓房。外牆上布滿了爬山虎、紫藤等附牆植物。樓前向陽處，是一片正方形的草坪，三面圍繞著四季常青的冬青、香樟以及玉蘭等樹木花圃。環境幽靜，布局緊湊。住房不大，卻簡單實用。 樓下是一間會客室和一間餐室，加上一個由四個高大圓拱護圍、幾乎橫貫樓房東西的、長廊式的陽台。這個奇巧的陽臺，使這幢古樸的建築與美麗的小花園渾然一體。（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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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慶齡的革命人生－－積極投入反袁鬥爭（六）
宋慶齡和孫中山的結合，是中國近代革命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它對宋、孫二人的革命生涯都產生了重大影響。此後的歲月證明，這樁婚事對孫中山最後十年的革命活動具有積極而深遠的意義；而對於宋慶齡革命的一生來說，是她在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抉擇，並始終是一個巨大的推動力。此後，她以戰友、學生與伴侶的身分，全力協助孫中山在艱難的征程中不斷前進。這一對夫婦，實在可以稱為偉大的革命伴侶。 宋慶齡一直極為珍視她與孫中山結婚的日子，甚至在60多年之後，回憶起這一天的時候，仍激動地說：「10月25日，在我的生活中，這一天是比我的生日更重要的日子。」 袁氏帝制野心畢露 結婚以後，宋慶齡更加積極更加深入地投入了孫中山領導的反袁鬥爭－－「三次革命」。當時反袁鬥爭正處於高潮。除了上海革命黨人炸斃袁世凱死黨上海鎮守使鄭汝成外，孫中山還發動了一系列反袁起義。起義雖然都失敗了，但孫中山仍信心十足。因為袁世凱這時策畫的各省區「國民代表大會」投票擁戴他稱帝的醜劇，使他復辟帝制的野心畢露。孫中山認為袁已「勢成騎虎」，「亡在旦夕」。 在這種形勢下，孫中山認為必須「先發制人」。於是他與國內外革命黨人的函電往返極其頻繁：催促籌募經費，捐輸軍餉，整理黨務，組織中華革命軍，創辦陸軍速成學校（在菲律賓）等。尤其在12月下旬，得知唐繼堯、蔡鍔在雲南通電全國，發起護國運動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消息後，孫中山更是加快了革命步伐。 他急如星火，連續致電馬尼拉、舊金山、火奴魯魯、香港、上海等地的革命黨人，囑令加速籌款，並發表了《討袁宣言》。於是在1916年上半年，孫中山領導華南和華東地區又掀起了討袁起義的新高潮，與西南護國軍互為犄角，給袁世凱政府以沉重的打擊，終於迫使他在3月22日取消帝制。 在這緊張繁忙的日子裡，孫中山運籌帷幄，心疲力竭。宋慶齡日夜在他身邊協助工作，除了閱讀中外報紙，向孫中山提供各種資訊外，還要說明處理大量機密函電，大多數由她譯後讀給孫中山聽，然後幫助孫中山起草覆函覆電。此外，她還與孫中山直接參加了一些反袁活動，如1916年4月9日在東京舉行的一次慶祝袁世凱復辟帝制失敗的集會。 廖仲愷、何香凝和一些日本友人也參加了這次集會。這次集會在支持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日本帝國主義後院點了一把火，對袁世凱及其後台的打擊具有重要的意義。接著，5月9日在上海，宋慶齡又協助孫中山起草了最後一個討袁檄文《第二次討袁宣言》。 《宣言》針對袁世凱即將倒斃的形勢，譴責袁氏竊國復辟的罪惡，回顧幾年來中華革命黨的反袁鬥爭，指出此次鬥爭「不徒以去袁為畢事」，而以維持約法為根本；「袁氏未去，當與國民共任討賊之事；袁氏既去，當與國民共荷監督之責，決不肯使謀危民國者復生於國內」。 當時，她和孫中山不僅從事本國的鬥爭，還積極聯絡亞洲各國革命者，支持別國人民反帝和爭取民族獨立的運動。菲律賓作家馬利亞諾．龐塞曾寫過孫中山關心「東方青年協會」的情況，說他是該協會「最熱心的贊助者之一」。 這個協會是由朝鮮、中國、日本、印度、暹羅（即泰國）和菲律賓等國留日學生在東京組織的。「孫中山對有關遠東的一切問題都表現出真正的關心，他研究這些問題，並且幫助有關方面找出解決的辦法」，甚至包括武裝鬥爭的經費和武器。 因此宋慶齡說：「我記得，在1915年及其後一段時期，我們在東京寓所裡經常坐滿來自亞洲和世界各地的革命者。」這使宋慶齡又獲得一種新的工作和新的鍛煉。 這樣沉重的工作擔子和緊張的生活，對於一個剛從學校門出來的青年女子來說，自然是難以承受的。但是，宋慶齡是一個堅強的人，終於頂了過來。而且，由於革命需要，她逐步克服了過去靦腆的習性，學會在各種場合與各種人打交道。 勞累過度終至病倒 她在給美國朋友的一封信中說：「你知道，我是多麼害怕拋頭露面！但是自從結婚以後，我不得不參與許多事務……我每天都要會見許多人，實際上是環境迫使我打破沉默而與人交談。」7月25日，宋慶齡終因勞累過度病倒了，她腹痛、腹瀉並發燒。孫中山非常著急，立即托日本友人山田純三郎代請高明醫生到寓所診治。 1916年4月27日，宋慶齡與孫中山一起化裝後祕密回國，住在一家法文報館的樓上，即上海環龍路63號（今南昌路59號），與朱執信、廖仲愷、何香凝及衛士馬伯麟、馬湘住在一起，對門44號是他們的事務所辦公室，同時也是陳少白及其祕書連聲海的寓所。當時孫中山的一項重要工作是發動海軍將領起義反袁，以給袁世凱致命的一擊。為此，宋慶齡經常在晚上陪孫中山化裝後外出活動。為了安全，白天他們是從不出門的。（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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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史話－宋慶齡的革命人生 戰友紛紛諍諫反對（四）
但這樁婚事，卻遭到孫中山的親朋和戰友中大多數人的反對。他們議論紛紛，都認為很不妥當。 1962年，中國歷史博物館從私人手中徵集到這份《誓約書》的原件，請宋慶齡親自鑒定。她當時通過祕書作了口頭答覆，加以肯定。1980年3月18日，宋慶齡又親筆簽署：「此系真品。」並作了幾點說明： 「第一，誓約書上日期為10月26日，是按照日本當時風俗以雙日吉利而寫的，結婚日期實為10月25日。 第二，由日本名律師和田瑞到東京市政府辦理登記手續後所簽法律上的誓約書。 第三，在誓約書上用「琳」字，是因為「琳」字較「齡」字書寫容易。 第四，當時宋慶齡沒有刻圖章，所以誓約書上未蓋章。 第五，抗日戰爭時，存在於上海孫中山故居的孫中山與宋慶齡的婚姻誓約書兩份，已為日本軍閥掠去，可能這份就是其中的一份。」 公開儀式新婚祝賀 孫中山與宋慶齡簽訂婚姻《誓約書》、辦完法律手續後，當天下午，就到大久保百人町350番地的梅屋莊吉家舉行茶點宴會，作為公開的結婚典禮。 結婚典禮在梅屋家的二樓大房間舉行。在正面二間的壁龕前面，八折金鳳屏風輝煌耀眼。左右兩邊是中國造的紅木高低架，架上的青瓷大花瓶裡插著盛開的菊花。 午後，客人相繼來到，總共有5、60人。其中有執掌日本政權的政界人士，有真誠地同情和支持中國革命的日本志士，也有當時表示同情孫中山，卻企圖在中國革命的進程中實現各自目的的人物。他們是：犬養毅、宮崎寅藏、萱野長知、頭山滿等等。接著，孫中山和宋慶齡坐汽車到來。宋慶齡戴著大花邊帽，穿著一件粉紅和淡綠花圖案的裙子，襯裙透出白色，手裡拿著一束花，顯得十分俏麗動人。孫中山和她手拉著手進門到達中庭，由等待在那裡的照相館的攝影師從各個角度攝下他們的倩影。 客人們走過來，向他們表示祝賀，然後大家圍坐在新婚夫婦的兩側，接著就舉行婚禮。由房東梅屋夫婦充當媒人，新郎新娘喝了梅屋夫人斟的交杯酒後，犬養毅唱了《祝福歌》。這以後，頭山滿站在中間，孫中山和梅屋、宋慶齡和梅屋夫人，分別喝了結為義兄弟、義姐妹的交杯酒後，酒宴開始了。 11月5日，頭山滿在上野精養軒主持有十多人參加的招待會，宣布了孫中山與宋慶齡結婚的消息，招待會上展示了結婚儀式上客人圍著新郎、新娘所攝的照片。孫中山的一些真誠支持中國革命的日本朋友，為孫、宋的結合感到由衷的高興。 但這樁婚事，卻遭到孫中山的親朋和戰友中大多數人的反對。他們議論紛紛，都認為很不妥當。早在他們結婚之前，孫中山的朋友們曾開會討論，並派一個「代表」去說服他，但這個「代表」會見孫中山之後，竟一時說不出話來。孫中山問這個朋友，你有什麼苦惱？這個朋友未發一言，就藉故告辭了。 中華革命黨中的戰友們，曾派遣代表、發出書信，對孫中山進行「說服」，胡漢民、朱執信還當面向孫中山「諍諫」，要求他取消這個打算。孫中山毫不客氣地對他們說：「展堂，執信！我是同你們商量國家大事的，不是請你們來商量我家庭的私事。」所以孫、宋結婚時，除廖仲愷、何香凝和陳其美外，中華革命黨人都沒有出席他們的婚禮。 對於各方面的阻撓和反對，孫中山毫不理睬，他坦率地對一些反對他同宋慶齡結婚的同志說：「我不是神，我是人。」；「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會惡習慣所支配。」他義無反顧地表示：「我愛我國，我愛我妻。」這些肺腑之言，表示了一個革命者對待愛情、婚姻光明磊落和堅貞負責的態度。 孫中山、宋慶齡在十分孤立的情況下，只有廖仲愷夫婦熱誠地支持並衷心地祝願他們幸福。廖仲愷、何香凝在孫、宋結婚時，曾領著兒女廖夢醒和廖承志，全家一起登門賀喜。說明孫、廖這兩家人深厚的戰友情誼，他們無論在革命或生活上都是相通的。廖氏姐弟是第一次見到宋慶齡，從此宋慶齡對待他倆一直親如子侄。 非難還來自宗教方面。孫中山與宋慶齡都是基督徒，基督徒們認為他倆違背了基督教的婚姻觀。「據說，他倆結婚以後，基督徒們都不太高興。但沒有同他倆斷絕關係，也沒有阻止他們參加基督徒的集會。過去基督徒們常常拿孫中山作宣傳，鼓勵人們信教；此後則很少提到他的名字了。」 宋的父母阻止無效 其實，基督徒是無理指責孫中山這樁婚事的，正如美國學者雷脫里克在《孫逸仙，中國的解放者》中指出的：「從人性說，他對於曾受高等教育、有完美性格、又了解他的女子發生愛情，是一件人人易知的事……就事實觀察。他的再婚，同基督教美國千千萬萬男女的行為，在本質上並沒有差異。」 當然，反對最強烈的自然是宋慶齡的父母了。宋嘉樹發現女兒逃跑後，立即和妻子倪珪貞怒氣衝衝地乘坐太平洋郵船公司的客輪追趕到日本。可是，已經晚了，孫中山與宋慶齡的婚禮已舉行完畢。（待續） ★中時新聞網關心您：喝酒過量，有礙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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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慶齡的革命人生——戰友紛紛諍諫反對（四）
1962年，中國歷史博物館從私人手中徵集到這份《誓約書》的原件，請宋慶齡親自鑒定。她當時通過祕書作了口頭答覆，加以肯定。1980年3月18日，宋慶齡又親筆簽署：「此系真品。」並作了幾點說明： 「第一，誓約書上日期為10月26日，是按照日本當時風俗以雙日吉利而寫的，結婚日期實為10月25日。 第二，由日本名律師和田瑞到東京市政府辦理登記手續後所簽法律上的誓約書。 第三，在誓約書上用「琳」字，是因為「琳」字較「齡」字書寫容易。 第四，當時宋慶齡沒有刻圖章，所以誓約書上未蓋章。 第五，抗日戰爭時，存在於上海孫中山故居的孫中山與宋慶齡的婚姻誓約書兩份，已為日本軍閥掠去，可能這份就是其中的一份。」 公開儀式新婚祝賀 孫中山與宋慶齡簽訂婚姻《誓約書》、辦完法律手續後，當天下午，就到大久保百人町350番地的梅屋莊吉家舉行茶點宴會，作為公開的結婚典禮。 結婚典禮在梅屋家的二樓大房間舉行。在正面二間的壁龕前面，八折金鳳屏風輝煌耀眼。左右兩邊是中國造的紅木高低架，架上的青瓷大花瓶裡插著盛開的菊花。 午後，客人相繼來到，總共有5、60人。其中有執掌日本政權的政界人士，有真誠地同情和支持中國革命的日本志士，也有當時表示同情孫中山，卻企圖在中國革命的進程中實現各自目的的人物。他們是：犬養毅、宮崎寅藏、萱野長知、頭山滿等等。接著，孫中山和宋慶齡坐汽車到來。宋慶齡戴著大花邊帽，穿著一件粉紅和淡綠花圖案的裙子，襯裙透出白色，手裡拿著一束花，顯得十分俏麗動人。孫中山和她手拉著手進門到達中庭，由等待在那裡的照相館的攝影師從各個角度攝下他們的倩影。 客人們走過來，向他們表示祝賀，然後大家圍坐在新婚夫婦的兩側，接著就舉行婚禮。由房東梅屋夫婦充當媒人，新郎新娘喝了梅屋夫人斟的交杯酒後，犬養毅唱了《祝福歌》。這以後，頭山滿站在中間，孫中山和梅屋、宋慶齡和梅屋夫人，分別喝了結為義兄弟、義姐妹的交杯酒後，酒宴開始了。 11月5日，頭山滿在上野精養軒主持有十多人參加的招待會，宣布了孫中山與宋慶齡結婚的消息，招待會上展示了結婚儀式上客人圍著新郎、新娘所攝的照片。孫中山的一些真誠支持中國革命的日本朋友，為孫、宋的結合感到由衷的高興。 但這樁婚事，卻遭到孫中山的親朋和戰友中大多數人的反對。他們議論紛紛，都認為很不妥當。早在他們結婚之前，孫中山的朋友們曾開會討論，並派一個「代表」去說服他，但這個「代表」會見孫中山之後，竟一時說不出話來。孫中山問這個朋友，你有什麼苦惱？這個朋友未發一言，就藉故告辭了。 中華革命黨中的戰友們，曾派遣代表、發出書信，對孫中山進行「說服」，胡漢民、朱執信還當面向孫中山「諍諫」，要求他取消這個打算。孫中山毫不客氣地對他們說：「展堂，執信！我是同你們商量國家大事的，不是請你們來商量我家庭的私事。」所以孫、宋結婚時，除廖仲愷、何香凝和陳其美外，中華革命黨人都沒有出席他們的婚禮。 對於各方面的阻撓和反對，孫中山毫不理睬，他坦率地對一些反對他同宋慶齡結婚的同志說：「我不是神，我是人。」；「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會惡習慣所支配。」他義無反顧地表示：「我愛我國，我愛我妻。」這些肺腑之言，表示了一個革命者對待愛情、婚姻光明磊落和堅貞負責的態度。 孫中山、宋慶齡在十分孤立的情況下，只有廖仲愷夫婦熱誠地支持並衷心地祝願他們幸福。廖仲愷、何香凝在孫、宋結婚時，曾領著兒女廖夢醒和廖承志，全家一起登門賀喜。說明孫、廖這兩家人深厚的戰友情誼，他們無論在革命或生活上都是相通的。廖氏姐弟是第一次見到宋慶齡，從此宋慶齡對待他倆一直親如子侄。 非難還來自宗教方面。孫中山與宋慶齡都是基督徒，基督徒們認為他倆違背了基督教的婚姻觀。「據說，他倆結婚以後，基督徒們都不太高興。但沒有同他倆斷絕關係，也沒有阻止他們參加基督徒的集會。過去基督徒們常常拿孫中山作宣傳，鼓勵人們信教；此後則很少提到他的名字了。」 宋的父母阻止無效 其實，基督徒是無理指責孫中山這樁婚事的，正如美國學者雷脫里克在《孫逸仙，中國的解放者》中指出的：「從人性說，他對於曾受高等教育、有完美性格、又了解他的女子發生愛情，是一件人人易知的事……就事實觀察。他的再婚，同基督教美國千千萬萬男女的行為，在本質上並沒有差異。」 當然，反對最強烈的自然是宋慶齡的父母了。宋嘉樹發現女兒逃跑後，立即和妻子倪珪貞怒氣衝衝地乘坐太平洋郵船公司的客輪追趕到日本。可是，已經晚了，孫中山與宋慶齡的婚禮已舉行完畢。（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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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史話－宋慶齡的革命人生 私奔到日本找孫中山（二）
他們在繁重的革命的工作中，配合甚為默契。通過同孫中山頻繁的工作接觸，宋慶齡進一步受到他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的感召和薰陶，提高了對中國革命的許多現實問題和理論問題的認識，大大增強了革命的信心和積極性。 她與孫中山在一起工作時，常常感到心中燃燒著一種火熱的激情。她意識到自己正在獻身於一個歷史性的偉大目標。她當時的心情，正像她寫給在美國讀書的宋美齡的信中所表述的：「我從沒有這樣快活過。我想，這類事就是我從小姑娘的時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運動的中心。」 患難中建深厚情誼 她還曾默默地自言自語：「我能幫助中國，我也能幫助孫先生，他需要我。」而孫中山在武裝反袁鬥爭中不斷遭受的挫折和流亡海外的痛苦和孤寂，也從宋慶齡的幫助和照顧中得到鼓舞和安慰。熱愛祖國和獻身革命事業的共同理想，使他們在患難中建立了深厚的戰友情誼，並且開始默默地相愛。 宋慶齡在東京工作了一段時間後，就回上海探視因病已回國的雙親。此後，她曾幾次來往於東京和上海。1915年初，在一次準備歸國時，她和孫中山談到他們的結合問題。孫中山對此十分慎重，要她多考慮一些時候，並征得父母親的同意後再作決定。 宋慶齡表示，要是不為一件偉大的事業而生存，生命是沒有意義的；她就夢想著有一天能和他生活在一起，獻身於革命事業。她堅定地對孫中山說：「經過長期、慎重的考慮，深知除了為你、為革命服務，再沒有任何比這更使我愉快的事……我願意這樣獻身於革命。」宋慶齡對個人的婚姻問題自己做主，決心要和孫中山一起生活和工作。 對於宋慶齡來說，愛慕孫中山主要是為了革命、崇拜英雄，愛情是次要的。後來，美國記者斯諾在與宋慶齡有了多年友誼後，曾問她：「你能確切告訴我嗎？你是怎樣愛上孫博士的。」 「我當時並不是愛上他，」她慢條斯理地說，「而是出於對英雄的景仰。我偷跑出去協助他工作，是出於少女的羅曼蒂克的念頭，但這是一個好念頭。我想為拯救中國出力，而孫博士是一位能夠拯救中國的人，所以，我想幫助他。」 除了志同道合之外，在生活上，他倆在一起的時候也是融洽而愉快的。孫中山的房東梅屋莊吉的義女岡本梅子回憶他倆在她家生活情況時說：「晚飯以後，大家都到客廳裡。我彈起鋼琴。母親演奏小提琴。宋慶齡也彈鋼琴，而且一邊彈，一邊用漂亮的女高音獨唱。在她獨唱的時候，當時還是小孩子的妹妹千勢子在屋裡來回走動。孫文先生叫著『小孩』，便把妹妹抱起，把手指放在嘴上『噓……』，示意別出聲，一邊認真地注視著宋慶齡的臉。」 1915年6月，宋慶齡特地為自己的婚事回上海徵求家人的意見。但這件事卻在宋家引起了軒然大波，遭到全家的強烈反對。她的母親更感到驚異。他們一致認為這門親事是極不合適的，並提出了雙方年齡差距過大、孫中山家中有妻子盧慕貞和3個子女等種種理由加以反對。 他們眾口一詞地勸說宋慶齡放棄這個不切實際的念頭，並對她施加壓力，將她軟禁在家中，不許和外人見面。宋慶齡毫不為親人們的意見和壓力所動搖，她堅定不移地陳述自己的意見，指出孫中山偉大的革命事業需要自己，她願意和他生活在一起，幫助他工作。她在寫給宋美齡和宋子文的信中，明確地說：「自己僅有的歡樂，只有和孫博士在一起工作時才能獲得。我情願為他做一切需要我去做的事情，付出一切代價和犧牲！……」 使宋慶齡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全家不僅反對她與孫中山結合而軟禁她，還為她匆匆忙忙地另擇門婿，企圖包辦她的婚姻。為此，宋慶齡不得不斷然採取了離家私奔的激烈行動來對抗。 這件事，後來她曾向安娜．路易士．斯特朗親口講述過。1927年5月，斯特朗在武漢與宋慶齡相處了一段時間，她回憶：有一次宋慶齡笑著告訴她，她是怎樣反抗家庭包辦的婚姻，從而震動了上海的上流社會「因為像我這種家庭的女孩子是從來不解除婚約的，並且私奔到日本，和孫博士結合」。 這時，在日本的孫中山也發現自己已經離不開宋慶齡了。宋慶齡回國後，孫中山完全變了樣，經常陷入沉思狀態。他原是個愛讀書的人，現在則經常打開著書本，眼睛卻凝視別處，心猿意馬，甚至不思飲食。 第一次知道戀愛樂 房東梅屋夫人很擔心，問他是不是身體不舒服？飯菜不喜歡吃？他只是回答：「您別在意！」房東覺得這樣下去怎麼行？索性直率地問孫中山：「您不是患了相思病了吧！」他沉默了一會兒回答說：「事情是這樣的，我忘不了慶齡，遇到她以後，我感到有生以來第一次遇到愛，知道了戀愛的苦樂。」 他向她透露了心中的矛盾和苦悶。他說到因為自己為革命奔走、長期亡命在外而與之分居的盧夫人時，覺得她為了養育孩子，付出了辛勞，自己不應該有那種心情。 但是，他又無法撲滅胸中燃燒著的對宋慶齡的愛情。梅屋夫人為孫中山那種青年般的熱情所驚奇。（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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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慶齡的革命人生－－私奔到日本找孫中山（二）
她與孫中山在一起工作時，常常感到心中燃燒著一種火熱的激情。她意識到自己正在獻身於一個歷史性的偉大目標。她當時的心情，正像她寫給在美國讀書的宋美齡的信中所表述的：「我從沒有這樣快活過。我想，這類事就是我從小姑娘的時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運動的中心。」 患難中建深厚情誼 她還曾默默地自言自語：「我能幫助中國，我也能幫助孫先生，他需要我。」而孫中山在武裝反袁鬥爭中不斷遭受的挫折和流亡海外的痛苦和孤寂，也從宋慶齡的幫助和照顧中得到鼓舞和安慰。熱愛祖國和獻身革命事業的共同理想，使他們在患難中建立了深厚的戰友情誼，並且開始默默地相愛。 宋慶齡在東京工作了一段時間後，就回上海探視因病已回國的雙親。此後，她曾幾次來往於東京和上海。一九一五年初，在一次準備歸國時，她和孫中山談到他們的結合問題。孫中山對此十分慎重，要她多考慮一些時候，並征得父母親的同意後再作決定。 宋慶齡表示，要是不為一件偉大的事業而生存，生命是沒有意義的；她就夢想著有一天能和他生活在一起，獻身於革命事業。她堅定地對孫中山說：「經過長期、慎重的考慮，深知除了為你、為革命服務，再沒有任何比這更使我愉快的事……我願意這樣獻身於革命。」宋慶齡對個人的婚姻問題自己做主，決心要和孫中山一起生活和工作。 對於宋慶齡來說，愛慕孫中山主要是為了革命、崇拜英雄，愛情是次要的。後來，美國記者斯諾在與宋慶齡有了多年友誼後，曾問她：「你能確切告訴我嗎？你是怎樣愛上孫博士的。」 「我當時並不是愛上他，」她慢條斯理地說，「而是出於對英雄的景仰。我偷跑出去協助他工作，是出於少女的羅曼蒂克的念頭，但這是一個好念頭。我想為拯救中國出力，而孫博士是一位能夠拯救中國的人，所以，我想幫助他。」 除了志同道合之外，在生活上，他倆在一起的時候也是融洽而愉快的。孫中山的房東梅屋莊吉的義女岡本梅子回憶他倆在她家生活情況時說： 「晚飯以後，大家都到客廳裡。我彈起鋼琴。母親演奏小提琴。宋慶齡也彈鋼琴，而且一邊彈，一邊用漂亮的女高音獨唱。在她獨唱的時候，當時還是小孩子的妹妹千勢子在屋裡來回走動。孫文先生叫著『小孩』，便把妹妹抱起，把手指放在嘴上『噓……』，示意別出聲，一邊認真地注視著宋慶齡的臉。」 1915年6月，宋慶齡特地為自己的婚事回上海徵求家人的意見。但這件事卻在宋家引起了軒然大波，遭到全家的強烈反對。她的母親更感到驚異。他們一致認為這門親事是極不合適的，並提出了雙方年齡差距過大、孫中山家中有妻子盧慕貞和3個子女等種種理由加以反對。 他們眾口一詞地勸說宋慶齡放棄這個不切實際的念頭，並對她施加壓力，將她軟禁在家中，不許和外人見面。宋慶齡毫不為親人們的意見和壓力所動搖，她堅定不移地陳述自己的意見，指出孫中山偉大的革命事業需要自己，她願意和他生活在一起，幫助他工作。她在寫給宋美齡和宋子文的信中，明確地說：「自己僅有的歡樂，只有和孫博士在一起工作時才能獲得。我情願為他做一切需要我去做的事情，付出一切代價和犧牲！……」 使宋慶齡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全家不僅反對她與孫中山結合而軟禁她，還為她匆匆忙忙地另擇門婿，企圖包辦她的婚姻。為此，宋慶齡不得不斷然採取了離家私奔的激烈行動來對抗。 這件事，後來她曾向安娜．路易士．斯特朗親口講述過。1927年5月，斯特朗在武漢與宋慶齡相處了一段時間，她回憶：有一次宋慶齡笑著告訴她，她是怎樣反抗家庭包辦的婚姻，從而震動了上海的上流社會「因為像我這種家庭的女孩子是從來不解除婚約的，並且私奔到日本，和孫博士結合」。 這時，在日本的孫中山也發現自己已經離不開宋慶齡了。宋慶齡回國後，孫中山完全變了樣，經常陷入沉思狀態。他原是個愛讀書的人，現在則經常打開著書本，眼睛卻凝視別處，心猿意馬，甚至不思飲食。 第一次知道戀愛樂 房東梅屋夫人很擔心，問他是不是身體不舒服？飯菜不喜歡吃？他只是回答：「您別在意！」房東覺得這樣下去怎麼行？索性直率地問孫中山：「您不是患了相思病了吧！」他沉默了一會兒回答說：「事情是這樣的，我忘不了慶齡，遇到她以後，我感到有生以來第一次遇到愛，知道了戀愛的苦樂。」 他向她透露了心中的矛盾和苦悶。他說到因為自己為革命奔走、長期亡命在外而與之分居的盧夫人時，覺得她為了養育孩子，付出了辛勞，自己不應該有那種心情。但是，他又無法撲滅胸中燃燒著的對宋慶齡的愛情。梅屋夫人為孫中山那種青年般的熱情所驚奇。（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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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史話》宋慶齡的革命人生 孫中山的革命伴侶（一）
編者按《宋慶齡傳》由尚明軒、唐寶林合著，思行文化出版，宋慶齡向來以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伴侶聞世，但在孫先生逝世後，宋慶齡作為孫先生思想的繼承人與詮釋者，不受任何勢力影響，堅持獨立自主、貫徹救國理念，其與孫先生的革命事蹟，值得讀者深入認識。 在這危難的時候，孫中山得到了宋慶齡的巨大支持和鼓舞 1913年8月29日，滿懷革命激情的宋慶齡抵達日本橫濱。父親宋嘉樹到碼頭迎接。她是這年6月離開梅肯城北上，經波士頓，橫穿美國大陸到達加利福尼亞的舊金山，然後假道檀香山赴日本的。為什麼用了這麼長時間呢？ 原來，她本擬回上海探親，到了加利福尼亞伯克利時，收到父親來電，要她「推遲行期」。因為宋嘉樹要追隨孫中山流亡日本。宋慶齡就在伯克利耽擱了兩周，住在姨丈溫秉忠的一個大學時的朋友家裡。 時刻惦記苦難人民 這個朋友是當時中國駐舊金山的代理公使。於是，在主人的熱情安排下，宋慶齡大大享受了一番「高等華人」優裕的生活樂趣，「到處觀光，也去舞會和劇場」，並作為「主賓」出席中國學生招待會等等。在檀香山，她又驅車到山區觀光，盡情領略了熱帶海島上美麗的風土人情。 總之，她對友人說這些日子她過得「很愉快」，但她並非樂而忘憂，而是時刻惦記著苦難中的祖國人民。她嚮往的是獻身於祖國的解放事業。雖然她已經感覺到這種生活將是十分艱苦的，如她在上述談到旅途愉快生活的同一封信中所寫：「國內的局勢變得嚴重了起來，我們也許得在日本逗留一段時間，因為連『不許插手』的上海也亂了。」但是她表示自己有這個思想準備，說：「我不在乎這個！」 必須指出，在當時，宋慶齡若要躲避國內動亂而又艱苦的生活，留戀西方優裕舒適的環境，而在美國找一個工作，並在那裡長期居住下來，是件輕而易舉的事（當時不少高等華人正遷居美國），而且，宋慶齡本來也有繼續在美國再讀一兩年書的打算。但是，她卻選擇了回國的道路。這是何等崇高的情懷！在她漫長的人生道路上，第一次表現了她「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高貴品質。 她原以為因國內政局動亂，父親及全家是特地到日本來迎接她的，在日本逗留的時間不會很長，因此讓友人回信的位址寫「上海餘杭東路六二八號C」。當時她怎麼也沒有想到，她竟在日本一住就是兩年多，而且在那裡堅實地打下了她一生奮鬥的基礎：獻身革命，並與孫中山結合。 1913年8月29日，滿懷革命理想的宋慶齡在日本橫濱登陸。第二天晚上就由父親和姐姐陪同到孫中山寓所拜訪。這是宋慶齡成年後與孫中山的第一次見面。她懷著仰慕和崇敬的心情，激動地向孫中山致意，並帶給他一箱革命同情者送的加利福尼亞水果和一封私人信件。 當時，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事業正處於困境，許多革命黨人或者意志消沉，或者投降分裂，跟隨在身邊的同志不多，宋嘉樹雖然正患腎病，卻仍堅持為孫中山處理英文信件。宋嘉樹由於不宜像日本方式那樣長時間盤腿席地而坐寫作，就讓宋慶齡幫助他，並且很快就教會女兒協助孫中山工作。 9月16日以後，宋慶齡在父親和姐姐的陪同下頻繁出入孫中山的寓所。據日本外務省檔案記載，到25日的10天中，共有8次之多，並與國民黨要人張繼、馬素等接觸。顯然，宋慶齡正在熟悉為孫中山擔任祕書的工作。 1914年3月27日，孫中山腹痛，宋慶齡與宋藹齡曾到寓所進行護理。5月24日開始，宋慶齡單獨前往，兩姐妹同去的次數日漸減少。6月以後，宋藹齡因為準備與孔祥熙結婚，宋慶齡開始為孫中山承擔更多的祕書工作，幾乎天天都去孫中山的寓所。9月，由於宋藹齡回上海結婚離開了工作崗位，經孫中山同意，宋慶齡正式接替姐姐，擔任他的英文祕書。 革命征途陷於逆境 這期間，孫中山總結「二次革命」的失敗教訓，正重新進行扎扎實實的工作：在東京創辦《民國》雜誌，鼓吹反袁；設立政治學校，培養幹部；召開中華革命黨第一次大會，加強革命領導機關。另外，孫中山還頻繁地致函或派遣幹部與國內及海外各地革命黨聯繫，指導黨務，建立武裝及籌措經費、軍械等各項事宜；在江蘇、浙江、廣東、山東、江西等地發動了一些武裝起義和暗殺活動。由於沒有發動廣大人民群眾，只是由少數人去進行軍事冒險，因此這些小規模的反袁武裝鬥爭，都接二連三地失敗了。孫中山在革命征途中，再度陷於逆境，處在非常艱難困苦的時刻。 在這危難的時候，孫中山得到了宋慶齡的巨大支持和鼓舞。她積極地幫助孫中山工作，把所有整理文件、處理函電、提供資料、經管革命經費以及其他許多繁重的日常工作都擔負起來，並且完成得很出色，逐步成為孫中山革命事業上離不開的助手。孫中山對她非常信賴，把所有機要的通訊密碼統統交她保管，還將一切對外聯絡工作也讓她承擔。（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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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慶齡的革命人生——孫中山的革命伴侶（一）
編者按：《宋慶齡傳》由尚明軒、唐寶林合著，思行文化出版，宋慶齡向來以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伴侶聞世，但在孫先生逝世後，宋慶齡作為孫先生思想的繼承人與詮釋者，不受任何勢力影響，堅持獨立自主、貫徹救國理念，其與孫先生的革命事蹟，值得讀者深入認識。 1913年8月29日，滿懷革命激情的宋慶齡抵達日本橫濱。父親宋嘉樹到碼頭迎接。她是這年6月離開梅肯城北上，經波士頓，橫穿美國大陸到達加利福尼亞的舊金山，然後假道檀香山赴日本的。為什麼用了這麼長時間呢？ 原來，她本擬回上海探親，到了加利福尼亞伯克利時，收到父親來電，要她「推遲行期」。因為宋嘉樹要追隨孫中山流亡日本。宋慶齡就在伯克利耽擱了兩周，住在姨丈溫秉忠的一個大學時的朋友家裡。 時刻惦記苦難人民 這個朋友是當時中國駐舊金山的代理公使。於是，在主人的熱情安排下，宋慶齡大大享受了一番「高等華人」優裕的生活樂趣，「到處觀光，也去舞會和劇場」，並作為「主賓」出席中國學生招待會等等。在檀香山，她又驅車到山區觀光，盡情領略了熱帶海島上美麗的風土人情。 總之，她對友人說這些日子她過得「很愉快」，但她並非樂而忘憂，而是時刻惦記著苦難中的祖國人民。她嚮往的是獻身於祖國的解放事業。雖然她已經感覺到這種生活將是十分艱苦的，如她在上述談到旅途愉快生活的同一封信中所寫：「國內的局勢變得嚴重了起來，我們也許得在日本逗留一段時間，因為連『不許插手』的上海也亂了。」但是她表示自己有這個思想準備，說：「我不在乎這個！」 必須指出，在當時，宋慶齡若要躲避國內動亂而又艱苦的生活，留戀西方優裕舒適的環境，而在美國找一個工作，並在那裡長期居住下來，是件輕而易舉的事（當時不少高等華人正遷居美國），而且，宋慶齡本來也有繼續在美國再讀一兩年書的打算。但是，她卻選擇了回國的道路。這是何等崇高的情懷！在她漫長的人生道路上，第一次表現了她「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高貴品質。 她原以為因國內政局動亂，父親及全家是特地到日本來迎接她的，在日本逗留的時間不會很長，因此讓友人回信的位址寫「上海餘杭東路六二八號C」。當時她怎麼也沒有想到，她竟在日本一住就是兩年多，而且在那裡堅實地打下了她一生奮鬥的基礎：獻身革命，並與孫中山結合。 1913年8月29日，滿懷革命理想的宋慶齡在日本橫濱登陸。第二天晚上就由父親和姐姐陪同到孫中山寓所拜訪。這是宋慶齡成年後與孫中山的第一次見面。她懷著仰慕和崇敬的心情，激動地向孫中山致意，並帶給他一箱革命同情者送的加利福尼亞水果和一封私人信件。 當時，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事業正處於困境，許多革命黨人或者意志消沉，或者投降分裂，跟隨在身邊的同志不多，宋嘉樹雖然正患腎病，卻仍堅持為孫中山處理英文信件。宋嘉樹由於不宜像日本方式那樣長時間盤腿席地而坐寫作，就讓宋慶齡幫助他，並且很快就教會女兒協助孫中山工作。 9月16日以後，宋慶齡在父親和姐姐的陪同下頻繁出入孫中山的寓所。據日本外務省檔案記載，到25日的10天中，共有8次之多，並與國民黨要人張繼、馬素等接觸。顯然，宋慶齡正在熟悉為孫中山擔任祕書的工作。 1914年3月27日，孫中山腹痛，宋慶齡與宋藹齡曾到寓所進行護理。5月24日開始，宋慶齡單獨前往，兩姐妹同去的次數日漸減少。6月以後，宋藹齡因為準備與孔祥熙結婚，宋慶齡開始為孫中山承擔更多的祕書工作，幾乎天天都去孫中山的寓所。9月，由於宋藹齡回上海結婚離開了工作崗位，經孫中山同意，宋慶齡正式接替姐姐，擔任他的英文祕書。 革命征途陷於逆境 這期間，孫中山總結「二次革命」的失敗教訓，正重新進行扎扎實實的工作：在東京創辦《民國》雜誌，鼓吹反袁；設立政治學校，培養幹部；召開中華革命黨第一次大會，加強革命領導機關。另外，孫中山還頻繁地致函或派遣幹部與國內及海外各地革命黨聯繫，指導黨務，建立武裝及籌措經費、軍械等各項事宜；在江蘇、浙江、廣東、山東、江西等地發動了一些武裝起義和暗殺活動。由於沒有發動廣大人民群眾，只是由少數人去進行軍事冒險，因此這些小規模的反袁武裝鬥爭，都接二連三地失敗了。孫中山在革命征途中，再度陷於逆境，處在非常艱難困苦的時刻。 在這危難的時候，孫中山得到了宋慶齡的巨大支持和鼓舞。她積極地幫助孫中山工作，把所有整理文件、處理函電、提供資料、經管革命經費以及其他許多繁重的日常工作都擔負起來，並且完成得很出色，逐步成為孫中山革命事業上離不開的助手。孫中山對她非常信賴，把所有機要的通訊密碼統統交她保管，還將一切對外聯絡工作也讓她承擔。（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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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增影視拍攝地 含毛澤東、宋慶齡故居
新華網報導，上海市文化廣播影視管理局下屬的上海影視攝製服務機構近日發佈兩年來新增的「影視拍攝推薦取景地名錄」，從2015年納入《上海影視拍攝指南》的76處，新增至2016年的199處。 上海影視攝製服務機構秘書長于志慶表示，在已入冊的新增取景地中，包括毛澤東舊居、宋慶齡故居、蔡元培故居、徐匯公學崇思樓、百代公司舊址等與歷史密切相關的舊址也有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等國際著名建築設計師在上海設計的新地標；還有上海市郊寶山、崇明等地一些「農家樂」景區。 像是上海原工部局大樓、外灘海關鐘樓、中共一大會址和二大會址紀念館、陳雲故居、魯迅故居、武康大樓等作為取景地，今後也將納入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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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齡三姐妹抗戰時期照片 上海首次展
民國38年以後，宋靄齡、宋慶齡和宋美齡三姐妹未能再團聚。時隔60多年，大陸上海今天首次舉辦宋氏三姐妹特展，其中包括三姐妹在抗戰時期的大量照片。 「她們.風華絕代」宋氏三姐妹特展在上海朵雲軒藝術中心舉辦，由上海新民晚報社和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主辦。 特展從兩岸和美國徵集到上千件展品，是兩岸分治後，上海首次大量展出先總統蔣中正夫人宋美齡的歷史照片。 與過去側重展出宋慶齡文物不同的是，此次展覽有大量宋氏三姐妹的照片和文物。包括三人1940年抗戰時期在重慶視察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探視兒童保育院，及三姐妹共同出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主持成都中央軍校畢業典禮和開學典禮等照片，共約30張。 展品還包括蔣夫人1943年赴美演說照片；分別在1941年、1943年登上「生活」（LIFE）、「時代」（TIME）封面的當期雜誌；以及蔣夫人1995年重返美國國會演講的旗袍、絲巾，現場不斷播出她演說影片。 展場最末還有蔣夫人在台時期的照片，現場並重現她的畫室擺設。105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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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肯定宋美齡抗戰貢獻
上海正在進行宋氏三姐妹特展，上海官方肯定宋慶齡、宋藹齡、宋美齡對抗戰的貢獻。當然，上海舉辦這一特展，主要因為國民黨的「國母」宋慶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 眾所周知，1949年國共三大戰役結束後，宋慶齡選擇留在大陸，深受毛澤東、周恩來敬重。至於永遠的蔣夫人宋美齡則和蔣介石遷台，兩姐妹此後至死未再相逢，宋慶齡的墓就在上海。 《新民晚報》報導，由新民晚報社、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等主辦，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宋慶齡陵園管理處等承辦的「她們‧風華絕代—宋氏三姐妹特展」，今早在上海朵雲軒藝術中心開幕。 報導說，宋氏三姐妹的出生地和成長地是上海，在分離數十年後首次以特展形式相聚。此次特展創立了數個第一：宋氏三姐妹自宋美齡1948年11月離開大陸後第一次「相聚」；全球第一個宋氏三姐妹生平主題特展；宋藹齡、宋美齡等諸多珍貴遺物第一次在祖國大陸展出。 今年是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也是宋慶齡女士逝世35周年。為徵集展品，海峽兩岸收藏者傾盡全力，徵集到上千件實物、照片、文獻、影像等，並從中精選300餘件展出，其中，三姐妹的遺物達150件。 在「華夏共赴難」展區，有很多組從未集中展示過的宋氏三姐妹攜手奔赴抗日前線的照片。照相機的鏡頭真實地記錄了她們慰問傷兵勞軍、縫製軍衣、救助難童、激勵青年從軍等諸多歷史畫面。 其他展區還首次展出宋慶齡和宋美齡個人的大量遺物，包括她們不同時期的旗袍、皮包、草帽、鞋子、文房四寶及她們與名人之間相贈物品，真實還原近代女性的時尚美學。 曾有人說：「宋靄齡愛錢，宋慶齡愛國，宋美齡愛權。」其實，三姐妹的歷史面貌怎能如此簡單概括。 展覽從4月28日至7月31日在上海朵雲軒藝術中心公展，這是該特展的中國巡展首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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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三姐妹抗戰貢獻 上海官方正面評價
兩岸分治後，大陸上海今天首次舉辦宋靄齡、宋慶齡、宋美齡三姐妹特展，其中包括三姐妹在抗戰時期照片。上海官方代表並罕見正面評價宋氏三姐妹為抗戰勝利「做出卓越的貢獻」。 「她們.風華絕代」宋氏三姐妹特展在上海朵雲軒藝術中心舉辦，由上海新民晚報社和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主辦。 特展從兩岸和美國徵集到上千件展品，是兩岸分治後，上海首次大量展出先總統蔣中正夫人宋美齡的歷史照片。出席開幕典禮致詞的上海官方代表並正面評價宋氏三姐妹在抗戰期間扮演的角色。 上海市政府秘書長蕭貴玉表示，宋氏三姊妹都曾追隨孫中山先生，開創民主革命事業。在抗日時期，宋氏三姐妹「以民族大義為重，擱置政治分歧，攜手團結抗戰，為中國人民贏得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最後的勝利做出卓越的貢獻」。 蔣家代表蔣方智怡致詞表示，三姐妹是「抗戰宣傳的最佳代言人」。 蔣方智怡表示， 1949年以後，三姐妹因政治情勢分處美國、中國大陸和台灣三地，宋靄齡與宋美齡互有聯絡見面，宋慶齡獨留大陸，手足情深但存乎心中。愈到晚年思念之情愈切，海外友人總會打聽姐妹兄弟情況。 蔣方智怡表示，三姐妹走過動亂時代，各展風華，為國家社會和人民付出心力，都是20世紀具有影響力的女性人物。但她們都不寫回憶錄，而是謙卑將一切榮耀歸於上帝。 前行政院長郝柏村表示，宋氏三姐妹他見過宋靄齡和宋美齡，唯一沒見過的是宋慶齡。 郝柏村致詞中提到西安事變，蔣夫人宋美齡冒險深入虎穴，讓蔣委員長脫險，停止中國人打中國人的12年內戰。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半年，日本人覺得中國人團結後，再侵略中國就困難了，因此發動七七事變。 郝柏村表示，蔣委員長堅持抗戰第一，抗戰到底，其他問題都是次要，因此一個貧窮落後分裂的國家連世界強權都可以打敗。 他表示，蔣夫人抗戰期間領導婦女、收容遺孤、撫慰傷患。在國際間，蔣夫人是二次大戰唯一參加開羅高峰會議的女性，這代表了中華民族婦女的地位。105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