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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歹戲拒下檔 因人設事重傷司法

    歹戲拒下檔 因人設事重傷司法

     一場權貴的豪華餐宴引發內線交易案,時任總統的陳水扁遭爆料,女婿及親家炒股賺錢,這起矚目案件,卻因終審法官堅持自己的見解,導致案件5度發回,至今15年,無法讓權貴犯罪受到應有的懲罰,司法形象大受損傷。  當年檢調約談扁親家趙玉柱夫婦,並拘提趙建銘到案,趙遭收押禁見。檢方偵結起訴後,一審引用「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將趙重判6年,但案件進入二審的上訴階段,不斷因法官見解不一,遭最高法院撤銷後,在二審及三審間來回,引來法界批判,更讓人覺得是否權貴有特權?  事實上,本案15年訴訟期間,並非有罪或無罪的問題,而是法官對內線交易罪獲取財產利益的計算標準,應採已售出部分的實際所得法,或是消息公開後收盤平均價格「擬制所得法」等有歧見,讓案件無法定讞。  承審台開案的最高法院刑事庭,堅持自己法律見解,將案件撤銷發回後,下級審採用不同的犯罪所得計算法,上訴後該合議庭又撤銷,但該庭的裁判見解又是少數說,讓人質疑是否另有「特殊考量」,也讓司法公信力受質疑。  以往終審法院最讓人詬病之處,是各庭裁判見解不一,官司只能「看運氣」,為提升司法公信力,蔡英文總統推動司改,打造大法庭制度,各庭有不同見解,需提案大法庭,統一見解再做個案裁判。  去年至今已有21件提案刑事大法庭案件,已產生拘束各庭效果,並供下級審作法律見解參考,讓司法不會初一、十五不一樣。台開案的結果,大家都在看,法官勿再各吹各的調,否則人民無所適從。

  • 逐一釐清犯罪成因 將成判死指標

     最高法院昨對首件「辯生死」案,做出指標性的判決,要求一、二審在承審死刑案件時,一定要經過「科刑調查」,檢視《刑法》五十七條的十項量刑標準,逐一進行調查,釐清被告犯罪動機、目的、犯後態度及有無教化可能,才能做出判決,否則就是「違法裁判」。  法界人士指出,以往法官認定被告有罪後,就以自己的心證,憑著感覺量刑判決,經常發生同樣犯罪類型的案件,不同法官判決結果卻有天壤之別;最高法院昨天的判決,對下級審具指標性意義,未來「科刑調查」將成判生、判死重要的依據。  吳敏誠的律師在最高法院辯論庭時指出,吳與死者黃瓊瑤交往長達三年,雙方原本有共組家庭的計畫;他因失業、背負債務,承受極大的經濟壓力,再加上與黃女多次因感情問題發生爭執,才會一時氣憤痛下殺機,當街槍殺黃女。  吳的律師也提及,吳敏誠因自幼就有「脣顎裂」的顏面缺陷,經常受人嘲笑欺侮而生自卑感,對人際關係產生不信任,也不善於社交,比較無法控制情緒,容易與人發生衝突,導致日後對同居人暴力相向。  最高法院認為,吳的律師所提出的主張,高院審理過程中,根本沒有進行「科刑調查」,僅審理吳敏誠有沒有殺人的事實;法院審酌吳的成長背景、生活狀況等情形,就將他判死,難謂適法。  最高法院也指出,吳有沒有教化的可能,應調查他犯案前的工作狀況、生活情形、人格因素;如果將吳判處無期徒刑,依法他卅年後才能獲假釋,屆時吳已是年逾七十歲的老人。吳在監獄執行後,是否仍有再犯之虞,難有教化可能,二審也沒有進行調查,就據以判處死刑,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 最高法院的救援投手?

     纏訟二十餘年的蘇建和案,即將在月底宣判。  依照《速審法》第八條的規定:案件繫屬超過六年,最高法院三次以上撤銷發回者,如果高等法院三次判決無罪的話,檢察官就三振出局,不能上訴。因此輿論普遍預期,本案再審程序高院第三次宣判無罪後,全案即可確定。屆時輿論搞不好還會把蘇案的無罪確定歸功於《速審法》,證明司法院高瞻遠矚,政績斐然。可見得司法院購買置入性行銷的廣告宣傳,確實具有催眠洗腦的效果。  先溫故知新一下。民國八十年,檢察官起訴蘇建和等人共同強盜殺害吳銘漢夫婦,歷經地院、高院及最高法院審理,一路走來,「死」終如一。隨後辯護律師和人權團體集結聲援,時任法務部長的馬總統拒絕批准死刑執行,檢察總長三度提起非常上訴,均遭最高法院駁回。最高法院甚至在八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破天荒的由四十多名刑庭法官召開記者會,提出書面報告,支持蘇案的死刑判決正確無誤,集體背書。  最高法院擺出偌大陣仗,連從未參與審判的法官也出面聲援同僚,可惜人數很多,但是迴響很少;官位很高,但是評價很低。即使死刑定讞,但是宥於輿論壓力,三名死囚成為司法的燙手山芋,只好改依再審途徑救濟。  再審程序中,高院首度判決無罪,但是檢察官卻又不服而上訴,最高法院撤銷發回;於是高院改判死刑,結果換成被告上訴,最高法院還是撤銷發回;後來高院二度判決無罪,檢察官又繼續上訴,最高法院繼續撤銷發回;如果高院三度判決無罪,檢察官即不得上訴而確定。  《速審法》的立法理由說明:「檢察官、自訴人歷經多次更審,仍無法將被告定罪,若仍允許檢察官或自訴人就無罪判決一再上訴,被告因此必須承受更多之焦慮及不安,有礙被告接受公正、合法、迅速審判之權,與『無罪推定原則』相悖」云云。這種官樣文章,只是搬弄法律名詞,欺騙百姓的作文比賽。如果檢察官真的無法將被告定罪,就算提起上訴,最高法院難道不能駁回檢察官上訴,讓全案確定嗎?難道「無罪推定原則」只適用一、二審,最高法院不能適用嗎?或者反過來說,既然全體刑庭法官開會認定有罪,那麼再審程序判決死刑之後,最高法院還是撤銷發回,又是為的哪樁?吃這個也癢,吃那個也癢,只會推卸責任,橫豎就是一招:撤銷發回!  人命關天的司法判決,卻被《速審法》搞成像是集點換Hello Kitty的荒謬劇碼,必須蒐集三次無罪判決才能解套。眾所矚目的指標案件,竟然必須由下級審替最高法院埋單,不覺得丟臉嗎?法律爭議的終結者卻只會打假球,最後還要派三個救援投手上場,那要最高法院幹嘛?除了法院組織臃腫肥大,法官員額全球最高之外,有什麼值得說嘴的?  台灣媒體所認知的司法議題,大概就僅止於Makiyo或是性愛淫照的膚淺內容而已,輿論對於司法政策的貧乏思考,非常輕易地就會將蘇案的無罪確定解釋為「受惠於速審法」。其實真正受惠的不是別人,就是缺乏擔當,逃避檢驗的最高法院!當然,立場搖擺,前後矛盾的檢察官,一會兒要「就地正法」、後來又要「槍下留人」,等到再審判決無罪之後,卻又堅持提起上訴,像這種葉公好龍,莫名其妙的檢察官僚,也是混水摸魚的哥倆好。  最高法院不是不辦,是檢察官沒有上訴;檢察官不是不上訴,是受限於《速審法》規定所致。反正「官」字兩個口,能奈他何?我並不確定蘇建和等到底有沒有強盜殺人?但我非常確定,最高法院才是親手血刃司法公信力的元凶。  如果三度判決無罪,蘇建和等的纏訟解脫、最高法院的夢魘終結,只有台灣司法,還在習以為常的撤銷發回中掙扎求生。不過,萬一高院改判有罪,那怎麼辦?還是老招:撤銷發回!(作者為台中地方法院法官)

  • 與國際人權接個鬼

     司法院開記者會,宣傳全球獨創的「速審法」施行績效良好,具體證據則是有一○七名被告因「速審法」而減刑。搞了半天,原來「速審法」就是要讓被告減刑,這樣就叫「司法改革」?  「速審法」違背法理的條文,不可勝數,但最扯的就是:只要案件拖延八年未結,就能符合減刑要件,法官可以審酌替被告減刑。這種荒謬絕倫的規定,連北韓的法律都找不到,只有台灣的司法院自吹自擂,丟人現眼!  道理很簡單,由於司法資源有限,世界各國的刑事法制,都會根據司法審判的繁雜程度而區別其法律效果。例如起訴之後被告坦承犯行、轉任汙點證人或者選擇認罪協商等,因為具有節省司法資源的正面效益,所以被告可能獲得輕判,以啟自新;但是如果被告否認犯行,窮盡訴訟攻防的法律抗辯,一旦審判結果認定罪證確鑿,法院必然量處重刑,以懲刁頑。唯有如此,才能鼓勵悛悔坦承,遏止投機卸責。  但是司法院的「速審法」卻反其道而行,對於恣意抗辯但是判決有罪的被告,只要拖延八年未結,不但不會重判,還能享受減刑優惠。這種鼓勵訴訟拖延的法律,卻敢掛羊頭賣狗肉的叫做「速審法」,能奈他何?就以司法院沾沾自喜的一○七名減刑被告來說,既然最後被判有罪確定,法律評價上當然應該對其浪費司法資源的行為予以重懲,不是嗎?但是司法院卻認為被告的「速審權」遭受侵害,應該減刑。既然如此,那麼敢問是「誰」侵害被告的「速審權」呢?不就是員額膨脹,專門撤銷發回的最高法院法官嗎?如果訴訟拖延不可歸責於被告,那麼造成訴訟拖延的司法元凶,不該問責非難嗎?  先放任最高法院反覆發回,侵害被告的「速審權」,最後再由他們替被告減刑,這種狗屁不通的法理,司法院卻說「速審法」符合《兩公約》並且和國際人權接軌。請問《兩公約》哪一條有這種規定?美國、日本、德國,哪個法治先進國家有這種「案件拖八年,被告可減刑,沒人要負責」的法律?與國際人權接軌?接個鬼啦!  最高法院習以為常的撤銷發回,利用「人為因素」創造「減刑事由」,把法院「程序」的遲延,當成被告「實體」減刑的藉口,令人髮指。尤其徵諸司法實務,能夠拖延八年未結的案件,涉案被告多係政商巨室、社會名流或是司法同僚。近日確定的味丹少東販毒案,最高法院「同一庭」竟然可以連續撤銷七次,長達七年也不讓案件確定;然後又在輿論壓力下,短短十四天就倉皇確定。色厲內荏,看破手腳。  最新的案例則是喧騰一時的「台開案」,最高法院為了犯罪所得是否超過一億元,屢屢指點江山,認為高院計算方法錯誤而三度撤銷發回。但是最高法院自己也說不出來到底要怎麼計算才對?只會撤銷發回。把「法學」問題搞成「數學」問題,然後像二楞子一樣雙手一攤,眼看案件即將拖滿八年,被告就能符合減刑條件,這叫「妥速審判」,你信不信?除了和稀泥的減刑規定之外,「速審法」把蘇建和案踢給下級審、把徐自強案踢給社會。就像國庫補貼油電價格的不公不義一樣,「速審法」就是慷社會公義之慨,補貼組織肥大、末梢麻痺的最高法院。  近日民調低迷的馬總統被抨擊「執政無能」,而最高法院製造的司法纏訟則是「執法無能」的最高展現。不過司法院覺得還不夠亂,所以繼續增員最高法院,然後端出「速審法」遮羞一番。  在這種是非顛倒的司法環境下執法,能夠不隨波逐流,「自我感覺良好」,其實也是一種驕傲!  (作者為台中地方法院法官)

  • 速審醫司法沉疴 治標不治本

    速審醫司法沉疴 治標不治本

     司法訴訟程序的延宕,造成人犯楊世銘被押逾八年,案件無法定讞,為了迎合速審法的規定,最高法院倉促「了結」案件,正義、公理真的獲得彰顯?而被判過八次死刑的徐自強,則因超過羈押期上限,將帶著人犯的身分回到社會。兩案呈現的荒唐與矛盾,凸顯司法的顢頇。  九十九年五月十九日,總統公布實施速審法,但對在押被告的案件,給了二年的「結清」緩衝期;按理說,這些懸而未決的案件,都應在期限內審結;但觀之楊、徐案,司法仍出現荒腔走板的演出。  認真追究,最高法院對於發回的案件,未具體說明撤銷判決的要旨,讓下級審摸不著頭緒,更審後再被發回,導致訴訟程序曠日廢時,最終造成兩個台灣司法的特例。  即將獲得釋放的徐自強律師,上周前往探監,他轉述說:「對於即將獲釋,我一點都不開心」、「我要的不是暫時的自由,而是要公正、明快的審判。」他的話道出了許多被告的心聲;面對遲遲未能確定判決,在押人犯在有罪、無罪之間,飽受煎熬,情何以堪。  明案速斷、集中審判,是人民應享有的訴訟權;但台灣司法因審檢認知的差異,對於證據能力的爭執,各審級間法律見解的歧異,讓訴訟案件長期處於上訴、發回的不確定狀況。  司法效能不彰屢遭民怨,引發社會抨擊公平正義難現,要求改革不斷;二年前,立法通過實施的速審法,希望能有效解決訴訟延宕的情況,豈料,卻創造了司法奇蹟。  楊世銘案,最高法院面對「審判中羈押不得逾八年」的規定,考量若再更審必須「放人」的壓力,迅速駁回上訴,真的是所有過去發回更審的理由都解決了,還是有不得不作成確定判決的難言之隱?但卻留下侵害人民訴訟權的非議。  平心而論,速審法或許能鞭策法官,集中審判,妥速審理,卻不是解決司法沉疴的唯一藥方;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如何改善法官審判的品質,落實檢警偵訊的合法性,而不是一味地端出速審法規定,打著保障人權的大旗,漠視人民應享有的訴訟權益,草草審結案件,讓「懸案」定讞後,還是「懸案」。

  • 觀念平台-最大隻的司法恐龍

     卸任最高法院院長楊仁壽的臨去秋波引爆了司法界的反彈,媒體也跟著大幅報導一番。楊把「保密分案」說得像是聖牛一樣,指責馬總統干預司法。社會大眾卻是一頭霧水,即使聽了反對陣營(律師與下級法院法官)批判楊活在威權時代的話,許多人恐怕還是莫名其妙。其實,問題的癥結可能很簡單,只是行內人不願意明說而已。  筆者在三十年前就讀法律系時受教過一位老師。他曾經在課堂上稱「保密分案」就是為了避免法官收賄才創設的,當事人搞不清承辦法官是誰,送錢的門路就不通了。不過,這是理論,他感慨說某些法官分到案之後就主動找當事人要錢,制度還是破了功。這位老師是最高法院法官出身的公認清官,他的話當然具有參考價值。  為了防弊而創立的制度本來無可厚非,但是「保密分案」顯然有檢討的餘地。姑且不談無法杜絕收賄的惡風,事實上,它也阻礙了審判的專業性。眾所週知,法官不可能無所不知,今天審判內線交易案,明天處理公害賠償案,如何能夠面面俱到?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分案就不像我們這樣。他們採取的是極端透明的原則,哪個庭受理哪一類案件是非常清楚的,比方說第一庭專門處理買賣糾紛,這樣產生的判決當然也才會具有公信力。  時隔三十年,最高法院所面臨的問題似乎還是不小,這可以從楊仁壽坦承收到很多關說一事得到證實。至於貪瀆的情事,恐怕也是存在的。如果這是前院長堅持「保密分案」的顧慮之一,那麼他就有義務正告事實真相。但是,為什麼直到現在才說呢?  近日受到注意的許聰元收賄案就顯現出了冰山的一角,其中的光怪陸離簡直令人匪夷所思。許是前台北地院法官,他因為被控貪汙而纏訟十餘年,先後經最高法院十次發回更審,最後是以檢察官對更六審的上訴逾期為由,判決無罪定讞。這樣的情節自然引發無限的想像空間,《中時》社論甚至質疑官官相護的因素。最高法院的承辦庭似乎已經預設了立場,所以才會在高等法院的更十審之後挑起更六審的陳年往事。何止官官相護,法官貪瀆的嫌疑恐怕也不小吧!身為院長的楊仁壽為何竟然坐視這種事情的發生?  稍有實務經驗的人都知道最高法院向來酷愛發回更審,將案子丟回高等法院重審,這讓企盼案件定讞的當事人苦不堪言。楊仁壽清楚其中的問題,應該也是由於他的關注,刑案發回的比例從四年前的百分之四十三遽降為十八。可是,同仁不斷將特定案件發回更審的現象為何卻得不到他的關注呢?  臺灣的司法絕對不是一無是處。許多下級法院法官不管在公平正義的堅持或是在判決品質的提升之上都有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績。然而,上樑不正,下樑如何能夠不歪?最高法院是司法界的最大隻恐龍,只要它無法自清,司法就會永遠蒙上一層陰影!  (作者為德國杜賓根大學法學博士;靜宜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 廢除保密分案只是初步

    廢除保密分案只是初步

     前最高法院院長楊仁壽,於交接院長職位時,原本應充滿感懷的交接儀式,卻因其嚴詞批判下級審法官要求廢除保密分案一事,致將近來上、下級法院間的矛盾,給完全凸顯出來,而到底保密分案是否即可等同於秘密審判,也成為此爭議的焦點。  司法案件的分配,雖非屬於審判的核心,但為了避免人為操控,以保障人民的訴訟權,所以關於案件分配的公正性,就成為審判權是否獨立的重要前提。也因此,大法官在釋字第六六五號解釋即認為,須事先訂定一般性的抽象規範,將案件客觀公平合理分配於法官,才足以摒除恣意或其他不當干涉案件之審理。由於案件分配涉及一些司法行政事務的細節,不可能在法律上詳細規定,所以目前關於案件分配的抽象規範,乃藉由《法院組織法》第七十八條與第七十九條的授權,由司法院為處務規程的訂定,再由各法院據此規範,並依各院的特性為調整,以為分案的具體依據。  而最高法院保密分案的依據,乃來自於《最高法院處務規程》第五十二條第二項,即當上訴第三審的案件,經民刑事審查庭審查,而認為程序要件合法者,就進入保密分案程序。即在案件密封並編號後,再交由分案法官藉由電腦隨機分配給法官,並依據此規程第五十三條第二項,將已分配之案件,以保密程序分送至承辦法官。在如此兩階段的分案流程下,由於分案與承辦的法官被分離,真正的審理法官也因此受到保密,所以在做成判決之前,任何人皆無從得知其身分。之所以採取如此嚴密的措施,原因在於第三審為終審法院,除非發回更審,否則一判決即為確定,在握有如此的生殺大權下,為了避免法官受到外力的干擾與威脅,自應保密,以使其保有完全獨立的辦案空間。  而這種秘密分案制度,若實施於第一審與第二審,其意義並不大,因為兩個審級乃採取事實審,須為言詞辯論,即便有再多的事前保密,一旦開庭,承審法官也會曝光,惟獨此制度與第三審結合時,才會出現問題,而易與秘密審判劃上等號。  這是因我國第三審乃採取法律審,而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三八九條第一項,原則上不開庭,只有在法官認為必要時,才會開啟言詞辯論,而證諸現實,或因案件量多,或因法官普遍認為法律問題無辯論之必要,最高法院召開言詞辯論的機率實相當低,也因此,第三審的法律審也等同是一種書面審,而易背負秘密審判的惡名。在如此的審判架構下,當事人雖無從得知法官是誰,而可防止關說等情事,但也使審判過程無受監督之可能,而僅能為事後監督,更可能侵害人民的訴訟權。如在法官身分未公開下,則當事人即無從得知,法官是否有訴訟法應迴避未迴避之情況,等到收受判決時才知曉,則可能因判決已經確定,而須藉由難度極高的非常上訴為救濟,這必將嚴重損及人民訴訟權的保障。  保密分案雖非造成秘密審理的主因,卻因此加劇了第三審審判不夠公開之弊,且欲藉由保密程序來達成此目的,不僅是一種過於簡化的思考,同時,也犧牲掉人民的訴訟權與司法受監督的可能性。因此,廢除保密分案制度,只是使審判透明的第一步,若不重新檢討整個訴訟結構,尤其是第三審的審理方式與定位問題,即便將保密分案廢除,恐仍無法擺脫程序不夠透明之質疑。既然如此,最高法院與其背負秘密審判的惡名,不如拋開此包袱,而進行更重要的司法改革。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 改革不能拖 司法院必須上緊發條

     馬英九總統日前接見法官籲請改革最高法院行動聯盟代表,談話的主題是最高法院應該如何改革。馬總統說到改革最高法院應從透明與負責的要求入手,最高法院無法即時整合不同法律的見解,造成下級審無所適從,加上發回更審次數偏多,都是形成民怨的重要原因,有意敦促司法院尋求改革之道。  總統言猶在耳,次日即傳出台北地院前法官許聰元被控貪汙,案件纏訟十餘年,先後經最高法院十次發回更審,最後是以更六審時檢察官上訴逾期為由,判決無罪定讞。  事後許聰元反因曾遭羈押提請冤獄賠償,正由相關部門處理之中。許聰元法官涉貪,卻因檢察官逾期上訴,最高法院行事反覆而不能做成終局的實體判斷,國庫則面臨理賠的窘境。最高法院及檢察系統在最短的時間內,就為總統一針見血所言的司法缺失,提供了最貼切的負面例證,司法改革還能不以為意嗎?  許聰元案中顯示了太多的司法問題。一個刑事案件可以更審十次,理論上說,是最高法院認為高等法院的事實認定,先後九審都犯了錯誤,才會如此。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次高等法院並不是認定事實有誤而只是法律見解的問題,最高法院都可以自為糾正而判決定讞。然而眾所周知,最高法院除了發回及維持原判之外,鮮有廢原判決而自為判決之例。如果說此中沒有推事懈怠的成分,其誰能怪?  發回更審十次,當事人若是一般的民眾,有誰能夠接受效率及品質如此雙重不堪的法院?然而司法實務上確實並非罕見,最高法院的法官對於司法公信力想必是全無愛護羽毛的自覺,否則何以從來都無動於衷?  許聰元案發回十次更審,不免尚有另一層啟人疑竇之處,是不是面臨法官貪汙的案件,深諳訴訟門徑的最高法院中人,明著發回更審不予定讞,暗裡實現官官相護的護短私心,最後更用檢察官遲誤上訴期間的技術理由判決無罪,以免判有罪違反官僚體制人情,給予實體無罪違背良心的兩難?執法系統,不論審判或檢察系統慣以時間換取空間做成護航的手法,向受批評,許聰元案似乎又一次從結果上可以驗證此點。如果主事者有意自清,可否在許聰元聲請冤獄賠償成功之後,依據國家賠償法要求當年遲誤上訴期間的檢察官賠償國庫的損失?  十次發回更審,在一般人的案件中,可以成為當事人十數年間必須提心吊膽的魔難夢魘,在被控受賄的法官而言,卻成拖延處罰、尋隙脫身的門徑,最高法院發回更審的慣例之中,也藏了多少不堪細數的罪過?馬總統知道,下級審的法官知道,許多身歷其境的民眾也都知道,為什麼最高法院不以為意?為什麼出身律師界的司法院院長不能將之列為司法改革的重點?  司法院院長的八年任期,很快過了一年多,司法院提出的司法改革大案,只有一道,就是觀審制,其餘的問題,似乎都不放在心上。觀審制的草案最近才出爐,其中的問題其實很多。但我們要說的是,觀審制不論如何有理,都不會是司法改革唯一的題目,而且並不能解決許多亟須司法改革的重要問題。譬如觀審制試行的範圍極其有限,只適用於死刑無期徒刑案件,只占司法案件極少的比率。又如觀審制只觀一審,不觀二審三審,然而司法需要改革的重大問題,絕不僅出在一審,而且可能更多集中在上訴審品質及效率具有嚴重的缺陷,要從一審觀審入手,不免緣木求魚。  司法改革如果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功課,司法院長必須善用自己八年的任期,妥為規畫,照目前看來只以觀審制當作門面的做法來看,已經蹉跎了時間。馬總統的第二個四年任期即將開跑,司法改革是馬總統不能辭卸的責任;來自總統、民間,還有許多基層法官殷切盼望改革的聲音,司法院聽到了嗎?

  • 從改革最高法院人事制度做起

     為子肇逃關說高等法院高明哲法官的最高法院法官蕭仰歸,經公懲會懲戒休職六個月的期間一屆滿,就急著申請復職。司法院內部網站「法官論壇」固然有許多法官抨擊蕭法官,但令人訝異的是,仍有不少法官、檢察官主張這是蕭法官的服公職權,許其復職是「依法行政」的結果。何以司法界會縱容關說的終審法院法官?恐怕要從兩個終審法院--公懲會及最高法院的文化談起。  先談法官本身的「恥感」不足。蕭法官根深蒂固的認為自己沒犯多大的錯,不過就是「關說」而已,其遭司法院停職移送監察院時,甚至曾向媒體抱怨:「自覺在這件事上沒有不法,以前這種關說案,沒有人被停職的,同事翻案例給他看,最多記一個大過」。很顯然的,這不僅是蕭法官本身道德感低落、欠缺羞恥心,恐怕還是法官長期浸淫在司法關說文化中,見怪不怪的表現。  其實關說案爆發之時,不論高等法院或最高法院,都異於常情的不願採信來自於高玉舜法官的指控,而寧可「從寬」認定高明哲及蕭仰歸未達關說程度,若非司法院堅持,恐怕兩人還未必經司法院移送監察院彈劾。經監察院調查結果,發現兩人辯稱在蕭子刑案審理期間從未碰面的說詞,都是謊言,因為兩人不僅見面,而且還都是在高級餐廳與不少人共同聚餐,大剌剌毫不避諱。  關說行為比收受賄賂行為還可惡!公務員受賄至少還是拿錢辦事的「守信用」行為,關說行為則是連談代價都免了,尤其司法圈內來自於「長官」的關說,更是利用特殊的職務或權勢去欺壓他人。司法案件的本質,絕對不比行政事務,它所破壞的司法純潔及公正性,可是無與倫比的。公懲會委員均係擔任過司法首長者,這些首長們都是肩負革新司法風氣及文化的重大使命之人,應藉由本案的懲戒結果宣示:關說與行賄、受賄的犯罪行為一樣可惡!公懲會的決定最終還是令人失望了。相較於嫖妓法官遭受的撤職一年處分,讓人看不出公懲會有勇於排除關說法官的決心。  的確,這正是司法改革的最大核心障礙:驕傲的最高法院始終自外於司法院的管轄。因為依據司法院的遴選要點及行政慣例,有權決定最高法院法官人選的不是司法院,而是最高法院自己,尤其最高法院院長及庭長們。向來能獲「青睞」擔任最高法院法官者,必須是最高法院庭長會議通過的人選,而即使品操不佳、交往複雜的法官,或如蕭法官一樣有關說紀錄的法官,只要最高法院「護航」,就算司法院再百般不願,也只能「無奈」的接受。  遴以筆者兩年人審委員的經驗,最高法院總是習以一紙簡單公文,僅記載某某法官為適當,還會再加註幾個字:「除此之外,已無適當人選」。換言之,就是「不准」司法院於最高法院屬意的人選以外,另行派補其他人選。別說具體敘明理由,連最高法院決定的標準何在都令人一頭霧水。加上司法人員人事條例為維護法官審判獨立不受干涉,保障實任法官「除調至上級法院者外,非經本人同意,不得為審級之調動」,換言之,不能「降調下級審」。長此以往,只要儕身最高法院法官,自然再不用理睬司法院的眼光。  蕭法官的申請復職案,並非無解。首先最高法院全體法官應拿出道德勇氣,宣示終審法院法官所引領基層法官的司法形象,由楊仁壽院長發起拒絕蕭法官復職的行動。而司法院並非不能將蕭法官為下級審或非審判職的調動,因為調動蕭法官至下級審並非出於侵害其審判獨立,無寧正是為了維持審判獨立不被關說法官戕害的舉措,因而不致牴觸司法人員人事條例之規定。當然最終的「鑰匙」仍在蕭法官手上,正如蕭法官自己在去年八月甫遭司法院停職時,向媒體說的「已做最壞打算,就是三十幾年的司法官生涯就此結束」。誠盼蕭法官履踐所言,以最高法院法官之姿,或許還能為下級審法院法官樹立一項「借鏡」的典範。(作者為桃園地方法院法官)

  • 社論-人民觀審制 須讓觀審員從頭看到尾

     司法院持續推動人民觀審制度之研究與建制,事關社會關心的司法改革,引起輿情注意,也引發參與研討的學者批評,司法院方面頗感委屈,於本報撰文回應,說明觀審制度尚在設計之中,並未定案,但是民調顯示,即使人民觀審只能觀察討論但不能與法官一起表決,也得到多數民意的支持。擔心法律素養有限的觀審員有了審判表決權,可能影響審判品質,則是反對的主要理由。人民觀審的構想尚在設計階段,竟然出現爭論,值得釐清此中觀念的參差。  持反對論者的主要質疑,或許在於並不認為人民觀審制是司法改革的特效藥,對司法院任何欲將人民觀審當做司法改革的重頭戲碼,極不以為然。司法院方面的委屈,則似乎是看不出只在研議階段就要遭到如此嚴厲批評的理由,司法院也並未表示人民觀審就是司法改革的全部。  從擔心司法改革缺乏進度者來看,設計人民觀審並不足以力挽司法沉疴,如果司法改革百廢待舉,把力氣花在人民觀審,那是用錯了地方。現在司法亟待改革的是司法的效率與審判的品質。人民觀審如果對於這兩件事沒有幫助,又何必大張旗鼓地加以推動。  我們的看法,則是提醒司法院兼從司法效率與審判品質的角度,思考人民觀審制度應有的面貌。司法效率與審判品質所以普遍不令人民滿意,共同的原因可能來自於現行的訴訟制度,採取兩個事實審的審級制度。且不說兩級事實審的刑事審判,在有些國家根本認為是形成雙重程序不利益(double jeopardy)的違憲制度。用時序在後的二審去確定時序在前的一審所認定的事實,既不科學,也會使得判決反覆成為常態,再加上三審以發回更審為主,訴訟上形成來回在事實認定上猶疑不決而爭執不休,既不符合效率,長期莫衷一是的裁判,先天上就會使人懷疑裁判的品質。改採一級事實審、一級法律審,用一次堅實的事實審來提昇審判的效率與品質,才該是同時解決效率與品質問題的關鍵手段。  不妨就用擬議中的人民觀審來凸顯一下此中的道理。試問一下,人民觀審是要觀幾審?只觀一審,不觀上訴審嗎?當無人民觀審的上訴審推翻了有人民觀審的下級審判決時,人民觀審的意義又在哪裡呢?人民觀審是只觀上訴審,不觀初級審嗎?不知道下級審判決的經過,直接從上訴審觀審,觀審的人民真的看得懂嗎?不觀則可知前面的觀審都已失去了作用,要觀審,人民觀得下去嗎?人民觀審難道不該讓觀審員必須從頭觀審到終局審判確定嗎?從現在的審級制度,人民觀審能夠有從頭看到尾,可能要看三、五、七審,十年廿年審判程序的耐心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不難想見真正浮出來的問題了。人民觀審尚且不耐觀而不決的歹戲拖棚,何況是親身參與其中,利害攸關卻又折騰不已的訴訟當事人?  人民觀審制度的討論,絕非沒有價值的討論。我們認為,要讓人民觀審,必須要讓同樣的觀審員從一個案子的源頭開始,一路看到案子審判終局確定,知道答案,才能真正看到訴訟的真相,感受到訴訟程序的艱辛與公平正義的來之不易(或者為何影像模糊)。人民觀審的目的,原是要讓人民走入法院,親身了解司法追求正義的過程,那就必須從頭到尾,全程觀察,才能真正達到發現司法真實景觀的目的。  一個嚴肅而認真的建議是,請司法院站在要讓人民觀審一案從頭看到尾的前提上設計觀審制,想像一下,跟著當事人一起親身體驗訴訟過程的觀審員,會看到什麼,會有多麼厭煩,會不會看不下去。不妨這樣想,如果全程的觀審有困難,發生困難之處,就是司法改革應著力的地方。如果人民看到事實審總是要重新來過,會看不下去,那麼改革二級事實審的訴訟制度,正是司法改革的當務之急!

  • 司法改革 從最高法院開始

     總統府前副祕書長陳哲男收受梁柏薰六百萬元,允諾可以擺平官司。一審、二審都認定陳哲男利用職務收賄,以貪汙罪重判;更一審卻大逆轉,認為只是一般的司法黃牛案,改依詐欺罪判刑七月。在甫爆發高院法官集體收賄之際,這樣的判決被認為「真勇敢」。  本來,法官從事審判工作,必須超然、獨立,不受任何的威脅與利誘。即便輿論是一片「曾參殺人」的聲音,或是眾人皆曰可殺,法官仍須依法律確信作出公正的審判,不能憂讒畏譏,屈服於輿論審判的壓力。如果更一審法官依其確信認為該當如此判決,本是法官的憲法誡命與倫理規範要求,何來真勇敢?  其實,從當初最高法院撤銷發回的意旨:「總統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時,似僅能將陳情案件移送相關機關處理,則被告之職務是否與各級司法機關有關?被告職務上因督導所屬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是否有接觸各級司法機關之機會?又此機會是否與其總統府副祕書長之職務有相當之關係,而得認係副祕書長職務所衍生之機會?凡此均待釐清。原判決未予究明並詳予說明,遽行判決,自有違誤」,更一審如此判決是可預期的。  因此,該檢討的是更一審量刑及最高法院法律解釋是否妥適的問題。其中量刑部分,雖然世界上沒有兩個刑事案件的犯罪事實是完全一致,但避免無正當理由的量刑歧異,應該是人民對司法正義的基本要求。本件陳哲男以副祕書長之尊、詐騙金額六百萬元、更二審判決前始終否認犯行等情狀,對照歷年來有關司法黃牛的判決刑度,更一審以其在審理時老淚縱橫、多病而輕判七月,是否有鼓勵人民上訴(二審再來演戲博取同情)、無法提振司法公信力等問題,社會自有定論。  不過,個案正義只是小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最高法院。我國最高法院一向存在三大問題:一、人數太多,無法統一法令見解;二、法官選任缺乏民主正當性,無法回應民情,且無法兼顧法律續造的功能;三、判例制度違反權力分立。本件最高法院並未針對類似問題作出判例,第三部分暫且不談。  首先,最高法院是法律審,主要功能在統一法律見解,我國卻有近九十位法官,則依據法官獨立審判原則,各庭各唱各的調,案件的一再撤銷發回,也就成為常態。這不僅讓人民備感困惑,下級審法官也常有不知如何適用法律的困擾。  其次,法律的生命不在於邏輯,而在於經驗。對於變動社會生活中情與理的體察、義與利的權衡、曲與直的審辯,是司法的法理成長的活水源頭。為了避免職業法官自閉於同質性團體、專業偏見與擅斷,多數國家設有人民參與審判的參審或陪審制;終審法院的法官,則須由國會同意或多元代表組成的委員會選任。  反觀我國,法官多數經由考試分發,沒有參審制、陪審制,更沒有外部力量參與法官人事審議事宜。社會各界沒有機會認識,也沒有機會監督制衡,難怪司法公信力始終不彰。更甚者,最高法院法官選任,美其名經由司法院人審會通過,實際上須最高法院庭長會議同意。近親繁殖的結果,不僅無法反映社會的多元意見,更無法回應社會變遷作微調式的法律續造,則類似本件有關公務員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的見解,與人民觀感落差太大的情況,將會一再出現。  對此,司法院提出的司法院組織法、法院組織法等相關修正案,即希望逐步減少最高法院法官員額,並設置聯合大法庭負責統一各庭的法律見解,最後由具民主正當性的大法官取代。可惜的是,由於朝野對立、各部門與終審法院掣肘,這些法案延宕多年,加上設有法官淘汰機制的《法官法》草案迄未完成立法。因此,法院判決結果初一、十五不一樣,就成為國人的共業。  要改革我國的司法,就要從最高法院開始。依憲法第四十四條享有院際爭議調解權的馬總統再不出面,我國的司法改革將不知伊于胡底! (作者為臺北地方法院法官)

  • 人民還要忍受司法多久?

    人民還要忍受司法多久?

     今日(七月十四日)起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下稱人審會)將一連開會數次,審議年度的法官大調動事宜。在此同時,正好爆發高院法官集體收賄遭搜索的事例,事實真相仍有待釐清。不過,如各位知道遭調查的法官之一,就是下屆的人審會委員,難免對人審會的組成及運作感到好奇。  依司法院組織法規定,人審會由司法院正副院長、祕書長、相關院長與廳長及各級法院法官代表所組成,負責所有法官人事任免、轉任及遷調,這些委員都是法官出身。也就是說,我國關於法官人事事宜,完全採法官本位主義。  人審委員都是法官出身,意味任何的法官人事決定事宜,是以法官權益為主要考量。因此,每年進行的法官調動,依據林超駿教授的研究,高達四百餘人次。也就是說,每年有近四分之一的法官調動。法官無法久任其職,受侵害的當然是人民接受迅速審判的權益。  問題不只一端。本年度的司法調動事宜,早就鬧得沸沸揚揚,曾審理馬英九特別費案的高院法官,即在法官論壇發表「撤回調動聲請」一文,大意是他一生以擔任最高法院法官為職志,今年請調該院時,卻遭人栽贓抹黑,只好撤回調動聲請。原因所在,在於他多年前擔任人審委員時,主張院長評鑑,遂引來秋後算帳。  如何秋後算帳?原來,人審會雖然是權責單位,但因為司法院成立在後,司法院管不著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人事決定一向由該院說了算。該名法官所以遭挾怨報復,可能是他得罪的人目前在最高法院,所以該院拒絕他的人事案。最高法院要求請調該院的法官,應該經過它的同意,人審會只能背書,可有法律依據?沒有!  最高法院法官職務重不重要?當然重要!該院作為法律審,負責法律適用的審查,主要功能在統一法律的解釋與適用,並回應社會變遷作微調式的法律續造,亦即作為民、刑事訴訟最終判斷的最高法院,負有調和法律安定與社會轉型需要的作用。因此,各國的終審法官大都必須具有民主正當性,像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日本最高裁判所的法官,都必須國會或民意的支持,而我國的司法院大法官,亦是如此。  或許有人說大法官有民主正當性即可,問題是大法官只負責法令的違憲審查,而且我國還有舉世罕見的判例制度,最高法院經由立法行為所作的判例意旨,對下級審法官具有實質上的拘束力。該院透過判例制度及人事決定事宜,影響我國整個司法的走向。因此下級審法官寫判決時,只是為了寫給上級審看;遇有法律問題時,首先搜尋的資料,即是最高法院怎麼說、上級審怎麼判,多數法官根本不考慮案例事實是否相同,是否因為環境時代的變遷,而讓這些判例意旨與社會脫節。難怪我國的法院判決,常有背離人民法律感情的情況!  問題不只這樣,另一極端事例是:明明最高法院已在更五審指摘判決中附表有問題,歷審高院法官卻置之不理,直到更十一審法官花費心力重新製作附表,才讓該案無罪判決確定,但也因此讓當事人流浪法庭三十年。然而去年人審會通過的人事案,卻將該案置撤銷意旨於不顧的法官派任公懲會委員、地院院長。這樣的人事決定可有是非可言?  由此可見,我國法官人事決定因為缺乏司法以外各種外部力量的參與,每次的人事決定,主要考量的是年資、期別、恩怨及意願而已。透過人事決定彰顯是非、正義,很少是司法部門考量的因素,遑論是人民的訴訟權益。我國立委一向「驍勇善戰」,可惜的是,立委們在面對司法時,最常出現該硬不硬,該軟不軟的情況。如不當針對訴訟個案要求法務部備詢,卻對於缺乏民主正當性、監督制衡可能性的法官人事制度毫無作為,即是最佳例證之一。  請問,人民還要忍受缺乏民主正當性、監督制衡可能性的法官人事制度多久呢?(作者為台北地方法院法官)

  • 主張司法精英集結一審

     聯電和艦案從二審無罪定讞,到申請釋憲的峰迴路轉,已經讓整起司法案件夠有看頭,4月27日和艦案開庭,不僅前董事長曹興誠、副董事長宣明智雙雙缺席,曹興誠委任律師更轉述,曹興誠稱本案將永不出庭,更讓和艦案增添戲劇性。5年來曹興誠在司法的大宅門裡拚搏,事必躬親的曹興誠參與每個環節,對司法有不同看法。  聯電榮譽董事長曹興誠自2005年爆發和艦案以來,立即辭去聯電董事長職務,5年多來和艦案在刑事訴訟上的背信、違反商業會計法等已經二審宣判無罪,日前卻遭最高法院發回更審,引起曹興誠反彈,痛批違法、違憲。  和艦案責任一肩扛  曹興誠已聲請釋憲,儘管結果遙遙無期,但曹興誠歷經冗長的司法程序,極力提倡一審無罪後,檢察官不得上訴;並應將司法重兵集結於一審,以建立一審權威,藉此斬斷冗長纏訟的病根。  曹興誠36年次,祖籍山東,卻因為久居台中清水,說得一口沒有鄉音的台語,外省人以為他是台灣人,台灣人看不出他是外省人,與兄弟之間如果講到不想讓父母聽到的話題,就講台語,從此可看出他俏皮的一面。曹興誠天資聰穎,從小成績優異,原本讀清水中學的曹興誠,一次到台北出遊的機會中,以參加建國中學的轉學考之名,留在台北玩,雖然無暇準備,曹興誠卻以正取第三名,進入建中,開始他多變、有趣又超齡的台北生活。  和艦案爆發後,曹興誠第一時間辭去董事長職務,一肩扛下所有責任,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踏進聯電一步,從一個司法門外漢,到每日研讀六法全書,曹興誠雖然不是法律人,但自己研讀的法律常識,更甚於法律專業,他說,「連我踏進司法都有摸不著邊的感覺,更何況是一般人?」  要求「一開始就做對」  曹興誠說,檢察官在起訴之前,如果不遵守無罪推定原則,不以科學態度與科學方法取得犯罪的真憑實據,則提到法庭的就只是一些揣測而已。而這些揣測佐以似是而非的所謂證據,讓法官也只能跟著猜謎。此外,每一審法官猜謎結論不一,是不斷互相否定,因此案件也就不停更審。這種情況就好像英文俗話說的:garbage in;garbage out,如果檢察官倒進法庭的都是垃圾品質的起訴書,法院只好成天處理這些混亂的垃圾,弄得司法臭氣沖天,許多不幸的被告,就在這種臭亂的「司法絞肉機」中,被無辜搞得家破人亡。  曹興誠眼中的解決方案很簡單,就是用現代化品管原則,要求「一開始就做對」。檢察官應該遵守無罪推定原則,並以科學辦案方法找出證據,否則不應起訴。目前檢察官可以對百姓監聽、搜索、扣押證物、傳訊、拘提、羈押或予以限制出境,有這麼大的權力,如果還是提不出真憑實據就貿然起訴,實在說不過去。  嚴格規定檢察官起訴要有真憑實據,那一審就輕鬆了。法院審案的性質就不是在猜謎或心證,而只是在檢視證據與推理,以防止檢察官玩法濫權。如果一審法院判檢察官敗訴,基本理由應該就是檢察官舉證不足,在此情況下,即應一審定讞不准檢察官再上訴。既然一開始證據就不足,那就是「垃圾案件」,就是「誣告」,當然應該立即扔出法院。  建立一審司法權威  曹興誠主張,應該將司法精英重兵集結於一審,不可以讓一審檢察官有隨便、僥倖的心態,再讓百姓進入冗長的司法程序。規定刑事案件一審無罪後,檢察官不得上訴,才能讓審、檢雙方都有背水一戰的壓力,才會戰戰兢兢、全力以赴,如此審判品質、效率都會大幅提升。有人說,一審法官可能經驗、能力都不足,所以要二、三審把關才保險,這種說法完全誤解三審制的意義。  三審制是為了保障人權、防止官官相護所設計的權力制衡,並不表示下級可以亂審,再由上級來補破網;也絕不表示,一審可以粗略無能。讓刑案不停纏訟,等於檢察官、法官都不停地在違法。以刑事訴訟法來說,凡判決被撤銷更審,表示原審法官「違背法令」;而檢察官敗訴,表示起訴無據,即有「誣告」或「濫權追訴」之嫌,所以台灣刑案纏訟不停,表示司法體系內的官員個個違法。  曹興誠辭去董事長的生活更加多采多姿,除了遊山玩水之外,也常常到大陸演講,黃山、麗水的景色最吸引他,問他接下來想做些甚麼?是不是有從政的可能?他開玩笑的說,怕票數太高,臉上掛著笑意,輕鬆而去!

  • 速審法如何妥速兼備

    目前許多刑事案件延宕多年不決,導致民怨沸騰。立法院正在審議《刑事妥速審判法》(速審法);但要如何做到「妥」、「速」兼備?如果只是限定刑案審理不得超過一定年數或次數,似乎沒有找到問題的答案。 今天刑案所以不斷更審,主要的原因,是檢察官起訴品質不良。稍有現代品管知識的人都知道,任何流程如果不講究「一開始就做對」,那以後要處理這些「瑕疵品」就會費時費力,不僅延誤整個流程,而且最終產品的品質也不會好。 檢察官在起訴之前,如果不遵守無罪推定原則,不以科學態度與科學方法取得犯罪的真憑實據,則提到法庭的就只是一些「揣測」而已。這些揣測佐以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謂「證據」,讓法官也只能跟著「猜謎」。而每一審法官「猜謎」的結論不一,於是不斷互相否定,因此案件也就不停地更審。這種情況就好像英文俗話說的garbage in,garbage out;如果檢察官倒進法庭的都是垃圾品質的起訴書,法院就只好成天處理這些混亂的垃圾,弄得司法臭氣沖天。而許多不幸的被告,就在這樣這種臭亂的「司法絞肉機」中,被無辜攪得家破人亡。 解決方案其實很簡單,就是用點現代品管常識,要求「一開始就做對」。檢察官應該遵守無罪推定原則,並以科學方法找出真憑實據,否則不應起訴。目前檢察官可以對百姓監聽、搜索、扣押證物、傳訊、拘提、羈押或予以限制出境等等。有這麼大的權力,如果還提不出真憑實據就貿然起訴,那實在說不過去。 嚴格規定檢察官起訴要有真憑實據,那一審就輕鬆了。法官審案的性質就不是在做「猜謎」或「心証」,而只是在檢視證據與推理,以防止檢察官玩法濫權。如果一審法院判檢察官敗訴,基本理由應該就是檢察官舉證不足;在此情況下,即應一審定讞,不准檢察官再上訴。既然一開始證據就不足,那就是「垃圾案件」,就是「誣告」,當然應該立刻扔出法院,不可以再讓這種垃圾在法院裡流竄。 在美國,刑事被告一審如獲判無罪,檢察官除非有新罪名或新事證,不得上訴。其用意在避免被告遭致double jeopardy,即重複的危險與傷害。此亦為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第七項所主張的「一事不二理原則」,也就是說:「公民違犯法律,不應受重複的追訴、審判或處罰」。台灣目前容許檢察官敗訴後還能無止無休地纏訟,完全違背國際規範,可說落伍至極。有些人或許以為,是非是「愈審愈明白」,這觀念完全錯誤。上過法院的人都知道,法案審得愈久,卷宗就愈多,後面審案的法官在這些文字叢林裡就愈容易迷失犯錯。 規定刑事案件一審無罪後,檢察官不得上訴,才能讓審、檢雙方都有背水一戰的壓力,才會戰戰兢兢、全力以赴;如此審判品質、效率都會大幅提升。有人說,一審法官可能經驗、能力都不足,所以要二、三審把關才保險;這種說法完全誤解了三審制的意義。三審制是為保障人權、防止官官相護所設計的「權力制衡」,並不表示下級可以亂審,再由上級來「補破網」;也絕不表示,一審可以粗略低能。 讓刑案不停地纏訟,等於檢察官、法官都不停地在違法。以《刑事訴訟法》來說,凡判決被撤銷更審,表示原審法官「違背法令」;而檢察官敗訴,表示起訴無據,即有「誣告」或「濫權追訴」之嫌。所以台灣刑案纏訟不停,表示司法體系內的官員個個違法,這是司法之恥、國家之恥。 法院判決可以隨意撤銷,檢察官可以無據纏訟被告,那司法威信當然蕩然無存,判決延宕也就無法改善。要解決刑事訴訟的延宕問題,應該從速樹立一審權威,並規定檢察官一審敗訴即不得上訴。機械式的限縮審判次數或年限,可能製造冤獄,卻仍然無法防止檢察官濫權;因此類似「鋸箭」,未能真正清除司法積弊。 (聯電榮譽董事長)

  • 老曹嗆法官 當庭拂袖走人

    高等法院昨天審理和艦案更一審,「意外」演出聯電榮譽董事長曹興誠與副董宣明智「哥倆」一起嗆法院,當庭連袂拂袖離庭,卻巧妙留下律師,繼續為他主張權益的戲碼。曹興誠說:「司法不能變成絞肉機,我拒絕當作俎上肉被絞進去。」宣明智附和說,法律應該是保護善良的,違法、違憲的審判,不該進行。 曹宣2人認為,一審及二審法院已判決他們無罪,高檢署竟仍提出上訴,而最高法院不去審究檢察官上訴有無法律違悖的理由,卻用6項「事實」及經驗法則就將案件發回,枉顧法律審定紛止訟的高位。於是在今年2月間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釋憲。 高院更一審法官林恆吉承審後昨天下午2時30分首開準備程序庭,本來只是一般程序,曹、宣在法官詢及意見時,也都說,檢方上訴無理由、二審確定的案件竟然還上訴三審是違法、違憲。法官說,曹所提釋憲案她知道,對釋憲理由與內容,她也都會作為審判參考。 庭審在肅穆中祥和進行,法官提示檢方所提證物要曹董看過後簽名,老曹看了看低聲說「審判不應進行,不願簽字」。法官隨即對三審發回6項理由之一的聯電員工張順德,為何在離職去和艦後還領聯電薪津要曹說明。曹的律師先站起說「張順德是聯電主管,不是和艦主管,檢方自始至今都弄錯。」 法官說,那請提供張的薪津資料來證明。律師答,舉證責任應該是檢察官的事。法官接道,三審認為員工離職,薪津及休假應一併處理,怎會事後還在處理有違經驗法則。 不待法官說完,曹宣同聲嗆說,這那有一定,一般公司也經常會有這種情況,怎麼叫有違經驗法則?商業會計準則有這樣規定嗎?曹說,那這又與犯罪有何關係? 曹大聲說,二審確定無罪的東西,竟然可以搞到四審(指更一審);釋憲案沒有結果前,他不願接受違法的審理。 老曹越說越火,氣得滿臉通紅,不理會法官要他冷靜下來,直說「今天的審判不應該進行」,然後索性往法庭外走,老宣見狀亦步亦趨跟進,老曹還邊走邊嚷「要他出庭就拘提他」。 法庭外老曹火氣未消說「司法要有公平是非,怎能把人家當作肉球放在絞肉機絞呢?再接受審判,侮辱我的智慧,剝奪我們的人權,你不能跟著他們玩,讓他們更審來更審去,陸正案等更審多少次、多少年?我們不能被當皮球踢來踢去,他們上、下級審吵半天,倒楣的是人民陪著受害,這不公平,這司法體系已變成無公理體系。碰到這種事,我要跳出來,要挺身而出,不能再讓它絞進去。」 不過隨後他說「下次開庭法官要拘他到庭,他只好到庭」。 下午3時許,曹宣倆人嗆出庭外,庭內他的律師與檢察官繼續對陣,法官心平靜和的完成程序並庭諭4月27日再開庭,且說「屆時曹宣2人可以不出庭」。 法官在庭審後被記者詢問為何沒有依「被告在庭義務」規定,強制曹宣留在法庭內受審,她說「他聲音是大了一點,但都是對法律上的意見,沒必要動用那條規定」。 高檢署蒞庭檢察官張進豐說,商會法是三審定讞,原審檢察官提出上訴,完全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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