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含有戴笠與中國特工的搜尋結果,共10筆
戴笠為保障向影心之安全,曾派白世維在暗中相助。某天中午,戴笠在上海某飯店某號房間約晤向影心,晤面之前,他先告知白世維待會有客人來訪,在隔壁房間可以窺視,須仔細觀察來客的長相。白世維到隔壁後,戴笠偕向影心入室談話,白世維遵照指示,牢牢記住了她的面貌。傍晚,戴笠再和白世維晤面,問他:「你看清楚和我談話的女人沒有?」白世維說:「看清楚了,不會忘記。」戴笠告訴白世維:「她可以接近殷汝耕,她的任務是去通州收拾這個可惡的漢奸。」即令其潛赴北平,在暗中進行支援保護。
翌日上午,戴笠又約張季春長談,一面指示工作,一面熱情地邀請他在南京遊覽數日。張季春因自身所負校務及黨務責任,不能在京久留,婉謝了戴笠的盛意,並即向他辭行。戴笠送走張季春前夕,又問他還有什麼建議?張季春有感於戴笠的熱誠,即向他進言:希望中央軍校每期都能到邊疆地區招生,這是中央的軍事力量能在邊區生根發展的最有效捷徑,戴笠當即表示接納,並稱會向當局轉陳。張季春回到中央飯店不久,徐亮奉戴笠之命前來送行,並帶來車票和程儀二百元。張季春返回察省後,有感於戴笠的信任,更加盡心竭力,完成戴笠交付的任務。
自二十五年起,蔣中正開始多次祕密或公開表明他堅定的抗日態度。他在一月十六日接見請願學生代表時曾坦承說明自己的立場、責任和決心:「當九一八事變發生的時候,因為我們國家力有未逮,沒有辦法和日本去拚命,這是無可諱言的。這次事變當然是我們國家空前的恥辱和創痛,但是我們政府雖然不抵抗,卻絕對沒有放棄東北,絕對沒有一時一刻忘記東北。」「總之,我現在要告訴各位一句話,就是我們革命的國民政府,絕對不會簽訂任何喪權辱國的條約。」「我可以負責告訴大家,我決不怕戰爭,不過我要作有準備有計劃的戰爭,我們和日本不戰則已,戰則必勝!」
蔣中正日後曾自述:「自從九一八經過一二八以至於長城戰役,中正苦心焦慮,都不能定出一個妥當的方案來執行抗日之戰,關於如何使國家轉敗為勝、轉危為安,我個人總想不出一個比較可行的辦法,祗有忍辱待時、鞏固後方、埋頭苦幹。」「所以自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之前為止,那時候是絕無對日抗戰的把握,一切誹謗只好暫時忍受,決不能漫無計劃的將國家犧牲,真正為國家負責者斷不應該如此。」
11月17日,戴笠將王寶珍、王仁山、陳惘之、張玉華等犯自滬解京,詳細審究。據張玉華供稱:此次行刺,完全出於香港陳銘樞、李濟深、王亞樵、華克之等人主使,並由華克之來京創辦晨光社,化名胡雲卿充任社長,所有經濟均由陳銘樞、李濟深供給,其主要目的在蔣中正,汪精衛次之;華克之、張玉華、賀坡光、孫鳳鳴等人曾於十月二十二日在晨光社內開小組會議,計劃於六中全會時實行暗殺,原擬使用炸彈,後因攜帶不便,而改用手槍,意圖由此引起政局糾紛,以便陳、李等人乘機奪取政權。
陳光國係力行社社員,戴笠原擬由特務處對其進行祕密審究,以免暴露團體祕密,但刺汪案發生後,所有人犯均由各方臨時組織之特種委員會審問,如由特務處單獨審究有所不便,戴笠為此於十一月十二日向蔣中正建議處理陳光國之辦法稱:「經日來偵審之結果,陳光國不僅與田和民有關,且與華克之、項仲霖等均有直接關係也,陳之加入我團體,必有其政治陰謀,惜乎酆悌同志不詳加考察,致令陳本年三月加入團體,五月即為力行社之助理書記,參與團體最內層之祕密。生恐日內由特種委員會正式審問時,陳有暴露團體祕密之供詞,今晚擬即向其祕密警告:『你只能說在酆悌主辦之交通研究所任教官,不能涉及團體半句,你如供出你參加團體情事,即將你全家殺死』等語。」
就在戴笠設法取得郭智謀口供以便捉拿賀坡光時,賀坡光已由經辦此案的其他單位搶先捕獲。當時首都警察廳督察處長金斌、中央組織委員會調查科總幹事顧健中、上海市公安局偵緝總隊長季源溥、特務股主任劉仁貴等人協同緝捕,派員分佈上海、鎮江等處偵查線索。
是晚九時許,陳焯接中央醫院通知,孫鳳鳴傷勢危急,乃會同行政院所派各部會長官張道藩、陶履謙、彭學沛、谷正剛等人前往醫院,於十時半對孫鳳鳴進行第二次審問,審問記錄略為:
戴笠報經蔣介石批准,決定迎合日方願望,密派與宋子文胞弟宋子良十分相似的軍統特務曾廣,冒充宋子良與日方會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