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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含有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搜尋結果,共14

  • 彭麗媛指導的新版歌舞劇《白毛女》 延安上演

    大陸「第一夫人」彭麗媛目前正陪同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新加坡訪問,而由其擔任藝術指導的新版大型歌劇《白毛女》6日開始在中共革命聖地陝西延安上演,拉開全國巡演的序幕。 \n \n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白毛女》是大陸廣為人知的劇目。1945年,《白毛女》在延安首演,中共老一輩領導人周恩來、羅瑞卿等與演員見面,轟動一時。 \n \n這一劇目也是響應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而誕生的新歌劇。最為人所知的劇情內容是「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 \n \n據大陸媒體報導,新版《白毛女》由彭麗媛擔任藝術指導,而彭麗媛本人曾於1985年演繹過《白毛女》中的主角「喜兒」。 \n \n據報導,在延安首演後,該歌劇將赴太原、石家莊、廣州、長沙、上海、杭州、濟南、長春等地巡演,12月15日回到北京中國劇院連演3場,總演出場次達19場。

  • 犬儒或平庸?「政治人格」惹爭議

     自莫言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熱門人選消息傳出後,關於莫言「政治人格」問題爭論,即不曾止歇。爭議之一是文學與政治是否相干?爭議之二是莫言一些引起反對意見的作為,究竟莫言是個犬儒型人物或平庸型人物? \n 莫言引起大陸內、外自由派人士強烈抗議的作為,主要有三。其一是抄寫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今年是毛澤東講話發表七十周年,包含莫言等一百名大陸當代作家及藝術家,在五月間共同抄寫這篇講話以資紀念。 \n 但這篇講話的內容,是要求文藝為政治服務,是扣在大陸藝文界人士頭上的緊箍咒。參與抄寫的大陸藝文界人士因此被批評「奴顏婢膝」、「喪失骨氣」、「好了傷疤忘了痛」。 \n 其次,大陸異議作家劉曉波(二○一○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在○九年底被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十一年。隔年被問及看法時,莫言說:「不太了解情況,不想談。」莫言被批評:「從沒有為中國良心犯說過一句話。」 \n 第三,二○○九年參加德國法蘭克福書展時,莫言拒絕與大陸自由派作家戴晴、貝嶺共同出席研討會。戴晴、貝嶺兩人都被當局視為眼中釘,莫言「體制內」、服膺當局領導的政治立場已然清晰。 \n 批評者認為,「莫言」是一個以實際行動來「不言」的作家,他以沉默回應文明,是一個犬儒型知識分子。 \n 但在製作莫言爭議專輯時,大陸入口網站《網易》指出,莫言的這些行為,充其量只能說明他在「氣節」上是個平庸的人而已,而庸人不是惡人。中國大多數的人,無論名人還是普羅大眾,不都是庸人? \n 關於文學是否應與政治相關,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對莫言的「政治人格」問題未置一詞。《網易》認為:文學獎不是選道德標兵,道德上的庸人、文學上的巨人完全有資格拿獎。 \n 事實上,莫言的最新小說作品《蛙》也出現類似爭議。自由派論者認為,莫言在這本小說中表現出對大陸計畫生育政策的支持。但另有評論認為,莫言是藉著書中的主角,一個鄉村醫生,來詮釋小人物在大環境中別無選擇的命運。

  • 華人文藝論戰塵埃未定

     作家出版社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七十年之際,今年推出了由一百位當代作家聯袂抄寫的《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百位文學藝術家手抄珍藏紀念冊》一書,網友抨擊此舉顯然係「政治正確」的輸誠之舉,部分作家跳出來自清的同時,也再度引發文學是否應帶階級意識或為功利服務的爭議話題。 \n 現代文學論證史上,則在30年代已有魯迅和梁實秋長達8年,共40多萬字、100多篇文章,從文藝政策、階級性、普羅文學涉及教育、文學、翻譯等,這場論證也正突顯了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對於文藝是否帶階級性,是否為政治服務的思辯,兩人的論戰至今日看來仍是一場又一場的政治檄文。 \n 梁魯論戰三階段 \n 梁實秋與魯迅的論戰,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約自梁實秋發表《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到《新月》雜誌創刊。 \n 梁魯論戰之始,緣於梁實秋自美返國後在北京《晨報副刊》上發表的一篇《盧梭論女子教育》的文章,大肆攻擊了法國思想家盧梭,並對女子的教育問題發表議論,甚為景仰盧梭的魯迅自然對梁實秋的觀點深為不滿,在梁文發表一個月後,魯迅寫下了《盧梭與胃口》的雜文,揭開了魯、梁論爭的序幕。後人認為兩人的「糾葛」應從梁實秋師從哈佛大學白璧德教授為轉折點,從此梁實秋以宣揚人文主義,反對浪漫主義。 \n 魯迅主張及代表的普羅文學派,對於梁實秋的新月派反擊亦其來有自,魯迅曾在上海暨南大學「文藝與政治的歧途」演講中指出:「北京有一班文人,頂看不起描寫社會的文學家,他們想,小說裡面連車夫的生活都可以寫進去,豈不把小說應該寫才子佳人一首詩生愛情的定律都打破了嗎?」對梁實秋批判盧梭的觀點,隨即以《盧梭與胃口》、《文學與出汗》痛加批評,郁達夫亦在魯迅的影響下參加論戰。 \n 梁魯論戰加溫 \n 第二階段約從《新月》創刊到出至四卷七期停刊,雙方發表多篇文章,闡述自己的觀點,針鋒相對。 \n 梁實秋的文藝思想是趨向於傳統的穩健的一派,他曾表示:「我接受五四運動的革新的主張,但我並不同情過度的浪漫的傾向,同時我對於當時上海叫囂最力的普羅文學運動也不以為然。」梁實秋一連在《新月》發表了《文學與革命》、《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所謂文藝政策者》等文,主旨在說明文學的性質在於普遍的永久的人性之描寫,並無所謂階級性,而這些文字自然引起了魯迅的反擊。 \n 據梁實秋夫人韓菁清的回憶,梁實秋談及和魯迅的爭論起因,乃是他批評了魯迅的「硬譯」,認為魯迅由日本轉譯的盧那察爾斯基新著論文集《文藝與批評》譯得實在太壞,甚至疑心此書是否為魯迅的親筆所譯。梁實秋在《所謂文藝政策》一文指出:「我不承認什麼叫無產階級文學,我更不相信一紙的政策可以收什麼好的功效。」(文轉B3版)

  • 華人文藝論戰塵埃未定

    華人文藝論戰塵埃未定

     (文接B3版)西南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蘇光文試圖從無產階級產生的背景來看其存在的必然性,他表示,人類社會是由多種社會人生現象構成的複合體,不同階級的人,既有不同的階級屬性,也有或多或少的共同人性。同一民族中不同階級屬性的文學,總是彼此繫連、彼此滲透的。非無產階級文學中為人生、為藝術的文學,被轉化、改造為革命文學,發展出沈從文為代表的京派文學、劉吶鷗與穆時英為代表的新感覺派文學、戴望舒為代表的現代派文學等,今日看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文學,必須公正地從時代和歷史必然性做出評估。 \n 梁實秋的弟子季羨林曾於〈回憶梁實秋先生〉一文中表示:「我們今天反對任何人搞『凡是』,對魯迅也不例外,魯迅是一個偉大的人物,這誰也否認不掉,但不能說凡是魯迅說的都是正確的,今天,事實已經證明魯迅也有一些話是不正確的,是形而上學的,是有偏見的。」 \n 梁實秋之子梁文騏曾於〈讀父親的文章〉一文指出:「父親的文學理論文章,包括和魯迅的論戰文章,主要還是環繞著文學究竟是描寫人性的藝術還是階級鬥爭、政治鬥爭的工具這個問題。有人說這已是過眼雲煙…這個問題很根本很實際,天天罩定著文壇,請看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及在其方針路線指導下的大陸文壇30餘年以迄今日的風雨。」 \n 諾獎得主反對政治正確 \n 諾貝爾文學獎首位華人得主高行健,則是從學生時期即經歷文化大革命,任職於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時,又因為劇作思想不夠「正確」而選擇逃離,幾度赴長江流域探訪大山及少數民族,才有了《靈山》的問世。然而,高行健至今回想起在大陸的生活,仍認為文藝為政治或某種主義而服務絕不可取,正因為意識形態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造成知識份子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如今的他強烈主張文藝不應有階級之分。 \n 因抄寫《講話》事件而發言「如吃了蒼蠅的感覺」,作家葉兆言感慨,現在看《講話》中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等,既覺得可笑又覺得慶幸,自己並不認同所謂文學的階級論,也不認為文學應為階級或人民大眾服務才叫作好的文學,作家關注的是人類生活與生命經驗上的共通課題,原本還很慶幸時序至今,幾乎已沒有無產階級、資產階級這些詞彙了,自己卻還是狠狠地被刺痛了。 \n 濱州學院中文系教授李盛濤則針對大陸興起的網路文學,來看階級意識形態,可發現現下的網路文學潛藏著共同的文化因素,即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他認為儘管這種意識形態有時看來薄弱,但卻是相當客觀的存在。這種意識形態色彩,他認為並非是傳統主流觀念下與現實相對應的、階級色彩濃厚的社會學概念,而是一種帶中性色彩的文化概念,由於寫作者多為中產階層,受過高等教育,有著穩定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且居於都市中,如李尋歡、安妮寶貝、甯財神等人,他們的文化身份往往使其以一種自戀的心態、炫耀的筆致和時尚化的趣味講述著自己的神話故事,而這些新富的中產階級所宣揚的新意識形態,其實是受到來自官方與民間世界的雙重推崇的。

  • 短評-媒體非為政治服務

     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已經成為經典。總結要點,就是引用列寧「文藝是革命事業的螺絲釘和齒輪」,赤裸裸強調文藝要為政治服務。 \n 時隔70年,中共體制仍奉此為信條。最近《西安晚報》報導了縣委書記慰問貧困老黨員,會場上擺了千元一條的名牌菸;《經濟觀察報》報導鐵道部將成立三大集團、政企分開。這類有違當道,不懂為政治服務的文字,下場就是記者撤職、報紙道歉。 \n 中共明白宣傳的重要,所以緊抓喇叭不放。毛澤東歌頌魯迅嘲諷國民黨,但王實味、丁玲諷刺共產黨,結局就很淒慘。原因正在於文藝創作的價值和意義,是以對中共政治服務的程度作衡量的。 \n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斷在世界舞台上展現軟硬實力,所憑的絕不是喇叭唱紅,反而是科學、客觀的知識和理性的決策力。 \n 時代演變下訊息流動已無遠弗屆、微博發言一日千里,網路世界已不能掩蓋事實;更不能接受「信息只為政治服務」的八股信條。不讓媒體扮烏鴉、不准記者寫真相,最終除了塑造一個專制威權形象之外,不能阻止真相的曝光。 \n 政治的最高原則是理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間的矛盾,讓不能與時俱進的不適任地方官隨時下台,應是新世紀治理國家該有的新作風!

  • 百名文人手抄毛講話 被批恥辱

     今年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年,日前大陸作協所成立的「作家出版社」推出了《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百位文學藝術家手抄珍藏紀念冊》一書。該書由100位當代文學家藝術家聯袂抄錄。 \n 對不少大陸網民而言,作協此舉顯然有意識形態諂媚效忠之虞,在網路上大加抨擊。猛烈的砲火,讓不少書寫者趕緊在部落格、微博發文自清,對於自己「思慮不周」的舉動,紛紛表示後悔自責。 \n 百人抄寫 名家在列 \n 在百人抄寫名單中,赫然出現馮驥才、韓少功、蘇童、葉兆言、周國平等名家。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徐達內表示,批評者由此指責包括現任作協主席鐵凝,以及陳忠實、王蒙、莫言、賈平凹等在內的抄寫者「奴顏婢膝」、「喪失骨氣」,呼籲人們警惕執政者藉此整肅意識形態的可能性。 \n 據葉兆言在微博透露,當初作協發動抄寫,還寄了1000元人民幣現金,要他任意抄寫一段,他也沒有把這件事情太放在心上。他自清說:「吃蒼蠅的感覺很不好,對於《講話》,自小沒什麼好感。我為自己的不當回事深深懊悔,有些事不能不當回事。在抄寫時,寫到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為人民大眾,既覺得好笑,又覺得慶幸,今天似乎已沒有這些詞彙了。我以為它已經不能再傷害我們,但是事實顯然不是,這個紙老虎仍然狠狠地刺痛了我。」 \n 周國平則在部落格上坦言自己一時糊塗:「……讀到一位好友的信,對我參與手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事嚴詞責問,向我要一個解釋。接著,其他朋友的同樣責問紛紛來到,一律表示疑惑和震驚。此時,我才意識到我做了一件多麼糊塗的事。」 \n 網友揶揄 靈魂已死 \n 周國平解釋,《講話》紀念了自己一段矛盾的心路歷程。「那麼,透過參與手抄活動能否表達我的紀念呢?顯然不能,反而是把它遮蔽和扭曲了。這就是我的糊塗之處。所以,我覺得我必須向人們說明,此紀念非彼紀念,現在我對《講話》的認識以我的反思為準。」 \n 有網友揶揄說:「我覺得這是一張恥辱榜。好歹都是文壇大腕了,分辨是非的能力應該有吧?……不過本來嘛!作協、文聯的作家,也都算是被豢養的吧?」也有論壇文章挖苦稱:「感謝作家出版社,區區1000元是我對今天的中國有了新的認識。……100位當代文學家、藝術家的靈魂之死,為其喪失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更有讀者毫不留情的批評:「他們同樣不過是權貴的二奶、政治的婢女,他們的靈魂還有很深的文革陰影!」,並揚言對於這份恥辱榜名單作家,日後拒買、拒看、拒關注。

  • 手抄重裝上陣 名家、老革命共襄盛舉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年之際,作家出版社推出《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百位文學藝術家手抄珍藏紀念冊》一書。全書匯集從1943年出版的首版──延安解放社版本、各解放區版本及國統區的版本、香港1946年版本。還包括漢文、少數民族文字到外文等數十個版本的影印樣本。 \n 據人民網報導,此次「重裝上陣」的手抄本依照1991年人民出版社的版本加以重錄,並以此作為100位文學藝術家抄錄的底本。這100位「招魂人」有延安時期即參加革命、經歷學習和貫徹《講話》精神的老同志周巍峙、郭漢城、白刃、賀敬之、於藍、王昆等代表;也有文壇、藝術界的名家陳忠實、鐵凝、王蒙、賈平凹、莫言、馮驥才、於藍、田華、於洋、秦怡、王曉棠等。 \n 人民網宣稱:「他們的熱情很高,有些人現在仍對《講話》原文記憶猶新,有些可以大段地背誦、默寫《講話》段落內容。他們的抄寫一絲不茍、工整認真;有些人甚至抄寫數遍,充滿了情感。」 \n 如今該書在網路上被砲轟,率先自清的知名作家周國平,以散文著稱。他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寫過多本與尼采有關的專論,包括《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尼采與形而上學》﹔隨感集:《人與永恆》、《風中的紙屑》、《碎句與短章》 ﹔詩集《憂傷的情欲》等。中國的大學裡曾經流傳過一句對他文章的評語:「男生不可不讀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讀周國平。」

  • 小檔案-毛延安講話 確認文藝為政治服務

     毛澤東1942年5月在延安舉行的文藝座談會發表談話,包括5月2日所作引言和5月23日所作結論兩部分,1943年10月19日在延安《解放日報》正式刊登。1927年到1936年間,華人文學大家梁實秋多次和共產代表魯迅展開論戰,包括「文學的階級論與人性論」、「第三種人」、「硬譯」等多個話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把梁實秋定為「為資產階級文學服務的代表人物」,也把文藝為政治服務的主張,做了無可動搖總結,至今仍深深左右中共對文化藝術的操控現象。 \n 這場文藝座談會為「延安整風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目的是為了解決中國無產階級文藝發展過程所面臨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內容明確提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強調文藝工作者必須深入群眾、參與鬥爭,轉變立足點為革命事業積極奉獻。《講話》總結了五四以後中國革命文藝運動的歷史經驗,發展出馬列主義的文藝理論。此後,中國大陸標誌著新文學與工農兵群眾相結合的文藝新時期開始。不少作家在毛澤東文藝思想指示下,為完成民族解放任務,在塑造工農兵形象和反映革命鬥爭方面做出許多相關著述。

  • 溫家寶文革悲劇說 黨內抨擊

     據路透獨家消息透露,中共中央本月初在北京召集200多名高級官員開會,除了總書記胡錦濤將薄熙來案定性為「個案」,純屬刑事案外,另一焦點是總理溫家寶有關「文革悲劇」說法,在這次會議上也受到了一些與會者批評。 \n 溫家寶挨批 少有報導 \n 包括台灣在內的各媒體已報導了胡錦濤為薄案定調之說。但溫家寶受批抨則少有報導。 \n 在這次會議中,胡錦濤以總書記身分要求既然薄案純屬刑事案,就應終止政治爭論,以維護黨內團結,因為中共必須確保十八大的成功召開。胡錦濤在會議上敦促中共黨內應擺脫意識形態上的分歧。 \n 路透引述2名消息人士稱,因此,溫家寶有關「文革」的說法,在這次會議上也受到了一些與會者批評。 \n 消息來源指出,江澤民對胡錦濤的立場給予支持。消息人士引述江澤民話說:黨內外已存在太多的不穩定,現在的首要目標必須是成功舉辦十八大。至於可望接替胡錦濤的習近平,關於薄案的立場是同高層緊密保持一致。 \n 關於薄案,前中共領導人江澤民的意見是,如果當局掌握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殺人,以及薄熙來違紀的確罪證確鑿,就應該把這件事當作是刑事犯罪的個案去處理。 \n 有關報導顯示,江澤民有沒有參加在京西賓館的會議說法不一。也不清楚他何時、何地發表前述言論。 \n 溫家寶在今年3月大陸全國人大政協「兩會」閉幕的記者會上曾提到反思文革問題。他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 \n 確保十八大平穩召開 \n 在記者會上,溫家寶在就前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闖入美國領事館一事,要求重慶當局「必須反思」。緊接著,溫家寶強調「要認真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一般認為他這番話是影射當時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推動的「唱紅打黑」,就是搞「文革」那一套。 \n 一般認為,將薄熙來事件定性為刑事犯罪,而不是政治事件,主要是表明中央有意集中精力,確保十八大召開前平穩的局勢,因此目前中央的要務是平息謠傳,阻止進一步的矛盾鬥爭。 \n 將於今年下半年召開的中共十八大將面臨十年一次的領導人換屆,而此次大會政治局委員及中央軍委將大幅換血。屆時現任中國黨政軍領導人胡錦濤和溫家寶都將退出政治局。 \n 分析人士指出,或許是為了扭轉薄案以來,大陸右派如「炎黃春秋」舉行座談會,在社會疾呼政改,也就是支持溫家寶從去年起數度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因而引發社會左右矛盾。 \n 為了左右平衡,京西賓館到底胡總書記是否做了指示,外界很難查證。但做為掌管政治及意識形態的總書記胡錦濤,23日出席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座談會並講話,新華社等官媒公開報導,到場的還有主管宣傳的政治局常委李長春。 \n 回顧1942年的延安講話就是配合延安整風,當年被整的是《野百合花》作者王實味,按毛認知,文藝是要為黨服務,也就是中共仍堅持嚴控筆桿子。 \n 十八大前,總書記帶著管宣傳的常委,加上官媒及黨媒再大幅宣傳,就是要創造穩定環境,消除任何雜音。胡這次講話的題目是「牢牢把握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

  • 陸媒新視界-媒體與知識界的野火

     最新一期《學習時報》發表署名文章〈我國官員財產申報之路還要走多遠〉。文章指出,實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還需要做很多工作,從樂觀角度估計來看,至少還需要10年時間。 \n 財產申報點燃戰火 \n 這種說法很快引起廣泛議論,《南方都市報》發表社論〈官員財產申報:十年太久,只爭朝夕〉,針鋒相對地予以駁斥,表示至少還需要10年的說法令人感到沮喪,進而指出:公眾對於官員財產申報與公開的呼籲與期待,已遠不止過去了一個10年,而今既貌似只剩下些許技術和制度難題阻礙該項制度推進,也實不該讓對此仍抱有善良期待的國民再空有期待。 \n 《學習時報》是中共中央黨校的喉舌,而中央黨校的校長是十八大即將上位的習近平。《南方都市報》則出自一向開放的廣東,而廣東的主政者汪洋不僅在最近的黨代會報告裡發表「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驚人言論,而且提出要加強對黨員領導幹部尤其是一把手的監督,進行領導幹部個人財產申報制度試點。 \n 表面看來,向來敢言的汪洋好像在向代表中共權威的習近平公開叫板。但事實上,中共內部有嚴格的紀律,這種可能性很小。兩家媒體的爭論其實也僅僅是兩種觀點的碰撞,其背後可能有保守和激進兩種力量的影子,但由於中共一向強調穩定,其內部發生激烈衝突的機率是很小的。 \n 當前和未來的執政者都必須承認,如今這個社會正處於火山爆發的臨界點,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王立軍、薄熙來、陳光誠式的地震一波接一波,打著穩定的旗號不思進取的做法,已經進入了死胡同。 \n 在此背景下,體制內或者媒體上出現不同的聲音是很正常的。對於媒體來說,《南方都市報》可以公開反駁《學習時報》的御用言論,其他媒體也會對官方的宣傳任務進行抵制,很難再出現以前那種步調一致的情況。 \n 最明顯的例子,是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的紀念宣傳。23日,官方的紀念達到高潮。《人民日報》作為最能代表政治風向的官辦媒體,為這類文字提供了約五個版面,央視《新聞聯播》、新華社也大造聲勢。 \n 反智作為引發反彈 \n 但是,除了御用媒體,其他媒體卻熱情不高,一些報紙和網站大多刊發新華社通稿交差了事。除了官方組織的紀念活動,民間自發組織的活動少之又少。實際上,毛的《講話》被認為是禁錮知識者思想的政治枷鎖,有濃厚的反智色彩,而紀念活動往往成為執政者借此整肅意識形態的信號,在知識群體中不受歡迎,已經是一種必然。 \n 而此時又有一則新聞:百位藝術家手抄了毛澤東《講話》,結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珍藏紀念冊》。這些藝術家中,包括現任作協主席鐵凝以及陳忠實、王蒙、莫言、賈平凹等許多著名作家。 \n 於是,眾多知識者便借助微博等工具對這些「歸順者」大加嘲諷,指責他們自輕、自賤、自虐,引起網民的一片喝彩。由此觀之,有人向權力獻媚,有人堅持批評權勢者,知識群體的分化已不可避免。 \n 其實,在這個發展和變革的年代,從媒體到知識者自身,出現觀點的交鋒以及群體的分化,是極其正常的。最為關鍵的,是執政者如何看待和面對這種變化了。 \n (作者為大陸自由撰稿人)

  • 微評

     拒絕思想閹割 \n 今年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大陸官方發起各種多樣的紀念活動,其中作家出版社推出百位文學藝術家手抄《講話》珍藏紀念冊。 \n 這個「講話」實際上中共對文化藝術工作者思想閹割的開始,大陸各界已有自覺,配合官方宣傳的百位手抄文藝界人士,立刻遭受批判譴責,其中葉兆言、周國平兩位已出來公開道歉。原本是常態性的紀念活動,引發如此反彈,顯示大陸知識界已累積相當自由思潮的能量。

  • 兩岸史話-紅軍大轉移與團結抗日

    兩岸史話-紅軍大轉移與團結抗日

     延安的年輕知識分子們在聽了毛澤東報告之後備受鼓舞,於是有一位名叫王實味的書生率先大鳴大放。 \n 經過了長時間的觀察、調查和準備,毛澤東於1941年5月19日作《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後來這被認為是延安整風的動員令,不過在他的報告之後並未引起人們多少關注,毛澤東自稱「毫無影響」,直到一年之後才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接著開始了在政治局展開了整風,每個人都首先表明自己對毛澤東領導地位的擁護,然後檢討自己的歷史,用歷史來說明過去只要違反了毛澤東的教導就會犯錯誤,就會使革命遭受損失。 \n 延安整風 黨內鳴放 \n 這正是史達林鞏固自己領袖地位時採用過的方法,王明等都是過來人,但是這一次自己嘗到了無法過關的苦頭。 \n 張聞天、博古、王稼祥等多次發言檢討,王明早已看出自己難過這一關,他在作了一些檢討之後乾脆拒絕再作檢討,之後稱病不再參加運動。 \n 毛澤東為中共各歷史階段都作了分析和評價,原擬在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後來他取消了這個計畫,取消的原因我們還不太清楚。 \n 也許毛澤東認為這不能僅限於中共高層領導人的整肅,而是需一次大規模的群眾性整風,這大約也是貫穿了他一生的信念:大規模群眾運動是徹底解決矛盾和改造一切的最有效方法。 \n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發表《整頓黨的作風》談話。 \n 2月8日毛澤東又在幹部會議上發表《反對黨八股》報告。這是毛澤東第一次發動「大鳴大放」。 \n 從毛澤東的演說中我們看出他確實對共產黨內思想僵化、裝腔作勢、自我封閉的作風和文風深表不滿,對莫斯科風格的教條和八股文風尤為痛恨。也許他認為中共必須建立自己的領袖、主義、組織系統,這方面必須仿照蘇聯,但是他不希望模仿蘇聯體系的思想僵化、教條。他希望能創造一個更為生動和富於創造性的風氣。毛澤東本人的談話、文章也確實完全擺脫了共產黨內習以為常的陳詞濫調。 \n 無怪胡適評論說:在共產黨那邊,白話文寫得最好的,還是「我的學生毛澤東」(可惜那些精彩的講話,在正式發表時經過了精心刪改和潤色,失掉了大部分原有的氣勢和風趣)。 \n 延安的年輕知識分子們在聽了毛澤東報告之後備受鼓舞,於是有一位名叫王實味的書生率先大鳴大放。他以「野百合花」為題撰寫了系列散文抨擊延安的一些社會風氣。他反對跳舞,認為「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與艱苦的抗戰環境不相稱,共產黨人忘記了那些為革命犧牲的烈士,開始貪圖享受,貪圖特殊待遇「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他還聲明這不是發牢騷,因為他本人享受小灶待遇,但是這是個不公平制度「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兩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這裡缺少「人對人的同情心」「到處烏鴉一般黑」。他的這些言論都在延安的報紙上公開發表了,此外他還以大字報鼓動年輕人參加鳴放「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要檢查自己「是不是對大人物有話不敢說?」等等。 \n 王實味的大字報貼在中央研究院大門口的平房裡,引起了極大轟動,來看大字報的人多到平房無法容納,於是就把這些大字報貼在布上掛到延安南門外市場裡,各處年輕人奔走相告,幾十里外的人都跑來看,車水馬龍勝過廟會。 \n 文藝座談會講話 \n 王實味早年參加共產黨,後來失去了聯繫,因家庭貧寒未能完成大學學業,靠翻譯文學作品謀生。1937年重新加入共產黨,同年10月告別妻子兒女隻身赴延安,在中央研究院從事《列寧選集》的翻譯。他感覺現實的延安與理想的延安差距甚大,在毛澤東講話的鼓舞之下,他就突破「黨八股」寫下了這些短文。 \n 鳴放者不只王實味一人,丁玲也寫了一篇〈三八節有感〉對跳舞和婦女離婚等發了一番議論。 \n 3月底,胡喬木向王實味傳達了毛澤東的批評:平均主義和冷嘲熱諷是不允許的。 \n 4月初開始對「野百合花」,〈三八節有感〉等組織大批判,同時還調查了王實味的歷史和一貫表現。在中央研究院還作了一些民意調查,結果相當令當局吃驚,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對王實味懷有同情。 \n 5月份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講話,委婉的對鳴放進行反擊,但是也許正因為太委婉了,未能令王實味意識到情況的嚴重。 \n 王實味忍受不了這樣的大會批小會鬥,幾次大哭對人說:「說我是『托派』、『反黨』,說我是『敵人』,我實在受不了,太冤枉了!」。研究院的主管也認為鬥爭有些過火並且向中央請示。一天之後傳來了康生的指示:王實味不僅是托派,還是國民黨藍衣社特務,證據確鑿。絕不能對他抱有溫情,絕不能手軟。既然中央已經給王實味定了性,鬥爭的殘酷性就只能升級。(待續)

  • 兩岸史話-毛澤東

     對毛澤東來說,接受多元論就是接受6萬萬私利者。「鬥私」不意味著就是「利他」,而是意味著「和群體打成一片」,這一度成為道德的規範和社會的準則。 \n 毛澤東是一位中國式的整體主義者,他曾聲明有一個上帝──即群眾。如果群眾是一個集合體,是純一的統一體,可行的道路只有一個而不是多個:人們不可自行其是。 \n 人們甚至只能說「它」──毛澤東的群眾,而不是「他們」──中國人民(這使人聯想起戴高樂的奇怪行為,他愛法國而不愛法國人)。對毛澤東來說,接受多元論就是接受6萬萬私利者。「鬥私」不意味著就是「利他」,而是意味著「和群體打成一片」,這一度成為道德的規範和社會的準則。 \n 「鬥私」,包括「鬥家長制」,因為家庭很可能成為私利觀念的溫床,它與毛澤東力圖把一切自我價值觀念納入大同理想的努力格格不入。 \n 檢舉親人 精神崩潰 \n 在思想改造運動期間,很多人由於不得不檢舉自己的父親而導致精神全面崩潰。毛澤東對這種現象並不同情,他把孝道視為舊中國遺留下來的糟粕。在毛澤東看來,他自己的父親就曾是封建秩序的象徵,是一位吝嗇的、心胸狹窄的父輩。 \n 這樣,毛澤東以西方人的敏銳目光看到了一隻馴服的羊與不離開羊群的羊之間的不同。他要求在羊群中間的每隻羊都能自由說話,自主獨立自我完善,而不要溫順馴服。但是,脫離群體的生活是不正常的,毛澤東看到了這一點,因此他需要的是一個羊群。 \n 毛澤東開展了反貪汙、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政府官員成了運動的目標。他們中間有些人開始認為,這種新體制已到此為止。但毛澤東不這樣想。 \n 與此同時,為了清除經濟生活中的不良現象,開展了「五反」運動:反行賄受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反對的目標是私營工商業者,他們在50年代仍是中國城市舞台上的正式角色。這一運動籌集的額外收入支援了朝鮮戰爭。 \n 發動這兩場運動旨在使所有的馬克思主義領導者們認識到,毛澤東的領導在道義上是完全正確的。然而,使用的方法大部分是沿襲了思想改造運動時期的方法。不像史達林時期的蘇聯,深更半夜破門而入,突然抓人,而是利用社會壓力促其坦白。因而,這大膽地使人們把自己的良知與社會的利益聯繫起來。 \n 綜合列寧主義和儒家 \n 「三反」「五反」運動帶有列寧主義的味道,但也可看到儒家道德禮教的影響。 \n 毛澤東不僅是新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也是舊中國的產物。在中國,個人從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奮鬥。個人從不單獨地與上帝鬥或與博大的清教徒意識鬥,而是在一群人之中鬥。 \n 在毛澤東的中國,人民之成為社會主義者,不像聖保羅的信徒前往大馬士革的途中所發生的宗教皈依那樣。再生──如果發生的話──是全社會性質的。在西方,我們認為人能孤立地改變自己,在毛澤東的中國,絕不能指望這種靈魂的變化會單獨發生。 \n 毛澤東為「三反」、「五反」運動發出了指示,但是,他對政府官員和商人的批評遠比對知識分子的批評要輕得多。 \n 胡風是一位有鄉土氣質的詼諧詩人,他在上海文藝界光彩出眾。他很早就是一位左翼分子(儘管他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曾持有異議)。他寫了一首慶祝1949年勝利的詩《已來臨的世界》,這首詩遠非像某些人認為的是反毛澤東的。「毛澤東如崇高的神,向全世界宣布,新時代建立新秩序」。詩行中熱情洋溢。 \n 然而到50年代初,胡風開始不滿「輿論一律」。他感到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變得凜然不可侵犯了。他反對讓人民把這本小冊子「當作圖騰崇拜」,他稱思想改造運動中那些愛管閒事的組織者為「官僚」。 \n 《人民日報》發了一連串批判胡風的文章,其中大部分出自毛澤東的手筆。當然,公眾輿論對胡風的反駁與其他一切行動一樣,是階級問題。在人民民主專政下,允許人民有言論自由,而反革命分子則沒有這種自由。胡風試圖游離於階級之外。 \n 由此出發,毛澤東進而斷定,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進程中,敵人並沒有滅亡,而是更猖獗了!人民並不總是善於識別反革命。他說:「我們的人眼睛不亮,不善於辨別好人和壞人。」 \n 這是悲觀主義的首次流露,這也是一種強制性的推理。 \n 同一性並沒有實現,知識分子依然唱反調。然而,同一性體現在歷史的無情進程中。過去的階級劃分要重新判定,否則,該如何解釋知識分子的叫喊呢? \n 殺比不殺更不利 \n 毛澤東認為,唱走了調就是犯罪。「胡風……這樣的人不殺,」毛澤東解釋道,「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 \n 至於胡風,人們把他塗抹得已面目全非,正如麥卡錫把任何懷疑蔣介石的人都看成是共產主義分子一樣,胡風對毛澤東的《講話》的懷疑,是認定他為反革命分子的證據。不久,這位有稜角的詩人被查明是個「間諜」,這足以使紅色的官僚們把他關進監獄。他的精神被摧垮了。 \n 毛澤東的懷疑是對的。在胡風的周圍有一幫愛發牢騷的作家,胡風是他們的中心人物。其中有一位寫信向胡風吐露:「因為我想寫點東西,就讀了毛主席在延安的《講話》,但是讀過以後,就再也不想寫了。」 \n 然而對毛澤東來說,欲將論戰納入階級鬥爭的範疇,有如用紙遮雲一般。(待續)

  • 三少四壯集-在延安想起丁玲

     時空迢遙,她走了漫長坎坷的路,而半個世紀之後,我和她竟然有過那次短暫的交集。 \n 去年深秋到陝西,趁著謁黃帝陵、觀壺口瀑布之便順道去了延安。想像中這處當年共產革命的根據地,應該還是斯諾(Edgar Snow)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裡描述的模樣:貧瘠的黃土地上,到處是陝北特有的窯洞,荒涼艱苦但有一股生氣……今日延安的周遭普遍綠化,已經不大看得見光禿禿的黃土地了,城裡也有可觀的樓房汽車熱鬧街道;不過這個豐裕景象並非由於黨特別照顧當年支援他們的老鄉,而是當地豐富的天然氣資源帶來的財富。 \n 原來1938到1947年間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不在延安城裡,而是城西北的楊家嶺村。當年那些作為辦公室和領導人居所的窯洞都保存著原貌,確實是簡陋艱苦極了。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場址,則是辦公廳小樓底層的會議室兼飯堂。坐在那間貌不驚人的小廳裡的木板凳上,我想到1942年5月,毛澤東就是在這裡作了〈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定下了文藝要為無產階級服務的方針路線,決定了其後數十年中國寫作者的命運。 \n 牆上掛著「講話」之後的大合照,一眼看到照片裡一個女子,坐在前排朱德旁邊,跟毛澤東只隔著三個人,非常顯眼。那個女子就是丁玲。 \n 這才想起很久沒有想到的丁玲。雖然她為我在北京出版的第一本小說集《西江月》寫序,然而這些年來我很少想到她。不久前聽到她的名字,是在史丹福大學聽一位年輕的中國學者研究丁玲的報告。丁玲1986年去世時這位學者可能才在上小學,對於他,丁玲只是一個文學史裡的名字吧。 \n 由延安那張照片裡的座次,就可見丁玲那時的風頭之健。然而她差一點在延安整風中因為寫文章批評領導而出事,幸好毛保住了她。但「反右」時還是在劫難逃,被打成「反黨集團」之後下放到北大荒;文革期間甚至坐了五年大牢,然後遣送到山西的農村改造,直到文革結束三年後才復出。 \n 從1977年起到八○年代初,我幾乎每年都去中國大陸,走訪碩果僅存的老作家。1979年十月,出版界前輩范用先生陪著我去北京友誼賓館拜訪丁玲。那時她和丈夫陳明剛從農村回京沒多久,我以為飽受磨難的老人該是疲倦衰弱的,沒想到她精神很好,給我的印象是樂觀爽朗,不像個七十多歲劫後餘生的人。那次見面我沒有錄音也沒有作詳細的筆記,之後憑記憶寫了一篇〈今生轍〉,題目來自葉聖陶寫給她的〈六么令〉詞裡兩句:「那日文字因緣,注定今生轍」。 \n 丁玲那天談興很高,她與我談到中年和青年作家,談〈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談「 生活」,說起二十多年的農村日子……我注意到她提到農村都稱「底下」,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農村說是「到底下去」,但顯然這只是個習慣用語,絲毫沒有負面或鄙視的語氣,甚至對「底下」的純樸和人情味非常懷念。 \n 范先生幫我在北京出版小說集《西江月》,說要請同為女作家的丁玲替我寫序。我根本沒想到有此可能──那時她剛平反,需要養病,而丁玲復出是文藝界的大事,各方搶著向她約稿,怎會有時間體力看我的書稿然後寫序呢?萬萬沒有料到她竟爽快的答應了,而且很快寫了出來。那是1980年夏天。 \n 她在序文裡說我是「二○三○年代文學的繼續」,我想到她自己正是成長於五四時代、二○三○年代就已有成就的作家,也是一個進步的新女性;那一代的文學的確給了後進豐富的滋養傳承。時空迢遙,她走了漫長坎坷的路,而半個世紀之後,我和她竟然有過那次短暫的交集──這也是文字因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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