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尋結果
以下是含有思想解放的搜尋結果，共33筆
-
中國崛起，豈是偶然
毫無疑問，人類從20到21世紀之交的最大事件就是中國的崛起。不過40年，中國不但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亞洲，改變了世界，從而讓全球普遍陷入前所未有的複雜情境之中，困惑、震撼、焦慮、對抗、期待，百味雜陳，也因而對這樣的「中國異象」產生了以下三大關注：一、它是一種偶然，還是必然？二、它是暫時，還是可持續的？三、當中國果真重返世界中心之後，接下來，世界會如何？在本文中，我想從「中國崛起的大歷史觀」這樣的分析角度，來回應以上的重大關注。 \n 首先，作為第一步，應該對中國與世界歷史的發展有幾點基本的認識與觀察：一、在過往3000年的歷史中，中國的經濟力與綜合國力基本位居世界前沿，甚至第一，且文化始終延續，這種民族生命力的強韌，世所罕見；二、1842年之後，中國運勢出現了約百年的下行，因而受盡屈辱，此亦為中華民族歷史所僅見；三、近40年，以及未來還將持續的中國崛起，應可視為中國向她原本世界地位的回歸，此一回歸因為如下的發展邏輯，因而是一種必然。 \n 我所謂的發展邏輯，指的是三次關鍵的思想解放，這三次思想解放分別發生於1919、1978及2019年。 \n 一、1919年五四運動的意義之一，是在清末廢除實行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後，又通過文化大辯論終結了2000多年的「獨尊儒術」。 \n 中國的科學、技術從周朝以下，到春秋戰國、秦漢，一直位居世界前沿，從秦兵馬俑到長沙馬王堆的墓葬均可證明。但漢武帝獨尊儒術，等於貶抑了其他百家，隋唐之後以科舉開科取士，讓天下所有讀書人皓首窮經以謀一官職，無人再去研究科學技術了，這是中國科技出現停滯，並在近代大大落後於西方的關鍵背景。所以近代中國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是從清末民初開始。 \n 了解了這樣的背景，才能明白何以民國時期各學術領域大師輩出，以及上世紀末改革開放至今，不過40年，中國即可從一個農業經濟轉型為工業經濟，並一躍而為全球製造業大國，與此同時，也以極快速度渡過了山寨階段，並開始在越來越多的科技領域出現並跑，甚至領跑現象的緣故了。 \n 換言之，這第一次的思想解放，解放的是巨大的科技力與創新力，解放的是中華民族從來就有的，卻被獨尊儒術加科舉制度束縛了一、兩千年的科技能量。這一解放自然就再無回頭之理，也就無異是確保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源源動力。 \n 二、1978年的改革開放是第二次思想解放，這次解放針對的是之前30年（1949至1978年）中國發展進入的三個誤區，即100%的計畫經濟、100%的的公有體制及100%的閉關鎖國。這「三個100%」徹底地封鎖住了中國的資源生產力，竟把從來第一的中國搞到了一窮二白。 \n 所謂改革開放，就是把計畫改向市場，把公有改向民營，把封閉體制打開，與全球接軌。因此，改革開放作為一種思想解放，解放的是巨大的經濟力與資源力，這一解放才30年，就將中國的GDP在全球排名從1978年的第15位推升到2010年的全球第2位。必須看到，無論是第一次還是第二次的思想解放，都是現在進行式，其所解放的科技力、創新力、經濟力、資源力，也都在未來對中國崛起持續不斷地注入越來越大的活力。 \n 三、2019年，中共第19屆四中全會決定「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意味著中國在先後解放了科技力、創新力、經濟力、資源力之後，開始關注如何進一步解放社會力和政治力了。換言之，在解放了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之後，接著要解放的就是政府「那隻看得見的手」了。 \n 在長達一個世紀或更長的時間中，中國的崛起是建立在這三次思想解放的發展邏輯之上，這也許就注定中國向世界中心的回歸將是必然的結果。至於回到世界中心之後又如何？也許可以聽聽上世紀偉大歷史學家湯恩比晚年與其好友，日本社會學家池田大作合著的對談錄─《展望21世紀》中的一些觀點，由於中華民族的世界主義、人道主義、合理主義、自然主義，湯恩比說，「將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方國家，也不是西方化的國家，而是中國。」 \n （作者為香港鳳凰衛視資深評論員）
-
齊評天下：石齊平》中國崛起，豈是偶然
毫無疑問，人類從20到21世紀之交的最大事件就是中國的崛起。不過40年，中國不但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亞洲，改變了世界，從而讓全球普遍陷入前所未有的複雜情境之中，困惑、震撼、焦慮、對抗、期待，百味雜陳，也因而對這樣的「中國異象」產生了以下三大關注：一、它是一種偶然，還是必然？二、它是暫時，還是可持續的？三、當中國果真重返世界中心之後，接下來，世界會如何？在本文中，我想從「中國崛起的大歷史觀」這樣的分析角度，來回應以上的重大關注。 \n 首先，作為第一步，應該對中國與世界歷史的發展有幾點基本的認識與觀察：一、在過往3000年的歷史中，中國的經濟力與綜合國力基本位居世界前沿，甚至第一，且文化始終延續，這種民族生命力的強韌，世所罕見；二、1842年之後，中國運勢出現了約百年的下行，因而受盡屈辱，此亦為中華民族歷史所僅見；三、近40年，以及未來還將持續的中國崛起，應可視為中國向她原本世界地位的回歸，此一回歸因為如下的發展邏輯，因而是一種必然。 \n 我所謂的發展邏輯，指的是三次關鍵的思想解放，這三次思想解放分別發生於1919、1978及2019年。 \n 一、1919年五四運動的意義之一，是在清末廢除實行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後，又通過文化大辯論終結了2000多年的「獨尊儒術」。 \n 中國的科學、技術從周朝以下，到春秋戰國、秦漢，一直位居世界前沿，從秦兵馬俑到長沙馬王堆的墓葬均可證明。但漢武帝獨尊儒術，等於貶抑了其他百家，隋唐之後以科舉開科取士，讓天下所有讀書人皓首窮經以謀一官職，無人再去研究科學技術了，這是中國科技出現停滯，並在近代大大落後於西方的關鍵背景。所以近代中國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是從清末民初開始。 \n 了解了這樣的背景，才能明白何以民國時期各學術領域大師輩出，以及上世紀末改革開放至今，不過40年，中國即可從一個農業經濟轉型為工業經濟，並一躍而為全球製造業大國，與此同時，也以極快速度渡過了山寨階段，並開始在越來越多的科技領域出現並跑，甚至領跑現象的緣故了。 \n 換言之，這第一次的思想解放，解放的是巨大的科技力與創新力，解放的是中華民族從來就有的，卻被獨尊儒術加科舉制度束縛了一、兩千年的科技能量。這一解放自然就再無回頭之理，也就無異是確保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源源動力。 \n 二、1978年的改革開放是第二次思想解放，這次解放針對的是之前30年（1949至1978年）中國發展進入的三個誤區，即100%的計畫經濟、100%的的公有體制及100%的閉關鎖國。這「三個100%」徹底地封鎖住了中國的資源生產力，竟把從來第一的中國搞到了一窮二白。 \n 所謂改革開放，就是把計畫改向市場，把公有改向民營，把封閉體制打開，與全球接軌。因此，改革開放作為一種思想解放，解放的是巨大的經濟力與資源力，這一解放才30年，就將中國的GDP在全球排名從1978年的第15位推升到2010年的全球第2位。必須看到，無論是第一次還是第二次的思想解放，都是現在進行式，其所解放的科技力、創新力、經濟力、資源力，也都在未來對中國崛起持續不斷地注入越來越大的活力。 \n 三、2019年，中共第19屆四中全會決定「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意味著中國在先後解放了科技力、創新力、經濟力、資源力之後，開始關注如何進一步解放社會力和政治力了。換言之，在解放了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之後，接著要解放的就是政府「那隻看得見的手」了。 \n 在長達一個世紀或更長的時間中，中國的崛起是建立在這三次思想解放的發展邏輯之上，這也許就注定中國向世界中心的回歸將是必然的結果。至於回到世界中心之後又如何？也許可以聽聽上世紀偉大歷史學家湯恩比晚年與其好友，日本社會學家池田大作合著的對談錄─《展望21世紀》中的一些觀點，由於中華民族的世界主義、人道主義、合理主義、自然主義，湯恩比說，「將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方國家，也不是西方化的國家，而是中國。」 \n \n（作者為香港鳳凰衛視資深評論員） \n \n \n \n \n
-
詮釋五四 陸側重愛國 台思想解放
兩岸看待五四運動的角度不同，大陸提倡愛國、進步、民主與科學，台灣則著重在德先生與賽先生的探索復興中華的新文化運動。兩岸詮釋五四運動的角度不同，100年後兩岸青年看待五四也不同，大陸青年側重五四的愛國精神，台青則看到五四對台在思想上的影響。 \n 在五四運動百年之際，首鋼集團創業公社台港澳事業部總經理鄭博宇獲得北京五四青年與海淀五四青年的獎章。他表示，兩岸在看待五四運動有所不同，每年5月4日是大陸的青年節，五四也相應成為大陸政府對青年的期許，而台灣的青年節是3月29日，兩者是不同的。台灣的五四是講述德先生與賽先生的思維，是思想解放的進步。 \n 不過鄭博宇也說，當年在北京發生的五四運動確實影響了後續台灣的發展。五四運動的重要人物，胡適、傅斯年、羅家倫等人在人生後半期來到台灣，沒有這代人對台灣的貢獻，台灣無法走到現在，他們在台灣思想與發展上的影響是方方面面的。 \n 4月30日上午在大陸盛大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各界共青團和青年代表聆聽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重要講話。一名浙江共青團李姓女團員在上午聽完講話後，下午去了五四運動發源地北大紅樓參觀，她表示，五四運動時期，當時的學生非常有擔當，扛起救國救民族的大旗，這是愛國的一種形式；現今處在和平年代，首要能力所及的還是愛國。 \n 這位共青團團員表示，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青年人在和平時代比較安逸，現在應要強調愛國主義精神。尤其，從今年開始，在大陸全國各地都在唱《我和我的祖國》，大家都能耳熟能詳這首曲目，十分有號召力。 \n 至於共青團能在現今的大陸社會中扮演甚麼角色？該團員表示，共青團作為黨與青年的橋梁紐帶，黨和主席都很重視青年工作，強調未來是青年的，每個人都是從青年發展過來的，青年是具有創造力的團體，青年強則國家強，共青團作為服務青年的群團組織，就要致力於去做好這份工作。他表示，「青年有創造力，民族就有希望。」
-
40年改變大陸面貌 兩岸迎大發展時期！台灣需要一場 徹底的思想解放
幾十年來，大陸改革開放，思想解放，8億人擺脫貧困，創造奇蹟。反觀台灣，政黨對立，經濟衰退，風光不再。因此，台灣也需要一場徹底的思想解放、改革開放。 \n 今天不管世人站在任何立場來看中國，都無法否認一個事實：40年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的面貌。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是中國共產黨的一次偉大覺醒。 \n 解放思想是釋放活力源泉 \n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所作的報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統一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達成了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照搬別國模式轉向不能走封閉僵化的老路的共識，為成功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做了充分的思想準備。 \n 經40年奮鬥，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迎來了從創立、發展到完善的偉大飛躍；中國人民迎來了從溫飽不足到小康富裕的偉大飛躍！ \n 伴隨大陸40年改革開放，兩岸關係也迎來大發展。從隔絕時期的「老死不相往來」，到形成多層次、寬領域、全方位交往的大格局，實現一系列的「不可能」：《金門協定》、「辜汪會談」、「兩岸直航」、「連胡會」、「馬習會」、雙方兩岸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實現見面、互訪。幾十年來，兩岸就像一母同胞家遭不幸後失散分離，但始終是「打斷骨頭連著筋」的骨肉至親。 \n 兩岸和平統一迎來新機遇 \n 台灣經數十載奮鬥形成「具有台灣特色的社會制度和中華文化」，大陸經幾代人努力形成「具有大陸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中華文化」，兩種社會制度都是中國整體社會制度和文化的組成部分。 \n 「台獨」勢力卻以「制度不同」為藉口，製造統一障礙，到頭來四處碰壁。十多年前，民進黨新生代到大陸說，「你們反對『台獨』太霸道了，我們要試試，如果搞不成再回來，這樣我們才心服口服。」若干年後，筆者再次問起這位人士，他笑著回答：「『台獨』確實走不通！」 \n 追昔撫今，兩岸留下許多共同的記憶，也錯失一些歷史性機遇。毛澤東與蔣介石、鄧小平與蔣經國都曾為探尋兩岸和平統一殫精竭慮，但種種原因失之交臂，留下遺憾。 \n 今年1月2日，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表示，「我們願同台灣各黨派、團體和人士就兩岸政治問題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有關問題展開對話，廣泛交換意見，尋求社會共識，推進政治談判。我們鄭重倡議，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展開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只要知心用心同心，中國人終究會找到徹底解決台灣問題的方法。 \n 思想解放台灣才有希望 \n 政治人物要有光風霽月般的胸襟和氣象，才能照亮更有意義、更有價值的人生追求。台灣也需要一場徹底的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認真總結幾十年特別是李登輝執政以來，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經驗教訓。既看到「經濟起飛」的無限風光，更反思被「四小龍」遠拋在後的深刻根源；既看到民主政治的「光鮮亮麗」，更反思社會長期動蕩、分裂的深層原因。 \n 台灣只有徹底解放思想才能與時代同行。要摒棄「仇中」思維，切實體認兩岸血肉相連、命運與共的關係；要擺脫「恐共」情緒，勿讓西方「民主政治」迷亂觀察大陸治理體制的視野。 \n 台灣要拋離挾洋自重的幻想。美國無論是推動對台軍售，還是出台涉台法案，都是為了榨乾台灣最後一滴血。台灣如被綁架的孩子，綁匪的目的不是領養，而是敲詐孩子的母親。美國會像果汁機一樣榨乾台灣，最後把台灣賣掉……。「台獨」是條死胡同，不要讓後人跟著受罪。說到底，台灣的命運繫於大陸，台灣的前途取決祖國統一，台灣的繁榮昌盛有賴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n 自家事不該讓外人干涉 \n 客觀地說，兩岸對峙幾十年，各自都形成了一定的思維定勢，某些問題難以達成共識是正常的，凡事總有個過程，但千萬不要在未明真相前曲解，否則再好的善意也會被抹殺掉。 \n 馬丁．路德．金說過，人們之所以相互敵視，是因為相互害怕；之所以相互害怕，是因為相互不了解；之所以相互不了解，是因為相互不能溝通；之所以相互不能溝通，是因「彼此隔閡」。兩岸同胞只有「心靈契合」，中華民族的未來發展才有可能。 \n 兩岸的事是家裡事，家裡事應由家裡人商量著辦，不應由外人干涉。春節團聚時，不妨聊些當前兩岸關係發展的重大關頭，台灣究竟該往哪走，應選擇什麼樣的發展道路，我們能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做些什麼；怎樣才能建設好我們共同的家園？自家的事，外人靠不住，自家的事自己辦，這樣心裡踏實些。（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學術顧問王衛星研究員）
-
來場思想總解放：拚經濟 拒惡鬥
1978年中國大陸開始實施改革開放，將市場經濟元素納入計畫經濟體制，台灣也從80年代開始進入自由化、民主化歷程。北京正熱烈舉辦各項迎接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活動，台灣則剛剛結束九合一選舉，即將迎來2020總統大選。 \n 大陸在美中貿易戰與新冷戰的衝擊下，經濟成長指標受到嚴重拖累，但為了因應挑戰，北京和華府一邊談判，一邊擴大體制改革，期望經濟體質能更上一層樓；反觀台灣近40年「重政治、輕經濟」的發展策略下，陷入了意識形態爭執的惡性循環，內鬥內耗，走上鎖國的荒漠道路。 \n 1978年大陸從文革十年浩劫廢墟中重新出發，在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號召下，放下「姓資姓社」的意識形態爭論，為改革開放奠定堅實的基礎，為經濟發展吹起衝鋒號。歷經40年的發展，人口從9.6億增至13.9億；7億多貧困農民脫貧；GDP從3679億元人民幣增大到82.7兆元；工業產值2017年達至28兆，增加53倍；服務業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從28.4%上升至58.8%，成為第一大產業，實現大陸從世界工廠向以內需帶動經濟增長的大轉軌。 \n 如今，大陸人民可支配收入在2017年已經達到25974元人民幣，人均國民總收入達8836美元，超過中等收入國家水平；總消費金額達36.6兆元人民幣；互聯網人數超過7.72億人，普及率達55.8%；就業人口高達8億；巨大的量體優勢不但改變了中國大陸在全球政經舞台上的地位，具備改變國際政經規則的強大潛能，成為了和美國雙雄鼎立的崛起強國。 \n 相對大陸從文革十年動盪走上改革開放的曲折，國府遷台後，故總統蔣中正以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為鑑，大舉動推黨政改革，以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政策解放農村生產力，並且憑台灣戰略地位，重新得到美國的支持，讓台灣成功抵擋住毛澤東武力解放台灣的攻擊。繼任的蔣經國最受國人懷念的十大建設，帶領灣經濟起飛，晚年並勇於推動十大革新，為繼任的李登輝推動政治改革、結束戒嚴體制打下基礎。 \n 80年代台灣在美國和日本技術轉移的雙重挹注下，經濟快速崛起。然而，時移境遷，40年來兩岸形勢起了翻轉性的變化，兩岸經濟與國防落差大到難以追趕，加上兩岸經貿互補，科技產業和大陸的水平和垂直整合，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當美國對大陸施加貿易關稅戰時，台灣產業供應鏈同樣受到嚴重的衝擊。台灣必須在美中一連串戰略對抗的摩擦中認清方向，找到自身最有利的發展道路，不能盲目押寶選邊。 \n 大陸的崛起對台灣既是威脅，也是機會，新加坡故總理李光耀曾力勸李登輝，要改變對大陸的視角。在新加坡的國家發展戰略中，中國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中國崛起是新加坡制定發展戰略時的重要背景，不將「中國」與「世界」二元對立，而是如何正確對待中國的挑戰，為自己尋求合適的立足點，可惜李登輝未正視李光耀的警語。 \n 面對全球化競爭和M型化經濟的分配失衡，中產階級在全球發出同樣的吼聲，要求執政黨關照民生、提振經濟。形而上的政治意識形態爭論已退燒，取而代之的是改善人民生活的財經公共政策。 \n 民進黨總是把台灣的經濟發展困境和低薪化問題一味歸責對岸，九合一選舉結果顯示，選民顯然不再買帳，民進黨須檢討不合宜的執政方針。台灣須共同面對、因應兩岸軍事力量落差的現實，為經濟再轉型尋找出路與活水，朝野都不應在歷史灰燼中翻找攻擊對手的素材，必須停止統獨無意義的爭鬥。 \n 台灣需要一次思想總解放，面對國際大環境的嚴苛挑戰，朝野若繼續沉溺在零和鬥爭的惡習中，將被新世代跨越藍綠束縛的新領袖取代。兩岸關係正走向關鍵轉折點上，朝野應拋棄獨統的無謂對立，開創與對岸和解共生的新格局，為兩岸的和平與台灣的發展創造生機。 \n 2020大選是台灣走出藍綠束縛，實現思想總解放的契機，數當今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
中時社論》來場思想總解放：拚經濟 拒惡鬥
1978年中國大陸開始實施改革開放，將市場經濟元素納入計畫經濟體制，台灣也從80年代開始進入自由化、民主化歷程。北京正熱烈舉辦各項迎接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活動，台灣則剛剛結束九合一選舉，即將迎來2020總統大選。 \n 大陸在美中貿易戰與新冷戰的衝擊下，經濟成長指標受到嚴重拖累，但為了因應挑戰，北京和華府一邊談判，一邊擴大體制改革，期望經濟體質能更上一層樓；反觀台灣近40年「重政治、輕經濟」的發展策略下，陷入了意識形態爭執的惡性循環，內鬥內耗，走上鎖國的荒漠道路。 \n 1978年大陸從文革十年浩劫廢墟中重新出發，在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號召下，放下「姓資姓社」的意識形態爭論，為改革開放奠定堅實的基礎，為經濟發展吹起衝鋒號。歷經40年的發展，人口從9.6億增至13.9億；7億多貧困農民脫貧；GDP從3679億元人民幣增大到82.7兆元；工業產值2017年達至28兆，增加53倍；服務業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從28.4%上升至58.8%，成為第一大產業，實現大陸從世界工廠向以內需帶動經濟增長的大轉軌。 \n 如今，大陸人民可支配收入2017年已經達到25974元人民幣，人均國民總收入達8836美元，超過中等收入國家水平；總消費金額達36.6兆元人民幣；互聯網人數超過7.72億人，普及率達55.8%；高達8億就業人口；巨大的量體優勢不但改變了中國大陸在全球政經舞台上的地位，具備改變國際政經規則的強大潛能，成為和美國雙雄鼎立的崛起強國。 \n 相對大陸從文革十年動盪走上改革開放的曲折，國府遷台後，故總統蔣中正以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為鑑，大舉動推黨政改革，以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政策解放農村生產力，並且憑台灣戰略地位，重新得到美國的支持，讓台灣成功抵擋住毛澤東武力解放台灣的攻擊。繼任的蔣經國最受國人懷念的十大建設，帶領灣經濟起飛，晚年並勇於推動十大革新，為繼任的李登輝推動政治改革、結束戒嚴體制打下基礎。 \n 80年代台灣在美國和日本技術轉移的雙重挹注下，經濟快速崛起。然而，時移境遷，40年來兩岸形勢起了翻轉性的變化，兩岸經濟與國防落差大到難以追趕，加上兩岸經貿互補，科技產業和大陸的水平和垂直整合，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當美國對大陸施加貿易關稅戰時，台灣產業供應鏈同樣受到嚴重的衝擊。台灣必須在美中一連串戰略對抗的摩擦中認清方向，找到自身最有利的發展道路，不能盲目押寶選邊。 \n 大陸的崛起對台灣既是威脅，也是機會，新加坡故總理李光耀曾力勸李登輝，要改變對大陸的視角。在新加坡的國家發展戰略中，中國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中國崛起是新加坡制定發展戰略時的重要背景，不將「中國」與「世界」二元對立，而是如何正確對待中國的挑戰，為自己尋求合適的立足點，可惜李登輝未正視李光耀的警語。 \n 面對全球化競爭和M型化經濟的分配失衡，中產階級在全球發出同樣的吼聲，要求執政黨關照民生、提振經濟。形而上的政治意識形態爭論已退燒，取而代之的是改善人民生活的財經公共政策。 \n 民進黨總是把台灣經濟發展困境和低薪化問題一味歸責對岸，九合一選舉結果顯示，選民顯然不再買帳，民進黨須檢討不合宜的執政方針。台灣須共同面對、因應兩岸軍事力量落差的現實，為經濟再轉型尋找出路與活水，朝野都不應在歷史灰燼中翻找攻擊對手的素材，必須停止統獨無意義的爭鬥。 \n \n \n \n \n \n 2020大選是台灣走出藍綠束縛，實現思想總解放的契機，數當今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
韓國瑜：國民黨主席選舉是一場思想解放
國民黨主席參選人韓國瑜今天下午參加雲林縣私立維多利亞雙語中小學的才藝表演，尊重演出未上台致詞。他受訪表示，他對民調的看法是「不用急」，這場選舉是一場思想解放，局面隨時在變。 \n \n 韓國瑜表示，與基層座談時感受到大家強烈想改變的心，基層也理解他「完全是改革派」，這場主席選舉是熱切改革程度的標記。 \n \n 韓國瑜說，他在美國德州電台與國外黨員對話，加拿大的溫哥華一家電台也開放call-in，可聽出來他們對國民黨的愛護之心不亞於在台灣的黨員。 \n \n 韓國瑜收到來自烏拉圭、巴塞隆納、溫哥華、阿姆斯特丹、巴黎的連署書，韓國瑜認為他們是看新聞、Youtube，聽他的論述而支持，比國內民眾還熱情，肯花郵資寄連署書。 \n \n 他認為，民調不用急，這場選舉在他看來是一場思想解放，選舉公平公正，不敢說有甚麼勝算，但局面隨時在變。
-
微軟：人工智慧競爭 進入思想解放期
微軟亞洲研究院副院長馬維英今天在「2017天下經濟論壇」中指出，人工智慧將透過語音機器人，重新定義人機介面；人工智慧的競爭已進入思想解放期，很多嶄新的想法問世。 \n 馬維英說，全世界有很多趨勢在推動人工智慧（AI）。第一個趨勢是「萬物數位化」，當世上萬事、萬物能夠轉化成數位資訊，電腦就能得到大量的數據，可以開始運算。 \n 第二個趨勢是「萬物互聯」，第三個趨勢則是「雲端運算」出現。任何人、任何公司如果需要幾千台伺服器來處理大量的資料，可以付費從雲端取得這些運算資源。 \n 他進一步解釋，雲端運算的出現，導致第四個趨勢「軟體智慧化」。傳統認知上，工程師要用人腦來寫每一條程式規則，但現在則是軟體自己能夠藉由機器學習的方式驅動完成。這些深度學習、類神經網路的軟體，本身都是很大的模型，是幾千億、幾兆的參數組成，不可能用傳統人工調整。 \n 馬維英表示，資料愈來愈多、軟體愈來愈聰明，這些趨勢形成了正向循環，促成人工智慧變革，今天大家可能知道軟體正在吃掉全世界，但是可能不知道，軟體產業本身也正在被顛覆。工程師如果只會寫程式、但不會使用深度學習、網路開源社群資源，也會失去競爭力。 \n 他認為，在人工智慧的發展歷程中，語音識別是當今主流產品。過去20年，語音識別幾乎沒什麼重要發展，被認為是高不可攀的學術領域；但加入深度學習技術後，現在語音已經平民化、大眾化，微軟的語音辨識技術，已做到跟真人語音相同的精度。 \n 根據馬維英的觀察，以前傳統的人工智慧，還需要人類去檢視、調整，相當曠日費時，現在電腦可以直接從數據學習表達。當神經網路愈做愈深層，再複雜的問題都能解決，只怕沒有足夠的資料讓機器學習。 \n 他發現，機器學習有一個特點，有愈多數據，它學出來的成果就更好。當聊天機器人聽過大家聊天問答、看過物聯網上的諸多圖像，它就能學會更多事情。 \n 不過，馬維英也坦言，今天人工智慧還是有很多做不到的事情，比如理解、表達、擁有知識，下一個門檻就是學會人類語言。 \n 他以公司開會為例，大家花很多時間找秘書，能不能有一個機器人可以代勞？但其實辨別自然語意並不簡單，機器人必須辨別你說出的人名實際上是哪些人、與會者的辦公室在哪些地方，並決定出最適合的會議地點。 \n 馬維英透露，在微軟研究院過去幾年，已經創造一個強大的知識圖譜，一個人沒辦法記全世界的知識，但電腦可以；我讀你的文字時，可以同時連接到全世界的知識。接下來還有聊天引擎，微軟想把聊天機器人做到微信、LINE等通訊軟體中，取代企業官方帳號功能，你有什麼需求，就去跟機器人說。 \n 他更想像，未來人工智慧將透過語音機器人，重新定義人機介面。人工智慧的競爭，已進入思想解放時期，很多嶄新的想法問世。1060124 \n
-
從個體戶政策看陸思想解放
大陸官方已宣布，自2016年元旦起，大舉開放台灣居民申請設立個體戶（全名為個體工商戶），其中，取消每家個體戶從業人員上限，讓人聯想到大陸個體戶政策的思想解放。因為，在傳統共黨理論之中，個體戶從業人員數目是「封頂」的。 \n 個體戶是大陸「私營經濟」的先行者，早在1970年代末，就隨著中共改革開放政策的確立，開始在大陸各地紛紛設立；而私營企業的興起，是幾年後的事情。 \n 馬克思思想有答案 \n 改革開放之初，儘管外商投資開放了，但大陸國內的私人投資，仍然受制於傳統意識型態的束縛，而不得舒展。在這種情況下，何以個體戶能率先出現於社會呢？ \n 原來，當時中共的智庫，從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了理論基礎；這就是馬克思在其《資本論》第1卷所說的：「如果有人僱8個工人，而他自己也還參加勞動，那麼他還不能算是資本家，而只能算是小業主。」換言之，這種小業主的本質是「姓社」，並非「姓資」，理應有存在空間。 \n 當年中共主政者援引這項「小業主」理論，允許個體戶設立，使黨內左派沒有理由反對。只是，馬克思說的「僱8個工人」，卻成了當年大陸的「教條」；各地政府對每家個體戶僱用人數的規定，都以8人為上限，且有很多地方採取更保守審慎的標準，明定個體戶僱用人數最多為7人，意思是若再加上參與勞動的業主1人，一家個體戶的從業人數合計也才8人。如此可以充分避免犯政治錯誤。 \n 至1988年，大陸修改憲法，正式承認私營經濟的地位，即認定它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有益補充」。此時私營企業已興起，和個體戶共構成私營經濟，而這兩者的分野，按照該年配合修憲而制定的私營經濟相關法令規定，是以7人作為分界線，即僱用超過7人的私營經濟體，叫做私營企業，至於僱用7人及以下者，就是個體戶。 \n 此後，這套標準又用了許多年，直到2011年，大陸政府正式制訂《個體工商戶條例》。這個條例，把以往的個體戶僱用人數上限取消了；而個體戶營業面積，過去有5百平方米的上限規定，這規定也由新制訂的該條例予以取消了。因此可說，個體戶政策至此不再侷限於馬克思的教條，有了顯著的「思想解放」。 \n 值得台灣方面注意的是，2011年制訂的個體工商戶條例，也開放了台灣居民在大陸設立個體戶，只是，第一步的對台開放內容中，仍有一些限制，如規定台灣居民只能在北京、上海、福建等9省市設立個體戶，且僅可經營零售、餐飲兩種行業，還有，每家個體戶從業人員不得超過10人，營業面積不超過5百平方米。這些專對台灣居民的限制，倒不是意識型態因素，而是對台相關政策的「試點」安排，即其先作局部開放，以試驗成效。 \n 台灣人準國民待遇 \n 如此試驗了幾年之後，大陸官方終於在日前宣布，大舉開放台灣居民設立個體戶，可設立省市增加到26個，可經營行業擴大到24種，更重要的是，從業人員人數和營業面積兩項限制，都取消了。此後台灣居民設立經營個體戶的條件，已近似於大陸居民。這可說是「準國民待遇」。 \n （作者為資深兩岸新聞工作者）
-
軍事創新 習近平力促思想轉變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9日就世界軍事發展新趨勢和推進解放軍軍事創新，進行集體學習。中共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會中指出，「要準確把握世界軍事發展新趨勢，與時俱進大力推進軍事創新，要以資訊化為核心，以軍事戰略、軍事技術、作戰思想、作戰力量、組織體制和軍事管理創新為基本內容，以重塑軍事體系為主要目標」。 \n 據新華社報導，習近平在會中表示，十八大以來政治局首次專門組織一次關於軍事問題的集體學習，目的是要通過研究當今世界軍事發展新趨勢，引起全黨對軍事問題、國防和軍隊建設、軍事鬥爭準備的重視，增強搞好國防和軍隊建設改革的責任感。 \n 四個重點 任務繁重 \n 習近平強調，軍事創新任務繁重，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在加強總體籌畫的同時，應該重點把握以下原則要求。一、要堅持強軍目標、積極引領。二、要堅持解放思想、轉變觀念。三、要堅持抓住重點、整體推進。四、要堅持突出特色、自主創新。 \n 報導指出，習近平要求在座官員的思想觀念要有「大的解放」，改變維護傳統安全的思維定勢，樹立維護國家綜合安全和戰略利益拓展的思想觀念；改變單一軍種作戰的思維定勢，樹立諸軍兵種一體化聯合 作戰的思想觀念；改變固守部門利益的思維定勢，樹立全軍一盤棋、全國一盤棋的思想觀念。 \n 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世界新軍事革命對我們既是機 \n 遇，也是挑戰。」 \n 看新變化 見微知著 \n 他指出，「我們要登高望遠、見微知著，看到世界軍事領域發展變化走向，看到世界新軍事革命重大影響，形成科學的認識和判斷，與時俱進大力推進軍事創新，有針對性推進國防和軍隊建設改革，更好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堅持人民軍隊根本宗旨，使我軍真正擔當起黨賦予的歷史重任」。 \n 會中，除了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在捷克訪問外，政治局委員全部列席參與會議，聆聽大陸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肖天亮教授的演講，並談論相關意見與建議。
-
社論－思想可以解放 權威不能全然否定
太陽花學運當然會是台灣歷史上一件大事，歷史會怎麼評價這場學運，其實還難論定，這場學運究竟帶給台灣社會哪些正面與負面的衝擊與刺激，也需要相當時間的觀察。 \n 太陽花學運確實展現了年輕人的創意與活力，他們架起了網路現場實況轉播，他們善用各種網路工作宣揚理念，他們活用各種影像、詞語、繪畫來渲染情緒，影響社會大眾的視聽，他們發展各種討論，辯論運動和國家的未來，學運結束前後的「大腸花論壇」，也可以看到青年們百無禁忌、挑戰各種權威的自由與奔放。 \n 從某個角度來說，太陽花學運展現的自由與奔放，對台灣社會有一定的正面作用，華人社會向來保守，有著濃厚的家父長制色彩，即使在台灣這個歷經民主化轉型的社會，「大人」的權威仍然相當強固，在公共事務的討論與決策上，不同社會位置的人相互「平等對話」始終還只是理想。學運學生以自己的強力行動，挑戰了「大人世界」的權威，讓服貿這種生冷的議題，一下子從政府高官上對下的「宣導」，轉變為庶民共同關心的話題，也讓更多民間的聲音能夠進入討論領域，即使中間存在許多謬誤與偏見，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甚至大大挑戰了政府、政黨長期壟斷的話語權，太陽花學運在這些方面，確實有其價值與意義。 \n 其實，「反權威」可以說是歷來學生運動的基本性格。上個世紀中國的五四運動，就直接的起源而言，固然是「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反帝、愛國、救亡等訴求，但是其前後的新文化運動，卻有著濃烈的反封建、反傳統、反權威色彩，「重估一切價值」被認為是運動的核心精神。 \n 1960年代從歐美到日本等地的學生運動，也有著強烈的「反權威」色彩，論者指出，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劇烈變遷，傳統的家庭制度、倫理與價值觀、生活方式以及教育制度的官僚化、財閥化，甚至赤裸地為軍事工業綜合體服務，使得青年對體制感到疏離，逐漸形成新的青年文化與認同，反叛權威、反抗體制成了青年世代的集體認同，除了展現在學生運動上，更展現在音樂、電影、生活方式等各方面。 \n 然而，這種對於「權威」的反抗，始終有其限度，而任何社會制度大概都無法避免存在某種程度的「權威」，否則就難以運行。而青年們如果從「重估一切價值」，走向了「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往往會產生極其嚴重的負面效應，對於青年、對於整個國家社會，都未必是正面而積極的。 \n 其實，早在140多年前，當反抗「資本主義權威」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同樣反對資本主義，卻崇尚絕對自由的無政府主義者在進行大論辯時，社會主義的理論家恩格斯早就認真討論過這個問題了。恩格斯說得很清楚，如果「權威是指把別人的意志強加於我們；另一方面，權威又是以服從為前提的」，那麼，我們就面臨一個問題：有沒有任何社會制度中「可以不要這種關係」，「使這個權威成為沒有意義的東西而歸於消失呢」？ \n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恩格斯以鐵路和海難為例，他指出鐵路要運行順暢，「無數人的合作也是絕對必要的；為了避免不幸事故，這種合作必須依照準確規定的時間來進行」，這就需要「一個能處理一切所屬問題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也就是「表現得很明顯的權威」。至於船難發生時，「在危險關頭，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絕對服從一個人的意志」，需要「最專斷的權威」。 \n 道理很簡單，也很生活化。「權威」固然有時令人生厭，「自由」固然相當美好，但是在兩者之間，卻不是零和的二擇一的關係。青年們是要離開校園的，進入社會之後，不管青年們是進入企業、進入公部門，還是成為SOHO族、成為小老闆，只要人們需要從事生產、需要從事勞動，大概都很難真正做到「隨心所欲」，都要遵守一定的規範，不管是法律制度或者是商業契約，也就有服從某一些權威的需要。如果自由過了頭，最先受到傷害的，不是別人，正是那「反抗一切權威」的青年朋友。 \n 再從個人層次衍生到國家層次，台灣的自主、自由當然是人人追求的目標，但是深切了解、掌握國際秩序的規範與現實，卻是國家得以維持某種程度自由、自主的基本功，在國際關係當中，從來沒有「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這件事，只有認清國際秩序的限制所在，也才有爭取最大生存空間的可能。 \n 追求個人自主和國家自主的青年人，不能不調整好「自由」與「權威」的關係，如此才真正是台灣之福。
-
十八大前夕 大陸輿論百家爭鳴
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夕，大陸輿論有點百家爭鳴的味道。長期疾呼改革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媒體刊文〈改革不可廢，承諾不可棄〉；北大教授袁剛也大倡「改革需要思想市場」；但偏新權威主義的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副所長房寧卻在《人民日報》高舉〈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要堅持「五不搞」〉的政治旗幟。 \n 在十八大召開前的政治敏感期，代表官方喉舌的媒體刊載不同論調的文章，引人關注。 \n 近日，《人民日報》和官方微博上就出現兩不同的改革論調。一是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副所長房寧改革觀點的高調宣傳；二是力挺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的觀點。兩種不同觀點，卻都在中共機關報呈現，相當罕見。 \n 上周末，立場偏自由派的陸媒《經濟觀察報》頭版刊登胡德平文章〈改革不可廢，承諾不可棄〉指出，在新的歷史時期面臨的兩個最基本課題，第一仍是下定決心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包括經濟體制的進一步改革和政治體制的改革；二是如何進一步落實社會主義憲政法治，依憲依法，執政治國。他強調「改革不可廢，承諾不可棄」。 \n 胡德平還抨擊，有國家而無憲法，根本不叫共和國，有憲法而無憲政，憲法也是空文一張。 \n 《人民日報》官方微博上，引用胡德平的觀點倡議，告別「摸石頭」，步入深水區，改革不可廢，承諾不可棄，擔當不可丟。這是使命，也是責任義務。 \n 但同一天，《人民日報》也刊登房寧的文章〈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要堅持「五不搞」〉，高舉堅持中共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 \n 隔一天，中共黨媒《人民論壇》又公開刊登北京大學教授袁剛的文章稱，既得利益集團往往對思想解放怕得要命，滿口官話套話，以禁錮思想來保住其話語霸權。 \n 他指稱，政府應尊重不同思想家，左、中、右的思想家都有存在的理由，政府對任何思想流派都無須打壓，任其爭辯，相容並蓄，擇善以從。
-
通關獲禮遇 發言謹慎
前行政院長謝長廷昨日抵達廈門時，受到官方高度禮遇。當飛機停妥，廈門市府所安排的車隊隨即駛入停機坪，讓謝長廷一行人在不必經過一般入境程序，就直接搭車前往貴賓通關處。據了解，中方為表示善意，甚至讓謝長廷不用親自拿「台胞證」，善意十足，但謝方面為保護雙方默契，對此低調不願回應。 \n 面對這場敏感的破冰之旅，謝長廷態度雖然淡定，但每一句話都相當謹慎。例如，有媒體在謝長廷參訪完東山島寡婦村後，劈頭就問「請問民進黨和共產黨何時進行黨對黨的接觸？」謝長廷立即回稱自己不是黨主席所以無法替黨講話。 \n 但謝長廷緊接著就說，「今日我足跡，未來後人路」，當眼前沒有路的時候，第一個走的人一定要非常謹慎，「所以我是小心腳下，也把握方向，不能節外生枝。」 \n 謝長廷表示，近年大陸的經濟建設有極大的發展，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解放了生產力；因此，期待思想與心靈也能有不同層次的解放，「希望有一天大陸能夠出現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這樣，我們就能一塊分享、相互合作。」
-
胡適思想大陸重新定調
2010年，大陸文化部部長蔡武首度訪問台灣，下機後，驅車直奔位於中央研究院的胡適紀念館和墓園。他逗留甚久，仔細觀看館內陳設與胡適遺物。 \n 當時曾有工作人員提議蔡武坐上胡適坐過的書桌椅上拍照，蔡武微笑地說：「胡適曾任北京大學校長，我在北大任教，不能坐，還是站著好了。」於是只站在書桌前留影。 \n 此情此景讓不少人為之感動。今年是胡適逝世50周年，這樣一位對現代中國民主、科學、文化發展影響極大的時代巨人，僅因政治立場上選擇了中華民國，以至於被中共官方冷落，加上中華民國政府正有意無意拋棄1949年前於大陸的歷史，包括去年胡適誕辰120周年以及今年的逝世50周年，都不見任何明顯的紀念動作。 \n 大陸各界緬懷胡適 \n 反觀大陸學術界、媒體界出現一波又一波的緬懷，尤其胡適曾任教並擔任校長的北京大學，去年底接連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北大紅樓，舉辦《紀念胡適誕辰120周年胡適生平著作展》、《胡適文物圖片展》。今年初，大陸搜狐文化策畫了一個專題《適者如斯──一代思想大師如何影響現代中國》。2月24日逝世紀念日當天，大陸一位署名楊龍的作者發表一篇文章「紀念胡適：做一個對得起自己的人」，引述中研院院士余英時的觀點，總結胡適的生平成就： \n 「余英時認為胡適是20世紀影響力最大的學者和思想家，這並不是一種溢美之詞，而是有實實在在的原因。他在學術上的貢獻有目共睹，他獨立的人格和對待政府和社會的態度還需繼承。」 \n 但儘管民間和學術界試圖恢復胡適應有的名聲地位，被政治宣傳左右的廣大民眾，仍無法認知胡適對現代中國的貢獻。一位北京網友於2月23日在搜狐發起一項名為「我們更需要魯迅還是胡適」的票選活動，一個月下來，魯迅獲得4千多票，胡適不到20票。 \n 胡適與魯迅誰為良知 \n 一位河南網友的發言，可代表魯迅支持者的基本觀點：「魯迅是適應歷史時代要求的英雄。胡適是不合時宜的學者。」魯迅大筆一揮，筆下的資產階級都是滅絕人性令人髮指的惡徒，找不出任何例外，讓中共在階級鬥爭、土改過程中，大批屠戮資產階級而毫無罪惡感，確實是逞其意志，無視公平正義的尼采式超人。 \n 反觀胡適為人，如李宗仁所言：「適之先生，愛惜羽毛。」胡適秉知識分子客觀精神，不肯扭曲事實和良心去迎合中共或蔣介石，導致不被兩個政權所吸納吹捧。 \n 陳之藩推崇胡適 \n 甫去世的散文大家陳之藩，其兩本文集《在春風裏》、《大學時代給胡適的信》，或許可讓當代人一窺胡適執守信念的行誼。在《大學時代給胡適的信》中，陳之藩提到，1947年他聽到胡適一次電台廣播，題目是「眼前文化的動向」，在廣播結束時，胡適特別針對共產主義說：在民主的大潮流中，三十年的專制獨裁，不過是小小逆流，小小波折而已。 \n 當時就讀北洋大學的陳之藩，就像大多數充滿熱血理想的年輕人，對於胡適如此評斷共產主義是「小小逆流」，心中頗不以為然，寫了封信質問胡適。胡適沒有回信，隔年在一本雜誌發表文章「我們必須選擇我們應走的方向」，引述陳之藩信件段落，闡述了他的理念。胡適承認他對自由主義的偏袒，但他堅信：「沒有自由就談不到文化。」 \n 胡適的回答，激發陳之藩的深思，進而檢視共產主義的作為。他發現某些西方知識分子對蘇聯的批評非常中肯，包括它對科學的忠實，它對經濟的平等，它對種族的無歧視，它對教育的普及，它對婦女的解放，都是空前的進步。但蘇聯政治的專制，思想的不自由，也是不容否認的。對此陳之藩懷疑地問道「它為什麼不將這麼嚴重的兩個污點取消去。」 \n 《在春風裏》，陳之藩感性地描述了對胡適為人的觀察：「胡先生是個歌頌自由的詩人，他能感受到人類最需要的是博愛與自由，最不能忍受的是欺凌與迫害，最理想的是如行雲在天，如流水在地，自由自在的生活。」胡適崇尚的是中年之後歌德所展現的鎮靜與安詳，無法認同那些贊成列寧、史達林的知識分子對社會問題所展現的「正誼的火氣」，因為他認為，正誼的火氣會讓知識份子陷入幼稚的錯誤。 \n 這類幼稚的錯誤，因著一時的狂熱激情所想像的烏托邦世界，讓難以計數的人受難喪命。如同魯迅所言：「苟有阻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一律踏倒它。」不管吾人生命是否歷盡六道輪迴千萬劫而終得成形，或是八識偶然的聚合──一旦崩解則不復再起，皆可成為某些理想主義者「正誼的火氣」犧牲品，對胡適而言，應該是思之不寒而慄吧。 \n 搜狐 河南省洛陽市網友 \n 胡適的背影越來越高大，郭沫若則越來越渺小，魯迅的背影則越來越模糊。一個成熟的民族，是需要一個能諄諄教誨的大師，還是需要一個拍馬溜鬚的奴才，還是一個只會罵人的鬥士，我想是不言而諭的。當代中國，缺乏的正是胡適這種既有大師的學問，還有敢說實話的勇氣的人，其雖稱不上民族的脊樑，但無愧於民族的靈魂的稱號。 \n 搜狐 江蘇省泰州市網友 \n 現在我們不是正在走胡適所提出來的路子麼，改革開放，允許私有經濟存在，不是擱置主義之爭，研究實際問題解決實際問題麼。
-
《南方周末》－大轉型時代 思想解放要徹底
評論解讀南方報業集團日前舉辦「觀念影響中國」論壇，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指出，處在社會大轉型時代的全體中國人，都需要解放思想，只有徹底的解放思想，才能極大地推動社會進步。 \n 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對改革開放的重要意義，可用一句話概括：沒有思想的解放和觀念的轉變，就不可能有扭轉中國歷史進程的改革開放大業。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就是一個新舊思想觀念的碰撞過程，是一個新的思想觀念戰勝舊的思想觀念從而推動社會進步的過程。 \n 無論從中國的迅速崛起來看，還是從深圳特區的滄桑巨變來看，我們不僅要解放思想，而且解放思想要徹底。只有徹底的解放思想，才能極大地推動社會進步。思想解放越徹底，社會進步就越深刻。 \n 什麼樣的思想解放才是徹底的呢？ \n 青年思想不夠解放 \n 新思想、新觀念的倡導者需要有一種超越個人利益，推進社會進步的強烈責任。新思想新觀念的提出，往往會觸動既定的利益格局和傳統的保守力量，引起抵制和反對，如果沒有超越個人或集團利益的胸襟，沒有推動社會進步和為人民謀福利的境界，對於新的思想觀念就會患得患失，畏縮不前。 \n 這種境界其實是一種推動社會進步的責任，對於官員而言就是一種政治責任和政治道德。現在十分強調執政能力建設，也同樣應當十分強調執政道德建設。為政之德，最重要的是「執政為民」，即為公眾謀利益。之所以現在許多官員不敢講真話，不敢提出自己的獨立主張，就是怕得罪上級，怕犯「錯誤」，怕自己的仕途受到影響。以至於出現老年人比青年人思想更解放的不正常現象。 \n 鄧小平以及深圳的改革者提出的新思想新觀念，其中有不少在當時是「驚世駭俗」的，當然會有極大阻力。之所以「敢為天下先」，首先是因為胸中裝有「天下先」。如果沒有一種為「天下」謀事，為百姓謀利，為黨和國家盡職的境界和胸懷，僅僅為自己的安身立命或陞官發財，是斷不可能的。 \n 新思想的判斷標準 \n 大家都要認真而嚴肅地問一問：為什麼要解放思想？從歸根結柢的意義上說，答案只有一個，即「為了人民的利益」。具體地說，是為了國家更加富強和民主，人民更加幸福和自由，社會更加公平和正義。 \n 中國共產黨的創始者們之所以將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從西方引進到中國，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社會主義的制度，最有利於廣大中國人民的解放，最有利於中華民族的獨立和振興，最有利於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是什麼？是「每一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換言之，我們講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不是為了「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主義，不是為了「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而是為了中國人民的自由、平等、幸福。 \n 任何思想、制度、政策，只要能使人民生活得更幸福，社會更公平正義，國家更民主富強，就值得追求和實踐。 \n 馬克思從來沒有設想過社會主義條件下可以搞市場經濟，但今天我們認識到了市場經濟也只不過是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種手段，大膽引入市場經濟，使國家富裕和強大。這恰恰是對馬克思主義根本價值的堅持，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而非背離。 \n 因此，判斷一種新的思想、觀念、制度和政策，首先不應當問是「馬」還是「非馬」，「姓社」還是「姓資」，「屬中」還是「屬西」，而應當看它是不是有利於國家的富強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會的公平正義，看它是否有利於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強國。 \n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 \n 解放思想的要害，在於提出並確立符合社會進步要求的新觀念。解放思想既不是憑空亂想，也不是標新立異，而是根據現實需要，提出符合社會發展規律和進步要求的新觀點、新理論和新思想。 \n 這些新觀念通常超越了傳統的意識形態框架，因此，有些新的思想觀念一經提出就會受到大家的歡迎，因為反映了民眾的迫切要求。但有些則常常會遭到守舊勢力的竭力抵制和反對，新觀念的倡導者甚至會因此而遭受政治上的批判或壓制。然而，由於這些新觀念新思想深刻地反映了現實的需要，順應了歷史的潮流，符合社會進步的要求，因此它們或早或遲會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得以傳播，對社會生活和人們的行為產生巨大的引領作用。一旦獲得官方認可，這些新觀念對社會進步的推動作用就會大大增強。 \n 無論政界還是學界，只有那些既具備勇氣，又具有遠見的人，才能提出具有前瞻性的、符合時代進步要求的新觀念新思想。 \n 解放思想不是無的放矢，要有針對性，旨在解決眼前最緊迫最重要的現實問題。否則只會流於空談；不切實際的觀念理論甚至還會誤國誤民，也就是深圳所說的「空談誤國，實幹興邦」。 \n 必須有突破性改革 \n 解放思想是為了行動，是為了改變現狀，推動進步。解放思想決不是簡單地製造出一個又一個的理論，提出一個又一個的新觀點。解放思想是針對新的挑戰，提高新的思路和辦法，解決一個又一個的新問題，一點一滴地推動社會進步。 \n 改革的行動需要有良好的制度環境，如果現存的制度不是鼓勵而是束縛改革，不是推動而是阻止進步，那麼解放思想最終也不會有實際效果。 \n 此外，一些大膽的改革和探索，既需要有規範和引導，更需要上升到制度的層面。只有將改革行為上升為正式制度，它們才能得以在更大的範圍內得以推廣，也只有制度化的改革才能持續下去。 \n 因此，解放思想最重要的是改革和創新，特別是制度的改革創新。在事關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重要領域和重點環節，必須有一些突破性的改革創新舉措。解放思想必須去做，必須體現在制度改革上，最終要看它能否增加民眾的實際利益，解決面臨的實際問題。否則，解放思想只是一句空話。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也是檢驗思想解放的標準。 \n 需全民族觀念變革 \n 各級黨員領導幹部掌握著社會權力，其思想和觀念決定性地影響著國家和社會發展進程，他們應當帶頭轉變觀念，成為解放思想的表率。 \n 不過，解放思想決不僅是黨員領導幹部的事，更是全民族的事。處在社會大轉型時代的全體中國人，都需要解放思想。各級領導幹部有責任推動全民族的思想解放。執政黨和政府要提供更加寬容的制度環境，鼓勵廣大民眾革新舊觀念。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於中華民族來說，思想解放的過程，也是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過程，是中華文明的進步過程。 \n （摘自《南方周末》2012-3-9，作者俞可平為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原題：思想解放要徹底）
-
中國文化復興300年來最好時期
文化的復興既是中國崛起的重要內容和目標， 又是中國崛起的必要條件和最高標準。 ／／ 現代經濟體人類發展的歷史證明 ／／ 只有創造了新的文化形態，才能引領新的社會形態發展和最終確立。 \n 西方發達國家通過從文藝復興到思想啟蒙運動，創造了與工業社會相適應的新的政治文化，因而西方發達國家主導世界幾百年。如果說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那麼，只有中國擁有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和政治文化形態，這一命題才能真正實現。 \n ／／ 經濟帶動文化影響力 ／／ \n 回顧歷史，中國文化曾具有強大的影響力，但從19世紀初卻開始明顯式微。中國的綜合國力迅速增強，國民的自信心空前高漲，全球化使大陸的環境空前開放，中國文化的影響力也開始回升。可以這樣說，中國文化迎來了近300年以來最好的歷史機遇。面對新環境、站在新起點，中國的「文化復興」到了急迫而必要的歷史節點上，同時到了可能和可以大有作為的最好時期。 \n 綜合國力的顯著提高為「文化復興」提供了堅實基礎。經歷了30多年改革開放的中國，經濟蓬勃發展，國際地位明顯提升。一方面，經濟發展騰飛，人們生活改善，精神文化需求隨之增長；另一方面，經濟發展過程促進了許多新知識、新技能、新法規、新制度的形成；再者，豐富的經濟生活提供了廣泛的文化素材。概言之，強大國力和經濟基礎為中國的「文化復興」提供了重要前提和動力。 \n 國家層面的大力推進為「文化復興」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制度，都使得中國的「文化復興」具有無比強大的動力和支撐。科學發展觀正把中國的發展模式推到以人文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新階段。近年來，中共黨中央、國務院做出了掀起社會主義文化新高潮的重大戰略部署，體現出提升文化軟實力已進入國家戰略層面，以文化論輸贏的發展觀念逐步推開，成為「文化復興」的重要條件。 \n ／／資訊科技推進文化復興 ／／ \n 人文資源的豐富厚重為「文化復興」提供了基因性支撐。中國有著五千年的燦爛文化傳統，歷史悠久、燦若星河的文化名人名作，其中蘊含著無數具有深刻啟示意義的思想精華，且隨著文化交流，中國優秀文化在外國社會影響日增、深受推崇。中國更要通過「文化復興」，在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吸納全人類先進文明，重樹文化自信、擦亮文化品牌。 \n 社會環境的多元開放需要「文化復興」提供了精神支柱。處於經濟社會轉型階段的中國呈現多元開放特性，以經濟關係的變革、民主法治的推進、社會階層的分化、人口流動的頻繁、思想觀念的差異、利益訴求的覺醒等作為表徵。人們在面對這種複雜環境的過程中往往感到無所適從、迷茫彷徨。強化精神家園的歸屬感和理想信仰的堅定性成為普遍渴求，這是壓力，也是「文化復興」的重要動力。 \n ／／中、歐文化復興異同 ／／ \n 資訊技術的高速發展為「文化復興」提供了現代平臺。中國工業化的過程，適逢全球的資訊化時代。手機和互聯網的普及大大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觀念交流變得十分快捷和暢通，公眾文化空間不斷擴大，人們隨時隨地創造著、接受著、傳播著各種文化。中國目前已擁有近8億的手機用戶和超4億的線民，「文化復興」在資訊時代能達到更廣泛、更深入、更迅速的效果。 \n 歐洲的「文藝復興」，起源於義大利，是在經歷了被稱為「黑暗時代」的中世紀以後，資產階級在復興希臘、羅馬古典文化的名義下，以人文主義作為最普遍、最基本的理念，借此發起了一場弘揚資產階級思想和文化的運動，被稱為第一次歐洲思想解放運動。 \n 中國的「文化復興」在歷史長途上也留下過深刻的腳印，中國古代社會有過多次文化復興運動，其中影響較深遠的有唐代的古文運動和宋代的理學運動。在近代史上，梁啟超將清代稱為「中國之文藝復興時代」，後來胡適等人又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稱為文藝復興。「五四」新文化運動在為中國大地請來了「德先生」和「賽先生」，對中國社會進步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同時也衍生了否定中國文化，打到孔家店，全盤西化等文化意識副產品，這恰恰正是一種民族自卑感的表現。結果到了20世紀90年代，正是對新文化運動以來所形成的文化缺失和民族自卑感進行的反思和糾正，以恢復中華傳統文化，重樹民族文化自信心，中國才正式有「文化復興」的提法。 \n 歐洲的「文藝復興」和中國的「文化復興」都是在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產生的必然結果，是適應相對應的經濟基礎發展而成的上層建築。然而，有異於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階級性，中國「文化復興」運動的「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文化，其目標是推進世界文化的整合，引領世界的和諧發展。中國的「文化復興」實際上是實踐科學發展觀，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是實現民族文化偉大復興的必然途徑。 \n 此外，與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以人文主義衝擊宗教神權的束縛，解放人們的思想，重視人的價值，崇尚人性的人文主義世界觀不同的是，中國的「文化復興」以建設充滿博愛、和諧、包容、創新等精神的中國文化為己任、以復興中華民族的繁榮富強為使命、以喚醒每一個公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捍衛每一個公民的平等權利為宗旨，並在此基礎上全面地重新檢討中國文化傳統，確立中國文化真精神，擁抱豐富多彩世界文明成果。 \n ／／中國文化正面臨嚴重危機 ／／ \n 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中華文明是唯一沒有消亡且生命力依然強盛的人類文明。然而，當前中國卻面臨著前所未的文化危機。根源在於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工業文明的激蕩；傳統自然經濟、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過程的陣痛及有全球化時代地到來對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與日 \n （文轉B5版）
-
鄧南巡20年 周瑞金：又到改革關鍵
昨天是中共已故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廿週年紀念，當年以「皇甫平」為筆名，發表系列鼓吹改革文章、呼應鄧小平改革思想的前上海《解放日報》副總編輯周瑞金，接受香港「大公報」訪問表示，當前大陸「再一次到了最關鍵的時刻」，必須「再統一到鄧小平南巡講話的精神上來」。 \n 鄧小平是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至二月廿一日，先後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並發表系列鼓吹改革講話，這些確定大陸改革路線、明確改革目標的講話，被稱為「南巡講話」。 \n 當時的背景，是中共主政者對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游移不定，擔心市場經濟等同資本主義，新加坡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指出，鄧小平的「南巡講話」打破這種思想禁錮，並因此促成當年底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n 鄭永年認為，當前有很多方面情況類似，包含改革開放缺乏共識、改革舉步維艱、黨政官員腐敗每況愈下等。社會學者指出，大陸許多人因改革越改越窮，對改革已失去信心。 \n 對此，周瑞金表示，「中國改革所要完成的任務複雜而繁重，遇到重重矛盾和阻力，非常需要中國共產黨全黨統一認識，再統一到鄧小平南巡講話的精神上來」。周瑞金認為，大陸目前至少可達成幾點共識，包括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公民社會、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現代科學技術，以及以人為本、思想自由、多元發展、和諧共融的人文精神。 \n 此外，經過廿年，當年《深圳特區報》影響深遠的專文「東方風來滿眼春」作者陳錫添表示，他「最遺憾」的是當年沒刊登鄧小平兩句很重要的講話，一是「不要搞政治運動，不要搞形式主義，領導要頭腦清醒，不要影響工作。」另一句是，「年紀大了，要自覺下來，否則容易犯錯誤。像我這樣年紀老了，記憶力差，講話又口吃，所以我們這些老人應該下來，全心全意扶持年輕人上去。」
-
大陸人在台灣－解放了思想
以前學歷史，總對當年美國阻止共產黨解放台灣扼腕嘆息。還記得學校面試的時候，港澳台的老師問我對於台灣問題的看法，我的回答是任何大陸人都能脫口而出的話：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是來到台灣以後，卻很慶幸正是由於兩岸的獨立發展，現在才有了這麼大的差異。來到這裡的民國時代，彷彿到了另一個世界，一個我們曾今擁有卻早早夭折的過去。台灣能夠避開10年混亂，快速發展，是多麼幸運的一件事。 \n 去年有一本書很火，《我們台灣這些年》，大陸人都渴望瞭解台灣這片神祕的土地，但是由於以前自由行還未開放，去台灣有太多的限制，還有意識形態的強制，我們互相都太不瞭解。有同學問我「台灣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吧，我們趕快去解放他們」。可能由於大陸媒體報導台灣政黨相爭，給我們留下了這樣的印象，其實台灣人最自豪的就是他們能夠走上民主化的道路。而有一次聊天，台灣學生說起對大陸印象，他們說去大陸才發現，原來和他們心中又破又髒的大陸差別這麼大，看來兩岸確實要加強交流啊。 \n 我非常自豪大陸能有這麼快的發展速度，可是在台灣的一堂課，卻讓我思索這種增長速度的代價有多大。老師放了一個紀錄片講中國鐵路建設，看的時候心理會有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可是後來老師引領我們思考，讓我的自豪轟然坍塌。政府快而有效的執行力是建立在犧牲很多人利益的基礎上，快速建設、高樓的崛起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當然我也知道中國現在的任務就是快速發展，但現在的我能夠對同一件事換個角度思考，而不是被媒體渲染的大國意識影響。我們沒有解放台灣，卻解放了自己的思想。 \n 現在，自由行的開放使得越來越多的大陸人有機會看看這片土地。4個多月遊學台灣，成為我最珍藏的回憶，激勵我多去看看世界。回來之後經常看關於台灣的報導，感覺那麼得親切。不時地看看在台灣拍攝的照片，那些場景還歷歷在目，讓我能清晰地看清這段時光帶給我的成長。
-
中國網絡電視台－中國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過程
評論解讀中國改革派精英呼籲中國共產黨解放思想、加強黨內民主。本文為作者在紀念《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 \n 中國有兩個60年。當時搞《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時候，是中共建黨60年。通過痛定思痛，通過討論回顧，作出了一個《決議》。今天我們紀念這個《決議》的時候，恰好又是回顧共產黨掌握政權的62年。有很多值得我們思考的東西，同樣有很多經驗教訓要回顧總結。我們需要在一個新的起點上思考改革開放。 \n 改變維穩模式 \n 首先，中國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的過程。我們建黨60年以後經過了一次反思，形成了決議。我們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真正的62年執政下來，我們也需要一次新的反思。要改變我們的維穩模式。我在政法機關工作16年，又從事律師執業、法學研究，從那麼多年政法工作的感覺之中，覺得我們的思路一直是「堵」，而不是「疏」。靠權力而不是靠法制，靠高壓而不是靠疏導，靠封閉思想封閉言路而不是靠開啟民智，靠壓服而不是心悅誠服。現在的維穩思路，用的經費很多，強制拆遷方法簡單粗暴。作為第一線的律師，我們最清楚社會矛盾的爆發點在哪裡，這種思路，只會讓老百姓愈發敏感。我們維穩的基本思路出了問題。建黨60年思考過一次，現在建國60年，需要再一次思考。 \n 第二點，我們今天的改革需要頂層設計，全面設計。《人民日報》月初文章提出了一個「頂層設計」的概念，我覺得很有道理。我們今天的改革，要從全面的思路思考，不能再「腳踏西瓜皮，滑到哪裡是哪裡」。30年了，我們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有了正反面的很多的經驗教訓，有了很好的人才積累和思想庫，我們應當有一個成熟的設計了。我們的前30年，經常是一種拍腦袋決策，經濟一下子要搞活，要高速發展，一下子又要治理整頓，「硬著陸」、「軟著陸」不斷。思想領域，也是風浪不斷。我們的經濟問題、政治問題、治安問題都是這樣處理的。頭30年，小平同志提出來「摸著石頭過河」理論、「白貓黑貓」理論，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了現在這樣的經濟基礎，有了這樣成熟的思想，還是摸著石頭過河，這個國家是要出問題的。我覺得現在最需要的是一個頂層的設計，全面的設計，有一個總的思路和框架，讓國家少走彎路。 \n 重建政治道德 \n 第三點，要重建政治道德。現在這個問題已經非常關鍵。像武漢的徐武案件，到廣州的電視台大院綁架「被精神病」的人，公安局的人、保衛處長到那裡就被圍堵，不敢拿出工作證，為什麼？因為他根本不是依法執法。法院審判案件也應當公開。一些地方官員驕橫跋扈，被權力沖昏頭腦，公開以黨自居，說你反對我就是反對黨。這種政治道德缺失，對社會的劣化影響是非常嚴重的。 \n 第四點，政治體制改革要從司法改革突破。為什麼要從司法改革突破呢？這個是個代價最小的途徑，而且是可控的、恆定的，能夠用穩定的方法來解決問題。社會各個領域出了問題，都可以到法庭上來理性穩妥地釋放、裁斷。為平穩、理性的政治體制改革設置一個減壓閥。司法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司法改革又能夠為政治體制提供保駕護航，包括民族矛盾問題，包括實體較量的問題，經濟矛盾、政治矛盾、社會矛盾、勞資矛盾、政黨問題、民族問題，都能夠在法律的範圍內解決好。不會出現街頭政治，不會出現暴力對抗，不會導致群體性事件。只要法院是穩定、獨立、權威、超脫、公允的，就能夠保障國家制度和社會的基礎性穩定，保障社會重大問題都有一個理性的解決機制。國家要理性的解決矛盾，健全的司法是最好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因此，必須重新設計我們的司法改革的目標，整治好我們的司法隊伍，建立獨立超脫的司法機制，讓國家司法能夠擔當這個重任，養成政治家和全體人民都尊重司法的環境。 \n 所以說，兩個60年要思考，一個是前面60年想想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黨的歷史教訓。建國後60年的思考，是思考如何更好地執政，更好地帶領全國人民建設一個富強、文明、法制的國家。同國際主流社會要有共同語言。特別是30年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還有不少思想禁區，這些我們需要不需要反思，都是應當認真探討的。這個反思，也需要思想的大解放。（摘自中國網絡電視台2011-8-30，作者陳有西為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憲法人權委員會副主任、一級律師）
-
找一條國家社會共治新途徑
評論解讀大陸社會體制改革，起初「科學發展觀」，接著是「和諧社會」，到中共十七大則明確提出解決民生問題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學者陸續點明社會組織和社會力的重要性，但大陸官員和民眾思想解放，或是另一個重點。對此仍偶見逆反性言論，拉鋸戰尚在進行。 \n 社會體制與經濟體制不一樣，它的變化是比較緩慢的，有一定的滯後性。在過去計畫經濟條件下，社會管理體制由政府、國家統包，中國只有國家和老百姓，唯獨沒有社會。 \n 關鍵 去行政化 \n 我們同時面臨三大轉型：一是從還有封建殘餘的國家向開放的國家轉型，二是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型，第三是從計畫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這三大轉型在很多國家同樣遇到過，但並不如中國突出。 \n 中國儘管也有很多社會組織，但不完全等同於西方界定的社會組織概念，我們有自己的國情。中國很多群眾組織，如共青團等，但關鍵要讓它們去行政化，使它們真正代表民眾的利益，成為與公權力進行博弈的一種獨立力量，這是改革的一個重要步驟。 \n 有些領導仍然持一種革命黨的執政思維，覺得什麼也離不開黨的管理，對民間力量極其蔑視；政府高社會一等，社會出現一點動靜，就認為是針對政府的。有的地方政府把一些合理的維權群眾當作刁民，動不動出動公安抓人，整個社會管理的思路就是靠公安、靠公檢法的思路，其實是階級專政手段的延續。現在執政者已經認識到社會力量的重要，解決社會矛盾要依靠社會組織的協助，完全靠政府力量很難管理。鄧小平早就認為我們的政府管了很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因此我提出，新的思想解放就是要還權於民，讓老百姓有權來解決自己的問題。 \n 建國（中共建政）以來，我們一直認為只有三大政治制度，一是人大，二是政協，再就是民族區域自治。十七大將社會自治制度、社會基層組織制度作為中國基本的政治制度，這是一個大的變化。問題是怎樣推動社會自組織和自治。 \n 創新 第四模式 \n 這就得要求我們進一步思想解放和創新。社會管理創新首先是思想解放，原來的那種管理理論要突破，把管治的思想轉變為共治的思想，是治理而不是以管制為主。從全球的視角來看，社會管理有三種模式：一是全部給社會，國家退出，由社會統一管理進入到國家逐漸消亡，這是馬克思所描述的理想模式。二是國家總攬包辦，各種社會力量控制在國家之下，這種模式就是前蘇聯的模式。我國在計畫經濟時代基本也照搬這個模式。第三種模式就是國家與社會共治。 \n 國家社會共治又有三種不同的類型：第一種類型是，社會為主體，國家協助，國家給予財政支持，但主要的管理靠社會力量。歐美前期的模式比較接近於這一種，但是其後，在西方社會開放化和工業化過程中所產生的社會問題，社會自身解決不了，這就需要國家來支持和調控，於是羅斯福新政以後變成了國家調控走福利主義的道路。這是以國家為主，社會為輔的階段，屬於第二種類型，是進步的表現。 \n 但最近一、二十年來，西方社會出現新公共治理運動，公權力和社會締結契約，各自完成自己的任務，相互配合。社會要自己拿出資源，因為僅靠國家財政是不夠的，社會自己要有造血能力，解決自身問題。新的公共治理制度就是這個新的第三種類型，這是今天世界的潮流。 \n 中國現在採取「第四種模式」，即中央最近提出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民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也就是還是以政府為主導，社會配合，允許更多公民參與。這一模式從國情出發可以理解。如果真正能構建出這種格局也是一個好現象，但問題在於創新的重點在哪裡。 \n 我認為格局的四個方面都要有創新，尤其是在「社會協同，公民參與」上。所謂社會協同就是調動社會力量，如工、青、婦群眾組織，再如社會自治力量，街道居民委員會、農村村民委員會，還有就是NGO、維權組織、慈善組織等。這些力量都應該配合起來與政府共同管理社會。關於公民參與的創新，重要的是形成一個平台和渠道。目前我們發現新媒體是有助於參與創新的一個重大革命。我認為30多年來，政治體制改革第二大成果，就是新媒體的出現，成為反映民聲的平台。 \n （摘自《南風窗》2011-7-1，作者周瑞金，原題：從管治思維到共治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