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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聞透視》爭歷史話語權 先正視史實

    新聞透視》爭歷史話語權 先正視史實

     大陸正加強研究台灣歷史,不過回顧近幾年中共高調紀念的幾個與中華民國有千絲萬縷的日子,時常讓台灣有「被吃豆腐」、「整碗端走」之感。中共欲加大力度掌握台灣歷史話語權,但要客觀詮釋歷史,還是得先以史實為本。

  • 消失的抗戰身影(上)

    消失的抗戰身影(上)

     最近去了一趟成都演講,有聽眾問起我2010年曾在台北辦過《浩氣長流》畫展,有何感想?我忍不住說起當時許多老兵參觀畫,看到犧牲的抗戰將軍畫像,竟下跪長哭。有著深遠抗戰情感的川人,聞之鼻酸,紅了眼眶。我自己也從記憶的幽室裡,找回當初所見的,抗戰的血色與火光。那種與歷史相逢的溫熱,永生難忘。  1.  回台灣後,因事去看望了齊邦媛老師,望見她的書架上,放著2014年,家在四川樂山的學者毛喻原請我轉送給她的照片。那是抗戰時她所就讀的學校所在地,只要看到照片,她就想起在那裡讀書的少年時光。  彷彿和四川的因緣俱足一般,歷經十年之後,回頭一想,我才恍然覺識到,我們這一代人,彷彿還欠抗戰一點什麼?欠抗戰中犧牲的幾百萬軍人,欠抗戰中死亡流離的幾千萬平民百姓,欠那遍地烽火的河山,欠那不惜熱血灑長空的英魂,太多太多了。如果我們遺忘,歷史終究只剩下荒涼。  為了《浩氣長流》畫展,我籌劃了很久。從2009年秋天到2010年中,才終得在台北國父紀念館開展。  故事起始於好友野夫,我們有著共同的1989六月記憶,雖然在不同的地方遭遇苦難,但那些必須深藏起來的記憶,使我們變得像兄弟。2009年秋,我去北京,他到機場接了我,直接帶到黃珂家,要介紹我先去見一個朋友,談一談他正在做的計劃,看能否給一些幫忙。  黃珂是現代孟嘗君,家中人來人往,全中國文藝界各路兄弟來此停駐。要見的人是重慶學人王康,他正坐在房間裡,讓一個朋友畫肖像油畫。我看他長的模樣近乎列寧,卻不想他所做的計劃,也是革命性的。  他找了幾十個重慶、四川的畫家,以兩米高的巨幅水墨為材料,以抗戰歷史為主軸,畫出抗戰中的歷史人物與生民流亡圖。畫家之中不乏原本在四川美院的老師,在畫壇卓有名聲。最重要的是,畫幅高達兩米,長達八百米。他問我,有沒有可能在台北辦這一場畫展?  我問他,這些水墨畫卷,是以國畫宣紙畫的嗎?  是的。他回答。  這可麻煩了,我心想。這些宣紙,軟軟的,就算裱了,要如何立起來?其次,這幾幅大畫,長的約有兩百米,短的也有五十米,兩百米就是一個小學操場繞一圈,要如何掛?台北那裡有這麼長的牆壁來掛畫?  再來是內容,抗戰的將軍多有捲入國共內戰者,即使戰死,亦有歷史的恩怨,評價上,在大陸的畫家敢於突破限制,還原歷史真相嗎?  還有一個問題,大陸談抗戰,都是從1937年蘆溝橋事變,或更早的九一八開始,但台灣人早在1895年日本占領台灣就開始「乙未戰爭」了。並且,台灣的抗日歷史一直延續,從武裝抗日到文化協會、啟蒙運動、農民組合、社會運動,還有原住民的太魯閣事件、霧社事件等,一直持續了三十幾年。直到1931年大鎮壓來臨,所有社會運動的文人、農民領袖都抓進去坐牢為止。  我希望他可以把這一段歷史也包含在裡面,因為,日本侵略是自台灣始,抗日戰爭也自台灣起。  王康表示,他也畫了台灣抗日,但所知的歷史材料有限,主要是武裝抗日的羅福星、林少貓、霧社事件等,這是大陸熟悉的,關於1920年代的文化啟蒙與社會運動,了解卻是不夠的。他因此邀請我去重慶,現場看過他們的畫卷,再詳細討論。  那一年恰恰是野夫的散文集《江上的母親》獲得台北國際書展年度之書大獎,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為那一年的好書競爭者,還有齊邦媛的《巨流河》和龍應台的《1949大江大海》。野夫在文壇大家之中脫穎而出,也打破了大陸作家未曾獲得國際書展大獎的記錄。  為了緊急邀請他來台北參加書展,我特地約他到重慶見面,將入台證親手交給他,好讓他先飛香港轉台北。我則留下來與王康討論畫展的內容。  2.  看畫展的那一天早晨,我們起個大早,在寒冷的空氣中,穿過山城重慶的濃霧,過了長江大橋,趕赴市郊的一間小學。車停下的時候,我站在濛濛的水氣中,驚訝的問:「水墨畫放在學校嗎?」我心想,或許水墨畫需要學校來保存。  「哦,主要是大畫要展開,需要一個大禮堂。我們特地跟學校借了。搬過來這裡看。」王康說。  我們走進大禮堂,幾位畫家已經來了,他們正在展開畫作的長卷。  我站在禮堂的門口,望見那景象,不禁在心中驚呼:我的天啊!  那兩米高的畫卷,無法立起來,只能平面的舖展在地上,而上百米長的畫卷,礙於禮堂不夠大,無法全面展開,只能看到局部。卻已擺滿了大禮堂的地面。無法展開的長卷,還有厚達數米高的畫幅,得用兩個人從兩邊一起推,才能展開來。而搬運一幅長卷更得動用好幾個人。  光是展開在地面的工程就如此浩大,到時要如何立起來展覽呢?  畫卷內容分成幾部份:〈山河歲月〉,刻畫大流亡、大遷徙的生民之苦;〈血肉長城〉,刻畫抗戰中為國捐軀的少將以上將軍,有242人;〈精神堡壘〉刻畫文化人、藝術家、音樂家的身影;〈信義和平〉,寫國共合作時期的軍政領袖人物,以及美英等國的領袖;〈青天碧海〉刻畫台灣抗日志士與文化人;至於籌劃中,由兩岸兒童共同繪畫的〈千鴿圖〉,則還在製作中。  我既驚訝於如此宏大的創作雄心,更感念他還原抗戰歷史的誠心,仔細觀看,山水畫卷的流亡圖運筆雄渾,一幅一幅生民的面容,無分男人婦人、童稚老者,個個苦難憂愁,卻堅毅強忍,令人迴腸蕩氣。而抗戰將軍的英勇氣度,也栩栩如生,英氣煥發。至於文化人、藝術家,大多依過去照片所繪,筆觸溫潤,眼神含光,可以見出畫家的功力深厚。  倒是台灣的部份,由於王康不了解1920年代台灣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的抗日,因此內容較少。然而這是台灣現代性反抗的開端,改變歷史的關鍵時刻,非常重要,因此我決定將手上的台灣史料再補充給他看。  然而,這些都不是問題,最擔心的是,如何在台北找到夠大的場地辦展?這樣長度達兩百公尺的一面牆,台北是不存在的,要怎麼辦呢?  回到台北,我找了曾在德國讀書,參與過薩爾斯堡藝術節製作的高豪傑來討論。他也毫無把握,就決定派他去重慶實地考察畫作,現場量繪長度,察看畫卷的質地硬度,看能否掛起來展出,再做最後決定。  回來後,高豪傑給我答案是:只有一個辦法,找大場,再於大展場中,利用木板隔板的轉彎,做成連貫的牆面,如此才能容得下這長度。至於如何不傷及原畫的條件下,讓宣紙立起來,就找台灣藝術大學的一位老師一起來解決。  至於場地,我想,最具有意義的仍在國父紀念館。  由於畫作太大,申辦出口的程序要從四川辦起,再送北京,台灣也要同步辦理,過程不可謂不繁瑣而操心,也幸虧台辦交流局長李維一多方協調,盯著公文走,才得以在最後關頭送上了船,趕在時間之內來台入關。  3.  2010年七月初,國父紀念館展開了前所未見的大工程。一群木工師父和台藝大的教授同時進駐中山畫廊和二樓空間,內外場同時施工。這只是打算放在室內展場的畫作,約有五百米,另外無法容納的,只有用同比輸出的方式,掛在戶外的花園廣場牆上。整個國父紀念館,裡裡外外的氛圍,都被抗戰的意象,文化人的形象給包圍了。  早與晚,來紀念館廣場運動的民眾太多了,他們會在徐志摩、魯迅、沈從文、林徽音等人的畫像前散步、運動。還有年輕人會和這些古老的文人像一起跳街舞。  為了避免統獨爭議,加強台灣史的連結,我特地找了《台灣抗日家屬協進會》的林光輝(霧峰林家後代),並請丘逢甲、蔣渭水、吉星文、基隆顏家、呂赫若、簡吉等家屬來參加,讓歷史更寬廣,更具台灣的縱深。  為了讓開幕場面更為莊重盛大,我特地當面去邀請郝柏村、連戰。如果他們兩位能來,再加上劉兆玄,就有三位前行政院長參加,隆重由此可見。連戰曾為此畫卷題字,他當面欣然同意,並希望開幕後,我來安排主策劃王康與大陸畫家一起晚宴,以示敬重。  郝柏村比較特殊,還得特別去談。見面那一天上午,我提到,這一次的畫展內容裡,有兩百四十幾位將軍畫像,他們的犧牲,一直被歷史所遺忘。他忍不住說起自己參加抗戰的歷程,眼眶中泛著淚光。我問他,中國軍隊是否死傷超過幾百萬?他說:「一將功成萬骨枯,這是真的。要能在戰場上殺死一個將軍,至少會犧牲一萬名以上的士兵。這還是正規軍,不包括中國各地的游擊隊、抗戰的民眾啊!抗戰太慘烈了。」  開幕的前兩天,我先辦了媒體見面預展,讓聯合報作了專題報導。半版的篇幅加圖片,帶來相當大的轟動效應。而掛在紀念館外牆上的輸出大畫,從仁愛路大門進入,沿著東邊花牆欄杆,掛到近忠孝東路,連著三百五十米。畫高兩米,畫中人像與人等高,早已引起民眾的注意。夜間常有人駐足觀看,議論某某作家、畫家原來長得這樣子云云。  正式開幕的早晨,場外早已擠滿了想來看展的群眾,排了長長的隊伍等著入場。  我總是容易操心。雖然前幾天,天天來看進度,跟王康在場內討論,昨晚還作了最後察看,但還是不放心,提早來看展出效果。  國父紀念館的屋內展場在中山畫廊,為了延伸而不影響兩百米長畫卷的氣勢,我們用木工建構了高兩米半的展板牆,轉彎處特地設計成圓弧形,如此轉彎處便有一種歷史迴廊的效果,而幾百位抗戰將軍、流亡生民的面容,在近距離注視下,更加栩栩如生,動人心魂。  九點一到,展場開始。有一些老人家扶老攜幼的,帶了孩子、孫子一起來。有一些抗戰的老兵,可能是戰友相約,高高興興,如久別重逢。他們應該聽說了畫卷中有兩百多位將軍的畫像,互相議論,魚貫走入。觀眾很快察覺到抗戰將軍的系列有兩百多米,延伸如廊,每一張畫像都與人等高,因此面對畫像,有如直面那個畫像中人。  觀眾很快的走入迴旋畫作中,尋找自己熟悉的身影。  「啊,這個是張自忠…。」在畫像中辨認是誰誰誰的聲音,此起彼落。  忽然間,有一個老者哭了起來,說:「這張將軍啊,你們知道嗎?我是他部隊的……」他對一旁的孩子說。  另一個老者,在一個角落也找到自己的歸屬般,哭了起來,而終於難以遏止的跪了下去,長慟一聲:「將軍啊!我終於看到您了!」  那模樣,已不是看畫像,而是向一個遺像行跪拜禮。我正驚訝得不知如何是好,他的家屬,去扶著他要站起來,他卻長跪不起,慟哭不止說:「他是我的恩人啊……。」  其它人也跟著流著眼淚。各自去找自己原部隊歸屬的將軍。那已不是找尋部隊的歸屬,而是記憶的回歸。  黑山白水的畫卷,故國神遊的山河,一幅幅將軍畫像,大氣魄大流亡的生靈圖卷,一幕一幕,勾起長者的回憶,有人指著畫中的孩子,對孫子模樣的青年說:當年啊,我就像這樣,光著腳丫子,走出了那農村的土路啊……。  那時候,我們的家鄉啊,就像這圖裡的,鬼子來了,樹都枯死,人都餓死了,流亡啊,流亡啊……。  展場裡,許多長者向孩子一一訴說當年,眼淚便流了下來。那些夢中的家鄉,那些流亡的場景,被眼前的畫作召喚,記憶逐一歸來。  望著水墨畫卷,望著那麼多長者,帶著孩子、孫子來看展,望著長長的畫廊中的抗戰老兵的身影,耳中傳來「將軍啊,將軍啊,」的哭聲,有如見到魂縈夢牽的親人,那麼多的老兵,那麼多的記憶,在一瞬間併現。我忽然有一種感覺,這更像是一場抗戰的《國殤》,是《九歌》中的安魂曲,是一個民族記憶的召魂。  這不只是一個展場,更像是抗戰的安魂曲。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  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  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待續)

  • 日治時期悲憤抗日 寧死也不投降的英雄

    日治時期悲憤抗日 寧死也不投降的英雄

    你知道早在幾世紀以前,台灣就已揚名國際,這些台灣No.1是如何創造歷史、帶領我們站上世界舞台?「i悅讀編輯團隊」著作的《中學生一定要知道的台灣史》一書中,網羅台灣史當中,政治、社會、經濟、文學、藝術等領域的Top Star,故事情節搭配Q版漫畫,生動呈現歷史的發展樣貌,帶您穿越古今,翻轉思維,開創新視界。 【精彩書摘】 台灣導演魏德聖曾以莫那.魯道領導的霧社事件,作為電影題材拍攝了《賽德克巴萊》,電影裡講述的便是賽德克族與日本人的血戰,但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使兩個民族之間產生屠殺彼此的仇恨,而莫那.魯道又是個怎麼樣的人,就讓我們透過故事一起來了解他吧! 西元1880年(光緒6年),莫那.魯道作為馬赫坡社頭目的長子出生,跟隨族人在山林裡過著狩獵、游擊的部落生活,一直到西元1895年(光緒21年),清廷將台灣交給日本之後,台灣迎來了將近50年的日治時期。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全國上下已經成為了一個充滿制度、講求法治,同時也是具備強大現代武力的狀態。於是在接管台灣後,日本政府的觀念便是認為,台灣今天已成為我國領地了,那麼整個土地上下的人都必須臣服於我日本天皇,所以日本便帶著武力全力鎮壓當時生活於平地,有反抗行動的漢人們。 但是過去日本沒有遇過生活在山林裡的部落人民,加上台灣的原住民部落並非全都來自同一個祖先,講的話也都不一樣,讓日本人很是頭痛。也就是因為原住民都生活在山林裡,若是無人來犯,也不會主動攻擊。因此在西元1895年到1906年這段時間,日本政府都是對原住民採取懷柔政策,在部落的附近設置撫墾署,用柔性的態度和原住民交流,但同時又設立隘勇,把原住民們規範在山區,不讓他們隨意下山,之後又成立「蕃童教育所」,用來感化與教育原住民。 而這個過程中,日本政府還採取了另一種政策,好聽點說是招待原住民首領到日本旅遊一趟、吃好住好,但其實就是把這些頭目們抓去,給他們看炮彈、看武器,要他們安分管好自己的族人,不要隨意惹事。不然在強力的武力之下,絕對是會死無葬身之地。而莫那.魯道就是其中一位被招待的頭目,他曾受到台灣總督府的招待,前去參訪東京、京都與名古屋各個日本大城市,專門到兵工廠、軍校、軍隊等地方一日遊。 政府的目的就是要原住民了解到日本軍隊的強大,而這趟行程的確讓莫那.魯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心裡非常明白日軍的武裝力量不是部落人民可以抵抗的,若是不配合,可能全部族人的生命都會受到威脅,所以當莫那.魯道返回台灣的時候,對於日本官吏一些苛刻的行為都忍耐著,也要求族人們要盡量配合政府的施政,甚至在後來還幫助日軍攻擊其他不服政策安排的部落。 在此之後日本政府之所以轉變原住民政策,取消懷柔策略改以武力威脅壓迫,是因為後來擔任台灣總督的佐久間左馬太攻打牡丹社的整體戰績報告不理想,讓他從此對原住民懷恨在心,以至於一當上台灣總督後就下令軍隊上山鎮壓安靜過著自己生活的原住民們。一次大規模的武力掃蕩後,日本政府信奉「先抽一鞭子,再給一包糖」的教育方式,重新使用了懷柔政策。 這整個過程中,因為莫那.魯道的配合,所以霧社並沒有受到太多的死傷,甚至在當時被列為模範部落,是帶頭親近日本政府的原住民族群,又稱為「味方蕃」。在西元1920年的時候,還配合日軍的徵召,帶領族群武力攻打泰雅族。但是這樣一個聽話配合的部落,為何後來會變成抗日運動的領導,成為慘烈戰事下的犧牲呢? 歷史文獻記載了兩大原因,其一是山地的資源受到侵犯,許多日本官兵會藉著職務之便,對原住民進行剝削和欺騙,造成大家在心裡隱忍許久;另一個原因就是日本人對原住民女子始亂終棄。在懷柔政策的期間,政府為了讓日本警察安心駐守山地,以及慢慢同化部落民族,便鼓勵這些軍官們與原住民頭目的女兒們通婚。只不過一直以來,這些來台灣工作的日本人,都認為自己和台灣島上人民階級不同,而這些日本男人,很多人其實在日本原本就有元配,所以來台灣娶原住民女子,就只當作招了一名女傭來家裡,成為可以任意使喚和欺凌的對象,更惡劣一點的就帶回日本賣掉或者推去賣身。 而莫那.魯道的妹妹就是其中一個受害案例,她配合政策嫁給了日本警察近藤儀三郎,但是沒多久就被拋棄。近藤儀三郎只對莫那.魯道說是失蹤,但也從未派人積極去尋找過。對部落的人來說,不管是多尊貴的女性身分,只要嫁作人婦,要是慘遭拋棄,就只能成為部落裡的邊緣人。而諸如此類的事件一直不斷地發生,再加上個個都是頭目領袖的寶貝。可說是日本政府自己自作孽,種下了這個仇恨的種子。 西元1930年(昭和5年),霧社事件的導火線源自一場在馬赫坡舉行的婚禮,莫那.魯道的長子—―塔達歐.莫那,想要招呼日警—―吉村克己喝酒,但是因為當時塔達歐進行儀式的關係,手上充滿野獸的血,所以吉村拍開塔達歐的手,還罵對方不乾淨,兩人大打一架。而莫那.魯道知道之後,深知吉村會利用這一點小題大作,所以就帶著兒子前去賠禮道歉,沒想到吉村不領情,還指著兩人怒斥,並要向上頭告狀,這使原住民長久以來累積的憤怒終於爆發了。 過去密謀抗日的族群青年紛紛跑了出來,懇求莫那.魯道擔任領袖,率領大家一起進行這場抗爭。在所有壓抑的情緒與怨氣爆發出來之後,莫那.魯道答應了這件事,並連同其他六個部落,準備密謀對日本人的戰爭。西元1930年10月27日這一天,原先是一場為了紀念日本能久親王而舉行的神社祭,當天日本人舉辦了一場秋季聯合運動會。待約定的時間一到,莫那.魯道率領眾人襲擊霧社的警察駐在所,搶到了日本警察的武器彈藥,接著襲擊學校、郵局,還有日本人的官舍。為了不讓日本人求救,還把通訊的電話線切斷,下令只要是看到日本人就通通殺掉,總共砍殺日本人136名,又殺傷了215人,不分男女或老弱婦孺。 這樣大陣仗的屠殺事件傳到總督府之後,讓日本政府相當震驚,立刻下令反擊屠殺。只不過已在戰爭中失去先機,莫那.魯道帶著眾人躲到險峻的山地裡,戰事打了十天還是無法結束,加上日本軍隊傷亡慘重,於是日本便違反國際公約,向莫那他們藏匿的山林裡空投「糜爛性毒氣彈」,對於這樣化學性的武器攻擊,原住民們當然是無力抵抗,莫那.魯道見大勢已去,等妻子帶著小孩上吊自盡後,便一個人走進了山林深處,飲彈自殺,其餘不肯接受招降的戰士們,也全都上吊自盡。參與事件的部落共有1236 名賽德克族,死去幾百位同胞,用血淚寫下了這政策、民族衝突的悲歌。 (本文摘自《中學生一定要知道的台灣史》/鴻漸文化 提供)

  • 兩岸史話-非武裝抗日啟蒙運動

    兩岸史話-非武裝抗日啟蒙運動

     1918年,林獻堂偕其秘書施家本赴日小居,與東京台灣留學生開始密切往來。林獻堂在東京有一別墅,名為「雨聲庵」,該處即為當時台灣留日學生聚會場所。林獻堂在東京時,每逢星期日即高朋滿座,宛若小型台灣同鄉會。  1918年時,在日本的台灣留學生約有五百餘人左右。斯時,台灣留日學生從事學生運動的主要人有林呈祿(新竹人、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蔡培火(台南人、高等師範學校)、王敏川(台中人、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蔡式穀(新竹人、明治大學法科)、鄭松筠(台中人、明治大學法科)、吳三連(台南人、商科大學)等。他們擁立早已成為台灣知識份子先覺人物的林獻堂、蔡惠如為其統帥,在其麾下結成團體,展開實際運動。  延攬青年發掘人才  當時基於漢民族意識,台灣人一向在心裡認同中國,而台灣留日學生乘地利之便,得與中國留學生密切往來,於是蔡惠如、林呈祿、蔡培火、彭華英等留日台灣學生,乃與留日中國學生的中華青年會幹部馬伯援等人,以親睦為名,取同聲相應之意,於1919年成立「應聲會」。  惟該會因會員不多,且主要會員離散,故成立後不久,即自然而然地消聲廢弛;根據日據時代極秘文件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記載,當時與中國方面思想團體保有密切聯繫,且從事指導台灣留日青年學生的蔡惠如等人思想,深刻地支配台灣青年學生的意識型態,如研究中國語,或在年號上使用中國年號,稱中國為祖國,煽起排日氣氛等。  噍吧哖事件(1915)的血腥屠殺與大逮捕,對在台漢人,尤其是知識份子與士紳階級,自是產生無比震憾,彼等又恢復從前禁口不言的狀態,幾均不敢再從事政治活動,林獻堂亦蟄伏三年之久,方再度出面領導民族運動。1918年,林獻堂偕其秘書施家本赴日小居,與東京台灣留學生開始密切往來。林獻堂在東京有一別墅,名為「雨聲庵」,該處即為當時台灣留日學生聚會場所。林獻堂在東京時,每逢星期日即高朋滿座,宛若小型台灣同鄉會。彼時因林家留學東京子弟有數十人,受林獻堂資助留日者又數十人,故林獻堂每年幾例行至東京小住一段時日,俾訪友管教子弟,並延攬青年發掘人才。  1918年,林獻堂於日本東京邀宴台灣留日學生主要人物20餘人,就「對台灣當如何努力」為題各抒己見,惟議論紛紜,莫衷一是。席間林獻堂的秘書施家本謂,六三法是台人之枷鎖,應快予撤廢。此一建議立即獲得與會人士的一致贊同,後成立「啟發會」,並在該會名下設置「六三法撒廢期成同盟」,以林獻堂為會長,林呈祿為幹事;林獻堂與蔡惠如等人於1919年底,以啟發會的名稱成立了團體組織,在他們的支持糾合下,時擁有會員約100餘人,約佔當時台灣留日學生總數的四分之一,其中後來較著名者有林呈祿、蔡培火、彭華英、王敏川、黃呈聰、吳三連、劉明朝、莊垂勝,然而該會因內部會員思想與情感上的對立等原因,成立後未見有何積極活動,而於同年即告廢弛。  台灣志士取《田中奏摺》  林呈祿自啟發會解散後,深感缺乏一個組織以推動民族運動,乃慫恿蔡惠如於1920年1月在日本神田,取禮記大學篇「作新民」之義,成立「新民會」。當時眾人公推蔡惠如為會長,惠如力辭,謂非獻堂不可,於是眾人要求蔡惠如權充會長,直至林獻堂同意出任會長時為止。  是(1920)年3月,「新民會」會員林呈祿、蔡培火、王敏川、鄭松筠、彭華英、蔡伯汾(台中人、帝國大學學生)、新炘(台中人、慶應大學學生)、劉明朝(台南人、帝國大學學生)、蔡玉麟(台北市、明治大學學生)等人,議商該會方針為:一、為增進台灣人幸福,開始台灣政治改革運動。二、為擴大宣傳啟發島民,發行機關雜誌。三、尋求與中國同志多多接觸途徑,其具體行動為:關於新民會,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稱,「新民會表面所揭櫫的綱領,雖係專門考究台灣所有應予革新事項,圖謀文化的提高,然當其實踐則係立於民族自決立場,推進島民之啟蒙運動,俾伸張合法民權」。  旅居東京的台灣留日學生,1916年時已組成「高砂青年會」的同鄉睦誼團體,最初與政治運動無直接關係。1920年初「新民會」成立後,該會改成「東京台灣青年會」。當時,「新民會」的所有表面活動均移由「青年會」推行,「青年會」逐成為「新民會」的表面團體;斯時,正逢我國河北、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等五省發生饑饉,災情甚為慘重。是(1920)年9月,該會舉行秋季例會時,由陳炘提議展開募捐救濟運動,結果由台灣本島募得3,450圓,東京募得1,193圓,彙齊交予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有關機關處理。  蔡智堪,台灣省苗栗縣後龍鎮人,12歲隨父到日本求學,後在東京落籍,開設「蔡豐源商行」,成為東京的台灣富商。  1928年7月,蔡智堪攜日本皇室書庫專用的黃色冊皮,喬裝成修補圖書的裱糊匠人模樣持牧野伸顯伯爵所送的「皇居臨時通行牌」,混進「皇室書庫」,抄錄<田中奏摺>,後前往奉天(瀋陽市)送交中方,公佈於世,揭發日人侵華陰謀。(待續)

  • 還原台灣──非武裝抗日啟蒙運動(十)

    還原台灣──非武裝抗日啟蒙運動(十)

    1918年時,在日本的台灣留學生約有五百餘人左右。斯時,台灣留日學生從事學生運動的主要人有林呈祿(新竹人、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蔡培火(台南人、高等師範學校)、王敏川(台中人、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蔡式穀(新竹人、明治大學法科)、鄭松筠(台中人、明治大學法科)、吳三連(台南人、商科大學)等。他們擁立早已成為台灣知識份子先覺人物的林獻堂、蔡惠如為其統帥,在其麾下結成團體,展開實際運動。 延攬青年發掘人才   當時基於漢民族意識,台灣人一向在心裡認同中國,而台灣留日學生乘地利之便,得與中國留學生密切往來,於是蔡惠如、林呈祿、蔡培火、彭華英等留日台灣學生,乃與留日中國學生的中華青年會幹部馬伯援等人,以親睦為名,取同聲相應之意,於1919年成立「應聲會」。 惟該會因會員不多,且主要會員離散,故成立後不久,即自然而然地消聲廢弛;根據日據時代極秘文件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記載,當時與中國方面思想團體保有密切聯繫,且從事指導台灣留日青年學生的蔡惠如等人思想,深刻地支配台灣青年學生的意識型態,如研究中國語,或在年號上使用中國年號,稱中國為祖國,煽起排日氣氛等。 噍吧哖事件(1915)的血腥屠殺與大逮捕,對在台漢人,尤其是知識份子與士紳階級,自是產生無比震憾,彼等又恢復從前禁口不言的狀態,幾均不敢再從事政治活動,林獻堂亦蟄伏三年之久,方再度出面領導民族運動。1918年,林獻堂偕其秘書施家本赴日小居,與東京台灣留學生開始密切往來。林獻堂在東京有一別墅,名為「雨聲庵」,該處即為當時台灣留日學生聚會場所。林獻堂在東京時,每逢星期日即高朋滿座,宛若小型台灣同鄉會。彼時因林家留學東京子弟有數十人,受林獻堂資助留日者又數十人,故林獻堂每年幾例行至東京小住一段時日,俾訪友管教子弟,並延攬青年發掘人才。 1918年,林獻堂於日本東京邀宴台灣留日學生主要人物20餘人,就「對台灣當如何努力」為題各抒己見,惟議論紛紜,莫衷一是。席間林獻堂的秘書施家本謂,六三法是台人之枷鎖,應快予撤廢。此一建議立即獲得與會人士的一致贊同,後成立「啟發會」,並在該會名下設置「六三法撒廢期成同盟」,以林獻堂為會長,林呈祿為幹事;林獻堂與蔡惠如等人於1919年底,以啟發會的名稱成立了團體組織,在他們的支持糾合下,時擁有會員約100餘人,約佔當時台灣留日學生總數的四分之一,其中後來較著名者有林呈祿、蔡培火、彭華英、王敏川、黃呈聰、吳三連、劉明朝、莊垂勝,然而該會因內部會員思想與情感上的對立等原因,成立後未見有何積極活動,而於同年即告廢弛。 台灣志士取《田中奏摺》 林呈祿自啟發會解散後,深感缺乏一個組織以推動民族運動,乃慫恿蔡惠如於1920年1月在日本神田,取禮記大學篇「作新民」之義,成立「新民會」。當時眾人公推蔡惠如為會長,惠如力辭,謂非獻堂不可,於是眾人要求蔡惠如權充會長,直至林獻堂同意出任會長時為止。 是(1920)年3月,「新民會」會員林呈祿、蔡培火、王敏川、鄭松筠、彭華英、蔡伯汾(台中人、帝國大學學生)、新炘(台中人、慶應大學學生)、劉明朝(台南人、帝國大學學生)、蔡玉麟(台北市、明治大學學生)等人,議商該會方針為:一、為增進台灣人幸福,開始台灣政治改革運動。二、為擴大宣傳啟發島民,發行機關雜誌。三、尋求與中國同志多多接觸途徑,其具體行動為:關於新民會,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稱,「新民會表面所揭櫫的綱領,雖係專門考究台灣所有應予革新事項,圖謀文化的提高,然當其實踐則係立於民族自決立場,推進島民之啟蒙運動,俾伸張合法民權」。 旅居東京的台灣留日學生,1916年時已組成「高砂青年會」 的同鄉睦誼團體,最初與政治運動無直接關係。1920年初「新民會」成立後,該會改成「東京台灣青年會」。當時,「新民會」的所有表面活動均移由「青年會」推行,「青年會」逐成為「新民會」的表面團體;斯時,正逢我國河北、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等五省發生饑饉,災情甚為慘重。是(1920)年9月,該會舉行秋季例會時,由陳炘提議展開募捐救濟運動,結果由台灣本島募得3,450圓,東京募得1,193圓,彙齊交予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有關機關處理。 蔡智堪,台灣省苗栗縣後龍鎮人,12歲隨父到日本求學,後在東京落籍,開設「蔡豐源商行」,成為東京的台灣富商。 1928年7月,蔡智堪攜日本皇室書庫專用的黃色冊皮,喬裝成修補圖書的裱糊匠人模樣持牧野伸顯伯爵所送的「皇居臨時通行牌」,混進「皇室書庫」,抄錄<田中奏摺>,後前往奉天(瀋陽市)送交中方,公佈於世,揭發日人侵華陰謀。(待續)

  • 五四運動第一人

     今年是五四運動100年,也是羅家倫先生逝世50周年紀念。1932年9月,羅先生接任中央大學校長,提出「有機體的民族文化」使命,以「誠樸雄偉」為校訓,積極發展中大,長達9年,居功厥偉。  羅先生在五四運動中的地位業已不朽。可以確定的是,他寫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揭櫫「外爭主權,內除國賊」,是五四那天學生散發的唯一傳單,2萬份在遊行時被爭搶一空。根據胡適先生在1935年5月的看法,「五四運動」一詞是羅先生首創的。無論如何,他是五四學生中的第一人,說明了文字的收功。  1919年5月4日是星期日,北京學生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加以箭在弦上,所以選定假日發動遊行,有3000多人走上街頭,羅先生一直在隊伍前列。隊伍到達東交民巷時,被外國使館的警察阻擋,羅先生進入各使館,遞送說帖和意見書,希望各國給予「同情之援助」。由此可知,他不但有立論,而且有行動。  羅先生稍後指出,這次運動有三種精神,可以關係中國民族的存亡。第一是學生的犧牲精神:此為再造中國的元素。第二是社會的裁制精神:打破昏亂的政府,實現中國轉機的必由之路。第三是民族的自決精神:學生不問政府,直接向公使團表示,是中國民族對外自決的第一聲;不求政府,直接懲辦賣國賊,是對內自決的第一聲,因此具有雙重「保險」。這是對五四運動最早的綜合評價,獲得學界共同肯定。  羅先生走過五四,重返書房,從學問入手,成就日後思想家的地位,新人生觀、新民族觀、新歷史觀三者,不但是他在中大擔任校長的理念,也是實現中國現代化的藍圖。從歷史裡尋答案,在現實中找方法,所以他不只是書齋裡的人物,心心念念在當代與後世,著書立說,不遺餘力,留下豐富的文存,理當由今天的中大重印。  這位入世的思想家,後來強調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是相互助長的。五四運動受到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新文化運動也由於五四運動而擴大,兩者的性質原本有異,精神卻屬一貫,就是要使中國現代化;欲達此目的,必須從思想現代化做起。此說看似折衷,卻也一語中的。羅先生更指出,能為純粹知識的主張而殉難,是人類最光榮高尚的事;能為思想言論自由而犧牲,是對社會最有實利的貢獻。凡此見解,都在彰顯思想革命的重要,這正是他的終身志業。  五四運動最主要的起因畢竟是抗日救國,民族主義的成分超過其他。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帝國主義侵略下的產物,可謂「防衛的民族主義」,有別於古代「文化的民族主義」。同理,中國的現代化,在救亡圖存的心情下推出,是一種「防衛的現代化」。廣義的五四運動,就是雙重「防衛」─民族主義兼現代化。羅先生的五四經驗,證明他是民族主義的實踐者,也是現代化的鼓吹者,令人悠然神往,百年猶有餘溫。(作者為考試委員)

  • 周玉山》 五四運動第一人

    今年是五四運動100年,也是羅家倫先生逝世50周年紀念。1932年9月,羅先生接任中央大學校長,提出「有機體的民族文化」使命,以「誠樸雄偉」為校訓,積極發展中大,長達9年,居功厥偉。 羅先生在五四運動中的地位業已不朽。可以確定的是,他寫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揭櫫「外爭主權,內除國賊」,是五四那天學生散發的唯一傳單,2萬份在遊行時被爭搶一空。根據胡適先生在1935年5月的看法,「五四運動」一詞是羅先生首創的。無論如何,他是五四學生中的第一人,說明了文字的收功。 1919年5月4日是星期日,北京學生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加以箭在弦上,所以選定假日發動遊行,有3000多人走上街頭,羅先生一直在隊伍前列。隊伍到達東交民巷時,被外國使館的警察阻擋,羅先生進入各使館,遞送說帖和意見書,希望各國給予「同情之援助」。由此可知,他不但有立論,而且有行動。 羅先生稍後指出,這次運動有三種精神,可以關係中國民族的存亡。第一是學生的犧牲精神:此為再造中國的元素。第二是社會的裁制精神:打破昏亂的政府,實現中國轉機的必由之路。第三是民族的自決精神:學生不問政府,直接向公使團表示,是中國民族對外自決的第一聲;不求政府,直接懲辦賣國賊,是對內自決的第一聲,因此具有雙重「保險」。這是對五四運動最早的綜合評價,獲得學界共同肯定。 羅先生走過五四,重返書房,從學問入手,成就日後思想家的地位,新人生觀、新民族觀、新歷史觀三者,不但是他在中大擔任校長的理念,也是實現中國現代化的藍圖。從歷史裡尋答案,在現實中找方法,所以他不只是書齋裡的人物,心心念念在當代與後世,著書立說,不遺餘力,留下豐富的文存,理當由今天的中大重印。 這位入世的思想家,後來強調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是相互助長的。五四運動受到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新文化運動也由於五四運動而擴大,兩者的性質原本有異,精神卻屬一貫,就是要使中國現代化;欲達此目的,必須從思想現代化做起。此說看似折衷,卻也一語中的。羅先生更指出,能為純粹知識的主張而殉難,是人類最光榮高尚的事;能為思想言論自由而犧牲,是對社會最有實利的貢獻。凡此見解,都在彰顯思想革命的重要,這正是他的終身志業。 五四運動最主要的起因畢竟是抗日救國,民族主義的成分超過其他。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帝國主義侵略下的產物,可謂「防衛的民族主義」,有別於古代「文化的民族主義」。同理,中國的現代化,在救亡圖存的心情下推出,是一種「防衛的現代化」。廣義的五四運動,就是雙重「防衛」─民族主義兼現代化。羅先生的五四經驗,證明他是民族主義的實踐者,也是現代化的鼓吹者,令人悠然神往,百年猶有餘溫。 (作者為考試委員)

  • 台南》紀念噍吧年抗日事件 黃偉哲籲建紀念碑

    台南》紀念噍吧年抗日事件 黃偉哲籲建紀念碑

    (17:31更新內文) 日本殖民時期興建的台南刑務所官舍群曾是噍吧年事件烈士的受審地與服刑地,民進黨台南市長提名人黃偉哲6日提出興建烈士紀念碑構想,並設立司法文化園區。遭國民黨台南市長提名人高思博斥「騙選票才是民進黨最關心的事」。台南市文化局表示這項古蹟修復今年就將發包。  台南市每逢7、8月都有噍吧年歷史事件紀念活動,黃偉哲6日到中西區當年抗日烈士的受審地(現為司法博物館第3法庭)與服刑地(曾為日本殖民時期興建的台南刑務所)。呼籲應興建一座紀念碑,建立司法文化園區,完成台灣司法歷史的最後一塊拼圖。  噍吧年事件是台灣漢人有紀錄以來規模最大、犧牲人數最多的武裝抗日行動,事後被捕人數高達1957人,這些人多在現今司法博物館的第三法庭審判,在目前所在的台南刑務所(前台南監獄)服刑。  此歷史事件平定後,台灣的抗日行動從武裝暴力轉型為社會運動與政治訴求為主。  黃偉哲表示,包括原台南刑務所要道館與長官宿舍3棟古蹟房地,司法院已同意撥交市府,目前正辦理移撥程序,將來如果有機會就任市長,更會進行古蹟修護及活化,與司法博物館形成「司法文化園區」。  高思博表示,已有110年的台南刑務所宿舍群是市定古蹟,早在10餘年前遭「火劫」,過去台南市政府卻用圍牆「遮醜」,無法以古蹟的魅力帶動城市行銷,未能發揮台南在歷史文化上的優勢。只在選舉到了才重提重視古蹟文化,認為「騙選票才是民進黨最關心的事」。  台南市文化局表示,台南日式刑務所官舍群過去產權為法務部所有,近來才同意交由台南市政府編列經費修復,市府正向文化部爭取修復工程經費補助,修復工程今年即將發包。

  • 「二二八事變」70週年 國際共運與台灣

    「二二八事變」70週年 國際共運與台灣

    \t想要超越台灣藍綠惡鬥的角度去瞭解「二二八事變」是怎麼回事,人們首先要跳出這個小島的思維,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蘇兩極對立的角度出發去看待整個事件。假若沒有辦法拉到全球視角,至少要對亞洲共產主義運動,尤其是台灣人在亞洲共產主義運動中扮演的角色有所瞭解,才能夠真正瞭解「二二八事變」的全局。 \t1900年出生在桃園,因為抗日而回到的楊春松,是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台灣籍黨員。當總稱為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的台灣共產黨於1928年創建時,他又因為加入台共而獲得了日共黨員的身份。後來楊春松又在中共與日共的聯合支持下,奉莫斯科共產國際的命令返回台灣,在桃園中壢地區推動農民組合運動,直接與日本殖民者對著幹。 \t不敵日本特高警察的打壓,楊春松與其夫人許良鋒在1930年逃回中國大陸。沒有想到楊春松因為具備抗日份子與共產黨員的身份,居然於1932年在上海遭到國民政府的警察逮捕。出於迴避與日軍開戰的「安內攘外」政策,還有本身的反共理念,國民政府把楊春松引渡給了日本人。於是這位台籍左派抗日份子就在台灣被一直羈押到1938年。 \t楊春松出獄的時候,日軍已經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在總督府推廣的「皇民化」運動影響以及特高警察的嚴密監控之下,台灣再也沒有推動抗日運動與共產主義的土壤。失望的楊春松,只能夠帶著一家人移民到日本,並且在那裡一直待到日本投降為止。伴隨著戰爭結束與台灣光復,楊春松與其他旅日台胞翻身成為了戰勝國國民,也等到了施展抱負的機會。 爭取在日僑胞權益 \t然而在美國佔領下的日本推動共產主義革命,本身就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面對這個難以逾越的現實環境,楊春松退而求其次的決定從爭取旅日台胞權益的角度出發,參加了台灣同鄉會。注意到戰後初期總共有34,482名台灣人定居在日本,佔所有旅日僑胞總人口的52%以後,楊春松又成功推動台灣同鄉會併入新成立的東京華僑聯合會,並且親自出任副會長一職。 \t自此開始,楊春松便成為了在日本有頭有臉的僑領。根據楊春松之子楊國光撰寫的《一個台灣人的軌跡》介紹,由汪精衛政權、滿洲國與蒙疆自治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派往日本的公費留學生,因為軸心國的戰敗而失去了接濟。於是楊春松便站了出來,替這些來自於中國大陸的同胞向盟軍總司令部爭取糧食與生活必需品的配給。 \t由於楊春松所代表的,是戰勝國中華民國在日本的全體華僑,而不只是台灣人,他的請求很快就得到了盟軍總司令部的批准。這位台籍共產黨員在旅日華僑心目中的地位從此刻開始水漲船高,無論是台灣人、大陸人還是由朱世明將軍領導下的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都無法忽視他的聲音。見機會來臨,楊春松便開始組織起以反對國民政府與駐日美軍為宗旨的政治運動。 \t侵華日軍曾在二戰期間由中國戰場搜刮了一批鴉片與羊毛回國,於是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積極向盟軍爭取將這批戰略物資變賣回國。為了擾亂中華民國的戰後重建工作,楊春松便打起「反內戰」的旗幟,號召青年學子起來向駐日代表團與盟軍總司令部抗議,要求他們將戰略物資變賣得到的匯款用來改善日本留學生的生活。 \t不堪其擾的朱世明將軍最終決定向楊春松妥協,同意了學生們的部份要求。既然是在日本本土從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那麼楊春松鬥爭的對象就不會是以國民政府為主。他真正批鬥的目標,是國民政府背後的最大靠山美國。楊春松注意到,只要駐日美軍這個壓力不被剷除調,麥克阿瑟將軍就還是可以從日本與沖繩等盟軍佔領區派兵支援國軍打反共內戰。 在日本製造社會動亂 \t所以在日本本土製造動亂,讓麥克阿瑟將軍防不勝防,焦頭爛額也就成為了旅日台籍共產黨員的主要任務。恰巧當時的駐日美軍,對台灣人與朝鮮人等戰時曾經替日軍工作,但是在戰後卻因為中華民國政府的堅持而成為戰勝國國民或者被解放國國民也沒有太好的印象。因此在法律地位上,日本本土的台灣人與朝鮮人的處境是非常尷尬的。 \t針對該如何定義台灣人與朝鮮人的法律地位,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曾經下達過此一非常模糊的指示給駐日盟軍總司令部:「在不影響軍事安全的範圍內,應當給予中國人的台灣人及朝鮮人解放者人民待遇,他們不應該被包括在本指令所指的『日本人』範疇。但是由於他們至今依舊是日本國民,所以在必要時可以做敵國人看待。」 \t根據這個指示,接受盟軍幕後指揮的日本當局不知道該把台灣人與朝鮮人定義為「外國人」還是「本國人」,於是就創造出了一個「第三國人」的名稱來形容他們。由於「第三國人」這個名稱,直到今天都還被石原慎太郎等右翼政治人物用來形容旅居日本的前殖民地居民,所以還時常引起台灣與韓國僑團的大規模抗議。 \t只是人們不知道的,針對「第三國人」這個名稱的抗議,最早就是由楊春松率眾開始的。而且為了抗議這個名稱,楊春松還透過日本共產黨的老關係與旅日朝鮮人建立了聯繫。中國、台灣、日本與朝鮮四個地區的共產主義運動,因為楊春松的關係就此緊密串聯到了一起。戰後台灣人政治地位的問題,終於因為1946年7月爆發的澀谷事件走向白熱化。 \t整起不幸事件的爆發,原本只是台灣人與日本人因承租土地問題爆發糾紛。由於日本人動用了幫派將台灣人從租用的土地上驅逐出去,引發了當地華僑聯合總會的高度反彈,決定上街遊行。結果當這批以台灣人為主的示威群眾行經澀谷警察局的時候,遭到日本警方出面干預。由於台灣人不願撤回遊行,日本警方便開槍射擊,當場打死一名示威群眾,另外還有14人受傷,37人被捕。 \t原本台灣人期待駐日盟軍總司令部會念及自己戰勝國國民的身份,做出有利於己的判決。可沒想到盟軍軍事法庭居然以黑幫械鬥為由,判處了37名台灣人有罪,並輕輕放過了與日本幫派松田組勾結的澀谷警察局。此事引發了旅日台胞與華僑的激烈抗議,楊春松也曾經出面與盟軍總司令部交涉。雖然他並沒有爭取到僑胞們希望看到的結果,但卻已經成功醞釀出了台灣人的強烈反美意識。 協助8路軍回國 \t在《一個台灣人的軌跡》中,楊國光表示其父親因為協助戰時被日軍俘虜到日本本土當勞工的8路軍回國,而與中國共產黨建立了聯繫。楊春松在抗戰勝利後不久,就親自帶著兩位8路軍幹部回到家裡與妻小會面,他們其中一人在部隊裡擔任連長,另外一位則是政治指導員。由於8路軍在大多數旅日台灣人眼中是中國戰場上抵抗日軍的主力,所以他們兩人得到了楊春松一家人的熱烈歡迎。 \t兩位共軍戰俘告訴楊春松,國民政府正在盟軍協助下將在日本本土當勞工的中國戰俘遣返回國。然而這些戰俘中,有不少人是隸屬於8路軍與新4軍的游擊戰士,他們非常害怕自己被美軍運送到國民政府控制的中國南方港口。因為到了那裡,國軍可能會逼迫他們從軍,然後調轉槍口回去打昔日的共軍同志。因此他們希望楊春松能夠出面協助,將共軍俘虜運送到北方的港口去。 \t於是楊春松便動員旅日台胞與華僑出面抵制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並且向盟軍司令部施加壓壓力,要求他們必須把8路軍與新4軍戰俘送到有共軍密集活動的北方。似乎美國人與日本人最後也忍受不了楊春松動員來的「覺醒青年」,決定不管是國軍還是共軍,通通都送到河北省塘沽港。楊春松出色的完成了黨交代給他的任務,確立了自己在中共僑務工作中不可動搖的地位。 \t楊國光還記得,父親曾經帶他到過集中管理8路軍戰俘的岐阜營地。他在書中對8路軍戰俘們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並且與當地日本農民打成一片的情況讚不絕口。更讓他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位姓吳的年輕炊事員還因為與日本女孩墜入愛河,不想回到中國去。剛開始,部隊連長勸他放棄這門婚事,回國參加紅色革命。 \t沒想到這個「小鬼」居然不斷向組織提出申請,讓連長感到非常困擾。最後連長徵求了楊春松的意見,大家開小組會議批准了吳姓炊事員與日本女子的婚事。最後由8路軍的連長與士兵代表「小鬼」的父母,出面向對方的雙親提親,完成了他們兩人的終身大事。所以當這40多名8路軍戰俘準備搭船回國的時候,成為日本女婿的吳姓炊事員也就繼續留在岐阜生活。 \t共軍在奪下大陸以前的「民主作風」,給楊國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書中指出:「8路軍指戰員上下級平等,無論幹部戰士,既不罵人也不打人,沒有體罰。他們透過擺事實講道理的辦法來解決內部矛盾,是具有民主作風的新式軍隊。8路軍士兵在日本偏僻鄉間的所作所為,雖然只是區區小事,但卻被傳為佳話,給當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t從楊春松與楊國光對8路軍的描述,可以看出二戰勝利初期的台灣人不僅對共產黨有著強烈的好感,而且也認為代表中華民國擊敗日本的主要力量是以8路軍與新4軍為代表的「人民軍隊」。這種情緒伴著光復後台胞對國民政府與美國人的厭惡與日俱增,無論是在日本還是台灣的本省籍知識份子都在政治信仰上逐漸地往中國共產黨靠攏。 宣揚「二二八事變」 \t在協助8路軍戰俘回國後,楊春松在中共內部慢慢打出了知名度。1945年底,他在黨中央的邀請下前往察哈爾省張家口,參加在東京發展黨務工作的相關會議。他先搭船抵達朝鮮半島南部的釜山,然後依靠在日本建立的關係得到了當地共產黨人的幫助走地下通道北上進入平壤。在那裡,楊春松得到了後來的北韓領導人金日成接見。 \t可能因為同樣是來自日本前殖民地的抗日份子,金日成與楊春松相處的格外融洽。金日成不僅就朝鮮與台灣的共產主義同志該如何赤化亞洲一事與楊春松交換意見,而且還邀請對方在自己的宅邸住了一晚。第二天,楊春松就帶著金日成的親筆介紹信,在朝鮮勞動黨同志的護送下經由鴨綠江進入中國。在那裡,中共東北局書記彭真接見了楊春松,並派出交通員保護他入關。 \t張家口是察哈爾省省會,也是8路軍在抗戰末期從日本魁儡政權,蒙疆自治政府手中「解放」的最大城鎮。楊春松在那裡接獲命令,準備在日本成立一個專門向僑胞宣揚中共政策的中國通訊社。此一通訊社的短程目標,是爭取以台灣人為主的日本華僑在國共內戰中支持共產黨。長期目標,則是與日本還有朝鮮的共產主義者結合,將美軍從西太平洋驅逐出去。 \t正當楊春松著手推動成立中國通訊社的時候,台灣爆發了「二二八事變」。無論是要把這件事情定義為「官逼民反」、「皇民造反」還是「共黨謀反」,這場以國軍出兵鎮壓台灣人暴動的歷史事件,都加速了旅日台胞向中共全面靠攏的速度。透過對「二二八事變」的積極宣傳,本來已經厭惡國民政府與美國,但是對共產主義猶豫不決的台灣人都被楊春松說服,成為了中共的支持者。 \t由於在蔣中正派出整編21師到台灣鎮壓暴亂後不久,胡宗南將軍的部隊也於3月19日收復了中共巢穴延安,楊春松與楊國光找到了將「二二八事變」與國共內戰局勢聯繫到一起的機會。楊國光指出:「祖國大陸的內戰戰場和台灣戰場,這時已經連在一起了。大陸和台灣兩地人民戰鬥在反對蔣介石獨裁政權的一條戰線上,鮮血流入同一條革命長河。」 \t楊國光的這個論點,也得到了旅日台灣省民會前名譽會長劉啟盛的認可。他對「二二八事變」給台胞帶來的衝擊做了以下評價:「旅日僑胞的愛國運動主要以二二八事件為契機,開始與大陸的政治形勢緊密聯繫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反對內戰,轉而支持和平與民主,漸漸地把中國的未來託付給毛澤東和共產黨。」 \t伴隨著楊春松領導的中國通訊社在1947年7月份的成立,共產主義的浪潮席捲了全日本的台灣人社團。他們為了抵抗國民政府頒布的《動員戡亂》與《戒嚴法》,又於1948年在日本成立了一個華僑民主促進會,公然替中共的叛亂行為搖旗吶喊。楊春松則以中共、台共與日共三重元老的身份,擔任此一華僑民主促進會的顧問。 \t1949年10月1日,以台灣人為主的日本僑界在楊春松與劉啟盛等僑領的帶領下,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現場除了有大批台灣同胞高呼「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與「新中國萬歲」的口號外,來自台北的劉啟盛也發言指出10月1日是包括旅日僑胞、台胞在內,值得全世界所有中國人喜慶的日子。他代表所有台灣人,祝賀一個富強,並實行獨立自主外交原則的「新中國」誕生。 亞洲共運的一部份 \t「二二八事變」的爆發,不僅順水推舟的幫了楊春松一把快速推動日本台僑團體的「向左轉」,而且也與其他發生在亞洲的共產主義,甚至於第三世界國家民族主義革命運動僅僅的聯繫在一起。不提日本還沒有投降,就率領革命武裝起來武裝暴動,宣佈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的「越盟」領袖胡志明,「二二八事變」爆發後,無論是在朝鮮半島、菲律賓還是馬來半島都發生了類似的革命事件。 \t先是二戰期間與美軍合作抗日的菲律賓人民軍,也就是所謂的「虎克黨」(Hukbalahap)發起暴動,以清算「合作者」與發起土地改革的名義向馬尼拉當局宣戰。為此,剛獨立的菲律賓共和國於1946年6月宣佈「虎克黨」為非法團體,並在美軍協助下對共產黨游擊隊展開鎮壓。菲律賓共產黨領袖塔魯克(Luis Taruc)一直堅持到1954年,才放棄抵抗向馬尼拉當局投降。 \t再來則是「二二八事變」爆發後的1948年4月3日,在南朝鮮濟州島也爆發了大規模的武裝暴動。領導這個暴動的不是別人,正是楊春松在南朝鮮的勞動黨老同志。他們向當地的12處警察局與右翼團體發起進攻,甚至鼓勵美軍協助建立的南朝鮮警備隊叛變。眼見事態一發不可收拾,駐朝鮮的美國陸軍第24軍決定親自出手,支援南朝鮮警備隊的鎮壓行動。 \t濟州事變一直持續到1948年8月大韓民國正式成立以後,並伴隨著北韓在1950年向南侵略成為了韓戰的一部份。最後濟州島的共產主義暴動,在美國與大韓民國國軍的聯手壓制下於1954年被撲滅。為此暴動死亡的勞動黨黨員,或者是遭大韓民國國軍濫捕濫殺的老百姓預計最高達60,000人。當然,發生在南韓的紅色武裝革命,並不是只有濟州暴動。 \t1948年10月,在南韓全羅南道麗水郡也發生了南朝鮮警備隊武裝叛變事件。在李承晚總統的命令,還有美軍的全力支援下,南朝鮮警備隊總司令宋虎聲對叛軍展開大規模討伐。僅一個星期的時間,就有2,976人死亡,887人失蹤,1,407人受傷還有152名事件謀劃者被判處死刑。這樣的數字,是一年多前在台灣發生的「二二八事變」所遠遠比不上的。 \t而在馬來半島,也有前馬來亞人民抗日軍領袖陳平發起,以建立馬來亞人民共和國為宗旨的武裝抗爭。此一暴力革命,開始於1948年6月16日,被當時殖民統治馬來亞的英國人稱為「馬來亞緊急狀態」(Malayan Emergency)。由於馬共游擊隊成員90%以上是華人,根本無法融入以馬來人為主的馬來亞社會,這場打著「反對英國帝國主義」口號的暴動,維持到1960年就被鎮壓下去了。 \t有此可見,「二二八事變」還有後來一系列發生在50年代政府撲滅在台共產主義勢力的活動,也就是所謂的「白色恐怖」,在當時的亞洲絕對不是孤立事件。這是一場美國、英國、中華民國、日本、南韓、南越、菲律賓與馬來西亞政府聯手,對抗蘇聯、中共、北韓、日共、北越、菲共與馬共的國際反共戰爭。而當時台灣反對中華民國政府的異議人士,顯然是與後者站在一起的。 \t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在日本活動的所有共產主義份子從40年代末期就遭到駐日美軍的監控。楊春松甚至還因此被列為「中共在日頭號活動人物」,而不得不在韓戰爆發後離開日本,回到已經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大陸。返回北京以後,他在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安排下,進入華僑事務委員會、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等單位工作。 雖然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但是楊春松仍不忘情於過去推動亞洲革命的志業。1955年,他以記者身份陪同周恩來一起前往印尼萬隆,參加第一次亞非會議。與眾多來自有色人種國家的弱小民族代表共聚一堂,想必一生致力於世界革命志業的楊春松十分欣慰。有趣的是,參加這場萬隆會議的台灣人還不是只有楊春松一人。 曾經因為參加印尼革命,而與蘇卡諾建立深厚友誼的屏東人陳智雄,居然也以東京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代表的身份出現在萬隆。一個小小的日本,既產生了像楊春松這樣的共產黨人,也產生了像陳智雄這樣的獨派人士,想必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個題目。不過陳智雄的出現,卻很諷刺的象徵著早期台灣獨立運動與中共勢力結盟,共同對抗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的一段被遺忘歷史。

  • 文物不敵商業 廈門霧峰林家古厝變飯店

    廈門的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台灣霧峰林家的古厝「宮保第」,如今變成一間商業飯店,此舉引起媒體與文物保護團體的抗議。這座在乙未抗日(1895)內渡後修建於廈門鼓浪嶼的府第,是林朝棟與林祖密的故居,如今變成飯店的附屬單位,文物不敵商業利益,引起民眾與媒體的抗議。 據大陸澎湃新聞報導,位於廈門鼓浪嶼的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由來自台灣的霧峰林家所興建的宅第,如今卻變成私人所屬的商業飯店,讓人感到非常地可惜。大陸媒體詢問福建文物局卻得到「該文物可能存有私人產權,如果有,那就允許買賣。」該府邸是由《馬關條約》後內渡中國,霧峰林家的林朝棟(1851-1904)與林祖密(1878-1925)父子所興建。白色的洋房與門楣上的「宮保第」與「將軍府」提醒著後人,這府邸的主人曾是台灣第一大家族、也是民國時期的將軍人物。 霧峰林家,台灣五大家族之一。源自漳州人林石,卻因被官府誣陷參與林爽文事件遇害,舉家遷往阿罩霧(今台中霧峰),其後代以林奠國、林定邦為中心分為兩支,前者稱「頂厝」、後者稱「下厝」。林家在第五代族長林文察(1828-1864)被徵召領軍平亂後,取得清廷賞賜全福建境內的樟腦專賣權,並取得台灣大片土地,死後被追封太子太保,此為「宮保第」名稱的來由。長子林朝棟隨劉銘傳抵禦法國入侵基隆,被朝廷賞黃馬褂,卻在乙未抗日後心灰意冷,舉家內渡前往廈門。 下厝內渡大陸後,留在台灣的頂厝逐漸嶄露頭角,林獻堂等更成為日治時期聞人的代表。而內渡的林祖密兩年後返台協助治理家業,讓霧峰林家持續擁有樟腦專賣權與大片土地,1904年父親病逝廈門後返回,繼承世襲騎都衛並成為廈門鼓浪嶼租界的議員,並多次祕密資助抗日運動與孫中山先生的同盟會事業,最後在民國2年於廈門放棄日本國籍、轉入新的中華民國國籍,拿到「許字第1號」回復國籍的證明。1918年被孫先生授予護法軍政府陸軍少將位銜,故廈門府邸也被稱為「將軍府」。 遽聞鼓浪嶼的林家古宅已被私人買下,如今直接將宅院改建成商業飯店,不但遭到林家後代的批評,鼓浪嶼周邊的民眾更表示,如此重要的文物古蹟,本就不應該變成私人擁有、甚至破壞內部原貌加上許多四不像的名貴家具與裝飾,希望有關單位在事件曝光後能有所作為。

  • 與菲律賓人民並肩抗日的中共游擊隊

    與菲律賓人民並肩抗日的中共游擊隊

    \t除了有國軍直接投入的印緬戰場外,太平洋戰爭期間所有歐美列強在東南亞的殖民地都有華人游擊隊在配合盟軍對抗日本侵略者。而比起完全由共產黨游擊隊主導的馬來亞與泰國戰場而言,同時擁有國共兩支華人抗日力量的菲律賓又有著更特殊的地位。尤其是中共影響下的菲律賓華人抗日游擊武裝,更將在杜特蒂於明日訪問北京進行「破冰之旅」之際,成為北京與馬尼拉和好的精神指標。 中共在馬尼拉的活動 \t菲律賓是美國殖民地,而且國民黨早從1911年開始就以同盟會馬尼拉分會的名義在當地活動,所以共產黨難以發展。從經濟結構角度出發,菲律賓華僑的社會又極具資本主義與商業化的發展導向,更不利於中共的生存。大多數的華人只關注自己的生計,對於追求所謂共產主義烏托邦或者東南亞人民反抗歐美殖民主義的獨立運動毫無興趣。 \t共產黨能夠在菲律賓華僑中產生影響力的原因,與日本在1931年發動的「九一八事變」有密切關係。許多年輕的菲律賓華僑因為反對蔣中正的「安內攘外」政策,而相信中國共產黨才是將侵略者逐出國門的唯一希望。曾參加過省港大罷工,並接受周恩來指派在菲律賓活動的勞工運動領袖許敬誠登高一呼,成立了專門聲援中共的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菲律賓分會。 同時,許敬誠還成立菲律賓華僑文化界抗日救國會,同時譴責日本軍國主義與「不抵抗」侵略的國民政府。中共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後,左右兩派的菲律賓華僑達成和解,將砲口對準日本這個共同的敵人。1937年11月,許敬誠又以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的名義號召28名菲律賓華僑回國投入抗戰。他們經由廈門返回內陸,並且參加了中共領導下的新4軍。 後來,毛澤東似乎發現28人不足以培養出菲律賓華人的革命力量,所以又要求許敬誠在1939年選出25名幹部到大陸接受中共的政治與軍事訓練。許敬誠為了減少來自於國民政府的敵意,還特別將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改稱為名字比較中性的菲律賓華僑各勞工團體聯合會。其中一名叫王漢傑的幹部,被指派到新4軍直屬教導隊第3大隊擔任副指導員兼黨支部書記。 1941年1月份,新4軍因為不聽從國民政府號令而遭到顧祝同將軍指揮的第3戰區部隊圍剿。王漢傑所隸屬的新4軍教導隊遭到國軍主力部隊包圍而損失慘重,他雖僥倖突圍成功,但是卻也成為第3大隊少數存活下來的領導。為了避免這批未來在海外「輸出革命」的政治幹部被國府捕殺,王漢傑等菲律賓華僑奉命返回僑居地。 華人游擊武裝的組建 不久後,太平洋戰爭爆發,菲律賓與珍珠港首當其衝遭到日軍攻擊。由台南起飛的日本零式戰鬥機,僅花了兩天的時間便悉數消滅了呂宋島上的美國陸軍航空軍主力,奪下制空權。許敬誠又將菲律賓華僑各勞工團體聯合會改名為抗日護僑委員會,並主動與美駐菲高級專員沙里(Francis B. Sayre)聯繫,表達左派華人願意全力配合美軍作戰的意願。\t 他們旋即於是在麥克阿瑟將軍的同意下,被編入美菲聯軍的戰時服務團(Wartime Service Corps),從事救死扶傷的工作。許敬誠也充分利用左派華人被編入美菲聯軍的機會,讓他們接受了一些基本的軍事訓練。只是在麥克阿瑟將軍宣佈馬尼拉為不設防城市後,預料到華人必定遭到日軍報復的許敬誠命令抗日護僑委員會集體往郊外撤退。 抗日護僑委員會分三條路線撤退,許敬承帶領以400名幹部為主的隊向北撤退到中呂宋的布拉坎(Bulacan)省,王西雄則帶領由婦女與兒童組成的眷屬往南呂宋的內湖省白杜社(Paete)方向逃亡。至於王漢傑與蔡建華等戰時服務團的軍事幹部則進駐班巴加省(Pampanga)的聖費爾南多(San Fernando),並在當地依據毛澤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思想組建游擊隊。 此刻日軍正集中精力進攻巴達安半島(Bataan Peninsula)的美菲聯軍,無暇顧及在他們眼皮下活動的華人左派游擊隊,於是許敬誠便利用此一機會帶領手下的政治幹部們到班巴加省與王漢傑會合。美菲聯軍在巴達安半島向日軍投降繳械後,許敬誠見局勢已經穩定下來,並命令菲律賓抗日護僑委員會的政治幹部回到馬尼拉從事地下工作。 至於熟悉各地方言的軍事幹部,則被安排參加由菲律賓農民協會組織的自衛隊並投入抗日游擊戰。1942年3月13日,許敬誠留下的軍事幹部在菲律賓女中豪傑古拉拉(Felipa Culala)的帶領下,於曼地利(Mandili)伏擊下鄉掃蕩的40名日軍與60名替佔領軍工作的菲律賓警察,打響了左派華人武裝抗日的第一槍。 打了將近四個小時的戰鬥後,古拉拉目睹日軍援軍到來而下令自衛隊撤退。儘管他們沒有給日軍造成實質上的傷亡,他們仍在當地群眾心中打出了威望。更重要的是,手裡只有一把手槍的華僑左派青年們在此次伏擊戰的行動中得到了古拉拉的肯定。從此刻開始,他們被正式賦予了與農民協會自衛隊一起作戰的資格。 1942年3月29日,菲律賓共產黨領袖塔魯克(Luis Taruc)將包含農民協會自衛隊在內的各地抗日武裝集結起來,成立了外號為「虎克黨」(Hukbalahap)的菲律賓人民抗日軍。與其他美菲聯軍殘餘部隊組織的抗日武裝不一樣,「虎克黨」既抵抗日本人,也反對由美國扶持,準備在戰後宣告獨立建立共和國的菲律賓自治政府,誓言建立一個實施馬克思主義的新國家。 菲律賓人民抗日軍剛成立時,麾下共有六個支隊,平均每一個支隊有100人的兵力。許敬誠領導下,已被改名為抗日反奸大同盟的護僑協會積極鼓勵中呂宋地區的華僑青年參加「虎克黨」,以擴大華人的影響力。塔魯克十分欣賞這群受過毛澤東思想洗禮的革命幹部,安排他們以七到八人編成一個班的方式編入了人民抗日軍各個支隊參戰。 菲律賓華僑抗日游擊支隊 \t只是隨著越來越多華僑加入菲律賓人民抗日軍,雙方因語言還有生活習慣差異所產生的摩擦也越來越頻繁。儘管許敬承、王漢傑與塔魯克同是社會主義的信仰者,但是雙方卻有完全不同的革命目標。許敬承與王漢傑從頭到尾都只把菲律賓的武裝鬥爭視為中華民國對日抗戰的一場「外線作戰」,而不像塔魯克那般視之為祖國的解放戰爭。 \t為了克服雙方存在的巨大差異,塔魯克接受了許敬承的建議將菲律賓人民抗日軍下的華僑隊員從各支隊中獨立出來,成立一個完全聽命於菲律賓華僑抗日反奸大同盟的游擊隊。5月19日,純粹由華僑組成的菲律賓人民抗日軍第48支隊宣告成立。而之所以將這支部隊命名為48支隊的原因,則完全是為了效法新4軍與8路軍的革命精神。 \t不過,第48支隊還有一個更響亮的名稱,那就是簡稱為「華支」的菲律賓華僑抗日游擊支隊。剛成軍時,「華支」僅有52名隊員,並裝備七支由人民抗日軍「借」來的步槍與兩支手槍,根本上毫無戰鬥力可言。然而許敬承與王漢傑卻相信,他們的隊伍在接受菲律賓抗日游擊戰爭的洗禮後,終將回到大陸與8路軍還有新4軍合流,推翻「專制腐敗」的國民政府,建立真正的中華民國。 \t擔任「華支」隊長的,恰恰就是先前到大陸參加新4軍的福建省晉江人王漢傑,政治指導員則是廣東人余志堅。由於菲律賓華僑人口結構主要是由閩南人組成,「華支」的成員也大多數是以閩南人為主。此一優勢,讓他們更能夠與在日軍中服務的台灣籍日本兵打交道,套取敵人的重要情報。另外,也有相當數量的廣東籍華僑在「華支」服務。 「華支」成軍初期,主要的工作就是配合「虎克黨」針對日軍運輸線發起些規模有限的攻勢。只是這種小規模騷擾積少成多以後,對於時時刻刻擔心盟軍反攻的日本人而言也是帶來了不少的心理傷害。出於鞏固佔領區治安,並確保戰略運輸線的通暢,駐紮於菲律賓的日軍第14軍針對「華支」在中呂宋的根據地發起大規模掃蕩。 面對日軍來勢洶洶的攻勢,無力抵抗的「華支」只能夠向南呂宋方向轉移。「華支」的老隊員們,習慣將這場戰略轉移與毛澤東指揮紅軍流竄延安的「25,000里長征」相提並論。目前居住於馬尼拉,當時20歲不到的李康希就親自經歷了這場長達500公里的小規模「長征」。李康希表示在那段旅程當中,游擊隊的隊員們都處於挨餓狀態。 回憶起這段歲月,李康希深感驕傲。他對在2015年4月前往馬尼拉專訪自己的《中時新聞網》記者指出:「沒有糧食,我們就在山裡沿途搜尋野果充飢。偶爾找到香蕉、木薯,就已經算是絕妙美食了。我和戰友們風餐露宿。鞋子爛了,只能光腳步行腳踏荊棘,爬尖石。下雨時,沒有雨衣披,就摘下熱帶植物的寬大葉子遮擋。」 不過最令李康希感到難忘的,是對毛澤東游擊戰思想的領悟。比起同時在菲律賓活動的國民黨游擊隊而言,「華支」的特色在於重視組訓民眾。李康希表示「華支」開宗明義就是要打「人民戰爭」,因此游擊隊員都必須要走到群眾裡面去工作,無論這些群眾是華人還是菲律賓人。他們必須要與所有能夠接觸到的民眾打成一片,才能夠「如魚得水」。 當然,「華支」也明白自己沒有能力與日軍硬拚,所以也把毛澤東「敵強我弱,敵進我退」的訓話掌握的很透徹。游擊隊每當襲擊佔領軍某一據點,就有令民眾可能遭遇到日軍殘酷的報復,所以除非確保能得到盟軍的充分配合,「華支」絕對不打沒有把握的仗。進入1944年10月,伴隨台灣海空戰的爆發還有美軍在雷伊泰灣的登陸,「華支」反攻的號角也響起了。 與美軍並肩作戰 \t與同時跟日軍還有美菲聯軍對抗的「虎克黨」不一樣,抱有強烈中華民國本位主義的「華支」配合延安的政策,把日本人視為「頭號」敵人,並積極配合「次要敵人」美軍的反攻行動。根據李康希的回憶,「華支」第2大隊與第3大隊於1945年2月3日被編入美國陸軍的第1騎兵師與第11空降師,配合美軍進攻菲律賓首都馬尼拉。 \t從此刻開始,「華支」就再也不是先前那種簡陋的農民游擊隊穿著打扮,而是全副的美式裝備。若從美軍遺留的檔案照片來看,他們的模樣顯然從原本的「土8路」搖身一變成為了戰後在台灣的國軍。獲得美軍飛機、砲兵與戰車支援的「華支」也是勢如破竹的攻入了馬尼拉,並且得到抗日反奸大同盟的全力配合。此時他們的主要工作,是暗殺與日本人合作的華人領袖。  \t李康希驕傲的表示,「華支」的成員率先攻入了由日本人扶持,親近汪精衛政權的華僑協會,並且在旗桿上升起了淪陷後在馬尼拉上空飄揚的第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他指出,重慶在馬尼拉的地下組織,包括直屬中國國民黨駐菲律賓總支部的菲律賓華僑義勇軍密切合作,雙方之間完全沒有左派與右派之間的意識形態差異。 \t就連洪門弟兄,也組織了菲律賓華僑抗日鋤奸義勇軍同「華支」一起行動。那是菲律賓華人史上最空前絕後的團結時刻,但卻也促使日本人狗急跳牆,在馬尼拉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大屠殺。李康希表示,包括華人與菲律賓人在內,日本人在馬尼拉殺害了共計10萬人。這是殘忍程度完全不下於南京大屠殺的暴行,也為菲律賓人民所銘記在心。 沒有親歷馬尼拉大屠殺的李康希,仍用肉眼目睹了日本人在仙答洛(San Pablo)針對華人的暴行。1945年2月24日早上8點,奉派在仙答洛擔任交通員的李康希,就聽到替日本人工作的菲律賓愛國者協會(Makapili)成員在敲鑼打鼓,要求15歲到45歲的人到郊外去挖戰壕。李康希指出,住在日軍占領區的平民百姓時常被日本人動員去修築防禦工事,所以一開始他並不在意。 只是李康希隨後又收到來自「華支」要地下工作人員躲入樹林裡的情報,於是他馬上預料到會有大事要發生。他指出,在正常的情況下「華支」會事先警告華僑迴避,但是那一次情報掌握不及,根本來不及疏散民眾。日軍命令所有去上工的華僑男子集中到事先挖好的戰壕裡面,每五個人綁在一起,然後一個一個用刺刀刺殺。 根據少數逃離屠殺現場,衝入樹林為「華支」救出的被害者描述,日本人從早上殺到下午五點才停止。殺完男人以後,日軍還將仙答洛所有有用的物資洗劫一空,然後放一把火把整個城市燒到只剩下一條街。李康希指出,最後整座城市幾乎被殺到只剩下老人、女人與小孩,這是令菲律賓全體華人永遠無法忘記的種族清洗。 也因為這場屠殺針對的是不分黨派的所有華人,在現場一同聆聽李康希老先生口述歷史,擁有中國國民黨員身份的菲律賓華僑義勇軍同志總會秘書長蔡韻玲也忍不住流下眼淚。為了紀念這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菲律賓華人於2015年2月24日在當地豎立起「菲律濱南呂仙答洛抗日僑胞殉難紀念碑」,並邀請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在上面落款。 無論是參加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的抵抗運動者,都在菲律賓遭到日本佔領期間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李康希表示,他那參加了「華支」的二哥李如炮,就在執行任務時遭到日軍逮捕而喪命。雖然有慘痛的犧牲,但同時也有勝利的喜悅。1945年4月,出於瓦解日軍士氣的目的,「華支」又發表《告祖國淪陷區及台灣朝鮮被敵強徵來菲同胞書》,鼓勵台籍與朝鮮籍日本兵投降。 來自福建省晉江縣的李康希,表示自己小時候就讀過清朝乙未年割讓台灣的歷史,因此對於與閩南只有一海之隔的同胞十分同情。出於這種大家都是閩南人的情懷,「華支」隊員都打從心底裡面把台灣人當兄弟看待,積極主動遊說台籍日本兵投降。他本人就曾經冒險將包著《告祖國淪陷區及台灣朝鮮被敵強徵來菲同胞書》的石頭丟到日軍營房,希望能吸引台籍日本兵的注意。 許多台籍日本兵深受感動,帶槍投靠游擊隊,甚至還充當「華支」的翻譯人員,協助遊說其他的日軍放棄抵抗。當時美軍普遍將台灣人視為日軍虐待盟軍俘虜的幫兇,到處在搜捕台籍日本兵的下落。靠著「華支」這個左派兄弟的暗中協助,並賦予游擊隊員的身份,很多台籍日本兵方可脫離同盟國的戰犯審判,平安回到故鄉台灣。 「中」菲友誼的奠基石 \t馬尼拉收復後,華僑抗日游擊隊內左右兩派的意識形態之爭立即浮上檯面。「華支」的成員因為反對蔣中正對共產黨開戰,同時又懷疑國民黨駐菲律賓總支部暗中窩藏與日本人合作的前華僑協會成員的關係,而與右派人士鬧翻。伴隨著國共內戰的降臨與海峽兩岸的分裂,支持中華民國的右派與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左派更是分道揚鑣。 \t剛剛獲得美國許諾而獨立的菲律賓共和國,不僅是自由世界的一份子,在總統季里諾(Elpidio Quirino)的領導下,還與大韓民國一起加入蔣中正提倡的亞洲人民反共聯盟。1950年韓戰爆發後,菲律賓主動派遣1,496名官兵到朝鮮半島配合聯合國部隊參戰,並且追隨美國對中國大陸實施經濟封鎖與圍堵政策。而在菲律賓國內,左派的聲音更是遭到全面壓制。 \t這段時間,不要說承認「華支」在二戰期間的貢獻,任何左傾的華人都會遭到馬尼拉當局的刁難與調查。尤其是在「虎克黨」起兵造反的60年代,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的政府為了得到蔣中正的支持,還會配合警備總司令部將言行可疑的華僑引渡回台灣受審。只有持續效忠中華民國政府的右派華僑,才能夠得到與菲律賓二戰老兵同等的尊敬與待遇。 \t至於回到大陸的「華支」領袖,剛開始則被周恩來安排從事外交或僑務工作。許敬誠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王漢傑則當到中共福建省委統戰部副部長兼僑委。可是他們無一倖免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許敬誠被扣上了「美蔣特務」的帽子活活批鬥而死,而王漢傑雖然渡過了難關,但還是免不了遭受整肅。無論是在菲律賓還是兩岸,當過「華支」的老華僑都不免遭到政治迫害。 \t一切要等到菲律賓在1975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後,「華支」的貢獻與地位才得到馬尼拉政府的承認。參加過太平洋戰爭的左派華人,也才被允許站出來組織華支退伍軍人總會,回憶自己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青春歲月。有趣的是,由於左右兩派的抗日團體在戰時比較少發生摩擦,所以在中共與菲律賓建交後,支持台灣與大陸的僑團都還能共同紀念抗戰,這種情況在海外僑社是相當少見的。 \t海峽兩岸的官員也因此從善如流,在前往馬尼拉「華僑義山」參加相關紀念活動的時候,都會向彼此英雄的紀念碑獻花致敬。《中時新聞網》記者在2015年前往左派團體為紀念「華支」而豎立的「菲律賓華僑抗日烈士紀念碑」時,就看到駐馬尼拉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贈送的花圈。這最關鍵的原因,可能在於「華支」在戰時並未否認自己是中華民國在海外的抗日游擊隊。 \t只是隨著中共經濟實力的日益強大,近年來菲律賓官方在相關的歷史論述上已經一面倒的只提「華支」,並且邊緣化重慶系統的抗日團體,亦讓不少支持中華民國的僑社感到失望與不公。不過形式比人強,早在杜特蒂還未上台前,北京對馬尼拉強大的政經影響力就足以讓戰時無論是左派、右派甚至於華僑協會親日派人士的後人,都無法拒絕出席由中共大使館在馬尼拉舉辦的活動。 在可見的未來內,杜特蒂勢必也將不斷藉由提起「華支」的歷史來爭取北京的支持,就如同他前陣子提醒歐巴馬美國人曾經屠殺菲律賓人的歷史一樣。令人感到耐人尋味的是,中共拉攏杜特蒂的目的是為了反制美國,但是若提到「華支」的歷史,卻又無法迴避該部隊在反攻馬尼拉的最後階段已經是美國陸軍的一部份。畢竟就連在由華支退伍軍人總會設計的標誌上,都存有第11空降師與第1騎兵師的師徽。

  • 她為抗日色誘漢奸 被槍殺時說了一句話

    鄭蘋如,是電影《色戒》的原型,她的最終結局,也如同電影中一樣,被槍殺而死。鄭蘋如天生麗質,是中日混血,其父親鄭鉞,早年留學日本,追隨孫中山加入革命,是國民黨元老,母親木村花子是名門閨秀。木村花子對中國革命頗為同情,婚後隨鄭鉞回到中國,改名鄭華君。 鄭蘋如出生在革命之家,跟著母親學了一口流利的日語,長大後成為上海有名的美女,也是上海最有影響力畫報《良友》的封面女郎。十九歲時,鄭蘋如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上海淪陷後,由於她出色的社交能力,便開始從事抗日地下工作。日軍侵華後,許多人投靠日本,因此除掉這些漢奸,便成了當務之急,而最先要除掉的便是丁默邨。 1938年,汪精衛投靠日本後,李士群便拉攏丁默邨,丁默邨抵不住誘惑,大量出賣國民黨情報。於是丁默邨對各界愛國志士大開殺戒,成了人見人畏的「丁屠夫」,而丁默邨唯一的弱點就是好色,因此抗日組織決定利用此弱點來除掉他。之所以由鄭蘋如出面,一方面是鄭蘋如相貌氣質俱佳,;二是丁默邨當校長時,鄭蘋如是他的學生,接近他也有合適的藉口。 1939年,為了減少丁默邨的疑慮,鄭蘋如安排了多次 「巧遇」,鄭蘋如以學生的身份與他攀談,甚是投機。鄭蘋如裝成涉世未深的少女,與丁默邨若即若離,聯繫時斷時續,待時機成熟後,鄭蘋如便主動去找丁默邨。在多次暗殺失敗之後,鄭蘋如決定孤身殺敵,她繼續與丁默邨虛與委蛇,隨身攜帶手槍,準備伺機而動。 但她並不知道丁默邨早就懷疑她了,最後,她被丁默邨親信林之江扣住,關進囚室。汪偽政府首腦知道後,非殺鄭蘋如不可,因此丁默邨雖有憐香惜玉之心,也無力挽救。1940年,林之江把她帶出囚室,騙她說押送到南京後,就會釋放她,等行至中山路荒野時,鄭蘋如感覺不對,覺得自己會葬身於此。 她走下車,嘆了一口氣對林之江說:「白日青天,紅顏薄命,你我有數日相聚之情,今若同去,亦不為晚。若君無意,則有死而已。唯勿槍擊我面,壞我容貌。」林之江聽她一席話後,看著眼前這個即將殞命的美麗女子,心中頗為不忍,只好讓他的近衛兵上前,他於是背過身,聽到三聲槍響,22歲的鄭蘋如就這樣去了。 最後,丁默邨也沒有什麼好下場,在1947年時,他被國民政府槍決。林之江後來逃到香港,罹患了精神分裂症,於1950年吐血而死。 【本篇文章非正式學術論文,如有不同史實觀點,歡迎留言指正】

  • 一代高僧投身抗日 酷刑拷打不屈服

    圓瑛法師是一代高僧,自小聰穎異常,父母去世,遂感人生無常,十九歲大病過一場之後,決定毅然出家。圓瑛法師初學禪定,用功甚勤,據說,有一次他正在打坐,因急事縱身跑出屋外,到了門外,才想起房門還是關著的,這才知道自己是穿門而出,由此更加堅信「四大皆空,法由心生」的佛理。 圓瑛法師於《楞嚴經》用功尤勤,將讀經疑問,寫成許多紙條貼在屋內,每參究出一個難題,便撕下一張紙條,如此七八年,由小悟積大悟,直到入甚深禪定,豁然證悟,得到了「楞嚴三昧」。圓瑛法師在弘法利生同時,提倡「大無畏」、 「大無我」、 「大慈悲」的救世精神,積極投身於抗日活動。 七七蘆溝橋事變後,身為中國佛教會會長的圓瑛法師,迅速號召僧眾投身抗日救國運動,並率僧團組成救護隊,頂著滿天炮火,救護戰場傷患,護送難民,掩埋死者,其數不可計。之後,圓瑛法師又帶著徒弟,出國講經募款,支持抗日救亡,在海內外影響甚大,使日軍對於德高望重的圓瑛法師頗為忌憚。 1939年9月,派憲兵包圍了上海圓明講堂,以抗日罪逮捕了圓瑛法師及弟子,身陷陰森森人間地獄,面對帶著恨意的污辱與毒打,老和尚進入「心能轉物」之境,高聲念佛,威不能屈。之後,日軍將61歲的圓瑛法師,轉移到南京憲兵司令部,一方面進行肉體摧殘,一方面派出所謂的佛學專家進行精神交鋒。 圓瑛法師以佛理反駁,針鋒相對,字句誅心,直到對方啞口無言,惱羞成怒,只能繼續動用刑罰。敵雖凶而志不移,體受苦而心不動,圓瑛法師始終莊嚴不屈。最後日軍無計可施,只能將這位高僧釋放。圓瑛法師脫離魔掌後,初心不改,繼續為抗日奔走呼告,1953年,圓瑛圓寂,世壽七十六。 【本篇文章非正式學術論文,如有不同史實觀點,歡迎留言指正】

  • 菲華抗日英雄病逝馬尼拉

    菲華抗日英雄病逝馬尼拉

    \t前菲律賓華僑抗日義勇軍成員王孝謙,於4月9日在馬尼拉過世,享年95歲。提起抗日戰爭的海外戰場,絕大多數的國人僅知道國民政府曾經派遣中國遠征軍與中國駐印軍到緬甸與印度協助英軍作戰,卻鮮少有人瞭解華人華僑協助美軍解放菲律賓的歷史。而於不久前離世的王孝謙老英雄,恰巧就是這段被遺忘歷史的親身經歷者。 來自閩南的抗日英雄 \t當前台灣存在的藍綠對立與統獨之爭,讓這塊土地上有不少人認為發生在大陸與海外的抗日戰爭是與自己毫無關係的歷史。不過大多數國人不知道的,包括1922年出生在福建省晉江縣的王孝謙先生本人在內,幾乎所有在菲律賓抗日的愛國華僑都是與台灣人同淵源的閩南人。換言之,這些曾經與台籍日本兵在菲律賓對峙的華僑,講的也都是標準的閩南話。 \t1936年,年僅14歲的王孝謙離開了福建的老家,前往菲律賓投奔在當地做生意的父親。由於父親在當地也有好幾個家庭,王孝謙先生在生前接受《中時新聞網》訪問時,打趣的強調自己有各種不同膚色的兄弟姐妹。不過,也因為父親的孩子實在是太多了,經濟壓力大,所以在抵達馬尼拉以後,王孝謙只能夠在同鄉經營的菜市場當學徒,沒有辦法讀書。 \t到了菲律賓1年後,日本就對中國發動了全面的侵略戰爭。根據王孝謙先生的回憶,當時在馬尼拉的華僑得知日軍在大陸屠殺同胞的消息後都相當氣憤,有些人向祖國捐獻自己的財產,有些人則是直接回國參加抗戰。1940年,還不到18歲的王孝謙,考取了由國民政府在福建省南平縣創辦的軍政部第13補充兵訓練處,接受軍事幹部的訓練。 \t軍政部第13補充兵訓練處,由時任福建南平警備司令部參謀長,後來指揮第22兵團在古寧頭大捷中立下戰功的李良榮少將擔任處長。王孝謙還記得,總共有83名來自於菲律賓的華僑青年,跟著他一起在第13補充兵訓練處受訓。訓練時間長達半年,內容包括如何在僑居地號召群眾抵制日貨,替祖國募款,或者是組織歌詠隊宣揚抗日。 \t完成了訓練以後,王孝謙先被派遣到由顧祝同將軍擔任戰區司令長官的第3戰區擔任短期實習幹部,然後便被派回菲律賓組織抗日運動。不過,王孝謙才剛回到馬尼拉不久,菲律賓就因為日本偷襲珍珠港而成為了戰場。伴隨著日軍佔領馬尼拉,王孝謙等曾經回國接受國民政府訓練的華僑青年,馬上就因為被視為潛在的抗日份子,而遭到日本憲兵隊通緝。 1942年3月14日,在陳烈德、蔡我圈與蔡由等人的號召下,包括王孝謙在內共63名畢業自第13補充兵訓練處的青年幹部,冒著被日本憲兵逮捕的風險在馬尼拉秘密召開會議,成立了一個名為僑忠魂社的地下抗日組織。這個組織後來在5月27日異名為菲律賓華僑民主戰地血幹團,並選用由13兩個阿拉伯數字合併起來的B為標誌,象徵第13補充兵訓練處。 在B的兩旁則各有3條藍線,代表著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精神。只是在缺乏武器的情況下,血幹團的主要工作並不是對日軍作戰,而是在淪陷區內偷偷發放以激勵抗日士氣為目標的報紙《導火線》。最激烈的行動,也就是刺殺一些與日本人勾結的僑領。此種低調的抗日行動,讓做為該組織創始團員的王孝謙感到非常苦悶。畢竟曾經回國接受正規軍事訓練的王孝謙始終相信,唯有在戰場上硬碰硬的與侵略者拚刺刀才是能夠光宗耀祖的抗日行為。 加入菲律賓華僑義勇軍 \t馬尼拉淪陷後,除了血幹團之外,由菲律賓各地的華人華僑組織的抗日團體如雨後春筍般的冒出。不過在這些華人反日團體中,又僅有成立於1942年9月3日的菲律賓華僑抗日義勇軍直接接受中國國民黨駐菲律賓總支部的指揮。這個義勇軍的領袖,為時任中國國民黨駐菲律賓總支部的施逸生。 只是如同血幹團與大多數的其他抗日團體一樣,義勇軍在成立之處也因為缺乏武器裝備的因素,只能夠在馬尼拉等城市內低調運作。他們在張良之先生的帶領下,每天偷聽重慶中央廣播電台以瞭解盟軍在中國與太平洋戰場上對日作戰的情況再將這些訊息印製為華文報紙《大漢魂》的內容,暗中發給居住在淪陷區的華人。在這樣的情況下,加入血幹團或者義勇軍,對於急於想奔向前線的王孝謙而言是沒有差別的。 \t等到麥克阿瑟率領美軍登陸雷伊泰灣後,施逸生見時機成熟,便帶領一群義勇軍幹部與在安蒂波洛(Antipolo)山區指揮馬京游擊隊(Marking’s Guerrilla)的馬可仕.奧古斯丁(Marcos Agustin)上校聯繫,向這位指揮3,000多名前美菲聯軍將士的菲律賓軍官表達華人願意為解放僑居地的戰鬥盡一份力量的決心。眼看上戰場的機會到來,王孝謙便離開了血幹團,加入了由地下抗日宣傳機構轉變為游擊武裝的華僑義勇軍。 \t王孝謙表示,他們在馬京游擊隊內的正式番號為海外義勇隊(Overseas Militia)。海外義勇隊下轄3個支隊,總隊長為施逸生,參謀長則是柯俊智。這段時間,他們的主要工作是襲擊日軍小部隊,或者破壞道路與橋樑等交通設施。得到美軍支援的海外義勇隊,使用的湯普森機槍火力遠比日軍強大許多,每一次的襲擊任務,都能夠把敵人壓制到完全抬不起頭來。 \t由於美軍的飛機往往能及時為他們空投食物與藥品,王孝謙他們在山區與森林裡打游擊的時候,也從來沒有遇到過物資不足的問題。除了由美國人所提供的武器與後勤支援外,最讓王孝謙感到印象深刻之處,可能還是來自於菲律賓戰友與老百姓的協助。尤其是各山區部落裡的原住民,他們往往會在第一時間內提供日軍大部隊出動掃蕩的情報,讓海外義勇隊的同志們能夠及時脫離戰場。 \t相較於無法忍受英國、法國與荷蘭等老牌歐洲殖民帝國壓迫,而一度轉向支持日軍的緬甸、馬來亞、越南與印尼人民,菲律賓人的抗日情緒在二戰時代的東南亞一直都是最高的。他們之所以如此積極配合盟軍戰鬥,完全歸功於當時美國殖民當局相對開明的統治政策,還有羅斯福總統答應菲律賓在1946年獨立的承諾。 \t也因為大多數的菲律賓人不僅不配合日本憲兵隊搜捕華人抗日份子,甚至還同情中華民國的原因,王孝謙表示跟隨馬京游擊隊打仗的日子是他這輩子最光榮的時光。因為在那段時間,來自中華民國、美國與菲律賓等3個擁有完全不同文化、語言還有歷史背景國度的軍人們,真的是彼此攜手合作,相互扶持,只為了打敗日本共同敵人。 將敵人趕出菲律賓 \t在菲律賓與華僑游擊隊的鼎力配合下,美軍在與日軍打了將近整整1個月的慘烈戰鬥後,終於在1945年3月3日收復了馬尼拉。不過,菲律賓的戰事並沒有隨著日軍在馬尼拉的慘敗而宣告結束。隨之而來的,是美軍必須要將撤退到山區的日軍殘餘部隊徹底殲滅,才能夠確保第5航空軍的飛機能夠安全的由菲律賓各機場起飛,對日本佔領下的台灣發動空襲。 \t為了配合美軍作戰,施逸生與柯俊智從海外義勇隊中挑選243人編成兩個步兵連併入美國陸軍第6軍第43師參與掃蕩行動。曾在山上打過游擊,並立下了顯赫戰功的王孝謙,則出任第6軍第43師華僑義勇軍第2連的上尉連長。儘管已經貴為美國陸軍的上尉軍官,但是當時的王孝謙卻還只是個23歲的大男孩而已。 \t不過率領第2連進入中呂宋布拉坎(Bulacan)省山區的王孝謙連長,仍然因為在一次在掃蕩行動中沉著擊斃了一位埋伏中的日軍狙擊手,而得到了美國戰友們的高度肯定。美國大兵甚至還給了他一個「神射手上尉」(Captain Shoot)的外號,讓王孝謙到了晚年還是念念不忘。執行完掃蕩日軍的任務後,本來美軍還打算安排華僑義勇軍代表中華民國,一同參與攻打日本本土的軍事行動。 \t只是不知該講是幸還是不幸,由於美軍B-29轟炸機在廣島與長崎投下原子彈的原因導致了日本提早投降,王孝謙的抗日生涯也在1945年8月正式宣告結束。回憶起這段光榮的過去,王孝謙表示他也不是沒有付出任何代價的,因為他的大哥王孝信,就在1945年2月24日的仙答洛(San Pablo)大屠殺中遭到了日軍殺害,讓老人家每次回憶這段歷史時,心情都還是難以平復。 \t也因為參加過菲律賓抗日游擊戰的原因,王孝謙成為了一輩子的中華民國守護者。抗戰勝利後,王孝謙也曾於1946年7月份受邀回國參加廬山講習會,聽取蔣中正委員長的講話。由王孝謙參與組織的菲律賓華僑義勇軍同志會總會,在兩岸對立的時代,也經常組織勞軍活動訪問台灣替中華民國政府加油打氣,對國家社會的穩定帶來了十分積極的貢獻。

  • 兩岸史話-台籍日兵聯手菲國華僑抗日 冷眼觀察台灣本土運動(之五)

    兩岸史話-台籍日兵聯手菲國華僑抗日 冷眼觀察台灣本土運動(之五)

     於菲律賓創下了兩岸合作的典範,彼此保護對方,免於遭到日本人或美國人搜查。  然而,接受抗日組織保護的台灣人仍須言行謹慎,任何親日跡象遭察覺,仍可能遭激進游擊隊人員殺害,黃東昇回憶:「此別墅是游擊隊的大本營,目標是推翻馬尼拉的日本統治。我們在餐廳用餐時看見很多隊員進進出出。我們言行必須很小心,不能讓人查到我們有日本籍。」  台灣子弟祖國意識  同樣來自台南的黃水生,同一時間接受游擊隊保護,他個性粗心大意,有一次居然在餐廳用口哨吹起日本歌曲,黃東昇的母親當場警告,但是這位先生還是被懷疑是日軍派去的間諜,不久後失蹤,可見即便是「省籍」較為融合的菲律賓戰場,仍然有台灣人被當成「漢奸」慘遭同胞殺害的悲劇發生。  不過,也因為菲律賓有那麼多由華人組織的抗日游擊隊存在,戰爭末期台籍日本兵在當地的生存機率,明顯比其他東南亞殖民地還要高出許多,絕大多數受到血幹團、義勇軍與「華支」保護的台灣人,都在日本投降後,陸續移交給中華民國駐馬尼拉總領事館,在盟軍協助下遣返故鄉台灣,劃下較圓滿的結局。  當然,也有像李光輝這樣的台籍日本兵,始終不知道日本已經投降,在菲律賓逗留到1974年才得以回國,他之所以沒有辦法得到華僑地下工作者協助,關鍵原因,可能是他出生於台東阿美族部落,本名為史尼育唔的原住民族,不像台灣漢人士兵以閩南語溝通,而有語言上的優勢。  這一段台籍日本兵與菲律賓華僑相互提攜的歷史,看在許多老一輩抗日運動參與者眼中,足以證明日本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與皇民化教育,並沒有消滅深植於台灣人腦海裡的「祖國意識」,因為不論與美英盟軍交戰表現多麼賣力,台灣兵很顯然會對與自己講同一種語言、吃同一種食物、與拜同一種神明的愛國僑胞手下留情。  因此,台籍日本兵隨著日本戰敗陷入遭盟軍逮捕、甚至當成戰犯受審的危機時,各派系華僑游擊隊與抵抗組織,也都投桃報李對台灣人伸出援手,在那個台灣處於日本統治的年代裡,於菲律賓創下了兩岸合作的典範,彼此保護對方,免於遭到日本人或美國人搜查。這是其他戰場沒有出現的奇蹟。  從戰爭結束到今天,當年投入抗日運動的老華僑,雖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乃至海峽兩岸分裂,而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作出不同選擇,不過提到當年在菲律賓的台籍日本兵,雙方都還是不約而同地認為,對方與自己一樣都是炎黃子孫,從來沒有人去考慮參加日軍的台灣人,究竟志願與否的問題。  因為這樣的緣故,這些懷抱大中國情結的菲律賓華僑,並不會像許多當年在大陸抗日的國軍老兵,或曾遭到日軍俘虜的歐美戰俘那樣,把台灣人視為侵略者「幫凶」,更不曾有人跟部分「統派」人士與大陸「憤青」那般,動不動就發表歧視本省人的意見,相反的,他們甚至對台灣所謂的「本土運動」,也沒有那麼排斥。  身為忠貞國民黨支持者的蔡慶華,以目前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的福建省晉江縣人張高麗為例,指出這30多年來,若要是沒有民進黨的存在,閩南人今天不可能如此地在大中華政治圈發光發熱,甚至當上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機會,因此在意識形態不贊同台灣獨立的他,仍舊願意給台灣的綠色陣營,一些正面評價。  從兩岸交流角度出發,蔡慶華認為,如果陳水扁沒有在2004年競選總統連任的話,就不會有隔年連戰訪問北京,並且與前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會面的「和平之旅」,今天蔡英文領導的民進黨,動輒發動群眾運動衝撞政府政策的草莽性格,或許讓很多人看了搖頭連連,但卻同時也讓馬英九總統在與對岸的談判過程中,得到更多政治籌碼,因此不宜全然以負面態度評價。  參加過「華支」,在政治立場上較傾向北京的李康希,自然是兩岸統一的主張者,然而他對民進黨,也出乎筆者預料般的沒有什麼「惡言」,他認為不論是李登輝、陳水扁還是蔡英文等綠營政治人物,骨子裡都還是相信自己是中國人,目前會喊出「台獨」口號,只是與國民黨競爭政權的手段而已,最終他們還是會主張與大陸走和解路線。  中華兒女同享繁榮  對於部分台灣政治人物、民眾甚至於青年世代自稱為「皇民」,而且站在日本軍國主義者的角度,看待二戰歷史的做法,李康希表示難以置信,因為就他這位曾經參加過抵抗運動者的角度來看,當年「華支」接觸到的絕大多數台灣人,並沒有那麼忠誠於日本,不過由於老先生表示自己對今日台灣統獨對立的情況沒有研究,所以不願意對此議題進一步評論。  曾經造訪過台灣一次的李康希認為,自己身為旅居菲律賓超過半個世紀的華僑,在情感上,把大陸與台灣都當成中國人的土地,並沒有特別偏愛哪一方的想法,唯一的願望是希望兩岸都有良好的前途與發展,並且與菲律賓都保持友好關係,才能夠讓他們這些中華民族散居海外的遊子揚眉吐氣,子子孫孫也能夠過上繁榮富裕的生活。(全文完)

  • 台灣抗日英烈羅福星傳記 將首次在大陸出版

    大陸第一部全面介紹和評價台灣著名抗日誌士羅福星的著作《台灣抗日英烈——羅福星傳》將於近日問世。該書由北京聯合大學教授徐博東、湖南師範大學退休教授黃志平合作撰寫,九州出版社出版。 新華社報導,羅福星(1886年-1914年)是廣東蕉嶺「抗日三英傑」(丘逢甲、羅福星、謝晉元)之一。在他29年的短暫生命中,先在南洋為傳播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學說、積蓄革命力量,做了大量的宣傳與組織工作,為謀求民主革命的勝利作出突出貢獻;後在辛亥革命高潮中返穗參加黃花崗起義,事敗後返回南洋各埠募款圖謀再舉。 中華民國開國大典前,他奉命去南洋籌款並招募民軍北上,為拱衛南京新生革命政權而奔波效力。在民國創立之初,羅奉命赴台密謀「驅日復臺」,為組織發動台灣抗日運動,直至被日本侵略者處以絞刑,獻出寶貴的生命。

  • 七七對台灣抗日運動轉型的意義

    七七對台灣抗日運動轉型的意義

     七七事變促成台灣抗日運動轉型,台灣志士奔赴大陸,直接投入抗日戰爭,共赴國難。  七七事變,中日戰爭正式爆發,雙方正式進入軍事敵對狀態。當時台灣人民在感性的國族認同上,不但未視中國為敵國,反而是仍視中國為祖國。這對日本殖民當局而言是不可忍受的。故七七事變後,日本殖民當局以國家機器暴力在台灣如火如荼地強行推動皇民化運動,以今天的政治術語來說,就是國族認同「日本化」的思想改造運動。  但是日人壓迫愈嚴厲,台灣人民的抗日也愈激烈,七七抗戰促成台灣抗日運動轉型,亦即激發了台灣青年志士的奔赴對岸,直接投入抗日戰爭,共赴國難。這次台灣抗日運動的轉型有四大特點:首先,他們不是個別的單一個人事件,而是許許多多的台灣菁英,不約而同,前仆後繼地投入抗日大業。他們在台灣都需躲避日本殖民當局的嚴密監控,自己設法隱瞞親戚友人,祕密輾轉西行,奔向人生地不熟的祖國大陸。  其次,他們是日據殖民統治下出生成長的一代,接受完整日本化的教育,個個不但日語流利,且學歷顯赫,但身上流著的中國血液,使他們思想深處認同中國是祖國。這些台灣先輩願意歸返苦難祖國,投入抗戰,共赴國難的原動力,就是強烈的祖國意識,強烈的祖國認同。  第三,他們分別加入國民黨和共產黨。當時中國大陸有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兩大政黨。故這些投身祖國民族保衛聖戰的台灣志士,從或然率的角度,也就分別參加了國民黨或共產黨。就地理位置而言,他們如果是先回到華北,則多是加入中國共產黨;如果是先回到華南,則大體上是加入中國國民黨。  第四,表達台灣人民期盼回歸祖國的強烈民意。1941年2月在重慶,在中國大陸南方各地的台灣抗日組織,例如「台灣獨立革命黨」、「台灣民族革命總同盟」、「台灣青年革命黨」、「台灣國民革命黨」、與「台灣革命黨」,為了集中力量,合併成立以光復台灣為宗旨的「台灣革命同盟會」。次年4月5日該會在重慶舉辦「光復台灣宣傳大會」,是日重慶各重要報紙同時刊出〈台灣光復運動專刊〉。1943年4月17日,該會發表宣言,鄭重聲明「台灣土地原為中國領土」「必須一致主張戰後台灣應即歸還中國」。同年11月開羅會議召開,當時「台灣革命同盟會」在召開第三屆代表大會時通過「請以大會名義向英、美、蘇各國領袖致敬,並要求其承認台灣歸還中國」。因此,台灣志士代表台灣人民向國際社會發聲,宣示台灣人民回歸祖國的強烈意願,表達台灣光復的民意。  回顧真實歷史,中國歷史與台灣歷史是交互存在各自之中,其連結樞紐就是強烈民族感情的祖國意識。我們回歸真實歷史,應將被埋歿的父祖輩近現代台灣歷史,重新與中國近代歷史連結,恢復傳承我們父祖輩的祖國意識。(作者為大學教師)

  • 細說傳奇 史明口述史出版

    細說傳奇 史明口述史出版

     高齡九十五歲的台獨革命者史明(見圖,王英豪攝),一生傳奇。史明成長於日本時代,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曾到中國大陸參與抗日,一九四九年回台後組織台獨武裝革命,因計畫行刺蔣介石失敗,一九五二年起流亡日本,直到一九九三年返台。因從事地下運動,史明習慣將日記、書信定期銷毀,也從沒寫過自傳。直到二○○九年,台大濁水溪社、台灣文學研究討論會成員組成的口述訪談小組,花了三年為他完成《史明口述史》,讓史明以第一人稱的簡白語言,細述戲劇性的革命人生。  一頭白髮、白鬍子,一身牛仔衣褲的史明,昨天倚著拐杖參加在台北書展的《史明口述史》新書發表會,這套書共三冊《穿越紅潮》、《橫過山刀》、《陸上行舟》。史明精神高昂地以台語分享他的思想與堅持。談到很多後輩對革命歷程,總是抱持著浪漫想像,史明正色說:「革命是一件理性的事,不只是感性!」  「做革命必須要有學問,熟讀思想史,少年時就要立定人生觀。」史明說:「我遇到很多台獨運動者都沒讀書,只會用嘴巴講。所以我到處勸告年輕人,革命是理性的,講台獨必須思考台灣怎麼獨立、了解我們的敵人。」  史明從母姓施,本名施朝暉,一九一八年生於台北士林,從小受父親影響而萌生反殖民壓迫的反日思想。他在留日期間受馬克思主義啟迪,前往中國擔任中共情報員抗日。但他先後對中國共產黨、台灣國民黨政府感到失望,開始投入台灣獨立建國運動。史明說,他不做英雄,「台灣人追求獨立是基於『人權』,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跟世界各國平起平坐。」  史明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九三年這四十年,大半生都亡命日本,靠他在東京開設的「新珍味」麵店收入,資助海內外台獨運動。一九七五年以前,史明主張的是體制外的武裝革命,麵店樓上的辦公室就是成員學作炸彈、研擬戰略之地;一九七五年後他改走群眾運動路線,以傳播思想為主。  一九九三年,被稱為「最後一個黑名單」的史明終於回到台灣,他創辦的「獨立台灣會」持續運作,至今仍有宣傳車隊巡迴各地。二○一二年他還挺身隨著車隊環台,相當有毅力。  由於強調革命需要理性與思考,史明除了運動,也有不少著作,他在一九六二年以日文寫成《台灣人四百年史》,強調台灣人主體性,被視為是台灣民族主義重要的論述基礎。此外他還著有《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等理論書籍。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叡人表示,史明與一般革命者最大不同在於,他強調學問,結合思想與行動,「他認為人格修養是一切的前提,人要確立我們為什麼而活。」

  • 王曉波:必先紀念抗日先賢

     世新大學兼任教授王曉波:為何光復歷史不可遺忘?如果日人統治台灣幸福又快樂,為什麼要台灣光復,日據下的台灣人也不會起來反抗日本殖民統治。  我們要理解台灣抗日五十年歷史,以及哪些人、為何在台抗日?以及為何有些台灣人有皇民化的思想。因此,要將抗日運動台灣人作社會階層分析。我大概把台灣殖民地歷史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武裝抗日階段,大約從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二年。另外,中華民國成立後,一九一二到一九一五年,也有零星的武裝抗日。一九二○年,受新文化運動影響,台灣人在東京創辦《台灣青年》,被視作啟蒙運動的開始。  第二階段則是文化運動社會運動,非武裝抗日階段。第三階段,一九三六年、日本總督小林躋造時期,隔年一九三七年,台灣進入戰爭體制,而有蔣渭水稱的「潛行運動」,即地下運動。  台灣為何會有抗日運動?明治維新後,日本人「很推崇」的是印在日幣一千元上的福澤諭吉。但當時福澤諭吉對台灣的反抗運動則說,在日本版圖內,不准有任何「不順之民」,不順之民,連「一日亦不得存」,應「使成類」,殺光!那有人就擔心,這種話會讓島民擔心跑光,福澤說,不必擔心,島民不過三百萬,日本人多,不用幾年就可以把台灣填滿。  要恢復光復節,首先要有具體的人物和歷史出來才行,如文天祥所言的「典型在夙昔」,建議在台灣歷史還沒能恢復正常前,第一,要建台灣抗日先賢烈士紀念館。我們不可以忘本,要紀念武裝抗日的那些人。第二,要蒐集日據時代台灣抗日先烈先賢留下的事蹟與文字,研究台灣抗日史蹟,表彰這些人。

  • CNEX推動畫 紀念蔣渭水

     紀念台灣民主運動先驅——蔣渭水的方式,不僅有前年的音樂劇《渭水春風》,最近還有CNEX推出的動畫紀錄片《總督府風暴——「台灣第一反」蔣渭水》,讓這一代年輕人認識台灣的過去,期盼能重新為現今社會召喚出其理想主義色彩精神。  編劇兼導演章蓁薰表示,百年前有孫中山在中國對抗西方列強,台灣則有蔣渭水組織抗日運動,猶如彼此呼應、分庭抗禮,而片中也帶到蔣渭水視孫中山為精神導師的橋段。同時亦刻畫了蔣渭水最為人稱奇的事蹟:他1913年就讀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時期,協同杜聰明和翁俊明攜帶霍亂病菌,「三劍客」經日本轉往北京,潛入水源地準備毒殺袁世凱的計畫。  該片以第一人稱倒敘方式,邀請觀眾透過蔣渭水觀點,凝視1910至1930年代台灣非武裝抗日運動的興衰。視覺上則擺脫傳統紀錄片呆板枯燥的平鋪直敘,而別出心裁地融合動畫、歷史照片、影像資料以及台日語夾雜的聲音劇場等多媒體效果,不時會有人物和場景從平面圖像躍出,讓觀眾猶如在瀏覽一本精彩的立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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