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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含有大元帥令的搜尋結果,共02

  • 孫中山親頒大元帥令 將在香港拍賣

    香港中通社報導,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香港普藝拍賣行由10月3日至7日於中環普藝展覽廳,首次展出五封由孫中山先生親頒的「大元帥令」,並於10月8日不設底價拍賣,民眾可免費到場參觀手跡。   香港普藝拍賣行副主席莊志崗指出,這五封令文歷史價值極高,當中以兩封大元帥令最為珍貴,用以委任,其中一封便寫道:「任命宋子文為中央銀行副行長」。   五封令文珍藏近百年,現藏者為香港資深收藏家,於30年前偶然在香港上環一間古玩店中購得。令文上均有「何焯賢珍藏印」,可見早年是由何焯賢所藏,他曾任陳公博秘書、招商局局長,晚年居於香港。   莊志崗還指出,自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始,本地市場對辛亥革命時期作品興趣日增,同時也有不少收藏家割愛,把該時期的作品公諸同好。拍賣行內除了這五封令文外,也有張大千、其學生馮璧池的作品,包括畫作、對聯等等。   五封令文將於10月8日公開拍賣,不設底價。同場還有國畫大師饒宗頤的一幅「壽」字近作,也會於當天拍賣。

  • 兩岸史話-晚年孫逸仙

    兩岸史話-晚年孫逸仙

     1918年5月,西南軍閥要求軍政府進行重組,並獲得海軍和殘餘國會的多數支持,此舉確定了孫逸仙的落敗,軍政府以七總裁取代大元帥。  南下廣州的國會議員不足約法所規定的法定人數。他們這群人不過是殘餘國會(非常國會),權威基礎不明。不過在黎元洪去職的情況下,當孫逸仙要出任軍政府領導人時,還是試圖從他們身上取得正當性;該政府的目標是討伐北方軍閥,恢復1912年的憲政。做為將合法的民國政府移到南方之計畫的一部分,孫逸仙終於在廣州另立政府,與北京分庭抗衡。不過,經殘餘政府(非常政府)選舉所賦予的正當性光環,以及他對憲政的宣誓效忠,怎麼可能足以讓孫將其權威置於潰散的中國之上?這時,中國的政治發展已逐漸淪為地方群雄的軍事力量關係。  南方軍閥 不服孫令  頭戴附羽毛的法式軍帽,肩頂流蘇肩章,胸前斜掛飾以穗帶的彩帶,再加上他的勳章與白手套,孫逸仙看來架式十足!不過,用來彰顯其使命和政府軍事性質的大元帥頭銜,僅暴露了他真實權力的脆弱。9月初,這位大元帥任命其內閣和軍隊將領,其中大多數從未承擔起他們的職責。不過,這位大元帥令不出(廣東)士敏土廠(士敏土即cement〔水泥〕)的大元帥府,府內無所事事的官員只好下棋消磨時間。問題的癥結在於,孫的軍政府嫁接在其他權力結構之上,而這個權力結構他既不能整合,也無法移植。  當孫逸仙於1917年抵達廣州,華南、西南各省已為兩大勢力所把持:涵蓋貴州與部分四川的大雲南地區,其領袖為唐繼堯;由廣西軍國主義者操控的兩廣軸心,其領袖為陸榮廷。這些軍閥曾參與1916年的護國運動,這讓他們得以將控制範圍拓展至鄰近省分。1917年6月,他們亦針對段祺瑞在北京的武力展示,威脅發動遠征討伐北洋集團。值此同時,陸榮廷宣布兩廣軍、政獨立,並馬上藉機取消買賣鴉片、經營賭館的禁令,以增加稅收。  當陸榮廷計畫利用轄下兩廣謀取私利之際,唐繼堯則致力實現「大雲南主義」,企圖將勢力拓展至四川和長江流域。這些軍閥的政治立場,讓他們傾向李烈鈞這樣的前國民黨都督,或者前朝將領岑春煊,而不是孫逸仙;在去年的護國運動中,他們曾與李烈鈞、岑春煊等密切合作。事實上,在孫逸仙抵達廣州之前,這些大人物彼此早有接觸,而且已計畫籌組一個「西南各省聯合會」。孫逸仙與其軍政府的出現,破亂了這群地方政、軍勢力的布局。  即便以護法的共同理念為名,當權者也不願屈從於這位大元帥之下。9月2日,就在孫逸仙膺任大元帥後,陸榮廷即通電國會議員和廣州士紳、商人,電文聲稱:「既然總統仍在位,則毋需另立政府。大元帥這令人難解的名稱尤其有問題。我們是簡樸之人,對權力沒有任何野心,只想盡本分,而且我們不會走錯誤的一步。因此我們不願意配合當前的動作。」  南方軍閥因而繼續承認北京政府,但孫認為一旦國會解散,北京政府即不具憲法效力。陸榮廷與唐繼堯甘於單純抨擊操弄派系的總理段祺瑞。他們認為懲罰性征伐,應有助於北京政府自北洋集團的宰制中解脫,並重拾其常態功能。從他們的觀點看來,廣州軍政府的成立並非為了護法,而是要滿足孫逸仙的個人野心。  主要軍事將領頭的抵制讓大元帥府落得無能為力,對此,孫自己有清楚的體悟,他曾抱怨「局勢些許不穩」,而孫的親信亦心有戚戚焉。其中一個深有同感的親信是章炳麟(歷經10年的齟齬,如今已與孫修好),他建議前往昆明(雲南),為爭取唐繼堯再做最後一次的嘗試,章炳麟說:「這就像下圍棋,應該從外圍營救被包圍的棋子。」但章炳麟的嘗試失敗了。  虛名元帥 孤立無援  孫逸仙於是尋求其他的援助。他轉向殘餘國會。但國會勢力最龐大的派系「政學系」,其成員主要是前國民黨代表,不易受孫逸仙左右。此外,許多代表已開始四散脫離,留下來的則「夢想著要功成名就」。他們住在廣州的各大飯店裡,「鎮日聚在一起交換可靠、不可靠的情報,設法建立有用的關係。」  在眾多武裝力量之中,孫逸仙僅能倚靠陳炯明總綰的廣州駐軍,但二十營左右的兵力,不足以抗衡陸榮廷屯駐廣東的十萬大軍;雙方的流血衝突持續增加中。孫逸仙為保護駐軍不與陸的大軍遭遇,於是將之調往福建作戰。唯一熱情歡迎孫逸仙抵達廣州的是一支雲南軍隊,人數約兩萬,是1916年護國運動進入尾聲,殘留在廣東的部眾。這支軍隊盤據的根據地不夠大,無法提供充足的補給,因此他們必須仰賴陸榮廷的奧援。所以,儘管這支軍隊同情孫逸仙,不過當廣西軍閥拒不合作,放任沿珠江而上的一艘砲艦炮轟孫的大元帥府,這支軍隊也並未幫助孫逸仙。  一支艦隊不只一艘砲艦。急於疏遠孫逸仙的海軍部長程璧光,下令其他船艦泊靠廣州下游二十公里處的黃埔。軍政府的孤立狀態漸次升高。孫逸仙火速懇請海外華人捐輸,結果未獲響應。根據廣州高層官員的分析,孫逸仙的政府「是個空殼子,既無兵卒,也無錢……當它無法運作時,自然會徹底解體」。  1918年5月,西南軍閥要求軍政府進行重組,並獲得海軍和殘餘國會的多數支持,此舉確定了孫逸仙的落敗。軍政府以七總裁取代大元帥,領導南方與西南各省。孫逸仙雖被任命為七位總裁之一,但他拒絕就任,離粵赴滬,把大片江山留給桂系集團。  孫逸仙嫁接南方與西南軍閥結構之上的企圖未能如願。政治魅力(漸次式微)的力量,憲政意識形態(孫絕不是唯一的憲政派)的採納,均不足以讓孫逸仙在如今槍桿子掛帥的中國被擁戴。這位年邁的領袖選擇暫不動作,避居上海靜思、寫作。(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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