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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修一例一休 陷左右之爭

     已列為本會期優先法案的「一例一休」,主導修訂的勞動部為力求平衡勞資權益,一面廣泛蒐集各界意見,一面又拋出6大討論方向,雖說一切尚未定案,但勞方代表已明確表示反對,並發起「還我7天假」的連署活動,看來一場左右之爭勢不可免。  從勞動部所提6項議題,不論是休息日出勤工資計算、加班換休、特休假遞延、輪班間隔11小時、7休1函釋,抑或上調每月加班總時數、總量管制,還是放寬彈性工時實施區間與4周變形工時適用行業,都是針對實務上所遭遇的問題加以調整。然而勞團認為一例一休係因落實周休2日,避免過勞而修,大幅拉高休息日加班費與時數計算方式,本意在「以價制量」。現在既已達成縮工時之目的,為何還要放寬加班工時上限?  不過新閣揆決議修訂一例一休,就是有感於社會對新制的不滿持續增強,如果昧於事實,抱著「勞工之友」的神主牌不放,恐影響台灣長期的經濟發展。  一例一休對全體企業與勞工造成極大的衝擊與傷害。面對反彈聲浪,先是由有選票壓力的民進黨基層民代發難,提出各式解套方案,在行政院確立修法立場後,雇主團體也加入遊說行列。這些行動看在勞團眼中自然困惑,政府不是說一例一休上路後,加班費增加了,加班工時也有減少,只為給雇主方便,就可以唬弄勞工嗎?  才剛通過不滿1年的政策,要修也應有堅實的證據說明,諸如:多長的工時會導致過勞,如此才能說服百姓接受提高加班工時上限。同時勞動部也須證明有多少人是「想加班卻被限制」,故有調降加班費的需要。再者主管部會亦應釐清一例一休的執行障礙,哪些是企業對法令的誤解,哪些是長久以來被漠視的規定。好比「7休1」對排班造成的困擾,凡符合《勞基法》第30條之一4周變形工時的企業即不受限制,對此宣導更勝於取消新函釋。  建請陷於左右為難之境的勞動部,多給予勞資對話、協商的空間,正如農林漁牧業納入4周變形工時適用對象,便是由農民與農委會合作申請,勞動部審核通過的成功案例。可見政府只要扮演好裁判的角色,無須凡事以法詳實規定,方為上策。  看看法國為了改變「每周35工時」的規定,所引發的各類抗爭與對立,蔡政府應善用智慧以理服人,順利擺脫「左手打右手」之譏。(作者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

  • 林昭禎》修一例一休 陷左右之爭

     已列為本會期優先法案的「一例一休」,主導修訂的勞動部為力求平衡勞資權益,一面廣泛蒐集各界意見,一面又拋出6大討論方向,雖說一切尚未定案,但勞方代表已明確表示反對,並發起「還我7天假」的連署活動,看來一場左右之爭勢不可免。  從勞動部所提6項議題,不論是休息日出勤工資計算、加班換休、特休假遞延、輪班間隔11小時、7休1函釋,抑或上調每月加班總時數、總量管制,還是放寬彈性工時實施區間與4周變形工時適用行業,都是針對實務上所遭遇的問題加以調整。然而勞團認為一例一休係因落實周休2日,避免過勞而修,大幅拉高休息日加班費與時數計算方式,本意在「以價制量」。現在既已達成縮工時之目的,為何還要放寬加班工時上限?  不過新閣揆決議修訂一例一休,就是有感於社會對新制的不滿持續增強,如果昧於事實,抱著「勞工之友」的神主牌不放,恐影響台灣長期的經濟發展。  一例一休對全體企業與勞工造成極大的衝擊與傷害。面對反彈聲浪,先是由有選票壓力的民進黨基層民代發難,提出各式解套方案,在行政院確立修法立場後,雇主團體也加入遊說行列。這些行動看在勞團眼中自然困惑,政府不是說一例一休上路後,加班費增加了,加班工時也有減少,只為給雇主方便,就可以唬弄勞工嗎?  才剛通過不滿1年的政策,要修也應有堅實的證據說明,諸如:多長的工時會導致過勞,如此才能說服百姓接受提高加班工時上限。同時勞動部也須證明有多少人是「想加班卻被限制」,故有調降加班費的需要。再者主管部會亦應釐清一例一休的執行障礙,哪些是企業對法令的誤解,哪些是長久以來被漠視的規定。好比「7休1」對排班造成的困擾,凡符合《勞基法》第30條之一4周變形工時的企業即不受限制,對此宣導更勝於取消新函釋。  建請陷於左右為難之境的勞動部,多給予勞資對話、協商的空間,正如農林漁牧業納入4周變形工時適用對象,便是由農民與農委會合作申請,勞動部審核通過的成功案例。可見政府只要扮演好裁判的角色,無須凡事以法詳實規定,方為上策。  看看法國為了改變「每周35工時」的規定,所引發的各類抗爭與對立,蔡政府應善用智慧以理服人,順利擺脫「左手打右手」之譏。 (作者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

  • 消弭左右之爭 學者提習新政治觀

    消弭左右之爭 學者提習新政治觀

     長期以來,中共執政一直深受左右路線鬥爭之苦,為此,大陸官媒光明網6日刊出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的文章建議,中共應該儘快將習近平的思想理論體系確立起來,以平息左右政治路線鬥爭。新加坡《聯合早報》隨後報導並且肯定公方彬的論點。  公方彬文章最受外媒關注之處是他建議:中共應該儘快將習近平的思想理論體系確立起來,特別是指引中國大國道路的「開創文明」的政治觀或政治路線確立起來;這個要害問題解決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政治觀和鄧小平的「和平發展」政治觀,將不再成為左右之爭的核心問題,而是生成習近平新政治觀的思想來源和理論基礎。  據透露,由毛鄧挑起的左右之爭貫穿於中共各個時期,直到現在也沒有消停的跡象;近期以來,在一些擁毛派網民的圍攻下,一些發表過反對毛澤東言論的體制內人士受到所在單位查處;同時,擁毛派與擁鄧派也在互聯網上相互批鬥,左右之爭似有捲土重來之勢。  公方彬擔心,左右爭論已經由理論界轉到社會公眾階層,甚至加入了暴戾成分,任其發展下去,「批判的武器」註定演變為「武器的批判」。  為此,公方彬建議,中共應該儘快將習近平的思想理論體系確立起來。

  • 毛澤東冥誕 左右之爭恐再起

    26日是中共前最高領導人毛澤東誕生120周年紀念日,大陸各地相關紀念活動爭相開跑,山西、江西、北京等地連日都有毛粉慶賀。 《星島日報》報導,大型音樂會「人民的毛澤東」25日在大陸國家大劇院舉行,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等領導人將出席觀看;26日中共在人民大會堂舉辦毛澤東冥誕座談會,習近平也將出席發表講話,再度確認毛澤東創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功績以及毛澤東思想對中共的指導地位,接下來,百集電視劇「毛澤東」將在中央電視台登場。 報導指出,毛澤東一生毀譽參半,120週年冥誕活動勢必引發左右勢力的鬥爭。

  • 不去毛 大陸左右之爭再起

     在中共中央多次表示「不去毛」之後,大陸左右派之爭再起。湖南湘潭韶山市日前舉行「紀念毛澤東誕辰120週年」動員大會,有北京學者憂慮大陸意識形態將更「向左轉」。  香港明報報導,今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誕辰120週年紀念日,湖南推出10項紀念活動,分為兩大部分,除了紀念大會、文藝演出、學術研討會外,還特別打造主題為「美麗中國夢.相約韶山行」的紅色旅遊文化節,把紀念毛澤東和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中國夢」結合起來。  此外,還有萬人唱紅歌「東方紅」、萬人吃福壽麵等。  耗資人民幣數十億元的12項建築工程也即將完成,其中包括「潤澤東方文化產業基地」,將成為「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大型實景演出場地。  報導說,韶山是毛澤東家鄉,也是北京以外紀念毛澤東的主要場所,上述安排顯示「毛誕大典」揭開序幕。  報導指出,進入2013年後,大陸各地政府及左派組織陸續推出紀念毛澤東冥誕活動。毛澤東的孫子毛新宇,2月份在河北石家莊啟動紀念活動。5月5日,山東舉行紅歌會紀念毛,毛澤東女兒李訥、侄子毛遠新高調出席,孔慶東、司馬南等左派學者撐場。  5月19日,湖南多個團體在毛澤東妻子楊開慧故居舉行紀念毛澤東冥誕全國書畫評獎活動。5月21日,海南也有紀念毛的大型主題展覽,李訥夫婦出席。  除了紀念活動,擁毛的左派言論也日趨活躍,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劉小楓近日把毛澤東捧為「新國父」,惹來爭議。  昨天武漢更有數十名民眾手持毛澤東畫像和寫有毛語錄的標語,到湖北省農業廳門口示威反對轉基因食品,要求美國農業生物技術公司孟山都(Monsanto)「滾出中國」,並高呼「打倒漢奸」口號。  對於這股左傾動向,大陸有些新聞網站近日趁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父親習仲勳逝世11週年,刊登紀念習仲勳的文章,指他曾表示自己一輩子沒犯過「左」的錯誤。  北京政論人士章立凡表示,自由派對於左傾動向「非常之焦慮」,想借用習仲勳來阻擋,並「敲打習近平」。而雙方都是「抬出神像、放放鞭炮,向對方示威、向執政者發聲」。  至於最近大陸各方圍繞「憲政」問題的爭論,章立凡認為是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爭論之後的另一場大辯論,「會有歷史記載」。  他認為,中共當局否定憲政的做法「很笨」,引起爭論後反而普及了公眾對憲政的認識,憲政是保障自由、限制政府權力,最終會得到更多人的支持。1020526

  • 短評-陸媒左右之爭檯面化

     大陸媒體最近陷入硝煙彈雨,《時報周報》PK《北京日報》,騰訊PK《環球時報》,戰火稍歇,《中國青年報》又發起攻勢,甚至獲得新華社的支援,如此掐架為的是哪般?  《北京日報》與《環球時報》,是旗幟鮮明的大陸「左派」報紙。5月18日《北京日報》評論文章〈唱響主旋律是中國媒體的社會責任〉稱中國不需打著客觀報導的旗號指手畫腳的媒體;《環球時報》則於5月29日社論中稱「腐敗在任何國家都無法根治,關鍵要控制到民眾允許的程度」。  《時報周報》則是一貫的自由派媒體,5月24日刊發一整版文章,針對性提出「媒體發言須尊重常識」、「警惕以左牟利」,雖不點名《北京日報》,卻直接批評了《北京日報》社長梅寧華。該文措辭嚴厲,批判性極強,有濃濃砲火味。但在高層壓力下,《時報周報》社長、總編輯5月30日從廣州趕到北京道歉。  騰訊網顯然出於編輯自主原則,將《環球時報》的社論標題修改為〈環球時報:要允許中國適度腐敗〉引起環球不滿,5月30日發表致歉聲明。  《時代周報》與騰訊道歉餘音未落,《中國青年報》5月31日毫不客氣地向環球同篇社論開炮,連「人至賤則無敵」都用上了,這篇文章並且得到新華網全文轉載,中共團派報紙與新華社此舉相當耐人尋味。另外,《新京報》以及湖南網媒紅網也參與批判環球之列,但《光明日報》則力挺環球。  大陸媒體有北派與南派之分,北派有強烈意識形態,南派則是以呼籲改革為特徵的自由派,兩者一向立場相對,但如此砲火相向,卻也罕見。  在中共十八大換屆前夕的敏感時刻,媒體的左右之爭檯面化透露出政界的左右之爭的白熱化。

  • 矯正重慶左傾 路線之爭是虛

     北京流傳一種說法: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委員聚會場合,俞正聲與薄熙來,為了「誰是長江龍頭?」爭論不休。俞正聲認為,上海位處長江三角洲出海口,帶動整個長江流域的發展,當然算是長江龍頭;薄熙來則強調,重慶位處長江流域的重要源頭,重慶發展了,就能確保長江流域的總體發展,重慶才是長江龍頭。  俞薄爭辯,沒有定論,但薄意圖扭轉長江龍頭的「逆向思考」,加以他所創建的「重慶模式」,隨著他被罷黜,已演變成為中共內部路線之爭的權鬥話題。不過,十七大之前,中共中央拿下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十八大之前,再次拿下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可見路線之爭是虛相,權位爭奪才是中共高層互動的常態。  溫家寶三月間預示中共將處理薄熙來時,曾「意有所指」地說,中國現代化建設事業取得巨大成就,但也走過彎路,有過教訓。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黨的基本路線云云。溫沒說出口的「潛台詞」,應是指薄熙來治理下的「重慶模式」,走向了左的歧途,必須適時矯正過來。  其實,有關薄涉及「嚴重違紀」(中紀委用語),與其治理重慶時期是否違反黨的「政策路線」,兩者仍存在極大差距。薄的「唱紅打黑」或「共富」理念,表面看似要往左的路線靠攏,但逐步揭露的事實證明,並非什麼左右路線之爭,只能說是薄熙來藉由路線工具,遂行其派系整合、政治結盟的奪權布局而已。  中共十八大所牽涉的世代交替,不僅涉及高層權力分配,更深層次來看,這項換屆又換代的政治工程,攸關不同派系的既得利益,黨、團、幫、派之間,能否取得均勢平衡,將決定中南海政局能否穩定過度。薄案對中共十八大人事布局所產生的連鎖效應,將使得這波高層人事異動,更加受到外界矚目。

  • 陸媒:左右之爭 言之過早

    陸媒:左右之爭 言之過早

     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下台隔日,大陸網站悄悄流傳一位大連市民回顧薄任大連市委書記時的政績,稱薄熙來、足球和服裝曾被譽為「大連三寶」,離任時,萬餘市民自發聚集歡送。  四年後,薄卸下遼寧省長轉商務部長時卻說「離開遼寧省,我並不感到留戀。」  大連執政時是萬民夾道歡送;離開遼寧,十多名省委常委只有辦公廳主任一人出席省府歡送茶會,當時外界就稱薄在大陸政壇的作風是「只有死敵,沒有死黨。」  接下商務部長後,薄熙來收斂省長任內性格過激的一面,不再張揚,期間冷靜處理中美貿易糾紛、訪歐時為大陸市場經濟地位申辯、○五年突圍世貿組織(WTO)紡織品貿易配額爭議,實在看不出薄熙來是個左派人物。  前新聞出版總署署長、《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杜導正說,薄熙來剛去職,關於事件資訊目前相當有限,以此解讀中國左右之爭局勢為時尚早。  主政大連八年,薄熙來將這一濱海城市打造為「東方小香港」;初任商務部長時,一度被大陸總理溫家寶親點,陪同踏上歐洲五國之旅,給世界留下幽默、智慧、直率的深刻印象。  薄熙來在重慶的作為,外界雖褒貶不一,但不論唱紅打黑或共同富裕,也都迎合民眾對政府及政治人物的心理期望。  只可惜,鋒芒太露的薄熙來極力將自己包裝成「武能打黑,文能唱紅」的領袖形象,並透過媒體包裝漸走偏鋒,致使外界認為薄在言論舉止或執政手段上,都向毛澤東在中共建國初期的形象靠攏,也因此,身邊聚集了大量支持他政治思想的擁護者,如左派網站「烏有之鄉」等。

  • 社評-薄熙來下台與中共左右之爭

     薄熙來倒台了,很戲劇性,也相當震撼。很多人說,在薄熙來失勢的背後,是中共內部的左右路線之爭,此話只說明了部分的事實。  在全球經濟危機、中國崛起、大陸內部官民與貧富對立惡化,領導集體又將換屆的大背景下,中共內部的權力、利益與路線之爭的確明顯公開化。溫家寶在本次人大會後記者會上的發言,談到了文革、十一屆三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及中共的思想路線與基本路線,正說明當前以王立軍事件為契機而公開化的中共內部鬥爭,是和路線問題相關的。  既然有路線鬥爭,就必然存在不同的思想政治派別、存在對立面,那麼,在此波中共內部鬥爭中失敗的薄熙來,究竟走的是什麼路線?與之對立的一方又持怎樣的立場?  擔任重慶市委書記後的薄熙來,這幾年逐漸走上了所謂「左」的道路,他的重慶模式,放在世界歷史的範圍來看,與其說是左,不如說和極右的納粹法西斯更為接近。  畢竟國際左翼傳統上重視的是公民權利和草根民主,是以社會的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來矯治市場經濟與資本獨大的弊害,而不是依靠國家權力與個人崇拜來暫時解決民生問題,更何況薄熙來家人的生活方式更是遠離庶民,何左之有?  擺出左的面貌,是薄熙來累積政治資本的手段。在今日大陸的政治社會條件下,這種作法呼應了民眾對社會現實的不滿情緒,更成了各色大陸左派簇擁的新領袖,畢竟,在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中共內部從未有如此重量級的人物選擇打出毛和左的旗幟。  和中共主旋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不盡合拍的薄熙來,為自己累積了聲望與能量,卻引起了自由民主派和維權運動人士(他們其中一些人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進步左派)的深沉憂慮,更打亂了中共體制運作的常規,對當前的領導集體和即將接班的新一代領導人來說,如果放任薄熙來以強人政治結合民粹動員、這種類似文革的方式來奪取權力,勢必衝擊中共在文革後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相對穩定的集體領導體制。  更嚴重的是,比較清醒的中共官員都清楚,幾十年來大陸社會累積了龐大新舊矛盾與民怨,民粹強人崛起勢將打開潘朵拉的盒子,破壞維穩大局,最終造成天下大亂,這也是溫家寶一再說要防止文革悲劇重演的原因。所以,雖然近幾個月薄熙來已在微調路線,卻為時已晚,無法改變下台的命運。  左右之爭一說之所以過於簡單,還因為薄固然是加了引號的左派,但倒薄的力量卻沒有政治改革、實現民主的「右」的共識。出於形勢發展和大局考量,當權派可以一致「倒薄」,但政改呼籲卻只是溫家寶等少數人「獨立人格」的展現,更多當權者想的是平穩過渡、順利交棒,而非推動政改。  這是當前大陸政治與改革一大困局。由於體制約制等因素,幾年來高層政改派力量不大,實際作為有限,反倒是《刑事訴訟法》修改等惡法惡政不斷湧現,越來越多民間自由民主派對此感到不耐,有日趨激進化的傾向。而政改遲滯,社會矛盾繼續惡化,只會更厚實滋長民粹政治的土壤,倒了一個薄熙來,未來還可能會出現成千上百個薄熙來。由此看來,中國大陸政治的軟著陸,並不是那麼樂觀。

  • 北京觀察-兩度提文革 左右之爭再起

     溫家寶昨在談論政改與王立軍案時,兩次提及否定文革左傾錯誤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下稱《決議》)。溫家寶顯然有備而來,面臨政經結構轉型的大陸,伴隨今秋中共十八大領導人換屆,左右路線之爭再起。溫家寶借古諷今,一方面替自己留下改革推動者的歷史紀錄,另方面以總理高度警惕,改革如不徹底,左傾保守勢力可能再度班師回朝。  一九八一年六月廿七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決議》,將文革定性為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並指毛澤東對「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應負主要責任。  溫家寶將政改與文革掛鉤非首次,他於去年在英國皇家學院演講時,就提到大陸仍面對「文化大革命遺毒」影響,昨日記者會上,他則稱政改不成功,將導致文化大革命歷史悲劇重新發生,堪稱他個人有史以來,對政改停滯所發出的最嚴厲、也最沉痛的警告。  當外界都以太子黨與共青團派權力鬥爭來檢視王立軍案時,溫家寶再次論及《決議》,並強調正是在《決議》之後,大陸確定改革開放此一重大抉擇。這無疑暗示世人,王立軍案的背後,正是有關大陸政經體制未來走向所引發的左與右、保守與開明之爭。  從沒對重慶「唱紅打黑」下過任何評語的溫家寶,昨在記者會上罕見要求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吸取教訓與反思。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力主政府強力干預經濟,並主張恢復集體主義精神,是否重踏「左」的覆轍,看來溫已有定見。  「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這是一九九二年一月廿日,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在深圳國貿大廈發表南巡最有份量的講話。溫家寶明年三月將卸任,但「左」的思想依然在大陸特定領域有著強大勢力。老鄧的這句話,到今天仍是如此鏗鏘有力。

  • 社評-警惕檯面化的左右之爭

     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事件如同一根大雷槌,撼動了中共政壇,也震得大陸左派引以自豪的「重慶模式」搖搖欲墜。  近期,中國改革路線爭論有再度浮上檯面的趨勢。前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智囊、《人民日報》前副總編輯周瑞金近日大聲疾呼:「中國改革,再一次到了緊急的時刻。」他指出,「目前上上下下,都覺得改革推進乏力,對於存在的一些社會問題和改革方向,認識也不盡一致。大家都呼喚形成繼續推進改革的政治共識。今天需要什麼樣的政治共識?黨內有同志主張從1981年《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再出發;有學者提出以憲法為政府和民眾共同遵守的底線」。周瑞金呼聲,在「重慶模式」遭逢挑戰時刻,令人側目。  周瑞金提出的兩種政治共識,都是左派「重慶模式」支持者批判的對象。1月間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長鄭永年發表〈為什麼中國需要第二次南巡?〉文章,大陸左派主力網站「烏有之鄉」立即強力批判,以「中國不需要第二次南巡」反駁鄭永年。王立軍事件爆發後,烏有之鄉立即在首頁刊出斗大「堅定不移地繼續支持重慶民生路線!」文章,儼然是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捍衛者。  但對中共高層而言,「左右之爭」(或模式之爭)並非關注重心。1989年至今,中共領導集體歷經23年技術官僚執政。技術官僚是實用主義者,執政目標是解決「溫飽」問題。這23年間,中共透過積極發展,已部分挽回因六四事件而受損的「人民認同」危機。對於意識形態的「務虛」紛爭,技術官僚既無興趣、也不想陷入其中。  然而,現在中共執政重點已不全然是溫飽問題,分配問題愈來愈受到關注與批判。但解決區域發展不均、城鄉差距、貧富差異、官民矛盾等社會發展瓶頸,卻早已超脫技術官僚的能力範圍。尤其地方利益和特殊集團利益早已綁架了中共,使其執政能力備受掣肘。為了處理社會矛盾,中共黨內亟需懂得「妥善利益分配」的政治型人物。在當今在缺乏像鄧小平、毛澤東等強勢型領導人時,「妥善分配利益」就成為「位子」坐得牢不牢,讓百姓能否信服的關鍵。  重慶模式之所以備受左派人士青睞,無非是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展現強大的政治意志,透過展現中共傳統的強人領導模式,力求縮小貧富差距,又同時促成經濟發展。當然,其帶來的弊端,也在近日隨著王立軍事件湧現。  除了上層強調的「政治能力」外,下層的「行政能力」也是困擾著中共技術官僚領導層的嚴重問題。中國從中央到地方,共有中央、省、市、縣(區)、鄉鎮等五級政權。繁雜的行政體制常導致中央政策出不了中南海,甚至出現「政策在中央晴空萬里,到基層烏雲密布」的窘境。例如:某一城市先前為了達到中央下達的節能減碳標準,竟在下班後「拉閘限電」,讓城市陷入一片黑暗。由於缺乏監督制衡力量,這種由行政層級過多、政令舉步維艱、地方諸侯和利益集團抵制、扭曲中央政策造成的亂象,在在考驗著中共的管理能力,也超越了左右意識形態所能解決的範疇。  對中共領導階層而言,除了權力爭奪外,如何建立能夠妥善分配利益,以獲得社會多數支持,從而持續鞏固中共執政社會基礎的「政治能力」,及提出能讓社會廣泛支持的政策,並有效透過行政系統貫徹實現的「行政能力」,才是中共領導階層念茲在茲的課題。如果「行政能力」與「政治能力」低落,模式之爭就會檯面化,模式之爭愈激烈,領導階層愈需要警惕。

  • 北京觀察-溫家寶疾呼改革 再掀左右之爭

     今年是大陸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廿周年,南巡講話的中心思想,正是進一步改革。正當大陸輿論搶搭順風車,紛紛高喊改革之際,明年就要卸下總理一職的溫家寶也搭上便車,作為理應力求穩定慎為的看守內閣領頭人,他反倒以推動改革為先,也再度掀起大陸左右之爭。  溫家寶自二○○八年三月就任以來,每年一月都會例行主持國務院全體會議,討論將提請人大審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但以今年最強調改革的重要性。他在一月卅一日主持會議時,特別提及今年是本屆政府任期的最後一年,必須永不停頓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等各領域的改革。  他還意有所指地說,要讓政府工作報告真正成為一份推動改革開放取得新突破的施政綱領。向來敢於公開自己支持政治改革的溫家寶,在最後一年任期仍不改其志,他於日前訪問卡達首府杜哈時就說:「人民對政府要求愈來愈高。我之所以一再強調改革,不僅要推行經濟體制改革,還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政府要密切聯繫群眾,傾聽群眾的意見和呼聲。」  與召開國務院全體會議一月卅一日同一天,深圳黨委機關報《深圳特區報》的頭版和二版特別全文刊登記載廿年前鄧小平南巡及講話要點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再次重溫鄧的話:「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大陸多位學者皆曾指出,大陸在胡溫兩人體制手中成為崛起中的強權,面臨來自美、日等國新圍堵,歐美債信風暴更讓大陸人口紅利所帶來的高成長提前萎縮,內外交迫形勢前所未有。  大陸開明派學者與官員認為,將壟動的經濟與封閉的政治領域,對人民開放,是大陸脫困的唯一選擇;左派學者則主張,強硬到底才是王道。溫家寶則以工作報告,作出了個人退休前的最後抉擇。

  • 中共左右派之爭再趨激烈

     中共前任總書記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日前在北京一項座談會上說:「近年有人想利用文化大革命,再搞文革」。這話講得很重,且再度引發了海內外對中共黨內「左派右派之爭」形勢的高度關切。  當權右派軟肋被攻擊  跡象顯示,從胡耀邦延伸、發展下來的現階段改革開放路線,顯然正在遭受到「左派」的猛烈攻擊,因而逼得胡德平不得不跳出來回擊。而左派究竟在攻擊當權「右派」的哪些「軟肋」部位呢?不外乎現行路線所衍生出來的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基層工農大眾愈成弱勢、官場貪腐現象屢禁不止、物價快速上漲等問題。至於現行路線所達致的成就,如全國經濟總量躍升、國民平均所得快速提高、社會保障體系初具基礎等,左派則略過不表。人們只要查閱若干左派網站的論述,便可對相關的「鬥爭形勢」了然於胸。  其實,當前大陸社會各界已普遍不願再回到以前的左派路線,輿論主流是贊成採用一切方法來激發生產力,以創造經濟榮景,因而也盡量包容那些合法先富者。但社會上的知識菁英,仍有不少人是同時認同左派所專擅的「經濟公平」,只是,他們把這當成一種「行事原則」,認為當局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不應偏失公平原則。這樣的主張,並非是「依附左派」,也就是並無「以經濟公平來擠壓經濟效率」的意思。  既然如此,眼前左派何以能攻擊得有模有樣呢?顯然是大陸經濟及社會上的不公現象,的確已經演化到相當嚴重的程度。而且,中共「十八大」預定明年下半年舉行,今年是緊鑼密鼓籌辦的階段,此時可能有一些「政治山頭」想藉民生公平問題,來扮演「制衡者」的角色,以加大自身的發言分量,進而在「十八大」會議上爭取較大的權力板塊。  中央高層左右難分  有趣的是,左派為了擴大勢力,有時會把中共高層領導引為「同路人」。如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因大力推動「唱紅歌」,而被左派所哄抬。有家左派網站登了這樣標題的文章:「薄熙來是用毛澤東思想薰陶出來的好黨員」,想必讀者看了,大都會有疑惑。薄熙來的腦子裡只有毛澤東思想嗎?他鼓勵唱紅歌就是左派嗎?這樣的歸類法未免太單調了。  而當前中共中央最高層,其實是「左右難分」,相關政策表述是「既要效率,又要公平」。況且其對左派還採取了「安撫」的辦法。如中央政治局常委賀國強,8月中特地去視察山西大寨村。這是文革時「農業學大寨」典型的所在地,傳統上「夠左」。但賀國強一到大寨,就說他是代表總書記胡錦濤來看望大家的。視察完畢後,還總結說:「大寨精神值得我們永遠學習」。其言下之意,與其說是「認同」,不如說是「拉攏」。無論如何,應該沒有人會因此就把賀國強歸類為「左派」吧!  (作者為投資中國信息網社長)

  • 我們的時代-喬姆斯基與中國的左右之爭

     美國知名左翼知識分子喬姆斯基在八月初訪北京,卻意外點燃一場中國知識界關於左右的辯論。  八月下旬廣州《南方都市報》專訪喬姆斯基,並採訪知名自由派學者徐友漁教授對於喬姆斯基的看法。徐教授說:「中國的左派抓住喬姆斯基的主要觀點,借題發揮反對和阻擋改革開放…,喬姆斯基這樣的左派對於市場經濟是一種極端批評的態度。但中國只是剛剛開始學美國的市場經濟,那麼在現實中究竟應該批判的到底是什麼東西?在國有壟斷完全沒有擺脫的情況下,就算市場經濟有很多問題,但它在中國發揮的作用以及處境與美國完全不一樣。」  他又說:「西方的自由競爭、市場經濟派生到上層建築上,是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喬姆斯基一方面享受到了西方制度帶來的好處,同時卻不太強調在別的國家地區這些東西是何等寶貴,還需要多大代價才能得到。不得不說,他的現實感還是存有問題的。」  上周,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周保松教授又在南方周末為文〈左右為難的喬姆斯基〉挑戰徐友漁觀點。他強調喬姆斯基和自由派一樣,支持言論自由和民主選舉,並解釋喬姆斯基如何從自由主義出發,來反對毫無節制的市場資本主義。他提出的關鍵問題是:「為什麼中國的自由派不可以視他為進步的自由主義者,同時用他的思想來推動中國的開放改革?」周保松教授認為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的正義論自由主義,亦即同時強調政治自由主義與社會經濟資源的分配,是適合於中國處境的,尤其應該為自由派所接受。  過去十多年,新左派與自由派的辯論成為中國知識界的主要分歧。所謂新左派是持著左翼立場批評全球化與中國國內不平等,批評西方民主形式與普世價值,認為中國不需要追求自由主義式民主。他們的主張或是強化國家能力,或者緬懷毛時代的社會主義甚至肯定文革,或是在全球金融危機後更肯定中國模式,因而被自由派批評是執政黨或者專制體制的理論捍衛者。誠如周保松教授指出的,喬姆斯基或大部分西方左派是肯定自由與民主的,但中國新左派確實在這個立場上是刻意缺席。  徐友漁教授的論點則是典型的自由派觀點。一方面,他們不同意西方左派以及中國新左派對市場經濟的激烈批評,認為目前在中國仍由官僚和權貴主導經濟資源,重要的是去建立健康的市場經濟、深化市場改革,而不是去否定市場本身。另方面,他們更反對西方和中國新左派對於西方民主的批判,因為目前中國缺乏形式民主以及對自由人權的基本保障。  自由派基本上認為,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後極權/後社會主義的威權國家機器,所以他們在採取政治自由主義時,也認同了經濟自由主義,因為他們擔心西方左翼所強調的國家在經濟生產和分配的角色,在現實中國的脈絡中只會強化這個威權政府。簡言之,中國需要民主與市場,而且這兩者是彼此支持的。  這個情形部分類似台灣當年主流反對運動:面對威權體制與黨國資本主義的結合,他們也強調市場化、私有化與「解構黨國資本主義」。因此,中國自由派的擔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中國當下的現實問題不僅是政治不自由,也是社會不公正,所以對追求中國轉型的力量而言,無論是羅爾斯的自由主義,或者西方強調政治民主與社會平等的社會民主派,可以是民主派或自由派的重要思想資源。而且,民主所強調的平等與市場必然產生的不平等本質上就有著多重矛盾。  中國的改革必須超越現有的新左派與市場自由派,找尋一條更符合自由與平等的民主之路。  (作者為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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