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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含有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的搜尋結果,共23

  • 經濟成長 學者:達3%機率高

     主計總處今天公布今年經濟成長率最新預測為2.82%,未至3%。不過,中華經濟研究院長吳中書樂觀認為,「今年達3%機率滿高」。 \n 行政院主計總處將今年成長率預測更新為2.82%,較去年11月底預測的2.59%,上修0.23個百分點,其中出口與內需均上修。 \n 整體而言,主計總處綜合統計處長蔡鴻坤指出,今年經濟狀況持續改善,屬「軟性擴張」,也較去年佳,但幅度不是令人滿意,顯示「成長動能不足」。 \n 蔡鴻坤說,若含今年目前為止的預測數字,台灣經濟成長率連續3年低於全球平均經濟成長率。 \n 相較國內研究機構,包括台灣經濟研究院估3.17%,中經院估3.03%,中央研究院經濟所估2.89%,均較官方預估來得高。 \n 台灣綜合研究院估2.81%,元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估2.72%,兩者略低於官方預測值。 \n 吳中書表示,他不評論主計總處的預測,因為每個機構都有它的判斷,但這次主計總處也上修0.23個百分點,「說不定等情勢明朗,還會有些更動」。 \n 吳中書舉例,像去年底主計總處預測去年全年經濟成長率可能不到2%(預測1.74%),但現在初步統計到2.11%。 \n 觀察近來的國際情勢,吳中書表示,最近有些數據不佳的原因是歐美大雪的氣候因素,即使如此,美國失業率降至6.6%。國內的股市、消費信心及企業獲利狀況都還可以。 \n 吳中書說,每個研究機構研判的資訊不一樣,所以預測會有些差距,但他認為今年達到3%的機率很高。 \n 此外,中經院、元大寶華將分別在3月中、下旬更新經濟成長預測,屆時是否往上調整,值得關注;主計總處下次的預測在5月。1030218 \n

  • 陸經濟 市場化、制度化是關鍵

     大陸出口創造超過3兆美元外匯儲備,產生金錢遊戲、房市泡沫、物價高漲等現象,今年以來CPI頻創新高,6月已高達6.4%,通膨危機顯現。政府因而採取緊縮貨幣政策穩定物價,但又造成資金緊俏,中小企業經營困難,加上人民幣匯率持續上漲,加工外銷成本大幅增加,可能出現停滯性通脹威脅。 \n 台灣在70及80年代經濟快速增長階段,也曾經出現嚴重通膨現象,加工出口外銷創造經濟奇蹟後,在美國壓力下新台幣匯率由40:1勁揚到25:1,當時台灣也曾經發生金錢遊戲、股市暴漲、房地產泡沫、社會奢華等現象,與大陸目前諸多經濟現象極為類似。 \n 兩岸經濟規模大不相同,在全球經濟體系的地位與主動權也不相同、經濟發展軌跡與社會政治文化亦不相同,但台灣經驗應該有值得大陸參考借鏡之處。台灣當年面臨的通膨、物價與泡沫問題與大陸目前處境有何異同?30年後回顧,台灣當時採取的對策哪些正確?哪些錯誤?哪些經驗值得借鏡? \n 本報專訪了中華經濟研究院長吳中書、中央研究院院士于宗先,並邀請台灣大學教授林建甫、開南大學教授孫效孔及專欄作家馬凱座談,做了深入探討。大陸當前經濟情勢與台灣80年代處境有相同處,也有相異處,金錢遊戲、泡沫現象與奢華風氣類似,但台灣80年代後期物價穩定、所得分配平衡,在經濟與政治快速變遷中社會相對穩定。大陸今天卻同時面臨所有挑戰,將增添大陸決策的難度。 \n 大陸的優點是,國家大、經濟總量全球第2、有國際話語及規則制定權、政府治理能力強,當前面臨的經濟與社會問題雖然嚴峻,但80或90年代的情勢可能更艱困,大陸沒有理由不能平順解決這些問題。 \n 以下是吳中書訪談摘要: \n 戎撫天(以下簡稱戎):大陸代工出口業大幅度成長後,外匯存底增加非常多,很多事情就接踵而至,譬如人民幣升值壓力、人民幣是否該一次升足或分階段升值、通膨、金錢遊戲、房市泡沫、股市泡沫及工資上漲、產業面臨外移或轉型的選擇等,這些現象,台灣在80年代都曾經走過。那麼,我們在80年代因應這些問題時,採取了一些政策,請您分析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哪些是值得大陸參考的。 \n 吳中書(以下簡稱吳):台灣從80年代開始錢愈來愈多,美國施壓要求新台幣升值,當時我們是採階段性升值策略。目前中國大陸採取類似的政策,是用時間換取空間,景氣好、物價高,升值幅度較高,景氣不好、物價低,就維持穩定幣值。如此,既可以宣洩美國的壓力,也可以讓市場慢慢決定合理價位,同時企業有壓力增加其競爭力。 \n 提高工資 陷逆循環 \n 大陸發展遇到一個瓶頸,內需需要擴大,但民間消費占比低,必須盡速提高消費。大陸採取的方式是提高工資,收入豐富了,內需就起來了,但物價問題也相應而起,又要壓抑物價,工資漲帶動物價漲,物價漲反過來又再要求工資漲,變成很不好的逆循環。大陸現在最重要的就是分配問題,通膨環境下,有資產者最有利,薪資增長絕對趕不上物價增長,造成社會不安愈來愈明顯。我建議,大陸政府要尊重市場,政府輔導就好,開放產業競爭。政府可以誘導民間消費,所得高、信心夠就會消費。 \n 戎:台灣80年代哪些政策是正確的? \n 吳:首先是產業政策,從進口替代到出口帶動,再到資本進而知識密集型產業,並積極推動自由化、國際化政策,符合國際發展潮流。缺點是,發展過程中的不均衡現象未能有效處理,譬如外貿順差擴大後,資金沒有宣洩管道,儲蓄率高了,未能有效運用,易形成資產泡沫化問題。隨著對外貿易持續順差與外資的注入,外匯存底愈來愈多。但順差與高外匯存底卻帶來新台幣升值的問題。看到新加坡成功的經驗,外匯存底更有效運用的問題經常被提起。然而外匯的有效運用須審慎的規畫並需有優秀的管理人才。目前台灣並未滿足此條件,並存在若干不合理限制,例如在新加坡可以用高薪聘請一流人才,台灣卻受肥貓觀念限制動彈不得。 \n 戎:台灣經濟問題被政治和制度綁架。這個體系沒有辦法讓政府找真正人才做事,只好把錢當爛頭寸閒置。 \n 吳:台灣的制度存在有功無賞,做不好就動輒得咎的情形。 \n 政府應減少介入 \n 戎:大陸最近幾年在處理相關問題時,您覺得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誤的? \n 吳:大陸要慢慢去注重產業的動態發展,以及民間力量的興起。台灣早期發展依賴國民黨從大陸帶過來的很多人才,能站在國際高度看產業的發展,加上日本留下來很好的產業基礎,以及美國跟我們關係密切,提供的技術與資訊都是國際一流的,政府準確抓到產業發展趨勢,跟上國際潮流順勢而為。民間資訊更加充沛後,政府應減少介入,以建立合理的制度與法規為主要施政。大陸也知道產業發展趨勢,但現在還是由政府主導發展。 \n 戎:台灣有哪些錯誤的地方,大陸要避免? \n 吳:台灣行政太過僵化。有些國際大廠要來設廠,但地方和中央法規僵持在那邊,好事變成多磨;此外,黨派對立造成各自從自我立場看問題,國家長期發展主軸不明確。台灣早期曾經有很多成功的長期規畫,現在規畫期愈來愈短,各部會的協調也有待加強。 \n 戎:大陸現在面臨的問題,一方面通貨膨脹嚴重,政府控通膨採取了一些政策,如提高存準率與利率。但控通膨後造成中小企業融資困難與倒閉潮,又擔心經濟增長受到影響,因而面臨兩難選擇。要如何處理兩難,台灣經驗可做大陸借鑒嗎? \n 吳:制度化,要落實制度,該怎麼做就怎麼做。知道房價一直漲不好要打房,但政策上東折扣西,落實得不好。要抗通膨,工資就不能繼續這麼漲,越是人為拉高工資,將來勞動市場就越僵化,失業問題愈加嚴重,這些經驗都在國際發展歷程中證實。當然政策的改變不能太劇烈,要很有制度化地去推動。 \n 規模大 可主導規則 \n 戎:中國經濟規模夠大,面對世界要扮演怎樣的角色? \n 吳:中國有很大的優點,規模夠大,13多億人口,這麼大的規模,經濟總量世界第2,出口世界第1,可以主導遊戲規則,但規則的制訂要注重國際發展趨勢。中國很有潛力,將來可以主導世界經濟,正因為有潛力,更要小心長期的發展方向。它是一個中央規畫的經濟體,要慢慢釋放到市場經濟,這很不容易。大陸經濟要成為全球主導力量,關鍵就是尊重市場機制,政策透明性、一致性與制度化。 \n 以下是于宗先訪談摘要:戎:大陸CPI連續6個月上漲,物價居高不下,人為炒作農產品,通膨問題相當嚴重,台灣也曾經於70及80年代面臨美國逼迫匯率升值壓力,及類似的物價與通膨問題。請問當時台灣有哪些成功經驗值得大陸借鏡,又有哪些錯誤經驗是大陸要避免的? \n 物價無須管制 \n 于宗先(以下簡稱于):1960年代台灣的物價穩定,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隔年通貨膨脹率高達47%;1978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物價上漲了19%。經濟部在第一次石油危機時的應變方式,是採取抗戰時期的管制措施,鋼鐵、木材、麵粉等大宗物資一律管制。然而,1970年代與抗戰時期的情況不同,後者當時物資極度缺乏,沿海遭日軍封鎖,物資難以進口,前者已無此問題,物資欠缺可藉由進口補足,無須管制。可見經濟部是用舊方式處理新問題。 \n 1973年冬天,我在中央研究院召開第一次全國物價問題研討會,是當時首開先例,國民黨派新聞局官員警告過我不能開,並說「一旦開會,物價就會暴漲!」會議總共3天,國民黨很緊張,自1950年代以來,從來沒有人敢開這種敏感性高的會議。會議邀請工商代表與財政部長同席,當時李國鼎部長從頭到尾作筆記。《中央日報》報導此事,並稱讚中央研究院走出學術象牙塔,社會輿論都讚美該次會議。 \n 那次會議相當成功,會後也沒出現物價暴漲,物價上漲是因為政府管制,「抑價」變成「揚價」;第一次石油危機的處理方式,給了政府很大的教訓。到了1978年第二次石油危機,政府就不管制物價了。雖然兩次石油危機都造成物價上漲,但因有1972年推出的十大建設,解決了第一次石油危機的失業問題,第二次石油危機因建設完工後的效益產生,也提升了台灣經濟成長率,因此未對經濟造成太大衝擊。 \n 匯率操作正確 \n 1980年代以後,台灣出口暢旺,到了1984年台灣對美出口比例占總出口量最大,占國內生產毛額(GDP)也最高。美國於是祭出「301」條款,壓迫台幣升值與開放進口。政府於1984年宣布經貿國際化、自由化政策,之後再加上制度化。 \n 長期以來,大陸對美國出超太大,但大陸正在崛起,美國不該把過去對付台灣的方式套用在北京身上。華盛頓一直要求人民幣升值,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孟岱爾卻持相反意見,他每年到大陸訪問都呼籲人民幣不能升值。 \n 美國希望人民幣升值、美元貶值,大陸在美國賺的錢就貶值了。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義夫、國際貨幣基金新任副總裁朱民,以及許多專家都清楚美國打的如意算盤,大陸將匯率升一點降一點,不一次升足,是正確的。 \n 戎:貨幣升值會造成物價上漲、通貨膨脹、金錢遊戲和泡沫等問題,依照台灣的經驗,大陸該如何防止泡沫化的發生? \n 人口紅利消失 \n 于:泡沫化最主要表現在股票與房地產,這都是超額儲蓄所致。物價上漲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大城市,三線城市的漲幅相對較小。 \n 事實上,物價在大陸並非大問題,對照過去紀錄,1990年代大陸物價上漲6%、7%,但經濟成長率平均每年約10%,且所得分配還算平均,可以蓋過物價上漲問題。今年物價上漲約5.4%,但是經濟成長率為6.6%,還是可以支撐得住。因此,我認為大陸物價上升不是什麼大問題。 \n 戎:所以您認為金錢遊戲、泡沫化、物價上漲、通膨等問題都不算太嚴重? \n 于:其實這只發生在特定幾個大都市,並非大陸全部現象,因為大陸太大了,例如山東等於4個台灣,無法一概而論。目前大陸面臨工資上漲問題,由於過度依賴外貿,所以十二五規畫要「調結構」是對的。另一個問題是大陸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因為一胎化年輕人愈來愈少,且獨生子女多半嬌生慣養,競爭力不足,社會已高齡化,意味著大陸低工資的時代將一去不返。 \n 未來,大陸可能跟台灣一樣發展高科技,台灣的經驗是創造了成長卻沒有創造就業,政府只好回頭發展傳統產業,但傳產升級必須和教育配合,台灣的科技大學徒有研發卻無法生產,更不能市場化,也是枉然,必須產學結合,企業有了技術才有專利和品牌創造占據「微笑曲線」的左右兩個高端,擺脫純粹製造的「低利」。

  • 克服非對稱訊息有方 提升稅制改革成效

     近年來,有關「非對稱訊息」已成為經濟學理論重要研究之一,常源自於大家所觀察到的「不同決策者,擁有不同訊息」的情況。舉例說,銀行對貸款人未來的收入多寡,並不能完全掌握;公司的股東對公司的成本和競爭條件等資訊的掌握,通常都不如實際的經營階層清楚;政府在設計所得稅制時,對納稅義務人的生產力和實際所得並沒有多少了解等等。 \n 基於這般訊息的不對稱,以致於擁有較多資訊的一方,會藉此優勢來謀取其最大的利潤,導致社會運作的無效率。 \n 本週訪台的香港中文大學晨興書院教授暨院長摩里斯(James A. Mirrlees) 與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魏克禮(William Vickrey)曾共同提出「非對稱訊息(asymmetric information)經濟誘因相關理論」,作出委托—代理(principal-agent)理論的貢獻,不僅奠定經濟學研究的重要里程碑,2人還同時獲頒1996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n 魏克禮於1940年代的研究,指出所得稅制的設計,應該同時考慮個人工作誘因,以及政府對個人的生產力不對稱訊息,因為所得稅累進制會影響個人努力工作的誘因。魏克禮雖提出解決問題的基本精神,但推算模型所需的數學技巧相當複雜,以致未竟其功。經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間,摩里斯提出一個重要的條件(single crossing or sorting condition)使此一複雜問題大為簡化,得以求出解答,同時也發展出一項影響深遠的揭露原則(the revelation principle),在此機制下,能促使經濟個體誠實地揭露其私人的訊息,且不會和自身利益發生抵觸。 \n 1960年代到1970年代,摩里斯教授擔任英國工黨顧問,當時他曾經主張政府應提高富人稅率以補貼窮人。然而,他後來的「最適所得租稅理論」(Optimal Income Taxation)研究顯示,在顧及納稅人工作誘因的前提之下,最適所得稅稅率(平均稅率而非邊際稅率)不應該超過20%。台灣目前有關諸多稅制改革的討論,他的論述,亦可以作為參考之基礎。 \n 摩里斯的「非對稱訊息」理論現已成為經濟學在相關議題分析之重要基礎,同時被其他領域學者的研究廣泛引用。如醫生與病人,及保險公司與投保人之關係。此理論中最典型的「道德危機」(moral hazard)之議題,亦開創甚多相關後續如逃稅、貸款逾放、呆帳、倒閉、結構債、國家主權債務等經濟議題的研究。 \n 企業經營處處存在道德危機,公司的股東和經營階層都可以觀察到公司的利潤,惟此利潤受到經營階層的努力、能力和其它不可控制隨機因素的交互影響。 \n 因此,股東很難釐清公司目前的營運績效,究竟是因為經營階層的努力程度?或是外在環境使然?因此給予經營階層怠忽職守的理由,所謂的道德危機於焉形成。對此,摩里斯針對各種可能結果發生機率的訊息,設計出最適的獎懲機制,使得經理人的利益和公司股東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當經理人在追求其個人的最大利益時,其實也是在為公司股東謀取最大的利益。這就是典型的委托—代理(principal-agent)問題,這些研究成果為後續的研究熱潮,建立了開創性的地位。 \n 持續發表最新學術研究的摩里斯,目前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晨興書院院長,是歷任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長住亞洲的特殊案例,亦因此能接受台灣大學社科院及中央研究院經濟所的邀請訪台,將於8日、9日在中研院和台大公開演講,期待屆時能夠分享他研究最優稅制結構、非對稱信息結構下的最優契約設計、公共財政理論、不確定性下的福利經濟理論等的特有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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