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尋結果

以下是含有兩個國家的搜尋結果,共583

  • 《國際經濟》23國未立法版權規定 歐盟展開法律行動

    歐盟執委會周一指出,包括法國、西班牙、義大利等歐盟23個國家遲遲未將歐盟版權規定納入國家法律,可能遭起訴。執委會要求這些國家解釋延遲的原因。

  • 中評智庫》中國道路可引領國際秩序(姚選民)

    中評智庫》中國道路可引領國際秩序(姚選民)

    原題:中美戰略競爭時代現代國際秩序向何處去——一種中國道路競爭力視角

  • 機密採購的專制疫苗

    機密採購的專制疫苗

     日前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在APEC非正式領袖會議中提到,台灣「需要盡快取得更多疫苗」,但行政院長蘇貞昌卻說「不是一次通通買進來放在那裡」。難道蘇揆在「打臉」張忠謀所代表的蔡總統?還是他所理解的「盡快取得更多」,是指明年以後的事,以免買太多會過期?

  • 工商社論》影響下半年國際油價走勢的三大因素

    工商社論》影響下半年國際油價走勢的三大因素

     今年以來,近月布蘭特原油(Brent)期貨價格大多數時間在60~70美元/桶盤整波動,6月起突破70美元/桶,7月5日更衝上77美元/桶的三年新高,明顯高於疫情爆發前水準,更與去年新冠疫情重創原油需求,原油期貨價一度出現前所未見的負37美元/桶情形,不可同日而語。

  • 海納百川》遏制取代接觸 歐美對中戰略的錯誤轉變(韓和元)

    海納百川》遏制取代接觸 歐美對中戰略的錯誤轉變(韓和元)

    自尼克松政府而始到歐巴馬政府為止,雖然美國的歷屆政府在不同的時段,所持的對華戰略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差異。但有一點似乎是明確的,那就是美國政府對華戰略的出發點,都是基於接觸(engagement)。該戰略的內涵,是旨在於通過接觸,實現「參與與擴展」的目的,從而將中國大陸納入其主導的國際秩序體系,以此來擴展西方意識形態與政治經濟體制。為此,美國前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對這一戰略的的評論是:「華盛頓方面相信自己的實力,可塑造中國的發展軌跡」。 從接觸engagement到遏制containment——歐美對華戰略的一種轉變 但近年來整個西方顯然有意顛覆這一戰略,試圖由原來的接觸轉變為遏制(containment)的跡象愈來愈明顯。隨著近年來中國大陸在經濟領域的發展,尤其是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日益增強,不獨美國對華不信任日益加劇,就是歐洲,這種聲音也愈來愈強烈。隨著中國大陸政府在世界政治影響力的日益增長,歐美都傾向於認為,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及利益遭遇了重大挑戰。也就是說,西方世界不僅對中國大陸借助市場經濟卻沒走向西方民主制度感到失望,而且對中國大陸的國際影響力日益警覺,在他們看來崛起的中國大陸更像是一個挑戰者。 過於心急的西方 對於西方世界對華態度的這種根本轉變的根本原因,筆者不得而知。如果其根源正如他們所說的,是基於「中國借助市場經濟卻並沒有走向西方民主制度」而感到失望。那麼,筆者認為,歐美世界還是太過於心急了。 1、經濟的發展程度直接決定人民的政治參與度——來自李普塞特、亨廷頓的觀察。 亨廷頓曾在他那本著名的《第三波》裡已經做過回答,他說:「在窮國,民主化是不可能實現的」。事實上,就這一問題,學界已經做過廣泛的討論了。德國著名社會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哲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就曾表達過近似觀點,他說:輪廓清楚的現代民主只可能出現於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 為了驗證韋伯的這一假設,李普塞特使用了各種顯示經濟發展的指數,如財富、工業化水平、城市化水平與教育普及程度,並計算出當時歐洲大陸,包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講英語的非歐洲大陸國家,以及拉丁美洲的民主較多或民主較少的那些國家的平均值。 通過這些廣泛的信息數據,所做的全面統計檢驗對比,其結果顯示為:民主程度越高的國家,其財富、工業化水平、城市化程度及教育水平的平均數就越高。反之,民主程度越低的國家,無論是財富、還是工業化水平,或是城市化程度,抑或是教育水平,其平均數都會越低。正是基於這樣的觀察,李普塞特指出以財富、工業化程度、城市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為指標的經濟發展程度,形成了一個與民主相關聯的主要因素。在他看來,經濟的發展程度直接決定人民的政治參與度。 李普塞特所觀察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1955年這10年間的世界經濟與民主情況,那麼他的觀點在以後的時間維度裡,是否依然能夠站得住腳呢?博倫和羅伯特.傑克曼(Robert W. Jackman)於1985年共同完成的一項研究,對於這一問題給予了肯定的回答。在一項針對20世紀60年代世界經濟與民主關係的研究中,他們也發現,「經濟發展的水平對政治民主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在這篇題為《六十年代政治民主的經濟與非經濟決定因素》(Economicand Non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Political Democracy in the 1960s)的論文裡,他們進一步指出「人均國民收入(GNI)也是一個最主要的解釋性變項。」 他們的這一觀點和研究方法得到了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的繼承和響應,並在他們的基礎上,亨廷頓將一國經濟程度的指標,從李普塞特的財富、工業化、城市化和受教育程度四項指標簡化為人均國民收入(GNI)一項。在他看來與人均國民收入(GNI)的高低相對應的就是民主程度的高低。他以世界銀行所公佈的各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標準予以分類,先後對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世界經濟與民主情況予以了考察,結果如下: 針對於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與民主的關係的研究,亨廷頓用來測度經濟發展水平的主要指標是,利用世界銀行於1978年發佈的《世界發展報告1978年》裡所提供的世界各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美元計價),和以此為標準所做的收入層次分類——既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大於3000美元的國家和地區定性為「高收入國」,將人均生產總值介於1000-3000美元的國家定性為「中高等收入國」,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介於250-1000美元的國家定性為「中低等收入國」,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低於250美元的國家定性為「貧窮國」。 通過統計分析發現,符合「高收入國」這一條件的國家(和地區)數量為23個。其中,民主國家有18個、非民主國家為2個,介於二者之間的民主化的、自由化的國家數量為3。也就是說民主國家在這一經濟發展層次的占比近80%。符合「貧窮國」這一條件的國家(和地區)總數為34個,其中民主國家只有1個、非民主國家則多達31個,介於二者間的民主化、自由化的國家則為2個。也就是說,在該經濟發展層次中,民主國家的占比還不到3%,但非民主的國家占比卻高達91%。 隨著時間的推移,雖然具體的數值一直在變動,但這種整體趨勢卻並沒有太大變化。到1989年,世界銀行根據世界經濟的整體變化情況,將「高收入國」的標準由1978年的>3000美元調高到>6000美元;而將「貧窮國」的標準由1978年的<250美元,調高至<450美元;將介於450美元-6000美元之間的國家則被統一定性為「中等收入國」。亨廷頓的統計發現,20世紀80年代符合「高收入國」條件的國家比20世紀70年代有所增長,既由原來的23個國家增長為24個國家。其中除了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新加坡等4個國家屬於非民主國外,其他國家均屬於民主國。也就是說民主國於該經濟發展層次國家中的占比高達83%。而在另一個極端,即那些符合「貧窮國」標準的國家則多達42個,其中只有印度和斯里蘭卡這兩個國家曾有過相對廣泛的民主經歷,其他的均屬於非民主國。此外,在53個「中等收入」國家中,也只有23個國家屬於民主國家的範疇,5個國家可歸入從非民主向民主過渡的國家,剩餘的25個國家仍然處於非民主狀態。 正是基於上述研究發現,亨廷頓所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是,「在經濟發展程度與民主之間存在著一種全面的相關性。」正如歷史經驗所告訴我們的,這種相關性且是帶有明顯的正相關性的。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越落後,那麼該國的民主程度相應地也就表現得越低。反之,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越高,那麼該國的民主程度相應地也就會越高。換而言之就是,一國的經濟繁榮程度有多高,那麼所對應的民主發展程度就會有多高。 幾十年過去了,那麼,亨廷頓的這一觀點似乎還有效呢?為了檢測亨廷頓理論的正確性和可靠性,我們依舊延用亨廷頓的研究方法,即利用世界銀行發佈的世界各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美元計價)來對各國的經濟與民主情況予以了考察。 除開非主權實體或其他特殊地區,如英屬百慕大地區和中國澳門等外,其中,符合於高收入國家標準的國家計有:摩納哥、列支敦士登、挪威、盧森堡、卡塔爾、瑞士、丹麥、科威特、瑞典、荷蘭、聖馬力諾、芬蘭、美國、奧地利、比利時、安道爾、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法國、阿聯酋、日本、愛爾蘭、新加坡、英國等25國。在這25國中,科威特、卡塔爾和阿聯酋三國是石油輸出國和非民主國家,在剩餘的22個高收入國家中,除新加坡是否為民主國家還存分歧外,其餘國家均為公認的民主國家。 在另一個極端,世界銀行把包括盧安達、烏干達、多哥、中非共和國、辛巴威、甘比亞、尼泊爾、莫桑比克、馬達加斯加、阿富汗、幾內亞、埃塞俄比亞、尼日爾、厄利垂亞、獅子山、馬拉威、賴比瑞亞、剛果民主共和國、蒲隆地等在內的19個國家歸類了「低收入國家」。在這些國家中,雖可被歸為民主的國家有阿富汗、尼泊爾、柬埔寨、獅子山、馬拉威、賴比瑞亞,但這種民主很不穩定,這些國家的最大特色就是反覆,經常性的情況是: 一國在成為民主國家後,很可能在不到4年的時間裡,又重歸非民主國家,而且反覆多次。截止目前,除了戰後的柬埔寨有過長達10年的相對穩定的民主外,其他國家的情況仍不容樂觀,這包括為美國實際控制的阿富汗,而非洲國家的表現尤其如此。譬如:1961-1962年,獅子山共和國實現民主,但於1967年,重歸非民主國家。到1996年,獅子山重新實現民主,但次年,又重歸為非民主國家。中非共和國亦是如此,1993年實現民主,2001年退出民主國家之列。到2005年,復又加入,但到2008年再次退出。同樣的情況也發生於賴比瑞亞,1997年,賴比瑞亞實現民主,2001年重歸非民主國家,4年後的2005年又再度回歸民主。蒲隆地則於2005年實現民主,但於2010年重歸非民主國家。 這也就是說,在這一區間的國家,真正意義上有過廣泛民主的國家,到目前為止只有柬埔寨一國(事實上它的民主也遭到歐美國家的質疑,美國國會就多次通過《柬埔寨民主法案》。該法案以柬埔寨政府破壞柬埔寨民主為由,對柬部分官員實行入美簽證限制及財產凍結)。綜上可見,亨廷頓的的這一結論,再次得到世界銀行所發佈的最新數據的有力支持。 這些統計結果與李普塞特、博倫與傑克曼的分析幾乎一致,為此,亨廷頓得出這樣一種結論「自十九世紀起在民主與財富之間出現了一種正相關,這種正相關仍然一直很強」。 那經濟增長與民主有何關係呢?亨廷頓的回答是,經濟成長為民主提供了經濟基礎。在他看來更高水平的經濟發展,將有助於培育出更多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公眾,壯大中產階級規模,進而培育出公民文化,而這將直接構成對民主化的支持。亨廷頓更是進一步指出:快速的經濟成長會迅速的為民主產生經濟基礎,而緩慢的經濟成長同樣也會讓這個基礎建構的速度會相應緩慢下來。 對於亨廷頓的這一觀點,我們似可做如下解讀:經濟持續增長,增加了國民的收入,因而帶來了更多的經濟安全,進而提高了教育。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又使得低層階級的眼光開始學會長遠,隨之而來的是其政治觀點也開始變得更為複雜、更為接近漸進主義。同時,經濟的持續增長,使得越來越多的低層階級得以向上流動,進而使得中產階級集團本身的規模得以日益擴大。一旦中產階級集團擴大到一定程度時,他們就會日益自信自己有能力促進和鞏固自身利益。這自然會對人民的政治權利、自由產生積極地作用,進而可以讓利伯維爾場經濟在以中產階級主導的時代裡得到持續。 至於中產階級之於民主的關係,李普塞特做了這樣的解釋:「只有在沒有什麼真正窮人的富裕社會中,廣大公眾才可能有效地參與政治,不受不負責任的宣傳鼓動的蠱惑。一個社會一邊是大批貧窮的群眾,一邊是少數受到優待的精英,結果如不是寡頭統治(少數上層的獨裁)便是專制(有群眾基礎的獨裁)。」在他看來一國想要搞好民主,龐大的、觀念多元的中產階級是一個必要條件——「很明顯,最好的政治社會是中產階級公民組成的,而且,很可能在治理好的國家裡,中產階級為數眾多……由此可見,公民擁有適量的、足夠的產業是那些國家的大幸……如果沒有中產階級,窮人數目增大,麻煩百出,國家會很快崩潰。」「公民擁有適量的足夠的產業是那些國家的大幸;若是有的產業很多,有的卻一無所有,就可能產生極端民主,或者純粹的寡頭統治;或者從任何一極——最散漫的民主或寡頭——產生專制。但這一切都不大可能產生於中產階級或接近中產階級組成的國家……」。 簡而言之,於一個後發國家而言,政治專制+經濟自由化→經濟增長→擴大中產階級規模、培育中產階級意識→民主化轉型=後發國家,可能是一條通往民主之路的正確路徑。 2、南韓和台灣的經驗 當然,這一觀點很多人定然是不解的。確實,如從理想主義乃至價值理性出發,這一規律確實難以理解。但遺憾的是,這卻得到了經驗事實的有力支持。更為要緊的是,套用巴洛的話說,這根本就是確鑿的經驗事實。東亞的南韓、台灣,拉美的智利和歐洲的西班牙的發展軌跡,無不完美的詮釋了李普塞特、博倫及亨廷頓們的觀點是對的。 但我們同時也應該注意到的是,從1949年算起到1989年南韓、台灣地區正式啟動民主改革,整個過程卻是耗時40年。而中國大陸的體量和內部事務的複雜性,遠非台灣地區和韓國所能比。這也決定了,促進經濟發展推動民主化的這個過程,其需時肯定會比南韓和台灣要更長更久。可問題在於,中國大陸自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也僅僅只有43年而已。 更為重要的是,目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程度相對而言還很低,尤其重要的是中產階級的規模還很小。來自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的數據是,目前中國大陸的中產階級規模僅為20.1%。反觀台灣地區的民主化,是建立在快速的經濟增長和龐大的中產階級規模上的。1970年代,台灣經濟高速增長。1978年時,其城市人口佔到41.9%,中產階級佔全民總數更是高達51%。也就是說,目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程度,還不足以為民主化提供相應的社會經濟基礎。 由此也可見,想借助市場經濟讓中國大陸走向西方民主制度的西方世界,到底還是太心急。 只會事與願違 其實,於歐美而言,要想將中國大陸納入其主導的國際秩序,當務之急應是給予更多耐心,通過繼續接觸,來促進其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以此來壯大中產階級規模,培育其公民的中產階級意識。借助市場經濟的力量,逐步的讓中國大陸與西方價值靠近。 反倒是圍堵、孤立,不僅無助於將中國大陸納入西方價值體系。反倒會因圍堵,而使得其經濟衰退,製造更多窮人,進而為極端思潮奠定基礎;也會因孤立而缺乏交流,使得西方價值於中國大陸更加無法擴展。最後,只會事與願違。(作者為廣東省生産力學會副會長、廣州大學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以上言論不代表旺中媒體集團立場※

  • 《國際經濟》歐盟國家級反壟斷機構 盼更多執法權力

    德國和法國的反壟斷機關,連同歐盟其他國家的夥伴機構在周三提出主張,要求能在研議中的新法規下有更多的角色,該法規將嚴格管制谷歌、臉書、蘋果和亞馬遜。 歐盟執委會在去年提議數位市場法(DMA),針對的對象為線上守門員,即控制數據訪問的平台。根據該法律草案,三個或三個以上的歐盟國家的提案即可以要求歐盟競爭監管單位展開調查。而由各國代表組成的數位市場諮詢委員會將針對罰款和不合規問題進行磋商。 國家級的反壟斷機關認為,賦與他們在執法上更大的權力,將會讓DMA更為有效。執法權可以在歐盟競爭事務主管(DG COMP)的監督下,在適當的時候與國家反壟斷機關共享。 德國反壟斷機構在獲得新權力後,在過去兩個月對蘋果、谷歌和亞馬遜展開調查。 數位市場法需要歐盟立法者和歐盟國家的意見,才能成為法律,可能在明年。

  • 中義外長通話 王毅籲歐戰略自主

    中義外長通話 王毅籲歐戰略自主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21日應約與義大利外長迪馬尤(Luigi Di Maio)通電話。王毅表示希望歐方堅持戰略自主,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中歐關係行穩致遠。希望義方能在其中發揮建設性作用;迪馬尤也表態願與中國在踐行多邊主義方面展開合作。  王毅在通話中表示,面對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挑戰,各國應當堅持合作而不是挑動分裂,應當相互尊重而不是進行政治攻擊,應當承擔應盡的責任而不是「搞甩鍋推責」。中方讚賞義方奉行對中友好政策。面對國際形勢深刻調整變化,中方願意與義方加強戰略溝通,鞏固戰略互信,排除各方面干擾,推動兩國關係繼續沿著正確方向發展。  王毅指出,今年前5個月,中義貿易額同比增長50%,義大利對中國出口增長75%,增幅位列歐盟主要國家首位,充分展現出中義務實合作的巨大潛力,希望義方為中方企業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視性的營商環境。中方願同義方密切高層交往,便利雙方人員往來,繼續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加強科技創新、航空航天、清潔能源、數字經濟和第三方市場等領域合作。  對於21日召開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7屆會議,王毅表示,一些國家罔顧基本事實,對中方進行抹黑攻擊,將人權問題政治化,干擾了人權理事會的正常議程,毒化了人權領域的國際合作,違背了不干涉內政的國際關係準則,注定不會得逞。相信這次會議上同樣會有更多主持公道的國家支持中方的正當立場。  迪馬尤則回應,義中關係強勁和持續,就像兩個朋友一樣。義方希望與中方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加強能源、工業、第三方市場合作,以「2022年義中文化旅遊年」為契機增進兩國人文交流。面對充滿挑戰的複雜國際局勢,義方願同中方在多邊框架內進行有效對話合作,踐行多邊主義。

  • 中國盼緬甸 政治對話解決分歧

    中國盼緬甸 政治對話解決分歧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18日在安理會審議緬甸問題時表示,希望各方尊重緬甸主權,為緬甸國內政治和解營造有利外部環境。  他說,中方真誠希望緬甸各方在憲法和法律框架下,盡快通過政治對話解決分歧,避免再度發生暴力事件,盡早恢復國家社會穩定,重啟國內民主轉型進程。  當天,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譴責緬甸軍事政變,還「呼籲所有成員國防止武器流入緬甸境內」。有36個國家在聯大表決時棄權,包括中國和俄羅斯在內,而中俄是緬甸軍方最大的兩個軍火供應國。  據新華社報導,張軍在安理會審議緬甸問題時表示,當前緬甸出現的問題是其政治轉型進程中的一個波折,從根本上講是其內政,最終能否妥善解決主要取決於緬甸自己。歷史證明,外部對緬一味施壓制裁非但不會奏效,還會適得其反。  張軍說,中方希望各方能夠恪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在尊重緬甸主權、政治獨立、領土完整和國家統一前提下,秉持客觀公正態度,支持地區國家努力,避免單邊制裁和不當介入,為緬國內政治和解營造有利外部環境。  張軍表示,在剛剛結束的紀念中國-東盟(東協)建立對話關係30周年特別外長會期間,中方闡述了關於當前緬甸局勢的原則立場,中國東盟達成廣泛共識。  緬甸是東盟大家庭一員,中方支持東盟為妥善處理緬國內問題發揮建設性作用,支持在東盟框架下逐步落實「五點共識」。中方將同東盟保持密切溝通,並繼續以自己的方式發揮建設性作用。

  • 社評/普丁笑答武統與蔡總統的格局

    社評/普丁笑答武統與蔡總統的格局

     美俄峰會前夕,俄國總統普丁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的專訪,除了美俄之間的議題外,中俄關係也是焦點。NBC資深政治記者西蒙斯的提問不斷在挑撥中俄關係,但是普丁在回答相關問題時說,中俄是土地相鄰的國家,你無法選擇鄰居。中國這40年的快速發展值得世人珍惜,對俄羅斯來說是機會而非威脅。  大國博弈不是流氓街頭幹架  記者還提到了台灣問題。他問普丁:「如果人民解放軍對台灣採取行動,俄羅斯如何反應?」普丁大笑了10秒鐘後保持笑容,嘆了一口氣反問記者:「什麼?你清楚中國有透過軍事手段解決台灣問題的計畫?我對此一無所知。」普丁又說,他不會評價現實世界未發生之事,這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問題。他自問自答地說:「中國已經表態將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了嗎?沒有。」  有論者認為普丁對北京在台海的軍事活動視而不見,是為了交換北京對克里米亞問題的承認,這並不正確。克里米亞原本就屬於俄羅斯,俄羅斯人占有絕大多數,在公投脫離烏克蘭後加入俄羅斯,對俄羅斯而言就是完成憲法的既成事實。台灣情況不同,外界將台灣與克里米亞相提並論,是要給人一種強權併吞小國的印象。普丁之所以笑答解放軍武統台灣的提問,是從一個大國視角出發,認為北京要統一台灣不需要也不值得出兵。前蘇聯及其繼承者俄羅斯與美國長達近百年的鬥爭,普丁也統治俄羅斯20餘年,見證前蘇聯的瓦解到重建俄羅斯,普丁顯然深諳大國博弈之道。  大國的工具箱有很多法寶,進退虛實,有許多操作的空間與手段,軍事是下下之策。兩岸背後是中美角力,大國博弈不是小流氓街頭幹架,兩個擁有核武的國家直接對戰,後果是難以想像的,中共也不會笨到在自己的土地上進行代理人戰爭。  大國霸權興衰更迭在現代已不是約架式的對決,不是世界大戰式的集團對抗,就是兵不血刃的非傳統戰爭。美國軍方也指出,面對中國大陸量體如此龐大的國家,中美競爭不會是一場有確定規則與邊界的「有限博弈」,更可能是長達數十年的「無限博弈」。更何況在這場大國博弈中,不是只有中美兩個玩家,俄羅斯、歐盟甚至印度、日本也都各懷鬼胎,增加博弈的複雜性,中國作為一個有長遠戰略的大國,絕不會魯莽行動。  最近中國大陸對台灣釋出願意援助疫苗的善意,被民進黨政府冷言冷語地回絕,碰一鼻子灰。美國派空軍運輸機載3名國會議員來台宣布將捐贈台灣75萬劑疫苗,大打擦邊球,挑戰北京紅線。北京對台政策受到相當大的壓力,大陸網路武統反台的聲浪高漲,海外反中勢力也譏笑中共不過是隻紙老虎,挑釁意味十分濃厚。  提升高度台灣才能明哲保身  不同立場的兩批人卻同時叫囂武統,正好幫助我們理解武統論的複雜動機與目的。這些武統的主張者或挑釁者,到底是求統,希望國家統一?或是求戰,希望引發戰爭?前者比較單純,只是對和平的機會感到絕望,相信武力才是國家統一的唯一手段。如果兩岸都表現出和平發展、行穩致遠的態度,這種武統論就會慢慢消失。  求戰者的動機就複雜許多。比如前述海外的反中團體,他們希望戰爭導致天下大亂,中共政權瓦解,好讓他們可以入主中原或洩恨。西方極端反華勢力也希望中國發生內戰,造成中國徹底分裂,國力大幅衰退。台獨也希望以戰謀獨,北京出兵之日就是台灣獨立時。正如王丹所說的,沒有流血的台獨就只不過是扮家家酒,獨立戰爭有助於台灣民族真正的出現與成熟。以上所說的都還是謀大事者的想法,更別提許多期待或鼓吹兩岸出現戰爭者,只是圖謀網路點讚私利,或招搖撞騙的等而下之之流,就不足道了。  這不是說北京完全沒有軍事準備,或以軍事實力阻絕外力干涉的動機,而是如《孫子兵法》所言:「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大國領袖如果連這點氣度與定力都沒有,如何統領三軍,如何在國際間捭闔縱橫。大國煮酒論英雄,談笑風生,這就是普丁笑答武統台灣問題的氣勢。蔡總統也應把視角提升到普丁的高度,縱橫有餘,台灣才能明哲保身。

  • 大陸醞釀《反外國制裁法》 應對美國「工具箱」的4大重點

    大陸醞釀《反外國制裁法》 應對美國「工具箱」的4大重點

    在中美對抗加劇、新疆人權、香港國安法等問題不斷引發西方國家對中國企業、實體及個人實施多番制裁之後,中國的《反外國制裁法》草案正在醞釀當中。本周在北京舉行的中國人大會議正在審議《反外國制裁法》草案二次審議稿。外界普遍預計該草案將在今天會議結束日獲得通過。 該法律的制定對中國受到外國制裁的實體和個人將會有什麼意義?反制裁法究竟對外能產生多大的威力達到維護自身利益的目的呢?BBC中文網整理出4大重點: 一、中國立法背景 據中國官方新華社的報導,中國制定這一法律,是根據今年3月「兩會」前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社會人士提出的應充實應對挑戰、防範風險的法律「工具箱」的建議。中國國內輿論說,這一法律將成為反制西方的強有力工具、對抗美國「長臂管轄」的一記「重拳」。 在此之前的相當一段時間,美國、歐盟、英國、加拿大等國家因為香港國安法、新疆維吾爾人權問題等,多次宣佈對中國政府機關、組織和官員實施制裁;另外,包括華為、中興、Tiktok等在內的越來越多中國企業也受到美國的制裁。 作為應對,中國商務部曾在2021年1月出台《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另外在2020年9月,商務部還出台過《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但這些都是政府部門的行政規定,這次的立法被稱為是在法律層面的補充。 二、反制裁法的意義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教授王江雨博士向BBC中文分析表示,這種法律的最大意義,就是給法律的制定國一個有效的法律武器,「能夠在必要的時候,去反擊外國企業對本國企業的制裁,也可以去懲罰那些制定制裁措施的外國政客和官員」 。 「一方面是便於(中國)採取行動,另外一方面它本身有很大的威懾作用,讓外國政府看到,如果對中國制裁將會是有後果的。」 在國際間,一個國家針對另一個國家實行的制裁措施,經常成為引起爭議的國際問題。自1990年代以來,聯合國曾就制裁問題通過一系列決議。如1996年,聯合國大會曾經通過《消除以強制經濟措施作為政治和經濟脅迫的手段》的決議, 要求立即廢除各種對他國公司和國民強加制裁而具有域外性質的單方面法律,同時呼籲所有國家不承認任何國家單方面制訂而具有域外性質的任何強制性經濟措施或立法。 也就是在1996年,歐盟通過著名的《阻斷法》(European Union blocking statute)針對美國對古巴、伊朗和利比亞採取的制裁,要求歐盟自然人和法人不得遵守因此制裁做出的任何決定、判決或裁決,以此阻斷和抵消美國制裁措施對歐盟的適用效果。 據王江雨博士介紹,至今世界上許多國家包括英國在內都有類似的反制裁法。 三、反制裁法的實際用處 目前有關中國反制裁法的具體內容外界尚不知曉,但從今年1月中國商務部出台的行政措施來推測,應該會包括賦予中國政府、企業、個人以及法庭主動反擊權。 王江雨博士認為,在中國政府層面,如果認定外國的制裁措施侵害了自身的主權、本國企業和個人的利益,中國政府機構可以針對外國的政界人士或政府官員主動啟動反制裁。 對於中國的企業而言,如果認為受到外國制裁的傷害,一方面可以要求本國政府採取救濟措施,另一方面可以游說本就國政府制裁外國企業,甚至可以去法院上訴、索賠,而中國的法院依法可以做出判決。 一旦中國法庭作出賠償的裁決,這對外國參與制裁的企業和個人來說,將構成一項對中國企業所欠的債務。 王江雨博士總結認為,反制裁法的對外作用有二:一是反擊報復;二是展現政治意願發揮威懾作用。 至於如何反擊,如何構成威懾,他認為要看兩個因素:一是國家經濟實力,用市場說話;二是敢不敢運用這樣的實力。 「如果外國企業和個人參與制裁的話,你會進行反制裁,那麼,外國企業和個人就會面臨著失去中國市場、或者在中國市場上利益減受損的局面。那他就必須加以考慮了。」 「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實已經很長時間了,以前因為韜光養晦不太運用這個實力。現在中國的對外政策、外交姿態變了,就敢運用這個實力,也有政治意願去運用這個實力。另外市場也很大,所以這兩者相加,(反制)應該會非常有效。」 四、中美競爭「又一佐證」?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中國醞釀主要針對美國的反外國制裁法的同時,美國參議院6月8日通過了《美國創新與競爭法》(American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Act),希望通過加大對科技領域的投資來贏得與中國的競爭。 川普政府時期,中美關係降溫至「脫鉤」局面。新總統拜登就任以來,先有3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在外交層面的面對面對話,後有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鶴與美國貿易代表戴琪的通話,但是,中美之間的競爭並沒有在實質層面有任何緩和。 在很多觀察人士看來,中、美各自針鋒相對的立法程序,不過是這一競爭關係的又一個佐證而已。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日前在回答制定《反外國制裁法》的目的時說,這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尊嚴和核心利益,反對西方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他還說,今年以來,中國政府已多次宣佈對有關國家的實體和個人實施相應反制措施,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 美國之音分析報導》當美國忙於安撫歐洲盟友時,中國努力拉攏東協(斯洋)

    美國之音分析報導》當美國忙於安撫歐洲盟友時,中國努力拉攏東協(斯洋)

    在拜登總統前往歐洲參加七國集團(G7)峰會和北約(NATO)峰會,並尋求採取聯合措施來應對來自中國的挑戰時,中國在自己的家中招待了東南亞國家聯盟(東協)十國的外長們。趁著美國忽略東協,中國試圖借助「疫苗外交」和經濟力量提升與東協的關係。不過,分析人士指出,中國在南中國海的行動始終會讓東協國家擔憂。 中國利用「疫苗外交」欲提升與東協十國的關係 6月7日和6月8日,中國和東協在中國城市重慶舉行 「中國-東協建立對話關係30週年特別外長會」以及「瀾滄江-湄公河合作第6次外長會」。會議期間,王毅還與東協國家外長和東協秘書長分別舉行了雙邊會見。 如何應對新冠疫情、南中國海問題以及棘手的緬甸問題成為本次特別外長會議的主要議題。在會議前,中國則為會議提出了六點建議:深化抗疫合作;推動經濟復甦;提升關係水平;盡早達成「南中國海行為準則」;堅持維護多邊主義;共同弘揚亞洲價值等。 東協國家一直是中國「疫苗外交」拼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王毅在6月8日的會議上表示,中國將盡可能地向東協國家提供疫苗,回應各國需要,並與各國加強疫苗研發、生產、接種和監管,提升地區公共衛生能力。王毅說,中國目前已經向東協國家提供了一億劑新冠病毒疫苗。 中國疫苗領先美國進入了東協的大多數國家。與中國關係密切的柬埔寨是中國疫苗的主要用戶,目前柬埔寨已經有16%的人注射了中國疫苗。在所有東協國家中,只有更加富裕的新加坡在接種疫苗的速度上走在了柬埔寨的前面。東南亞各國目前還在與新冠疫情搏鬥,並積極採購疫苗希望緩解疫情。 東協在特別外長會後發表的聲明中對中國表示感激。聲明說:「東協非常感謝中國向東協及其成員國提供疫苗、醫療用品和技術援助。在應對疫情的挑戰中,我們看到了在疫情控制和社會經濟復甦中密切合作的智慧。」 除了這次特別外長會議,今年以來,中國和東協國家互動加強。今年一月,王毅還對東南亞四國進行正式訪問。3月底到4月初,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四國外長一起訪華。根據中國的說法,中國有意提升與東協的關係水平。 南中國海問題始終讓東協難以對中國釋懷 不過,分析人士認為,向東協提供疫苗雖然會讓東協國家感激中國,但是,這並不能減少東協在其他問題上對中國的擔憂,包括中國在南中國海和湄公河上游的行動。 莫瑞·希伯特(Murray Hiebert)是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東南亞項目資深研究員。他對美國之音說:「東協對中國的看法比較複雜。一方面,他們讚賞中國的做法,我敢肯定,與中國在東協的投資一樣,疫苗會受到感激,但與此同時,中國的一些其他活動在東協引起了相當大的焦慮。」 東協10國中,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汶萊都宣稱對南中國海擁有部分主權,而中國則宣稱對南中國海大約90%的海域擁有主權。印尼與中國不存在領土主權爭議,但雙方在南中國海部分海域存在海洋權益主張重疊。 菲律賓外長5月爆粗口抱怨大量中國「海上民兵船」聚集停泊在靠近菲律賓的南中國海爭議海域;6月1日,馬來西亞抗議,16架中國軍用運輸機靠近馬來西亞領空,並在南中國海上空進行「可疑」活動,對其主權和飛行安全「構成威脅」。2019年底和2020年初,中國和印尼兩國因為納土納群島的護漁問題爆發對峙。印尼指控中國多次派遣海警船隻護衛漁船在印尼專屬經濟區捕魚,中國在南中國海的主權要求與印尼納土納海域部分重疊,中國漁民的捕魚活動「完全合法和合情合理」。越南與中國在南中國海的爭議則更大。越南應該是東協中為數不多的願意站在美國一邊對抗中國的國家。 中國在湄公河(中國境內被稱為瀾滄江)上游建立水壩則一直是中國與湄公河五國(緬甸、老撾、泰國、柬埔寨、越南)的矛盾所在。湄公河五國認為,由於中國在瀾滄江上修建一個又一個大壩,獨攔上游水源,令湄公河下游國家生計枯竭。 重慶的特別外長會議就南中國海問題達成了一致意見。會後的聲明是這樣說的:「我們重申,《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件,體現了各方依照包括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稱「《公約》」)在內的國際法促進地區和平、穩定、互信和信心的集體承諾。」 不過,有媒體報導說,聲明在會議的隔天出現是因為菲律賓對在南中國海問題上用字有分歧, 菲律賓要求在聲明中加入更有力的措辭,但是遭到拒絕。 今年4月,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發表的「中國與東協關係報告」指出,東協國家與中國的關係大體可以分為三類:柬埔寨、寮國和汶萊對中國的依賴度及信任最高,中國甚至可以憑借柬埔寨對東協施加壓力。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緬甸、菲律賓對中國則是「溫和防範」,而越南與新加坡則比較積極地「防範」中國。 拜登政府「忽略」東協 相對於中國與東協的高層活動,美國政府對東協則有些「忽略」。 在中國和東協外長特別會議前,美國副國務卿溫迪·謝爾曼(Wendy Sherman)剛剛結束了對印度尼西亞、柬埔寨、泰國三個東協國家的訪問。謝爾曼是美國拜登政府中首位訪問東協國家的國務院高級官員,而這距離拜登政府上台已經有4個月之久。 雖然謝爾曼在訪問的每一站都表示,美國將向該國提供幫助。但是,分析人士指出,這讓東協感到了「忽略」和「失望」。 菲律賓學者理查德·海德林(Richard Javad Heydarian)6月6日在接受《亞洲時報》採訪時說,相對於拜登政府對歐洲和亞太的重要國家的重視,東協被「良性忽略」了。 他說:「『失望』都不足以表達東協國家的感受。在川普總統任職的四年,他多次錯過東協的峰會,他的高級助手們在中國問題上對東協國家進行訓誡和威脅,民主黨的回歸讓東協國家重新燃起了希望,認為會從根本上重建美國和東協的關係。」 拜登當選後,新加坡智庫東南亞問題研究所(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的2021年度民意調查顯示,如果東南亞國家被迫在美中兩國之間選邊站隊,61.5%的受訪者表示會支持美國,而不是中國。 海德林著有《亞洲新戰場:美國、中國,以及對西太平洋的爭奪》一書。他說,在上台後的兩個月,拜登總統以及布林肯國務卿與歐洲以及亞太地區的主要國家印度、澳大利亞和日本以及韓國舉行會談,甚至多次會談,但是,就是這樣一個政府居然在《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方針》中沒有提到美國在東協的百年盟友——菲律賓和泰國,拜登總統也沒有急於給東協的夥伴打電話。 美國和東協原定於5月25日通過視頻舉行首次外長會議,但當時正飛往中東的布林肯因專機上的技術問題讓東協外交官員等了足足45分鐘後,取消了會議。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原定出席6月4日到5日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舉行的多邊安全會議,但是,鑒於新加坡新冠疫情的日趨嚴重,主辦方宣佈取消了會議。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希伯特說,相比於亞太的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亞,東協確實不是拜登政府的重點。到目前為止,拜登政府還沒有任命駐東協以及東協幾個主要國家,包括印度尼西亞、泰國、新加坡、越南以及菲律賓等國的大使。 希伯特認為,拜登政府初期確實將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應對美國疫情以及經濟復甦上。不過,拜登政府已經在作出努力。三月,美國、澳大利亞、印度和日本宣佈將通過「四方安全對話機制」(Quad) 向東南亞國家提供10億劑新冠疫苗。拜登政府近日還啟動了全球疫苗援助行動,其中一部分將抵達東協國家。 美國和平研究所的東南亞問題專家布萊恩·哈丁( Brian Harding)說,拜登政府與東協國家缺乏高層互動與目前的緬甸局勢也有關係。緬甸危機對美國來說是個挑戰。 他說:「現在讓美國像中國那樣舒服地與東協作為一個整體,讓緬甸軍政府坐在一旁,進行接觸肯定是困難的。 ……布林肯國務卿要和緬甸外長坐在同一個桌子上嗎?拜登總統是否會前往汶萊與敏昂萊(緬甸軍政府領導人)一起參加東亞峰會?這非常困難。」 在這次的中國東協特別外長會議上,緬甸軍政府外長吳溫納貌倫與新加坡外長維文、印度尼西亞外長蕾特諾、汶萊外交主管部長艾瑞萬以及東協秘書長林玉輝等一起出席了會議。 菲律賓學者海德林認為,東協國家中越來越有偏向威權的趨勢,以及東協中大多數國家不太願意明顯與美國站在一起反對中國,也是阻礙美國和東協建立更進一步關係的原因。他認為拜登政府要贏得東協國家還需要一段時間。 不過,和平研究所的哈丁認為,美國贏回東協不那麼難,因為對東協國家來說,他們希望的是在美中之間達到一個平衡,並不是選邊站。東協國家抱怨被美國「忽略」從另一方面顯示,東協並不願意完全投入中國的懷抱。 (本文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以上言論不代表旺中媒體集團立場※

  • 楊志良:不願溝通的嘴臉 錯失防疫時機

    楊志良:不願溝通的嘴臉 錯失防疫時機

     「當全世界都在做普篩時,我們政府不會覺得自己錯了嗎?」前行政院衛生署長楊志良1月曾預言疫情百日內爆發,當時遭親綠人士冷嘲熱諷,結果真的被他說中,對於政府始終不願下達普篩令他十分不解。在本土疫情持續嚴峻之際,針對指揮中心的防疫政策、疫苗採購等關鍵議題,曾主管全國公衛與防疫政策的楊志良接受本報專訪,並提出政策建言。  紓困8400億大撒幣 漠視普篩導致疫情失控  國內疫情噴發,政府編列8400億元紓困4.0預算,我相當不以為然。8400億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拿來買疫苗、打疫苗,把整個疫情控制下來,成本比這數字低出太多,就算花了幾10億蓋方艙醫院,最後沒用到又如何?這成本仍然划算。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發,台灣警覺心最高、動作特別快,成功守住第一波疫情,並不斷以防疫模範生進行內外宣。儘管初期有不錯的防疫成績,公衛專家與醫界沒有放下戒心,不斷呼籲政府進行普篩,蒐集病毒資訊同時備戰,但1年多來永遠遭到中央打回票。未料,疫情自桃園諾富特爆開,演變至今確診破萬、超過200人死亡的慘痛局面。  台灣最懂防疫嗎?政府浪費手上好牌,過去1年多的政治防疫,錯失掌握病毒特性、盤點醫療能量的時機,以至於台灣本土疫情爆發,短短幾天就面臨資源不足,瀕臨崩潰。  為何全世界這麼多國家都要進行普篩,難道其他國家都是笨蛋,台灣不只拒絕普篩,而是到了反對、害怕的程度,這波疫情之前,民眾要先證明自己真的準備出國,才能到特定醫院採檢,還要自付5000元至7000元的採檢費用,政府使用各種麻煩、昂貴的手段,不讓採檢變成普遍防疫行為。  還好雙北「逆時中」再遲兩周不敢想像後果  我們現在真的很慶幸,台北市和新北市不是綠營執政!台北市長柯文哲與新北市長侯友宜一起「逆時中」,主動決定設普篩站才幫台灣揪出一堆確診病人,如果再遲2個星期,整個社會將變成什麼樣子,已不敢想像;若雙北今天是綠營執政,市長跟著「順時中」,真的就完了。  目前疫情比我先前想像的嚴重得多,以前不知道有「校正回歸」這招,現在不知道哪些地方隨時會爆出群聚,例如這幾天的苗栗,就殺得大家措手不及。第一波新冠病毒屬於溫和型,去年墾丁大街塞爆、海軍磐石艦群聚、高雄酒店公關確診接觸百人,後來都不了了之,可見病毒傳染力不強。但現在的英國變種病毒,是人們近距離相處就很有可能感染。  全台爆醫護離職潮 促徵用旅館讓醫護能休息  醫療能量迅速崩壞,我替醫護人員感到非常擔憂,早在部桃群聚事件爆發時,就提醒中央善待醫護,更建議徵用旅館讓這些醫護人員睡個好覺,但未被採納。  舉例來說,要病房還不簡單,921大地震時我是衛生署副署長,當時把床放進貨櫃,接電、通冷氣,就是一個臨時病房。台灣擁有1年多時間備戰新冠肺炎,卻迅速面臨醫療崩潰、能量不足,不是硬體不足,原因就在於醫護人力短缺。  現在全台爆出醫護離職潮,有8、900人出走,這些人實在受夠了,回到社區被歧視為病毒溫床,回家不能抱小孩、不能與家人親密接觸,很多人選擇睡在值班室,但這讓工作效率無法充分發揮。一旦這些人離職,恐讓原本脆弱的能量負擔更重,就怕接下來產生連鎖反應。若政府願意撥預算善待醫護,徵用喜來登、福華等旅館,讓醫護睡場好覺,加上給疫苗、有抗體,這些人就能放心工作。  我任內對抗過H1N1流感、登革熱、八八水災,也背負過調漲二代健保的改革,知道上層決策者的壓力沉重,但決策不是一個人在房間內空想,而是要集不同能力的人一起討論,例如,多年前國光的流感疫苗能不能用,我召集了多名專家討論、辯論,自己只在門口鞠躬說:「麻煩你們了!」中間過程完全不干預,我是公衛專家,不是疫苗專家。  有遠見國家迎解封 台灣不要把牛皮吹大了  如今討論某些廠牌的新冠疫苗要不要輸入,道理也是一樣,政府就讓專家們去討論,不要像現在檯面上的人胡說八道。世界各國有遠見的國家,現在已經走向解封,美國副總統賀錦麗與南韓總統文在寅日前在華府會面握手時,2人近距離未戴口罩,背後的意思就是大家都沒在怕,因為他們都打了疫苗。  長遠而言,確實希望台灣有自己的國產疫苗,但也不要把自己的牛皮吹大了,這波新冠疫苗都是強國才做得出來,中等國家做不出來,或要花較長時間,台灣可以走上爭取專利來生產。  又或者,可以學習以色列、新加坡用高價搶疫苗,買貴又如何?從現在的結果來看,這兩個國家的選擇非常有遠見,台灣政府不願多花一點錢買疫苗,卻願意編列8400億紓困收買社會,實在令人想不透。  2009年登革熱肆虐東南亞,台灣也受到波及,我當時擔任衛生署長為了防疫,走訪南部最嚴重的4個縣市,拜會高雄縣長楊秋興、高雄市長陳菊、台南市長許添財以及台南縣長蘇煥智,由市長帶著中央官員拜會里長,再由里長帶領深入里民家,才能實地發現花盆底下、地下室、水溝裡有孳生源,實際到基層才有辦法看到真正的問題。  同樣的道理,如果過去1年有任何一個疫情指揮中心官員提前看過桃園諾富特飯店,不到10分鐘就會知道那個地方完了,旅客與機組員並未落實分?、電梯沒有分流,今日疫情或許會很不一樣。  我敢講這些話,是因為我打過仗,我努力過!當年從疫情數據中,敢把資源投到南部4縣市,中央是藍營執政,4縣市則是綠營的天下,防疫不分藍綠,一一去鞠躬、去拜託,因為態度會決定結果,但現在的政府與指揮中心的官員,表現出來的,完全就是不願溝通的嘴臉。

  • 《國際經濟》債務持續增加 新興市場復甦恐進一步落後已開發國家

    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科克倫(Steve Cochrane)周一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持續膨脹的債務可能使新興市場國家的復甦步伐進一步落後已開發經濟體。  科克倫表示,受到這場大流行病影響,所有類型的債務都在增加,政府債務的增加尤其顯著,這並不讓人意外,因為在需要提供財政激勵措施的同時,各地政府的稅收卻普遍大幅下滑。但我認為真正的問題,是已開發經濟體和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新興市場的債務負擔增加最多,未來他們在處理債務時所面臨的困難可能最大。  根據穆迪所做的一項分析,2020年政府、企業、家庭和金融等領域的全球債務總額增加24兆美元,創下歷史新高。債務暴增導致全球債務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率達到366%,亦創下歷史新高。報告指出,過去10年來,新興市場的整體債務增加1倍以上,目前已占全球未償還債務的三分之一。報告並點名土耳其、越南和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不只一個領域的債務負擔有所增加。  目前印度、阿根廷和馬來西亞等許多新興國家正在對抗捲土重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但美國、英國和澳洲等已開發國家的疫情則已顯著降溫。  科克倫表示,與已開發經濟體相比,新興市場國家在獲得新冠肺炎疫苖及推展疫苖接種的速度通常較慢,此時債務負擔增加,可能導致這些國家的政府提前抑制財政支出。  綜合以上兩個因素,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復甦力道,可能落後已開發經濟體。科克倫表示,當經濟快速增長時,債務就不會是一個大問題。此外,這位穆迪的經濟學家表示,全世界的經濟增長不會是均衡的,今年夏天美國和歐洲可能會加速成長,而新興市場「或許得再等一會兒」。

  • 懷念老戰友傅建中

    懷念老戰友傅建中

     《中國時報》駐華府特派員傅建中於5月6日過世,許多外交界和學界的老朋友都不勝唏噓。因為傅建中不只是一位稱職的記者,還因為他常駐華府,以他流利典雅的英文周旋於美台政要之間,並和他們建立了特殊情誼,更由於他的博文強記,信手捻來都是一篇篇的外交軼事。他所寫就的文字,集結起來就是中華民國外交史的另一篇章。  在他近半世紀的採訪寫作生涯中,題材都是以華府為主,華府的新聞當然是以中華民國和美國的關係為要,從政府遷台以後的中美友好關係,一直到斷交之後的台美關係,期間錯綜複雜的互動與酸甜苦辣的過程,他都親自見證;歷任大使、代表的上任、卸任,他都貼身與聞。有人戲稱,傅建中是台北外交官到華府一定要拜的碼頭。  他最膾炙人口的文章是他在《中國時報》所寫的專欄「華府看天下」,不只外交官、學者必讀,也是記者必看的教材,他的文章裡有新聞、有內幕、有深度、有文采,可以說是《中國時報》的招牌專欄,很少人能夠持續寫30年的專欄而沒有中斷。我在1988年進入《中時晚報》,雖然是同事,他寫的每篇文章都必讀,但都沒有互動。我在2014年7月回《中國時報》主筆室擔任副總主筆之後,才跟他有比較密切的互動,他的每篇文章都傳給我,經過我手後才發編輯台,我是第一個先睹為快的讀者,每閱讀一篇大作,心中不免欣羨:大記者當如是!  他在2018年的時候因為年事漸長,不想提筆,說他已經離開新聞第一線已久,不太適合再寫了。但我以為他的採訪經驗是外交史的瑰寶,他不寫,有些軼事可能就此沉寂了,我建議他用「華府憶往」寫下他的外交別記,後來他決定改以「華府往事」的專欄繼續寫,如此寫了1年多,到2019年7月寫下〈獻身台灣的異國師友〉後,就沒再提筆。  傅建中在採訪新聞之餘最得意的一件事應該是老布希總統於1993訪問台灣之行。其中有一場由《中國時報》出面邀請的演講,就是透過他的斡旋而談成。還有一件就是2012年「第四屆星雲真善美新聞傳播獎」,傅建中獲得傳播貢獻獎,12月1日在佛陀紀念館頒獎,傅建中特地回台領獎,並參加新聞座談會。  2016年12月中,傅建中最後一次返台,那次回台,他說空出時間一定要和我見面,我們雖然沒有一起跑過新聞,亦堪稱同一陣線的老戰友了。我約他在神旺飯店餐敘,他十分健談,雖然他是基督徒,但對我學禪十分有興趣,我們談了近3個鐘頭,他還是十分關心台灣的前途。他特別提到美國的政策有兩個主軸,一個是國家利益,一個是變,而變的前提和理由也是國家利益。  傅建中可以說是一輩子從事新聞工作,直到最後他身體不行了才停筆。去年我多次連絡他,都沒有回音,心想不妙,果然在今年間接得知他住院的消息。如今,他也走了,在當今的新聞媒體環境,我也倍覺蒼涼,而一代新聞界的典範就此殞落。別了,傅大哥,安息吧!

  • 中國推以巴方案 需克服美霸權干擾

    中國推以巴方案 需克服美霸權干擾

     沈逸是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身兼復旦大學網路空間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網路空間國際治理研究基地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國家網路安全戰略、全球網路空間治理、網路外交等。  近期以來中國主動積極斡旋以巴衝突,大陸媒體「觀察者網」昨日刊出沈逸在《逸語道破》的視訊節目中談論中國在以巴衝突所能扮演的角色。他表示,中國要聯合一切志同道合的國家,有效克服美國霸權主義干擾。在中東地區推動以巴勒斯坦建國為基礎的兩國方案;這對中國來說既是考驗也是機遇。  沈逸指出,以巴雙方看上去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但又存在某種微妙共生關係,這其實是挺畸形的結構。造成這種畸形結構的外部因素涉及到兩個重要國家,一個是美國,另一個可能是歷史上第一次,有國家嘗試為中東地區、為以巴民眾帶來真正意義上的和平、安全與穩定的域外大國─中國。  沈逸認為,美國和以色列關係非常複雜。一種觀點認為,以色列是美國在中東地區最至關重要的戰略資產;第二種是道義說,即美國把對以色列和猶太人態度進行某種綁定,支持以色列就是支持猶太人;第三種,由個人和實體構成的以色列院外遊說集團,是美國政治當中的生態性存在。  他稱,以巴衝突前5月7日前後,有資料顯示,拜登政府決定向以色列出售7億3500萬美元的精確反飛彈武器,這對以色列納坦雅胡政權來說,是非常清晰的訊號,即拜登政府將繼續維繫對以色列極其偏袒性支持。2021年5月,中國充當聯合國安理會輪值主席國為以巴衝突開好多次會,但期間美國三次使用否決權。  沈逸說,反觀中方表態核心起點和依據是1967年邊界基礎上的兩國方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問題,在任何一方沒有辦法徹底消滅對方的情況下,這是能夠得到均衡的解決方案,是一套機制和規則。  沈逸強調,中國要做的就是聯合一切志同道合國家,有效克服美國霸權主義干擾。在中東地區推動以巴勒斯坦建國為基礎的兩國方案,讓這套東西能夠真正的開始執行。兩國方案未必是完美無缺的,但它是最務實、最合理以及最接近可操作性的選擇,他認為對中國來說,既是考驗也是機遇。

  • 中評智庫》關於兩岸統一走勢的觀察與分析(王英津)

    中評智庫》關於兩岸統一走勢的觀察與分析(王英津)

    隨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的日益臨近,兩岸統一問題受到空前關注和熱議,尤其是關於中國何時會解決台灣問題,兩岸和平統一的可能性還有多大,中國解決台灣問題美國是否會介入,中美之間因台灣問題而引發戰爭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及中國該如何應對美國的可能介入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筆者試圖通過系統梳理一年來大陸官方相關文件和領導人相關講話,概括出大陸推進國家統一進程的策略變化,並在此基礎上作出個人的觀察、分析和研判。   一、兩岸統一截至時間的塵埃落定 從大陸官方的政治文件看,1979年以來,我們黨的歷次代表大會報告和歷年政府工作報告均會論及國家統一問題,人們對此習以為常。然而,中共十九大召開前後的情況卻有些不同,國家統一問題成為了熱議問題。 早在大會召開前的2017年6月,兩岸各界就開始關注中共十九大報告會如何論述涉台部分,其中的焦點問題是:中共十九大報告將如何呈現兩岸統一問題。如上所述,1979年以來我們黨的歷次大會報告和歷年兩會期間的政府工作報告都要論及兩岸統一問題,為何到了中共十九大時該問題才受到如此高的關注呢?很顯然,人們判斷將載入中共十九大報告的相關內容或許與以往大會的相關內容會有所不同。 眾所周知,之前的相關內容多是政治宣示,側重表明大陸實現兩岸統一的立場和態度,而對於中共十九大報告的相關內容,人們關注的焦點為「是否會將國家統一問題提上議事日程」,或者是否會出台「統一時間表」。2017年10月18日,令人翹首以待的中共十九大報告終於公諸於眾,其在該問題上的表述是「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按常理,中共十九大報告既然已作出相關論述,那麼人們的關注和討論應該會到此為止,但事實表明,人們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和討論並沒有隨著中共十九大的落幕而停止。大會結束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內,相關各界在這一問題上仍爭論不休,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國家統一必須在民族復興之前得以實現,所以必須要在2050年之前實現兩岸統一。 第二種觀點認為,國家統一可以在民族復興之後實現,「必然要求」並不必然意味著國家統一要在民族復興之前實現。 第三種觀點認為,雖然實現民族復興前一定要完成國家統一,但不可急躁冒進,俟將來條件完全成熟時,再解決國家統一問題。其實,這種觀點可以併入到第一種觀點之中。 上述爭論給大陸對台工作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困擾。倘若紛爭繼續下去,不利於穩定台灣社會的民心,進而會影響大陸對台工作的大局。面對相關各界的爭論,大陸涉台主管部門——國台辦只好出面聲稱:不要將民族復興與國家統一兩者簡單掛鈎。其實,國台辦的這一表述仍沒有正面就兩者關係作出具體闡述,而是採取迂迴策略,對相關各界的爭論作了模糊性回應,其目的在於「平息爭論」、「滅火」,而不在於「給出答案」,事實上當時國台辦既不便也很難給出具體答案。 後來對這一問題作出進一步明確回答的是,2019年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著民族復興而終結。」此表述的意涵可謂簡潔明瞭,換言之,中華民族復興之日,就是兩岸未統一狀態結束之時,國家統一問題的完成時間不會晚於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截至時間,也就是2050年。至此,解決台灣問題的截至時間已經明確劃定,這就是所謂的「沒有具體統一時程但有截至時間的時間表」。於是,圍繞著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孰先孰後的爭論從此劃上了句號。 這裡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在中共十九大之前所經歷的相當長的時期內,兩岸各界從未過多關注所謂「時間表」問題,而為何單單到了中共十九大召開前後才對此持續熱議和反復討論?筆者認為,該問題在此時此刻被提出和討論,這本身就表明,兩岸統一問題到了該解決的時候了,大陸初步具備了解決台灣問題的實力、能力和民意基礎。不僅大陸各界這樣認為,而且台灣方面也這樣認為,否則,兩岸不會在這時提出該問題並反復熱議。 需要進一步指出,從當前情勢來看,大陸無須急於對未來兩岸統一的時間表去作具體描畫,因為這裡面充滿了諸多不確定因素。況且,解決台灣問題也是一個動態的複雜的過程,甚至可能會瞬息萬變,過於細化,反而自捆手腳。但是,大家也不難意識到,解決台灣問題雖不會太急,但也絕不會再拖太久。 二、大陸關於推進兩岸統一問題的表述變化及其分析 習近平總書記發表「1•2」講話後,儘管大陸仍聲稱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使用「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的頻次明顯增多。尤其自2019年下半年以來,中美對抗加劇,國際局勢複雜多變,香港反對派、「台獨」勢力與美國相互勾連牽制中國發展,加之疫情蔓延的影響,都促使大陸開始對如何推進國家統一問題去做更深刻的思考和認識,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的變化: 第一,相關涉台表述發生了新變化。最明顯的是對國家統一的表述從「祖國和平統一」變為「祖國統一」,這在近一年來的相關論述中均有體現:一是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涉台部分首次將「促進和平統一」改為「促進統一」;二是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的相關涉台表述是「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三是國台辦主任劉結一與海協會會長張志軍2021年元旦賀詞的提法均是「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推進祖國統一進程」,與2020年賀詞中的「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相比,「統一」前面少了「和平」二字;四是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在2021年1月17-18日出席中央對台工作會議時發表講話中的表述是「積極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推進祖國統一進程」,「統一」前面也取消了「和平」二字;五是「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的表述是「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六是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涉台部分在論及國家統一問題時的表述是「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七是李克強總理在2021年「兩會」期間回答記者提問時的表述是「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八是海協會會長張志軍在2021年「兩會」期間接受媒體訪問時的表述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及祖國統一」。 關於以上表述上的變化,是大陸在國際局勢複雜多變和島內「台獨」活動不斷加劇的情勢下為推進國家統一進程而作出的策略調整,這將使大陸對台工作更加主動從容,但也讓外界產生了豐富的聯想和猜測。如果說,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第一次將「祖國和平統一」改為「祖國統一」,可以解釋為是當時疫情期間大陸「兩會」時間變短、報告篇幅壓縮所致,且開頭一句「我們要堅持對台工作大政方針」已涵蓋「和平統一」的內容,那麼,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汪洋主席在2021中央對台灣工作會議上講話、「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等文件則無需有篇幅壓縮的問題,卻為何仍如此表述?並且,通過對比可以發現,除了2020年、2021年兩個政府工作報告之外,上述其他文件和講話均未用「我們要堅持對台工作大政方針」這句話作為統領。據此,外界有人推斷,近一年來大陸關於兩岸統一方式的新表述絕不是偶然的,也不是隨意的,而是深思熟慮的結果。 第二,關於國防和軍隊建設的表述也發生了新變化。近一年以來,官方文件和發言中涉及到國防和軍隊建設時關於加強練兵備戰的表述較以前出現頻率更高。一是2020年10月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的表述是:加快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實現富國和強軍相統一;全面加強練兵備戰,提高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戰略能力,確保2027年實現建軍百年奮鬥目標。二是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關於軍隊建設的表述是:全面加強練兵備戰,統籌應對各方向各領域安全風險,提高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戰略能力;各級政府要大力支持國防和軍隊建設。三是2021年「兩會」期間習近平出席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全體會議時強調,要深刻領會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心意圖,聚焦實現建軍100年奮鬥目標,緊緊圍繞我軍建設「十四五」規劃布局謀劃和推進工作;要增強責任感、緊迫感、主動性,把我軍建設年度計劃安排的各項工作往前趕、往實裡抓,確保早日落地見效;當前安全形勢不穩定性較大,全軍要統籌好建設和備戰的關係,做好隨時應對各種複雜困難局面的準備。四是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在2021年「兩會」期間出席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會議時指出,要認清機遇與挑戰,強化責任與擔當;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扎實抓好練兵備戰。由上可見,加強練兵備戰成為今年乃至今後幾年大陸軍隊建設的重點任務。 對於大陸在推進兩岸統一問題上的表述變化,該作如何分析呢?筆者認為,應重點把握以下幾點: 第一,從「祖國和平統一」到「祖國統一」所暗含的意蘊。對於表述調整的背後原因,儘管大陸官方沒有直接說明,但我們結合當前大陸所面臨的國際局勢和台海局勢,不難作出如下推斷和分析:其一,從「反獨」的角度看,目前島內「台獨」活動空前猖獗,美國打「台灣牌」的頻次和力度不斷增加,極有可能觸碰《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第一款和第二款所規定的採取非和平方式的情形,大陸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和危險性後,進一步強化練兵備戰,以便隨時應對不測事變的發生。其二,從促統的角度看,大陸開始思考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甚至認為兩岸和平統一的可能性正在喪失,日益逼近《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第三款規定的採取非和平方式的底線。一旦大陸認定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就會依該法定條款採用非和平方式實現國家統一。雖然幾十年來大陸一直強調「祖國和平統一」,但當其真正將國家統一問題提上日程、認真思考如何加以解決時,很快就發現和平統一面臨著空前的阻力,尤其美國插手台灣問題增大了兩岸和平統一的難度,促使大陸不得不加緊做好軍事鬥爭的準備,一旦出現萬不得已的情形,就只能啟動《反分裂國家法》以非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在這樣的情勢下,大陸在推進國家統一問題的表述上作出上述調整,也就勢所必然。當然,需要指出的是,表述上的變化並不意味著大陸改變了既有的和平統一政策,今後仍會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去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 第二,「練兵備戰」所暗含的意蘊。這裡有兩個問題必須釐清:一是為何要在此時強調練兵備戰,二是練兵備戰的指向是誰。首先,就第一個問題來說,大陸練兵備戰是基於當前美國打「台灣牌」和「台獨」日益猖獗的嚴峻情勢。最近美國智庫機構「外交關係協會」發布的報告,將台海列為2021年容易爆發熱戰風險的重要地區之一。今年3月10日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海軍上將戴維森(PhilipS.Davidson)在眾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上表示,大陸正加速挑戰美國領導地位,而台灣是大陸實現野心的目標之一,預期或在6年內進攻台灣。我們暫且不論這些美國人士做出此種判斷的具體依據是什麼,但這些判斷無疑能表明,台灣問題已成為當前備受全球關注的重要熱點之一。 其次,就第二個問題來說,練兵備戰的指向是美國和「台獨」勢力。原因如下:其一,即便對象是美國,一旦中美之間發生戰爭,中國也會順勢解決台灣問題,不可能將台灣問題繼續擱置,留待以後找機會另行解決。事實上,目前大陸具備了一併解決問題的實力和能力,只是次序安排和時機選擇的問題。其二,即便對象是「台獨」勢力,一旦兩岸開戰,美國也必定會干預,所以我們在謀劃解決台灣問題時必須要將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這一對手考慮在內。因此說,我們的交戰對手不論是美國還是「台獨」勢力,美台聯手對抗大陸的統一的情況是不難推斷出來的,甚至也不能排除日本參與干涉的可能性。為此,大陸要做好充分的應對準備。 從性質上來說,大陸採取非和平手段是為了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因而具有正當性,正如義大利政治思想家馬基雅維利所說:「對於必需戰爭的人們,戰爭是正義的;當除了拿起武器以外就毫無希望的時候,武器是神聖的。」固然,用和平方式解決一國內部或國家間的爭端是首要選擇,然而,把武力方式作為解決政治問題的最後保留手段也歷來是世界各國通行的做法。   三、實現國家統一是民族復興進程中的最後攻堅戰 國家統一是民族復興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民族復興偉大工程中,有許多子工程,國家統一即為其中的子工程之一,該工程與其他工程之間雖有先後、緩急之分,但毫無疑問,國家統一事業始終是民族復興偉業中的核心部分。正因如此,國家統一事業雖被置於民族復興偉業的後端,但仍是民族復興進程中的極為重要的一場攻堅戰。 第一,從中國實現國家統一的「三步走」來看,解決台灣問題、完成國家統一大業是「最後一步」。1949年新中國成立,實現了中國的初步統一;改革開放後,香港、澳門相繼回歸,實現了中國的進一步統一;在新時代,必將實現中國的完全統一,藉用大陸官方的話說,就是「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目前大陸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從「富起來」走向「強起來」,但卻一直未能解決國家統一問題,這不能不說是大陸方面始終無法釋懷的重大「心結」。下一步,大陸將加速推進國家統一進程,集中力量解決這一「心結」也就成為時代的要求。 第二,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三大歷史任務來看,解決台灣問題、完成國家統一大業是「最後一項任務」。回顧歷史,解決台灣問題、完成國家統一大業是黨和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的三大歷史任務之一;進入新世紀後,它又成為黨和政府在21世紀的三大歷史任務之一。目前其他兩大任務已基本實現,即便尚未完全實現,但只要按照既定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向前發展,二者的完全實現是水到渠成的事。但是,唯有國家統一問題遲遲未能得到解決。 第三,台灣問題給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造成了巨大傷害。70多年來,台灣問題不僅造成兩岸間的巨大內耗,而且成為外部勢力牽制中國發展的籌碼,這給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造成了巨大傷害,並嚴重影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隨著時間的推移,台灣問題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牽制會越來越大。屆時如果大陸方面不及時解決台灣問題,就難以實現世界強國的奮鬥目標。在此情形下,解決台灣問題將成為擺在大陸面前的首要政治任務。 第四,完成國家統一大業是大陸14億人民的心之所向、民意所歸,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近些年來,大陸民眾對「台獨」越來越沒有耐心,武統聲浪十分高漲,呼籲中央提出「統一時間表」。不久的將來,一旦中國的GDP超越美國,大陸民眾的心態想必會發生更為複雜的變化。這種變化反映在兩岸問題上就是大陸人民對國家統一的期待和呼聲會更加強烈,對過去能夠容忍的事情變得難以容忍、能等待的事情變得迫不及待。 第五,台灣問題「總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2002年11月8日,中共十六大報告就指出:「國家要統一,民族要復興,台灣問題不能無限期地拖延下去。」2013年10月6日,習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亞的巴厘島會見台灣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蕭萬長一行時提出:「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終歸要逐步解決,總不能將這些問題一代一代傳下去。」2014年9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台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參訪團時重申了上述表述。2019年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四十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再次指出:「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是影響兩岸關係行穩致遠的總根子,總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從現實的視角看,台灣問題作為中國內戰產生的一個歷史遺留問題,確實到了一個需要兩岸雙方客觀面對並認真加以解決的時候。   四、台灣當局「倚美謀獨」將加速兩岸統一進程 面對大陸的促統喊話與協商倡議,以及針對「台獨」的練兵備戰,台灣當局選擇視而不見、充耳不聞,這究竟是聽不懂,還是揣著明白裝糊塗?答案顯然是後者。事實上,台灣當局比誰都清楚兩岸政治對立的癥結所在,但他們既不願意也不敢面對這一現實。因為一旦讓島內民眾知曉因「台獨」而引致的台海風險,就會搞得人心惶惶,進而導致社會不穩定,這樣不利於他們執政。於是台灣當局就採取鴕鳥政策,「走夜路吹口哨」,向台灣民眾不斷宣誓捍衛「中華民國主權」,煽動民眾對大陸的敵意,拒絕統一,以此來維持政權穩固和社會穩定。 台灣社會的主要政治人物,更不敢直面兩岸統一這一敏感問題,一旦有所觸及,就很容易被競選對手給扣上「懼共」「降共」「賣台」的「紅帽子」,其政治生涯可能會因此結束。所以,並非是台灣當局沒有意識到自身的危險處境,而是他們已經感覺到大陸堅決反對「台獨」、實現國家統一的決心,但為了自保就不得不更加依賴美國,進而在「倚美謀獨」道路上越走越遠。然而,這樣的結果又會使大陸感覺到和平統一的可能性正在逐漸喪失;伴之而來,大陸啟動《反分裂國家法》的可能性不斷增大。 近幾年,民進黨當局的「倚美謀獨」,其實是「台獨」的末路狂奔。對於這一點,他們在內心裡比誰都清楚。不過,與「台獨」勢力事與願違的是,他們的行徑卻在客觀上更加堅定了大陸推進國家統一的決心,並加速了推進國家統一的進程。具體說來如下: 第一,面對日益猖獗的「台獨」,大陸解決台灣問題的民心更加凝聚、意志更加堅定。目前,大陸各界反對「台獨」、儘早解決台灣問題的共識度空前提高。從這一意義上說,蔡英文當局的行為反而更加堅定了大陸儘快完成國家統一事業的意志。 第二,蔡英文上台以來的「倚美謀獨」路線,使大陸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台獨」勢力的頑固不化,隨之對和平統一的失望感越來越強,這無疑促使大陸進一步明確了在未來推進國家統一進程中應該努力的方向和著力點,進而在選擇解決台灣問題的方式上更加明確和有的放矢。 第三,大陸飛機繞島飛行、頻繁飛至台灣島西南空域,艦船不時繞道航行,逾越海峽中線常態化,事實上成為大陸今後一旦遇到不測,將採取非和平手段打擊「台獨」、反制美國介入的「軍事預演」,為未來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完全統一奠定堅實的軍事基礎。 第四,蔡英文當局的「台獨」挑釁在客觀上促使大陸加速了統一進程,在國家統一問題上發揮了催化劑的作用,從而可能使得大陸解決國家統一問題的時間更加提前。從這一意義上說,蔡英文是兩岸統一的「助推者」。   五、中國的統一與外部勢力的可能介入 從美國宣示的台海立場和政策來看,它主張兩岸通過和平商談來解決雙方的政治分歧,亦即「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堅決反對大陸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倘若大陸使用武力手段解決台灣問題,美國出於與台灣的「準同盟」關係,依據其相關國內法將會出面干預和介入。但是,美國也指出,倘若是因「台獨」而招致大陸對台使用武力,則不在美國出兵保護之列。儘管美國的介入是有條件的,但這些條件仍具有模糊性,有很大的解釋的空間,這為美國屆時根據情況決定是否介入留下了選擇餘地。也就是說,倘若美國真想介入,它不難找到介入的理由;倘若美國不想介入,它也能找到不介入的理由。 正因如此,這些年來,政界和研究界一直對美國是否會介入中國解決台灣問題存在著不同的預判,有的認為美國會全力介入,也有的認為美國會有限度地介入,還有的認為美國不會介入。雖然暫時無法驗證以上何種判斷是正確的,但從概率分析,美國介入的可能性較大,無非是介入到什麼程度以及採取何種方式介入的問題,這也是目前研究界的主流研判觀點。從反干預、反介入的軍事鬥爭準備來看,中國必須按照美國會最高程度、最大限度介入的假定來準備,不能按照美國不介入或有限介入的假定來準備。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立於不敗之地。從一定意義上說,我們練兵備戰得越充分,美國介入的顧慮就會越大,就越容易防止美國的介入,從而避免中美走向軍事衝突。 從美國自身來看,它擔心中國解決台灣問題將會動搖甚至改變目前亞太秩序的基本格局,此格局一旦改變,必會影響其主導的世界秩序,進而會加速世界中心東移的歷史進程。依此邏輯,中國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將會觸動美國乃至世界的敏感政治神經。從問題的性質上說,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但從解決這一問題所引發的影響和震盪來說,卻是一個備受關注的世界性熱點問題。橫觀當今全球,科索沃、阿富汗、緬甸、克里米亞、加泰羅尼亞、庫爾德等地區熱點或敏感問題,沒有任何一個對世界的影響程度能跟台灣問題相提並論和如此備受矚目,即便是牽涉眾多的朝鮮半島問題也無法與台灣問題相比。 未來中美能否在台海問題上避免一場軍事衝突,目前無人預知。但可以想像,一旦兩岸在台海地區引發戰爭,作為世界第一經濟體的美國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勢必會成為交戰雙方,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日本也極有可能會參與其中,甚至不排除周邊其他國家間接介入的可能性。總之,雖然未來兩岸統一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但不願意看到中國統一的外部勢力不會善罷干休,大概率會進行干預。因此,大陸必須做好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的萬全準備。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本文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原刊於中評社刊發的、由中評智庫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 ※以上言論不代表旺中媒體集團立場※

  • 人口素質提高 不怕少子化陷阱

    人口素質提高 不怕少子化陷阱

     原新是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天津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暨老齡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人口經濟學、人口老齡化、低生育水平、人口政策、人口分析技術、可持續發展、環境經濟學等領域的科研工作。  大陸11日公布第7次人口普查結果,儘管人口保持低速增長,但少子化與人口高齡化形勢仍舊嚴峻,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原新提醒,中國千萬不要陷入到「人口決定論」的陷阱,人口是國家發展的基礎性、戰略性、全域性的要素,但絕不是國家興衰的根本性或決定性因素。  原新接受陸媒《觀察者網》訪問時指出,查看2018至2020年全世界國家創造力的指數,會發現美國、日本、南韓、新加坡的排名都屬前位,但它們的少子化、高齡化水準也很高,高齡化以及國家科技創新能力這兩個指標,並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原新認為,國內很多人說少子化使得科技創新能力弱了,這有點雙重標準,每年1400萬的出生人口也不少,少子化是相對於14億的人口基數來說。  原新表示,教育、科技的發展要看科教興國、教育高品質發展,也要看人口整體的健康素質改善,「健康中國戰略」能夠良好地落實人民的健康素養、健康知識、健康行為,而健康素質的改善承載著教育、科技知識,專業技能。  從教育發展角度來看,原新稱,大陸把大專以上教育稱為普通高等教育。據推算,大陸2020年受過普通高等教育的人口數量超過2億,意味著15%以上的人口受過高等教育,大學的毛入學率也已經達到了53%,已經成為高等教育普及的國家。  對於許多人將「老齡化」看作嚴峻問題,原新強調,不要把少子化和高齡化的趨勢與將來科技能力創新直接聯繫起來,老年人不是社會的包袱,老年人是社會的財富,一個人進入老年的階段,是人生當中生活閱歷、知識、技能、人際最豐富的時候,一生當中的努力和追求,很有可能會在老年期爆發出來。

  • 川普主義的形式:「部落主義」和「文化革命(戰爭)」

    川普主義的形式:「部落主義」和「文化革命(戰爭)」

    為什麼美國的民主如此倒退,甚至國家陷於分裂的危機?! 這次的大選,有人說川普是被疫情打敗,川普自己也認為如此, 但更嚴重的是這個疫情揭露了一個早已破碎的國家真相── 腐敗的菁英階層、僵化的官僚體制、殘酷的貧富差距、系統化的種族歧視、 政治上的對立和政黨的惡鬥! 這些問題都存在已久,但執政者只能坐視其惡化,而拿不出解決辦法。 本書深入剖析現今美國白宮的實際狀況,以及美國今日面對的種種困境與如何解套! ◤團結的意義是什麼?美國從未真正團結過。當年美國人民約1/3不支持越戰,但美國還是打了十幾年。1965年美國熱心於登陸月球,但支持的人只有39%。美國人只有在受到外國人攻擊時(如九一一事件)或遭遇重大災難時(如卡崔娜風災),或發生全國性的悲劇時(如Sandy Hook之死),才會產生一時的團結,但一旦政治介入,就會發生不團結。 ◤林肯總統在他第一任的就職演說中,在結論時指出:「我們不是敵人,而是朋友,我們絕不能成為敵人,雖然熱情(passion)有時會使我們緊張,但我們一定不使我們結合在一起的情感(affection)破裂。」 ◤美國已是一個分裂的國家,除了美國的民主制度出了問題之外,過去四年川普個人的觀念和作風也要負很大的責任。他只關心照顧和討好支持他的選民,反對、厭惡和打擊不支持他的選民。他用盡一切辦法去鞏固和凝聚他的支持者,同時也用盡一切辦法去分化和離間他的反對者。換言之,他只當一半美國人民的總統,但他深信,這一半選民對美國建制派或「深層政府」(deep state)的不信任、恐懼和憤怒的力量,足以支持他繼續連任。 ◤此次美國大選不僅造成了國內更進一步的分裂,也暴露了政府治理能力的不足,固然這些現象可簡化為川普的個人因素,但美國在制度上的缺失積弊已深。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經濟上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社會上的不平等和政治上的不正義都在腐蝕這個國家。 ◤美國大企業為了擴大市場和利潤,造成國內產業的空洞化;美國軍工組合(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為了維持美國的霸權地位,在海外製造敵人,窮兵黷武,造成美國龐大的財政赤字,美國政府放任這種作法是符合美國廣大人民的利益嗎? ◤2020年一整年的新冠疫情給美國上了寶貴的一課,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2020年4月便說,「新冠疫情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言外之意,便是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將會消失。他又說,「美中過去的關係將永遠回不去了」,言外之意,今後將是美國和中國鬥爭的時代了。 ◤在過去四年,美國已錯失機會去鞏固其盟國關係來共同抗抗衡中國,美國需要盟國,拜登將會努力恢復美國與盟國的關係。但今後,盟國與美國的關係將和過去不同,中國無意也不會在軍事上和美國對抗,中國對熱戰或冷戰均無興趣。美國今後的困境是中國無意與美國為敵,而美國偏要想把中國當作敵人,問題是其他國家的看法是否和美國一樣呢?除了「五眼聯盟」,還有多少國家願意加入呢?其他國家有什麼理由必須在美中之間選邊呢?這個世界上,難道只有美國的文化和價值,就不能有其他國家的文化和價值嗎? ◤美國應重新思考自己在世界的角色了,川普一再說美國不應再當世界警察了,他代表了美國一半的選民。美國的當急之務是團結國內,而不是分裂世界,在全球主義和孤立主義之間,美國應找出一個平衡點來撫平國內的對立和分裂,美國應在1823年門羅主義、1947年杜魯門主義之後,設計一個新的大戰略。 【精彩書摘】 美國大選揭曉後,一般人的看法是川普是被新冠疫情打敗了,因為美國人民確診和死亡的人都高居世界第一,川普也自認是疫情害了他,他早在去年7 月就向伍華德抱怨是疫情打斷了他的選情,他是被中國害的。 事實上,疫情並沒有打碎美國,而是揭露了一個早已破碎的國家、腐敗的統治階層、僵化的官僚體制、擴大貧富差距的經濟、政治上的兩極化和政黨的惡鬥、種族問題的惡化。這些問題都已存在已久,但迄無有效的處理。 川普就是利用美國人民,尤其是中下階層這種不滿、憤怒和仇恨而當選的。他在2016年以後來居上之勢,僥倖當選就是他能煽動這種情緒,變成熱情的力量。伍華德訪談川普的書名是《Rage》,第一次看到中文的譯名是《憤怒》,但我看完了這本書之後,我認為中文用《熱情》較為適當,因為川普說他的長處就是「能激發熱情,永遠都是。」(I bring rage out, I do bring rage out, I always have.) 川普的可怕,不在他個人,而在有這麼多熱情和忠誠的人民支持他、擁戴他,甚至崇拜他。但川普的出發點是邪惡的,他把美國社會分化和對立,他本人和政府的政策對美國的傳統價值和基本立場和政策予以顛覆和對立,並把美國的基層撕裂為白人邊緣人和有色人種邊緣人,誤導他們並放任他們相互仇視。 川普的作為不僅破壞了美國的民主制度,更使對民主的信仰受到難以癒合的重創,他只為了自己的連任,把一場選舉竟搞到社會撕裂,到處可聽到「毀憲、竊取選舉、政變、叛國、內戰」等說法,最後終於在1月6日得到證實,這些說法不完全是空穴來風,而是「陰謀論」的具體呈現。 在1月6日國會確認選舉人團拜登以 306 票勝出川普的 232 票之前,拜登宣布勝選,但川普不認輸,要打法律戰。在1月20日之前,美國同時有兩位總統,一位尚未就職,另一位不接受選舉結果,美國已分裂為兩個國家。 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認為川普不承認敗選的時間愈長,對美國民主的破壞愈大。川普堅稱這是一場「被竊取的選舉」,這種說法傷害美國制度的合法性。任何穩定的民主制度的基礎都是權力的平順交接,川普的作為已踐踏美國立國以來的優良傳統。 面對被川普四年來撕裂的美國能否振衰起敝,該報十分悲觀。該報名評論人沃爾夫(Martin Wolf)認為拜登很難扭轉川普任內建立的財閥和民粹主義的結合,更難改變川普主義在共和黨內留下的烙印。 美國這種深度的被分化和撕裂可能超越了我們的想像,54% 美國人自認美國政治分歧最大的威脅是其他美國人,有人說美國正走向文化戰爭。拜登在就職演說中,曾提到要「終結不文明的戰爭」,也有人說,美國正在進行「文化革命」。川普 2020年7月1日推文,指出「黑人的命也是命」(BLM)運動是「仇恨的象徵」。他在7月3日在總統山(Rushmore)演說時指責,「左派的暴徒」的行為的目的在消滅美國的文化。《紐約時報》則稱,川普在發動一場「全面性的文化戰爭」。 (本文摘自《川普和川普主義:分裂的美國》/時報出版) 【作者簡介】 關中 1940年生於天津市。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美國佛萊契爾外交與法律學院文學碩士、外交法律碩士、國際關係博士,印第安那玻里斯大學榮譽法學博士。 曾任國立政治大學副教授、台灣大學兼任副教授、淡江大學講座教授、中國政治學會秘書長、亞洲與世界社董事長、民主基金會董事長、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內政組召集人、美國研究學會理事長、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國民黨副主席、考試院院長。 主要著作包括《國際社會與國際關係》、《變動世界秩序中的國際關係》、《美國外交與中美關係》、《美國對華政策的檢討》、《認識美國霸權主義》、《意識型態和美國外交政策》、《中國命運.關鍵十年》等五十餘冊。

回到頁首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