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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含有二次分配的搜尋結果,共13

  • 嗶哩嗶哩 超額認購57.5倍

     在美上市的影視平台嗶哩嗶哩(簡稱B站)於18日至23日啟動在港二次上市招股。截至22日晚間7時49分,綜合券商數據顯示,B站的保證金認購額達到433.5億港元,相當於公開招股部分超額認購57.5倍。另據外媒報導,B站國際配售部分已足額認購。  截至台北時間22日晚間8時44分,B站美股盤前上漲0.99%至109.94美元。自2021年1月4日至3月19日B站股價累計大漲14.9%。  綜合外媒報導,B站在港上市發行2,500萬股,其中3%為公開發售,97%為國際配售,每股上限價為988港元,最多集資247億港元。B站將於23日中午正式截止招股,保證金認購則在22日結束,B站預計29日正式在港掛牌上市。  據B站招股文件指出,上市集資所得將用於支持用戶增長、內容生態及社群發展,包括尋求戰略合作關係、改善用戶體驗和加強以用戶為中心的商業化能力、銷售及行銷促進品牌知名度,以及一般公司用途及營運資本需要。  市場分析指出,以另一美股中概股百度23日在港二次上市來看,即認購百度的資金可在22日回籠,有利於B站招股後期反應。另外,儘管B站目前累積的用戶生態可帶來龐大的商業化空間,但由於在香港是二次上市,因此不能期望港股股價與美股偏離太多。  另一方面,百度22日公布港股招股分配結果,共獲得40萬人認購,凍資1,585.4億港元,相當於超額認購111倍。另據輝立交易場數據顯示,百度22日港股暗盤收漲1.11%至254.8港元。

  • 林毅夫:陸分配不均 應課富人稅

     甫卸任世界銀行副行長的林毅夫,近日接受大陸央視專訪。有別於大多經濟學家刺激消費的呼聲,他認為,大陸經濟持續增長動力來自投資。他指出,大陸現在面臨最大問題是收入分配問題,應課富人稅。  林毅夫於廿四日接受大陸央視《經濟半小時》的專訪。對於當前大陸經濟問題,林毅夫認為,主要是收入分配問題。中國收入分配失衡主要體現在兩方面,第一是在政府、企業、居民三方利益分配中,政府財政收入比重逐年上升,而居民收入比重卻持續下降;二是家庭與家庭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也顯著拉大。  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林毅夫指出,房價上漲過快是一個主要問題。為此他提出兩種收入分配的改革思路,一是從二次分配入手,即對有錢人增稅,用轉移支付的方式來補貼那些低收入的人群。但更重要的是在一次分配上面,即持續發展優勢的勞力密集產業。這樣創造的就業機會增多。其次,因勞動力逐漸變成相對短缺,工資增長將非常迅速。窮人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勞動力,因此他們的報酬會越來越多。  此外,大陸經濟還保留了不少舊制度的扭曲,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一是金融結構以大銀行跟股票市場為主,主要是為大企業服務的。還有對於壟斷性行業的保護補貼,這些行業現在應該面對競爭。林毅夫說,如果這些改革能夠完善的話,收入分配問題自能有效解決。  今年以來,大陸經濟增速持續降溫。林毅夫說,必要時可以跟二○○八年一樣,再推動新一輪的刺激政策。針對上一輪刺激帶來通膨、房價上升等後遺症。他表示,上一輪的財政政策雖然名義上是積極的財政政策,但實際上是以貨幣政策為主,財政政策為輔。新一輪的刺激政策應吸取上一輪的教訓,也就是更多的依賴財政,然後以寬鬆的貨幣政策為輔。  林毅夫說,現階段看來,大陸下一階段穩增長的目標主要還是靠投資去實現。因為消費是不可持續的,何況現在世界上出現危機的國家都是過度消費造成的。作為中等發達的國家,要趕上發達國家唯一的途徑就是投資,以提高產業的技術水平和產業附加價值。生產力跟競爭力提高了,生活水平就提高。這樣一來,消費需求的增長自然就有基礎。

  • 重振台灣社會的「均富」核心價值

     馬英九順利連任的關鍵之一,就是他過去四年成功的推動了兩岸和平與發展政策。兩岸關係由對抗走向和解,雙方重回「九二共識」,讓兩岸經濟與文化交流進入全面正常化與制度化階段,並順勢減緩對岸的外交圍堵壓力,明顯改善了台灣的國際參與空間,創造了所謂的「和平紅利」。  馬英九在尋求連任過程也遭遇蔡英文的強烈挑戰,主要原因之一在於他的執政團隊於過去四年缺乏核心價值觀作為指導思想,也無法形成因應台灣經濟結構調整挑戰與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整體思路。對於產業、稅制、社福、教育、住宅、勞工、能源與環境、貿易自由化等議題的處理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更經常被民粹政治所綁架。有些政策甚至是相互矛盾,顧此失彼。  例如,馬政府倡導永續發展與發展綠色能源,但卻不敢合理調整水費與電費與開徵能源稅。又例如,在馬政府第一任內曾將遺贈稅一舉調降為百分之十,此舉嚴重破壞世代間的社會公平。為了亡羊補牢,馬政府乃透過開徵奢侈稅、興建社會住宅,與推行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等局部措施,來緩解居住正義的流失。  馬英九第二任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不在兩岸與外交領域,而在如何引領台灣有效回應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各種挑戰;如何在加速經濟開放的過程中,讓經濟自由化的效益雨露均霑、有效縮短南北發展差距,以及逐步扭轉中產階級萎縮與貧富兩極化的趨勢,重振台灣社會長久以來最珍惜的「均富」理念。  現在世界各國政治菁英都意識到,過去三十年流行的新自由主義思路已經走到了盡頭,在經濟全球化力量的推波助瀾下,低稅與小政府的政策思維只會加速貧富差距的擴大;在成長動力減弱與人口結構日漸失衡的趨勢下,高福利政策卻只會加速國家財政危機。在兩難的情況下,政治人物必須有新的經濟政策指導思想,才能突破全球化與區域經濟整合帶來的困境。  如何讓自由與均富相輔相成,必須以追求「初次分配」(也就是稅後的薪資所得與資產收益)的趨近平均為主要手段,以合理的「二次分配」(也就是社會福利以及其他各類所得重分配措施)為輔助手段。要能引導「初次分配」趨近平均,就必須要讓年輕世代在立足點上盡可能接近平等,讓絕大多數的民眾都有參與市場經濟活動,以及分享經濟自由化果實的公平機會。  馬政府在第二任不但要維持台灣經濟發展的活力,更要設法讓經濟成長與薪資成長形成良性循環,讓產業結構調整與縮短區域差距形成緊密關係,並且要避免讓資產增值與收益所得成為加劇貧富差距的主要機制。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就必須有完整與一貫的政策思路,舉凡稅制改革方案、教育資源配置政策、資訊與交通基礎建設、科技研發的策略性投入,貿易自由化談判策略與步驟,吸引外資政策、產業獎勵政策,能源與環保政策,乃至於如何擴大與鞏固大陸政策的「和平紅利」,都必須環繞這個目標來規畫。  尤其是台灣的服務業不能普遍停留在低知識含量以及高度保護的狀態,必須要大幅提升服務業的研發能力與國際競爭能力,配合國際金融、文創產業、數位內容加值產業,以及觀光產業的成長,讓服務業成為創造中高所得工作的經濟骨幹。  我們也要重新界定企業與大學的核心價值,企業對台灣社會的價值不在為股東創造最大的利益,而在為台灣社會帶來更多的高附加價值生產活動以及創造更多的中高所得工作機會。大學的目標不是追求世界排名與國際期刊發表數量,而是為台灣社會培育未來發展所需要的人才,以及提升國家的整體競爭能力。推行十二年國教與重振職業教育體系必須雙管齊下,不然只會加劇目前大學文憑氾濫,人力資源嚴重錯誤配置的危機,製造更多學非所用的失落下一代。  最近在南韓,連一向擁抱經濟自由主義的「大國家黨」,也在上個月底全面修改黨綱,將福利、就業和經濟民主化列為核心主張,並將「國民幸福」放在執政目標的首位。在野的「民主黨」也成立了「經濟民主化特別委員會」,擬定打破財閥壟斷的不正常經濟結構。這次總統大選,民進黨也是高舉社會分配正義的旗幟,看來國民黨也必須重新擦亮自己的「自由、民主與均富」老招牌。  (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 南方周末-實現共同富裕 不能靠政府善心

     評論解讀大陸社會貧富差距急劇拉大,如何改革收入分配?重慶日前發布辦法意欲促進共同富裕,論者則指民眾要追求自己的正當利益,一定要告別對父愛主義的幻想。  7月23日,重慶發布「促進共同富裕」的12個具體辦法,將共同富裕提到空前高度。如扶持微企以創造就業、建4000萬平米公租房,確保國有資本收益的30%用於民生,擴大土地承包經營權、林權和農房「三權」抵押融資的規模和範圍等,都有明確所指,如能一一落地,弱勢群體短期獲益當可預期。  社會財富在強弱階層中急劇斷裂已是既成事實。學者估算,中國當前基尼係數已超過0.5,收入分配天懸地殊,堪稱世界之最。  收入分配天懸地殊  追問兩極分化的禍源,就不得不追溯到中國作為轉型國家這一「特殊國情」。  學者對此有扎實研究。在《灰色收入與國民收入分配》的報告裡,王小魯推算出2008年全大陸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為23.2兆元(人民幣,下同),比國家統計局「資金流量表」的住戶可支配收入高5.4兆元。這5.4兆元,約占當年國民總收入的15%,俗稱灰色與黑色收入。這筆藏在權貴階層壁櫥裡的巨款,主要圍繞權力產生,極大地惡化了強弱群體之間的財富落差。  毋庸諱言,在30多年改革過程中,始終有一條權力變現的潛流存在。透過對土地、資金等生產要素的強勢支配,設置各種准入障礙壟斷重要行業,不受限的權力以此獲得巨額腐敗租金,這才是中國貧富差距畸高的核心原因。權利缺失者,隨之以物質貧乏;權力強大者,要積蓄財富易如反掌,這已是社會共識,並成為很多人進退取捨的內在標準。  其實,不談灰黑色收入,只看政府、企業與個人的收入比例,也能發現貧富日益懸殊的原因所在。從1997年到2007年,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從53.4%下降到46%,而且這幾年繼續下降,政府與企業收入占比則一路上升。快速的財政增速,配之以極不相稱的公共服務,使二次分配的矯正作用基本淪為空談。  告別父愛主義幻想  國強民弱,使追求共富不得不靠政府的自省與善心。但僅靠政府善心,顯然不足以實現共富。改革前,權力全面配置資源,無法形成靈敏的價格體系,中國人只好共同貧窮。現在雖然加入市場要素,權力改革依然任重道遠,國民財富分配還是得屈從權力邏輯。主政者施仁政,則民眾得實惠;運氣不好時,遇上一個不靠譜的地方官,百姓只能艱難度日。  政府也有利害計算,這本是常識。缺乏社會的異體監督,政府不可能做到利益完全中立。「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要想走向共同富裕,初次分配要按市場規則,再分配則必須由納稅人說了算。  所以對民眾來說,追求自己的正當利益,一定要告別對父愛主義的幻想。惟有權利明確無誤,並有法律保障,農民土地才會真正值錢,市民才不會連房帶地被「無償收回」。  為達成可持續的良治,政府要深化改革,讓權力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自覺接受人民的監督。共富是財富分配向正義原則的回歸,更是社會經濟權利的落地,是民眾支配生活的自由擴展,非如此不能真正避免國民分裂為對立階層的悲劇。  (摘自《南方周末》2011-07-28,作者戴志勇,原題:依靠權力的分配實現不了共同富裕)

  • 投書-收入差距拉大源於體制改革沒跟進

     10日上午,大陸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厲以寧做客人民網強國論壇,以「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為題與網友進行在線交流。談到如何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厲以寧概括了以下三點:要增加農民收入、提高退休人員的工資、一定要教育機會平等。  厲以寧為「如何調整收入分配格局」把脈,從顯形兩提高到隱形教育機會平等,不能說沒有切中「病兆」,問題是,如此「治病」,只是治療二次分配,能夠根除當前貧富差距大之「病」嗎?  大陸改革開放以來,收入分配一直受人關注。特別是近幾年來的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早已為人詬病。對此,有人認為,這是行業壟斷造成的,如電信、電力、菸草、銀行等壟斷行業收入高。  像湖北恩施電力公司3千人不是分了7億、人均23萬多元嗎?這是分配的體制和機制,沒跟上改革開放的步伐所造成的。  首先,壟斷行業收入高,是源於國家資源分配出了問題。壟斷行業的高收入是建立在吃國家政策如國家資源分配優惠之上的,如果國家取締或縮小這種政策與優惠,壟斷行業收入必然下降。例如,國家可以允許多家經營,或者國家提高壟斷行業利潤上繳國家比例,壟斷行業就無法打造高收入基點。  其次,初次分配不公平,造成了行業差距的拉大。從政策上看,制度制定不完善,執行監管不到位等直接影響了收入分配的合理性。  特別是政府習慣性干預,使市場調節作用有限,勞動力市場仍然形成行政分割,導致資源配置和要素價格形成機制不合理。  如無法建立集體談判機制,勞動者總是處於弱勢,就把勞動力價格壓低了。而放開市場,政府又缺乏應有的監管,往往造成收入分配朝強勢群體傾斜。據統計,收入最高和最低行業的差距已達15倍。  第三,二次分配政策和作用的弱化,無法緩解收入差距拉大速度。由於政策制度制定的不合理,形成在二次分配中的「逆向再分配」,完全沒有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這兩個再分配槓桿進行「適度再分配」,而致收入分配更趨惡化。

  • 溫家寶:5年內改善收入分配不公

    溫家寶:5年內改善收入分配不公

     大陸兩會前夕,面對收入分配嚴重不均,可能危及大陸社會和諧,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昨天在與網友交流時宣示,收入分配不公將是政府今後5年的一項重要任務,準備從三個方面來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  溫家寶昨天在與網友對談時,直接上火線,表達政府對大陸收入分配不公的憂心與關切。他更舉了「有一個富人就會有五百個窮人」的俗諺,來反應目前大陸收入分配不公的現況。他強調,若情況惡化,不但將影響社會的公平正義,也將影響社會的穩定。  陸貧富差距惡化  溫家寶強調,今後5年,政府將把解決收入分配不公作為政府的一項重要任務,這當中最主要的改革將著重在「制度」。  在未來收入分配改革的進程上,溫家寶更提出兩個「同步」的大方向。他並說明,所謂的兩個「同步」指的是,就是居民收入增長要同經濟增長同步;職工工資增長要同勞動生產率同步。  不但如此,溫家寶也提出另外一個指導思想,就是一次分配要兼顧公平和效率,二次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  事實上,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國家之一,變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較大的國家之一,城鄉、區域、行業、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持續擴大。  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基尼系數大約為0.21至0.27,從2000年開始,中國基尼系數已越過0.4的警戒線,並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達到0.48。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突破了合理的限度。  三個解決之道  世界銀行報告同時顯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這兩個數字的比在中國是10.7倍,而美國是8.4倍,俄羅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溫家寶並提出了未來政策的雛形,他強調,大陸政府準備從三個方面來解決這個問題。第一,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資水平,同時提高低保的保障水平;第二,對於收入過高的行業,我們要採取從總量和水平兩個方面,對他們的收入加以限制;第三,我們要保護合法收入,取締非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  對於未來的期望,溫家寶信誓旦旦地說,「我們不僅要把蛋糕做大,而且要把蛋糕分好,要讓每一個人都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

  • 縮小貧富差 渝首列基尼係數

     縮小貧富差距是十二五重點任務之一,重慶市決定扮演領頭羊角色,率先將反應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調控,寫入未來5年的重點規畫;在日前舉辦的重慶市三屆人大四次會議上,重慶市長黃奇帆宣示十二五期間,將瞄準縮小貧富差距,加速收入分配改革,以實踐共同富裕。  黃奇帆在工作報告中提出,十二五期間重慶要基本建成西部地區的重要增長極、長江上游地區的經濟中心和城鄉統籌發展的直轄市,在西部地區率先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他明確地提出,未來5年要將基尼係數由0.42降到0.35。  學者:目前係數過警戒  作為衡量收入差距的一大指標,關於目前大陸的基尼係數,大陸國家統計局尚沒有正式公布資料;但《第一財經日報》報導,據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等人的研究,大陸實際的基尼係數可能在0.48甚至更高,而國際公認的基尼係數警戒線是0.4。  黃奇帆表示,希望5年後,重慶的城鎮居民人均年收入將達到3.1萬元(人民幣,下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基本翻一倍,達1萬元左右,由低於大陸平均水準變為超過大陸平均水準;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到2.5:1,以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衡量的主城區與邊遠區縣差距縮小到2:1。  強化稅收調控作用  重慶社科院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勇表示,重慶的大餅已經做大了,現在也有條件分好大餅;他說,重慶選擇了以民生為導向的發展路徑,包括增收計畫、公租房規畫、扶持微型企業發展等,走這個道路效果比較好。  根據重慶市十二五規畫,初次分配將優化政府、企業、居民的收入分配關係為重點,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與經濟增長、物價水準相協調,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推動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建立健全企業工資支付監控和工資保證金制度。  另外也將深化二次分配改革,強化稅收對個人收入分配的調控作用,關注中低收入群體,通過社會保障覆蓋、住房保障、專項消費補貼、節假日補助、特殊費用減免等措施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完善對壟斷行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準的雙重調控政策。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加強收入分配的統計監測和政策評估,促進社會公平。  小靈通  基尼係數  是20世紀初義大利經濟學家基尼,根據勞倫茨曲線所定義的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是比例數值,在0和1之間,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

  • 《南方都市報》-向既得利益開刀的三道難題

     評論解讀大陸發改委官員確認在「十二五」規畫綱要中,將針對提高居民收入等涉及收入分配問題,設定明確指標。而「十二五」規畫建言獻策活動也由本月1日開始啟動,為期兩個月。這是大陸公民意見表達稚嫩雛型,論者則指出向既得利益結構開刀,才可望做到收入分配改革。  從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傳來消息:針對人大代表和社會輿論反響強烈的機關事業單位工資發放隨意性大、缺乏法律依據問題,大陸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正在組織研究擬訂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方案,並深化事業單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工作方案。  收入分配改革為重點  方案出台後積極開展相應立法工作,同時對高層主管年薪以及壟斷行業職工工資過高問題,有關部門將加強監管規範,在工作取得一定經驗後,適時提出立法建議。  在「十二五」規畫建議中,收入分配改革占有重要比例,「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是下一個5年的五大目標之一。「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顯增加,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更被廣泛解讀為充分展現了共產黨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的決心。  收入分配制度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這已經是並不新鮮的社會共識。但具體怎麼改,從哪一點著手最有效果?從前幾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適當提高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比例,到現在針對壟斷行業高工資和機關事業單位工資發放無序等問題「動刀」,改革的思路已經呼之欲出,即先從最難的改起。  改革就從最難的改起  這樣一種思路有其充分的合理性,「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改革」、「提高央企上繳紅利」、「遏制壟斷行業高工資」,向來是民意洶湧的焦點,卻又在多年的改革動議中遲遲其行,在公眾經驗中堪稱收入分配改革領域中最難啃的三塊「硬骨頭」,現在先從最難的改起,就好像戰場上的「擒賊擒王」,如果精心謀畫進展順利,收入分配改革的其餘問題自可迎刃而解。  既得利益非常話語權  但既然被公認為「最難」,欲將其化解自然也必須將解決過程中的種種明險和暗礁一一考慮在內。「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改革」、「提高央企上繳紅利」、「遏制壟斷行業高工資」,在收入分配改革領域中為什麼最難觸動?無非因為圍繞央企、壟斷行業、機關事業單位的收入分配當下已經形成了相當堅實的利益格局,格局一旦固定,打破必然困難。  而這種利益格局之所以能夠形成,又因為此種格局中的最大受益者往往擁有非同尋常的話語權和博弈能力。各方話語權、博弈能力如果沒有變化,則現行利益格局很難被衝決,任何初衷良好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哪怕這種方案會以立法的形式規定下來,也有被扭曲乃至杯葛的危險。  有一種論調就認為初次分配應充分市場化,我們正在穩步推進的一些收入分配改革措施有向計畫經濟倒退的嫌疑。此種論調高揚「市場」的大旗,頗具誘惑力但無法自圓其說。  作為基礎性的分配關係,如果初次分配嚴重不公,政府在二次分配中即使有稅收調節等各種武器,也難以扭轉大局,這早已為近幾年的社會現實所驗證。我們現在所要進行的改革,不過是對以往偽市場機制的矯正罷了。即使企業虧損,高管天價年薪巋然不動,類似種種怪象,誰敢說是市場機制作用下的自然結果?  要對現行利益格局有清醒認識,又要有衝破利益格局的決心,更要輔之以果斷而堅決的行動,公眾也才能真正看到收入分配改革的希望。  (摘自《南方都市報》社論2010-11-7,原題〈衝破現行利益格局,收入分配改革才有希望〉)

  • 收入改革轉向 側重二次分配

     隨著大陸「十二五」的臨近,延宕已久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草擬也已進入最後階段,由於10月分中共17屆五中全會即將對「十二五規畫」進行審閱和討論,預計有關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也可望在10月分定稿,而這次的改革重點將由原先的初次分配轉為二次分配,以便加大大陸政府的調控空間。  根據《經濟觀察報》的報導,包括大陸的全國人大財經委、民盟中央、全國工商聯近日均已將具體的改革方案提交大陸中央,而大陸國家發改委起草的相關法案也已再次提交至大陸國務院審議。據了解,國家發改委最終出台的方案將會是各方建議的綜合版本,側重強調政府部門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相關實施細則將會在方案出台後隨即推出。  初次分配領域 介入難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開始,上述4個部門在大陸中央的授意下,開始分批開赴大陸各省市進行有關收入分配改革的考察研究,原先各方調研的方向著重在包括國家的生產和進口稅收、企業的淨營業盈餘以及居民的收入報酬等初次分配的領域。  但後來大陸中央發現政府部門在這個領域介入的空間相當有限,於是在各部門調研結束回北京撰寫建議報告時,就告知其建議方向應由初次分配轉向二次分配,也就是政府通過稅收、政策、法律等措施,在初次分配的基礎上調節各收入主體之間的現金或實物。  政策改變 專家不看好  因此,目前大陸全國人大財經委等4部門研擬的方案中,就集中在財稅改革、轉移支付、改革壟斷行業收入格局、社會保障等二次分配領域。也就是以二次分配為突破點,並在初次分配中輔以行政介入的思路成為收入分配改革的共識。  不過,這樣半路改弦更張並非沒有雜音,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還是認為,中國在一次分配領域存在長期的扭曲狀態,也就是在國家政策和體制允許下,造成一些壟斷行業能以低成本甚至是零成本的方式獲得主要的社會資源,藉此創造了社會財富過度集中的現象,他指出,「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僅僅依靠二次分配來調節收入差距,不會取得什麼好的效果」。  宋曉梧表示,收入分配改革到了現在,關鍵就看政府部門能否下定決心。畢竟,收入分配改革久拖不下,大陸中央屢屢承諾,卻始終不見政策出台。這種情況如果繼續下去,造成的後果就是政府失信於民,政策勢將更難以推動。

  • 十二五分配優化 收入有望倍增

    大陸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發改委)正加緊制定國民收入分配優化有關方案,在居民收入方面,將參考日本曾實施的「收入倍增」計畫,希望十二五(2011年~2015年)國民收入能倍增。 《上海證券報》報導,自從大陸兩會《政府工作報告》發出收入分配改革的信號後,具體實施意見的頒布就成為市場的強烈期盼。博覽財經研究員也表示,從日本的成功經驗看,中國的收入分配格局調整計畫,將是以農村的家電化、全國性的汽車化為代表的消費升級「黃金十年」注入強勁的動力。 目前大陸財經界流傳,《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內容包括:縮小城鄉差距,增加農民收入;增加對低收入居民的扶持;提高工資性收入;通過稅收手段調節收入分配。 有專家解析說,以上措施偏重二次分配,而一次分配才是問題和困難所在,討論二次分配有偏題之嫌。 發改委人士表示,在即將明確的改革思路中,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問題都有涉及。他表示,當前國民收入分配的問題在於政府收入比重過高,居民收入比重過低。 發改委有關人士表示,發改委正在抓緊研究調整和優化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思路,切實增強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消費能力。 報導指出,關於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改革方案,不可避免地參照日本「收入倍增」計畫。在上世紀60年代之前,日本正處於「投資引起投資」的高潮期。高投資過後,日本出現嚴重的城鄉二元化問題。同時,國民收入增長遠低於GDP的增長速度,個人消費增速明顯落後於投資與工業增長速度。 為此,日本實施了「國民收入倍增計畫」,具體內容包括,以城鎮化的方式和提高農產品價格的方式提高農民收入;肯定小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作用,以保證其發展的方式提高工人收入。 大陸業內人士表示,類似做法都可以從中國主管部門的表態中看到端倪。當前,農民和中小企業已經成為政策扶持的重點。不久前,發改委宣布提高稻穀收購價格,幫助農民增收;工業和資訊化部也在醞釀公布優化中小企業生存環境的各項措施。 小靈通 一次分配與二次分配 透過市場實現的收入分配被稱為第一次分配,其運作是在單位(企業)與個人之間。 政府的轉移支付部分叫社會財富的二次分配,係政府透過國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將其一部分財政收入單方面無償讓渡而發生的支出。 實際操作如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失業救濟、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

  • 收入分配改革 陸國務院退件

    廣被關注與討論的《關於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簡稱《收入新政》),已被大陸國務院退回發改委。此舉引來批評聲浪,指責利益糾葛不清,改革恐是玩假的;但有關單位解釋,僅是內容修改,並非推倒重來。 多次參與《收入新政》徵求意見的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日前透露:「方案曾轉到國務院辦公廳秘書處,中央領導表態需要修改,但不是推倒重來。」 定量指標設置不清楚 據了解,許多專家學者不滿意《收入新政》強調要提高初次分配中勞動收入的比重,但卻未設定任何定量的指標,也未設立基尼係數的具體目標。在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上,按照世界銀行的測算,大陸已經上升到目前的0.47,大大超過了國際上0.40的警戒線。 儘管新收入分配改革案還籠罩在迷霧中,但具體內容並非完全無跡可循。據了解,收入新政版本共分為4個部分,一是縮小城鄉差距,增加農民收入;二是增加對低收入居民的扶持;三是提高工資性收入;四是通過稅收手段(主要是個人稅收)來調節收入分配。 其中個稅調整的一個最大突破就是確定了方向:個人所得稅將按照家庭為主體徵收。 在發改委內部,操刀新方案的就業和收入分配司司長張東生,曾在2009年明確指出,新的國民收入分配方案,將堅持「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則。 早在2004年發改委就著手研擬《收入新政》,在2007年至2009年間前後舉行了6次徵求意見討論會,卻始終未能形成有效的政策。 牽涉利益致遲未出爐 楊宜勇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牽涉到各種利益的博弈,這是其遲遲未出爐的最大原因。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解釋,收入分配涉及財稅體制改革、社保制度設計等多個層面,政策設計和重構利益格局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在今年大陸兩會上,《收入新政》再度被關注,包括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內的多位官員在不同場合多次表達了:「要加大收入分配調整」的決心。 但發改委內部人士表示,「該方案短期內出爐可能性不大。」多位專家學者解釋,收入分配是一項浩大的工程,不可能一蹴可幾。 多位學者專家建議,當務之急,應該由大陸國務院頒布關於《收入新政》的指導意見和實施細則,同時作為硬性指標,寫進「十二五」規畫和各地考核指標體系。

  • 未中流先下流 80後眾奴加身

    一度是大陸消費市場主力的「八○後」(一九八○至一九八九年出生者),如今景況淒慘,在供房、養車成為「房奴」、「車奴」之後,如今又新添了「孩奴」身分。 據「廣州日報」報導,「孩奴」現象正困擾著「八○後」群體,超過八成以上的年輕家長們感到撫養孩子的經濟壓力太大,已婚人群中不孕不育比例持續上升,「頂客族」越來越多。 先前造成熱議的電視劇《蝸居》,除炒熱「房奴」問題,也帶到「孩奴」問題。劇中台詞說:「吃進去的奶粉,進口的一百多塊錢,拉出來的要用尿不濕(尿布),名牌的又一百多塊錢,進、出都要錢,整個兒一雙向收費!」這段話很能概括「孩奴」們的生存境況。 對於大陸「八○後」遭遇,日、台早幾年都已出現,但報導說,大陸的問題在於尚未形成「中流社會」,就已開始「下流化」。如果日本的中產階級是「年老體衰」,大陸則是「未老先衰」。 此外,據指出,日本透過稅收調節和社會保障再分配的制度,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社會分化的鴻溝,但大陸目前的體制,「再分配」調節明顯乏力。 在初次分配中,大陸勞動報酬所占比例越來越低。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曾湘泉曾指出,近十年來,大陸的勞動報酬在GDP中的比重一直下降,而企業資本收入增加卻很大,國民收入向政府和企業傾斜。 其次,在有「二次分配」作用的稅收調節過程中,大陸的個人所得稅一再被指為「劫貧濟富」,稅收調節並未見實效,而社會保障方面,不論覆蓋面或是保障水平,都還有待提高。

  • 縮小貧富 重提收入分配改革

    隨著大陸經濟發展的速度加快,社會貧富的差距也隨之擴大,對此大陸政府曾多次提出對策。據《中國經濟周刊》報導,大陸國際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表示,由大陸國家發改委就業和收入分配司制定的收入分配調節方案已上報國務院待批。 世界金融危機發生後,大大推進大陸政府實施收入分配改革的速度。由於擴大內需被認為是重振經濟的重要對策,因此要扭轉現有的收入分配,必須使民眾具備額外收入。收入分配改革因而重新被提上日程,大陸此波收入分配改革將是自改革開放以來第二大的收入分配改革,其成功與否將是影響大陸經濟能否持續發展的關鍵。 加速收入分配改革 而早在此波方案提出之前,今年4月間,大陸國務院常務會議就曾提出加快推行《關於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時施細則》。大陸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表示,《指導意見》主要是釐清國家、企業與老百姓三者之間的分配關係,同時包括在二次分配裡財政收入在社保、教育問題上的比重。 此外,大陸發改委社會所所長楊宜勇也曾對《指導意見》發表看法,認為調整收入分配結構關鍵在於兩項比重: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的比重、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的比重。而在《指導意見》裡,「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比重」將會是關鍵的重點。在這一波提出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中,中低收入者將會是最大的收益者。 貧富問題日益嚴重 早在2007年期間,亞洲開發銀行發表過《亞洲的分配不均》研究報告中,22個納入研究的亞洲國家中,中國大陸已名列前茅。尤其在衡量分配不平等的兩個常見指標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與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國大陸是11倍,遠遠高出其他國家一大截。 而根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的統計數據,中國大陸目前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只有4.7%,而占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高達50%,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東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差距過大、高低收入群體差距懸殊。近來,隨著金融風暴的襲擊,使得大陸社會不均的問題持續加劇。 改革推動與社會矛盾 事實上,大陸政府選在此時推動收入分配改革是有跡可循的。近來引起爭論的富二代爭議、胡斌飆車案,屢屢挑動著大陸社會不平等的敏感神經。因此,大陸政府日漸重視收入分配不均產生的副作用,期盼拉近貧富之間的巨大差距,降低社會上矛盾的不穩定因子。 日前中國社科院曾針對252名青年經濟學者所進行的調查,也證明了這樣的論點。調查結果顯示,88.4%的受調查的青年經濟學者認為:「收入分配是否公平,不僅引起各類社會問題,最終還將從根本上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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