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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親頒大元帥令 將在香港拍賣
香港中通社報導，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香港普藝拍賣行由10月3日至7日於中環普藝展覽廳，首次展出五封由孫中山先生親頒的「大元帥令」，並於10月8日不設底價拍賣，民眾可免費到場參觀手跡。 香港普藝拍賣行副主席莊志崗指出，這五封令文歷史價值極高，當中以兩封大元帥令最為珍貴，用以委任，其中一封便寫道：「任命宋子文為中央銀行副行長」。 五封令文珍藏近百年，現藏者為香港資深收藏家，於30年前偶然在香港上環一間古玩店中購得。令文上均有「何焯賢珍藏印」，可見早年是由何焯賢所藏，他曾任陳公博秘書、招商局局長，晚年居於香港。 莊志崗還指出，自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始，本地市場對辛亥革命時期作品興趣日增，同時也有不少收藏家割愛，把該時期的作品公諸同好。拍賣行內除了這五封令文外，也有張大千、其學生馮璧池的作品，包括畫作、對聯等等。 五封令文將於10月8日公開拍賣，不設底價。同場還有國畫大師饒宗頤的一幅「壽」字近作，也會於當天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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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史話－晚年孫逸仙
1918年5月，西南軍閥要求軍政府進行重組，並獲得海軍和殘餘國會的多數支持，此舉確定了孫逸仙的落敗，軍政府以七總裁取代大元帥。 南下廣州的國會議員不足約法所規定的法定人數。他們這群人不過是殘餘國會（非常國會），權威基礎不明。不過在黎元洪去職的情況下，當孫逸仙要出任軍政府領導人時，還是試圖從他們身上取得正當性；該政府的目標是討伐北方軍閥，恢復1912年的憲政。做為將合法的民國政府移到南方之計畫的一部分，孫逸仙終於在廣州另立政府，與北京分庭抗衡。不過，經殘餘政府（非常政府）選舉所賦予的正當性光環，以及他對憲政的宣誓效忠，怎麼可能足以讓孫將其權威置於潰散的中國之上？這時，中國的政治發展已逐漸淪為地方群雄的軍事力量關係。 南方軍閥 不服孫令 頭戴附羽毛的法式軍帽，肩頂流蘇肩章，胸前斜掛飾以穗帶的彩帶，再加上他的勳章與白手套，孫逸仙看來架式十足！不過，用來彰顯其使命和政府軍事性質的大元帥頭銜，僅暴露了他真實權力的脆弱。9月初，這位大元帥任命其內閣和軍隊將領，其中大多數從未承擔起他們的職責。不過，這位大元帥令不出（廣東）士敏土廠（士敏土即cement〔水泥〕）的大元帥府，府內無所事事的官員只好下棋消磨時間。問題的癥結在於，孫的軍政府嫁接在其他權力結構之上，而這個權力結構他既不能整合，也無法移植。 當孫逸仙於1917年抵達廣州，華南、西南各省已為兩大勢力所把持：涵蓋貴州與部分四川的大雲南地區，其領袖為唐繼堯；由廣西軍國主義者操控的兩廣軸心，其領袖為陸榮廷。這些軍閥曾參與1916年的護國運動，這讓他們得以將控制範圍拓展至鄰近省分。1917年6月，他們亦針對段祺瑞在北京的武力展示，威脅發動遠征討伐北洋集團。值此同時，陸榮廷宣布兩廣軍、政獨立，並馬上藉機取消買賣鴉片、經營賭館的禁令，以增加稅收。 當陸榮廷計畫利用轄下兩廣謀取私利之際，唐繼堯則致力實現「大雲南主義」，企圖將勢力拓展至四川和長江流域。這些軍閥的政治立場，讓他們傾向李烈鈞這樣的前國民黨都督，或者前朝將領岑春煊，而不是孫逸仙；在去年的護國運動中，他們曾與李烈鈞、岑春煊等密切合作。事實上，在孫逸仙抵達廣州之前，這些大人物彼此早有接觸，而且已計畫籌組一個「西南各省聯合會」。孫逸仙與其軍政府的出現，破亂了這群地方政、軍勢力的布局。 即便以護法的共同理念為名，當權者也不願屈從於這位大元帥之下。9月2日，就在孫逸仙膺任大元帥後，陸榮廷即通電國會議員和廣州士紳、商人，電文聲稱：「既然總統仍在位，則毋需另立政府。大元帥這令人難解的名稱尤其有問題。我們是簡樸之人，對權力沒有任何野心，只想盡本分，而且我們不會走錯誤的一步。因此我們不願意配合當前的動作。」 南方軍閥因而繼續承認北京政府，但孫認為一旦國會解散，北京政府即不具憲法效力。陸榮廷與唐繼堯甘於單純抨擊操弄派系的總理段祺瑞。他們認為懲罰性征伐，應有助於北京政府自北洋集團的宰制中解脫，並重拾其常態功能。從他們的觀點看來，廣州軍政府的成立並非為了護法，而是要滿足孫逸仙的個人野心。 主要軍事將領頭的抵制讓大元帥府落得無能為力，對此，孫自己有清楚的體悟，他曾抱怨「局勢些許不穩」，而孫的親信亦心有戚戚焉。其中一個深有同感的親信是章炳麟（歷經10年的齟齬，如今已與孫修好），他建議前往昆明（雲南），為爭取唐繼堯再做最後一次的嘗試，章炳麟說：「這就像下圍棋，應該從外圍營救被包圍的棋子。」但章炳麟的嘗試失敗了。 虛名元帥 孤立無援 孫逸仙於是尋求其他的援助。他轉向殘餘國會。但國會勢力最龐大的派系「政學系」，其成員主要是前國民黨代表，不易受孫逸仙左右。此外，許多代表已開始四散脫離，留下來的則「夢想著要功成名就」。他們住在廣州的各大飯店裡，「鎮日聚在一起交換可靠、不可靠的情報，設法建立有用的關係。」 在眾多武裝力量之中，孫逸仙僅能倚靠陳炯明總綰的廣州駐軍，但二十營左右的兵力，不足以抗衡陸榮廷屯駐廣東的十萬大軍；雙方的流血衝突持續增加中。孫逸仙為保護駐軍不與陸的大軍遭遇，於是將之調往福建作戰。唯一熱情歡迎孫逸仙抵達廣州的是一支雲南軍隊，人數約兩萬，是1916年護國運動進入尾聲，殘留在廣東的部眾。這支軍隊盤據的根據地不夠大，無法提供充足的補給，因此他們必須仰賴陸榮廷的奧援。所以，儘管這支軍隊同情孫逸仙，不過當廣西軍閥拒不合作，放任沿珠江而上的一艘砲艦炮轟孫的大元帥府，這支軍隊也並未幫助孫逸仙。 一支艦隊不只一艘砲艦。急於疏遠孫逸仙的海軍部長程璧光，下令其他船艦泊靠廣州下游二十公里處的黃埔。軍政府的孤立狀態漸次升高。孫逸仙火速懇請海外華人捐輸，結果未獲響應。根據廣州高層官員的分析，孫逸仙的政府「是個空殼子，既無兵卒，也無錢……當它無法運作時，自然會徹底解體」。 1918年5月，西南軍閥要求軍政府進行重組，並獲得海軍和殘餘國會的多數支持，此舉確定了孫逸仙的落敗。軍政府以七總裁取代大元帥，領導南方與西南各省。孫逸仙雖被任命為七位總裁之一，但他拒絕就任，離粵赴滬，把大片江山留給桂系集團。 孫逸仙嫁接南方與西南軍閥結構之上的企圖未能如願。政治魅力（漸次式微）的力量，憲政意識形態（孫絕不是唯一的憲政派）的採納，均不足以讓孫逸仙在如今槍桿子掛帥的中國被擁戴。這位年邁的領袖選擇暫不動作，避居上海靜思、寫作。（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