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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羅秉成恫嚇公務員 王世堅怒嗆:你是大清帝國嗎?

    羅秉成恫嚇公務員 王世堅怒嗆:你是大清帝國嗎?

    萊豬開放進口後,針對各縣市萊豬自治條例牴觸中央,行政院日前宣布,地方自治條例規定來劑零檢出者無效。行政院政務委員羅秉成還表示,勿漠視中央或法律為無物,稱基層公務員若執行各地自治條例,將送懲戒。對此,台北市議員王世堅痛批他是「法匠」、「豬隊友」,「你是大清帝國嗎?」並忍不住直言,若這麼解釋,還要政府幹嘛? 王世堅4日在政論節目《平論無雙》中表示,不論朝野都應該遵照蔡總統元旦談話,不分朝野都要共同面對的國際壓力,以及國際經濟組織的談判。同時,他十分反對羅秉成的態度和言論,並痛批他是「法匠」,「要這麼解釋、規定,那實在也不用設這個政府,也不用叫做民選政府、民主政治,像他這樣的人,我覺得又是一個豬隊友」。 王世堅認為,若公務員針對瘦肉精零檢出進行查緝,要被移送,但問題是移送的機關不是中央,是他所屬的地方政府,中央只管的住這些大頭(縣市首長);至於查到萊劑含量是在10ppb以下,非零檢出,中央說不能處罰,因為進口商會申訴,但他指出,地方政府不用處罰,只要公布消費者就會抵制,「你就死了」。 王世堅呼籲各界冷靜,不要想說地方怎麼卡中央,中央怎麼整地方,他認為一開始蔡總統的指示是對的,但執行的行政院各部會原地踏步浪費3個多月,沒有向全民釋疑,王世堅更痛批農委會、衛福部的邏輯充斥傲慢。 王世堅強調,人民永遠有最後的決定權,人民有疑慮就應該釋疑,政府空轉了3個多月讓議題被妖魔化,要好好來解套。王世堅反對羅秉承以說教式的方式宣布法令、政策,並砲轟他「你是大清帝國?大明帝國?你是宰相嗎?他沒有好好聽聽蔡總統的想法」。 最後,王世堅也向蘇揆喊話,「你是宰相,相權君授,君權民授,行政院長應該聽總統的、聽人民的,不要關門來自以為最大」。

  • 從經濟角度看歷史──忽必烈歐亞海陸幹線經濟飛躍(三)

    忽必烈是一位戰略家,他建立了連結「海上世界」(連結波斯灣及中國沿海地區)與「陸地世界」(草原絲路)橫跨歐亞大陸的大商圈,其中也含括自己建設的政治經濟都市「大都」(現在的北京)。 「一帶一路」的起源 現在中國政府提倡的「一帶一路」政策,可以說是仿照征服者忽必烈放眼歐亞大陸的商業戰略。 由於歐亞大陸的海陸「幹線」是結合「草原絲路」與「海上絲路」,這段時期可以說是經濟範圍大幅擴張的經濟飛躍期。 熱那亞和威尼斯等義大利商人,也紛紛經由陸路和海路加入蒙古商業圈,不計其數的「不知名的馬可波羅」在歐亞大陸各地進行交易並賺取了財富。這些財富為大商人們華麗的文藝復興運動提供了重要的基礎。 【解讀經濟】海路有面向台灣海峽的「泉州」和位於波斯灣口的「荷莫茲」;陸路則有「大都」(北京)和伊朗的「大不利茲」,這兩個港口和都市分別成為歐亞大陸經濟的據點。 大都(北京)位於蒙古高原與中華世界的連接點,大不利茲則是位於伊朗西北部的「草原絲路」要衝的新興都市,這兩個都市是歐亞大陸商圈(由蒙古人建立)的兩大中心。 忽必烈在蒙古高原進入中國的入口處,耗費了二十五年的歲月,打造了極具中國風的帝都「大都」(周長二八.六公里,土耳其語是Khanbaliq,意謂帝都),大都不僅是元帝國的首都,也是歐亞大陸的經濟中心。 在歐亞大陸經濟的全盛時期,世界史上正式出現了北京的名字。 開通流入天津的白河到北京的通惠河之間的閘門式運河後,渤海與北京就能透過水路相互連結。建設在北京的積水潭北岸的斜外市港,曾經是連結南海和印度洋商路的國際港。 馬可波羅的《東方見聞錄》中,曾提到北京的情境,「這座城市引進海外價格高昂的珍奇之物,以及各式百貨,世上沒有任何城市能夠與其媲美」、「在大都周邊,林立了兩千多座的城市,其他城市的人會來大都賣東西,也會買一些必需品回去」。 亞洲強權維繫至今 蒙古帝國的環狀網絡連結了「草原絲路」和「海上絲路」,使歐亞大陸合而為一,促成了東西文明的頻繁交流,中華文明也因此傳播到了歐洲,奠定了之後「大航海時代」的基礎。 【解讀經濟】現在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以及「珍珠鏈戰略」(string of pearls,從香港經由東南亞、印度及阿拉伯半島,直到非洲東岸的海路),都是中國以國境經常變化的蒙古帝國時代的歐亞大陸「環狀網絡」為基礎,以稱霸歐亞大陸所擬定的二十一世紀政策。 蒙古帝國瓦解後,歐亞大陸各地紛紛重新建立了「區域性的蒙古帝國」(遊牧帝國),這些區域性的帝國一直延續到了西元十九、二十世紀。直到十九、二十世紀,隨著俄羅斯帝國和大清帝國勢力的擴張,中亞的遊牧世界才逐漸被這兩大勢力瓜分殆盡。 遊牧民族的時代宣告結束後,俄羅斯征服了西伯利亞,大清帝國統治了中華世界及其廣大周邊區域,兩者皆成為亞洲的大草原地帶和森林地帶的強國。 西元十九至二十世紀初,「區域性的蒙古帝國」雖然被英國等歐洲勢力利用內部的對立和糾紛所滅,但是深入各地的遊牧帝國結構並沒有從此瓦解。現在的俄羅斯、中國和西亞,依然深刻地沿襲了軍事優勢的強權國家遺風。 攤開西元十八世紀初的歷史地圖,就可以一目了然「區域性的蒙古帝國」的並存局勢。這些「區域性的蒙古帝國」分別是下列四個帝國: 1.由土耳其人統治的鄂圖曼帝國。2.蒙兀兒帝國。3.遊牧女真人(滿州人)的大清帝國。4.統合了北方大森林地帶的俄羅斯帝國。 清朝是由滿州遊牧民族女真人(與蒙古人處於對立關係)所建立的「區域性的蒙古帝國」,俄羅斯帝國的軍隊則以土耳其裔的哥薩克為主力。因此,大致上來講,土耳其人和女真人的勢力取代了蒙古人,這兩股勢力幾乎占據了整個亞洲世界。 遊牧民族統治廣大區域的祕訣,在於繼承了強大的軍事力。 在亞洲,土耳其人、俄羅斯人和女真人(滿人)各自重新建立了「區域性的蒙古帝國」。這些帝國後來雖然滅亡,但是支撐其帝國的強權統治作風,卻仍然被承襲至今。 在英國成為世界的中心,各帝國都被征服之後,處於衰微的俄羅斯和中國陸續採納了社會主義,但社會主義卻全然變質並喪失了改革的能量,傳統的強權體制也因此復活。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民族獨立」和「社會主義」,一度被認為會帶給歐亞大陸舊世界煥然一新的轉變,不過,在美國發生雷曼兄弟事件後,歐美的勢力明顯衰退,歐亞大陸開始出現急速回歸傳統社會的趨勢,而在西亞、中國和朝鮮半島等區域,也都回復為古風盎然的社會型態。 【解讀經濟】俄國革命的領導者列寧所提倡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是融合社會主義與亞洲傳統的軍事強權統治。因此,社會主義可以說是相當見容於亞洲的傳統社會。(系列完)

  • 兩岸史話-妓女入監服務 敗壞愛新覺羅聲譽

    兩岸史話-妓女入監服務 敗壞愛新覺羅聲譽

     失敗的原因,是一直標榜「法祖」的嘉慶,在最核心的地方背離了祖先的傳統。滿清歷代雄才大略的帝王們一以貫之的特點一是「現實精神」,二是超凡勇氣。  乾隆以前,對皇室宗親要求極嚴,約束極細,天潢貴胄們是整個大清社會中素質最高,修養最好的一個群體。嘉慶中期之後,八旗子弟已經徹底腐化,宗室隊伍中,出現越來越多的敗類。在清查天理教起義的過程中,嘉慶皇帝驚訝地得知,宗室之中,竟然也有加入邪教者!宗室奉恩將軍慶遙,宗室舉人慶豐,宗室海康都是天理教的周邊組織紅陽教的成員。天理教徒進攻紫禁城的計畫,早就通知了他們,他們欣然決定參加,以便在起義成功後當上大官,只不過當天出了意外,沒能共襄此盛舉。  御前侍衛吸鴉片  後來演變成一場重大戰爭的主角鴉片,在嘉慶時期就已經是重要的社會問題,宗室之中吸食此物者極多。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年)朝廷舉行大典,宣布這一年科舉考試成績。按理,充任導引官的貝子德麟應該早早來到太和殿前帶領新科進士們站排行禮,可是太陽已經三丈高,他還沒到場,導致大典無法按時進行。皇帝覺得奇怪,命人查找,結果發現此人正躺在家中吸食鴉片,飄飄欲仙的快感讓他忘了自己身上的要差。皇帝大怒,當即把他拉到宮門外,重責了四十大板,革去爵位。  可是就在這事發生幾天之後,又有人重蹈覆轍。御前侍衛安成出任庶起士考試的監考,由於沒過足菸癮,考試快完事了他才來,被皇帝革去了御前侍衛之職。除此之外,宗室之中開賭場的、嫖娼的、依仗宗室身分四處招搖撞騙的,到處都是。甚至那些被皇帝宣布圈禁起來的有罪宗室,居然也能找到門路,讓人把妓女送入監獄裡供他們享受。凡此種種,嚴重敗壞了愛新覺羅家族的聲譽。  皇帝憂心不已。為了扭轉這種局面,他煞費苦心,花了好幾天時間,寫成了一篇鴻文《宗室訓》,發給每個宗室。這篇御制文章說,宗室風氣敗壞已極,許多宗室「所為之事,竟同於市井無賴。」  和以前一樣,皇帝的這篇教育文章不過是重複了一系列道德教條。說什麼「若問予立身之要,曰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若問予應為之事,曰國語騎射讀書守分。」皇帝命令每個宗室都有要一本,讓他們好好學習,改造思想。為了保證學習效果,皇帝還命令宗人府組織了一次考試,考試內容就是默寫《宗室訓》。據宗人府報告,考試成績不錯。  可是這一教育運動開展了很長時間,宗室風氣竟然還是無一點好轉。皇帝很奇怪,一天特意召見散秩大臣、宗室奕顥、成秀、敬敘三人,問他們學習《宗室訓》的心得。不想這三人瞠目結舌,根本不知道有學習《宗室訓》一事,更沒讀過一個字!  皇帝大吃一驚,感覺「實出意想之外」。然而除了痛罵宗人府官員「喪盡天良」之外,他再也不知道該做什麼了。  背離祖先核心價值  正是在這種不論時間地點一律按《實錄》辦事的原則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年),孔子後人、第七十三代衍聖公進京面聖,回來後把皇帝的談話一絲不苟地記載下來,使我們得以直擊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面貌。皇帝一見面就說:「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聖廟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後去,又殘舊了……」  過幾天辭行,皇帝又舊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說:「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總不能去(祭孔)。我從前雖然隨著高宗(乾隆皇帝)去過兩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裡去容易,就是路上難,水路亦難走,旱路亦難走……你看河上水這麼大,山東民情亦不好,到底怎麼好?弄得真沒法,了不得!」一口一句「真沒法」、「怎麼好」、「了不得」,似乎已經成了皇帝的口頭語,焦頭爛額之態畢露。帝王生涯現在對他來說,簡直是一種刑罰。在撒手而去的時候,嘉慶的最後一絲意識也許是輕鬆而非留戀。  從親政初期的偉大,到謝幕時的尷尬,嘉慶的滑落曲線如此令人嘆息。在全面盤點嘉慶皇帝的統治時,歷史書給出的詞彙是「嘉慶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統治,前面連著「康乾盛世」,緊接其後的,則是「鴉片戰爭」。正是在嘉慶皇帝的統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萬劫不復的衰敗的關鍵幾步:腐敗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蝕到國家肌體的幾個重要器官,演變成了嘉慶晚期的淪肌浹髓,全面擴散。國困民貧交織在一起,大清帝國的菁華已經被掏空,只剩下風中之燭。所以在嘉慶之後,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國才那麼容易地淪為任人宰割的物件,這位辛苦了一輩子的皇帝,後來竟是做為一個徹底的失敗者進入了歷史。  失敗的原因,是一直標榜「法祖」的嘉慶,在最核心的地方背離了祖先的傳統。滿清歷代雄才大略的帝王們一以貫之的特點一是「現實精神」,二是超凡勇氣。皇太極說過:「凡事莫貴於務實。」雍正皇帝也說:「本朝龍興關外,統一天下,所依靠的,唯有『實行』與『武略』耳。我族並不崇尚虛文粉飾,採取的舉措,尚來符合古來聖帝明王之經驗,並無稍有不及之處。由此可知,實行勝於虛文也。」  從努爾哈赤到多爾袞,正是因為他們頭腦不受束縛,一切判斷從現實出發,因勢利導,靈活實用,才成功地從東北走到了北京。從康熙到乾隆,也正是在現實精神的指導下,才出現了連續百餘年多次不拘定勢的政治創新,生機勃勃、充滿進取精神的政治態勢,以及不斷生長、修正、完善的制度演變,而最終有了康乾的盛世。他們高舉的「法祖」之旗,法的正是祖先們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宏大氣魄。  而恰恰是從高喊守成的嘉慶開始,清代皇帝們丟掉了祖先們的精神內核。對失敗的恐懼,讓嘉慶注定是個失敗的皇帝。因為一個沒有缺點的人,注定是平庸的人,一個不敢承擔任何風險的統治者,注定不能成大事。在這「千年不遇之變局」前,要想挽救大清朝,最關鍵的不是勤奮,不是仁愛,也不是節儉,而是眼光、觀念和勇氣。  可惜,嘉慶皇帝缺乏的,就是這樣一雙能發現問題的眼睛和解決問題的勇氣。大清王朝的不幸,就在於需要偉大人物的時候,坐在這個位置上的,卻是一個平庸的好人。(系列完)

  • 兩岸史話-嘉慶耐性、毅力強 古今無二

    兩岸史話-嘉慶耐性、毅力強 古今無二

     二十多年中,他就猶如唐吉訶德,一刻不停地和風車搏鬥,卻於事無補。腐敗問題絲毫沒有好轉,政令出不了紫禁城,政府工作昏庸懈怠,種種離奇之事一再出現。  他的耐性、毅力,古今無二,天下無雙。一直到臨死,他還是保持這樣的敬業精神,沒有出現過任何懈怠。嘉慶十年(一八○五年)十二月,他依照慣例到中南海的瀛台觀看冰技,碰巧那日沒有奏摺遞來,皇帝回宮後無公事辦,便氣得下旨給大臣們說:朕每日孜孜不倦,勤求治理,即使外出,也必早起數刻,辦完事才出去。你們這幫大臣,怎麼能上行而下不效?我去看冰技,也是祖宗傳下來的規矩,大冷天的有什麼好看。你們倒趁機在家睡懶覺,畏避早寒,年長者尚可寬恕,年少者就大可恨。於是傳旨.將滿漢文武大小衙門的官員,一概嚴行申飭。  奢侈浪費深惡痛絕  節儉也是皇帝堅持一生的品質,他牢記父親晚年的教訓,對奢侈浪費一直深惡痛絕。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年),嘉慶五十一歲壽辰時,御史景德奏請依照前代皇帝作法,在皇帝萬壽時,於京城演劇十日,並請以後每年都以此為例。嘉慶覽奏,勃然大怒,說朕親政以來,惟以民生休戚為念,從無崇奢浮侈之事。  況且朕就是真想大辦慶典,你做為言官也該勸阻才是,景德卻反以這種事上奏,實在太可氣了,於是將他以「溺職」罪革職,發往盛京(今瀋陽)充當苦差。這個馬屁可說重重地拍在了馬腳上。  朝鮮使臣對嘉慶帝的行政評價很好,例如:「平居與臨朝,沉默持重,喜怒不形。及開經筵,引接不倦,虛己聽受。」,「御極以後,銳意圖治,早朝晏罷,屏退奸黨,升庸名流,懲於和珅,權不下移」又如「正月親政以後,總攬權綱,振刷風俗,發號施令,多有可觀。」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仁慈聖明的皇帝,除了親政初期意氣風發過一陣外,越到後來,就越深陷於無奈、愁悶及苦惱之中。他自以為穩妥的「守成之法」,並沒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樣使大清帝國慢慢恢復元氣,重現榮光,結果反而是越來越積重難返,不可收拾。在他統治的後期,令他尷尬不已,甚至羞愧落淚的事,不只一件。  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年)九月十六日黃昏,皇帝正由避暑山莊返回北京,抵達北京城外的白澗時,接到了一個驚人的消息:二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兩路,於昨天上午攻進了紫禁城。他們與一些信教的太監裡應外合,一直攻打到皇后寢宮儲秀宮附近。幸好皇子綿寧帶領守衛部隊全力抵抗,最終將起義軍殲滅。  皇帝在行宮中看罷皇子綿寧草成的彙報,淚流滿面,當晚一夜不眠。邪教教徒攻入皇宮之內,並且差一點攻到了皇后面前,這在中國歷史上的承平年代,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實在是「漢唐宋明未有之奇事」。皇帝很清楚,這樣天大的醜聞,一定會在歷史上永遠記載下去,這個汙點,是永遠洗不掉的,這令自尊心極強的皇帝深受刺激。  第二天,皇帝向全國臣民發下了朱筆親書的《遇變罪已詔》。皇帝說,我大清國一百七十年來,列祖列宗愛民如子,深仁厚澤,我雖然能力平庸,卻也沒有做過害民之事。然而,這漢唐宋明未有之奇恥大辱,卻發生在我的任內。細細思量,問題還是出在大臣們因循怠玩,不能體我的苦心,悠忽為政,怎麼教育都不能清醒!從今以後,我當然要自我反省,改正自己身上的不足之處,上答天命,下解民怨。諸大臣們,如果你們願意做大清國的忠良,就請你們赤心為國,竭力盡心,以匡正我的失誤,糾正不良的社會風氣。如果你自甘卑鄙,那麼就請你掛冠致仕,回家養老,千萬別再尸位素餐,增加我的罪過!  《遇變罪已詔》最後八個字是:隨筆淚灑,通諭知之!古今中外,如此動情、委屈的聖旨,獨一無二。此後數月間,他的詔書中一再出現抱怨、悲嘆、感慨之辭。他為此作了許多詩,有句云:「從來未有事,竟出大清朝」,深感自己對不起列祖列宗。他在《報天恩肅吏治修武備諭》中感慨地說:「為君難,至朕尤難!」  八旗子弟徹底腐化  紫禁城之變是大清衰勢的一個特殊表徵。在它的背後,是大清深層問題的不斷惡化:人口壓力絲毫沒有減輕,流民越來越多,土匪四起,邪教橫行。除了天理教之外,什麼靜空天主、老佛門、一柱香、紅陽教、清茶教、大乘法門等教門,接踵而出,目不暇給……  實際上嘉慶皇帝已經做到他觀念範圍內的最大努力。他對每一個問題都是盡心盡力處理,既耐心又堅決。二十多年中,他就猶如唐吉訶德,一刻不停地和風車搏鬥,卻於事無補。腐敗問題絲毫沒有好轉,政令出不了紫禁城,政府工作昏庸懈怠,種種離奇之事一再出現。  嘉慶晚期的一年,他去祭掃東陵,兵部尚書卻在路上突然奏報,說帶在身邊的兵部大印不知道被誰偷走了。皇帝大為震怒,部印失盜,不但不成體統,而且也極為危險。試想皇帝外出其間,如果發生意外,若連皇帝都無法調兵遣將,政權將如何自保?皇帝下令調查,沒想到調查的結果更讓人吃驚:大印居然是三年前就丟了,一直被隨從的司員隱瞞至今。雖經百般審問,此事最後仍然沒有結果,不了了之。  嘉慶二十三年(一八一八年)武科考試後,皇帝按慣例為武進士舉行傳臚大典。這一天皇帝起了個大早,早早就位。隆重的典禮按時開始,可是第一名和第三名,也就是武狀元和武探花卻怎麼等也等不到,大典只好中止。事後調查,原來是太監忘了開宮門,令武狀元和武探花四處找門找不著……  雖然一再發生行刺皇帝、殺入皇宮的事件,可是宮門門禁這個小小的問題卻怎麼也解決不了。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年)四月,又有一名普通老百姓乘守門者不當班,潛入紫禁城,一直走到內右門,深入大內,才被太監發現。  還有一次皇帝出門散步,發現大宮門外居然有人放羊,這些羊群就在皇帝眼皮底下悠然自得地漫步吃著「御草」。此外,宮門鹿角之上有人乘涼閒坐,不遠處樹林裡有小販們舉行野餐,席地喝酒吃肉。皇帝一追查,原來這些羊是太監們養來賺外快的,那些小販都是太監們的朋友,想來看看皇帝住的地方是什麼樣。(待續)

  •  大清帝國最後餘暉瓷器 將在台北拍賣

    大清帝國最後餘暉瓷器 將在台北拍賣

    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一般認為同治光緒年間已是中國瓷器最衰敗時光。不過,《國寶檔案》主持人戴忠仁在台北看到幾件光緒年代的瓷瓶後,改觀了他對光緒時期的成見。 戴忠仁不經意看到幾件將在台北公開拍賣的瓷器,讓他對光緒時期的官窯品質十分驚訝,也印證有些前輩專家過去的說法是對的,讓他最驚豔的是一件青花芭蕉竹石紋玉壺春瓶。這件八月下旬在台北沐春堂上拍的拍品器形雋秀,條流暢,胎體堅致,釉面光潔瑩潤,繪工精細,款識工整,為光緒朝官窯之精品,估價是35萬新台幣。 在藝術投資市場上,有人專注於清末民國初的瓷器,因為精品數量不多,但是在大陸市場有相當利差。戴忠仁指出,2014年北京出現的一只清光緒「青花芭蕉竹石紋玉壺春瓶」,以人民幣36萬(約180萬台幣)成交。而戴忠仁認為,他在台北見到的玉壺春瓶品質超越北京售出者。 戴忠仁表,清末官窯最後一道光輝乍現,是因為慈禧太后的緣故。咸豐六年太平天國的軍隊攻陷景德鎮,縱火把御窯廠燒了,當地的官員、畫師、工匠等或被殺或脫逃;1864年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清廷稍微得以喘息;接著同治皇帝結婚,需要專用瓷器,他的母后慈禧下令於景德鎮御窯廠製作,並且派遣李鴻章籌銀十三萬兩,依照慈禧的喜好和要求生產。 同治帝大婚的規模其實是超過了順治、康熙的大婚典禮,但是景德鎮已經荒廢許久,所以訂製的瓷器卻粗糙不能使用,令慈禧十分生氣,當時的督陶官自己掏腰包,傾家蕩產的賠錢。 獨攬朝綱的慈禧太后繼續要求景德鎮改良品質並大量生產慈禧專用瓷器,部分落款「大雅齋」,當時已經進到光緒年間,也因為慈禧的奢華使得清光緒官窯重新獲取養分而得以重振旗鼓。 八月下旬上拍的這一批十多件的清末官窯拍品,都是光緒時期最精彩的作品,這批瓷器分別來自兩位重量級的收藏家藏品,戴忠仁表示曾經有些已經破損的光緒官窯,甚至在修補後依然在大陸拍賣會上受到追捧,喜歡中國瓷器的人應該關注這一批官窯瓷器,這些拍品本月24日起在台北華山文創園區公開展出。

  • 大清帝國說從頭

    大清帝國說從頭

    瀋陽故宮 紫氣東來 王者氣度 — 看女真皇族在中國當家做主前住什麼樣 後金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後金汗努爾哈赤將都城從東京遷移至明瀋陽中衛城,同年開始在瀋陽中衛城中心部位偏東南角的位置修築宮殿,即現存的大政殿和十王亭。這組建築主要是作為理政和朝賀的場所。從這個地方開始,原本只是在中國邊境游牧生活的女真族,一步步坐實了入主中原,建立廣大帝國的第一步。 開國帝王的辦公格局 瀋陽故宮與北京紫禁城最大的區別在於,紫禁城是明清兩代共用,形制上是漢滿混用。瀋陽故宮只有努爾哈赤、皇太極、順治三朝使用,後來雖然乾隆參與了最後的修築,但仍然是維持祖宗的風格,對於滿貴族文化的維持,起了相當程度的作用。 滿族文化特質的筑造風格 少了紫禁城的恢宏大度,沈陽故宮很明顯地能展現出一個王朝初期發展的特色。但如果因為這樣就走馬看花,錯過了大政殿,那可就錯失了皇家美感之所在。 大政殿 大政殿是一座八角型的建築,融和了滿族、蒙古族、藏族以及漢族的特點,殿身圍繞八片可以任意敞開的紅色木門,象徵八面來風。大政殿內殿雖不開放,但可以從外面向內探視,三百年前的皇家精緻仍在,雖然略顯蒙塵,但從歲月的痕跡背後,望向黑暗的房間裡,幽微的氣氛當中,可以遙想或許是在這裡制定了讓崇禎誤殺袁崇煥計策。 內景 瀋陽故宮唯一不是紅牆綠瓦的建築,就是西路存放四庫全書的文溯閣了,黑色與綠色為建築的主體,因為藏書怕火,故在風水配置上,使用象微要水的黑色,做為屋頂的琉璃瓦的顏色,有水從天降 消滅火災的意味。做為曾經世界上一流帝國的皇居,迷信起來也是很可愛的呢! 我身旁的觀光客說:「原來當皇帝,住的房子也就這樣啊?那還是我們家好。」 雪後的大政殿 三百年前的帝王住的環境或許比不上現代一個尋常人家,但能在這苦寒之地,以十三件遺甲開創二百多年基業,沈陽故宮看似平淡卻又強大的皇氣,值得游人細細品味。 瀋陽故宮慶典 皇家的私藏好物 建築設計的精巧得行家才能識得,當皇帝的樂趣,還是可以用皇家家俬用物當中看出一些不同。沈陽故宮雖然沒有留存太多花團錦簇的皇家用物,但仍然有能奪人眼球的好物。 景泰藍鑲金獅頭門環瓶 像這個景泰藍鑲金獅頭門環瓶,除了景泰藍本身的燒製極為不易外,還有鑲金的部分,大大增加了燒製上的難度。 器物精巧不意外,沈陽故宮的收藏裡,最精妙的就是鐘錶。 沈陽故宮的鐘錶藏品是對時計機械有興趣者的祕寶,這些皇家用時計,除了各國的進貢或購買外,部分也是溥儀與皇后婉容本人佩戴的手錶、懷錶及戒指錶。生產於18至20世紀初的鐘錶,生產國遍及英國、法國及瑞士等鐘錶出口大國,其中也有少數清宮內務府和廣州、揚州等廠家製作的仿品。現在市面幾乎是不可能再看到相同的產品。 這些鐘錶不僅造型精美,且做工精細、技術先進。其複雜的機芯,即使是現代,也未必能完整復製。尤其它們的外部造型有歐洲、阿拉伯地方的特色,同時又兼有許多中國傳統元素。其中有二件時樂鐘的歌曲是《茉莉花》,充分顯示了中西合流的美好情景。 如果想獲得更多旅行資訊敬請關注“城市曼波”微信公眾號,帶你尋找每個城市最值得探訪的地方。 更多精彩內容盡在“魅力城市”APP 掃碼閱讀“多彩遼寧”電子書

  • 習領頭 陸政壇大清帝國氣勢旺

    習領頭 陸政壇大清帝國氣勢旺

     台灣政壇有台大幫、政大幫各據山頭,大陸政壇則是清華幫、北大幫領銜。據了解,大陸政壇長年來有「大清帝國北大荒」的說法,泛指北京清華出身的高官多,持續輸出高級領導幹部,反觀北京大學相對匱乏,尤其在清華幫最大咖校友、現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台後,清華幫崛起態勢可謂更趨突顯。  經統計,自1949年以來,就高級別領導幹部的產量看,北京清華大學堪稱大陸高校第一,累計產生過習近平、胡錦濤、朱鎔基、宋平、姚依林、吳邦國、黃菊、吳官正、胡啟立等九位政治局常委,省部級官員更不勝枚舉。  文革後乘勢崛起  有趣的是,北京清華主力在於理工科、北大則著重於文科,與其說清華幫與北大幫之爭,倒不如說是理、文科之爭。  從歷史角度看,大陸文革結束後,為實事求是,大陸政壇開始大幅度拔擢理工科出身的技術官僚,北京清華正好是理工類學校,無疑成為另類的「學術高地」,這也是大陸高層多為理工科出身的原因之一,況且「學者從政」,相對符合和平時期專家治國趨勢。  老清華完成「四級跳」  其實,細看習近平第一任期的人事布局,清華幫就有三位在中共十八大後獲得重用,現已全數晉升省部級甚至副國級。包括現任陝西省委書記胡和平、中共十九大後升任中組部長的陳希、空降北京市長的陳吉寧,都是清華幫的一員。  尤其有「老清華」之稱的胡和平,在2017年迅速完成「四級跳」,從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到浙江省委組織部長再到陝西省委副書記、陝西省長,如今成為陝西省委書記,不僅是省委常委班子中最年輕者,升官速度更讓人自嘆弗如。  清華幫掀起的從政熱潮,大多是學者為主,以時間點論,十八大後清華幫開始上位,主要是習近平畢業於北京清華,加上把關人事工作的陳希曾任北京清華黨委書記,在用人唯熟的體制下,清華幫崛起自是必然。

  • 兩岸史話-滿清如何統治中國

    兩岸史話-滿清如何統治中國

     蒙古聯盟通常是暫時性的,而且性質特殊。大清成功地改變了這種狀況。  1683年以後,征服時期著名英雄的後代更容易出任高級軍事和行政職務。八旗爵位的承襲者還可透過自己的功績獲得新的爵位。在後征服時代,特別是在18世紀,滿洲旗人中有人獲得了新的世襲貴族爵位。因侍奉3個皇帝而獲高官厚祿的富察氏就是一個例子。  蒙古王公與愛新覺羅氏關係極為密切,這種關係始於16世紀,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葉。蒙古貴族被納入征服者精英集團的過程,與蒙古人歸順大清帝國的過程是一致的。  贏得蒙古支持政權  在17世紀,蒙古人可能占據著當時滿洲的一半土地和後來名為承德的地區,所以,贏得他們的支持對滿洲人統一東北地區是至關重要的。  努爾哈赤和皇太極採取了同樣的政策:提拔和賞賜率眾來歸的蒙古部族首領。早期的歸順者,如喀爾喀蒙古巴約特部的貝勒之子古爾布希等人,被賜予高級爵位、牛錄(既有蒙古牛錄也有滿洲牛錄)、各種禮物,此外也賞賜愛新覺羅氏的女子為妻。1644年之前,共有37位蒙古人擁有高級爵位。  在整個清代,統治者都承認並獎賞以戰功和行政業績,然而,大清所創立的蒙古貴族圈,其意義並不在於對個人功績的承認,而在於他們與皇帝的戰略和地緣政治考慮有直接關係。  早期的滿洲歷史表明,努爾哈赤和皇太極能夠抓住蒙古部族之間的世仇所提供的機會,分化和征服蒙古人。雖然1593年科爾沁部參加了進攻努爾哈赤的九族聯盟,但他們於1627年和1628年決定與皇太極結盟,共同對付察哈爾蒙古領袖林丹汗。其他部族踵行於後,東蒙古各部和女真組成的聯軍打敗了察哈爾蒙古人,他們在林丹汗於1635年去世後歸順了滿洲。  蒙古聯盟通常是暫時性的,而且性質特殊。大清成功地改變了這種狀況。他們賜予蒙古盟友貴族頭銜。起初他們對察哈爾蒙古首領也採取了同樣的策略。雖然林丹汗的兒子額爾克孔果爾額哲成了額駙(他的母親成了滿洲親王濟爾哈朗的王妃),但察哈爾親王布林尼的反叛(1675)凸顯了嚴格控制察哈爾蒙古人的必要性,他們被遣回了大同、喀拉干(今張家口)和獨石口以北原來的牧區。  1675年以後,每個察哈爾旗都被置於一位總管的掌控之下,後來(1761年之後)由一位都統掌管。察哈爾各旗還被安插不少喀爾喀、科爾沁和衛拉特軍隊。  獎賞盟友、懲罰敵人是政治活動的通例。在這方面,大清統治者走得更遠。他們藉由把蒙古部族編入旗籍,來削減蒙古世襲貴族的自主權。1636年,科爾沁、土默特、翁牛特、敖漢、奈曼、巴林、阿魯科爾沁和札魯特等部被編入旗籍,他們最終形成了兩個盟:卓索圖盟和西盟(或昭烏達盟)。  「內」蒙古最後共有24部49旗。新建各旗的行政控制權都不掌握在貴族之手。一個新的官職──札薩克(jasagh)──被設立起來負責旗務。雖然札薩克是從世襲貴族中挑選的,但清廷能夠以各種各樣的理由(包括無能、年老和疾病等)委任不同世襲家族的後人出任這個職位。札薩克也被置於高級行政官員的控制之下。負責蒙古各旗和各盟人事的中央機關是理藩院。  東蒙古各部相對弱一些,並在17世紀陷於分裂。他們最後被完全納入了大清的政治體系。清的統治者接下來面對的是喀爾喀蒙古人,他們16世紀末17世紀初控制著現今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範圍。  與東蒙古各部一樣,喀爾喀蒙古分裂為3個群體。左翼的7個喀爾喀旗在札薩克圖汗的領導之下,汗位繼承爭端把他們與土謝圖汗統領的喀爾喀右翼分裂開來。喀爾喀的第三個群體由薛禪汗統領。各部族間的內部爭端削弱了喀爾喀蒙古的凝聚力,使他們難以抵擋其他蒙古部族的攻擊。  雖然一些喀爾喀首領在1635到1637年間向滿洲人進貢,但滿洲人與喀爾喀蒙古人的關係在整個17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都是極不穩定的。雖然內部四分五裂,但對滿洲軍隊而言,散布在廣袤地域的喀爾喀蒙古人是一支非常可怕的力量。隨著17世紀70年代新的準噶爾汗噶爾丹統一漠西蒙古各部(厄魯特),喀爾喀地區的力量平衡出現了重大轉折。  正式歸順康熙皇帝  噶爾丹是準噶爾重要領袖巴圖爾洪台吉的兒子,他曾在拉薩學習,皈依了藏傳佛教。因他父親去世而引發的系列鬥爭使噶爾丹重返世俗社會。他於17世紀70年代統一了準噶爾各部,當時滿洲軍隊仍在鞏固對中國的占領。1678年,噶爾丹得到達賴喇嘛的授權,代表厄魯特聯盟與東部的喀爾喀蒙古人商討,希望厄魯特蒙古人可以遷入部分喀爾喀草原。  當1688年噶爾丹率領準噶爾人對付喀爾喀人時,土謝圖汗帳下的蒙古各部尋求清廷的保護,而札薩克圖汗及其帳下各部與噶爾丹結了盟。最後,所有喀爾喀部族於1691年5月在多倫諾爾正式歸順了康熙皇帝。他們的歸順對此後的事態發展至關重要。(待續)

  • 清太祖為何定國號為「大清」?竟與這匹馬有關...

    清朝為滿族入主中原之後所建立的王朝。滿族以及其祖先曾在歷史上建立過三個著名的國家政權:渤海國、大金國和大清國,其中渤海國和大金國的國號來源歷史上均有明確的記載。 渤海國原稱震國,武則天聖曆元年,大祚榮自立為震國王,震國王之名源自其父乞乞仲象拒受的唐朝所封的「震國公」。唐玄宗開元元年,大祚榮接受唐封渤海郡王等號,從此去靺鞨之號,專稱渤海。 大金國號的來源,史書上也說明得很清楚。完顏阿骨打在遼天慶五年正月即皇帝位時對群臣說:「遼以賓鐵為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部色尚白」。而大清國號的來源及含義,《滿文老檔》、《滿洲實錄》、《清太宗實錄》等官書均未作任何記載,因此只能推斷。 清朝的前身是「後金」,其姓氏「愛新覺羅」的在滿文中的意思也是「金」。有人說清皇太極之所以將「大金」改為「清」,是因為「清」用水作偏旁,而「明」字含火義,以清代明,猶如水滅火。但是這個說法,實際上也不是很牢固,因為水作偏旁的字實在是太多了,為什麼用「清」字實在說不過去。 這個說法出來之後,很多人便開始用五行來推理研究了,最後還真弄出了一套自圓其說的講法。清朝原為金國,而明朝之「明」屬火,火克金。為了在五行上占得優勢,於是女真族就改成了「滿族」,金國改成了大清國,「滿清」二字均屬三點水,水克火(明),最後才滅掉了明。 從顏色和方位來看,也是和五行是相對應,有五色五位之說。認為水屬黑(北)、木屬青(東)、火屬赤(南)、土屬黃(中),金屬白(西)。北京故宮所有的宮牆、殿柱都用紅色,紅屬火,寓意光明正大。 屋頂用黃色,黃屬土,屬中央,皇帝必居中;皇宮東部屋頂用青色(綠),屬東方木綠,屬春,皇子居東部;文淵閣用黑瓦,黑牆,黑為水,可克火,利於藏書;天安門至端門不栽樹,意為南方屬火,不宜加木,木生火在此不利於木結構的防災。而清朝的起家之地,正是屬於東方,因此才選用了「青」。 這是五行的一種解法,還說得過去,然而對於當年皇太極為什麼會取名為「大清」,還有另外一個傳說,在滿族間流傳非常廣泛。 據說當年努爾哈赤被遼東總兵李成梁打敗之後,和義父王杲騎上大青馬和二青馬逃命。在擺脫了李成樑的追趕之後,大青、二青兩匹馬全被累死了,努爾哈赤非常傷心,抱著為了他逃命而死的大青馬說,將來我得了天下,我這國號就叫「大青」。 後來皇太極即位後,兌現了父親的承諾,建立了「大清」。在清《汪堯峰文集》中寫道:「王有名馬能報恩」,可見這個傳說在清朝的時候已經傳開。雖然故事聽上去有些離奇,但說不定,統治中國兩百年的「大清」帝國,名字真來自於這匹救了努爾哈赤一命的「大青馬」。 【本篇文章非正式學術論文,如有不同史實觀點,歡迎留言指正】

  • 兩岸史話》西方史家看大清帝國 揮別帝制走向共和(三之三)

    更廣泛地說,清朝的結束對男子氣概帶來一種危機感 對多數的一般中國人來說,大清之結束也許在短時間內對其生活的改變不大。一位經歷過革命的上海工廠女工日後回憶,對她而言,事實上改變的只有貨幣單位—在革命過後,以銀本位國幣的元角分計價,而非清代銅錢的文,惟其薪資的購買力並未受影響。然而對其他人,特別是男性精英,這是一件具有深遠影響且令人不安的文化事件。 一位感時的學者以自殺作為忠於舊朝、實行不可為之理想的行動。直到1920年代,新國家各地仍有一小群人拒絕剪掉辮子改為現代髮型,原因包含對清代的尊敬,及對曾經自傲地留著辮子之父祖輩的孝心。更廣泛地說,清朝的結束對男子氣概帶來一種危機感,展現在對像女性纏足這種逸樂、病態慾望而如今政治不正確的舊文化遺存矯柔造作的懷舊情懷。   接受重新定義中國 大清帝國在性質上與之前各代相繼的漢人或異族王朝有所不同。作為標準的近代早期歐亞大陸型態之多民族普世帝國,其在擴展「中國」的地理範圍,將如蒙古、女真、西藏、內亞穆斯林與其他非漢民族,整合成一種新型態、超越性的政治體上,取得驚人的成功。 漸漸地,中國士人開始接受此重新定義的中國,並認同其為自己的祖國。 不過,當一種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民族主義在19世紀晚期浮現檯面,主張民族國家應該建基於單一民族或種族的祖國之上,似乎便暗示了初生的中華民國是漢族獨有的領域。 然而,對諸多已接受清朝屬民認同的非漢民族,他們的命運又將如何?一些蒙古人幾乎馬上宣布自己不願成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早在 1913年,東北就出現建立滿洲民族之主權國家的努力,而此後各種「滿洲國」相繼宣布成立,直到包括那個在1932年建立,作為日本附庸國,並由帝國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領導之規模龐大但失敗的想像共同體。西藏、穆斯林與其他分離運動直到21世紀初仍在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證明此清朝歷史的遺存在帝國滅亡後的整整一世紀內從未獲得滿意的解決。 為了取代皇帝所彰顯的意志,更可被操縱、被爭取的「人民」利益現在受到召喚。對此問題之焦慮,加上個人的野心,無疑地驅使一些中國人支持那些不時出現、欲恢復帝制的嘗試,幾次打斷了民國初期的共和政體。如何將政治活動穩定化且正當化,在尚待建構的新秩序中一直是揮之不去的煩惱。 若把清朝視為近代早期以陸地為基礎之歐亞帝國的典型範例,我們可以說其在1911年的最終滅亡正是時候。羅曼諾夫帝國在幾年後的1 917年瓦解,鄂圖曼帝國在1922年正式結束前的十多年間便已先行解體。在20世紀科技轉型的世界,這些以近代早期模式建立的政治組織,在遭遇其他挫敗之際,似乎都蒙受了嚴重的「規模不經濟」(dis economy of scale)。 來看清帝國,這種循環中政治分裂的時期通常處於兩個興起的「帝國」之間(如漢唐之間的南北朝與唐宋之間的五代),那麼也許191 1年就不如其看起來的那麼像是時代的里程碑。至少與其後的數十年相比,1911年的混亂與暴力並不那麼嚴重,而且也未有具備實際效力的中央政治體立刻起來控制大局。因此,清代「循環」也許要到192 7年的國民革命軍北伐、1937年的日本占領,或甚至1949年的共產黨解放才真正地結束。 清帝國長久的政治特徵之一,是擁有較其社會與經濟規模來得小的正式國家機器。在這種省錢政府的制度底下,許多表面上似乎屬於政府部門的工作轉包給了當地精英(紳衿、村莊領袖、地方武力領導與商業上的牙人)或者團體(宗族、村莊、行會)。 雍正在位的1720年代晚期與1730年代初期,代表一種重新提高政府人員密度,且將政策執行「重新政府化」的努力,但是這個方向在其繼任者底下再度被逆轉,或者至少被忽視。只要清代能維持普世帝國的形象與狀況,且相對較小的外來威脅,這樣規模小但有效率的統治也許事實上是較穩固的行事方針。   嘗試重新建構國家 但是,當清帝國在19世紀中葉變得僅是國際間全面性掠奪戰爭的抵抗者之一,為了在這種競爭的環境之下藉政治以求生存,一個更大、更強、介入更深的國家機器似乎就成為必要。 1898年流產的戊戌變法是建立現代國家的初次嘗試,而20世紀最初十年的新政改革代表真正的開始。從那時開始到至少1950年代的「大躍進時期」(或許一直到後毛澤東時期對大政府的反省為止),中國更野心勃勃地實驗大政府,根本上扭轉了最早從13世紀的南宋以來所進行之國家限縮。若將這些嘗試視為20世紀上半葉延續數十年的國家建構計畫,辛亥革命與其後的中國政治重建,事實上是很有次序地立基於新政時期建立的現代國家,而延續其發展。(全文完)

  • 兩岸史話》西方史家看大清帝國 費正清打開西方視野(三之一)

    編者按:《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一書由美國哈佛大學出版,台大出版中心選輯,是國際與中國清史學界當中重要的通論性作品,作者為羅威廉(WilliamT.Rowe),本書對大清帝國的行政效率與經濟生產管理方面有極高的評價。 然而至少在西方,20世紀下半葉之前儒家朝代式的史學寫作傳統已不再風行。 大清帝國是曾立基於今日中國地區的政治實體中最龐大的一個。比起其在1644年取而代之的明帝國,清帝國的疆域是明代的2倍多,而人口則超過明代的3倍,至清末已達到5億之多。 在清帝國內不只有視自己為「中國人」的人群,亦有許多過去從未整合進中國王朝政體中的族群,包括西藏人、維吾爾人、某些蒙古部族、西南邊境的緬甸人與傣人、台灣及其他新近被殖民的邊疆與內陸高地之原住民,乃至於占有清帝國皇位、後來被稱為「滿洲人」者。   有效率的行政體系 其廣大領土或至少其中的一大部分、眾多且不斷增長的人口,以及隨之而來的緊張關係,都為其後續政體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承繼。有許多角度可用來看待清帝國,其中之一便是將之視為兩千年帝制中國史的最終一章。 能統治這個史無前例的廣大帝國近三百年之久,是由於清朝在其全盛時期發展出比之前任何朝代都更有效率也更有效力的行政管理與溝通體系。而能同時養活史無前例的眾多人口,則是因為其生產力水準不僅遠超過之前中國的任何朝代,其經濟管理的體制可能也較之前世界任何地方都更有野心,也更有效。 研究中國藝術與文學的學者,或許可以合理地主張清代的美學作品不能與唐代的詩歌、宋代的繪畫或明代的瓷器相比,然而其活躍兼容的文化在這些領域都有卓越貢獻,且更在小說、戲劇,甚至是印刷報刊等新的藝術表現形式上開疆拓土。雖說把中國歷史上任何時間點視為與世隔絕都是錯的,然而清帝國與歐亞大陸另一端的交流和相互影響,在性質上無疑比過去更為密切,同時也有更多衝突發生。此影響至今仍未解決。 與4、50年之前相較,史家對大清帝國有相當不同的理解。實際上,或許恰當地說,在1950與1960年代世界大部分地方實際上沒有「清史」這種說法。當然,中國史家長久以來以代代相承的統治王朝來組織中國歷史,根據儒家朝代循環的模式興衰更迭,清代僅可當作是這其中的最後一個王朝。 根據這個觀點,1912年之後初興的中華民國政府如同之前的新王朝一樣,開始編修官方的前朝歷史,終而在1927年出版由前清遺老趙爾巽主編的《清史稿》。5年之後,無畏的學者蕭一山出版了他自己的《清代通史》,爾後基本上成為這個科目的標準範本。 然而至少在西方,20世紀下半葉之前儒家朝代式的史學寫作傳統已不再風行。取而代之的是哈佛大學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將中國過去5百多年的歷史,以1842年區分為兩段的觀點。 他是美國的中國現代史學之父,以驚人的旺盛精力撰寫教科書、為其他大學培訓師資,並且監製了一套具有開創性的現代東亞史學術叢書系列。依照他的觀點,1842年之前的中國歷史是「傳統中國」的一部分,而「現代中國」則從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帶來的西方「衝擊」開始。從此清朝歷史被分為兩個部分,由兩群不同的學者分別研究。 雖然費正清從未明言(即使其他人這麼說),1842年分水嶺之前的帝制中國史本質上是「停滯」的,真正有發展性的變化則始於中國對西方的回應,但是其時代分期卻有這樣的暗示。受到哈佛學派的影響而產出的最佳中國現代史教科書中,理所當然地只簡略地涵蓋清朝前兩百年,而絕大部分關注焦點仍是從1842年到現在,也就是「真正的」、西化的現代時期。   現代中國從何開始 費正清及其追隨者抱持的這些明顯具有歐洲中心觀的時代分期,並未受到中國史家的挑戰。在列寧主義認為西方帝國主義是中國近代唯一主導力量的假定之下,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以鴉片戰爭為分界,將其學者組織畫分為歷史研究所與近代史研究所。 而在台灣,受到「現代化理論」的風潮所及,國民黨政權也把中央研究院的歷史學家分為歷史語言研究所與近代史研究所兩個機構,分別研究1842年之前與之後的時期。雖然戰後日本的清史研究未有如前述畫分的制度,但是也以類似的分工為基礎。特別是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東京大學學者,對他們來說,「現代」中國只從鴉片戰爭開始。 在1970年代確實有一些少數派的聲音,這些聲音讓當時如我這樣初出茅廬的學者感到非常興奮。然而就我所知,當時只有一項學術倡議迥然不同地主張將清代史視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忽視了鴉片戰爭的分界。(待續)

  • 兩岸史話》西方史家看大清帝國 -清代史研究開始轉向(三之二)

    一旦我們更適切地以清朝的觀點來理解清史時,歷史學家或能在新清史中「重新把西方帶回來」。 回顧近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的清代史研究之演進主要以三個重要的修正性轉向為標誌,惟此情況並不限於美國。首先是轉向1970年代與 1980年代緩慢成長的社會史。這個轉向受到的影響主要來自由法國歷史學派及其標竿刊物《年鑑》(Annales:economies,societes,civi lisations)所激發的歐美史研究。 他們的重點不在政治、軍事或外交事件,也非過去的偉大人物;強調的不僅是「時局」(conjuncture),而是相對的、在歷史「長時段」(longue duree)中緩慢消長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結構(struc ture)。   重新把西方帶回來 這個學派對中國史領域略為遲來的影響由兩個因素促成。首先是美國的中國史學者逐漸吸收了二次戰後日本中國史學者龐大的社會經濟史著作,接著是台灣與北京的大量清宮檔案先後在1970與1980年代向外來研究者開放,令學者可以嘗試進行年鑑學派所主張的那種長時段歷史研究。 此社會史轉向之結果有三。第一,史家開始批評「衝擊與回應」(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模式對中國近代史起了重要作用的觀點,轉而將焦點集中在中國內部的各種變化,強調中國自身的歷史有諸多可能性,而非停滯不前。 這個新潮流由費正清大弟子之一的柯文(Paul Cohen)精簡地以「在中國發現歷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這句話來表示。在這種對清史的修正論敘述中,西方對清帝國的影響日益被邊緣化,這是必要的修正,但也許往後亦會引來對這種修正觀點的再修正。最終,一旦我們更適切地以清朝的觀點來理解清史時,歷史學家或能在新清史中「重新把西方帶回來」(bring the West back in)。 亞洲四小龍(香港、新加坡、台灣、南韓)的經濟奇蹟與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所促成的第二個社會史轉向之結果,是逐漸拋棄了對清史的失敗者敘述。探究如「為什麼19世紀的中國沒有資本主義或工業化」(通常與明治時代的日本做相形見絀的比較)之類的研究問題,現已被視為是建立在受誤導或甚至是錯誤的前提之上。比較社會學家與美國的中國史專家開始主張至遲到18世紀中葉,清帝國可能比大部分的西歐有更繁榮的經濟與普遍較高的生活水準。 第三個,也是更顯著的結果是關於時代分期。就在將清朝視為一連貫整體的觀點開始勝過「傳統/現代」的二元區分時,朝代鼎革亦被視為僅是中國歷史結構演進中表面的漣漪。1975年魏斐德(Frederi c Wakeman, Jr.)曾評論: 「社會史家逐漸開始認識到,從1550年代到1930年代的這段時間,乃是自成一個連貫的整體。學者放眼中國最後四百年的歷史直至共和時期之間的歷史演變,而非視清朝為過去歷史的複製,或將1644年與 1911年視為重要的起訖點。 長江下游的都市化、以支付銀錢取代徭役、某些類型的區域貿易發展、大眾識字率的成長與士紳群體的擴大、地方管理活動的商業化等等,這些從晚明開始的現象開啟行政上與政治上的變化,在整個清朝持續發展,而某種程度上在20世紀初期結束。」 然而該如何稱呼這個超越明清分界的新時段?一個較薄弱、容易被接受且較流行的詞是「帝國晚期」(late imperial)。這個詞意味著不僅是清朝,整個或部分的明朝也同樣屬於一個單一連貫的歷史時期。另一個比較有力而我也贊同的說法是「近代早期」(early mod ern)。 然而這個類別同樣也有許多明顯的包袱。舉例來說,這種說法似乎暗示邁向成熟現代性之前有某些必要過渡的階段,而此現代性也許是一種具有工業化與代議政府,與西方相當近似的現代性。然而這正是修正派史家亟欲挑戰的觀念。   重視再現甚於事實 更廣的來說,「早期近代性」(early modernity)是有意從歐洲史學研究中挪用過來的概念,使用這種概念似乎會將一系列從西方經驗啟發的預設強加在中國之上,以至於模糊了中國歷史自身的實際狀況。此議題至今仍未有定論。 第二種對清史基礎的概念重構化現在通常稱作為「內亞轉向」(t he Inner Asian turn)。這是緊跟在社會史革命後的文化史革命之發展結果。重視「再現」(representations)甚於既有「事實」,文化史主張對性別或種族等基本範疇去本質化,視其為文化協商或歷史偶然的結果,而非與生俱來的。(待續)

  • 兩岸史話-西方史家看大清帝國 揮別帝制走向共和(三之三)

    兩岸史話-西方史家看大清帝國 揮別帝制走向共和(三之三)

     更廣泛地說,清朝的結束對男子氣概帶來一種危機感  對多數的一般中國人來說,大清之結束也許在短時間內對其生活的改變不大。一位經歷過革命的上海工廠女工日後回憶,對她而言,事實上改變的只有貨幣單位—在革命過後,以銀本位國幣的元角分計價,而非清代銅錢的文,惟其薪資的購買力並未受影響。然而對其他人,特別是男性精英,這是一件具有深遠影響且令人不安的文化事件。  一位感時的學者以自殺作為忠於舊朝、實行不可為之理想的行動。直到1920年代,新國家各地仍有一小群人拒絕剪掉辮子改為現代髮型,原因包含對清代的尊敬,及對曾經自傲地留著辮子之父祖輩的孝心。更廣泛地說,清朝的結束對男子氣概帶來一種危機感,展現在對像女性纏足這種逸樂、病態慾望而如今政治不正確的舊文化遺存矯柔造作的懷舊情懷。  接受重新定義中國  大清帝國在性質上與之前各代相繼的漢人或異族王朝有所不同。作為標準的近代早期歐亞大陸型態之多民族普世帝國,其在擴展「中國」的地理範圍,將如蒙古、女真、西藏、內亞穆斯林與其他非漢民族,整合成一種新型態、超越性的政治體上,取得驚人的成功。  漸漸地,中國士人開始接受此重新定義的中國,並認同其為自己的祖國。  不過,當一種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民族主義在19世紀晚期浮現檯面,主張民族國家應該建基於單一民族或種族的祖國之上,似乎便暗示了初生的中華民國是漢族獨有的領域。  然而,對諸多已接受清朝屬民認同的非漢民族,他們的命運又將如何?一些蒙古人幾乎馬上宣布自己不願成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早在1913年,東北就出現建立滿洲民族之主權國家的努力,而此後各種「滿洲國」相繼宣布成立,直到包括那個在1932年建立,作為日本附庸國,並由帝國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領導之規模龐大但失敗的想像共同體。西藏、穆斯林與其他分離運動直到21世紀初仍在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證明此清朝歷史的遺存在帝國滅亡後的整整一世紀內從未獲得滿意的解決。  為了取代皇帝所彰顯的意志,更可被操縱、被爭取的「人民」利益現在受到召喚。對此問題之焦慮,加上個人的野心,無疑地驅使一些中國人支持那些不時出現、欲恢復帝制的嘗試,幾次打斷了民國初期的共和政體。如何將政治活動穩定化且正當化,在尚待建構的新秩序中一直是揮之不去的煩惱。  若把清朝視為近代早期以陸地為基礎之歐亞帝國的典型範例,我們可以說其在1911年的最終滅亡正是時候。羅曼諾夫帝國在幾年後的1917年瓦解,鄂圖曼帝國在1922年正式結束前的十多年間便已先行解體。在20世紀科技轉型的世界,這些以近代早期模式建立的政治組織,在遭遇其他挫敗之際,似乎都蒙受了嚴重的「規模不經濟」(diseconomy of scale)。  來看清帝國,這種循環中政治分裂的時期通常處於兩個興起的「帝國」之間(如漢唐之間的南北朝與唐宋之間的五代),那麼也許1911年就不如其看起來的那麼像是時代的里程碑。至少與其後的數十年相比,1911年的混亂與暴力並不那麼嚴重,而且也未有具備實際效力的中央政治體立刻起來控制大局。因此,清代「循環」也許要到1927年的國民革命軍北伐、1937年的日本占領,或甚至1949年的共產黨解放才真正地結束。  清帝國長久的政治特徵之一,是擁有較其社會與經濟規模來得小的正式國家機器。在這種省錢政府的制度底下,許多表面上似乎屬於政府部門的工作轉包給了當地精英(紳衿、村莊領袖、地方武力領導與商業上的牙人)或者團體(宗族、村莊、行會)。  雍正在位的1720年代晚期與1730年代初期,代表一種重新提高政府人員密度,且將政策執行「重新政府化」的努力,但是這個方向在其繼任者底下再度被逆轉,或者至少被忽視。只要清代能維持普世帝國的形象與狀況,且相對較小的外來威脅,這樣規模小但有效率的統治也許事實上是較穩固的行事方針。  嘗試重新建構國家  但是,當清帝國在19世紀中葉變得僅是國際間全面性掠奪戰爭的抵抗者之一,為了在這種競爭的環境之下藉政治以求生存,一個更大、更強、介入更深的國家機器似乎就成為必要。  1898年流產的戊戌變法是建立現代國家的初次嘗試,而20世紀最初十年的新政改革代表真正的開始。從那時開始到至少1950年代的「大躍進時期」(或許一直到後毛澤東時期對大政府的反省為止),中國更野心勃勃地實驗大政府,根本上扭轉了最早從13世紀的南宋以來所進行之國家限縮。若將這些嘗試視為20世紀上半葉延續數十年的國家建構計畫,辛亥革命與其後的中國政治重建,事實上是很有次序地立基於新政時期建立的現代國家,而延續其發展。(全文完)

  • 兩岸史話-西方史家看大清帝國 清代史研究開始轉向(三之二)

    兩岸史話-西方史家看大清帝國 清代史研究開始轉向(三之二)

     一旦我們更適切地以清朝的觀點來理解清史時,歷史學家或能在新清史中「重新把西方帶回來」。  回顧近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的清代史研究之演進主要以三個重要的修正性轉向為標誌,惟此情況並不限於美國。首先是轉向1970年代與1980年代緩慢成長的社會史。這個轉向受到的影響主要來自由法國歷史學派及其標竿刊物《年鑑》(Annales:economies,societes,civilisations)所激發的歐美史研究。  他們的重點不在政治、軍事或外交事件,也非過去的偉大人物;強調的不僅是「時局」(conjuncture),而是相對的、在歷史「長時段」(longue duree)中緩慢消長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結構(structure)。  重新把西方帶回來  這個學派對中國史領域略為遲來的影響由兩個因素促成。首先是美國的中國史學者逐漸吸收了二次戰後日本中國史學者龐大的社會經濟史著作,接著是台灣與北京的大量清宮檔案先後在1970與1980年代向外來研究者開放,令學者可以嘗試進行年鑑學派所主張的那種長時段歷史研究。  此社會史轉向之結果有三。第一,史家開始批評「衝擊與回應」(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模式對中國近代史起了重要作用的觀點,轉而將焦點集中在中國內部的各種變化,強調中國自身的歷史有諸多可能性,而非停滯不前。  這個新潮流由費正清大弟子之一的柯文(Paul Cohen)精簡地以「在中國發現歷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這句話來表示。在這種對清史的修正論敘述中,西方對清帝國的影響日益被邊緣化,這是必要的修正,但也許往後亦會引來對這種修正觀點的再修正。最終,一旦我們更適切地以清朝的觀點來理解清史時,歷史學家或能在新清史中「重新把西方帶回來」(bring the West back in)。  亞洲四小龍(香港、新加坡、台灣、南韓)的經濟奇蹟與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所促成的第二個社會史轉向之結果,是逐漸拋棄了對清史的失敗者敘述。探究如「為什麼19世紀的中國沒有資本主義或工業化」(通常與明治時代的日本做相形見絀的比較)之類的研究問題,現已被視為是建立在受誤導或甚至是錯誤的前提之上。比較社會學家與美國的中國史專家開始主張至遲到18世紀中葉,清帝國可能比大部分的西歐有更繁榮的經濟與普遍較高的生活水準。  第三個,也是更顯著的結果是關於時代分期。就在將清朝視為一連貫整體的觀點開始勝過「傳統/現代」的二元區分時,朝代鼎革亦被視為僅是中國歷史結構演進中表面的漣漪。1975年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曾評論:  「社會史家逐漸開始認識到,從1550年代到1930年代的這段時間,乃是自成一個連貫的整體。學者放眼中國最後四百年的歷史直至共和時期之間的歷史演變,而非視清朝為過去歷史的複製,或將1644年與1911年視為重要的起訖點。  長江下游的都市化、以支付銀錢取代徭役、某些類型的區域貿易發展、大眾識字率的成長與士紳群體的擴大、地方管理活動的商業化等等,這些從晚明開始的現象開啟行政上與政治上的變化,在整個清朝持續發展,而某種程度上在20世紀初期結束。」  然而該如何稱呼這個超越明清分界的新時段?一個較薄弱、容易被接受且較流行的詞是「帝國晚期」(late imperial)。這個詞意味著不僅是清朝,整個或部分的明朝也同樣屬於一個單一連貫的歷史時期。另一個比較有力而我也贊同的說法是「近代早期」(early modern)。  然而這個類別同樣也有許多明顯的包袱。舉例來說,這種說法似乎暗示邁向成熟現代性之前有某些必要過渡的階段,而此現代性也許是一種具有工業化與代議政府,與西方相當近似的現代性。然而這正是修正派史家亟欲挑戰的觀念。  重視再現甚於事實  更廣的來說,「早期近代性」(early modernity)是有意從歐洲史學研究中挪用過來的概念,使用這種概念似乎會將一系列從西方經驗啟發的預設強加在中國之上,以至於模糊了中國歷史自身的實際狀況。此議題至今仍未有定論。  第二種對清史基礎的概念重構化現在通常稱作為「內亞轉向」(the Inner Asian turn)。這是緊跟在社會史革命後的文化史革命之發展結果。重視「再現」(representations)甚於既有「事實」,文化史主張對性別或種族等基本範疇去本質化,視其為文化協商或歷史偶然的結果,而非與生俱來的。(待續)

  • 兩岸史話-西方史家看大清帝國 費正清打開西方視野(三之一)

    兩岸史話-西方史家看大清帝國 費正清打開西方視野(三之一)

     編者按《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一書由美國哈佛大學出版,台大出版中心選輯,是國際與中國清史學界當中重要的通論性作品,作者為羅威廉(WilliamT.Rowe),本書對大清帝國的行政效率與經濟生產管理方面有極高的評價。  然而至少在西方,20世紀下半葉之前儒家朝代式的史學寫作傳統已不再風行。  大清帝國是曾立基於今日中國地區的政治實體中最龐大的一個。比起其在1644年取而代之的明帝國,清帝國的疆域是明代的2倍多,而人口則超過明代的3倍,至清末已達到5億之多。  在清帝國內不只有視自己為「中國人」的人群,亦有許多過去從未整合進中國王朝政體中的族群,包括西藏人、維吾爾人、某些蒙古部族、西南邊境的緬甸人與傣人、台灣及其他新近被殖民的邊疆與內陸高地之原住民,乃至於占有清帝國皇位、後來被稱為「滿洲人」者。  有效率的行政體系  其廣大領土或至少其中的一大部分、眾多且不斷增長的人口,以及隨之而來的緊張關係,都為其後續政體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承繼。有許多角度可用來看待清帝國,其中之一便是將之視為兩千年帝制中國史的最終一章。  能統治這個史無前例的廣大帝國近三百年之久,是由於清朝在其全盛時期發展出比之前任何朝代都更有效率也更有效力的行政管理與溝通體系。而能同時養活史無前例的眾多人口,則是因為其生產力水準不僅遠超過之前中國的任何朝代,其經濟管理的體制可能也較之前世界任何地方都更有野心,也更有效。  研究中國藝術與文學的學者,或許可以合理地主張清代的美學作品不能與唐代的詩歌、宋代的繪畫或明代的瓷器相比,然而其活躍兼容的文化在這些領域都有卓越貢獻,且更在小說、戲劇,甚至是印刷報刊等新的藝術表現形式上開疆拓土。雖說把中國歷史上任何時間點視為與世隔絕都是錯的,然而清帝國與歐亞大陸另一端的交流和相互影響,在性質上無疑比過去更為密切,同時也有更多衝突發生。此影響至今仍未解決。  與4、50年之前相較,史家對大清帝國有相當不同的理解。實際上,或許恰當地說,在1950與1960年代世界大部分地方實際上沒有「清史」這種說法。當然,中國史家長久以來以代代相承的統治王朝來組織中國歷史,根據儒家朝代循環的模式興衰更迭,清代僅可當作是這其中的最後一個王朝。  根據這個觀點,1912年之後初興的中華民國政府如同之前的新王朝一樣,開始編修官方的前朝歷史,終而在1927年出版由前清遺老趙爾巽主編的《清史稿》。5年之後,無畏的學者蕭一山出版了他自己的《清代通史》,爾後基本上成為這個科目的標準範本。  然而至少在西方,20世紀下半葉之前儒家朝代式的史學寫作傳統已不再風行。取而代之的是哈佛大學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將中國過去5百多年的歷史,以1842年區分為兩段的觀點。  他是美國的中國現代史學之父,以驚人的旺盛精力撰寫教科書、為其他大學培訓師資,並且監製了一套具有開創性的現代東亞史學術叢書系列。依照他的觀點,1842年之前的中國歷史是「傳統中國」的一部分,而「現代中國」則從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帶來的西方「衝擊」開始。從此清朝歷史被分為兩個部分,由兩群不同的學者分別研究。  雖然費正清從未明言(即使其他人這麼說),1842年分水嶺之前的帝制中國史本質上是「停滯」的,真正有發展性的變化則始於中國對西方的回應,但是其時代分期卻有這樣的暗示。受到哈佛學派的影響而產出的最佳中國現代史教科書中,理所當然地只簡略地涵蓋清朝前兩百年,而絕大部分關注焦點仍是從1842年到現在,也就是「真正的」、西化的現代時期。  現代中國從何開始  費正清及其追隨者抱持的這些明顯具有歐洲中心觀的時代分期,並未受到中國史家的挑戰。在列寧主義認為西方帝國主義是中國近代唯一主導力量的假定之下,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以鴉片戰爭為分界,將其學者組織畫分為歷史研究所與近代史研究所。  而在台灣,受到「現代化理論」的風潮所及,國民黨政權也把中央研究院的歷史學家分為歷史語言研究所與近代史研究所兩個機構,分別研究1842年之前與之後的時期。雖然戰後日本的清史研究未有如前述畫分的制度,但是也以類似的分工為基礎。特別是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東京大學學者,對他們來說,「現代」中國只從鴉片戰爭開始。  在1970年代確實有一些少數派的聲音,這些聲音讓當時如我這樣初出茅廬的學者感到非常興奮。然而就我所知,當時只有一項學術倡議迥然不同地主張將清代史視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忽視了鴉片戰爭的分界。(待續)

  • 王室戰皇室 大公vs.酋長

    王室戰皇室 大公vs.酋長

    近日英國王室添增小公主,全球搶報,但「大不列顛聯合王國」(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的君主家族,應該譯成王室還是皇室?6日凌晨桃園機場傳出員工行竊「阿聯酋」航空班機,中華民國外交部向來稱「The United Arab Emirates」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唯近年來,大陸版中文強勢,把阿聯譯為「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到底統治中東那塊地區的,是諸大公還是諸酋長? 中國字詞裡,指涉一國之君者,自夏、商、周三代,都用「王」字。至於「皇」一字,甲骨文字型為山上一輪日,而「帝」字則是遙遠的星光,很可能指最亮的天狼星。「又一個西戎」的秦王國在西元前221年掃平戰國群雄,土地太大,人口太多,秦王嬴政覺得自己如不用原本指稱傳說時代聖賢君主的「皇」字加「帝」字,只怕不夠派頭,於是由丞相李斯上奏,加料為「皇帝」。從此之後,中國以大一統國家形式存在時,統治君主都叫皇帝,大清皇朝君主,更愛稱「大皇帝」。於是天朝在外國人口中,便稱為Chinese Empire(中華帝國)。 西方世界,姑且不論《西方憑什麼》一書裡頭,把西亞、小亞細亞、波斯乃至埃及那些更早帝國都納為西方,台灣中、小學生了解的「西方」最早帝國,應為亞歷山大帝國,即古馬其頓王國發跡,出現軍事奇才亞歷山大大帝,南征北討,東拓西闢,搞出來的大帝國。可惜天不假以年,亞歷山大死得甚早,希臘半島的「西戎」羅馬搞出個偌大帝國,而且大到不分成東羅馬、西羅馬兩大帝國,好像難以統治的地步。當時的西方世界統治者Emperor,便是皇帝。 那麼,英國該是王國,還是帝國?查閱麥米倫、劍橋大學等英英詞典,大致可得知Empire是「一群、很多國家,被單一人或政府統治」時,當地便稱帝國(a number of countries ruled by one person or government、A group of countries ruled by a single person, government, or country)。 大英實在很麻煩,自工業革命以後,國力獨步全球,曾號稱「日不落帝國」;但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屬下諸國紛紛獨立,以至於其君主摸摸鼻子,把國號改為聯合王國。說十九世紀的維多利亞是「女皇」,應無疑義,但她十分謙遜,並未使用Empress(女皇),依然只用Queen,即女王。 即便目前大英已日落,但加拿大、澳洲仍奉伊莉莎白二世女王為國家元首,因此女王老奶奶如要不客氣,依古代定義,自稱女皇,卻也無不可。但人家是如此謙虛,還是說,用Queen就可以了。我們實在不好用皇室,來敗壞溫莎王室的雅興。 至於emriate呢?這要怪英文造字太簡單,擬聲造字,隨處亂封,把某些穆斯林國家的小王稱為emir(埃米爾),而不套用西歐的王國、大公國、公侯伯子男爵封地統治者。以至於1949年大陸台灣分治之後,北京認為埃米爾的地盤及勢力太小,視為酋長就好,而台灣認為叫大公比較雅馴。語文原為約定俗成,「時窮節乃見」,且看再過時日,是酋長打敗大公,抑或大公馴服酋長。

  • 親日文人叛國之路

    親日文人叛國之路

     滿洲人心所向,不是我個人,而是大清的皇帝,若是取消了這個稱謂,滿洲人心必失。  「『那麼就請宣統帝早日動身,無論如何要在16日前到達滿洲。詳細辦法到了瀋陽再說。動身的辦法由吉田安排吧。』他像來時那樣恭敬地向我祝賀一路平安,行了禮,就告辭了。」  溥儀說:「接著我在靜園裡,便開一個御前會議,在這次會議上,陳寶琛和鄭孝胥兩人,展開激烈的辯論。陳說:『當前大局未定,輕舉妄動有損無益。羅振玉迎駕之舉是躁進,現在啟駕的主意何嘗不是躁進。』鄭說:『彼一時,此一時,時機錯過,外失友邦之熱心,內失國人之歡心,不識時務並非持重。』」  侵占東北既成事實  「陳:『日本軍部即使熱心,可是日本內閣尚無此意。事情不是遊戲,應請皇上三思而定。』鄭:『日本內閣不足道,日本軍部有帷幄上奏之權,三思再思如此而已。』陳:『我說請皇上三思,不是請你三思!』鄭:『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偉扶上去,我們為臣子的將陷皇上於何地?』」  「陳:『溥偉弄好弄壞,左不過還是個溥偉,皇上出來只能成不能敗,倘若不成,更陷皇上於何地?更何以對得起列祖列宗。』鄭:『眼看已經山窮水盡了!到了關外,又恢復了祖業,又不再愁生活,有什麼對不起祖宗的?』陳:『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熱衷,你有何成敗那是毫無價值可言!……』我在會上沒有表示態度,但心裡認為,陳寶琛忠心可嘉,但嫌迂腐。」  此後日方急於要把侵占東北作為既成事實,免得國際干預和輿論攻擊,他們幾經考慮,認為劫取溥儀非採取一個有效而激烈的辦法不可。於是在天津以及靜園做了一連串恐怖事件,使溥儀無法安居。  1931年11月11日,溥儀瞞著陳寶琛等遺老,只帶著鄭孝胥、鄭垂父子離開天津。偷渡白河,於是出大沽,達營口,住進了對翠閣溫泉旅館時,行動便受了日軍的限制,事事都要聽坂垣大佐的擺布。一星期後又搬到旅順,住的是大和旅館,行動限制比住對翠閣時尤為嚴密。這時溥儀更感到惶恐不安,他知道他的命運完全操在日本人手中。  他在回憶錄中說:「這時占據我全心的,不是東北老百姓死了多少人,不是日本人要用什麼辦法統治這塊殖民地,它要駐多少兵,要採什麼礦,我一概不管;我關心的只是要復辟,要他們承認我是個皇帝。如果我不為了這點,何必千里迢迢來到這裡?我如果不當皇帝,我存在這世上還有什麼意義呢?陳寶琛老夫子以八十高齡的風燭殘年之身來到旅順時,曾再三對我說:『若非復位以正統系,何以對列祖列宗之靈!』我心中把土肥原、坂垣恨得要死,……。」  陳寶琛老臣謀國,前赴旅順,純為進諫,並非攀龍。日後溥儀便聽了陳寶琛的諫言,開了12個條件給坂垣,每條都是著重在「正統系」。不久溥儀便和坂垣會談,其談話摘要如下:  坂垣說:「這個新國家名號是『滿洲國』,國都設在長春,因此長春改名為新京,這個國家由5個主要民族組成即滿族、漢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鮮族,日本人在滿洲花了幾十年的心血,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自然和別的民族相同,比如同樣可以充當新國家的官吏。……」  他不等中島翻譯完,又拿出滿蒙人民宣言書,以及5色的滿洲國國旗,放到我面前的沙發桌上,我氣得肺部都要炸了,我的手顫抖著把那堆東西推了一下,問道:「這是個什麼國家?難道是大清帝國嗎?」「自然這不是大清帝國的復辟,這是一個新國家,東北行政委員會通過決議,一致擁戴閣下為新國家的元首,就是『執政』。」  聽到從坂垣的嘴裡響出「閣下」兩字,我覺得全身的血都湧到臉上來了。這還是第一次聽到日本人這麼稱呼我呢?「宣統帝」或者「皇帝陛下」的稱呼,原來就被他們取消了!這如何能夠容忍呢?我激動得幾乎都坐不住了,大聲道:「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滿洲人心所向,不是我個人,而是大清的皇帝,若是取消了這個稱謂,滿洲人心必失。這個問題必須請關東軍重新考慮。」  非共和制是執政制  「滿洲人民推戴閣下為新國家的元首,就是人心所歸,也是關東軍所同意的。」「可是日本也是天皇制的帝國,為什麼關東軍同意建立共和制呢?」「如果閣下認為共和制不妥,就不用這個字眼。現在不是共和制,是執政制。」「我很感謝貴國的熱誠相助,但別的都可說,惟有這個執政制不能接受。皇帝的稱謂是我的祖宗所留下的,我若是把他取消了,即是不忠不孝。」  「所謂執政,不過是過渡而已。將來在議會成立之後,我相信必定會通過帝制的憲法,因此目前的執政,不過是過渡時期的辦法而已。」「議會沒有好的,再說大清皇帝當初也不是什麼議會封的。」我們爭來爭去總談不到一起,最後坂垣收拾起他的皮包,表示不想再談了。他的聲音沒變,可是臉色更青更白,笑容沒有了,一度回到他的口頭上的「宣統帝」的稱呼又變成了閣下,「閣下再考慮考慮,明天再談。」他冷冷的說完,便告辭走了。(待續)

  • 播聯賽要收費 網友想到大清帝國

    播聯賽要收費 網友想到大清帝國

     國際媒體和足球大戶在大陸免費轉播各國足球聯賽,卻大撈轉播權利金被批,有網友狠批「邏輯不通」,也有人認為要理性的「重思」,對大陸足球未來才是正能量。  大陸足球在被罵了好一陣後,好不容易這次在亞洲杯中出現多數人都鼓掌的場面。新華社一篇反對五大聯賽轉播傾銷的報導,也在網上引發熱議。  浙江網友「若風之逸」:「堅決支援新華社!強烈建議新聞聯播以後收費!」此文表面看來是支持意味,但似乎說的是反話。天津網友「溫和的民族主義者」:「反對新華社傾銷,可強制付費才可看其報導。」上海「changsy」:「怎麼讓我想到了閉關鎖國,自以為是的大清?」  還有網友說「中超水平和中國球迷看不看國外聯賽,看多少國外聯賽有啥關係?」「要想看的半夜都會爬起來看,不想看的晚飯吃飽飯無事做時都懶得看。」  有文章指出,真正有益的批評不是檢舉揭發,不是撕下「底褲」,而是檢討、建議與建設。現在有必要重思中國足球、重思中超。在「檢討」的基礎上「重思」,在「重思」基礎上「重構」。

  • 甲午戰敗 敲響大清帝國喪鐘

    甲午戰敗 敲響大清帝國喪鐘

     清光緒21年正月23日(西元1895年2月17日)上午8點30分,日本聯合艦隊以松島號為首,本隊、第一、第三、第四游擊隊各艦,依序自威海北口駛進港灣。聯合艦隊司令官伊東祐亨於10點30分舉行受降儀式。被俘的清軍陸海軍官兵5000餘人被日軍押管,在日本國歌「君之代」聲中,北洋海軍被俘的11艘清軍艦船除康濟艦艦尾仍懸掛黃龍旗,以負責載運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定遠艦管帶劉步蟾等殉國者之靈柩駛往煙台之外,其餘的鎮遠、濟遠、平遠、廣丙、鎮東、鎮西、鎮南、鎮北、鎮中、鎮邊10艦皆被迫換上日本國旗,隨即被編入日本聯合艦隊。大清帝國耗費鉅資所經營的北洋海軍至此全軍覆沒。  這一切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北洋海軍曾經擁有的輝煌都到哪兒去了?清光緒12年(西元1886年)李鴻章曾親率北洋水師鐵甲巨艦定遠號、鎮遠號訪問日本長崎,此兩艦是當時世界上第一等的鐵甲艦,尤其以定遠號引起日本各界極大關注。「一定要打敗定遠」成為日本海軍官兵經常掛在嘴上的話語,甚至日本小學生的遊戲內容亦是日本艦隊打敗大清的定遠艦與鎮遠艦。曾經深受亞洲及全世界刮目相看的海軍艦隊,裝備曾一度精良,將士多數英勇善戰,北洋海軍前10位高級將領中有8位以身殉國,在黃海大戰中英勇就義者有致遠艦管帶鄧世昌及其愛犬、經遠艦管帶林永升、超勇艦管帶黃建勳、揚威艦管帶林履中,而在劉公島之戰中殉國者則有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右翼總兵劉步蟾、左翼總兵林泰曾、兼署鎮遠艦管帶楊用霖。  國防戰略觀念落伍  耗盡心思卻遭致如此悲壯的結局,究竟是為了什麼?首先即是李鴻章與大清帝國並未徹底體認日本以全國之力為了發動侵華戰爭所做一切準備,抱持不切實際國際調停希望以解決中日之間的問題。豐島海戰,800多名清軍官兵殉難,李鴻章首先想到的是高陞號是懸掛英國國旗之英國商船,日本艦隊無故擊毀,英國人絕不答應,應抓住機會爭取英國與中國站在同一立場,共同對付日本。但英國想在亞洲攫取更多利益,卻得到日本許諾,若中日爆發戰爭,日本將不會侵犯英國在華利益。  其次,李鴻章對於近代國防戰略觀念仍然停於以陸地為主,海洋為輔,缺乏通過艦隊決戰方式以爭奪控制海權之思想,國防觀念方面未趕上日本之先進。至1888年北洋海軍正式成軍,日本於1889年7月至1891年3月,號稱「三景艦」的巖島號、松島號、橋立號三艘巨艦相繼建成下水,三艦排水量均為4278噸,各配一門320毫米口徑巨炮,專門用以對付北洋海軍定遠、鎮遠兩艦305毫米巨炮,航速亦高於定遠、鎮遠兩艦。「三景艦」的建造,使日本海軍擁有對付大清鐵甲艦的能力。1892年12月日本在英國定製的吉野號竣工,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巡洋艦,排水量4267噸,火炮數量34門,為中日雙方單艦之中最多者,尤以強勁動力與快捷航速為其他軍艦無法比擬,定遠、鎮遠兩艦6000馬力,吉野號則為15968馬力。  武器設備無法更新  第三,北洋海軍於1888年成立之初,擁有2000噸以上戰艦7艘,日本有5艘,北洋海軍總噸位達27000餘噸,是日本海軍兩倍,實力遠超過日本海軍。但北洋海軍成軍後卻停滯不前,一是李鴻章與清政府誤以為成軍後之北洋海軍能夠遏制日本的野心,二是慈禧太后挪用海軍經費修建頤和園,約1300萬兩白銀,相當於當時兩支北洋艦隊主力的投入。甲午戰爭中,撥給前線經費300萬兩而已。自北洋海軍成軍之後至中日甲午戰爭之6年之中,未再增添一艘新艦,甚至連急需更換的武器與設備都無法更新,大清北洋海軍已完全失去本來之優勢。所謂「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中日甲午之戰後,大清帝國的喪鐘已然響起!  1895年6月2日,大清全權代表李經方與台灣總督樺山資紀於停泊於基隆海面的日艦「橫濱號」完成台灣交接手續,根據《馬關條約》的規定,將台灣及其附屬島嶼與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掀起台灣同胞奮起抗日保台的歷史篇章,可歌可泣,雖然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民族大節盡在其中,永載史冊,終有日後八年抗戰勝利,從日人手中光復台灣,北洋海軍英靈,魂兮歸來!(作者為世新大學副教授)

  • 新 書 布告-大清帝國的衰亡

     魏斐德著,廖彥博譯,時報出版,350元,歷史  作者向來將中國置於世界發展的軌道上,沒有絕對的「中國中心觀」或「西方中心觀」。這本成書於1975年的作品,超越當時西方漢學界盛行的「衝擊─回應」論,對帝制中國由盛而衰,逐至崩潰的過程作了全方位的剖析,至今仍是美國多所大學近代中國史研究的基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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