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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民營各報尤為我不平,群情激昂,議論紛紛。張群、吳忠信等不得已,又打電話給蔣先生;蔣先生又滿口承諾,「修改」,「更正」。但正在大家愈鬧愈激烈之時,我本人反而洩氣了。我想國家都沒有了,還鬧什麼「代」不「代」呢?鬧得太凶了,人民是不能諒解我們的。
在這危急存亡之秋,我決不是還斤斤於名位,只是我深知蔣先生的個性,他在文告中預留伏筆,好把我作為他的擋箭牌,而他在幕後事事操縱,必要時又東山再起。我頂起這局面,如名不正,言不順,則無法執行總統職權,不論為和為戰,皆無法貫徹主張。與其頂一塊空招牌,倒不如蔣先生自己幹的好。為此,我們又把吳忠信、張治中和王寵惠找來。王是我國法界老前輩,時任司法院院長。他對憲法程序的解釋,應該是具有權威性的。王寵惠看過文告後也說:「蔣總統此一下野文告應該有『身先引退』等字樣,否則與憲法程序不合。」後來CC系分子為使「代總統」的「代」字合法化,曾故意在外捏造王寵惠的談話,說,代總統是因為總統辭職,尚未經國民大會批准;副總統的繼任,也未得國民大會追認,所以只好「代」云云。其實,憲法上根本未規定總統辭職要國民大會批准,副總統繼任要國民大會追認。王寵惠也根本未說過這話。所以根據王院長對憲法程序的解釋,我認為總統退職文告,如不經修正,不可發表。
根據憲法第四十九條上半段,「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所謂「缺位」,當係指死亡和自動引退而言。而蔣先生所引則為該條下半段,「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所謂「因故不能視事」,當係指被暴力劫持而言。今蔣總統不是「因故不能視事」,他是「辭職不再視事」,則副總統便不是「代行」,而是如蔣先生親口所說的「繼任」。
蔣先生首先發言,將目前的局面作詳細的分析。最後結論說:「軍事、政治、財政、外交皆瀕於絕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達頂點。我有意息兵言和,無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況下,我個人非引退不可,讓德鄰兄依法執行總統職權,與中共進行和談。我於五年之內決不干預政治,但願從旁協助。希望各同志以後同心合力支持德鄰兄,挽救黨國危機。」
蔣先生既搬出憲法來壓我,我便很難自圓其說。按憲法程序,他如果真不幹了,我的確「不幹也得幹」。我說:「按憲法,我是無法推辭,但是現在的局面,你尚且幹不了,我如何能頂得起?!」
蔣說:「過去的事不必再提了。徐蚌失敗後,匪軍立刻就要到江北,你看怎麼辦?」
蔣先生便說:「只要共黨一有和平的誠意,能作確切的表示,政府必開誠相見,願與商討停止戰事,恢復和平的具體方法。」至於政府對和平的基礎,蔣先生提出了五條空洞的原則,曰:「只要和議無害於國家的獨立完整,而有助於人民的休養生息;只要神聖的憲法不由我而違反,民主憲政不因此而破壞;中華民國的國體能夠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不致中斷;軍隊有確實的保障,人民能夠維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與目前最低生活水準。」如果中共能答應上述五點,蔣先生說他自己「更無復他求」。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中旬,徐蚌會戰已接近尾聲,中共全盤勝利勢成定局,京、滬震動,人心惶惶,陰沉氣氛瀰漫全國。至此,蔣先生固然感到大勢已去,國內外許多民意機關,甚或統兵作戰的高級將領,也都認為內戰前途無望,希望政府在猶有可為之時,與中共恢復和平談判。首作此項呼籲的為河南、湖北和湖南的省參議會。他們都有通電呈蔣總統,希望能作此項考慮。蔣先生為此也曾兩度找我到官邸商談。他說明想即時引退,希望我能頂起這局面來同共產黨講和。我聞言大驚,說:「這局面你都幹不了,我如何頂得起!」蔣先生一再做出懇切的姿態勸我接受,我卻竭力推辭。嗣後蔣先生又迭派吳忠信、張群、張治中等來我處,數度相勸,我均表示無論如何不願承當。我推辭的原因,第一便是我確實也幹不了;第二,我與蔣先生相處二十餘年,深知其詭計多端,說話不算話,在此危急之時,他可能要我作替死鬼。但是蔣先生既有此動機,消息很快就傳遍海內外,對軍心民心影響極大。十二月下旬徐蚌會戰結束,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曾有密電給蔣先生和我,希望能與中共恢復談判,這便是外界所傳的「亥敬電」。其實他的電報只是向蔣先生作極溫和的建議,採納與否,自須蔣先生自己決定。京、滬、港有政治背景的新聞界不明底蘊,故意以猜測之辭,寫出許多聳人聽聞的新聞,而白崇禧尤為謠言的重心。因在徐蚌會戰後,國軍在東南地區的精銳喪失殆盡,而白崇禧坐鎮武漢,還掌握了三四十萬能戰之兵,為華中擎天一柱。
余氏不得已,乃親向參謀總長陳誠請求。陳誠竟把桌子一拍,說:「你要把兩軍人留在一起,預備造反啦!」此時抗戰新勝,陳誠之勢炙手可熱,余漢謀何敢多辯,只得黯然而退。孰知三年之後,黃伯韜全軍就這樣平白無辜地給犧牲了。抗戰期中及抗戰以後,中央企圖消滅異己,結果害人害己的事例,像這樣的真是罄竹難書啊!
我聞此訊息後,即向蔣先生建議將黃淮平原劃成一個戰區,由白氏統一指揮。因為在戰略上說,黃淮平原西至潼關、宜昌,東達濱海岸,本是一個地理單位;更有隴海、平漢、津浦三鐵路縱橫構成一交通網,調遣部隊和指揮作戰均極方便。無奈蔣先生不接受這一建議。他硬要把這個戰略單位分裂為「華中」、「華東」兩個剿匪總指揮部。此種分割已鑄大錯,而以劉峙擔任更重要的華東剿匪總司令長官,尤非其選。
綜計東北之戰前後三年,國軍精銳調往東北的不下三十餘萬人,到瀋陽棄守時,除少數高級將領由飛機撤出外,其餘官兵悉數被俘,可謂慘極。
東北戰爭中還有一荒唐而有助於共軍的事件,便是中央當局對滇軍的分割。抗戰勝利之後,隨中央嫡系部隊自越南海防海運東北的尚有盧漢部一個集團軍,由集團軍總司令孫渡率領,共計兩個軍──第二軍軍長張冲,第六十軍軍長安恩溥。
白崇禧本是四平街會戰的主要畫策人,林彪敗退之後,白氏即主張乘勢窮追,縱不能生擒林彪,也須將共軍主力摧毀。當時負責東北軍事指揮的杜聿明雖同意白氏的主張,但未敢專斷,陳明仁則認為戰事瞬息萬變,時機稍縱即逝,應立刻揮軍窮追,結果乃聯銜電蔣請示。不意所得線電竟是「暫緩追擊」,共軍因此能從容北撤。前敵將領得此覆電,無不頓足浩歎,白崇禧亦頹然而返。
東北原為戰後共產黨最難滲透的區域。因其土地肥沃,人口稀少,謀生容易;加以地接蘇聯,近百年來所受帝俄與赤俄之禍,僅次於日本的侵略,所以居民在情感上及利害上仇俄反共之心特別堅強。東北受日本人鐵腕統治達十五年之久,土共難以立足,戰後共產黨自不易滲透。而國民黨則不然,國民黨在中國當政二十年,其貪污無能甚於北洋政府,並不為全國人民所擁戴,但國民政府究屬正統,淪陷區人民,尤其是東北人民,處於敵偽治下,身受水火,久望王師。政府此時如處置得宜,實是收拾人心,安定邊圉的最好機會。而東北情勢終至不可收拾,實下述數種最大因素有以致之:
我在副總統任內幾個月,真是平生難得的清閒日子。有關軍國大事的重要會議,蔣先生照例不要我參加。招待國際友人的重要宴會,蔣先生也向不邀請我陪客。只有幾次總統招待國內元老的餐會,我偶爾被邀作陪罷了。
按政府公布,總統與副總統就職日期是五月二十日。我照例遣隨員請侍從室轉向蔣先生請示關於就職典禮時的服裝問題。蔣先生說應穿西裝大禮服。我聽了頗為懷疑,因為西式大禮服在我國民政府慶典中並不常用,蔣先生尤其是喜歡提倡民族精神的人,何以這次決定用西服呢?但他既已決定了,我也只有照辦。乃夤夜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趕製一套高冠硬領的燕尾服。孰知就職前夕,侍從室又傳出蔣先生的手諭說,用軍常服。我當然只有遵照。
我們如不加阻止,說不定要鬧出血案來。我們討論到深更半夜,黃紹竑最後乃提出一項他叫做「以退為進」的戰略。由我本人聲明所受幕後壓力太大,選舉殊難有民主結果,因此自願退出競選。
回官邸後不久,他就召集一個極機密的心腹股肱會議。出席的全是黃埔系和CC系的重要幹部。在會中,蔣先生竟聲稱,我李某參加競選副總統直如一把匕首插在他心中,各位如真能效忠領袖,就應該將領袖心中這把刀子拔去云云。
時談話會中同人早已不耐煩聽他胡說八道,張群乃起立將他的話頭打斷,而以非常親切的口吻解釋蔣先生的苦衷說,總裁深恐由於副總統競選引起黨內的摩擦,為防患於未然,總裁有意使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由黨提名。如果大家同意,我即去另一間休息室報告總裁。於是,吳忠信即徵詢孫科的意見。
鬧得不得開交之時,蔣先生不惜親自出馬,到參政會解釋說,湯是聽他的命令行事,一切責任由他來負。參政員固然無可奈何,湯恩伯則感激涕零,愈要向他個人效忠了。所以此次副總統的選舉,蔣先生在意氣上非把我壓下去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