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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謝英士、高思齊》賴清德還在為非核畫餅

    謝英士、高思齊》賴清德還在為非核畫餅

      \n 行政院長賴清德4日在立法院報告時強調,2020年紅害一定可以減半,2025年空汙總排放量也會降低,即使深澳電廠順利發電,在北部或台灣,都不會造成空氣汙染的影響。賴院長所描繪的美麗圖像真的會出現嗎?恐怕不會。 \n 事實上,燃煤電廠是全台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汞及二氧化碳等空氣汙染物的最大排放源。根據台電數據,深澳燃煤電廠運轉後,每年也至少將排放1438公噸硫氧化物、1034公噸氮氧化物、268公噸懸浮微粒,賴院長口中所謂「不會造成空汙影響」的說法不知有何科學根據? \n 這些謊言是民進黨為了實現「2025非核家園」所編織出來的。為了實現這個「理念」,民進黨政府正以一連串錯誤的政策、錯誤的心態、不負責任的作為,提出2025能源政策:亦即30%燃煤,50%天然氣,20%再生能源,這樣的「高碳」發展模式,代價之大,恐將台灣帶入險境。 \n 台電去年燃煤使用量已攀升至1784.4萬公噸,創下5年新高,其中汙染相對高的燃料煤逐漸取代亞煙煤,對空氣品質影響有多大,政府並未依法啟動「政策環評」程序,負責任地告訴人民。 \n 至於天然氣需求量也預計從目前1年1400萬公噸,提高到2000萬公噸以上。燃煤與天然氣俱為化石燃料,在「淘汰化石燃料」已成為全球趨勢下,台灣卻反其道而行,「自主」選擇走向高碳的經濟模式,不論從經濟、環境、國民健康等層面來看,都是注定失敗的一條路。 \n 2015年我國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本可視為低碳轉型的契機,如今看來,「法治規範」終究難敵「政治意志」。政治只是執政者遂行理念的工具,責任則付諸一炬。 \n 著名的德國政治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說:「在人類的政治行為中,必須從政治義務和行動的後果出發,而不僅僅從善良意願、良好動機、偉大信念出發。」也就是有名的「理念型政治」與「責任型政治」的分野。光有理念而不負責任的政治,是沒有倫理的政治。 \n 非核家園的理念再良善、再偉大,且寫在任何一部法律上,都要從政治倫理與責任的角度思考所衍生的問題,而不是一意孤行。否則,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只能順從理念,而將政治作為工具而已。 \n 民進黨的「非核家園」如果溢脫責任政治的範圍,只強調理念、只強調「多數民意」,那麼一個以理念而害眾生、以理念而害責任的不良政治倫理觀將會成為民進黨的註記,傷害台灣的惡果恐將用我們的環境與下一代的幸福償還。 \n(作者謝英士為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高思齊為研究員) \n

  • 輪機長先過境廣州 外交部:人道不應有政治分野

    遭索馬利亞海盜綁架5年的阿曼籍漁船Naham3號輪機長沈瑞章今凌晨在廣州與家人重逢,外界質疑為何不是直接返台還是先過境廣州,外交部亞非司長陳俊賢今天強調,政府對這起案子優先考慮是人質的平安,提供保護跟人道援助,至於過境哪裡轉機,「我們認為不必要有太多政治聯想,人道救援不需要政治聯想。」 \n \n陳俊賢今天還原整個綁架過程政府參與的過程,外交部在事件發生以後立即通報馬來西亞海盜通報中心,通知歐盟海軍行動指揮部以及海軍安全中心請他們提供協助,也通知英國NGO人道救援團體,漁船是阿曼籍,也請阿曼政府提供談判協助,阿曼有出面但效果不好,後來不了了之。 \n \n陳俊賢指出,外交部過程中一直聯繫漁業署,要求船東負起應盡的責任,就他所知,船東有付一筆錢,不過遠遠不足海盜需求,後來是蔡正元出面募款,商人付一些錢,周邊國家也募到一些錢,他強調,政府不能直接拿錢給海盜,因可能會被要求天價贖金,而且政府若付了贖金,放了這個人,海盜還會抓更多人,因為他們知道這政府願意付錢,放一個會抓更多。 \n \n他也證實,去年6月一度談判似乎要完成,外交部相關人員已經在替沈瑞章申辦入國文件,但後來談判似乎又破裂;對於外界質疑政府過程中無作為,陳俊賢今天特地帶一疊厚厚資料證明政府過程中處理了相當多事情。

  • 我見我思:周韻采》不分藍綠 如何執政

    我見我思:周韻采》不分藍綠 如何執政

    蔡總統執政百日,已有民調顯示民眾對林內閣的不滿意度已經超過滿意度,而多數輿論認為民調的死亡交叉,乃肇因於蔡政府一連串處理突發事件的失誤。我認為這一連串失誤不是隨機性的天災,而是系統性的政務官任用不當。 \n林全內閣組成之初被外界評為「老藍男」內閣,政府則不斷定調:用人不分藍綠。許多偏藍媒體反而批評某些職位,包括政府所屬公營事業或財團法人董監事淪為政治酬庸。彷彿超越藍綠的人事任命才是政治正確。 \n然而,根植於市場經濟的民主政治就是政黨競爭的體現。民眾透過選舉選擇了不同政黨標舉的政治理念、政策意涵及執政能力。據此,政務官應與執政黨有相同的政治理念與政策理解,才能擘畫具體政策措施並為此辯護及執行。所以在政黨輪替之後,延用前朝政務官為新政府政務官,就存在多重的內在矛盾,為何同樣一個人可以前後持不同的政治信仰,和執行內涵差異甚多的政策? \n第一種可能是他們的腦袋有百分百切換功能,能自動合理化昨非今是,例如曾任國民黨要職的楊偉中,接任主要任務為清算國民黨黨產的「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委員。 \n第二種可能是他們認為政黨間的政治理念差異不大,故可以執行相同政策。 \n最後一種可能是兩黨的政治理念真的沒有差異,有的只是選舉時政黨差異化的行銷策略。 \n這3種可能都會造成新政府施政的進退維谷:最後一種可能會讓原支持者憤怒,原來標榜的差異只是用來騙選票的。前面兩種可能則讓民眾失望,政務官無法實踐執政黨的政治理念以及政策,最終反映在林內閣低盪的民調上。 \n因人事任用而導致執政不力的問題在台灣政壇其來有自,馬政府偏好任命事務官或學者為政務官,企圖將不分藍綠視為一種優點,不但混淆了政務官與事務官的功能分野,也無法從執政黨的政治理念為政策說明與辯護,然後在立法院被當肉砧修理,再抱怨同黨人士缺乏情誼。 \n不分藍綠的人事任命,其實是掩飾政黨沒有能力培養有政策執行力與辯護力的政務官。政治任命需要在藍綠區隔下的用人唯才,這樣政黨才會拚命去培養優秀的政治暨專業人才,而不會在執政之後,才發覺搞政治的沒有專業,有專業的卻完全沒有政治手感,只得拿不分藍綠搪塞缺乏適任政務官的窘境。然下錯藥方,徒增執政亂象,甚而造成台灣空轉。 \n社會學大師韋伯有句名言:「政治作為一種專業」,說明了政務官養成的必要性,不能臨執政時,再找號稱超越藍綠的事務官或學者上陣。遺憾的是,蔡總統與林院長沒有從歷史中看到滄桑,依然步上了後塵。 \n(作者為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 我見我思-左右撲朔迷離

     東亞政治颳起陣陣的右派風潮。沒有選舉的極權北韓跟中國略去不提,二○一二年台灣右翼的國民黨勝出繼續執政,中間偏右的自民黨重返主導日本,南韓則由右派的新國家黨連莊統治,加上強硬的右撇子普丁回鍋掌權俄羅斯。東亞政治這幅濃艷的集體向右轉景象,不知要欣欣向榮到甚麼時候呢。 \n 眾所周知,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左右區別,源自於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制憲議會,進步派議員座落主席的左方,保守派議員座落主席的右方,後世的政治領域遂有如此的分野。 \n 但上述僅屬籠統的說法,並未正確指明當時法國制憲議會的現場位置狀況─亦即,究竟制憲議會主席的席次,是在議員座位區的對立面?還是與議員們共同面對同一方向?其實,制憲議會主席席次,面對著議員座位區,進步改革派選擇主席面對的左方座位,保守國粹派選擇主席面對的右方座位;然而相反的,如果從議員座位區的自身方向辨別,進步派座落議員席位區的右半側,保守派座落議員席位區的左半側,完全顛倒改觀過來。 \n 左右的撲朔迷離,政治光譜如此,交通運輸亦然。 \n 古代武裝人員的佩劍,無論東方的武士或西洋的騎士,率多配掛於左腰側。你來我往行走道路當中,假使雙方都靠右的話,彼此刀身便會經常發生碰撞,糾紛屢起,所以左行是禮節也是習慣。尤其重要的,路途上若遭遇對方近身狙殺的性命攸關瞬間,處於左側的守方,因為佩劍位於左腰,拔刀剎那,更容易抵擋來自右側對方的攻擊。 \n 但這種情勢,在槍枝發明後立刻改變了。射擊之際,無論長槍短槍,處於右側比較有利──拔取配戴右腰側的手槍時,最為明顯。 \n 基於緊迫的治安及人身保護的理由,歐美國家紛紛易轍,改而規定車馬靠右行駛。可是頑固的「約翰牛」英國卻不為所動,鐵齒的「桃太郎」日本也墨守成規,在交通規則、運輸工具方面,兩國仍沿襲古禮舊俗,一律以靠左為準,延續至二十一世紀的今天。 \n 日治時期的台灣,也是靠左行駛,鐵路、公路皆然。二次戰後,患有恐共症的國民政府,見「左」就怕,強制改公路為右行。不過鐵路設備更易,茲事體大,只好作罷。至於台北捷運、高雄捷運,分別參照法國規格和德國規格,理所當然向右看齊。而高鐵則因採行日本系統而向左靠攏。所以台灣現今變成「公路右行、鐵路左行、捷運右行、高鐵左行」的國家,交通運輸的方向並不統一,也算是難得的世界奇景了。

  • 社評-解構中的統獨認同版圖

     與蔡英文時代開創出黨內「大團結」的氛圍不同,蘇貞昌領導下的民進黨,出現黨意兩極化現象。譬如,謝長廷應否訪問中國大陸問題,當謝長廷表達強烈意願,台獨大老辜寬敏都表態支持,並說只要大陸邀請他也願意去訪問後,仍有黨員堅持反中,甚至要求「清黨」。 \n 另一件是釣魚台對策,蘇貞昌批評馬英九宣示主權是「阿Q」行為,段宜康貶抑海巡署護漁是「演戲」。呂秀蓮卻肯定宜蘭漁民與馬政府維護主權的作為,她還疾呼馬英九提出捍衛釣魚台主權說帖,請友邦元首在聯合國代為發言。 \n 民進黨內意見出現兩極化現象,並非蘇貞昌領導能力有問題,更非黨派利益因素作祟,也看不出與南北差異有關。 \n 深入解析可以發現,蘇貞昌擔任黨主席後,由於近期全球政治經濟大局與兩岸關係的巨大變化,已迫使一些對環境變遷較敏感,或政治變化牽動經濟利益的台灣民眾,開始重新思考政治認同問題,政治態度開始出現鬆動,辜寬敏就是一個例子。 \n 蔡英文時代,民進黨員的統獨立場與對黨中央的兩岸政策,儘管有一些意見上的不同,但主流與非主流意見強弱分明,例如黨員訪問大陸問題,反對聲浪總是壓倒性超過「西進派」。但現在連台獨大老辜寬敏都表達有訪中意願,政治觀察家也將改變一貫思維,不能繼續把反中視為深綠共同意見。 \n 傳統上,我們習慣於把台灣的政治光譜,依據統獨認同將民進黨分為淺綠、深綠;把國民黨分成淺藍、深藍,民眾也依此光譜自我認同,並尋找政治支持對象。這種政治光譜的劃分與激化,與李登輝時代以激進手段推動台灣民主化、本土化進程有關,也因而形成「激進民主」現象,政黨能夠輕易號召群眾走上街頭抗爭。但經過兩度政黨輪替,國家機器雖仍有瑕疵,民主價值卻已深植人心,台灣已從激進民主走向理性民主。 \n 更深入解析,台灣能從激進民主走向理性民主,與社會經濟情勢的變遷有關。 \n 激進民主由中產階級支撐,但這幾年台灣中產階級逐漸消失,民眾寧願多花時間賺錢養家餬口,也不願激情走上街頭,過去動輒百萬人上街頭的盛景已經不再出現,政黨不再有能力發動街頭抗爭,或啟動社會能量大規模的向政府施壓。 \n 中產階級的消失,是十餘年來物價上漲,人民實質薪資水準未能同步成長所致,年輕一代很難再往中產階級挪移,中產階級逐漸形成中空狀態。失去中產階級的社會,民眾政治參與程度降低,既得利益者得以長期壟斷政治與經濟資源。長此以往,弱勢者往往採取激進抗爭手段爭取權益。中產階級消失,對政黨與民眾的政治參與都影響深遠。 \n 更大的影響是大陸因素。大陸經濟崛起、國際地位提高、兩岸經濟關係日益緊密後,大陸經濟力量開始滲入台灣經濟、社會與民眾生活,大陸的採購、投資行為逐漸影響資源分配的流動,進而波及個人利益。資源分配的改變也直接影響政治認同。 \n 謝長廷訪問大陸引發民進黨內外的諸多討論,從結構上看,除了可以從社會變遷的角度解讀之外,兩岸關係的融和也正解構著原來的政治光譜,台灣傳統藍綠的明確分野開始鬆動,政治版圖正在重組。

  • 名家-中國概念的涵義及轉化

     「中國」這個概念的雛形可以上溯到殷商時代,學者認為甲骨卜辭中有「五方」之說,其中「中商」一詞或係「中國」一詞之概念上的淵源。當代學者王爾敏(1927ˍ)曾詳查先秦典籍53種中出現「中國」一詞者計28種,統計先秦典籍所見之「中國」概念有5種不同之涵義,其中占最大多數者是以諸夏領域為範圍者,其次是指為國境之內者,再次為指京師者。 \n 中國古代經典裡的意涵 \n 大體言之,中國古代經典所見的「中國」一詞,在地理上認為中國是世界地理的中心,中國以外的東西南北四方則是邊陲。在政治上,中國是王政施行的區域,《尚書‧堯典》記載堯、舜即位後,在中國的四方邊界巡狩,中國以外的區域在王政之外,是頑凶之居所。在文化上,中國是文明世界的中心,中國以外的區域是未開化之所,所以稱之為蠻、夷、戎、狄等歧視性語彙。 \n 台知識分子的中國概念 \n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慘敗,「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從此之後,「中國」這個概念的涵義在20世紀的台灣發生了變化。 \n 通貫整個20世紀,台灣知識分子心目中的「中國」概念,具有以下兩項特質: \n 第一,現代台灣的「中國」概念包括「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兩個部分,而且前者遠比後者更重要,因為「文化認同」具有抽象性、理想性與長期性,與「政治認同」的具體性、現實性與短期性構成鮮明對比。從文化對個人的影響來看,「文化認同」比「政治認同」更為悠久而重要,所以,中國歷代王朝或政府從秦、漢以下都是源遠流長綿延不盡的中華文化的過客,長則數百年,短則數十寒暑,政權雖然可以對文化發揮局部而短暫的影響力,但絕不足以完全改變文化的深層結構。 \n 舉例言之,1895年割讓台灣之後的台灣首富李春生(1838ˍ1924)於1896年應日本殖民當局之邀赴日訪問,回台後撰寫東遊隨筆,申言「新恩雖厚,舊義難忘」,並三度以「棄地遺民」自況。日據時代(1895ˍ1945)撰寫《台灣通史》的連橫(雅堂,1878ˍ1936)也自稱「棄地遺民」。李春生與連橫之所以自稱「遺民」,基於對中華大地的「文化認同」的意義,實遠大於對統治中國的政權之「政治認同」,這也就是國學大師章炳麟(太炎,1869-1936)所謂「台灣,故國也」的確切涵義。 \n 日據文人對原鄉的想像 \n 在日本殖民者統治之下,日據時代台灣知識分子對「文化中國」滿懷浪漫的想像,例如台中地區文化人葉榮鍾(1900ˍ1978),作家吳濁流(1900ˍ1976),醫生兼作家吳新榮(1906ˍ1967),以及在大陸經商的吳三連(1899ˍ1988),都將中國大陸視為文化的原鄉。作家張深切(1904ˍ1965)在日據時代的剃髮經驗,很能闡釋當時台灣人心目中作為「文化認同」意義的「中國想像」:張深切一家人在剪髮時的痛哭,正是對「文化中國」的撕裂後的椎心之痛。 \n 第二,在現代台灣的「中國」概念中,「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既是抽象的理念,又涉及具體的現實生活,兩者間既聯合又鬥爭,兩者間構成相互滲透性,但也有其緊張性。日據時代的台灣人對於原鄉的傳統中華文化,固然因為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壓迫下而不勝其嚮往之情。 \n 文化與政治的緊張衝突 \n 但是,台灣人由於過於一廂情願,也過於浪漫,而未能深刻認識中國歷史上文化理想與現實專制政治之間,恆處於緊張甚至衝突之關係,也未能認識他們的「中國想像」中「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之間的相互矛盾性。他們的世界觀中的「中國」,常是作為概念的「中國」之意義遠大於作為實體的「中國」之意義。這是日據時代回歸原鄉的台灣知識分子祖國夢碎的原因,也是光復後台灣人對國民黨政權失望的思想根源。 \n 以上所說的現代台灣人世界觀中「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的分野及其張力關係,在最近二十餘年來隨著台灣民主化的進展而日益彰顯。 \n 中國與中國性概念發展 \n 我們探討「中國」這個概念可以發現:所謂「中國」或「中國性」,其實是相當複雜的「概念叢」。從「中國」概念的內在結構的角度來看,「中國」這個概念至少包括「文化中國」、「地理中國」與「政治中國」諸概念,而以「文化中國」居於最重要之地位。 \n 再從「中國」概念之發展的角度來看,歷史的進程塑造了兩種「中國」:一是以福建、廣東、香港、台灣、東南亞及歐美華人社會為主的「海路的中國」;一是以中原為主體,包括蒙古、中亞以及絲路所及之地的「陸路的中國」。以上諸多「中國」概念在歷史進程中,共同構成了「中國性」。 \n 但是,從東亞周邊地域的觀點來看,「中國」這個概念又包括:作為「精神移住地」的「中國」,與作為「想像的共同體」的「中國」。不論是前者或是後者,「中國」或「中國性」的概念,都不是地理的疆域所能律定的。反之,「中國」或「中國性」是一種移動的概念。我們分析17世紀以降,日本許多思想人物以「中國」一詞指稱日本,因為日本得孔子之道與《春秋》之精神。 \n 兩岸變局牽動中國概念 \n 20世紀台灣人的世界觀中的「中國」,又可分為「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兩個概念,兩者之間既不可分割但又互為緊張。 \n 隨著海峽兩岸的長期分隔,以及台灣的快速民主化進程,「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這兩個概念之間的緊張關係日益加深。但是,隨著海峽兩岸人民日益密切的經濟關係以及旅遊活動的發展,近百餘年來台灣人思想中「作為概念的中國」與「作為實體的中國」之間的巨大差距,卻又快速地拉近。另一方面,隨著台灣內部政經情勢與文化思想的變化,以「台灣主體論」與「自我肯定心態」的基礎的「台灣意識」,卻隨著歷史扉頁的翻動而豐富其內容,調整其格局。 \n 以上的變局都牽動著21世紀台灣人思想世界中的「中國」概念的重塑與轉化。 \n (作者為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 \n 註本文係作者新撰《東亞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經典與理念:互動、轉化與融合》一書(2010年8月台灣大學出版)的第4章刪節,本報徵得作者同意刊登。

  • 社論-兩岸應緊守「先經濟後政治」原則

    最近兩岸關係領域裡,「政治談判」的聲浪突然高漲起來,其甚至有壓過「經濟合作談判」之勢。對此,我們認為其並非健康發展之道,因而盼望兩岸當局能共同抑制這股「政治躁動」,以先行全力構建經濟上「互利雙贏」的堅實基礎。後者才是當前兩岸最大福祉之所在。 \n回看去年馬政府剛上任時,兩岸對雙方關係發展進程,預先設定了「先經濟後政治」、「先易後難」的原則。因這原則受到兩岸當局的共同遵守,所以近一年多以來,雙方得以心無旁騖地,逐步落實各項經濟交流協議,其中的順利實現三通直航,尤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目前雙方協商的重點,已升高到ECFA之全方位合作建構的層次,使人們談論多年的「兩岸攜手,振興中華,布局全球」等高超的概念,有了具體實現的條件。 \n然而,就在理想即將成真的當頭,政治談判的聲浪過早地出現了。這對雙方經濟合作的推動,是個干擾,甚至有可能嚴重扭曲經濟合作的內涵,使兩岸誤失共同利益,甚至演成內耗現象。 \n眾所週知,經濟合作的本質是「一加一等於二或大於二」,它有很大的「附加價值」空間。而政治談判,常常是「一減一等於零」,也就是零和遊戲。一方的獲利,往往得自另一方的讓步。這兩種談判的「戲碼」完全不同,若同時放在一個舞台上演,那就如「張飛與岳飛同時出場」之不合理。 \n最令人擔心的是,兩岸雙方政治實力的落差太大,如果現階段就進行政治談判,台灣方面很可能因「討價還價」的能力偏弱,而造成內部嚴重的挫折感。這種失望情緒,會感染到經濟合作談判,使後者難以為繼,甚至演成「要求大陸施捨經濟資源以補償台灣政治損失」的病態局面。如此一來,原本一盤經濟合作好棋,會被玩成亂局,並使原先預想的「互補互利」等美好願望,付諸東流。 \n事實上,我們並不否認,兩岸關係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要進行政治談判。但希望在那一天到來之前,雙方已先建立了強固且輻射全球的經濟合作關係。在這樣的基礎上,雙方都會以充分的信心,和十足的同理心,去進行政治談判。而且,雙方既成的經濟合作談判經驗,也會成為政治談判的有力參據,使後者更有成功的希望。 \n我們建議,兩岸當局在此時此刻,應共同重申「堅持先經濟後政治原則」,並慎重理順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劃清兩種事務的邊界與分野。更重要的是,務必避免政治陰影去干擾當前熱議中的經濟合作談判事宜。後者如能在「去政治談判化」的情境下,充分參酌經濟法則、市場規律、兩岸現實、WTO規章等要件,完成簽署協議,那將獲致最大的「含金量」,也是兩岸民眾最大的福氣。 \n關於這方面,馬英九總統日前接受路透社專訪時表示,他不排除「馬胡會」,但這沒有時間表,因為目前還有很多經濟問題要忙。馬總統如此的講法,與我們的主張相同,就是從長遠看,兩岸政治談判無可迴避,但現階段,應專注在經濟合作的建構。 \n不過,我們也要建議馬總統,既已確認「先經後政」路線,則當前應約束政府官員與智庫人士,使其儘量減少公開談論兩岸政治談判之事。因為這種事公開談多了,必會造成外界的錯誤印象,以為兩岸政治談判已呼之欲出。甚至,有些發言的尺度若未拿捏好,難免會給人「向中共叫陣」等不好觀感。這些都會對當前的兩岸經濟合作談判,造成無謂的干擾。 \n至於中共方面,誠然是兩岸政治談判的優勢一方,但現階段亦應實事求是,包容現狀,全力追求兩岸經濟合作效益,並儘量使其「最大化」。中共當前若能對兩岸政治談判之事,作自我克制,儘量不要主動「發球」,則這對兩岸經濟合作談判的圓滿成功,將是很大的助力。 \n我們衷心期盼,兩岸雙方談論已久的「雙贏」局面,就從當前得以「排除政治干擾」的經濟合作談判中,正式開始逐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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