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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含有中山大學社會研究所的搜尋結果,共08

  • 焦糖哥哥考上國立研究所遭質疑 「粉專10萬粉絲」就能讀?

    焦糖哥哥考上國立研究所遭質疑 「粉專10萬粉絲」就能讀?

    前兒童台哥哥「焦糖」陳嘉行日前在臉書宣布考取中山大學社會研究所,並透露自己其實17歲沒參加聯考,沒想過還能重回校園,且是就讀國立大學研究所,引來網友質疑他的入學資格。現在有人發現,原來中山研究所的報名資格,竟有一項是「臉書追蹤達十萬人」,難怪焦糖哥哥能錄取。 \n \n陳嘉行近日考上中山大學社會,對於被網友質疑「高中畢業就能上研究所?」他補充解答是透過甄試加上有教授的推薦,而中山大學社會學院系辦也表示,陳嘉行是透過「卓越領域」的項目,透過特別推甄加上書面與教授面試考上。 \n \n另外,細看中山大學招生考試的報考切結書,資格條件裡包含「熱心公共事務,臉書追蹤達十萬人以上,深具社會影響力者」條件,而陳嘉行的粉專確實也有達到此資格。

  • 沒讀大學也能上研究所?英粉焦糖哥哥遭網友質疑

    沒讀大學也能上研究所?英粉焦糖哥哥遭網友質疑

    經常評斷時事的前兒童台哥哥焦糖陳嘉行,日前在粉專上宣布他考取了中山大學社會研究所,意外引發網友留言,原來他寫出自己17歲沒參加大學聯考就北上工作,放棄聯考。沒想到現在有機會再度回到學校讀書,還是讀國立大學研究所,但也引發網友質疑他「高中畢業就能上研究所」? \n \n焦糖哥哥陳嘉行在臉書寫下,「回想17歲沒去參加聯考就北上工作,我從沒想到有一天我能回到學校讀書,這些年最頻繁出現的惡夢除了軍中的不當管教外,就是老師、同學、朋友問我為什麼沒去聯考...驚醒時會不斷地反問自己當時是不是做錯了選擇?」 \n \n面對網友質疑他「高中畢業就能上研究所」?他也補充寫下,「以17歲的我是考不上中山大學社會研究所,現在能透過甄試回到學校學習,我非常感謝萬毓澤教授的推薦,以及社會所的教授願意給我機會。我曉得有些教授擔心我的程度跟不上,及我的英語能力退化(本來也沒多好),教授的擔心都是應該的。我在面談時跟教授說:『教授的標準開出來,我就做得到。』 \n \n《中時電子報》也致電中山大學社會學院系辦,系辦解釋陳嘉行是透過「卓越領域」的項目,透過特別推甄加上書面與教授面試考上。

  • 中山大學開課 議會服務實習

    中山大學開課 議會服務實習

     高市議會開全國各議會先例,與國立中山大學聯合開辦服務學習課程供各系所學生進行服務實習(李義攝);其中,來自哈爾濱工業大學的交換生蔡宇晴也修了學分,想體驗不一樣的台灣政治及社會現象。 \n 中山大學政治研究所教授廖達琪開辦「服務學習:高雄市議會服務實習」選修課程,吸引28名各系所學生選課。她昨率學生報到說,學生在課堂上比較台灣6都議會,發現高雄市議會無論在組織章程、創新及開放性均是6都翹楚,而成為學生體驗民主政治及服務學習的首選。 \n 議會副秘書長吳修養率議會主管迎接這些新鮮人表示,高雄市議會有許多與民貼近的創新服務業務,包括創立「高市議會Online」網路月刊,中小學生及高中生旁聽議員總質詢。 \n 吳修養也期盼修課期間,學生能從猶如小社會的議會,從議員問政議題觀察人生光明與陰暗等多重層面現象,相信經歷議會實際實習,每位學生會有更進一步的省思。 \n 選修課程學生有理工、社會、藝術等各系所,陳政聞、郭建盟、連立堅等議員迎接將到服務處實習學生,現場充滿相見歡氣氛。 \n 其中,來自哈爾濱工業大學、中山大學社會系交換生蔡宇晴,將到議員陳政聞服務處實習,對未來學習充滿著期待。

  • 菁英學校存在之必要

     已經持續二十多年的台灣教改,會不會一開始就陷入行政學中的第三型錯誤,也就是教改之前的制度比現在的好,卻說成比較差?為此,本文要從建中生的「人渣說」說起,探討菁英學校是否該廢除?考試是否該公平? \n 首先,驚聞人本基金會稱有建中生說「為什麼我要跟那些人渣一起上課」。對此,筆者建議校方該查清楚,如果有,要公開認錯;如果沒有,而人本基金會的指控若只是依據PTT貼文,那就要還建中清白。 \n 其次,同樣引述人本基金會的話:「有部分建北生直言自己是菁英」。對此,筆者不能理解,宣稱自己是菁英莫非犯了我國法律中的哪一條?有何理由要去責備那些不謙虛的大孩子?何況,並非所有的建北生都不謙虛,何以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而廢除了明星高中對台灣又有什麼好處呢? \n 關於菁英,筆者的看法是沒有菁英,就沒有國家競爭力,也不會有祥和社會。美國之所以強盛,是因為他們的菁英體制,吸引了世界各國去的菁英為美國效力,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他們對哈佛、耶魯等長春藤名校的重視就可看出。英國的牛津、劍橋、日本的東京大學、慶應大學、法國的巴黎大學,連一向反對菁英教育的德國,在經過二十多年的討論之後,在考慮到為了跟世界競爭、提高德國大學聲譽,最後在二○○五年還是選了九所菁英大學給予更多的補助。菁英的存在既是事實,也有他的價值和必要性。 \n 台灣一直在追求國際能見度、世界知名度,沒有菁英,哪來卓越,何來世界第一?建北是菁英學校、台大、清華、交大也是菁英學校。如果台、清、交這些菁英學校可以存在,為什麼建中、北一女這些地區性的菁英高中卻不能存在? \n 第三、選才的方式。問題在於菁英身分的取得、進入菁英學校的方式是否公平,這才是根本問題所在。目前我們所看到的多元入學和免試升學剛好背道而馳,充滿了不公平。當筆試不再是唯一的標準,甚至不再有參考性和重要性,而是其他方式,例如:人情、面試、推薦、身分、地位、外貌、關係、口才等為錄取的標準,這時候,才是對人才、國家、社會最大的傷害。 \n 不要再折磨我們的莘莘學子,讓他們無所適從了。失去了公平,我們的社會如何安寧?人才如何能夠出頭? \n (作者為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 解讀兩岸和平指標第三期清算之四-兩岸關係改善 社會認同仍偏低

     根據《旺報》與政大預測市場研究中心、政大安全研究中心、政大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共同合作的「兩岸和平指標」計畫,從今年2月以來,已先後發表了3期網路平台交易。在這3期的清算結果中,可以觀察出「兩岸社會認同指數」的分數,一直是相當低迷。該指數從第1期到第3期的分數,分別是29.5、22、20.1。很顯然,分數反映出兩岸間社會認同度低落。 \n 大陸民族主義情結較深 \n 與此同時,我們也觀察出另一個不同的發展趨勢。在「兩岸政府穩定互動指數」、「兩岸和平綜合指數」分數卻都在65到74之間(分數愈高兩岸愈穩定,反之愈低)。因此,在兩岸關係整體互動上,我們可以提出一種假設:即是在兩岸政府呈現穩定互動及經貿交流日趨結構化與網絡化之下,在民間社會認同方面,卻依然反映出低度相互認同。由此可看出,兩岸關係在未來的發展,依然受到相當程度的制約。 \n 造成兩岸此一特殊發展模式,緣自於兩岸不同的社會結構與政治文化,這主要受到歷史因素的長期影響。對台灣大眾而言,一個最單純的認知,就是兩岸有著不同的政治體制。同時,在專制威權政黨的統治下,國家對社會的強力控制與監督,透過早期的工作單位到現在的基層社區體制,使得大陸發展出與台灣截然不同的社會結構。自然地,追求民主自由的台灣社會,無法對大陸專制政體的社會產生認同。 \n 其次,在兩岸關係的議題上,大陸無論是在國家或社會層面上,多從民族主義觀點出發,並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因此,儘管「兩岸軍事衝突指數」在20分和24分之間的低檔(分數愈低衝突愈低,反之愈高),但「兩岸主權衝突指數」的分數仍維持在66.9和71.13之間。然而,絕大多數台灣人,並不以「民族主義」來看待兩岸問題,才會導致兩岸交流雖頻繁,但對彼此社會的認同偏低。 \n 認同感低難建歐盟模式 \n 再者,不同的歷史、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結構,亦塑造出不同的生活方式。對台灣民眾而言,陸客的生活行為與台灣不同,是來自不同的社會,很難對大陸社會產生認同感。此不僅可以解釋過去幾個月來,兩岸關係雖改善,但社會認同度還是很低;同時,此一趨勢亦可解釋何以20餘年來,兩岸無法發展出如「歐盟模式」來逐步緩和政治關係。 \n 最後,我們仍需解釋在社會認同度不高的情況下,何以兩岸經貿和社會交流依然不絕於途。第一,對台灣而言,大陸是個廣大且深具潛力的大市場,再加上語言相同,因此吸引大批台商前往投資設廠。對大陸而言,除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歷史因素造成台灣對大陸社會具某種程度的神祕感外,台灣的自由與民主化,以及快速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無疑對大陸產生一股莫名的吸引力。 \n 第二,陸客來台感受最深的並不在於台灣風景名勝,而在於台灣社會的高度質感。除陸客之外,不少來台參訪的學生和專家學者,均表示對台灣的自由民主、有序舉止、相互尊重的人際關係,及樂於助人的行為等,留下深刻印象。因此,相信透過台灣社會的特質及公民社會的高度發展,未來必可逐漸推動大陸對台灣社會的認同,進而對兩岸關係的正面發展,產生更大的動力。(作者為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

  • 兩岸社會認同指數低之結構因素

     自1987年台灣開放對大陸探親以來,兩岸的互動關係呈現兩項特色。其一,儘管在兩岸政治關係對立下,台灣對大陸的經貿投資依然是有增無減。由此可看出,兩岸經貿交流並未受制於對立的政治氛圍。在民進黨執政8年期間,更可以觀察出此一兩岸發展的脈絡與模式。其二,自1990年代以來,雖然兩岸民間社會交流日趨熱絡,再加上近年來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旅遊,但是兩岸人民的社會認同感,卻依然低迷不振。 \n 根據「未來事件交易所」兩岸和平指標的調查,兩岸社會認同指數相當低,在20幾分的低檔,反映了此一特色。經濟和社會互動交流的強化,必然有助於逐步推動政治上的對話與統合,歐盟即是明顯例子。但在兩岸關係的發展,未見依照歐盟的模式。 \n 自2008年馬政府執政以來,透過兩岸兩會的制度性互動,以及14項協議的簽署,兩岸關係已有顯著改善。然而兩岸人民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人際關係,以及社會結構上,卻存在著固有的差異性。 \n 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雖然促使其走向國際化,並引進了市場機制,但是一黨專政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原則,依然牢不可破。再加上受到強烈歷史因素影響,更使得中國大陸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的發展結構上,以及黨和群眾的關係上,均與其他國家大異其趣。 \n 國家的傾向於控制社會,不但塑造了大陸特殊的社會發展與人際關係,更與台灣的民主、自由經濟和多元社會的發展,表現出極大的對比。由這些歷史與結構因素,所形成的特殊政治文化,乃引導與塑造了兩岸人民所特有的思想與生活方式。因此,這些思想和生活方式上的差異,遂造成兩岸人民各自生活在不同的社會結構與環境中,對社會的認同感自然偏低。 \n 再者,從公民社會的角度來看,更可以解讀何以兩岸社會認同感偏低。中國大陸對民間組織的發展,基本上係採取政府監督和控制的方式。任何有關追求民主、人權,或宗教等敏感的議題,都是在禁止之列。 \n 大陸民間組織內部設立黨組織,更反映了黨對民間組織的監督功能,以及黨確保民間組織對國家政策之遵守與執行。這些組織是否能視為是一種由下由上的草根力量,令人高度存疑。反觀台灣的公民社會則展現了一種由下而上的高度民間自主力量。 \n 當台灣民眾認知到兩岸公民社會發展的差異性時,自然也就難以對大陸的社會產生認同感。同理,從民族主義和一黨專政的觀點來看待兩岸關係,大陸民眾的看法,也必然與台灣民眾有著極大的差距。從陸客來台觀光即可觀察出,兩岸民眾行為和社會發展的差異性。因此兩岸社會發展的基本結構與歷史因素,即充分解釋了兩岸社會認同感的低落。 \n (作者為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 觀念平台-有社會就有霸凌 勤溝通別說教

     學齡子女的家長們看到大幅校園霸凌新聞,一定憂心忡忡。校園霸凌不是新生事物,馬英九總統也說他唸國中時就曾目睹霸凌事件。有社會就有霸凌,校園霸凌是青少年在社會化過程的「偏差」行為。「偏差」加上引號,是因為其中不少行為心態,普遍存在於社會化較完全的成年人身上。 \n 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發現,國中發生校園霸凌比例高於高中職。國中是社會化重要階段,青少年開始脫離家長或老師主導,嘗試組織自己的社會關係,並建立社會遊戲規則。當多數「好學生」服膺於學校、老師主導的社會規範中,那些拒絕或被排斥於「正常」社會的「壞學生」,會想像或嘗試建構自己的社會組織與規範。若他們看到「正常」社會關係是威權宰制,也會把它應用在自己的社會藍圖中,而他是權威的中心。 \n 反抗社會權威的心態與行為幾乎發生在所有青春少年身上。隨著身心發育,他們開始覺得可以主導自己,也想掌控外在世界,他們學習運用權力、支配別人。開始離開父母恩庇的青少年們,要面對校園社會關係中的權力不平等,若無太多知識、金錢與社會地位(老師、同學的肯定),生物性力量是發育中的青少年很好的權力來源。 \n 多數青春少年都有過以語言、肢體對別人施暴的經驗,但這不一定稱得上霸凌。挪威學者Olweus定義霸凌是「一個學生長時間、重複地暴露在一個或多個學生主導的欺負或騷擾行為之中」。重複發生,代表這在校園這個社會已是一個結構性問題。 \n 期待這個結構性問題完全消失並不實際。兒福聯盟調查指出,校園最常見的霸凌是「關係霸凌」,這指同儕團體刻意排擠某一個人,讓他們失去社會連結而孤立於社群。問題是,每個社群都有排擠某些成員的現象。成人社會比較「有禮貌」(或虛偽),知道如何掩飾這種歧視;還在學習社會規範的青少年,也許會不知掩飾地排擠同儕而造成霸凌;受排擠一方可能無法接受不平等社會關係而深深受傷。要讓青少年接受社會關係不平等這個殘酷的事實,本身就是一個痛苦的社會化過程。 \n 教育部提出反霸凌方案多偏重法令宣導。有霸凌行為的青少年,多亟於掙脫成人設下的社會規範,法令宣導的說教能產生多大效果令人存疑。教育部也發公文給各學校,要「防制學生將校園霸凌與不雅影片上傳網站散布」,甚至動員替代役男早晚上網搜尋、通報。教育部首要考量恐怕是不想讓網友們張揚霸凌事件,引來媒體與議員關注。當手機上網已成青少年慣用的溝通與傳播方式,這種防堵行為事倍功半。網路時代,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社會網絡已形成,教育單位應正視此事實─你要教育的對象是群「數位原住民」,必須用新的方式和他們溝通、對其施教。 \n 校園霸凌是教育問題也是青少年社會化伴生的問題。假如這個社會充滿了不平等的社會關係,宰制、濫用權力是常態,當然會反射到青少年的社會想像。假如成人社會不是以人為主、尊重主體,你很難在校園內建構出這樣的社會文化。 \n (作者為專欄作家)

  • 企業應善盡社會責任

     雖然我對於近來討論有關富士康事件的背後發生原因化約到僅是因為薪資過低而感到不安,但看到中國中央電視台記者對於富士康最近的決策,以及承擔照顧員工的作為與舉措下了這麼一個「以薪換心,值得尊敬」的標題,試圖讓這事件落幕。其實在我看來,媒體沒有講出口的就是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一詞,如果真如我所想像的一樣,那麼我將為富士康事件所帶來對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正面衝擊感到一絲絲的欣慰。 \n 早在富士康發生接二連三的跳樓事件初期,學術界一些人試圖把問題導向該公司缺乏落實「企業社會責任」,雖然富士康如郭台銘總裁以及蘋果公司的賈伯斯所定義的,它並不是血汗工廠;但是因為這件事情,傳統上有關「血汗工廠」的定義就已經被重新修訂了,不再只是拘泥在惡劣的工作環境、勞動條件與薪資報酬才叫做血汗工廠,工作上帶給員工過度的心理壓力,不當管理;包括了雖符合基本工資卻不足以支撐員工在外的生活開銷都可能是血汗工廠的新定義。 \n 「鐵血管理」一直是郭台銘總裁引以自豪的管理手法,向來對員工及主管都是敢給也敢要求,這套管理模式在台灣運作的還算順暢,卻在中國大陸踢到鐵板,接二連三的「死諫」,讓他不得不重新思考換個方式來因應,而這似乎也說明了,管理方式不見得可以隨著資金一樣這麼容易全球化。錢可以輕易地到處流動,但是管理手法卻可能需要考量到各地方不同的風俗、習慣與文化。富士康的例子證明了一件事情,直接移植台灣的勞資關係經驗到中國大陸可能會有所限制。 \n 但是也有一件事情也同樣在媒體認同加薪事件中凸顯出來,就是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帶兵要帶「心」,是我過去部隊老長官的諄諄教誨,而一向強調鐵血、軍事化管理的郭董應該是更懂得箇中道理的老手。這次大幅度加薪的事件,至少到目前為止取得了中國官方媒體的認同,肯定加薪的舉動相當程度地穩定了員工的情緒。這也說明了不是一句「富士康絕不是血汗工廠」的表態就可以撇清所有的責任,此時更應該要以具體的行動來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n 特別的是,在中國大陸所有的台資企業裡沒有一家工廠可以像富士康一樣這麼龐大,聘任這麼多的員工,這是需要相當大的勇氣與膽識。因此,就這一點,富士康郭董的作為與決策或許真的可以發揮母雞帶小雞的功能,影響更多的企業主投入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一事上,加薪的結果可能在短期內會造成獲利率的下滑,可是長期來看,或許郭董將因落實企業社會責任而贏得人心贏得訂單。 \n 當然富士康的問題不是單純加薪就可以解決了,它背後所牽涉的問題,正是馬克思終其一生想要闡釋清楚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結構性問題,而這至少包含了政府、資本家與勞工三個層面所交織出來的生產結構。藉由鼓吹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所期待解決的問題,所可能得到最好的結果就在於改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所造成的勞資雙方權力以及資源取得不對等的現象。 \n 台灣政府傾全力發展經濟、拯救失業的施政目標下,也應該要注重勞資和諧、平等對話所能帶來的關鍵效果。富士康事件似乎透露出一個長期被忽略的訊息,著實讓大家上了一堂珍貴的課,雖然非常遺憾,這堂課是用許多寶貴的生命所鋪陳的,但是很顯然地他們的犧牲並沒有白費,已經看到有更多教育界以及企業界朋友的良知因為此事而被喚醒,富士康事件只是一個開始,將為整個社會帶來難以想像的改變。 \n (作者為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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