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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含有城市新生代的搜尋結果,共35

  • 湯顯駔逝世400周年 高雄城市芭蕾舞團再演《牡丹亭》

    湯顯駔逝世400周年 高雄城市芭蕾舞團再演《牡丹亭》

    「真愛是不分時空,是真的可以感動人的!」適逢湯顯祖逝世400周年,高雄城市芭蕾舞團時隔7年,再度搬演芭蕾舞劇《牡丹亭》,並邀集台灣新生代芭蕾舞者,重新詮釋這段屬於東方的愛戀,9月3日將在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德堂經典獻演。 \n \n高雄城市芭蕾舞團藝術總監張秀如表示,過去舞團每年都會上演《天鵝湖》、《胡桃鉗》等古典芭蕾舞劇,但其實東方也有具童話色彩的愛情故事;以今年再演的《牡丹亭》來說,就與西方芭蕾舞劇《吉賽兒》的情節幾分相似,因此高雄城市芭蕾舞團2007年,即決定推出一部中西融合的芭蕾舞作。 \n \n張秀如指出,這部由高雄城市芭蕾舞團一手策畫,並於2007年首演的芭蕾舞作《牡丹亭》,可說是華人芭蕾舞界的第一先鋒,就連大陸的中央芭蕾舞團也在隔年,才同樣推出不同版本的《牡丹亭》;如今恰逢湯顯祖逝世400周年,再度搬演此一作品更具其意義。 \n \n值得一提的是,由編舞家張慈妤、林向秀創作的芭蕾舞劇《牡丹亭》,不僅細膩地將東、西方的舞蹈體悟融合,並透過現代芭蕾的手法與東方思维的架構,重新予以詮釋。 \n \n對此,首次登台的年輕舞者郭蓉安坦言,演繹這齣當代芭蕾舞劇《牡丹亭》並不容易,除了要有紮實的芭蕾基礎,還得融合民俗舞蹈與現代舞蹈等元素,但這三種舞蹈不僅舞風迥異,就連跳舞的重心也不盡相同,因此在動作之間的連結與轉換,對第一次詮釋《牡丹亭》的舞者而言,更具有一定程度的挑戰。 \n \n此外,為了營造《牡丹亭》的動人氛圍,高雄城市芭蕾舞團特地邀請到書法家吳威儀以多媒體的方式,在舞作間呈現出書法文字的書寫,並透過知名畫家簡美育的國畫作品當作屏風,讓整齣舞作增添不少東方的韻味。

  • 穿《點子鞋》跳芭蕾 舞出新創意

    穿《點子鞋》跳芭蕾 舞出新創意

     擁有13年歷史、由高雄城市芭蕾舞團主辦的《點子鞋》舞展,至今累計32位新生代編舞者,編出71部新編芭蕾舞,2016年再接力,邀集長年與舞團合作的舞蹈家演出,包括旅歐舞蹈家王國權、前雲門資深舞者王維銘等人。 \n 高雄城市芭蕾舞團成團25年,致力古典芭蕾舞推廣,13年前,有感於國內古典芭蕾式微,因此推出《點子鞋》舞展。 \n 《點子鞋》的「點子」來自「DANCE」諧音,「鞋」則說明了芭蕾舞必須穿鞋跳的傳統。藝術總監張秀如表示:「古典芭蕾是全世界舞蹈界共通的語言,《點子鞋》的規範很簡單卻也很嚴格,必須不重複他人舞作,並同時保留芭蕾元素。」 \n 張秀如指出,過去13年來,《點子鞋》讓芭蕾舞不再只有《胡桃鉗》和《天鵝湖》,舞蹈家們實踐創意,納入多媒體、歌唱、劇場等巧思,讓芭蕾更具多樣性。 \n 張秀如舉例,現今舞壇新銳都曾參與《點子鞋》計畫,如近期獲得德國漢諾威國際編舞大賽、西班牙MASDANZA國際編舞大賽雙料大獎的舞蹈家蔡博丞,驫舞劇場的陳武康、蘇威嘉都是出自《點子鞋》。 \n 2016年參與《點子鞋》的舞者包括旅歐近20年的舞蹈家王國權、前雲門資深舞者王維銘、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系畢業的張雅婷、賴翃中,以及高雄城市芭蕾舞團舞者戴鼎如,新創《馬德里的片段》等5部芭蕾舞。 \n 2016《點子鞋》將分別於1月16日至17日於台北國家兩廳院實驗劇場、1月23日至24日於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善廳、1月30日於台南文化中心原生劇場演出。

  • 城市少女加入天氣女孩 豬哥亮直喊:變天啦!

    城市少女加入天氣女孩 豬哥亮直喊:變天啦!

    新生代女團「天氣女孩」和「城市少女」況明潔、黃雅珉在《華視天王豬哥秀》同台,2人站在年輕女孩旁毫無違和感,況明更開玩笑,她與黃雅珉是「新團員」,讓陳亞蘭吐槽:「團團圓圓還差不多啦!」豬哥亮更不留情:「你們2個『城市阿嬤』加入,天氣就變天了!」 \n \n「城市少女」當年曾獲日本NHK邀請演出,與松田聖子同台,豬哥亮卻錯把NHK聽成台語「土窯雞」,笑歪在場的來賓。兩代少女團體展現各自招牌舞步,況、黃示範當年火紅手勢,天氣女孩則表演性感舞步,豬哥亮被拱一起學舞,雙手擺在膝蓋的動作做起來卻像「尿急」,氣得他怒喊不跳了啦!

  • 北京年輕農民工素質高 月薪冠全國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北京市委日前發布《新生代農民工發展與服務》調查報告顯示,北京全市16至35歲新生代農民工約220萬人,占全市35歲以下青壯年總數的23%,有逐年增加的趨勢,月平均工資為2558元(人民幣,下同),遠高於全國,且多集中在製造業、建築業、批發零售業、餐飲住宿業及居民服務業。服務業及金融業的比重有快速上升趨勢,為新興行業。 \n 北京新生代農民工還表現出與其他城市年輕農民工不同的特點,綜合素質高,高中及以上學歷者占66.2%,月平均工資為2558元,勞動收入遠高於全國新生代農民工。此外,夫妻同城比例也高,有30.7%的北京新生代農民工已成家,其中將近7成2的配偶也在北京務工。 \n 報告中指出,新生代農民工在思想觀念上,除了仍保有吃苦耐勞精神外,也相當注重多元化的精神文化生活,如讀書看報、社交活動等。在組織型態上,雖然國家對農民工建制化程度越來越高,但是「重使用、輕管理」,使新生代農民工對組織的歸屬感愈來愈低。 \n 共青團是在第8屆中國青少年發展論壇第5子論壇主題中發布這項報告,團市委副書記、市青年主席劉震表示,團市委是在今年下半年針對全市16個區縣、5大重點行業、306個街道鄉鎮或區域、1761家基層單位進行隨機抽樣,共發放1萬份調查問卷,深度訪談100人。

  • 曾是留守兒 1成3年沒見過父母

     一項針對京滬粵等城市新生代打工者的調查顯示,他們童年時有人也是「留守兒童」,超過1成的人3年沒見過外出打工的父母;而今他們為了不讓下一代重蹈覆轍,7成人願意放棄城市工作機會,回家鄉陪孩子長大。 \n 留守兒童指父母一方或雙方外出到城市打工,而自己留在農村的孩子。據了解,中國農村目前留守兒童超過5800萬人。 \n 據《北京晨報》報導,「藍領招聘網站大穀打工網」日前對北京、上海、廣州、深圳、蘇州等5個城市新生代打工者共計7100餘人問卷調查,其中北京1410人。統計顯示,80後、90後新生代打工者相當一部分人都有「留守兒童」的親身經歷。25%的北京受訪者表示父母都曾外出,32%父親外出打工,5%母親外出打工。 \n 讓人心酸的是,13%來京新生代打工者,最長至少3年沒見過外出打工的父親或母親;29%與父母分別1到2年;55%在1年以下;3%是2至3年。有過「留守兒童」經歷的他們,4成自認變得更自主獨立,3成人自認變得孤獨憂鬱。

  • 新生代打工者:別叫我農民工

    新生代打工者:別叫我農民工

     大陸農民工人數持續增長,已經逼近2.6億。其中80後、90後的「新生代農民工」占6成,超過1億人。與上一輩不同,他們多自我意識強烈,最討厭帶有歧視意味的「外地人」或「農民工」稱謂,而是喜歡自稱「打工者」並且渴望融入打工城市。 \n 大陸所謂「新生代打工者」,是指出生於三線城市或從鄉村前往外鄉打工的80後和90後人群。他們普遍擁有「三高一低」的特徵,即相對前一輩打工者,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同時工作耐受力較低。 \n 根據「藍領」招聘網站大谷打工網日前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在「最厭惡被如何稱呼」的問題中,「外地人」一項高居第一,緊隨其後的是「農民工」。他們最喜歡被稱為「打工者」,其次是「外來務工者」或「城市新青年」。調查報告稱:「從對稱謂上的喜惡,不難看出打工者們渴望脫離農村、成為城市的一員,不再遭受地域歧視的希望。」 \n 調查顯示,半數以上的進城務工者在過去3年內換過工作城市,其中有10%的受訪者待過3個以上城市。流動性大的主要原因為缺少工作耐受力,另有4成受訪者表示與工資收入有關,34%的受訪者只是因為希望離老家或家人更近一些。由於新生代打工者並沒有背負巨大的賺錢養家壓力,因此在選擇工作地點上顯得較感性。有高達84%的受訪者考慮過回家鄉發展,其中的17%更表示,即便家鄉工作的收入低於現今收入2千人民幣以上,仍然願意回家。

  • 新生代更重參加社保 融入城市

    新生代更重參加社保 融入城市

     大陸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楊志明,在10日舉行「統籌城鄉社會發展 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提案辦理協商會上表示,「80後」(1980年代出生)、「90後」新生代農民工占農民工總數60%以上。與老一代相比,新生代農民工更注重參加社會保險、分享企業和城市的發展成果。 \n 楊志明指出,2011年,大陸農民工數量為2.53億人,其中外出就業的為1.59億人,「80後」、「90後」新生代農民工占60%以上,逐漸成為主體力量。楊志明引述調查結果表示,老一代農民工進城賺錢、回家發展;但新生代農民工進城,更想融入城市發展,注重參加社會保險、分享企業和城市的發展成果。因此,在融入城市過程中穩定就業、改善住宿條件、保障子女就地升學等,成為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 \n 為提升農民工在城市的社保、子女升學等公共服務待遇,目前大陸已有10多個城市取消暫住證,推行居住證制度;《全國居住證管理辦法(草案)》也開始徵求意見。但居住證制度仍然只是解決大陸逾2億流動人口問題的過渡方式,根本出路在於徹底的戶籍制度改革。 \n 而戶籍改革問題專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太元認為,居住證應該是從外地人變成本地人、從非市民變成市民的法定制度階梯,這不應該是一種准入制,而是政府應該為流動人口提供的一項權益保障。

  • 遊走一線城市間 逐錢打短工

    遊走一線城市間 逐錢打短工

     (文接A12版) \n 專家分析,「新生代農民工頻繁換工作,到處打工,主要目的還是為了謀求生計,以旅遊為目的是極少數。而一些白領把打工旅遊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目的是為了旅遊,基本上這2個群體頻繁換工作的本質是不同的。」 \n 清大社會學系教師何江穗認為,新生代農民工多半是離開學校後直接進入工廠工作,沒有任何務農的經驗,而且希望、事實上也只能留在城市裡。 \n 工作機會多 跳槽風盛 \n 何江穗認為,不論生活或休閒方式,新生代農民工都和老一輩有很大的區別,甚至沒有緊迫生活壓力,對工作和生活環境有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選擇權利,這也導致新生代農民工為追求更好的待遇和發展空間,形成「短工化」趨勢,他們的發展定位也發生巨大變化。 \n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汪建華分析,工廠傾向用比較靈活的用工制度控制成本,會逼得部分農民工難以在一個單位長久工作;而日益增多的就業機會,讓工人有更多跳槽選擇,以致「招工難」成為企業主在每年春節假期結束後所必須面對的問題。 \n 「招工難」、「用工荒」的問題在於人對生活品質的要求越來越高,許多農民工認為企業主所開出的工資標準,已不能滿足他們生活需求,甚至有些企業給付員工的薪資還達不到當地最低工資標準,部分老闆為了節省成本,剋扣員工的加班加點工資,或把數個人的工作全加諸在同一名員工身上,造成「一個蘿蔔幾個坑」的怪異現象,以致勞資關係失衡,嚴重影響員工積極性,是產生「用工荒」的最直接原因。 \n 不過,頻換工作,對個人未來的發展而言影響極大,其一,打工者無法建立熟悉的圈子,缺乏社會關係的支持與歸屬感,不利於心理壓力的排解。 \n 其次,換工作期間,可能會有1、2個月的時間沒有收入,直接衝擊家庭生活;而換工作也代表工作地點的變動,如果變動幅度過大,也會影響婚姻關係的穩定,甚至會造成影響未來養老安置的社會問題。 \n 改變工資結構留人 \n 而為了解決越演越烈的「用工荒」、「招工難」等問題,部分缺工省份的企業也發展出一套破解模式,以浙江省的企業為例,今年祭出新法寶提升「勞動愉悅度」,而改善工資結構就其中之一。馮峰的老家在雲南省宣威市,今年過年前才辭掉在上海的工作,暫居在昆明市;過去幾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市場上看招聘資訊,希望尋求一份合乎心意的工作。 \n 今年23歲的馮峰為了追求更好的待遇與工作環境,已經跑過很多個省份,上海、廣州、深圳、廈門,幾乎所有一線城市都已走遍,比所有朋友們去過的城市總和還多。 \n 來自雲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南華縣的汪琪,過完年後已在人才市場內找了幾天工作,但仍猶豫今年是要到外地工作,還是留在昆明發展。 \n 他表示:「2008年,我去深圳一家電子廠打工,待遇一般,加上人生地不熟,還沒幹滿兩個月就離開了。後來去了蘇州,同鄉好友介紹我到一家包裝廠工作,幹了半個月,太辛苦了。每天跟塑膠、紙箱打交道手都磨疼了,真沒法堅持了。」 \n 此時,汪琪聽朋友說上海的工資待遇比較高,他立刻向工廠辭職,到上海找工作,但沒有學歷與專業的他,依然找不到好工作:「在那裡轉了幾天,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工廠打工,有些活兒沒技術還幹不好,不得不回昆明。」現在汪琪仍嚮往到上海工作生活,只是沒有路費,只好先在昆明找工作,等賺夠了路費再去上海。 \n 對自己這麼頻繁地換工作,汪琪解釋說:「主要是考慮到工資的高低,而且出去打工賺錢,走的地方多了,也算是長了見識,開闊眼界。」 \n 企業、政府祭招工誘因 \n 雲南城西就業市場負責人雷敬玉表示,新生代農民工中,有些家庭條件也不錯,不像70後務工者需要照顧家庭,工資待遇成為他們找工作時首要關注的問題,可說是哪裡的工資高,他們就會往哪裡走。 \n 因應新生代農民工「一切向錢看」、跳槽找好待遇的特色,在浙江省嘉興市海寧市、杭州市余杭等地,部分中小企業老闆把過去單純的「基本+計件」的工資結構進行細分,新增工齡工資、技能工資等專案,只要是老員工、有技能評級的員工,都是在績效工資基礎上再進行獎勵,達到了「開心留人」的效果。 \n 位於余杭的奧坦斯布藝有限公司人力資源經理蔣贇表示,「公司有800多名員工,目前實行工齡工資,多1年工齡,工資每個月可以多100多元錢,結果許多老員工在節後都按時返廠了。」 \n 而在產業轉移的大背景下,返鄉創業、就地就業成為大趨勢,中西部地區接納勞動力的能力越來越強,甚至像河南、重慶等地還出現了省內轉移勞動力超過了輸出勞動力的情況。長三角、珠三角等地的用工形式更加嚴峻,因此,深圳的企業今年力主「招人不如留人」的原則,陸續提高薪酬,讓員工因為待遇提高,而主動在節後回到工廠。 \n 為保證GDP成長,各省市政府面對「用工難」問題更為謹慎,安徽省合肥市公布新政策,鼓勵企業引進技術性工人,也針對各類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和民辦職業仲介機構提供招工誘因:只要介紹技能型人才和職業院校、技工院校、高校畢業生到合肥市的小微企業就業,並簽訂1年以上勞動合約,經審核確認後,由政府依照每名工人300元的標準,給予「職業介紹補貼」。 \n 除了改善工資結構外,一些企業主也體認到一個「真理」:不轉型升級就無法提升企業的利潤,就無法支撐日漸上漲的勞動力成本,而越是無法改善工資待遇,就會遭遇更加嚴峻的「用工難」;在惡性循環之下,企業只有死路一條。 \n 因此,部分企業開始以轉型升級破解「用工難」問題,眾泰汽車旗下的沙基地常務副總經理孫瑋表示,「今年將向市場推出Z300新款汽油小轎車,如果全年銷量能達到3萬輛,全體員工的收入將翻番。」

  • 《中國新聞周刊》-9成新民工過年不思歸寧加班賺錢

    《中國新聞周刊》-9成新民工過年不思歸寧加班賺錢

     ▼▼大陸年度最大移民潮「春運」即將展開,人人忙搶購回家車票,但也有越來越多受過教育、城市化較深的新民工不願回鄉,寧可留在打工的城市裡,獨自寂寞過年。 \n 大陸年度「盛事」春運將在2012年1月8日展開,面對人類史上最大周期性移民潮,官、民嚴陣以待:官員思考如何疏運數億流動人口,民眾想著怎麼搶到一張回家的車票。近乎肅殺的氛圍中,大約有1億人口的「新民工」卻恍若置身事外,不想回家面對紛至沓來的壓力,寧可留在城市寂寞卻自由地過日子。 \n 大陸在2010年的中央一號檔案中,首次提出「新生代農民工」(簡稱新民工)概念,一般通稱「二代農民工」,主要指80後、90後的農民工;他們在長輩「以教育翻身」的期待中,專心上學念書,已不會種地,也不想種地,無法留在農村生活;但他們在城市裡沒有戶籍,教育程度不高,無法找到好工作,最後只能游離在城市和農村之間,成為面臨邊緣化的尷尬群體,有人更稱他們是不願意種地的「農民工v2.0」。 \n 在春運展開前,《中國新聞周刊》以專題剖析新民工處境,探討他們「不思歸」背後的辛酸。 \n 車票難買 路費太貴 \n 據官方統計,大陸各地有1.5億外出農民工,其中,新民工大約1億人,約占總數的60%。與父輩相比,新民工對傳統節日並不熱衷,許多人並沒有「步履匆匆回鄉過團圓年」的打算。 \n 《新京報》調查顯示,願回鄉定居的農民工平均僅有8.8%,其中13.3%是老一輩,新民工只有7.7%,亦即有9成新民工不願「回家」。 \n 老家在江蘇省連雲港市灌雲縣法科村的孫志傳是第一代外出討生活的農民工,在徐州市做瓦工十幾年,每年只在春節、工地休假時回鄉:「我有2個兒子,大兒子在北京讀大學四年級,二兒子在哈爾濱讀大學二年級,只有寒假才有機會回家,過年我不回去的話,就一年也見不著了。」 \n 為了回家,再苦再累孫志傳也覺得值得:「去年跟我在一個工地上的幾個工友過年沒買到汽車票,幾個人一起騎摩托車回家。」在他的印象中,少有農民工過年不回家,人人都「歸心似箭」。但法科村80後、90後年輕新民工卻不想回家。 \n 生於1989年的劉露高中畢業就到蘇州一家服裝廠打工,今年選擇留在蘇州過年,她無奈地說:「不是不想回家,但是坐車實在是太麻煩了。」 \n 提起以前春節回家的經歷,她用「受罪」來形容:「去年回家的時候,我把3千塊錢(人民幣,下同)塞在行李包裡面的口袋,結果下車的時候人太多太擠,我手裡的包掉了一個都不知道,等到下車發現回去找的時候已經不見了。」 \n 不習慣沒網路、沒暖氣 \n 劉露的鄰居馮小平也是高中畢業就到北京找工作,因火車票難買,車程時間長,今年想留在建築工地過年。他說,北京到連雲港,坐火車要13個小時,常因人多、上下車慢,誤點1、2個小時,去年春節他更是一路站回家:「每次都要睡好幾天才緩過神來,今年實在不想吃這個苦了。」 \n 對這些年輕的打工者來說,不想回家有更直接的理由:「在農村生活不方便。」對馮小平來說,北京的暖氣就足以讓他不想回家:「老家冬天很冷,手腳經常被凍得沒有知覺,筷子都拿不起來,吃飯都很麻煩,吃完了更不想刷碗。在北京的話就待在有暖氣的屋裡,穿著毛衣就行了。」 \n 打工心事沒人知 \n 劉威在蘇州打工,穿著打扮很講究,享受城市的生活方式。他說:「農村人晚上7、8點就熄燈睡覺了,要不就看電視,很早村子裡就烏黑了,吃過了就睡,睡過了就吃,幾天就煩了。在城市裡,我們都去溜冰或者去迪廳(迪斯可舞廳)到後半夜才睡覺。」 \n 這群新民工表示,在城市裡的境遇決定他們要不要回家過年:混的比較好願意回家炫耀,也不擔心家裡和鄰里問起,混的很差就「沒臉」回去了。目前工作不穩定的劉健表示,「每次回去家人都會問一大堆打工的事,自己在外面做的不怎麼樣,也不想回去跟家裡人說。周圍的人都以為你混得不錯,根本就不懂在外打工有多累。」 \n 對他來說,過年回家只會讓自己更鬱悶,父母無法理解他在外的難處,自己遇到什麼事也不會和家裡說,因為說了也沒用。即使回去過年,他也不願意走出家門:「村裡就這麼點人,誰家的孩子在哪裡打工大家都心知肚明,暗地裡就會比較,像我這種工資很少的人都不好意思說。」 \n 為逃避周圍人的打聽,劉健今年索性不回家過年:「實在沒有臉皮跟精力跟他們說,乾脆不回去了,省不少口舌。」 \n (文轉C5版)

  • NEWS-台北室內吉賽兒村姑變成上班族

     英國皇家芭蕾舞團日前的台灣行,帶來經典芭蕾舞劇《吉賽兒》,由旅奧舞蹈家、葛拉茲歌劇院芭蕾舞團副藝術總監余能盛率領的台北室內芭蕾舞團,即將登場的年度公演,也要搬演《吉賽兒》,不過余能盛強調,此「吉賽兒」生活在大都市,而非原版的農村姑娘。 \n 《吉賽兒》描寫純情女子吉賽兒愛上喬裝農夫的艾爾伯特伯爵,卻因社會地位懸殊無法結合的悲劇故事。余能盛魔術棒一點,吉賽兒成為一位上班族,在辦公場合與公司第二代陷入熱戀。 \n 余能盛說,很多人看完傳統的《吉賽兒》,覺得霧煞煞,在他看來,《吉賽兒》第2幕的群舞是經典,但是第1幕在故事邏輯的交待,的確有些不足,因此才會動起修改故事情節和時代背景的歪腦筋。 \n 余能盛過去幾年,每當奧地利的舞團放暑假,就會回台帶領台灣舞者製作新舞劇,陸續推出《茶花女》、《春之祭》、《門》等。余能盛說台灣新生代舞者其實條件、技術都很好,缺少的是表演舞台,他希望用自己一點點的力量,帶給新生代每年一躍的機會。 \n 《吉賽兒》8月5至7日台北城市舞台,台北市立樂團將現場奏樂。8月10日台中中山堂、8月13、14日台南文化中心。

  • 《南方周末》-砍手黨山村 50多人牢裡蹲

     農村青年嚮往城市淘金,但缺乏學歷、無一技之長,往往夢難圓,只能鋌而走險,謀不義之財;從此,不僅人生添汙點,家鄉也被抹黑,下一代更無法翻身。 \n 名列大陸國家級貧困地區的廣西壯族自治區天等縣上映鄉溫江村,別名「砍手黨山村」,主因是村裡的年輕人到城市找「錢途」,卻因沒學歷、沒技能,謀生不易,只能組幫派、混黑道、搶劫財物,還曾在犯案時砍斷被害人的手,被稱為「砍手黨」,害得家鄉背負惡名。 \n 2005年深圳曾發生一起殺人案,凶嫌閉文星(阿星)來自溫江村。原本和親戚混黑道,在父親苦勸下脫離,但因工廠老闆欠他962元(人民幣,下同)薪水,管工扣押他的身分證還謾罵,他憤而殺人,被法院判死緩,其中轉折令人唏噓。 \n 不料,5年後的現在,阿星卻坦承當初犯案是與同村好友馮春毫預謀劫財,但只搶到400元還殺了人。《南方周末》即以他的經歷,述說溫江村為何會成為「砍手黨山村」的源由。 \n 讀書無用 賺錢優先 \n 如阿星這樣的新生代農民工,生命有三部曲:進城打工、辭工、犯罪。中國社科院2011年2月24日發布《法治藍皮書》,指出2010年新生代農民工已近億,犯罪案件約占全國城市刑案的1/3,在外來打工者最多的珠三角,比例更驚人。 \n 他們的犯罪特色是「共同犯罪、團夥犯罪突出」。以溫江村打工者集中的深圳公明鎮為例,逾98%刑案罪嫌是以新生代農民工為主的外來人口,光是來自溫江村的年輕人,已有百餘人因搶劫被判刑,目前還有近50人在坐牢。 \n 溫江村位於石灰岩質石山的狹長山谷,土地貧瘠,缺水利設備,每畝稻穀產量僅有4、5百斤。因世代窮,民風相對慓悍,治安紀錄很差,縣誌記載這裡曾發生大規模打群架事件。 \n 村支書趙佩榮表示,居民平均每人年收入約1600元,月入僅60元;孩子們大多因家貧念不起書。陸媒調查後,發現來自溫江村的50名搶匪中,逾8成僅有小學學歷,少數有初中學歷,還有人是文盲,連自已的名字都不會寫。 \n 與一般貧窮農村相同,溫江村中16到40歲的青壯勞力幾乎都在外地打工,半數人家還完債、蓋磚房,因此村民們相信「讀書無用論」,賺錢才是王道。 \n 一輛車 掀起犯罪潮 \n 這個村落的故事,要從2000年的農曆春節說起。在公明鎮打工的趙民顯開著輛日產Blue bird衣錦還鄉,讓僅有2千人的小山村為之騷動。 \n 目前在廣東韶關監獄服刑的趙民顯回想當年,自責地說:「這車把大家都害了。」雖知他是混黑道、財富是偷搶而來,但村民與親戚仍懇求他:「幫我把孩子帶出去。打工哪有你們賺錢。」 \n 當時15歲的阿星受趙民顯的影響,過完年就離開村子,投靠在深圳打工多年的父母、姊姊。見識過深圳的城市繁華景象後,阿星決定休學,留在深圳打工。 \n 在新興橡根廠打工8年的父親閉偉寶對兒子的決定莫可奈何,只能把兒子引進工廠打工,就近監管。新興橡根廠號稱全球最大內衣輔料廠,員工80%都是廣西人,溫江人就有2百多位,大都在附近的馬田村租屋,自成一個生活圈。 \n 但阿星很快發現掙錢是不容易的事:每天在機器前站12小時,首月工資450元,後來調升為每月600元,在深圳並不夠用。 \n 阿星在馬田村碰到不少同學,也找到許多親戚,更發現父親在工廠打工一輩子,都沒有堂叔趙民顯在黑社會混一年賺的多。表哥言明顯先離開工廠,成為趙民顯的小弟,每天至少能拿到100元;阿星羨慕不已,17歲就離家出走,和言明顯等人混在一起 。 \n 混黑道 找回尊嚴 \n 趙民顯原來是心地單純、心繫鄉土的第一代農民工。1996年,16歲的他就到新興橡根廠工作,每天上班12小時,工資不到5百元,唯一願望就是存錢回老家蓋磚房。 \n 8個月後,趙民顯因違反廠規被辭退後,即不斷在找工作與失業中輪迴,多次被當地的巡防隊員打,要拖他到收容所;所以只要失業,他就睡在陽台,若有巡防隊敲門,可立刻由陽台落跑。 \n 即使再苦,趙民顯也不願回老家,他對深圳有很複雜的感情,恨的是「為什麼我在家就沒有人查,來這裡就經常被抓?」愛的是五光十色、燈紅酒綠的城市光景:「哪怕你沒有錢,你走在大街上,都感覺自己很快樂。」 \n 後來,他和際遇相似的妻舅兼表兄楊成康淪為無家可歸的遊民,無計可施,只能靠偷竊維生,1998年還向一名廣西老鄉學偷摩托車;1999年,他們認識深圳燕川治安隊長的鐘哥(也被逮捕判刑),並透過鐘哥認識馬田村附近的各路治安隊「老大」,人生有了大轉折。 \n 目前也在坐牢的楊成康回想:「以前我和趙民顯打工,失業時,過的是豬狗不如的生活。後來加入了黑社會,才算找到尊嚴,老鄉們,也因為我們增加了一點地位。」 \n (文轉C3版)

  • 外掛遇上附加 台英「藝」起對話

     結合台灣八位新生代藝術家的展覽「外掛╳附加:一段城市間的預演」(Plug in ╳ Add on : a rehearsal of the potential connection between two cities),於英國東倫敦芮格工廠(Rag Factory)藝廊登場。展覽強調台灣藝術家面對不同文化、社會,進行串連與調節的過程。 \n 展出由策展團隊「加八藝術工作室」(+8)負責,策展人周郁齡表示,為了讓台灣與英國兩地產生對話,展覽從外掛、附加兩個概念延伸。「外掛」指的是英國的現象,二戰後人口擴張,城市如電腦,隨時都可被外加裝置。「附加」指的是台灣對外來文化總是本能式的吸收,附加在自身之上。 \n 參展的台灣藝術家包括塗鴉藝術家Bbrother、朱駿騰及崔廣宇、陳擎耀、陳敬元、施懿珊、蘇育賢和余政達等人。目前於倫敦創作的Bbrother將展出《什麼是民主?》,他化名為張叮咚(Chang Ting-Tong),取自英國通俗喜劇《小小英國人》中被刻板化的東方角色叮咚 ,寫信給英國各政府單位及各黨辦公室提問「什麼是民主?」他收到廿多封回信,多是樣版官式回答,他展出的便是這些官方回覆。 \n 朱駿騰的裝置《疲倦的沸騰》利用大同電鍋作成,他插入許多轉接器讓電鍋長時間運作沸騰,比喻自己住在英國的適應焦慮。另外,崔廣宇的《隱形城市:台八里‧約克》將異國地標如艾菲爾鐵塔、自由女神置放在台灣街頭。施懿珊動畫《聽說,我們曾經是人類》則將台灣及異國不同物種並置,呼應異文化之間互動的命題。

  • 巫永堅 彩繪台灣山水風情

     「百分百愛台灣」將以台灣369個鄉鎮市區的「山、水、風、情」為主題。其「山」,意指培育台灣文化精神的巍巍山脈以及孕育台灣土地、人民萬物的壯闊大海等自然景觀;「水」,則為廟宇、古蹟或是當代建築等人文建設,例如:台北行天宮、台南安平古堡、高雄美麗島捷運站的光之穹頂等;「風」是各鄉鎮的風俗民情,媽祖遶境的虔誠信仰、元宵節天燈飛等都屬於台灣獨特的風俗習慣;「情」則為鄉鎮的特產小吃,大湖草莓、台中太陽餅、宜蘭三星蔥餅……這些畫作主題均顯現台灣傳統民俗文化的多采。 \n 對於年輕的畫家來說,在建國百年的歷史契機,親身為當下所居住的土地創作,就事件本身的意義而言是一種光榮。美商圓緣支持畫家的作法,除了提供潤筆費之外,也規畫將他們的作品在台灣各地文藝園區巡迴展出,讓各地民眾能欣賞本土新生代畫家所描繪的故鄉風景,帶動鄉鎮居民對藝術的親近與認識。此外,美商圓緣亦規畫將這些畫家所彩繪的山水風情畫作,依地區鄉鎮別,編製成「建國百年‧藝術年鑑」,作為未來提供各鄉鎮市區公所收藏的紀念見證。該公司提供新生代畫家一個與市場互動的平台,引導台灣的年輕畫家走出美術館,透過安排系列活動宣傳與銷售,來提升新生代畫家的能見度。 \n 對於收藏家來說,油畫除了本身具有藝術價值之外,同時還具有經濟層面的增值性。美商圓緣為每一幅真跡畫作量身打造一張「權狀」,如同房地產的權狀是代表不動產的有價證券,該公司畫作的「權狀」亦是運用這樣的概念,作為「百分百愛台灣」畫作都是真跡畫的憑據。 \n 去年《文創法》三讀通過,租稅抵減優惠方案自8月30日始正式施行,未來企業購買國內文創事業原創之產品或服務,並經由學校、機關、團體捐贈學生或弱勢團體,總額在新台幣1,000萬元或所得額10%以內,都可以抵稅。收藏家在支持藝術人才,購買自己喜愛的鄉鎮畫作之餘,也是投資的一項新選擇。 \n 美商圓緣在「百分百愛台灣」所形塑的文創經營互惠模式中,創造產出再投入的文創經營良性循環。未來新生代藝術家的作品,亦有可能授權開發成文創衍生商品,進而帶動畫作圖像的能見度,尤其此計畫具有建國百年、台灣特色的議題性,將有助於系列畫作的流通與增值。 \n 「百分百愛台灣」並非巫永堅首次發起鼓勵新生代畫家的計畫,當他在上海師範大學美術學院,以及上海大學數碼藝術學院講授設計課程時,深深感受到大陸學子的積極認真與自我表達,是台灣學子要急起直追的。因此,巫永堅不忘提攜台灣本土繪畫學子,希望能鼓勵從事藝術創作的年輕人,繼續在藝術領域上堅持下去。 \n 從2009年描繪上海的城市風情「城市印記─上海」、2010年彩繪台北市12行政區區花「花現好台北」,巫永堅對自我的繪畫要求,以及對「城市印記」概念的堅持,讓他力促「百分百愛台灣」計畫的成形。因為城市,是人類文明的結晶;人類,因城市而更美好。所以巫永堅這次回到台灣,號召全台灣的新生代畫家共襄盛舉,彩繪出豐富多樣的台灣特色,共同見證建國百年的歷史文化與自然、人文風情。這是值得紀念的時刻,也是值得記錄的時代。 \n 相關資訊請查詢美商圓緣官網:www.uanusa.com。

  • 新生代農民工 80%感情孤獨

     人數超過一億、平均年齡只有廿三歲的大陸新生代農民工,這些來自農村但在都市工作的年輕人,在異鄉面臨的困境,除了工資、學歷偏低,社會保障不夠的老問題外,新生代農民工的感情孤獨與婚姻率低,都成為了八○後、九○後的新生代農民工的主要困惑。 \n 《京華時報》引述大陸全國總工會發布的「關於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指出,新生代農民工有八○%的人尚未結婚,感情孤獨成為他們的主要困惑。 \n 這份歷時三個月、跑遍沿海十多個城市的報告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多數都處於交友、戀愛與結婚的黃金期;但由於上班時間長、接觸面較窄,工資收入低,行業的比率失調,造成他們普遍面臨「想交友沒時間、想戀愛沒人選、想傾訴沒對象」的困境。 \n 此外,據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調查,「感情孤獨」已成為新生代農民工面臨的主要困惑,在北京營建業接受調查的農民工,超過七成把「感情孤獨」作為困難的首選。 \n 除了感情、婚姻問題外,大陸學者調查,新生代農民工的目標是在城市能落腳安家,二代農民工不願種地已是事實,他們需要二次培訓或就業,才能適應產業升級;同時年輕的農民工除了要與老一代競爭外,還要和大學生搶工作機會。 \n 隨著成家成本逐步擴大,但新生代農民工的工資並未提高多少,他們面臨著巨大的城市生存壓力;且這些在城市中屬於「無根的一代」,讓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問題更值得關注。

  • 農民工入城難入籍 只能活在迷失裡

     大陸農民工對取得城市身分的渴望,已成大陸政府面對農民工的核心問題。深圳一份調查顯示,九九%新生代農民工不願回鄉務農,「農民」與「市民」身分認同迷失,使這批年輕人無所適從,而由此衍生的問題亦困擾大陸社會。為此,學者呼籲,大陸必須加快戶籍改革,為兩億多農民工解決後顧之憂。 \n 歷時三個月的《深圳新生代農民工生存狀況調查報告》出爐,調查顯示,占深圳農民工七三‧八%的新生代農民工,因處於轉型期而經歷鄉村和城市雙重衝擊,「很累」、「很煩」成為這批新生代農民工共同心聲,種種不適應使他們在生存上面臨諸多問題。 \n 新生代農民工面臨的困境有幾方面,包括薪水待遇低,月平均工資一八三八‧六元(人民幣,下同);受戶籍制限制,自身發展受困;身分認同迷失,九九%受訪者不願再回鄉;勞資關係失衡,沒有話語權,需求被忽視等。 \n 其中,新生代農民工身分認同產生的迷失,已超過老一代農民工。深圳大學法學院教授翟玉娟表示,老一輩農民工認為,外出打工僅是增加家庭收入,而非改變身分,在城市遇挫折或失敗,仍有家庭和土地作為退路。 \n 但對新生代農民工而言,土地不再是最後保障,家鄉也不是最終歸宿,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成多數人願望。不過,處在「農民」與「市民」間的尷尬處境,新生代者無奈說,「城市繁榮有我們的功勞,卻沒能留下我們的腳步,我們只是無奈的打工一族。」 \n 新生代農民工子女就學教育問題,也成為一大問題。年近三○的湘妹子馮玉寧在深圳打了十年工,現結婚生子,她向《鳳凰衛視》透露,想把五歲兒子從公公家接來一起生活,但「每個月一千七百塊錢,除掉房租、水電、生活費後幾乎沒剩,不欠賬就很好了。」 \n 讓孩子到深圳接受良好教育,以後有出息,則成馮玉寧最大心願,但她擔心,全家都沒深圳戶口,身分問題恐令孩子上不了公辦學校,最後只能掏大錢去那些良莠不齊的民工子弟學校,最終怕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n 戶籍問題一直是阻礙城鄉和公民遷徙的難題,農民工子女往往因沒有父母務工地的戶口,而難在當地求學。據調查,農民工隨遷子女在公辦小學就讀比例,北京六三%,上海四九%,廣州僅三四‧六%;隨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步入育齡階段,該問題將日益嚴重。 \n 除薪水低、戶籍限制、身分認同迷失、子女就學等問題使新生代農民工鬱悶無解外,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在務工地享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的比例,分別只有二一‧三%,三四‧八%和八‧五%,戶籍錯位,導致新生代農民工難以獲得應有的社會保障,這與大陸喊出的保障公民權是背道而馳的。

  • 我的名字叫窮二代

     中國80後和90後的新生代農民工,被稱為「窮二代」。但新生代的農民工和50、60傳統農民工的樣貌已經在改變,他們在大城市從事的行業與夢想和上一代完全不同,中國新生代農民工力搏要走出自己一條新的康莊大道。 \n 中國大城市裡所有的基層工作幾乎全都是農民工在作,上一代的農民工交給新生代的農民工繼續接棒下去。兩個世代的薪資主要都是根據各地政府公布的最低薪資調整,來自四川重慶今年23歲的小喬,就是上海的新生代農民工的一員。 \n 小喬: \n 家住在四川重慶達州縣,身高瘦小的小喬就像許多四川年輕女孩一樣,務農的家裡窮,且在重男輕女的社會氣氛下,15歲初中畢業就出外打工,小喬選擇第一個打工的地方是廣東。 \n 回憶起在深圳和東莞工廠打工的日子,小喬說從早上7點30分上工,晚上10點下班,每天超過13個小時工作時間,領班為了衝刺績效,幾乎不讓她們有一刻的休息,小喬說台商工廠最好大概每一個小時可以休息10分鐘,大陸企業常常工作2個小時還不讓女工稍微喘口氣,有時夜裡從廠房出來,已累到沒力氣抬起腿走回宿舍。 \n 當時每個月只有放假一天,就是發薪日,當時的月薪是760元人民幣(下同),小喬拿到薪水就往家裡寄,希望能夠幫忙父母早點有足夠的錢把房子蓋起來。 \n 在廣東3年後,小喬往工資高一點的地區跳槽,她到浙江的電子工廠打工,每個月的薪水增加到860元,為了多賺些錢,小喬天天加班,加班可以多領50元,但是只要上廁所時間長些,次數多些,就會被扣50元,加班的血汗錢就化為烏有了。 \n 一年多前,小喬來到上海的百貨公司當專櫃小姐,學著賣衣服,每個月的薪水將近2,000元,和3個同鄉合租約55平方米的房子,每個月從薪水裡拿出400元交房租。為了能夠存下錢來,小喬上下班靠搭同鄉的電動車,放假時就靠兩條腿,常常走一兩個小時的路逛逛上海,不願搭公車因可以省下2元,也不想擠地鐵,因為3元起跳的地鐵對她來說太貴了。 \n 多年來,小喬除了穿制服和從家鄉帶出來的衣服以外,她沒有買過一件新衣服,但不管小喬如何刻苦省吃儉用,還是存不到讓父母蓋房子的錢,因為上海的物價和菜價越來越貴了,鈔票越來越薄了,她不知何時能夠存到至少5萬元完成幫父母蓋房子的願望。她想返鄉找機會。 \n 小蘭: \n 16歲從四川到上海已經10年的小蘭,從月薪200元做起,10年來她沒有放假過一天,只要有空閒就找工作,身兼兩三份工作,就是希望每個月能夠賺到4,000元,扣掉所有支出,還能夠存些創業資金。 \n 小蘭決定明年就和老公回老家創業,開家店面自己做老闆,她不想再當夥計了。80世代的小蘭說,不是她不想留在上海,而是上海逼著他們這群農民工的第二代,最終要回到故鄉去發展,因為大城市對他們是無情的。 \n 中國大城市的農民工碰到最大的問題就是戶籍,難以取得,以上海為例,農民工幾乎無法入籍,因為不管是2004年的藍印政策,在上海購房就能夠取得戶籍,或是2004年後的人才引進居住政策,限定必須是大學畢業生,公司願意幫忙辦理戶籍,才能拿到上海戶籍,今年上海甚至將門檻拉高到必須是研究生才能辦理。 \n 這些嚴格高標的入籍條件,對農民工上一代或新生代都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因此他們決定放棄爭取到上海等大城市一張戶籍證明,他們不想永遠居住在大城市裡,只想在大城市裡淘金,然後回家鄉創業,帶著資金趕搭家鄉建設起飛的列車。 \n 新生代的農民工不想再循著父執輩的路線走,他們只想在大城市賺錢,賺到錢就走人,不想將一輩子都埋葬在無情的大城市裡,大城市只是他們翻身的所在,但並不是他們終極目標。 \n 小王: \n 今年22歲的王仁成,是上司同事朋友及客戶口中的「小王」,6月17日是他從河南老家到上海奮鬥滿周年的日子,但他一點都不想慶祝,因為他在上海並不快樂。 \n 小王說在上海1年多,每天跟著人群緊湊地工作生活,嚴格來說小王在上海並沒有生活,只有工作,因為每天早上8點出門,回到家已經晚上10點,然後還要繼續工作,就像無法停止的陀螺原地轉轉轉。 \n 談起家世,務農的爺爺一輩子沒離開過家鄉,父親結婚後就跑到上海寶鋼打工,工廠分了一戶小房子給父親,小王的童年是上海度過的,7歲回到河南老家時,小王就下定決心長大後一定要回到上海。 \n 前年專科2年級時,他決定暫時放下課業,飛到上海打工,就這樣小王成為上海眾多「蟻族」的一員。大約135平方米的房子住進6、7個室友,小王租的房間大小約為15平方米左右,放張床和桌子,這個空間已經容納不下第三樣的家具了。 \n 室友們全來自中國各地,大家互不相識,白天大家像是蟻群般,急於外出覓食,等到深夜再回到蟻窩,蟻族成員沒有時間相互關心,因為大家每天都只想如何能夠生存下來,疲於奔命的情況下,已經沒有多少心力想要關懷對方了,因為大家都沒有把握自己真的能夠在上海或是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存活下來。 \n 他們努力賺錢 \n 其實小王已經很幸運了。因為他知道許多來自外地打工者,生活更加困苦,10人住在一戶房子裡,有的甚至塞進20多人,就共用一兩間衛浴設備。蟻族,在大城市裡的生活,就是租一張床,而床就是家。 \n 大城市高房價迫使蟻族不斷外遷到城市邊緣,許許多多的蟻族每天往返工作和租房需要超過4個小時的時間。 \n 賺錢是蟻族在中國各大城市最重要的人生目標,唯有致富才能遠離基層血汗工作,才有機會擺脫對他們來說帶有羞辱味道的「蟻族」和「農民工窮二代」的名號。 \n 小王就說,「賺不到人生第一桶金,是不會回河南老家的」,父母總催他回來相親,他說,「賺不到錢何以成家。」家住在湖北的小童也說,在上海不混出個名堂,絕不會返鄉的,一定要在30歲前在上海站得住腳,然後衣錦榮歸,證明自己,也讓父母引以為傲。

  • 難以承受的丈母娘歧視

     今年大陸最受歡迎的戲劇之一,是「媳婦美好時代」,劇情中女主角的弟弟決定選擇一位農民工新生代的女子為妻,引起女主角全家的強烈反對,這一幕,真實地反映出中國一線城市家庭,排外、看不起農村世代的寫照。 \n 以上海而言,大多數的上海婆婆並不歡迎有著外地血統的媳婦。對於上海丈母娘來說,女兒要嫁給外地人,或是農民工新生代,除非先有房產證明再說,也就是說沒有房一切免談。 \n 上海的丈母娘點頭答應女兒出嫁只有一個條件就是,男方必須買得起一戶房子,沒房子免談。外地人在上海打拚,連生存都很難了,更別說要花至少100萬元人民幣買個房子,就算把家鄉裡的房子賣了,也湊不足錢在大城市買個房子討媳婦。 \n 中國的一線大城市對於「外省人」都是排斥的,尤其是來自窮困省份的農民工世代,他們就像是帶著天生的DNA宿命,難以打進當地人的生活。 \n 在中國社會嫌貧愛富氣燄高漲的今天,農民工新生代活得比過去任何一個世代更加像是次等公民。(夏幼文)

  • 中國青年報-讓新生代農民工成為市民

     評論解讀讓創富模式多元,引導青年一代選擇最適合自己的發展路徑,否則一個社會僅靠投機致富,卻不見公平的社會資源配置,一波波湧進城市的「新生代農民工」,帶著一夜致富的夢進到城市,發現根本不被接納,也不可能憑努力改變命運,豈不是埋下爆炸的種子?讓權力在規範中運行;提高勞動報酬並推動經濟轉型,是論者提出改變的方向。 \n 廣東省人大代表、打工妹詩人鄭小瓊說,大部分工廠每月加班超過80個小時,有的甚至上百小時。與辛苦付出相對應,城市似乎並沒有很好地接納他們。據調查,新生代農民工普遍存在勞動合同簽訂率低、社會保險參與率低、工資水平總體偏低等現象。與「三低」對應的,則是「三多」─工傷及職業病多、加班多、勞動爭議多。 \n 年初大陸國務院發布中央一號文件,首次使用「新生代農民工」提法。僅半年時間,富士康青年員工次第跳樓事件,就將「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美好願景撕開了一個個傷口。城市應選擇什麼樣的繁榮路徑?城市和鄉村到底應如何互動?新生代農民工這個龐大群體如何在城市發展中有尊嚴地生活?這些都值得認真思考。 \n 社會落差產生對立 \n 如果聽任「三低三多」大行其道,必將嚴重擠壓新生代農民工的個體發展空間,剝奪其參與社會博弈的能力。就像打工妹鄭小瓊寫下的詩句那樣,「她把自己安置/在流水線的某個工位,用工號替代/姓名與性別,在一台機床刨磨切削/內心充滿了愛與埋怨」。 \n 現實地看,新生代農民工很難真正融入城市,甚至會產生大批既不能進城又回不了鄉村的邊緣人。 \n 同樣,「三低三多」也是國家推進城鎮化戰略構想的很難被忽略的制約因素。如果大批實際上已工作、生活在城市裡的新生代農民工,不能得到應有保障和回報,則一方面,不同群體之間收入水平、社會福利的不公平會在社會成員內部產生斷裂,從而產生強烈的對立感;另一方面,這些被動流動的人群既然不能從主流社會那裡獲得認同,他們總要設法尋求自己的空間,從而產生政府之外的強力組織甚至出現「黑惡化」。 \n 低工資不能成常態 \n 此前,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暴露出的僅僅是工廠內部的秩序問題,然而,這種低待遇、高強度的狀態注定會波及社會,產生共振,成為必須正視的公共事件。地方政府應從招商引資、增進GDP迷障中跳出來,從長遠發展的高度增加工人與資方博弈的能力,強化工會作用,提高工人收入和福利。 \n 中國近幾十年來的高速發展,很大程度上獲益於工人特別是前仆後繼、代際相傳的農民工的人力優勢,我們在承認歷史貢獻的同時,切切不可固化這種歷史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不能依然將低工資作為一種資源優勢、一種談判籌碼,甚至是一種制度安排。要知道,第一代農民工既能「負重」也能「忍辱」,是有特殊歷史情境的,新生代農民工無論從思想意識還是情感價值上,都不會也不願接受顯失公平公正的社會處境。 \n (摘自《中國青年報》2010-6-22,作者胡印斌)

  • 1億新生代農民工 被邊緣化

     近日大陸全國總工會發布《關於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報告指出,在大陸2.3億職工中,新生代農民工幾乎占了全部職工一半,達到近1億人。但新生代農民工明顯被邊緣化,無論在城市還是農村,他們都不能真正融入,儘管出生農村,有89%的新生代農民工根本不會農活,這些遊走在城鄉兩端的新生代農民工,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戰。 \n 近期新生代農民工成為話題,由大陸全國總工會成立的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課題組,從今年3月開始,在遼寧、廣東、福建、山東、四川等10餘個城市,針對出生於80年代後,年齡在16歲以上的新生代農民工所做的調查。 \n 耐受能力 低於父輩 \n 調查顯示,遊走在城鄉兩端的新生代農民工,一方面與傳統農民工面臨共同的社會境遇;另一方面,又因其出生成長於改革開放、社會加速轉型的時代背景下,而明顯帶有不同於傳統農民工的時代烙印。 \n 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預期高於父輩、耐受能力卻低於父輩,對農業生產活動不熟悉,在傳統鄉土社會中處於邊緣位置;同時,受城鄉的限制與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約,在城市中難以獲取穩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難融入城市主流社會,位於城市的底層。因此,新生代農民工在城鄉兩端都處於某種邊緣化狀態,進而出現工資低下、教育程度滯後於市場需求、職業選擇迷茫等問題。 \n 職業發展存在大變數 \n 報告也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年齡大多20歲出頭,其思維、心智正處於不斷發展、變化的階段,因此外出務工觀念亦不斷發展、變化中,對許多問題的認識具較大的不確定性。 \n 且新生代農民工絕大多數未婚,即將面臨結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問題,也必然要承接許多可以預見及難預見的人生經歷和變化。此外,新生代農民工大多剛從校門走出3至5年,雖然滿腔熱情、滿懷理想;但是,職業經歷剛剛開始,職業道路尚處於起點階段,在職業發展上也存在較大的變數。 \n 報告也發現,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程度和職業技能水準落後於城市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是阻礙其在城市長期穩定就業的關鍵性問題。同時受戶籍制度制約,以隨遷子女教育和社會保障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難以滿足。職業選擇迷茫、學習培訓的需求難以有效實現。 \n 調查顯示,有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專業技能知識;54.7%的人表示需要學習法律知識;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識。 \n 全總建議,大陸中央政府各相關部門應重點就新生代農民工最需要的職業教育培訓、子女教育、住房改善、社會保障、戶籍改革和城市公共服務中心建設等方面,制定專項規畫,並督促各地因地制宜制定地方專項規畫。 \n 另外透過試行新生代農民工城鎮落戶制度,逐步剝離附加在戶口上的社保、住房、子女教育等社會福利,引導人口有序遷徙流動和就業,普遍推廣居住證制度,大力發展縣域經濟等。

  • 低收入高房價 生存最大障礙

     什麼是妨礙新生代農民工在其工作城市長期穩定就業、生活的最大障礙?答案是工資低、高房價。 \n 根據大陸全國總工會發布《關於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的研究發現,如果按照目前的新生代農民工收入水準,假定他們的工資成長速度能夠趕上房價的漲速(目前來看這一假定基本上不成立),按照商品價購房,新生代農民工中最終能夠實現在所在工作城市購房定居夢想,比例不會超過10%。 \n 報告指出,根據大陸公安部2007年的調查,按照自身收入水準,有74.1%的農民工願意承受的購房單價在3000元(人民幣,下同)/平方公尺(約每坪4萬7500元台幣)以內,有19%願意承受3001至4000元之間的單價,願意承受4000元以上的只有6.9%。 \n 然而,3000元/平方公尺的房子主要集中在大陸中、西部地區的縣市及以下城鎮,在農民工集中流入的東部沿海地區,即便是小城鎮的房價也遠遠超過了3000元/平方公尺。例如,東莞市當前的房價已經接近6000元/平方公尺,即使房價相對較低的沙田鎮和常平鎮,房價也在3500元/平方公尺以上,大多數建制鎮的均價在5000元/平方公尺以上。 \n 但新生代農民工希望能在所在工作城市長期穩定生活,比傳統農民工更為強烈。報告指出,在新生代農民工中,有55.9%的人準備將來「在打工的城市買房定居」,遠遠高於17.6%的農業流動人口整體水準。 \n 在期待無法順利發展之下,全國總工會認為,低收入、高房價會是新生代農民工生活上的最大阻礙。大陸全國總工會建議,應該建立將農民工納入常住地公共預算,並逐漸加大對農民工公共預算的存量和增量投入。並建議建立農民工服務和管理工作的經費保障機制,各級財政應將涉及農民工的就業技能培訓、社會保障、子女教育、計畫生育、權益維護、治安管理和資訊系統建設等有關經費,納入財政預算,提交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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