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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聯人壽 贊助首部失智長者紀錄片

    安聯人壽 贊助首部失智長者紀錄片

     安聯人壽與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聯手啟動「你我手牽手、樂齡A GO GO」愛心捐款活動,5個月已成功募得超過820萬善款,並於日前(20日)贊助國內首部躍上大銀幕之失智長者紀錄片「被遺忘的時光」電影拍製,希望更多社會大眾認識「失智症」,具體落實「預防勝於治療」及「青年教育」兩大訴求。 \n 安聯人壽自2006年開始與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合作募款活動,近5年來累積捐款人數已超越5,000人,捐款總額更破2,100萬元,迄今已提供近百位失智患者免費之日間照顧乃至於24小時全日養護照顧,總照護時數高達2,321,400小時,也提供台北縣市417多位獨居長輩提供送餐與居家服務。 \n 安聯人壽總經理江孟哲表示,企業社會責任絕對不僅僅是捐款,將致力於成為優秀的企業公民,以永續經營的方式來管理企業,並積極支持社區裡的非營利組織。 \n 有感於失智症逐年年輕化的傾向,是安聯今年決定贊助拍攝電影的動力,期望透過電影鏡頭的語言來打動更多社會大眾,喚起對失智症防治的積極與重視。

  • 投書-喚起公民的良知和信心

     近期,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多次在出席國際會議期間,發表對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以及今年以來他數次關於政改的講話,我原先認為是作政治秀,但是從他講話的頻率和力度來看,我轉變了這一看法:溫家寶同志是認真的、嚴肅的,也是為推動政改下了義無反顧的決心的。 \n 看不到有媒體解讀政改 \n 但是大陸眾多媒體對他的講話卻是集體封殺,讓我感到形勢的不容樂觀和嚴峻,基本上是九常委中分管的人或是中宣部主要負責人下了封口令。媒體的集體沉默是最可怕的。如今的媒體唯有歌功頌德、歌舞昇平,卻看不到一個骨氣的媒體進行政改的解讀,這實在是「盛世」最大的歷史性悲哀! \n 這些日子,回應力挺溫家寶同志講話精神的,是業餘寫時評的網友,那些平日對政改發表不少高談闊論的知名專家學者,也是沉默不語。我寧可相信,溫家寶同志的這一系列講話,意在喚起中國社會公民的良知和信心,一起來艱難地推動政改。 \n 我寧願這種沉默是暫時的,因為,即使是在幾千年殘酷無情的專制的中國封建社會,作為知識分子、面臨著被殺頭誅滅九族的結局,其抗爭的諍諍鐵骨也從未斷絕過。 \n 喚起社會普羅大眾的良知和抗爭,只是我們的一廂情願。目前所謂的知識分子階層,是有錢的,選擇移民出國,留下的要麼只能忍看朋輩成新鬼,憤懣無奈罵社會,要不就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更多的是渾渾噩噩、麻木不仁。由於言論不自由,公民社會培育遙遙無期。 \n 作為一介公民,我有義務回應溫家寶同志的一系列講話精神,肩負起自己應有的責任擔當,進行鼓與呼,目前這種局面,應該就像鄧小平南巡講話發出最嚴厲的警示:誰不政改誰下台!那些為一黨之私,為自己家族利益,為退而不休、欲在幕後搞權力平衡的人,應該被訂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n 溫家寶總理在接受CNN專訪的回答中,已經進行了預判:是人民以及人民的力量決定了國家的前途和歷史。人民的希望和意願不會止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n 公民有義務回應溫講話 \n 我衷心希望,有良知的公民對溫家寶同志的一系列政改講話進行有分量的解讀、呼籲,用自己的知識和力量,普及憲政知識,喚起更多公民有良知。當然,這需要一定的時間,也許眾多的有良知的理論家、學者、媒體人、公民們正在奮筆疾書,橫眉冷對獨裁指,俯首甘為政改牛。 \n 我也寄希望於有清醒、獨立思考精神和人格的媒體人,你們能重溫民國時期著名報人嚴獨鶴的言論思想──1947年9月1日記者節,嚴獨鶴寫了一篇名為《想起一副舊對聯》的短文。在這篇文章裡,嚴獨鶴提出新聞從業者「安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的職業倫理要求。 \n 讓越來越多的公民被喚起良知和信心,回應溫家寶總理的講話精神,一起為民族的前途和未來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 觀念平台-人人都可以是台灣之光

     網球好手盧彥勳在打入溫網十六強後接受法新社採訪,他謙虛的表示,不希望因此被稱為「台灣之光」。不過,台灣媒體仍給他冠上最新的台灣之光。 \n 不知何時起,這四字成了專門形容在國際揚名台灣人的定冠詞。在代表性人物中,王建民曾是知名度最高者,只要有他的新聞,姓名一定掛上「台灣之光」;但從他負傷,至今無法回球場,封號也自動消失。 \n 為何媒體習於此陳腔濫詞,這純然是記者撰稿缺乏想像力嗎?其實,從歷史流變的角度看,「台灣之光」可說是想了解台灣社會的關鍵詞。遠從五十年代中晚期至六十年代間,台灣少棒隊赴美參加威廉波特比賽,風光拿回冠軍,在中華路遊行,受到萬人空巷的歡迎,台灣之光的概念隱喻已然形成。 \n 全球化將世界擠壓到又熱又小,國與國的疆界其實漸次模糊,而被具有經濟、政治、文化實力的國際性城市所取代。論國際地位和城市魅力,台灣有沾不上邊的自卑感。一水之隔的中國大陸仍時時刻以砲彈對向我們,台灣人被箝制的窒息感仍然存在。 \n 「我/我們是誰」的身分認同和國家定位之焦慮感,必須透過集體儀式去紓解,從人到物的「台灣之光」就成了一紙膜拜、除咒的便利貼。它具有魔幻寫實的能力,能喚起台灣內部的集體認同感,每每各各周身發光的人物現身時,社會的族群、階級、城鄉、貧富差距都暫時弭平。 \n 當政者深知「台灣之光」是塑造想像共同體的膠合劑,操作斧痕最深就是陳樹菊赴美領獎的過程。陳樹菊默默賣菜,行善不欲人知,在《時代雜誌》將她入列今年度百大影響人物後,馬英九總統親自打電話給她,請她出國領獎為國增光,為此,外交部長以降,火速動了起來。 \n 最近,台灣駐歐盟代表處官員,在英國《金融時報》等媒體投書,包括目前爭冠軍的荷蘭隊及八支球隊的球衣,是台灣用回收寶特瓶製造。我們插不上腳的比賽,就成了本地媒體「另類台灣之光,台灣並未缺席世足賽」的報導。 \n 也因為對在世界發光發熱的渴求,台灣經常自我多情。例如,只要和華人沾上血緣的成就者,即使親長由中國大陸移民,落地生根數代;甚而血緣稀薄的華裔混血,台灣也能擠眉弄眼出人親土也親的表情。 \n 「台灣之光」的現象,從正面看,各行各業有人才在國際出頭,對社會只重視升學的教育體制有突破作用。反之,這句修辭,其實是再次鞏固追求成就的主流價值,但卻忽略攻頂多和教育、性別、階級等因素相繫。 \n 盧彥勳亦說:「只要每個人都本本分分做好自己的工作,都可以成為台灣之光。」誠哉斯言,台灣要發光應是靠各行業謹守行規的集體力量所點燃,社會大眾可不必倚靠他人沾光。 \n 有一天,如果台灣人能寧為無印良品,不需掛金牌保證,或許,台灣將是更平靜、更有反省力的社會。 \n (作者為作家)

  • 官員冷眼旁觀?

     之前,遼寧庄河市的千人下跪,跪掉了一個「冷血市長」孫明,原本社會預期此後民眾想見市長會容易點,哪知仍發生梅子坑村民集體下跪事件。《新京報》評論指出,下跪背後的意涵是,我承認你權力強大,但期望你迫於道德或輿論壓力,能傾聽弱者的聲音。 \n 評論認為,在現代社會,民眾透過公開表達訴求,喚起地方政府和社會關注,這本來是現代社會民主治理的方式。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一些地方官員因為喪失與公民對話的能力,只要看到民眾要求對話,官員們首先感到的是緊張與恐懼,沒把協商看作是政府治理社會的有效方式。所以,即便民眾在雨中以屈辱的方式集體下跪,這些地方官員也還是冷眼旁觀,不體恤民眾艱難。 \n 評論指出,就轉型期的今日中國而言,需要對非暴力的社會抗爭建立常態性認同。不能把社會抗爭和維穩對立起來,而是要重新調整政府與社會的關係,實現和社會各類群體、組織的良性互動,這樣才能達成多元化的社會治理方式。

  • 名家專欄-中國的知識群或知識份子

    名家專欄-中國的知識群或知識份子

    面對一個充滿生機﹑危機、轉機乃至難測天機的當下中國,設法探尋何為「資本主義化專制」下的中國社會,何為變化中的中國知識界,以及「資本主義化專制」下中國的社會變化,廣義中國知識界各有分別的走向,不同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態和未來的再分化,十分必要。 \n人民,在常態的中國社會中,是將追求財富、追求感官歡樂和個人自由視為人生目的的。只要社會不發生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人民,也就是所謂的大眾,對社會中不到十萬分之一的異議者遇到的苦難和迫害,他們是麻木的。民眾的良知只在特殊的時刻被喚起,而且會隨時失落。民眾的良知只有通過親眼目睹殘暴和邪惡才會被喚醒。人民的民主要求,必須在社會產生巨大經濟危機而導致的政治動盪中才會被短暫喚起,而當危機一旦消除,他們又墜入營生的忙碌中。 \n若以這十多年來在中國產生重大影響的官方體制內報刊雜誌上的文化討論以及五年前自由派學者和新左派學者的論戰為座標。這些從90年代至今先後起過重要作用的開明學術或開明官方文化報刊分布如下﹕《21世紀》、《讀書》、《東方》、《戰略與管理》、《公共論叢》、《學人》、《視界》、、《書屋》、《天涯》、《南方周末》等。 \n然而,在一個看似生機處處實又處處受禁的空間裡,在體制內學者那制式化外衣下,是否還有思想者的靈魂?他們是否經得起歷史的質疑呢? \n哈維爾曾在一篇題為〈知識份子的責任〉的演講中講到:「在我看來,知識分子是這樣一個人,一生概括地說都致力於思索這個世界的事務和事物更廣泛的背景。當然,知識份子並非做這種事的人,但他們是以專業態度來做的。 他們的主要職責是研究、閱讀、教授、寫作、出版、向公眾發表演說。通常──儘管並非永遠──這導致他們對世界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廣闊的責任感。」 \n我以為,中國的知識界,在當今中國的角色仍舊曖昧,廣義上的知識分子並未擔當他們本應承擔的批判角色。中國知識界的分野,隨著知識份子各自的認知而在不斷分野及變動中,五年前有體制內的新左派、體制內的自由主義學者,以及體制外的異議知識群,這被稱為中國知識界的三大板塊,可其中仍待出現聲譽持久的公共知識分子或批判型知識分子。也就是說,在專制中國,需要具廣泛社會影響力的思想領袖(如胡適、殷海光)和風骨文人(如魯迅、索忍尼辛)。今日中國,望重士林、眾望所歸、人格楷模式的知識分子思想家,仍在產生或形成中。中國的經濟、社會危機一旦突發,大規模民眾抗議一旦爆發,1989年那種群龍無首式的要求民主運動形態恐將再演。歷史的詭怪在於,直至一年前,異議知識界和體制內自由知識分子群才合作產生了共識性的歷史性政治文獻,認可了代表性人物。 \n迄今為止,中國仍看不到1989年底捷克斯洛伐克「天鵝絨革命」中如哈維爾般隱身在幕後而不搶著出頭的眾望所歸者。再看看目前中國繫獄的眾多令人敬佩的異議份子中,目前也還沒有如緬甸被囚禁在家逾十年,享有崇高國際威望,深受世人愛戴的偉大女性翁山蘇姬式的象徵人物。 \n正因此,當歷史的機遇降臨時,由於沒有久經考驗的反對運動靈魂人物,而無法促成歷史巨變。中國仍沒有廣義上的良心公民,及被良心公民真正認可的靈魂人物。中國異議份子的代表人物並不缺乏哈維爾式抗爭的勇氣,對專制制度的批判力度也足夠強烈,但仍缺乏哈維爾式的道德感召力和對於他人虛懷若谷般的傾聽,還有最重要的,來自本性的反省和自我批判能力,即真實地呈現自身的弱點,乃至由謙卑而來的自信。中國的異議份子也缺乏哈維爾身上具有的那種童心未泯和波希米亞式的藝術家氣質,那種面對別人批評時的不慍不火和彬彬有禮。然而,並非沒有可能,經由接下來的歲月,時間將為中國摧生這一類人物。而世界的焦點目前已放在了《零八憲章》及被判刑者的身上。 \n中國的學界,正在向西方標準中的學術化、學者化、教授化的方向模仿邁進,整個知識界在和國際接軌,並設法將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導向專業化,這是全球化的趨勢,中國是想當然的接受。可是,若看一看中國的「思想界」,在「思想」的寄望上,在「思想」的呈現上,卻顯得暗淡、蒼白和牽強。 \n「資本主義化專制」的今日中國,有如此的民族主義,如此的民間社會,如此的經濟高速增長,一個國力強大後獲得全方位修補的專制體制和專制化政府,中國在未來世界中的角色,是禍還是福,尚待時間證明和後人評判。 \n鑑於我以上涉及的知識分子概念和名稱命名或不嚴謹,我引用多年前我對當代世界的重要思想者桑塔格的訪談作為本文的參照。 \n1997年,我在紐約曾經和桑塔格有一長談,我們聚焦於我們共同關心的問題:知識分子在歷史中的角色、對「先鋒派文學和先鋒派作家」的認知、傳統和創新的關係、所謂的後現代主義思潮、納粹政權、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對歐洲和中國的影響等等。最後,我們再回到老話題,關於她的寫作,以及早年被廣泛報導的她在薩拉耶佛內戰前線的日子。整個訪問中,她敏銳、直率、概念清晰,表達見解時一針見血。圍繞著「知識分子」問題,我和她爭辯,力陳「知識分子」的異議精神,甚至搬出哈維爾的事蹟和見解,可她批評我過於美化了知識分子在20世紀的角色,她列舉現代知識分子在近代史上的種種蠢行和劣跡,告訴我:「大多數知識分子和大多數人一樣,是隨大流的。在前蘇聯蘇維埃政權七十年的統治中,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是蘇維埃政權的支持者。或許最優秀的知識分子不是支持者,但那只是極少數。要不然怎麼會有作家協會、藝術家協會、音樂家協會之類的組織呢?甚至連巴斯特納克和蕭士塔高維契都下過保證。你把知識分子和反對派活動畫等號,對知識分子來說是過獎了。在上一世紀和這一將結束的世紀,知識分子支持了種族主義、帝國主義、階級和性別至上等最卑鄙的思想。甚至就連他們所支持的可能被我們認為是進步的思想,在不同的情形下也會起本質的變化。」無疑,蘇珊嚴苛地審視著知識分子的所做所為。她反應敏捷、思路清晰、觸類旁通。我辯不過她。 \n現在看來,是桑塔格說對了。 \n【貝嶺小檔案】 \n知名中國流亡作家。獨立中文作家筆會、《傾向》文學人文雜誌創辦人,紐約公共圖書館作家學者中心2002至2003年度駐館作家、美國布朗大學駐校作家。文章散見《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等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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