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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憶綠島的文青們 下

     涂子麟,只知道他原是位教書先生,被派來助教室,等於是處長的私人祕書,處理的都是處長室交辦的事情。我和他經常合作,因為處長的每周訓話,大半出自涂手,按照題旨代為擬稿,再由我用毛筆繕寫較大字體,好讓處長在司令台上讀稿使用。這件事助教室裡人人知曉,但都默契保密,沒被探詢或作談話資料。在綠島,政治犯除了忍耐,還要不問不知道的事,不轉告自己知道的事。1960年我來到台北,知道涂在文化學院教書,更是三民主義的權威學者。有次我代表出版協會去新聞局開會,涂兄和我鄰座,名片上諸多頭銜之一是:「國民黨文工會總幹事」,讓我驚駭。散會後,我順路送他回金山街寓所,他再三關照,千萬別提「綠島」二字,那時尚在戒嚴期間,難怪他有此顧慮。若干年後,我在《傳記文學》上看到陳薇女士寫的一篇文章,說涂子麟涂教授往生了。  周景玉是位陸軍將領,大陸變色前曾任某縣縣長,比鍾老略長幾歲,我們私下喊他將軍,他怡然應之。他主編國父遺教,和林宣生二人負責教「文言文」班的國文。周教得似乎更認真些,看他準備教案時,勤查《辭源》的那股勁兒便知端倪。他是最先離開助教室,回到高雄後,也是最先聽到了他離開塵世的消息。  雷大效是著名台糖案的成員之一,和洪子瑜同案,這是我這兩年才知道的事。雷在助教室是總務,掌管文房四寶,資料圖書,和各式字典,尤其是一本厚厚的英漢字典,我和雷的接觸就是這本字典的借和還,他自己更是常用這本字典,因為他家裡每期都寄來英文版《讀者文摘》。我奇怪唐教官為什麼不叫雷教初級英文,輾轉知道了原因,「太浪費時間了!」記不清雷是先我或後我離開綠島的。  王博文,大家都尊稱他「博老」,是助教室的「三老」之一,另二老是鍾老和周老,但都不超過「知天命」。博老的座次是助教室裡最後面一位,因為那位置空間最大,可以容納兩個辦公桌。他和李建中一樣,負責繪製教學用的掛表,和巨幅海報。博老曾留學京都帝大,被捕前任職國際問題研究所少將專員,中、英、日文俱佳,他待人接物,都極低調,我常受教於他,對我英文教學多有幫助。我離開綠島後,曾去蘇州他兒子家看他,他住處視野極佳,有次,眺望窗外,張繼的詩情畫境滿映眼前:「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蘇州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他對我幽幽地說:「我大概就此終生了。」不料,真的一語成讖!  最後要說的人,是創辦助教室及主其事的唐朝選唐教官,在我的印象中,分分秒秒他都在工作,右手少了一指,唯一嗜好是攝影,但每見處部有各項重大活動時,擔任攝影工作的卻是新生歐陽文和陳孟和,不見他在其中。他也是新生之一,是以教官之名感訓的新生,另有教《蘇俄侵華史》的洪國式教官也是以教官之名感訓的新生;後來知曉,唐是1955年韓戰歸來的一萬四千名反共義士之一,洪是中共派來台灣地下工作的首腦人物。兩人離開綠島後,據說,唐回大陸善終,洪被暗殺。(完)

  • 憶綠島的文青們 上

    憶綠島的文青們 上

     回憶,是生命中的重要部分。我常回憶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在綠島被稱為政治犯當中的十多位文青們。  1950至1965年間,在綠島那個專門羈押政治犯的大本營,叫作「新生訓導處」,分三個大隊,各轄四個中隊,其中第二大隊缺第八中隊,由女生分隊充之。亂葬崗被稱為「第十三中隊」,死亡原因各異。每中隊約120~130名,鼎盛期間,滿1400名左右。號稱3000多,是指十數年過程中前後進出的人數總和。年齡20至45歲者為多,20以下和50以上者極少。  羈押初期,軍事管理,可謂管理人與囚犯間的磨合期間,劍拔弩張,管理人佩槍持械,日夜押解架勢,訓話口吻完全向敵人喊話,囚犯們不吃眼前虧,心不甘情不願,行為語言卻盡量配合,揚眉固可表示吐氣,舉手未必意味投降。朝夕相處兩三年後,彼此袒裼裸裎,繃緊了的面孔,終於鬆弛下來,因了解而同情,而滋潤,除了制服不同,稱謂不同,幾已不復存在任何芥蒂。喟嘆著共同演一齣荒謬戲碼,必須認真、認命。生活中有多樣勞工苦役:上山砍草,下海打石頭;例如號稱「萬里長城」的圍牆、露天舞台、綠島公園、阡陌道路、籃球場、克難房、游泳池、中山堂、豬圈、羊圈、雞舍、水壩等等。稍後開始了一天上課,一天勞動;加上每天都有的小組討論,每周或每月的大隊座談。  重勞役告一段落,約在1955年左右,某次處部教育組的例行會報上,教官唐朝選提出增設「輔助教育」案,案由是「新生們(政治犯被稱作『新生』)受訓期滿重返社會,不能僅以在這兒所學的三民主義等學科作為謀生工具,那等於製造了社會亂源,建議增加一般學科統稱輔助教育,例如識字、國文、數學、英文等。」  增加輔助教育,老師們何來?唐教官主其事,報准了就在三個大隊新生中擇取,以一個空舊囚舍作為「助教室」。和原先有的第一、二大隊的壁報社,以及政治處的《新生月刊》,成了當時綠島的三大文化機構。  派在兩大隊壁報社的新生們有:唐達聰、謝世楷、何少泉;及洪世鼎、朱榮培、黃士俊等。唐、謝離開綠島後曾任職聯合報系,唐最後職務是世界日報洛山磯分社社長,退休後定居美國;謝在聯合報系編譯主任職務上退休;何少泉重返社會後研讀神學,在台中浸信會教會主牧,2018年7月9日,何的外孫女黃詠光小姐曾來看我,告知何牧師已往生;洪在新北市格致高級中學任教多年後過世;朱在大陸時代原為情報局漢口站站長,怎料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到寶島,竟被請去新生,囹圄至重出江湖,怡養天年而病故;黃士俊在自立晚報編輯桌上退休。  陳英泰先生在《回憶見證白色恐怖》頁303說:「編寫壁報被認為是一重要的教育工作,由各隊調一兩位有學問的人在壁報室編寫,有名的台灣本土文學家楊逵也是主編之一。」恐是訛傳誤寫了。楊逵在第六、第五中隊或最後調至第一中隊,都是被派在生產班,種菜養雞,據我所知,他從未擔任過其它固定工作。不過,他的文章常常刊登在壁報和《新生月刊》上,幾乎全是生活點滴,少有議論評析。我曾看過他的手稿,日文語法較多,寫不出來的字便用注音符號代替。在綠島期間,我和他未曾同過隊,也未曾同過工,但有過無數次的「狹路相逢」,時地不拘,他的隨身裝備中,一本破舊的國語字典總是少不了的,使我對他無比尊敬,又極佩服。這可能是他沒有被派到壁報社或《新生月刊》的原因。再說,他愛泥土比文字更甚。應該是老天安排,半世紀後在台北,我得識他的孫女楊翠教授,成為好友。  主編《新生月刊》的是林宣生和高桂麟,核稿人是政治部的陳振生少校幹事。據朱介凡先生在《我愛中華》書中的描述(頁427)是:「林某,莆田人,長得高大,有似山東漢子,以其學養與教學得法,為台北建國中學的優秀教師。」後來又曾在東吳大學任教。高桂麟一手鋼板字,又快又漂亮,來台北後從商。數年前我曾在郵政醫院復健室遇到。綠島出來的難友們,十之八九皆患骨質增生俗稱骨剌的毛病。此病纏身,是綠島夢魘中,最好紀念品,如影隨形,至死火化後,形毀影滅。  助教室的成員是遴選自全處三個大隊的新生,計12名,上午編纂政治教材,供教官們採用,下午擔任輔助教育授課。他們依座位次序是李建中、陳金柱、陳正坤、戴振翮、胡子丹、鍾平山、林宣生、張志良、涂子麟、周景玉、雷大效、王博文等12名。  李建中,原為國防醫學院學生,在助教室專門繪製政治課程的各種圖表,離開綠島後,曾在台北東區主持一家頗為著名的畫廊。陳金柱,被捕時為高雄市青葉國小(今苓州國小)老師,在助教室負責刻鋼板印講義等工作,出獄後在新竹貨運公司任職。陳正坤軍人出身,曾在軍中報社任職,在助教室擔任班長,到台北後任職自立晚報及經濟日報。  戴振翮原為台北帝大豫科第一期學生,醫學院讀至三年級時,因故綴學,當老師時被捕;他在助教室負責教識字班和數學班,重返社會後,考進國華廣告公司,及香港邵氏電影公司,不數年自創歐亞電影公司,此期間(1985~95),我因在香港《新聞天地》周刊兼職,常和他在香港見面,我寫《我在綠島3212天》受他影響頗大,他要我儘快寫,有天我去香港何文田街他寓所看他,他患了鼻癌,鼻腫擠蓋兩眼,神志尚清,催我速寫「綠島」更殷,斷斷續續說:「日子久了,激情減了,或多或少,忘了忘了。」1988年他過世了,來不及看到該稿1989年在香港《新聞天地》連載,更來不及看到該稿的單行本。我們在香港時,曾多次在九龍油麻地一家名叫「雅苑」小館裡,談天談地談過往,無邊無際無心防,小酌、吟唱,雅苑壺中酒,綠島海外情,時哭時笑,常有不知東方之既白,興未盡而不得不走人之憾!  鍾平山,比當時二十五、六歲的我們要年長二十好幾,我們尊稱他「鍾老」,他是前上海大公報及台灣新生報的編輯,只因為1949年1月21日刊登楊逵的一篇八百字的「和平宣言」,便換取了八年有期徒刑。在助教室,他的辦公桌椅和我緊鄰,他每天第一件事,便是站立桌邊寫毛筆字,瘦金體寫得唯妙唯肖,我們恭維他的字已經神似宋徽宗。他上午主編領袖言行,下午授課白話文。1958年回到台北,申請浸信會聖經學院讀神學,按牧後曾在岡山、嘉義兩地傳教,偶而也寫稿,1995年間,他我各有一稿刊聯合報:「二二八心結重重」、「奶奶辦移民」,他在電話中笑說「怎麼這麼巧,有點像《新生月刊》了!」該二稿後來都被輯入聯經版的《新極短篇》頁67及頁51。鍾老退休後住淡水養老院而壽終。  鍾平山在助教室辦公桌的左鄰是我,右舍是林宣生,再右舍則是張志良。  張志良1949年時29歲,任外交部總務司庶務科長,因「連續為叛徒傳遞關於軍事上之祕密,處有期徒刑八年」,被送至綠島新生。張負責教英文高級班,也是外賓參觀時的翻譯。在助教室,他我之間有兩件事合作愉快:一是他向唐教官推薦由我負責教初級英文,二是所有英文文稿統由我打字。全處僅有一台英文打字機,助教室只有我一人會用,因為我服役海軍時學的是通訊,日夜收聽氣象報告,是直接用英文打字機打的,張僅單指敲打,比手寫還慢。不久,張告訴我一個祕聞,唐教官最初徵詢了好幾位出身名校的新生們,希望他們有人願意擔任英文初級班的老師,都被拒絕了,唐奇怪而沮喪,他認為這件事應該和政治無關,是對官兵生以及對自己都是有益無害的事(因為也教官兵)。當時我聽了,有吃嗟來食的感覺。這件事讓唐教官感到奇怪而沮喪的原因,後來在和戴振翮閒聊時聽到了答案:「很多學長們都勸我不要淌這個渾水,看助教室搞得成搞不成。」  其實,綠島的新生們幹什麼都等於出公差,派去助教室教書,和派去幫廚殺豬沒什麼不同。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唐教官不願意透過政治部,再大隊部、中隊部,以命令行之,他認為教書必須要心甘情願。張是1958年回到台北的,第一個工作,主持了「台灣聯合翻譯服務處」,在台北市重慶南路「聯合書店」的二樓,原來這家書店的幾名股東,都是張在中央政治學校(政治大學前身)的同學,如唐賢鳳、陸以正、何顯重等。張剛從綠島出來,同學們有鑒於為他找一個工作,因人設事。翻譯社是一個「授之以魚不如授之於漁」的無本生意。彼時的翻譯業務並不好,但看好,確是社會上應該有的一種行業,張主持的翻譯社,無意中竟成了全台灣第一家掛牌營業的翻譯社。怎料廟小佛大,或許認定漁場太小的關係,不到三年,張轉業教育界,先後幹上了明志工專和藝專校長,最後的職務是中正紀念堂首任兩廳主任。退休後不知所蹤,今年應有97歲。(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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