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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頤武:更多中產者出來助港走出亂局

    張頤武:更多中產者出來助港走出亂局

    大陸黨媒《環球時報》19日刊出陸著名文化學者、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文章〈更多中產者站出來有助香港走出亂局〉指出,當下香港現實的惡化會讓更多人覺醒,現實的教訓和歷史進程的必然發展,會讓這些人看到實際的風險和偏執造成的問題。香港的未來需要更多中產者明智的選擇和對自己社會責任的勇於承擔。 \n \n張頤武稱,隨著社會對於這場修例風波全面反擊的展開,香港的社會氛圍正在發生轉變。很多人在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一部分香港中產者在這次修例風波中對激進示威者給予了或明或暗的支持。一些和極端「勇武派」「不割席」的所謂「和理非」,也來自這一中產群體。 \n \n文章認為,這種現象也引起一些人困惑:修例風波給香港社會帶來不可挽回的損失,整個社會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一些中產居然還能給予理解和支持,反對派居然還能在輿論和民調等方面占據一定優勢,這引起大家的思考。 \n \n文章指出,這裡面有一些原因值得注意。 \n \n首先,香港的社會氛圍、輿論氛圍和大陸的很不一樣。西方輿論和相當一部分香港輿論長期以來對大陸持有的負面看法,往往讓一些香港中產人士形成關於大陸的刻板印象和扭曲觀念,他們對大陸發展的現實並不完全了解。 \n \n同時,經過一些別有用心的內外勢力的有意營造,一些港人形成對大陸的不接受和不認同心理。還有一些人過去由於香港經濟比大陸的發達,形成一定的優越感,然而,隨著大陸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他們產生失落、焦慮,甚至對立的情緒。此外,在教育和文化領域,一些港人存在對大陸的認識偏差。 \n \n其次,一些專業型中產群體,比如律師、教師、媒體人、醫護人員等,有一部分人是中間派甚至是親反對派的。一方面由於是固定職業,自身的經濟狀況與大環境的經濟起落關係相對較遠,經濟變化往往需要相對較長的時間才能影響到他們,因此對於當下的危機往往缺少明確感知,會誤以為問題遠沒有嚴重到危及自身生存的程度,就容易在鼓動下做出荒誕的選擇。 \n \n同時,一些專業人士因為一直在專業領域工作,他們的政治激情受到壓抑,他們想藉街頭運動跳出自己按部就班的工作和平淡無奇的生活。當然,受限於社會地位和現實狀況,他們中的大多數往往表現為所謂的「和理非」。 \n \n第三,香港一些專業社團和工會等組織往往被反對派把持,形成有系統的對抗意識和破壞性影響,容易對相應的中產群體產生影響。這些專業組織因為具有所謂的「社會公信力」,也就對相應專業的人士造成約束與控制,負面效應極大,比如在這場修例風波中,就有著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的影子。

  • 選總統&拚立委?王金平:連想都不去想

    國民黨立委王金平今天接受廣播專訪時,被問到是否將參選2020總統,他雖重申一切就隨因緣走,但他仍進一步暗示說,所謂因緣就是交給上天決定,而人民的想法與聲音上天都聽得到也看得見,所以,「上天的決定就是人民的決定」,所以就是要看民意怎麼樣,但現在談這個問題還太早。 \n \n更值得注意的是,但廣播主持人黃光芹問到,未來是否還有可能爭取擔任不分區立委,還是會選擇跳下選區參選?王金平直言,「這部分我連想都不去想,這麼久了,我還在這裡(指立法院)幹什麼?我還要去想這個問題嗎?」言下之意,形同暗示本屆立委將是王金平立委生涯的最終回。 \n \n然而,儘管王金平仍未明確表態是否將爭取黨內提名參選總統,但他仍意有所指地說,國民黨提出的人選一定要有勝選的機會,而要勝選就必須具備很多條件,提出抱負與治國理念,「這些不講出來有用嗎?」 \n \n這席話剛說完,王金平立刻接著說,「我個人認為,國家最需要的事情你要講清楚,什麼是國家最需要的?我個人認為,第一,一定要求得國家的安全;第二,要求得社會的安定;第三,一定要發展經濟,讓人民過好生活」。 \n \n接著王金平開始闡述「三個需要」。他說,所謂的國家安全包括國防、軍事、經濟、財政、教育、人才、科技,樣樣都是國家安全的範圍;但在中間很重要的就是兩岸關係,要如何帶動經濟也是在兩岸關係的後面。 \n \n其次,所謂社會安定,在於目前社會已經形成政黨對立、世代對立、族群對立、勞資對立,你看這樣怎麼能安定?所以,總統候選人一定要提出讓大家信任你、相信你能做到讓整個社會安定,並能跨藍綠,讓社會和諧、共同團結、一起營造國家安全社會的安定,一起拚經濟。 \n \n由於王金平對國政方向是侃侃而談,主持人特別說「我看你這番論述面面俱到,很完整,這會是你參選2020的宣言嗎?」但王金平僅回應,這個言之過早了。 \n \n面對黨內湧現世代交替的聲浪,王金平回應,所謂世代,年齡不是問題,最重要的是身體有沒有健康,心智有沒有健康,最重要的是理念,及理念的執行力又是如何?理念好,執行力要夠,才能給人民信心有能力解決國家困境,這才是最重要的。 \n \n王金平還暗示說,像是法國總統馬克宏不是很年輕嗎?但現在民調這麼低。而且,回顧我們幾任總統也都是中生代去接,結果都是造成很多政權的翻轉,「這部分我就不便多說什麼,但重要的是,怎樣把國家的困境解決掉,讓國家走上康莊道路」。 \n \n對於黨的總統初選時程要如何安排,王金平說,3年前國民黨的總統初選是安排在5月才開始進行黨內初選登記,所以,如果這次5月才進行登記,也是無可厚非。

  • 東山段社會住宅戶數密度高 議員憂影響居住品質

    東山段社會住宅戶數密度高 議員憂影響居住品質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段社會住宅基地面積僅1628坪,卻要興建330戶。戶數密度遠高過其他社會住宅,包括大里光正段1615坪興建201戶、太平育賢段第一期2468坪興建300戶等。市議員謝明源、邱素貞、翁美春7日在議會都發建設水利部分業務質詢時,憂心如此高的戶數密度,將會影響居住品質。 \n \n 台中市政府都發局長王俊傑答詢表示,東山段社會住宅是採用標準的興建方式,其中一房型佔60%,等同於一般民間建築三、四房型興建約150戶,因此住戶密度並不會太高。 \n \n 謝明源7日指出,市府規劃在北屯東山段興建社會住宅,但地方上仍有許多不同的意見。其中東山段社宅基地面積僅1628坪就興建330戶,相較於其他社宅的規劃,興建戶數密度似乎較高;包括豐原安康段總基地面積6000坪,預計興建700戶;大里光正段1615坪興建201戶、太平育賢段第一期2468坪興建300戶、北屯北屯段1348坪興建220戶;北屯同榮段3361坪興建560戶;太平育賢段第二期2468坪興建300戶。如此高的密度,是否會影響到居住品質? \n \n 謝明源表示,目前社宅基地上有榕樹、九芎、山櫻花、荔枝等果樹群約89棵之多,住宅處說將來完工後的社宅所種的樹會有101棵,是以原有的樹木為主要部分,還是新種更多小樹?到時候是否還有空間把原來的老樹移植回來?此外,社宅的選址條件主要以國有、公有土地為主,並以無償方式取得為優先,提供長期使用,但是東山段社宅土地卻是有償撥用,恐怕會提高社宅成本,應該優先找無償撥用的國有地或公有土地。 \n \n 謝明源說,目前地方有反對的聲音,並希望召開說明會充分溝通、表達意見,他說,興建社會住宅是要與地方共好共生共榮,而不是跟地方形成對立,希望都發局能與民眾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回應民眾的疑義。邱素貞關心東區練武段社會住宅興建進度,同時也希望將一樓提供給關懷據點等使用,並增加公共空間。 \n \n 王俊傑指出,東山段基地一直以來就是住三用地,是屬於高強度的住宅區,當初選定東山段作為社會住宅用地,就是因為該地點交通非常便利。市府不採用撥用,而是以租用方式辦理,可大幅降低土地成本。對於議員關心住戶密度是否會太高的問題,王俊傑說,東山段社宅是採用標準的蓋法,330戶中有超過60%是一房型,等同於民間興建三、四房型的150戶,因此戶數密度並不會太高。 \n \n 王俊傑強調,社宅興建一開始就是以保護樹木為原則,並保留原有的樹種,但是因為東山段社宅基地的樹木,大多以荔枝樹為主,目前也受到荔枝椿象的危害,因此市府將會做適當的疏植,未來社宅興建完成後,樹種絕對會比現在更多,數量也會更大。王俊傑也表示,公共建設並沒有做說明會的作法,會打破公共工程的常規,市府會以另外方式和當地居民進行溝通。

  • 正視香港認同裂痕

     香港特首選舉,2017年3月26日正式開票揭曉,林鄭月娥得票777票,以極大的比例超越法定的601票,確定當選香港特區行政首長。而受到泛民派票源支持、並在香港基層深受歡迎的曾俊華則得票365票。另一名候選人胡國興,僅得21票。從得票數來看,得到北京中央垂青的林鄭月娥稱得上是大勝,但曾俊華的得票數,還是顯示了部分建制派仍有跑票的現象。 \n 今年是香港第5次選舉特首,同時也是香港回歸大陸20周年。而2014年9月的「占中運動」,雖是抗議北京對香港特首提名制度的不公,但運動之後,香港社會就變得越來越兩極化。政治上,支持北京的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產生了嚴重對立,就算是在社會上,也有「維持現狀」與「主張香港脫離中國、自行獨立」的不同主張,形成拉鋸局面。 \n 因此,當香港特首選舉結果揭曉後,特首當選人就成了這個城市面臨的一個最新壓力點。因為不論誰當選,上任後的首要工作,將是修補當前香港社會因政治矛盾所產生的撕裂。 \n 從一篇由陳智傑、王慧麟著作的論文〈香港人的國家認同態度〉來看,它曾經分析港人有獨立傾向的結果。在該文中,它是透過實際發生在香港的民意與選舉結果來觀察,似乎認定本土意識的走向會透過越來越激進的本土運動來進行,所塑造的氛圍確實令香港未來政局發展方向產生不可預測的質變。 \n 首先,以認同的民意調查為例,對港人國家認同態度持續的調查與分析中,可以看到港人身分認同的變化與主體性的強化,並且破解了內地移民對於香港未來政治地位決定必傾向親中態度的迷思。因為無論出生於香港或大陸內地,均有約3成多的人認為香港可在中央政府允許下獨立。 \n 其次,從年紀來分析,支持有條件獨立的80後的比例確實比起整體調查的比重為高。香港身分認同在年輕人日漸對中國大陸認同感與向心力遞減的情況,以及更多的社會本土運動的激勵之下,不可避免將會形成香港政治運作中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 \n 此外,從不久前香港區議會選舉的結果來看,也可發現打著本土派旗幟的候選人,確實發揮某種程度吸票的能力,特別是2016年2月28日香港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即便極具爭議且引起香港政府官員、中國大陸官方媒體聲討,甚至連香港泛民主派陣營都對其行動予以批評的本土民主前線,所推出的候選人梁天琦卻能取得15%的選民支持,的確反映出香港政治光譜出現變化。 \n 本土派陣營除了不迴避使用武力外,並指責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民思潮與泛民政黨等主流社會運動組織,壟斷了香港社運領導與話語權,要求打破這些社運領袖的主導地位。其次更提出由於歷史、文化、語言等差異,香港已成為一個民族,企圖將香港與中國大陸進行切割。 \n 但是香港7家電子媒體在3月14日晚上合作舉辦了一場「2017行政長官選舉辯論」會上,卻發現3位候選人曾俊華、林鄭月娥及胡國興,對於「港獨」議題,同樣都相當自信地認為,它是個沒有空間、也沒有出路的走向。但是這個現象也正好說明了香港上層社會,可能在現階段,都還無法體會出基層社會逐漸變調的走向。 \n (作者為澳門理工學院名譽教授)

  • 解衝突 陸啟動協商民主

     中共十八大上肯定了協商民主,並將協商民主分成兩個內容,一是關於政協的作用,認為政協就是協商民主的一個主體;二是討論了一個更為廣泛的協商民主問題,將基層政府的主要問題,都包括在進行協商民主的內容裡。第二個內容實際上是以浙江溫嶺的經驗為主的。 \n 肯定溫嶺協商民主模式 \n 溫嶺在十幾年前用民主懇談的做法,召集社會就大家共同感興趣的問題與政府進行面對面的討論。這時候的討論主體是體制外的臨時結構。之後的發展中,溫嶺開始以人大為主體,轉入到討論政府預算,這樣溫嶺就將協商民主的內容擴大,進行了有意識的政治改革的探索。 \n 十八大對於溫嶺協商民主的肯定和推廣,就是想用協商的方式,來解決日益增多的社會和政府之間的衝突。 \n 但是多年以來,由於社會和政府間衝突長期無法解決,中國已經形成了個局面:就是社會不願意和政府見面,認為和一個貪汙腐敗的政府協商就是出賣了社會的利益;而政府也不願意和社會面對面進行協商,認為是對刁民讓步。這樣一來,中國就無法出現政府和社會經常坐下來面對面交換意見的場景,而變成了政府和社會間由於衝突而形成的國家與社會間的對立,使得社會的基層矛盾和基層政治越來越緊張,而政府不得不動用維穩機制來控制社會。 \n 在這樣的背景下,協商民主被中共看成為形之有效的方法,希望通過面對面談話,達到社會和政府的雙方瞭解,並形成妥協讓步,以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而要達到這樣的結果,就要求政府和社會都要用妥協的態度、解決問題的態度來對待對方,尤其是政府要有誠意,因為政府擁有大量的資源。 \n 啟動政協人大進行協商 \n 從協商民主的主體來看,可以用臨時產生的體制外的制度和機構,例如建立對話小組等。從解決問題的合法性和力度看,最好將協商放入體制內進行,例如利用基層人大就是個好辦法。在目前的情況下,可以考慮擴大政治體制對現實問題協商的參與,除了啟動人大之外也,也應該考慮啟動政協。 \n 中國在縣以上都存在著政協的機構,這個機構連人大的橡皮圖章都不如,只是個清淡衙門無事可做,但又確實是個可以用來進行協商民主的地方。因此啟動這個機構,將廣大的社會問題納入政協的工作範圍內,可以邀請問題的關聯各方,在政協的安排下進行協商。也可以改革政協機構,形成更方便的多方面的協商機制,就特定的問題,由政協出面進行協商的組織工作,要求相關人士充分發表意見,並對問題的解決做出相關的決定。在政協的協商討論之後,可以將討論結果或者決議轉給人大或者政府有關機構。 \n 而在人大方面,對於政協的討論結果和決議,可以形成相關的決議,要求政府必須執行。這樣政協的討論結果就可以經人大轉變成政府必須執行的政策。這樣也可以將政協和人大做一個整合,探討雙方的工作關係。按照這樣的作法就可以將政協這個冷衙門改變成一個熱火朝天的可以進行不同意見交流討論以及協商的主體,這樣中國的政治可能會變得活躍些,也民主些。(作者為大陸世界與中國研究所所長)

  • 社論-法規形同具文 已成台灣最大危機

     三年前,副總統吳敦義擔任行政院長時期,曾經說了一段話:平常大家都說台灣的法令多如牛毛,但真正要用的時候,卻是「滿天全金(法)條,要抓沒半條」,打動了許多人的心。當時,為的是「動新聞」內容羶色腥遭致社運團體嚴重抗議,最後,在民情激憤下,由台北市政府依法裁罰。說來諷刺,吳敦義引用的諺語依舊適用於台灣各個領域,政府不能公正果斷地依法行政,甚至放任人民價值對立,在民情好惡兩極分明的拉鋸中,導致重大政策懸而難決,已經成為阻礙台灣進步的關鍵病因。 \n 《中國時報》連續數天,就核四爭議、環評角力、媒體壟斷、都更難題、死刑存廢等五大議題,深入檢視,號稱民主法治健全的台灣,其實是一個「有法無天」的社會,法律規範形同具文,其嚴重程度已經成為台灣最大危機。 \n 法治是憲政的基礎,其理念係要求政府所有權力的行使都要受憲法制約,確保法律源於人民的意志,經過代表民意的國會通過,在此框架下,政府和公民的行為都是有邊界的,不能互相僭越;憲法在於規範並防止政府權力的濫用,法律同樣要規範人民權力越界而損及他人權利。換言之,法治原則不論對政府或人民,都有其拘束力。 \n 台灣的法制堪稱完整,但成熟的法治卻還有段距離,特別在公民意識覺醒後,效能政府與公民社會之間,彷彿存在相當落差;台灣不缺社會運動,但社會運動未必能完全代表公民社會,最麻煩的是,政府施政受困於社會運動,卻疏忽與真正公民社會對話的可能。以爭議經年的核四為例,歷卅二年而無解,除了前總統李登輝任內,立法院大打幾架通過核四預算,從扁政府的停建再復建,乃至馬政府續建而停建聲浪再起,不論是當年的擁核民意遠超反核,或者今日反核氛圍似乎超過擁核,只反映一個事實:多元台灣不論最終核四是續建或停建,不論經過何種程序,都會持續有反對者與贊成者,那麼我們唯一要找尋的答案只有一個:什麼程序才能讓多數意見落實,少數意見放棄超過比例的抗爭,讓社會因此可能形成的對立降到最低? \n 扁政府片面停建核四造成的政治風暴殷鑑未遠,基於核四政策與預算均係經過國會三讀程序,即代表民主的多數民意,即使日本發生福島核災,全球重新檢視能源政策,但政府片面宣布核四停建涉及違憲違法的客觀現實依舊存在。政府依法行政只能循兩條路:第一,國會多數議決停建,以多數民意為後盾;第二,國會若自認難以替全民、後代子孫做出價值抉擇,那麼只有訴諸直接民意,交付公民投票。但不論何者,都不可能讓擁核或反核任何一方的意見消弭於無形,這就是民主多元社會的表徵:永遠有少數意見、永遠有不同意見,效能政府能做的就是在各種意見中,找出確定多數意見並據以執行的方法,但不能因為意見紛紜雜沓而不敢有所決斷。 \n 在反核四民意集結的風潮下,馬政府選擇以交付公民投票,某種程度紓緩了國會壓力,省卻國會激烈衝突的成本,也避免黨籍立委在黨的動員護航核四下的左右為難;但還是不免後續正負難料的政治壓力,會不會累積到二○一四年的七合一選舉,乃至二○一六年的總統大選。其實類似政治算計已經不必再算,即使不公投而逕由國會決定,其政治後座力依舊會延續到未來兩次大選。 \n 做為負責任的執政政府,唯一要做的就是勇於決斷,同時在執行過程前後,都不能輕忽溝通對話的必要,核四自從停建再復建後這幾年,不論是藍執政或綠執政,不要說完全未與公民社會對話,甚至連反核團體都被政府打入冷宮。核四廠復建過程中疏漏百出,幾經監察院糾正彈劾,亦未見主管機關和台電拿出有效改善辦法,導致福島核災後,社會對核四廠安全性疑慮大增。不論是經過公投或國會議決,核四若停建,未來不論藍綠政府都要面對重議能源政策的挑戰;核四若續建,核安的說服與保證依舊無一日能放鬆;對所有民眾而言,則不能不了解,即使意見不同者都是公民之一,民主台灣也必須是理性台灣,對其結果都要共同承擔。

  • 學者觀點-啟動台灣的社會創新工程

     台灣長期以來存在兩極化的討論,形成對立式和「鋸箭法」的思考。這種對立,不僅存在於政治議題,也時常出現在經濟社會政策領域。同時,台灣的產業發展也在各種面向呈現強烈的反差。高科技產業光環消退之際,卻有著部分傳統產業展現獨特的風貌。 \n 國內產業發展和創新成果受到質疑之際,卻不時傳來國人獲得國際獎項的消息。套一句智庫朋友講的話,台灣現在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局局有安打(單點技術突破、專利、國際獎項),但不一定得分(經濟表現、產業競爭優勢)。」我們認為:若不能打全壘打,至少要串連安打,提高得點圈的打擊率。而要解這些困境,我們需要有新的視野和解題方式。 \n 以OECD為首的國際智庫近幾年來倡議「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社會融合」(social inclusion)與「社會型經濟」(social economy)等概念。其中,「社會創新」可狹義定義為:透過就業、消費和參與等方式改善個人和社群的福祉,其目的在於提供個人和社群問題的解決方案。 \n 廣義的定義則為:可滿足各種社會需求之新策略、概念、想法與組織,並可以延展和強化公民社會。美國全球創新研發聯盟(SRII)總裁Kris Singh則提出另一種定義為:明顯改變現況+創造價值,增加改變的動機(回應社會需求)、改變的標的(社會系統)。 \n 因此,隨著社會變遷,歐美智庫在處理與各種發展相關議題,也納入了新的關鍵字、視野與議題。例如,公勞保等退撫制度的改革在歐美納入「包容性成長」(inclusive growth)與「跨世代和諧」(generation solidarity)等關鍵字。 \n 另外,OECD並於2007年出版「社會型經濟:建立包容型經濟」(Social Economy: Building Inclusive Economies)專書。該書除了對社會型經濟的理論和政治經濟脈絡加以討論之外,還分析了社會型經濟在發展的角色、社會企業、組織能量與社會排斥、社會型經濟的推動方式、社會型經濟組織的支持架構等重要議題。而且,「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被視為社會融合的重要工具;因為他們可扮演社區發展的媒介、社會資本的提供者、公民社會發展的推動者。 \n 事實上,台灣最近公勞保等退撫制度的改革爭議,反映出全球化與社會變遷對現有制度的挑戰。公勞保等退撫制度的沿革有其時空背景,但是社會變遷意味著社會與經濟發展的紋理,已經不同於這些制度成立時所隱含的基本假設。尤其台灣現在面對經濟發展速度減弱、人口老化、少子化,乃至於年輕世代低薪就業或不易就業等問題,自然容易引發公勞保等退撫制度改革爭議。而且台灣一些其他政策的爭議,如大學過度擴張問題,也反映出當時政策設計忽略了社會變遷的趨勢和後續影響。因此,即便處理專業的經濟問題,我們已經不能再重蹈覆轍。 \n 進一步而言,台灣長期以來存在的兩極化爭議是一種「鋸箭法」思考的結果。前一段時間「金馬獎」爭議喧騰一時,是一種非常台灣本土化的思考/論述。但是韓國近3年卻在澳門、新加坡、香港舉辦「韓國音樂節」,而且王力宏並於2012年獲得Mnet亞洲音樂大獎。兩相對照,韓國是以透過國際行銷軟實力的角度,來處理他們的年度音樂盛會。 \n 另一個對照是:多年來台灣在國內「巡迴」(流浪)辦「金馬獎」,韓國卻定點舉辦釜山影展,而且除了頒獎盛事之外,更致力於建立一個文創/影視國際相關利害關係人可以交流的平臺,進而使得釜山影展在國際上嶄露頭角。 \n 「鋸箭法」的思考或政策討論與設計會失之於視野有限;且論述與政策規劃的起點與發展的方式不同,所得出的政策或創新成果會有相當大的差異。台灣現有的主流模式,容易流於「以管窺天」,使得政策或創新的焦點以單點突破(如中間財/零組件技術)為主。但是,若能擴大視野,則可能形成系統及與可長可久政策或創新成果。 \n 因此,台灣的創新、研究與政策視野必須適度地改變,除了傳統的議題和視野之外,也需特別關切特定因素(如全球化、金融危機、長期失業、世代關係)等對經濟及社會發展的影響和所引發的新興課題。

  • 專家傳真-當前問題 在於對軍公教過度報償

     當前對軍公教人員的過度報償,已經產生幾個社會心理現象,正在警示台灣的財、經、社會災難! \n 首先是政府潛藏性負債高達22兆元,勞工對政府財政信心不足,在10月爆發勞保老年給付擠兌潮,勞工採取1次請領給付的案件,共有1萬5千多件,勞保基金被領走205億元,較9月激增了1.4倍。 \n 其次是今年參加高、普考公職考試的人數創17年新高,有15萬6千餘人。這種因為軍公教待遇福利好、群擠公門的社會現象,使民間難以留住人才,也使工商企業所需的必要勞動力,呈現不足而有依賴外勞之現象。 \n 第三是行政院主計處在9月時指出,今年台灣地區國民儲蓄毛額將持續增加,超額儲蓄率可能超越9.3%水準,超額儲蓄將升至1兆3540億元,連續4年破兆元大關,而國民儲蓄預期升至4.27兆元,國民儲蓄率將達29%以上的高水準。 \n 又據中央大學台經中心發布的的9月消費者信心指數調查,顯示國內物價飆漲、出口表現不佳,已明顯衝擊民眾消費信心,而有大量儲蓄之社會心理現象。由於當前對軍公教人員過度的報償,如軍公教退休人員18%、公營金融事業人員13%之利息補貼,每年已達千億元,且有逐年增加之趨勢,導致各級政府的退撫新、舊制潛藏負債已近8兆元。 \n 而無法律依據的退休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也有2百億元,加上現職軍公教人員之旅遊、文康、生日活動補助約70億元,以及無法律依據的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費和其他福利支出,其總金額也比明年1千7百億的經濟建設支出要多個幾百億。又審計部在11月22日公布「100年度直轄市及縣市地方決算審核報告」,指出縣市人事費支出占自有財源比率高達114%,稅收還不夠人事支出。 \n 而審計部所提地方潛藏債務,扣除金門、馬祖,全台廿縣市潛藏債務達3千1百37億元,這還未包括地方軍公教人員未來退休金的3兆1千6百81億元;退休公教人員優惠存款差額利息3百28億餘元;及積欠勞健保、就業保險補助款的1千2百多億元。這種對軍公教人員過度報償所產生的財政災難,也排擠了必要經建投資所需之經費,限縮了經濟發展活力。而將過多的國家社會資源用於軍公教退休人員,已使中央與地方政府的經建支出,逐年下降,又軍公教退休人員保守理財之心性與習慣,也造成國民儲蓄率連年高漲之現象,導致社會整體投資與消費之不足,而使總體經濟失去了動力。 \n 對軍公教人員的過度報償,也正日益形成貧富差距、社會階層對立的雙面災難。其一,勞工階層與軍公教階層之矛盾,已日益深化。其二,在法制上對年青世代與老年世代生活就業與生命發展機會的重大差別待遇,已造成許多年青人的失業流浪,使年青人失去了對社會的信心,導致20歲至30歲年青人的憂鬱症,普遍要比一般民眾高出許多。 \n 基於社會分工需要,給予守護社會安全、教化、公益事務,而有法定特別犧牲義務的軍公教人員,以合理的薪資、福利待遇,及合乎品位尊嚴的退休金權利,正是社會機制所以正常運轉必要條件。但今日若干缺乏法律依據、沒有實質正義的過度報償惡習,已造成財政、經濟、社會的重大災難。 \n 政府可以立即採取依物價指數酌加5%方式以取代固定18%之利息補貼,大量減輕財政負擔,守護公平正義,但切忌遲疑、反覆或拖延至明年才處理,以免造成社會更大、更持續的恐慌。

  • 六大工商團體:別讓台灣變成地球村裡的澎湖

     選在馬就職日,六大工商團體與十大產業代表以「搶救經濟,護台灣」為題,呼籲政府儘速召開「全國財經會議」,就社會關心問題與各界充分溝通,以建立朝野共識,也為國家未來4年的發展提出具體方向,一起「救經濟,護台灣」,而不要製造反商情結,形成社會對立。 \n 工總理事長許勝雄並沈痛呼籲,不要讓台灣在未來的4年變成是「地球村裡的澎湖」。 \n 六大及十大產業代表會集結出面「籲」馬,許勝雄指出,馬政府第二任還沒就職,就因諸多政策的制定,使台灣整體環境憂勞不安,也讓產業界憂心忡忡,因此,他希望,未來4年,馬政府能夠多傾聽民間與企業的聲音,這是六大與十大產業代表呼籲就任後,能儘速召開「全國財經會議」的主因。 \n 商總理事長張平沼也說,不管是油電、資本利得與基本工資等,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一再忽視民意及其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他因此期望,未來4年,馬政府能多與民間、企業溝通。 \n 他直言不諱的說,未來4年,「希望,總統不要只跟幾個學者或幾個部長,談一談,然後就照著理論定政策」,他說,「理論是好的,實務上是未必行得通的」。 \n 中小企業總會副理事長張大為也同樣,期望末來4年,政府能廣納意見,不要像過去幾個月來,因美牛、油電與資本利得稅等諸多政策,造成空轉。 \n 而在六大與十大產業的共同聲明中,也籲馬,未來4年需要考量的是如何透過振興經濟,創造就業,提高國民所得,縮短貧富差距,而非製造反商情結,形成社會對立,影響投資者的意願。 \n 尤其是,面對歐債危機與最大競爭對手韓國全球洽簽FTA,對我經濟帶來莫大威脅時,六大及十大產業代表認為,政府當積極改善投資環境,協助企業轉型,以確保台灣產業國際競爭力。

  • 讓中華民國成為兩岸共識

    讓中華民國成為兩岸共識

     2012總統大選結果出爐,國民黨的馬吳配獲得689萬多票當選,大贏民進黨的蔡蘇配79萬餘票。選後兩岸關係可望延續過去4年的方向發展,兩岸共識進一步擴大,《旺報》昨日舉辦「2012大選及選後政局座談會」,邀請前駐美大使陳錫蕃、中研院院士胡勝正、銘傳大學教授楊開煌、台灣產經建研社理事長洪奇昌、台灣大學教授林建甫、新台灣國策智庫資深研究員劉世忠,分析此次大選國民黨、民進黨勝敗原因,對兩黨選後作為提出建言,並就九二共識及選後兩岸關係發展的大趨勢作預測,座談會由台灣大學副校長包宗和主持。 \n 猶如對九二共識公投 \n 主持人包宗和:這一次選舉過程,非常緊張,國民黨的得票比2008年差了很多,民進黨也沒有如預期樂觀,這當中兩岸關係是個重要的議題,特別是在選舉的最後關頭,九二共識的議題發揮了很關鍵性的作用。也有人說這次選舉是台灣人民對九二共識的公投,九二共識有沒有可能在未來的4年當中對兩岸關係,對台灣內部形成某種程度的共識,朝野政黨有沒有可能在這個議題上拉近差距。 \n 過去4年當中也看出中國認同在逐漸遞減、台灣認同在逐漸增加。九二共識的實質內容就是雙方對一個中國的堅持,基本上九二共識採取一個中性的解釋,中國認同的下降、台灣認同的上升對未來九二共識的交集會不會形成障礙? \n 今天座談會的結論,九二共識是個很重要的議題,對經濟也很重要。在選舉的最後階段,包括張榮發、王雪紅等大企業家紛紛站出來表態贊同九二共識,說明了九二共識與台灣的經濟密切相關。而把九二共識法制化,作為台灣共識,恐怕很難形成,極有可能造成社會更大對立,這不是我們所希望看到的。事實上,九二共識是一項政策,若把它變成法律,恐失去彈性;或許把九二共識的相關文件、記錄、包括民進黨曾經的批判言論,變成國會文件,可能是較合適的作法;不過,最後到實質問題,還是要進行政治談判。 \n 選舉過程平和 令人欣慰 \n 在這次選舉過程中,剛開始似乎大家都感覺美國是站在民進黨這一邊的,但美國最後提出台灣免簽證國待遇問題,開始明確傾向國民黨。事實上,美國在關鍵的時候一直咄咄逼人地逼迫蔡英文說明,如果當選,她的大陸政策是什麼?可以看出兩岸和平穩定是美國的重大利益。 \n 馬英九勝選後提到,將每半年邀請在野黨領袖共商國是,過去的國統會,民進黨不可能參與,馬英九在連任之後,應當成立和平發展委員會,讓各黨各派都可以參加,至少對未來大陸政策有若干交集,在與大陸的互動當中對台灣有利。 \n 談到對未來的期許,這次的選舉過程平和、最後也沒有聽到槍聲,令人感到欣慰,將來2016年的選舉,應當回到人民福利的基本面。馬政府一再聲明,九二共識在台灣的立場就是一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能不能夠最後成為台灣內部的共識,蔡主席提到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這在民進黨來說,已經邁進了一步,若再繼續與國民黨形成交集,與大陸去談,將來讓中華民國成為兩岸雙方面有交集的共識。 \n 這一次的座談會,希望大家的意見,對台灣民意形成匯合、整合,成為主流民意,也希望藉此對大陸及其精英產生影響。

  • 南方周末-大躍進式發展必定釀成災難

     評論解讀大陸溫甬鐵路動車追撞事故還未淡出人們視線,上海地鐵又發生追撞事故。論者指「世界奇蹟」的虛名之下暗伏著大禍,但慘烈的大規模人命傷亡也是刺激社會道德、喚起良知行動的契機。 \n 1990年代以來,中國大量建設江河水電、地下鐵道、核電站、城市化、高速鐵路等區域型項目和高技術工程;近年,則有徵地拆遷暴力氾濫,技術安全事故多發。於是,包含強迫命令、謊言浮誇、胡亂折騰造成嚴重浪費和非正常死亡等反諷意義的「大躍進」,在新聞傳播和批評輿論中復活了。 \n 民生缺位的偽發展 \n 7月23日一場驚天動地的動車組追撞事故,給出了鮮血淋漓的結論:速度頌歌唱不掉高技術「大躍進」的災難隱患。或許有人以為,此一事故的傷亡規模與當年「大躍進」數以千萬計「非正常死亡」不可相提並論。這是冷血的強詞奪理,因為不久前的日本福島核危機證明了存在著更可怕的高技術風險;慘案所控訴的,不過是許多人早就壓抑於心底的憂慮:無論工業化時代抑或高技術時代,大躍進一定「要命」。我們應該思考,如何盡可能從根本上避免? \n 大躍進式「發展」為什麼會釀成社會災難?根本原因是,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主義政治推動經濟增長的模式,缺乏人本價值、公共理性和責任體制。 \n 在19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大躍進」思想路線占主導地位,唐突推行急速農業集體化和經濟重工業化。在「社會主義高潮」和「大躍進」的高壓下,地方幹部便把謊報經濟數字的政績虛構當作維持地位的手段。結果,集體化嚴重破壞農業生產力,重工業化的資本積累事實上剝奪農民的口糧,而「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政治正確,又不允許民眾流動就食,最終釀成了漫山遍野鐵爐廢、萬戶蕭疏鬼唱歌的慘劇。 \n 尤其令人痛心者,儘管彭德懷試圖在廬山會議上糾正大躍進錯誤,儘管劉少奇試圖通過7千人大會對大躍進有所反省,但這些建設責任政治的努力,都被黨內錯誤思想路線摧毀了。即使到現在,由於種種原因,大躍進及其衍生的廬山會議鬥爭、「文化大革命」等重大歷史事件的細節,仍然模糊。 \n 歷史悲劇不僅「真相」未明,反而受到「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等等稱頌。歷史學術荒廢造成經驗教訓認知缺失,政治推動經濟形式主義增長的國家結構,是大躍進模式在高技術時代復活的前提。 \n 安全短缺即消費死 \n 在京滬高鐵通車前,一位曾位居鐵道部高層的高鐵工程專家對媒體披露:某部長「什麼都要世界第一」,「他是想買300公里每小時的車,跑350公里每小時的速度」。 \n 2007年4月,中國「D字頭」動車組列車進入時速200公里以上的世界高速俱樂部,鐵道部新聞宣傳官動情講述:「我們應該還記得,小平同志在29年前在日本乘坐新幹線動車組時說過一句話,他說當時的車速像風一樣快。現在我們可以告慰小平同志,中國自己生產的和諧號動車組的速度比12級颱風還要快,因為它的速度每秒達到了56米,而12級颱風每秒是32.6米。」到建黨90周年開通京滬高鐵之際,這位官員更通過新華網對全國人民說:「中國高鐵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創造的人間奇蹟,是我們國家實力的象徵,每個中國人都為之感到驕傲和自豪。」 \n 如此的「人間奇蹟」、「世界水平」論和頌歌自讚、祭告獻禮法,正是經典的大躍進話語模式和政治經濟學特徵。 \n 但誇誇其談取代不了經濟規律和技術規律,正如當年謊報經濟數據雖可逢節獻禮卻必引發日常饑荒一樣,「世界奇蹟」的虛名之下也暗伏著大禍。 \n 事實證明,中國經濟重複著民生缺位的錯誤:在工業化大躍進時代,主要表現為消費短缺即餓死,在高技術大躍進時代則主要表現為安全短缺即消費死。 \n 當然,還由於忽視管理制度建設和安全文化培育,導致生產過程中的安全事故頻發;即使到今天,人類工業史上最古老、安全經驗最豐富、規章制度最易懂的採礦業,在中國仍是世界上最「要命」的。 \n 基於強國信念或政績目標的政治化高技術引進,雖能帶來一時的GDP統計增長,但安全短缺對社會系統協調發育、創造能力健全成長的真發展構成致命打擊。GDP冒進而文明價值缺失的經濟增長,只能是一種偽發展。 \n 以責任政治為前提 \n 怎樣才會有真發展?沒有責任政治的前提,人本價值不得確立,公共理性無以生成,經濟增長必帶來浪費與貪汙,「發展」的結果不是兩極分化就是規模性非正常死亡。 \n 1951年,劉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上就公開提出:「沒有我們國家的民主化,沒有新民主主義政權的發展,就不能保障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發展和國家的工業化。……因此,我們的基本口號是:民主化與工業化!在我們這裡,民主化與工業化是不能分離的。」 \n 因此,作為中國問題的具體討論,並不能把現實的大躍進式「發展」災難籠統歸咎於制度問題,淹沒於宏大歷史敘事;鍥而不捨地追究每個災難的真相細節和所有涉案個人的法律責任,才能積累民主化、法治化的量變,加速實現責任政治質變的進程。 \n 社會的價值共識和政治認同是形成民族國家的條件,也是現代化進程的歷史入口。沒有責任政治,任何發展的努力都會加劇社會分化、對立、衝突的風險,安全事故不過是社會分化、對立、衝突的一種表徵而已。 \n 謊言政治的高風險 \n 但慘烈的大規模人命傷亡也是刺激社會道德、喚起良知行動的契機,尤其在當今傳播技術發達的信息化時代岸──這意味著謊言政治的高風險。 \n 試想,工業化「大躍進」時代所謂「三年自然災害」造成的千萬計非正常死亡,如果通過媒體呈現在大眾面前,彭德懷、劉少奇等黨內健康力量糾正錯誤的努力,可能會得到廣大基層幹部和民眾數量優勢的支持,從而促成中國的改革。 \n 現在,高技術大躍進的慘禍無可挽回地發生了,那種模仿「三年自然災害」的「暴雨雷擊」解釋,立刻遭到輿論反駁和普遍拒絕,政府的責任承諾不得不被強化到國家政治信用的高度。 \n 基於被激發的道德共鳴形成價值共識,在追究真相和責任的過程中凝聚政治認同,為杜絕新的人禍而積累公共理性、健全責任體制──這些努力逐步壓縮謊言再生產的權力空間,中國才有真改革、真發展。(摘自《南方周末》2011-09-29,作者姚力文為人民日報社原農村工作部主任、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祕書,劉建平為中國傳媒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副教授)

  • 中國選舉與治理網-留言審核引起的文明之思

     評論解讀大陸網路留言審核機制為網友所詬病,但同時簡單粗暴的人身攻擊氾濫也會令網路走向沉淪。論者呼籲培養理性寬容的現代文明土壤,否則思想的分裂也就意味著危機不遠了。 \n 留言的審核是網路編輯一項重要工作,當然也是最為難以把握尺度的內容。尺度過嚴,不利於營造一個自由寬鬆的討論氛圍;尺度過寬,則不利於持久的生存和發展。對於一些網友就此引發的不快,我們完全能夠理解,但我想只要是理性討論,甚至於僅僅只是一個支持或反對,我們還是十分樂意盡可能為大家提供一個發表意見的平台。 \n 寬容是民主大前提 \n 我們常常在講民主,但我想這裡面首先一個大前提那就是「寬容」:寬容你的反對者,寬容那些讓人覺得「不舒服的聲音」。中國人的傳統心理就是「一山不能藏二虎」,但只有一隻老虎的結果就必然導致專制。我們偶爾會接到一些投稿的作者要求我們哪些留言不能放行,哪些網友不能放行,可我想我們一面寫文章呼籲民主,但另一面又對哪些可能令人「不舒服」的聲音予以消滅,是不是有些葉公好龍呢?中國習慣把政治上的「反對派」稱為「反動派」,不是包容,而是消滅,這種習慣心理很難導致民主憲政文明的生長。當然,這些令人「不舒服」的聲音不能潑婦罵街、純粹的人身攻擊,或者是超越某些底線。 \n 常常審核留言的時候,看到不少憤怒的言論,對此我們很能理解。確實某些文章的觀點,讓人難以苟同,但當我們敲下自己的意見時我們認為應當是一個理性思考的過程,至少是平等討論的態度。簡單粗暴的人身攻擊只會令被人寄予厚望的網路走向沉淪,那些已經消亡而曾經被視為推動現代文明的網路平台就是最好的例證。 \n 人說管中窺豹可見一斑,網路討論就是一個十分值得關注的方向。 \n 社會階層差異加劇 \n 如今的中國已進入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沒有理性、寬容就無法達成改革的共識。當改革進入深水區,尤其自90年代改革從「正和遊戲」變成「零和遊戲」以來,中國社會階層差異的不斷加劇,對於是否需要改革和怎樣改革這個問題的思考,無論在「體制內」人士,知識分子群體,還是網路討論,無不彰顯著中國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利益矛盾和思想分裂的存在與加劇。 \n 圍繞著改革方向的問題,網路公眾的主張首先可以分為兩種:發展主義(GDP主義)派別和政治改造派別。而在政治改造派別內部,左右兩派的分裂日益明顯,從左到右兩個陣營裡面也從溫和到極端存在連續的譜系,對於中國改革方向和中國政府所提出的改革主張都有著不同的解讀。 \n 那麼,在中國內部,這些思想分裂是否一定意味著危機的到來呢? \n 培養理性寬容土壤 \n 有人認為,不管通過「體制內」渠道還是網路等多種非正式渠道,越來越多的公民在進行政治參與這一現象本身,就表明中國社會的個體正在不斷脫離原有的家庭、家族、單位等「身分標籤」,突破了傳統的「個人一家一國」的格局,形成「個人一社會」的新社會結構,現代意義的公民概念逐步具有了其社會基礎。並且,這種社會結構的變化表明現代意義的「社會」正在中國形成,中國社會的現代性也正在不斷增強。 \n 具有廣泛公眾基礎的思想分裂乃至對立表明中國社會已經具備其現代性,而一個具備現代性的社會必然要求一個現代國家(政府)對其進行管理。現代性帶來的不應該是危機,而應當是政治挑戰。在經濟基礎、社會基礎都在不斷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現有的政治體制不可能不改變,相反,應該順應甚至引導這些變化與發展。 \n 但按照歷史經驗,中國人的傳統文化和心理不適宜多元化文明的生長。例如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喜歡走極端和窩裡鬥的傳統習慣。 \n 利益矛盾是人類社會不可避免的現象,而現代社會中這種矛盾和衝突只會更複雜化和多元化。如若不能培養理性寬容的現代文明土壤,思想的分裂也就意味著危機不遠了。 \n (摘自中國選舉與治理網2011-9-14,作者于勤)

  • 冤案二度創傷了被害者

     從去年的廢死爭議以來,台灣關於司法正義的論述往往呈現一種狀態,也就是加害者、嫌犯、被告的人權跟被害者的人權必然是對立的,甚至我們的民意代表、立法委員都說,我們只需要保障好人的人權,不需要保障壞人的人權。人權團體老是被罵,都只保障壞人或被告的人權。但,從江國慶案到東海之狼,一次又一次的冤錯,正好一再地戳破這種簡單的被害者與被告的二元對立關係。 \n 回顧當年東海大學發生小惠事件,我們發起校園抗議行動並包圍派出所,我們所訴求的是學校應該成立專責處理性侵害與性騷擾的小組,不該由沒有性別意識的人員來處理,而在處理過程中所呈現的言語及態度,一再造成被害人的二度傷害。之所以去包圍派出所抗議,是因為小惠報案之後,警方竟然沒有好好盡到蒐證、科學辦案的程序,也沒有給報案三聯單,試圖蒙混過去。甚至,後來才發現,在警方所安排的指認過程,也出現很大的瑕疵。警方這種草率對待被害者的辦案方式,正是造成冤錯案件一再發生的原因。 \n 試想,被害者要鼓起多大的勇氣,才能站出來要求校方跟警方捍衛自己的權益,然而,當年被害者跟嫌犯家屬一再處於十分緊張及對立的狀態,烏龍辦案的警局及企圖息事寧人的校方卻好像都沒有事情一樣。在多年之後,發現冤錯,試想被害者又情何以堪。事實上,保障被告的人權,要求辦案的警方、起訴的檢方、審判的法官遵守嚴謹的程序及無罪推定原則,同樣也是在保護被害者的人權,唯有在冤錯不發生的情況下,被害者的人權及正義,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但是,在目前台灣社會以這種簡單的二元對立關係(被告VS.被害)的畫分之下,所造成的往往是被害者與被告的雙輸。 \n 美國一個由被害者家屬所組成的廢死團體MVFHR的成員就曾說過,「國家,請不要濫用被害者的名義」,他們多數人也同樣擔心會有冤錯案件的發生,所以不希望透過死刑來做為一種懲罰制度,但國家卻往往以「保障被害者人權」的名義,來合理化國家的所有作為(執行死刑)及不作為(協助被害者及遺族的心理及經濟狀況)。 \n 如果,這些結構性問題都沒改變,我們又繼續以簡單二元對立方式思考及執行所謂的「正義」。造成的結果,只是繼續讓人民彼此之間形成對立,對社會無法產生信任感,轉而一再要求國家強力介入、嚴刑峻罰,最後,最大的輸家,就是人民自己。(作者為前東海女研社社長、台灣人權促進會文宣部主任)

  • 經濟觀察網-社會失序是當下的嚴峻挑戰

     評論解讀大陸政協、人大兩會今天起在北京召開,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是兩會審議十二五規畫重要目標之一。社會學者孫立平撰文指出,中國面臨社會轉型期的失序,其關鍵在於權力失控與社會結構斷裂,需要一場社會進步運動,規範和秩序才有可能形成。 \n 觀察當今中國的社會生活,人們可以注意到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我把它叫做所謂「牽出現象」。也就是說,在一個地方,或一個領域,沒有問題暴露出來的時候,好像一切都很好,甚至燦若桃花。但只要有一個問題暴露出來,馬上就會「牽出」一系列的問題,原來看起來一切都很好的事情,好像各個環節都出現了問題。 \n 這種現象在警示我們一個問題,在亮麗的表面背後,我們社會中深層的運作機制是不是發生了問題。而這個問題背後的真正問題是,在社會轉型時期,我們如何防止出現嚴重的社會失序。 \n 失序關鍵是權力失控 \n 社會的失序,首先是表現為一些地方政府行為的失範:權力的霸道和蠻橫,暴力截訪,血腥拆遷;執法部門的腐敗使得一些地方的民眾有冤無處申;腐敗開始成為一種民眾無可奈何甚至只有默認的現象;潛規則盛行於社會,甚至成為基本的為官為人之道;強勢利益集團在財富的掠奪上肆無忌憚,對公平正義造成的嚴重侵蝕導致社會生活西西里化趨勢出現;社會底線失守,道德淪喪,職業操守和職業道德的喪失成為相當普遍的現象。 \n 社會失序最核心的是權力的失控。說起來有點矛盾的是,權力的擴張與失控是兩個並行的過程。在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儘管我們已經建立起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但權力仍然是我們社會的中樞。這種趨勢出現的根本原因來自一種更深刻的背景,這就是當代經濟社會生活複雜化的挑戰。 \n 這種複雜化的經濟社會生活,客觀上要求一種更有效的治理能力。在既缺少自主的社會又缺少自主的市場的情境下,對更強治理能力的現實需求很容易直接被轉換為對更強大權力的呼喚,人們期望用一種無所不包的權力來應對所有這一切。 \n 權力的強化可以解決很多問題,而且從短期和表面來看,似乎要更為有效,更為得心應手。但權力的強化卻獨獨不能解決一個問題,這就是權力本身的失控。 \n 就社會的角度而言,權力失控的直接結果,是社會維護公平正義的能力在降低。在權力肆無忌憚的地方,權力吞噬了理和法,無理可講,無法可依,成為一種遠非個別的感受。所以在談到加強社會管理的時候,有人說,社會管理首先是應當將權力管起來。如果權力不能受到有效監督,社會失序的趨勢是無法得到有效遏制的。當一個社會公平正義不能得到有效維護的時候,就導致一種雙面的結果。一方面是社會矛盾的增加,一方面是犬儒主義的盛行和是非與道德感的泯滅。 \n 群體性事件與弱勢感 \n 近些年來,中國各種社會矛盾層出不窮,群體性事件不斷增加。根據2005年發表的《社會藍皮書》,從1993年到2003年間,群體性事件已由1萬起增加到6萬起,參與人數亦增加到307萬人。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訪談時透露,從2006年到2010年,群體性事件的數量增加了一倍。有人據此推算,2010年的群體性事件至少有18萬起。上海交通大學《2010中國危機管理年度報告》則顯示,影響較大的危機輿情事件有72宗,即平均5天便發生一宗影響較大的危機輿情事件。 \n 近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社會中的許多人,包括受到人們羨慕的公務員,都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去年底《人民論壇》雜誌一項問卷調查顯示,近半數黨政幹部受訪者自稱「弱勢群體」。而有這種感覺的,公司白領受訪者達57.8%,知識分子受訪者達55.4%。《新京報》所做的調查則表明,認為自己處在「非常弱勢」位置的占18.8%,認為自己處在「一般弱勢」位置的占61.9%,整體上有8成人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中的一員。只有12.2%的人將票投給了「一點也不弱勢」。 \n 在這個現象背後的,至少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一是社會結構的斷裂,二是在一個失序社會中人們的非制度化生存狀態。 \n 筆者就曾提出「斷裂社會」的概念,在這樣的社會中,大體沿著上層與下層、貧與富、城與鄉的脈絡,在形成一條主要斷裂帶。在斷裂帶兩端的,是社會的分歧、對立和斷裂。當前中國社會中的一些矛盾和對立,有相當一部分就是沿著這條主要斷裂帶展開的。「仇富」與「嫌貧」意味著精英和民眾之間的裂痕已經大大的加深。這種斷裂的社會結構反映在行動的層面上,就是上層寡頭化與下層民粹化的趨勢。這樣的結構性背景,無疑為理性地解決中國社會所面臨的一些問題增加了難度。 \n 改變社會立基的基礎 \n 社會失序是對中國社會的一個嚴峻挑戰。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的社會是立基於一種什麼樣的基礎之上呢?是意識形態。但是這樣一個基礎在文革時期已經耗掉了。這時我們實際上面臨著一次轉換,要從「意識形態」這樣一個基礎轉到「績效」這樣一個基礎。這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是硬道理。應當說,這一次的轉型非常成功,它使得我們快速發展了30年,也奠定了這一段相對和諧穩定的基礎。 \n 但是這樣一個新的基礎在90年代後期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受到一部分人的質疑。這說明,我們將社會的基礎完全建立在「績效」和「發展」上已經不夠了。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多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開始出現。這實際上是表明,這個時候我們面臨著又一次轉型,需要將我們這個社會立基的基礎由「績效」轉到「績效加公平正義」上來。應當說,政府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提出「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的新理念,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n 面對社會失序,單純的維穩也是不能奏效的。在經濟快速發展了30年,而社會中存在明顯失序趨勢的今天,我們也需要一場社會進步運動。這種社會進步運動的根本目標,是建立起能夠確保公平正義的機制和制度安排,在這個前提下,規則和秩序才有可能形成,社會失序的問題才可以真正得到解決。 \n (摘自《經濟觀察報》2011-2-25,作者孫立平係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 社論-考試院長勿陷公務員於不義

     一周之前,立法院剛剛三讀通過軍人與國中小教師所得納稅案。這個修法案有沒有正當性呢?當然有。我國所得稅法四條林林總總臚列了數十款免稅所得項目,除了軍人與教師所得之外,也包含期貨、作曲、編劇等所得之免稅。這數十款所得免稅都存在久矣,社會抗議的焦點卻都集中在軍教這兩種特殊職業,當然與台灣特殊的政治情勢有關。 \n 在軍教課稅事件之後,另一波與軍公教人員相關的新聞,就是十八%的優利退休金存款。在現今一般存款利率只有一%至二%的情況下,退休公務人員如此高的利息特權,當然會讓一般人民眼紅。在若干媒體炒作之下,這十八%爭議儼然又成為台灣民間階級對立的題材。十八%優利該不該批評呢?當然該,但是若以十八%優利將公務人員打成這個社會唯一的特權階級,恐怕是失之簡化。 \n 學院裡有關利益鬥爭的通說,也許在這些事件裡可以有所輔證。一般而言,社會利益大的未必贏,所涉及人數多的也未必贏;真正影響利害爭取的關鍵,是利益的「集中度」。若是社會上因為某件事而牽扯出若干利益或損害,但分擔者人數眾多,則不論利害本身嚴重與否,在諸多當事人平均承擔之下,每人都覺得不痛不癢,大家都不願發言,他們的意見也就無法形成關注的焦點。相對而言,遺贈稅兩年前由五十%降到十%,國家稅收損失每年近三百億,但真正獲利者不及一百人。他們大聲疾呼遊說了副總統,即便兩千三百萬人全數受損,也擋不住他們的片面呼聲,遺贈稅半年之內就飛快下調。 \n 以前述公教待遇相關議題而言,其目標都是對準數十萬公教人員,但每人所受影響有限,於是大家也難有抱怨之聲。此外,公務人員公公婆婆眾多,出頭發言有可能惹上「有礙機關聲譽」的指控,他們更是不敢擅自對外表態。於是,不論是軍教課稅、十八%優利,都「順利」地將公教人員打成台灣社會的利益或特權團體。這樣的二分操作固然有利於選舉民粹,但也使討論焦點迷失,不容易形成共識。 \n 如今,軍教課稅的議題已然底定,就讓我們談一談十八%議題。十八%優利的設計絕對是不合理的,也造成公務人員與勞工之間的階級落差。但是,十八%的現有獲益者早年可能據此數字而規畫其退休生活與資產配置,萬一政府突然予以中斷,不但會引發違反信賴保護的爭議,也可能產生若干樁社會事件。馬政府在此事上確實是腹背受敵,不論維持原制或劇以廢止,都是遭人嫌罵。 \n 面對這樣的困境,我們認為必須要以開放對話的方式,來妥善處理,而馬政府也要對亂掀事端的愚蠢官員有所處理。我們的具體建議有以下三項: \n 一、排富條款:無論當初的制度設計有什麼樣特殊的背景,於今檢視都已不合時宜。我們未必需要當下完全廢止舊制,但最少最少,絕對要加上一則排富條款。對於那些月入豐厚者、名下資產一長串者,或是卸任正副元首等領超高退休俸的人,國家實在沒有必要以人民的稅金去補貼他們的十八%優惠。簡言之,十八%優利必須要立刻加入排富條款。 \n 二、社會對話:任何制度的改革都需要對話,都應避免激烈的民粹,更不該形成階級對立。如前所述,公務人員不該被刻畫為台灣社會的特權階級。十八%的制度確實該改革,但也要聽取所有人的聲音,尋求共識,並找出有效率、有尊嚴的解決方法。 \n 三、官員自處:十八%爭議早在數年前已入土為安,此次爭議完全是考試院發神經惹出來的麻煩。關院長上任年餘,主觀意見強烈卻抓不到重點,不斷在行政中立、考績百分比、十八%等議題製造社會紛爭,謀不定卻擅動,又對外胡亂發言,確實已經符合他自訂的「大嘴巴」要件。考試院長有任期,但民意對於亂舞關刀的反感,卻不受任期拘束。關院長不但該反省自己黨職併計公職年資的正當性,也該思考一下自己的處境了。 \n 總之,公務員待遇的問題並不複雜,但自己提名的考試院長釀成今日的風波,才是馬政府要面對的複雜難題。

  • 北中3都 民進黨提當選無效之訴

     民進黨趕在二○一○年最後一天,正式由北中三都候選人向各地法院提出當選無效之訴。民進黨表示,國民黨在五都選舉前夕操作一一二六槍擊案,形成實質不公平的競選甚至影響選舉結果。事隔一個月,政府辦案卻辦成懸案,恐引發社會對立及民主崩解,因此盼能藉提告釐清真相。 \n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昨天確定提告,下午由各候選人分別委託律師,向台北、士林、台中地方法院提出當選無效之訴。民進黨祕書長蘇嘉全表示,國民黨在選舉前夕利用槍擊案煽動選民,相關言行已超出《選罷法》的規範,疑有「詐術」成份在內,而檢警調單位迄今仍說不清楚真相。 \n 參選台北市長的蘇貞昌表示,他已對連任成功的台北市長郝龍斌表達祝福,因此提告不是要爭選舉輸贏,而是追求真相以維護選舉公正。蘇貞昌並表示,倘日後槍擊案真相大白,社會回復信賴,他將撤回訴訟。 \n 民進黨發言人鄭文燦表示,興訟不只是候選人的權利,符合社會重大公共利益,因為若槍擊案真相模糊將引起社會對立;且國民黨在立院技術性杯葛、拖延成立真調會,民進黨只能透過司法訴訟追求真相,防止行政部門隻手遮天或草草結案。 \n 鄭文燦指出,國民黨在選前造勢活動和媒體節目中,明示或暗示民進黨與槍擊案有關,讓選民被錯誤的訊息蒙蔽,形成實質不公平競選,甚至影響選舉的結果;他表示,為了避免民主受到傷害,民進黨才決定提告。 \n 日前傳出蔡英文原本傾向不提告,態度轉變是與獨派意見有關,民進黨大老辜寬敏昨日證實,蔡英文與本土社團聚餐時,確實花了很長的時間說明為何不提告,但當場多數人都主張提告。鄭文燦說,蔡英文一個月來徵詢各界意見,並聆聽黨內外的聲音,最後是透過中常會的充分討論才作出決定。

  • 底層知識青年將改變中國

    評論解讀隨著貧富差距拉大,中國大陸的知識青年群體被分化成兩極。《瞭望》的文章指出,底層知識青年群體正在形成的「憤青」意識,將會對未來社會產生深遠影響。 \n30餘年的改革開放,知識青年群體發生很大的分化,一部分被利益結構化,成為占社會主導地位的知識菁英聯盟;另一部分被去利益結構化,成為底層知識青年群體,他們欠佳的處境使他們可能萌生「憤青」意識,對抗主流價值觀,對未來社會影響深遠。 \n底層知青生活漂移 \n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這些底層知識青年群體,主要是有一定文化知識和見識,但沒有納入國家體制內,沒有穩定工作,生活漂移的年輕人。大體上包括三類人:生在城市,大學畢業後無業在家「啃老」的城市青年;生長在農村,大學進城讀書,畢業後無業,有的進入城市成為「蟻族」,有的心有不甘地待在農村;隨著進城打工的父母生長在城市,他們不同於城裡人也不是真正的農民,在接受了相當的教育後無業的青年。 \n這三類人中,最需要關注的是農村無業知識青年和新生代農民工。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有專家估算,這群人口占農民工在城市人口的5%到6%左右,如果以農民工人口1.3億的統計口徑計算,他們達到了6、7百萬的規模,而且他們是大陸城市青春期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 \n城市無業知識青年與農村無業知識青年及新生代農民工的區別在於,後者沒有生活底線,無工作可幹的他們無法維持日常生活。而城市無業知識青年可以繼續待在人人嚮往的城市,或者「啃老」或者享受城市的基本社會保障,相對安定。但是,無論哪類「底層知識青年」沒有一份體面的工作,他(她)及其背後的家庭很少認為是自己不行,往往歸咎於這個社會不行,認為是這個社會的不公平造成的。 \n憤青意識正在形成 \n當前最應當關注的是底層知識青年的意識形態可能正在形成,也就是所謂的「憤青」意識。與主流價值觀不同,這個意識形態反映了底層知識青年共同的社會認知。這種意識形態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這是造成底層社會不穩定的基本根源。目前在網路上,可以看到這種意識的苗頭,任何一個政治主張公布,任何一個社會熱點事件的背後,都可以在網路上看到「反彈觀點」。這種「反彈」與國家所要表達的主流價值取向完全相反,這種「反彈」就是「底層知識青年」表達的「不滿和反抗」,如果進一步蔓延,可能造成明顯的官民對立。 \n失業農民工同樣處於弱勢地位,但其問題基本上是生存問題,不會是政治問題。首先,他們終歸不是政治性很強的人,缺乏共同的政治意識,難以組織起來形成一個政治上的抗爭。其次,他們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帶來社會動盪,例如出現什麼不公平的事情後鬧一鬧,但是不會上升到政治層面,因為他們不會把失業認為是政府的責任。再次,他們基本需求上還是一個生存問題。農民工關注的是欠薪問題,如果找不到工作,一般都不會把它歸結為政府的責任。 \n不滿社會強烈對立 \n然而,「底層知識青年」與農民工最大的區別在於預期值不一樣,兩者存在認知上比較大的差別。對於絕大多數「底層知識青年」而言,他會想到腐敗問題,會進行利益比較,例如自己的同班同學,有的人活得比自己好;比如進一個機關事業單位,你可以進去,我不能進去,這裡可能存在腐敗問題。他會進行比較,會去追問這個制度上的問題。長此以往,他們可能會對人生冷漠,對社會不滿,產生強烈的對立意識及情緒。 \n當前底層知識青年的問題,與改革開放形成的排斥性體制有關。這種排斥性體制最大的特點就是社會成員層級流動存在巨大障礙。「官二代」和「富二代」在破壞社會基本公平和公正規則。這種破壞正在動搖「底層知識青年」心中的公平正義理念,引起對立情緒。 \n提供利益表達機制 \n因此,在公權領域解決權貴階層對政治資源的壟斷,給所有人特別是底層知識青年向上流動的公平和平等的平台,已迫在眉睫。同時,還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努力: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走進「底層知識青年」的生活,瞭解他們的訴求和行為。也就是說,對政治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菁英知識分子活動的層面上,需要深入到底層社會生活的內在結構中,去尋找事件發生的真正原因。 \n培養「底層知識青年」對社會基本的認同感。對於農村青年而言就是地方認同,對於城市青年是社區認同,讓他們感受到社會對他們的容納、接受和關注。各級各地管理者要給他們提供與當地人均等的公共服務,最重要的是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 \n要給他們提供利益表達機制。目前,「底層知識青年」的利益訴求得不到充分的關注,他們常常感到國家很多政策與自身利益沒有關係,至少不是緊密的關係。透過各種組織或者管道讓他們的聲音能夠如實反映上去,政府在制定各項決策時要傾聽他們的聲音,這樣,合理的利益表達機制才可能建立。 \n(摘錄自《瞭望》2010-4-9,作者于建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經濟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 觀念平台-後美麗島 摸索時代去路

    美麗島事件三十周年,一整個社會有點過於漠視或是無記憶,似乎不太深入去思索,或者說沒有想到該用甚麼樣的態度和想法來紀念。這其中可能有諸多原因,其一是在過去三十年裡,特別是在民進黨執政期間,美麗島的歷史影像和記載,包括所有周邊的論述,幾乎被發佈和流傳殆盡,人們的興趣降低了;其二是現在執政的國民黨當然刻意忽略這段歷史。但是,三十年後的美麗島,之所以逐漸無法激起人們的共鳴,可能更說明了這三十年來,台灣的一個歷史階段走到了盡處,時代正在躊躇。 \n美麗島之為偉大事件,不只在於當年的反對運動菁英大多數被羅織下獄,造成民心強烈的震撼,更在於美麗島事件以及次年軍法大審所撼動的人心,產生了巨大的政治能量。這巨大的能量形塑了台灣的政治社會分野|美麗島的巨大能量,推動了台灣「第一社會」(本土社會)的復興,也孕育了台灣「第三社會」(新共同體)的新生。 \n二二八事件直接推動了「第一社會」的形成,同時導致「第一社會」的受壓制。二二八事件引爆了大規模的衝突,促使本土社會萌生強烈的(相對於中國的)台灣人意識。直至一九四九年前後,隨著國民政府陸續來台的兩百萬軍民形成了台灣的「第二社會」,其後漫長的光陰裡,在政治上「第一社會」是受到壓抑的。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所激起的追求民主化、本土化的政治運動,則是「第一社會」重新取得歷史發言權的關鍵。美麗島直接促成了民主進步黨(「第一社會黨」)組成,更灌溉了民進黨執政的民意土壤。 \n但是美麗島並不只是一個政治運動,也是一個思想的運動。回顧美麗島不應該只看美麗島事件,也該看到美麗島雜誌以及美麗島之後的諸多政論雜誌的內容,更重要的是從七零年代後期到九零年代初期,長達十年以上的思想與文化上的反叛與解放。美麗島不僅催生了民進黨,也帶動了八零年代的民間力量興起,只是在彼時由於國民黨一黨專政,遂形成了民間社會對抗威權政府的對立格局。李登輝前總統執政時所進行的民主化與本土化,某種程度緩解了這樣的對立性;陳水扁前總統上台後,台灣的政治格局更不再是本土社會對抗外來政權,而造成了兩個社會與兩個政黨對抗的民主內戰之態勢。近年來「中國因素」成為台灣政治愈來愈重要的因素,「第一社會」與「第二社會」的對立就更難避免了。 \n美麗島影響所及而百花齊放的台灣八零年代,卻有新的思想與文化生命胎動,於今也屆而立之年;那就是當年的民間社會誕生的新世代,或者說「解嚴世代」及其後的世代所代表的社會能量。八零年代造就了一整個視民主為理所當然的新世代,也擴散了個人自由、兩性平權、多元文化及環保生態的價值觀。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這些進步的思想文化形塑了台灣新世代的意識,提供了超越過去悲情對抗歷史的可能性,形成了代表台灣共同體的「第三社會」。 \n美麗島卅年,台灣歷史走到更重大的轉折,要去選擇與中國關係該如何發展。後美麗島的新社會力量,正在摸索著時代的去路。(作者為專欄作家)

  • 鄭必堅:須尊重包容台灣意識

    號稱歷年在台舉行規模最大、層面最廣、層次最高的兩岸綜合性學術研討會「兩岸一甲子」昨日在台北舉行。前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表示,兩岸因分隔近百年而有了隔閡,台灣人民基於愛鄉愛土情懷而產生的「台灣意識」,大陸必須予以了解與包容;但他堅稱,台灣意識絕不等於台獨。 \n昨日舉行的研討會由太平洋文化基金會主辦。來台出席研討會的大陸學者專家,涵蓋中共中央倚重的智囊、兩位退休大使、兩位退役將領,和北京、上海、廈門等涉台研究機構負責人,且討論內容涉及政治、軍事、經濟等議題,特別受到外界高度關注。 \n陸須化解台灣人民敵意 \n鄭必堅開幕致詞時表示,自1985年以來兩岸才真正有密切的往來,但只有不到25年。因為甲午戰爭的失敗清廷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台灣被割讓給日本後,兩岸逐漸有了距離。 \n從日治到台灣光復,又隨著國共內戰造成兩岸對立,近百年來因歷史造成兩岸的恩怨與隔閡,使台灣社會形成某種「悲情意識」與「台灣意識」。 \n不過他認為,兩岸因歷史造成的隔閡,是可以共同努力化解的;部分台灣人對大陸欠缺了解、存在誤解,或是懷有複雜情感,甚至抱有敵意,這些都是大陸當局必須包容面對並設法化解。 \n他強調,台灣人民愛土愛鄉、要求當家作主的「台灣意識」絕不等於台獨,台獨的沒落與衰敗是必然的,大陸會持續堅決反對台獨意識。 \n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魏艾指出,台灣主體意識並非本省、外省人的問題,而是在台灣土生土長人民的感情問題,大陸必須正視,予以尊重。 \n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政治室主任謝郁認為,台灣意識在大陸內部的看法與認知都不盡相同。 \n一國兩制不符台灣民情 \n前海基會秘書長陳長文說,他的父親在國共內戰時身亡,因戰爭所面臨的生離死別他完全能體會。所以政府必須盡其所能避免戰爭,莫讓戰爭的悲劇再度上演,而非做不負責任的發言挑起兩岸局勢的升高。 \n他認為,除了避免戰爭外,兩岸也要停止無謂的內耗及惡性競爭。在近代史中,德、法兩國的仇恨可以化解,並攜手創造歐盟這偉大的體制,兩岸也能步上和平的道路。 \n但他明言,「一國兩制」不適合台灣人民與社會,為顧及台灣人民感受,大陸也需考慮撤除沿海部署的飛彈。兩岸必須追尋新的制度,大陸也要追求更多民主及法制的發展。 \n(相關新聞刊C8、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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