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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含有政治領導的搜尋結果,共477

  • 政治繼承─中共邁向第二個一百年的關鍵

    政治繼承─中共邁向第二個一百年的關鍵

     鄧小平曾說「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可預期,習近平作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領航掌舵」將延續到中共二十大甚至更久,然而一個強人長期執政後,如何在制度上建立權力繼承制度避免重演「奪嫡」鬥爭?將會是中國大陸能否穩定邁向第二個一百年的關鍵。

  • 港支聯會:政治環境轉壞 所有職員本月底遣散

    港支聯會:政治環境轉壞 所有職員本月底遣散

    香港泛民主派組織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今表示,香港政治環境轉壞,常委會認為要做「防風」措施,常委會經商議後,決定將常委數目減半至7人,並於本月底遣散所有支聯會職員。

  • 德聯邦檢察官逮捕一政治學者 指控其為中國從事間諜工作

    德聯邦檢察官逮捕一政治學者 指控其為中國從事間諜工作

    德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周二宣布,一名德國智庫的政治科學家負責人涉嫌在2010年至2019年間為中國情報部門從事間諜活動。德國慕尼黑地區法院於6月21日對這位政治學家發出了逮捕令,並於7月5日正式逮捕。該案由德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對外宣布,被指稱是「罕見事件」。

  • 中共百年征程和兩岸的未來

    中共百年征程和兩岸的未來

     胸懷千秋偉業,恰是百年風華。在艱難險峻中走上執政之路的中國共產黨,歷經百年波濤,領導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抗擊新冠肺炎的戰鬥中,更展現不凡的治理能力,擔當保障14億人根本利益的重任,實乃舉世皆應虛心求教的成就。

  • 台灣該重新認識中共了

    台灣該重新認識中共了

     「台灣各界向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致賀」,這是新華社一篇應景的報導。但所謂「各界」主要是幾位與中共有交情的過氣藍營大老,台灣朝野的頭面人物無一共襄盛舉。民進黨政府自然對中共口誅筆伐,而與共產黨相殺一個世紀的國民黨也是陰陽怪氣。台灣的政客可以不喜歡中共,但中共是他們無法迴避的對手。思路決定出路,「台灣各界」是時候重新認識中共了。

  • 記取老大哥教訓 中共顧政權靠3招

     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其發跡起步不能不提當年的「老大哥」蘇聯共產黨。昔日的世界兩大共黨,如今一個已成歷史,一個仍屹立不搖,且已壯大到黨員人數超過9500萬的世界最大黨。中共從蘇共垮台學到深刻教訓,絕不能否定自己的歷史,因此馬列主義乃至毛澤東的「神主牌」,中共無論如何都會牢牢守住。  政大東亞所所長王信賢指出,中共百年黨慶整體上就是一次「執政合法性的大內宣」,而近來的各種外部挑戰,反而讓中共更容易凝聚內部,激發民族主義,強化其統治合法性和正當性,同時為二十大鋪路。

  • 普篩、買疫苗嚴重落後 他痛批中央:私利領導政治、政治領導專業

    普篩、買疫苗嚴重落後 他痛批中央:私利領導政治、政治領導專業

    台灣科技大學教授陳致曉質疑指揮中心,公布確診人數有問題。指揮中心今(25)日回應,我國陽性率一直很低,病例數沒有被低估。陳致曉再度回應,並直指衛福部長陳時中未說明國內檢疫黑數問題,普篩與準備疫苗兩方面更嚴重落後全球,重批「台灣目前疫情困境在於『私利領導政治、政治領導專業』的不正常政府。」 對於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祥今日的說法,陳致曉在臉書發文,並以「數據不會騙人,但『為政治服務』的數據會騙人」為標題,斥責陳時中,以英、美、義、日、韓等國疫情剛爆發時,致死率偏高的情況,來「正當化」當前台灣4.2%致死率。 陳致曉表示,沒有疫苗使「染疫人口死亡機率」增加,普篩能力不足使「普篩人口」為小,故「檢驗染疫人數」小。這兩個因素就是造成致死率偏高的原因。而1年多前並無疫苗,且疫情突然爆發,各國自然不及備足普篩能力,因此各國當時的高死亡率難歸其咎。 陳致曉指出,陳時中違背國際防疫經驗,一直拒絕普篩,致使當前台灣「普篩能力」不足。蔡政府自去年10月阻擋前行政院長林全購買疫苗,「一直到今日!造成檢疫黑數的『普篩能力』不足與『疫苗希缺』,造成台灣面臨去年各國同樣的高致死率。但是,這種困境不是天災,而是人禍!」 陳致曉說,陳時中在記者會上直說,台灣染疫人口中有35%為65歲以上長者,並以這些65歲以上長者致死率為90%,來說明為何台灣染疫致死率偏高,「這種說法更曝他一路拒絕普篩,造成普篩能力不足的惡果。」 陳致曉認為,台灣當前65歲以上長者占人口16.8%,遠較其染疫的35%為低。在社會上活動力較強的65歲以下人口,應該會比65歲以上長者有更高機會染疫。因此可見,我國普篩能力嚴重不足,導致國人曝露在官方不認可的染疫風險中。 陳致曉說:「簡言之,台灣目前疫情困境在於『私利領導政治、政治領導專業』的不正常政府。」

  • 施打疫苗亂象一堆 江啟臣批:民進黨用政治領導科學

    施打疫苗亂象一堆 江啟臣批:民進黨用政治領導科學

    疫苗殘劑開放施打,中部下修到十八歲,國民黨主席、立委江啟臣25日表示,慶幸地方政府懂得應變,像台中市府開放現場登記施打,珍貴殘劑不要浪費,抨擊最該檢討的是中央,上百多名民眾打疫苗死亡,講清楚說明白很重要,民眾猶豫不清楚、不安,萬一施打有狀況陷入掙扎,中央完全不負責任,懷疑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是否有堅強科學團隊,公衛專家。 江啟臣今日在捐贈1萬份醫療口罩給台中市計程車公會後受訪表示,因為疫苗選擇不夠多,就會發生緩打潮,安排去打不去打,施打上產生一些混亂,他質疑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有否堅強的科學團隊,公衛專家有否進入幫忙,連疫苗問題都不能清楚告訴國人,其他國家可以混打疫苗,德國總理梅克爾也混打,代表國外有研究有求證。 「防疫要用科學」江啟臣痛批,民進黨執政是政治領導科學,趕快拿出證據說服人民,疫苗難免有副作用,從醫療角度來看,政府應該清楚告知,否則民眾很茫然。 他要求中央流行指揮中心要給大家一個說明,不然甚至很多人要自己看外國網站,為何我們做不到,太讓人憤怒。

  • 廈大台灣研究集刊》陸配在台政治參與再審視(胡燕、張文生)

    廈大台灣研究集刊》陸配在台政治參與再審視(胡燕、張文生)

    長期以來,大陸配偶(在台灣地區被簡稱為陸配)被視作難以影響台灣政治生態的「沉默的少數」。但近些年這一群體開始有意識地以「新住民」話語來克服「大陸間諜」「木馬屠城」等汙名構陷,並參與島內政治活動。那麼,陸配的身分變更及方向選擇將面臨政治坦途抑或制度陷阱,兩岸關係發展進程是否會受此影響?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既是對國家統一進程中社會基礎的呵護關懷,亦能增進對島內族群政治的批判性理解。基於此,這一學術努力在當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 問題緣起 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發意外地將陸配捲入台海博弈的風暴中。從年初「武漢包機」風波到台灣當局「一日三變」的陸配返台政策調整,以及隨後島內輿論場突然發酵的「健保危機」炒作,都表明陸配長期遭受的身分歧視、社會偏見及語言暴力等問題並無改觀。更令人側目的是,台灣政客就此展現出的權力傲慢及態度冷漠儼然讓消費陸配痛苦成了島內天然的「政治正確」。這就將兩岸通婚以來掩藏的深層次問題凸顯出來,即大陸籍配偶在政治上孤立無援,難以維護自身權益。 從學界成果看,相當多的研究者對於陸配問題的政治屬性尚不清晰。這表現在:第一,輕視陸配群體的政治影響力,不少人認為陸配文化素質不高,組織程度低,政治動員能力乏善可陳,在島內公共事務和兩岸關係發展上難堪大任;第二,主張陸配社會活動的「非政治化」傾向,部分學者相當清楚陸配的現狀遭遇與島內當局的政治刁難有關,故建議陸配的政策訴求要突出經濟議題,在社會活動上儘量訴諸體制內途徑,淡化政治色彩;第三,對於台灣當局存有政治幻想。通觀學界的紓困解難建議,大都圍繞婦女兒童權益保障呼籲政策調整,卻沒有估算台灣當局的政治考量。 上述看法的可商榷之處在於,陸配問題固然可從法律、文化及社會層面上窺其端倪,但究其根本,都不過是陸配在政治上弱勢地位和低效活動的投射結果。王偉男等就認為,跨兩岸婚姻是一個中國內部兩個地區之間特殊的「公共事務」,政治因素則是根本決定因素。楊婉瑩等早在2009年就關注政治認同與陸配群體的影響關係,2016年來她還從宏觀意義上劃分了所謂「台灣民族主義者」對陸配的四類態度差別。同類研究還見諸《金門縣女性大陸籍配偶政黨認同之研究》、《大陸配偶對台灣政治認同影響之研究》等等。 由此看出,陸配要真正地在台灣「出頭天」,尤其是「在國家尚未統一,兩岸的官方溝通管道尚未進入常態化運作之前,陸配在台生存權益的保障最根本的還是要靠自己團結起來,抱團維權」, 並在此過程中切實提升個人的政治參與能力,強化所屬社團的政治功能和組織化程度,才有可能改變當前的邊緣地位和弱勢狀態。 問題的關鍵在於當前陸配的政治表現與政策訴求之間存在著績效落差。過往看法多認為陸配青黃不接,缺乏經費以及欠缺組織化導致其無法在島內政治舞台立足,但筆者卻更傾向於另一種可能,即政治身分的混淆意識與政治結構上的邊緣位置才是阻礙陸配產生政治效能感,聚集政治資源並提升組織程度的真正原因。換言之,只有當陸配真正找到她們在台灣政治格局中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屬性之後,這一群體的政治參與能力才能有質的提升。 這個看法的產生與近年來陸配被冠以「新住民」「第五族群」之名並涉身島內族群政治有關。按照台灣媒體的說辭,既然陸配和外籍新娘在數量、入境目的和居住時間上都符合國際通行的移民標準,那麼她們就是外省人、閩南人、客家人和「原住民」之外的「台灣的第五大族群」。也有部分學者就此進行理論背書,認為將陸配與外籍勞工及配偶實行政治捆綁有利於加大對島內政治系統的支援力度。 但是,筆者卻認為用「新住民」指稱陸配,進而在既定族群政治格局下謀劃該群體的政治參與活動值得斟酌。質疑理由在於:其一,所謂「第五族群」能否解決語言、文化及宗教差異問題進而實現「一體化」整合?其二,與國民黨的熱心操切相比,民進黨始終對陸配、外籍配偶、外勞的歸類處理態度曖昧。那麼,當前的「藍綠」態勢有無完成陸配身分轉型的現實可能?其三,怎麼保證陸配原有的兩岸立場和統一觀念在「新住民」的政治招牌下不被稀釋乃至解構? 現實的困惑不能替代理論的省思,陸配的政治身分認定需要放在普遍性的族群理論和特殊性的島內省籍-族群模式的交叉分析下才能給出有說服力的現象詮釋。基於此,本文提出陸配的族群身分與政治參與存在著負相關的理論預設,並將此置於「島內族群政治-台灣政治參與——陸配族群參與」的三段論下予以證明(偽),進而推演陸配未來政治發展的若干種可能性,並就她們能夠做出的最佳選擇提供一二建議。 台灣族群政治的參與邏輯 族群關係是現代社會的敏感話題,也是理解島內選舉動員乃至政治格局的認知框架。近年來,台灣地區營造出了「四大族群」和諧穩定且彼此寬容的觀感印象,但這並不意味著「第五族群」社會公正及政治權利的必然性獲得。綜合而言,此等期許既無法得到族群理論最新成果的學術支援,也不符合島內族群政治模式的內生邏輯。 台灣族群政治在形成過程上基本保持了與歐美國家類似的演進過程,並逐步形成了具有本島政治特徵的運作模式。如陳孔立教授就主張以「省籍-族群-本土化」研究取向來解釋當代台灣政治。基於學界的既有發現,可以將台灣的族群政治概括為一個由「本省人/外省人」的省籍矛盾轉化為「本土化/民主化」的政治互動,最後形成「四大族群」政治化的發展過程。 第一階段:初始時期(1947-1989)。台灣族群關係的最早雛形是以省籍矛盾的形式反映出來的,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被視為這類矛盾的首次爆發,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加劇了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緊張關係。此後在「兩蔣」的高壓統治下,省籍問題被暫時壓制但卻無法解決。李登輝時期「族群」概念從學術範疇滲透進政治領域。「大約不會比1989年更早,而把台灣的省籍問題界定為『族群』也差不多在同樣的時代。」「為了使這些群體確信共同的民族主義事業。民進黨1989年提出來『台灣的四大族群』概念。」此後本省政治人物開始在民意機構及地方選舉上攻城掠地,「族群政治」甫一出場就顛覆了島內本省人與外省人的權力博弈格局。 第二階段:形成時期(1990-2000)。島內「族群」話語誕生伊始就和選舉政治緊密掛鉤。1992年的「立委」選舉外省人和閩南人就顯露出「藍綠」站隊的跡象苗頭。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更在兩大族群之間產生了台灣歷年來最為激烈的政治對抗。如果說1998年陳水扁的選舉失敗還能證明都市地區及中產階層扮演著台灣族群衝突的阻力閥的話,那麼在兩年後,大量閩南族群的教師、醫生等知識階層一改對族群動員的負面看法而集中投票給陳水扁,則意味著本省選民中高教育程度與低族群意識的變數關係最終被打破。因此,2000年的台灣「大選」也就成了島內族群政治模式正式形成的標誌性事件。 第三階段,蟄伏時期(2000-至今)。族群政治的狂飆突進在島內首次政黨輪替後開始退潮,似乎開始向關注弱勢族群,突出多元文化的國際潮流靠攏接軌。一方面「客家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等機構相繼成立,並通過了「客家基本法」「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法」等制度法規;另一方面族群動員的邊際效用有所遞減。2008年外省人馬英九以高票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2019年「眷村之子」韓國瑜在「綠軍」大本營高雄擊敗民進黨候選人當選市長,但是,上述情況並不意味著族群衝突的終結。馬英九當政八年卻「自覺背負外省原罪……對228紀念活動的重視比起本省籍政治人物有過之而無不及」。愈演愈烈的「罷韓」活動甚至造成國民黨內部都傳出「本省籍在國民黨只能當狗」「搶著要選黨主席的,都是高級外省人」聲音。種種跡象表明,以省籍矛盾為核心的台灣族群政治並沒有發生質的變化,「討厭外省人」仍然是島內政壇不言自明的耳語心傳。 台灣族群政治的參與邏輯 來自普遍意義上的族群理論和具有本土特徵的族群模式顯示出島內「族群化」參與的薄弱基礎和惡劣環境。所以,能否以「新住民」身分來影響政策議程並佔據有利位置,在很大程度上不取決於陸配的主觀意願,而是必須服從這一非制度框架下的政治慣性和行為條件。 從長遠來看,衝突割裂將在未來構成多族群國家及地區的政治底色。台灣的族群政治作為半個世紀以來台灣社會從威權政治走向競爭型政治過程中省籍矛盾的演化結果,本質上是一個以閩南族群為基本盤,通過不斷的激發族群衝突來獲取選票資源的政治工具。這就決定了衝突而非融合將是今後台灣族群政治的常態化存在和普遍性規律,發現、維持乃至建構出某種族群矛盾則是主導島內政治生活的重要前提。 就當下而言,台海實力對比懸殊所造成的「安全困境」讓怨恨仇視情緒在島內瀰漫擴散,通過轉移矛盾來挽救統治危機已經成為蔡英文當局的策略選擇。在這樣的情況下,選擇某一政治弱勢群體作為島內有限度、可控制的族群衝突的犧牲品,就不僅是島內「泛綠」力量的本能反應,更將是民進黨方面精心計算的必然結果。 基於上述兩個判斷前提,可以將台灣族群政治的參與邏輯概括為: 1.通常意義上族群政治的概念維度可以有族群視角和政治視角,但它在台灣卻沒有脫離選舉政治的權力本質。因此,島內族群參與是促進融合還是產生衝突不取決於族群本身,而是取決於權力博弈下的工具選擇和動員效率。 2.民進黨是現有族群政治格局下的既得利益攸關者。作為老牌的本土性政黨,牢牢把持本省人的身分話語權和政治代表權,最大程度地動員閩南族群是其根本政治利益,任何有可能衝擊、中斷它和本省人聯繫的族群現象都會被遏制。 3.外省人的政治參與會受到持續性壓制和排擠。作為第二大族群的外省人具有動搖台灣族群政治模式的群體規模和政策意願,繼續將這一群體圈定在族群話語體系之中並處於失語狀態就能進一步削弱他們的政治參與能力。 4.台灣地區少數民族、客家人等少數族群的政治參與會被控制在一定範圍之內。他們被允許進入政治系統的非要害位置並佔據次要角色,從而一方面營造出族群融合的典範樣板,另一方面防止他們靠攏接近外省人組成政治同盟。 5.「新族群」會長時間地處於「分而治之」的政治參與考察期。東南亞配偶及勞工的族群化道路會因母國背景相對通暢,而大陸籍配偶則不然。這是因為「台灣的國族建構需要陸籍配偶作為對立的他者來得以彰顯」。換言之,將一個背負「大陸原罪」的「敵對」族群作為威脅性象徵排除在政治體系之外,將能很好地承載「台灣國族認同與主權的這種焦慮」,進而保證「泛綠」基本盤的隊伍穩定和資源汲取。 基於上述邏輯推演,可以認為陸配政治參與活動將面臨難以突破的現實瓶頸和發展困境,並突出反映為這一群體的政治訴求與實現路徑出現高度異化。從兩者的運行軌跡來看,陸配政治參與的預期初衷是先採取抗議、示威等體制外抗爭解決生活權益訴求(「六改四」、學歷采認及廢止「面談制度」等),進而依靠投票、選舉等活動來滿足政治權利訴求(組建社團、擔任黨代表等),最後通過部分政治精英的體制內活動來完成對島內政治權力訴求(鄉里長、縣市議員乃至不分區「立委」)的漸次突破。 但囿於台灣社會「綠強藍弱」的政治變遷和現實格局,陸配的政治參與路線圖被有意識地納入族群政治語境之下並發生了方向偏移。民進黨力圖用外籍配偶來改變「新住民」的來源結構和概念內涵,再以所謂的「生活從寬,身分從緊」政策幌子來延緩降低陸配從事政治活動的時間起點及動員規模。反觀處於權力博弈下風的國民黨則希冀構建出以陸配為主體的「新住民」支持人群,並以「生活權益向外籍配偶看起,政治權利向『原住民』、客家族群看齊」的政治願景來召喚陸配的情感依歸和行動配合。 但由於「該黨始終無法洗脫『外來政權』、『外省人』的政治構陷,使得他在兩岸政治話語上的突破方向和拓展力度都大打折扣」,所以它對陸配的政治操盤一旦受到「泛綠」陣營的「汙名化」指責以及台灣地區少數民族、客家族群的意見反彈,便馬上進行選舉層面的政治切割,進而撤走了幫助陸配真正進入政治權力通道的「扶手階梯」。受此影響的陸配政治活動隨之出現訴求嬗變和路徑模糊,無論是對「泛藍」的失望抱怨還是對「泛綠」的投機迎合,都可以視為這一群體在「族群化」參與過程中被動性話語嵌入和結構性制度溢出的必然結果。 陸配「去族群化」的政治發展 既然陸配投身島內政治生活都難以跳脫台灣族群政治模式的內生邏輯,那麼,這一群體裹挾在「新住民」身分下所遭遇的顯性制度藩籬及隱形規則羈絆就不會是局部的暫時性現象,而是將面臨持續性的整體參與困境。打破僵局的關鍵取決於廣大陸配能否看清兩岸關係發展的大勢所趨,拒絕台灣族群政治的預設框架和政策恩惠,將群體命運與祖國統一大業緊密聯繫起來,進而在島內政治舞台上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 (一)陸配的政治身分要跳脫「新住民」的話語迷思。從正名運動技巧和策略上來說,所謂的「新住民」在話語建構上相當牽強,「是一個政治正確但不屬於『我們』的名字,它會出現在報端或官方場合,但不出現在日常生活中。」這不僅在內部因族群特徵缺失而造成互動不足,更導致外在的集體行動難以步調一致。對於急於改變現狀的陸配群體而言,今後可以繼續在年限縮短、性別平等共同話題上維持同外籍配偶的協同合作,但不能因為要避嫌「道不同,不相為謀」就放棄自身的兩岸立場和統一觀念。這就要求陸配群體要把參與島內政治生活的身分意識從一般性的跨境婚姻群體予以延伸,更多地以中華民族一分子來就島內的公共議題乃至兩岸問題發聲,由此實現陸配群體的政治自覺並成長為獨立的社會力量。 (二)陸配的政治動員要規避島內族群衝突的政治陷阱。當前陸配的參與活動存在著「畢其功於一役」的急迫心態,並已經對島內族群利益格局造成了衝擊震盪效應。這就要求陸配在動員目標上淡化以台灣地區少數民族、客家人為參照對象,以避免後兩者的防範抵制;在動員手段上突出民族情感及文化認同,化解「陸配被想像成為對中華民國認同薄弱的『危險分子』及國家安全潛在威脅」 等質疑顧慮;在動員物件上以開放性、多元性為原則吸納更多本省人參與,放鬆島內閩南族群在省籍上的敏感神經。概言之,陸配今後要盡可能地避免處身於兩岸矛盾和族群矛盾的交叉火力下,以免妨礙動員規模的擴大及政治資源的汲取。 (三)陸配的政治精英要化解自身族群觀念的意見紛爭。近十年來兩岸通婚出現高學歷、高收入與來台時間短為特徵的「兩高一低」陸配群體。由於不願意重複上一代陸配被島內邊緣化、敵對化的生活境遇,部分年輕陸配傾向於以「新住民」身分迎合島內民粹情緒,並將「去中恐共」作為社會行銷策略,把蔡英文當局減少兩岸往來、要求台商回流等視為正當,甚至在疫情期間發表「武漢肺炎是正確稱謂」「在陸台胞拖垮健保制度」等言論迎合台灣輿論。如此做法就和史雪燕、牛春茹及盧月香等中老年陸配代表格格不入,並在陸配精英階層中造成了分裂對立,雙方在國家認同、兩岸關係乃至祖國統一等問題上的分歧日漸加深。今後陸配群體需要打破上述兩類政治活躍者之間的認知隔閡,促進傳統陸配和「非典型陸配」的團結合作,將前者的參政身分條件與後者的知識技術優勢結合起來,形成穩固的領導集體,組織開展一致性的政治行動。 (四)陸配的政治組織要完成「新統派」的目標轉化。當前陸配亟待開展與島內統派政黨合作,並以此遏制「棄藍趨綠」風潮的蔓延擴散。鑒於島內統派青黃不接、後繼乏人的現實情況,一方面,陸配組織要積極拓展與前者的合作範疇,將自身的群眾基礎與統派的政治基礎結合起來,加快自身的統派化過程,可以在兩岸婚姻事務,如人員往來、法律糾紛及證照辦理等具體事務與統派政黨開展協同合作,讓目前對國民黨「若即若離」的部分陸配整合到統派旗幟之下,幫助她們在「藍綠抉擇」的十字路口找到新方向;另一方面,陸配「親陸」社團也要儘快改變「軟懶散」的政治發育狀態,通過必要的宣傳輿論支持及骨幹成員培訓來增強自身在陸配群體中的政治號召力,進而完成從陸配群眾—陸配社團—陸配政黨的組織發展鏈條。 此外還要看到,陸配的「去族群化」政治發展雖然勢在必行,但卻難以單獨完成上述認知更新和組織轉型。大陸方面需要對這一群體的政治成長給予適當幫助,圍繞著從「新住民」向「新統派」的身分轉化開展針對性工作。尤其是要加強對陸配工作的組織領導,改變「九龍治水」幫扶亂象。當前的陸配工作對口部門要從台辦、婦聯及民政等多線服務及時整合到「大統戰」統一領導格局下,以各級黨委統戰部門來統籌陸配政黨及代表人物的交流訪問及後繼的管理事務,切實將陸配工作從民間性的婚姻問題提升到國家統一推動力量及「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治理體系層次上來。 此外,尚需考慮將陸配及其子女儘快納入深化兩岸融合政策體系中來。這包括:鼓勵在島內生活困苦的陸配返鄉創業就業並給予相應支持,防止這一群體不能分享兩岸融合的發展紅利而淪落為邊緣化的旁觀者;選取大陸高校為試點單位,建立面向陸配子女的實驗班,化解「新台灣之子」宣傳對部分陸配後代的負面影響,修正他們的「新住民認同台灣,從來到台灣第一天起,就認為自己與下一代都是『正港』的台灣人」 思想觀念,保證陸配群體愛國傳統的延續發展和代際傳承。 結語 在台人數將近40萬的陸配群體是兩岸關係發展的見證人和維護者。他們中的絕大部分能夠在惡劣環境下心繫祖國,反對「台獨」,是實現國家統一及後繼治理的依靠物件和群眾基礎。對於陸配在島內政治活動中一時的參與誤區和發展缺陷,海內外中華兒女不能停留在「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苛責層面,更不應該坐視其自生自滅,而是要伸出手去,幫助她們從台海博弈中的「棄子」「孤軍」升格為「日拱一卒」的有生力量。 (本文作者為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原刊於廈大《台灣研究集刊》並獲授權轉載,以印刷紙質刊為準,中時新聞網摘錄精華刊出,標題與插題經中時新聞網改寫) ※以上言論不代表旺中媒體集團立場※

  • 黃文博》最近聽夠了用「不」字開頭的官腔

    黃文博》最近聽夠了用「不」字開頭的官腔

        【愛傳媒黃文博專欄】不行跟代理商洽購疫苗,不能由地方政府決定自購疫苗的分配,不可以由捐贈疫苗的民間團體跟原廠簽約⋯⋯指揮的智慧好像只會幾個字彙:不行、不能、不可以。     對急如星火的救命疫苗,現在的應對措施荒謬透頂,民間頻頻出手解套,但政府一再設限卡關。人民要活命,但權力中心每天想出新招數卡死想救命的人。真的荒誕絕倫。     這正是管理學所謂的負向領導,中文翻譯不如英文原文destructive leadership傳神-破壞性的領導!換成白話,就是會壞事的意思。     每個人急盼苦等的疫苗,政府處理的態度,從之前大家以為的「疫苗進不來」,到現在大家懷疑的「疫苗別進來」。     一個搞不好會亡國滅種的超級危機,操作到如此匪夷所思,如此剛愎頑固,如此陰險權謀,如此冷血無情。集體焦慮的恐懼竟難以撼動決策層的執意,喪失生命的哀戚竟遠遠不及當權者的算計,民主選舉的果實竟發臭爛成奪命的苦果。     權力中心葫蘆裡賣的什麼藥?除了決策核心,誰知道?這樣假設吧:就算8月國產疫苗面市,就算獲得美國認證,就算全民沒有選擇地挽起袖子接受施打,就算最後證明效果超群,就算舉世報導台灣繼歐美中俄後成功研製疫苗,就算因此而公投不過、而民意擁戴、而打臉在野、而永久執政。     這些不久未來可能發生的美景,跟目前上映中的恐怖情節相比,跟困在惶恐裡的民心相比,難道不值得執政者發一念之仁,放下既定盤算,優先救民,暫停圓夢嗎?     負向領導在政治上是自毀式的愚蠢選擇,我認為權力中心雖然智慧不足,但還不至於愚蠢到只會「不能、不行、不可以」。     其中必有緣故,必有一般老百姓無能揣測的上意。上意為重,民為輕,效忠上意,其餘免談,即使被外界評為負向領導也在所不惜。     平時翹著腳、愜意望著平靜海面的船長,到底是見過世面?還是靠吹噓和運氣過活?巨浪來襲,一翻兩瞪眼。     船長自己沒能力指揮若定,還要嫌棄跳出來擦屁股的老水手,厲聲喝道:「不行、不能、不可以!」,這就是會壞事的負向領導。     如果這樣也不行,那樣也不要的船長,心中早有藍圖,袖裡藏著乾坤,直說嘛,直接說出心裡話啊,何必雲山霧罩?何必忸怩作態?何必「夭鬼假細粒」?     讓這麼多憂國憂民跳出來想幫忙解套的人,明明一片熱心,卻被「不行、不能、不可以」兜頭一盆冷水。     整個權力中心之所以選擇負向領導,之所以對輿論疾呼充耳不聞,之所以對疫苗進口步步緊箍、重重設限,其中必有原因,而且不是因為很笨,而是因為太過聰明。     能夠朝「太過聰明」這個方向思考,才會懂。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給王熙鳳的性格評語:「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絕妙,把卿卿換成人民,就懂了。     此刻,邊寫邊聆聽CD,阿妹唱得好:「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     原來如此,難怪妳什麼都不想要。   作者為資深品牌專家 照片來源:作者臉書截圖。 ●摘錄自品牌原來如此,原文分享於作者臉書,經授權刊載。 ●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場。

  • 民進黨精打的兩場戰役

    民進黨精打的兩場戰役

     新冠疫情迅速蔓延,但民進黨的各種應急舉措,卻是「要不惜一切代價牢牢維持住民進黨多年精心打造出的政治環境」。要讓台灣老百姓在「決定論」的「客觀」環境影響下,遇到任何大事,都只能選擇將身家性命託付在民進黨手上。  事實上,台灣的確有非常大比例的民眾長期被幻覺籠罩,認為自己享有充分的政治選擇權,並且是經過自由選擇而讓民進黨執政。於此「客觀」政治環境下,國民黨若是不能對「能動論」有深刻體認,藉勢改變格局,那麼國民黨就只能是一群由政客營運的政治公司;以前是大企業,現在淪為中小企業,並且正朝向不用開發票的小微商家地位滑去。  民進黨成功打造利於生存的環境,那就是「身分正確」,這與華人的核心思想有關,亦即儒家強調的遠近親疏有異;將其發展之後,就成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國民黨因為心繫大陸,所以被扣上「外來政權」帽子。許多綠色電台主持人,因而將國民黨「正名」為「國民匪黨」。  民進黨在很多議題上精確掌握群眾,或是借用少數群眾形成槓桿力量,藉此反覆加固對自己有利的政治環境。制度對民進黨來說,從來就不是什麼問題。凡是對自己有用的制度,就高舉法治大旗,若是制度對自己形成制約,就訴諸以情,蒙混過關,或加以修改;反正在既有的政治環境下,人民多數有的不敢違逆,有的糊塗,均選擇了服從領導。  台灣目前正同時進行兩場戰爭,一場是針對病毒,另一場是針對政治敵人。換言之,選戰已經提前開打,民進黨正在發動保衛執政權的戰爭。台北市長柯文哲早已經披掛上陣,醫生的白袍下披的是選戰戰袍。反觀中國國民黨,黨中央困於黨主席選舉,現任常委一方面擔心自己能否逃過病毒感染,一方面想著下一屆誰當主席自己可以保住位子。國民黨的民意代表中,雖有少數戰將衝鋒陷陣;但總體看來,無組織,無節奏,無明確方向,甚至是無明確目的;一個連游擊隊都稱不上的組織,勢必無法有效擊潰現行的「決定論」政治環境。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明確地揭示了人類在客觀世界中應該具有的主動性與創造性特點。毛澤東極其成功的將自己的能動力渲染至全黨,乃至於幾億農民,最終奪取了主導「為人民服務」的機會,同時將其改造為「資格」;並且一代又一代,一層又一層的穩固新形成的「決定論」政治環境。  對國民黨來說,上世紀下半葉的穩定局面,培育出許多菁英「經理人」,但未有計畫培育能夠應付各式複雜情況的政治家。強人一走,李登輝裡應外合,十幾年後徹底改造了台灣的政治環境。我們不能不切實際的寄望國民黨憑空生出一位拿破崙,台灣並非沒有具備超級「能動力」的頂級人才,國民黨應該痛定思痛,打開大門,做好黨建工作,引進頂級人才。凡有志於救民於倒懸者,亦須當仁不讓,謀定而後迅速行動。(作者為法學教授)

  • 日本志士常用的暴力手段 暗殺

    日本志士常用的暴力手段 暗殺

    日本近代史充滿暴力色彩。 從明治維新、自由民權運動開始,不請自來的黑幫與暴力專家們,如何在日本的近代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暴力與民主並存時,暴力如何同時促進和威脅民主? 暴力一直是日本政治近代史中,一股持續的力量。近代日本國家的誕生過程,本身即是暴力的。一八五○年代,當不祥的外國槍炮船出現在外海,近世的德川幕府政權受到威脅,國本開始動搖,而到了一八六○年代,更被來自對抗藩國的反抗刺客與軍隊擊潰。一八六八年德川幕府滅亡,被許多歷史學者描述成一個和平的過程,接著由明治天皇於一月宣布廢除舊秩序,最後一位德川征夷大將軍於也在四月讓出了首都。相較於腥風血雨的法國大革命,雖然日本在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相對不流血,但不應該忘記的是,德川幕府的頑抗分子與明治天皇效忠者之間的內戰,一直持續到一八六九年六月底,造成成千上萬人死亡。從這個角度看來,新明治政府的建立,其實也是一種劇烈的斷裂。 近代日本的萌生,並未轉型成一個和平時代與紳士政治;相反地,它催生了某種政治動盪,在接下來的一百年,以多種不同的形式延續下來。抗爭者在政治運動中轉向暴力,最早是一八七○與八○年代的自由民權運動;當時的參與運動者向明治藩閥施壓,要求制憲、成立議會,並且擴大政治參與。之後,在一九○五年簽署《樸茨茅斯條約》與一九一八年所謂「米騷動」的數年之間,成千上萬的民眾用實際攻擊國家象徵的方式,表達他們對某些政府政策的不滿。暴力在意識形態戰爭上,也是一個不穩定的因素,尤其是在俄國革命後的數十年,當不同旗幟的左翼──從無政府主義者到工會分子──與國家主義組織和一個緊張的國家產生衝撞的時候。自一八六○年代到一九二○年代期間,政治人物遭暗殺的事件時有所聞,但也許最著名的,是一九三○年代企圖政變當中,當時軍中的年輕軍官雖然本身未能成功接管政府,但確實打通了軍人晉升、獲得政治權力的管道。 而穿插在這些暴力政治活動中間的,就是這本書的中心人物──流氓、極道,以及他們的族類。簡言之,他們是那些運用武力(physical force,或「肢體暴力」)的人,而且以他們的主要目的著稱:逞兇鬥狠。這些暴力專家(violence specialists),不只與讀日本史的學生熟悉的民眾抗議、暗殺、政變緊密相關;他們還施展一種較不為人知的暴力,超越這些事件爆發的時刻。他們的暴力行為(ruffianism)──經常伴隨破壞行為、威脅、恐嚇的鬥毆與肉搏──與政治融合,顯現暴力並非單一事件現象,而是一種系統性的,而且是近代日本政治風貌根深蒂固的元素。 本書也比較各國相似案例,也許最有意義的比較是日本與義大利之間的,因為這兩個國家都面臨過相似的歷史挑戰,而且後來繼續擁有相同的政治特點。如政治史學者理查•山謬爾斯(Richard Samuels)所評論的,這兩個國家自一八六○年代以來,都進行了「迎頭趕上」的運動,而且當他們都成為富裕的民主國家,享受法治與健康文明社會時,還繼續尋求「正常化」。 與我們關心的點更直接相關的是,日本與義大利都遭遇過法西斯主義,見證黑社會嚴重侵入他們的政治生活。同時也討論了美國與英國的政治暴力,這兩個國家經常被公認為民主模範。陳述這兩個國家也與暴力糾結,是為了重申,沒有一個民主國家能夠自暴力政治免疫,而且日本不是單一或特別暴力的國家。 總而言之,這是一段太被歷史學者忽略的政治角色之歷史。藉由將暴力專家從史學的黑暗角落拉出來,這本書揭露在很長的日本近代史中,暴力扮演一種系統化而且與政治勾結很深的角色。而我們也將發現一個既井然有序又狂暴粗野、既令人激動又令人驚恐,既高貴又殘酷的政治世界。 【精彩書摘】 暗殺是志士常用的暴力手段,用來對付外國人,以及在日本領土上,被視為向西方人的存在與要求卑躬屈膝的本國人。歷史學者經常把這些暗殺行動描述為恐怖主義行為。這些象徵性行動確實是意圖引起驚恐──懲罰據稱的日本叛國賊、引發排外情緒、打擊令人反感的條約協定。 多起暗殺事件發生在首都江戶,這裡是幕府與外國外交使節官方關係的核心所在。在這裡,志士的典型裝扮是長髮髭面、全身污穢不堪,衣著輕便且隨性,光腳穿著木屐。一八六○年三月,井伊在江戶城門外遭暗殺,無疑是開了往後數年志士暴力的第一槍。 當時一起採取行動的有十八名志士,一人來自薩摩藩,其他來自水戶藩,他們要懲罰井伊締結「不平等條約」的行為。同樣在志士受害者名單中的,則是在英國公使館工作的通譯小林傳吉。他因為經常出入滿足外國人情色需求的場所,並以擔任公使館人員的嚮導而為人所知,但是據說引來殺機的,是他和他的英國同僚對著名「四十七浪人」(脫藩武士)石像表現出的不敬。這是否真的為暗殺動機不得而知,因為聽起來比較像傳說,而非實情,但是一八六○年初,小林確實慘死在憤怒的志士手中。 同樣在江戶,一小群來自薩摩藩的志士將目標瞄準在美國公使館擔任祕書和通譯的荷蘭人亨利.胡斯肯(Henry Heusken),他因為本身的語言能力,在協商「不平等條約」中擔任要角。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五日夜晚,一名全身黑衣的蒙面志士埋伏在一處檢查哨,企圖給予胡斯肯和他的隨行人員致命的一擊。不久後發現,這些刺客屬於名為「虎尾之會」的成員,該會由清河八郎領導,他曾經設立私塾,讓學生學習中國經典、劍道,並討論政治。虎尾之會由擁抱「尊皇攘夷」理念的清河八郎親信所組成。幾個月後的一八六一年七月,志士襲擊位在東禪寺的英國公使館。十四、五名志士突破理應防衛森嚴的周邊地區,直闖公使館內,造成數十名人員傷亡。 在這幾年間,其他志士的攻擊目標還對準一名俄國海軍軍官、一名荷蘭商船船長以及一名在法國領事館工作的中國人。 雖然志士自認為暗殺行動是英雄行徑,許多外國人士自然是不能苟同的。即便已表明,暴力可因立場而有不同的理解,外國人士依然視志士暴力為恐怖主義,並再次確認日本人的野蠻。 第一位英國駐日本公使阿禮國爵士(Rugherford Alocock, 1809-1897)在談論井伊遭暗殺案事件時,確實認同志士的決心和犧牲精神。 然而,整體而言,阿禮國仍對他感同身受的暴力威脅極為不滿。在一八五九年八月九日提交給日本政府(應該是幕府)的一份聲明中,他力陳外國人所遭受的惡意對待,阿禮國向地主國陳述在江戶危機四伏的日常生活: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公使館官員,不論是英國或是美國,能走出他們的官邸而不受粗魯、無禮,還有近來──尤其最近更是如此──最胡作非為與決絕的人物的暴力所威脅。他們對著走在通衢大街上手無寸鐵的、和平的、不對任何人造成脅迫或挑釁的紳士丟擲石塊、飽以老拳,或者拔刀相向。 阿禮國說到,永無寧日的危險如此「難以忍受」,以至於他身邊的人「愈來愈冷漠且心灰意冷」,他寫下這段話近乎兩年後,即發生了東禪寺攻擊事件。 在他心中,暗殺事件道出日本人與東方的背信、殘忍以及仇恨。同時也透露出幕府的弱點,無法控制如此不法的行為,尤其是在首都;這種如他所稱的「暴民暴力」,讓人想起過去封建時期的歐洲,而阿禮國宣稱,等同志士暴力的行為是不見容於此時歐洲政府的。因此對這位英國公使來說,對外國人的暴力攻擊,確認了他內心的想法,即日本人民和政治無法跟上歐洲的文明、理性與進步。 (本文摘自《日本暴力政治》/麥田出版) 【作者簡介】 英子•丸子•施奈華Eiko Maruko Sinawer 威廉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歷史教授,鑽研現代日本的歷史,講授日本歷史、現在日本調查、日本帝國史、美日關係、日韓歷史。 另著有Waste: Consuming Postwar Japan 【譯者簡介】 游淑峰 花蓮人,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曾任地理雜誌採訪與編輯,目前為自由譯者。譯有《愈跑,心愈強大》、《生而自由,寫而自由》、《如何養出一個成年人》、《大吉嶺》、《每一刻,都是最好的時光》、《一次讀懂心靈探索經典》、 《超馬跑者的崛起》、《生來已逝的愛德華•高栗》、《侘寂-追求不完美的日式生活美學》、《性、謊言、吹哨者》等書。認為能透過譯筆與讀者分享作家的思想與心靈,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 交通部升官圖 遮蓋還是改革?

    交通部升官圖 遮蓋還是改革?

     太魯閣號事故,遺體修復師代表罹難者家屬發言,因為修復師們陪伴家屬流淚,親眼目睹車禍慘烈。49具遺體,修護師接力工作13天,亡者得以回復面容,身體端正地讓家屬最後告別。  為了辨認遺體,有家屬看了33具遺體的照片,看一張,一次心搐,不是檢、消沒依性別、特徵排好認屍流程,而是特徵不顯、性別難辨。遺體破碎、軀骸不全,難以憑骨盆比例、外形,看性徵;頭部破碎,無法從面容看出性別。遺體修復師工作兩個禮拜,時間之長,也難拼回那一瞬間,車廂重創前的樣貌。修復師們曾徹夜尋找一張臉孔,一位女童的容顏。  遺體修復團隊發言人王薇君說,這場意外嚴重程度比普悠瑪出軌嚴重百倍。但需要承擔事故責任的人,卻升官,次長升部長,副局長升任局長。  慘案涉及政治責任、行政責任、法律刑事責任。政治責任只有一人扛,部長去職;刑事責任,檢方仍在偵辦;行政責任,未有定論。同時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還在調查,雖然調查的目的不在究責,而是找出體系的缺失,但調查結論將是判斷行政疏失,甚至刑事責任的重要參考。刑、行責任未明,原來擔任次長與副局長的,未必是罪犯,卻是帶罪之身。共犯集團裡的關鍵人物應該靜候調查,竟然升官。  要升官,不該帶著疑犯身分升,應該調查結束後,確認清白之身再升。「意外絕對不是意外發生」,這是英國賀伯特爵士(Sir Herbert Walker)在1927年火車事故時說的名言,意思是,意外事故是一連串錯誤的組合,不是突然間的意外。太魯閣號事故涉及了一連串的行政與刑事過失,因此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很關鍵。從台鐵緊急應變中心第25次的會議紀錄便可看出,事故後,相關單位立即做了9項改善工作,這是應做而未做的項目;早做了,就不會有49人罹難。為何未做?未見官方的檢討答案,先見升官。  專攻軌道災難的英國調查報導記者費司論及「安全的政治」,提到災難發生,輿論的焦點常鎖定特定的關鍵點,而忽略了系統的整體問題。亦即,找到代罪羔羊後,其他人便容易脫罪,因此輿論風向是關鍵。  太魯閣號事故應該獨立調查,不受政治遙控的運安會,事發當晚就先開記者會大談四大疑點,引領輿論方向;接著運安會新聞群組有行政院幕僚加入;再來運安會主委配合民進黨立委質詢,秀過頭暴露案情,以致花蓮地檢署公開警告,要求運安會不要與涉案者隔空串供。然後,聰明秀異的花蓮地檢署檢察長俞秀端親身參與偵辦,曾日夜不闔眼,正當擴大傳訊,案子辦到一半,被調到彰化。  若白宮幕僚參與聯邦調查局(FBI)的新聞群組,且偵辦重大犯罪的檢察官被調職,黨派公然介入獨立行使職權的檢察官與FBI,在美國一定會引發政治風暴。但在台灣,政治引領風向,三立、壹電視、年代新聞台卯力演出。一連串的運作,恰符合事故剛發生時台鐵官員群組裡,某官員傳達的指示:把責任推給承包商和監造商。  危機處理,政府的形象管理是關鍵,目的在於政府取得民眾信任,領導民眾共同面對危機。形象管理不該是遮掩與卸責。  民進黨政府政治幕僚的新聞能力強,風向帶得好,得以讓待審的官員升任部長與局長。慘案過後,掌權的同樣是那群人。斧鑿痕深的布局可能是遮蓋弊端的平台,處理不利於自己、不利於前任、不利於政府整體的刑事、行政責任。運安會要讓民眾信服,就該邀請罹難者家屬代表加入調查團隊。別以素人沒有交通專業為理由,美國飛安史上,幾次制度的改善,正是罹難者家屬推動的成果。升官者若清白無辜,更該支持本文的倡議。(作者為倫敦大學伯貝克法律學校博士)

  • 荒謬的政治酬庸

    荒謬的政治酬庸

     媒體報導,兩年多前鬧得滿城風雨,派任駐美國代表處政治組長的「口譯哥」趙怡翔,準備辭職返國參選台北市議員。消息一出,輿論譁然,也再次凸顯蔡政府以外交職位做政治酬庸的荒謬。  趙怡翔沒通過外交特考,不具駐外人員任用資格,派駐華府誠屬政治任命。當時蔡政府辯護此任命的「正當性」,聲稱趙怡翔是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同為政治任命的駐德國代表謝志偉也在臉書為口譯哥背書,強調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吳部長在為台灣培養一位「萬中難得取一」的對美外交人才。  事實上,「口譯哥」在外交部工作不到兩年,只因英語流利,又擔任外交部吳釗燮部長的機要秘書,於是獲得重用。日前民進黨中執委鄭宏輝在媒體投書,聲稱蕭美琴可能是「台美建交」前最關鍵的駐美代表。既然趙怡翔是不可多得的對美外交人才,如今拜登新政府就任,豈不是「口譯哥」一展長才,協助蕭美琴一舉完成「台美建交」歷史大業的大好時機?可是趙怡翔說來就來,想走就走,華府之行宛如兒戲,能不令國人尤其是職業外交人員為之氣結嗎?  蔡政府為了政治酬庸,大量政治任命外交職位,以外行領導內行,且不尊重職業外交人員的專業判斷,以致經常發生種種有違外交常軌的事件。駐日代表謝長廷的諸多表現便是典型案例。  政治任命外交職位,並非不可,但必須有特定宗旨及任務,尤須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己任。2018年九合一選舉之前,謝長廷請假回台為民進黨候選人助選。此事在法規上沒有問題,但在政治責任及道德標準上卻有可議之處。駐日代表的首要工作是強化台日關係,回台助選與對日工作毫不相干,顯然是把政黨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  4月13日日本政府宣布2年後將福島第一核電廠內含氚廢水排放入海,引起鄰近國家強烈抗議。謝長廷則僅表示「關切」,甚至還說台灣自己也排核廢水,以致出現「秘雕魚」,很難指責日本。事實上,中研院早已證實「秘雕魚」肇因於高水溫,而非核汙染。謝長廷即使想「助日」發言,也該事先做功課。  歐洲地區多為自由民主國家,因此成為蔡政府政治酬庸的最佳去處。目前我駐歐洲21個國家的代表,政治任命者高達8位,超過總數1/3。其中包括歐盟主要國家法國、德國及歐盟代表。但是國人完全沒有看到這些政治任命者有傑出的表現,以至於歐盟迄今不願與我洽談自由貿易協定。  政治任命外交人員的重要意義,在於借重這些政治人物的聲望及人脈,促進我與駐在國的雙邊關係。反之,若無法增進雙邊實質關係,這種政治任命只能算是酬庸,而非拓展外交。蔡政府政治酬庸外交職位,根本是把外交當內交,不但打擊職業外交人員的士氣,更拿國人的福利做賭注。對此,蔡政府恐怕不是一句「對不起」就能向國人交代了事的。(作者為退休大使)

  • 該檢討的是領導者與政府組織文化

    該檢討的是領導者與政府組織文化

     清明連假前夕,台灣接連發生重大不幸事故,先是2架空軍戰機失事意外,10天後又發生了台鐵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火車撞車出軌事故,造成49人死亡、200多人受傷的不幸慘劇。看到事故現場車體扭曲變形、罹難者家屬哀嚎的新聞畫面,實讓人心痛不已。還記得去年10月底F-5E軍機失事後,飛行員朱冠甍的母親曾泣訴:「希望不要再有下一個遺憾了。」2年多前台鐵普悠瑪列車翻覆事故的罹難者家屬董小羚女士也憤慨地說「不希望再有下一個滅族的董家」。遺憾的是,不幸事故還是發生了。此次太魯閣號罹難者家屬痛批台鐵改革不力,怒嗆蔡英文總統:「妳每次都聽到了,都不改進!」一語道破當前政府聽者藐藐、虛應故事的執政態度。  蔡總統日前談到,台鐵改革首要工作就是徹底解決台鐵組織文化的問題;組織文化不改變,營運模式再怎麼調整,都無法滿足社會期待。蔡總統講得頭頭是道,但該檢討組織文化的難道只有台鐵嗎?別忘了,台鐵是政府部門,台鐵組織文化出問題,不也反映了政府組織文化的問題,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該檢討的其實是政府整體的組織文化。  所謂「組織文化」,係指組織成員間共同認同的信念、價值觀、態度和行為模式,它是現代組織管理學中十分重視的一項環節,與組織效能息息相關。通常良好的組織文化,有利於組織經營績效的提升;而不良的組織文化,常減損組織效能。故組織文化的良窳,往往是評量一組織成功與否的關鍵指標。  每個組織都有其獨特的組織文化,而影響組織文化的因素,除了成員素質、內外環境和制度外,管理者的領導風格和言行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公共治理研究中,「領導風格」被視為是影響政府效能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為「那隻看不見的手」,才是驅動和引導政府施政方向和效率的主要力量。  相較於馬政府「溫良恭儉讓」的柔弱領導作風,蔡政府執政5年來展現出的「傲慢、好辯、偏聽」的強勢領導風格,兩者形成強烈對比,民眾多有感受。有媒體和學者觀察到蔡英文全面執政後,政府行政專斷、立法唯諾和司法應聲的景象,警示台灣已出現新威權主義現象,直言台灣正走向民選皇帝的獨裁之路。  這些批評並非無據。這幾年蔡政府對異己攻擊打壓、對異議置之不理、對敏感議題支吾其詞、遇到疏失過錯推諉卸責、護主有功者升官晉爵,對內大搞政治文宣、對外則卑躬屈膝,此等「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領導風格和「政治優先」的處事態度,不僅偏離法治化、透明化和課責制度之政府善治道路,更造就了政治掛帥、向權力靠攏的政府組織文化。  此次台鐵太魯閣號事故,不僅凸顯出政府內控機制失靈的問題,亦將標榜「最謙卑、最會溝通和最有決心改革」的民進黨政府打回原形,讓人民再次警覺到原來政府口口聲聲講的改革都是紙上談兵,人民的「安全正義」遠比不上「轉型正義」來得重要。不僅如此,「錯不及領導」的「首長無責任」說詞,更讓人看穿行政首長對權力位置的戀棧、盡失承擔政治責任的風骨。  古有明訓:「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意指處於上位的人脫離正道,處於下位的人就會失職。此套用於今日政府治理上,講的就是正派、正直的領導風格。蓋良好的組織文化建立不易,但文化要「變質」卻很容易。常看到一些過去曾以良好組織文化為傲的機構,換了領導人後不久就走樣了。當前政府領導者如不深刻檢討自身行為表現,而只是「為改變而改變」進行形式上的組織改造,則再多組織調整亦是徒勞無功,因為失格的領導者,永遠成就不了良善的組織文化。(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 時論廣場》該檢討的是領導者與政府組織文化(翁曉玲)

    時論廣場》該檢討的是領導者與政府組織文化(翁曉玲)

    清明連假前夕,台灣接連發生重大不幸事故,先是2架空軍戰機失事意外,10天後又發生了台鐵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火車撞車出軌事故,造成49人死亡、200多人受傷的不幸慘劇。看到事故現場車體扭曲變形、罹難者家屬哀嚎的新聞畫面,實讓人心痛不已。還記得去年10月底F-5E軍機失事後,飛行員朱冠甍的母親曾泣訴:「希望不要再有下一個遺憾了。」2年多前台鐵普悠瑪列車翻覆事故的罹難者家屬董小羚女士也憤慨地說「不希望再有下一個滅族的董家」。遺憾的是,不幸事故還是發生了。此次太魯閣號罹難者家屬痛批台鐵改革不力,怒嗆蔡英文總統:「妳每次都聽到了,都不改進!」一語道破當前政府聽者藐藐、虛應故事的執政態度。  蔡總統日前談到,台鐵改革首要工作就是徹底解決台鐵組織文化的問題;組織文化不改變,營運模式再怎麼調整,都無法滿足社會期待。蔡總統講得頭頭是道,但該檢討組織文化的難道只有台鐵嗎?別忘了,台鐵是政府部門,台鐵組織文化出問題,不也反映了政府組織文化的問題,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該檢討的其實是政府整體的組織文化。  所謂「組織文化」,係指組織成員間共同認同的信念、價值觀、態度和行為模式,它是現代組織管理學中十分重視的一項環節,與組織效能息息相關。通常良好的組織文化,有利於組織經營績效的提升;而不良的組織文化,常減損組織效能。故組織文化的良窳,往往是評量一組織成功與否的關鍵指標。  每個組織都有其獨特的組織文化,而影響組織文化的因素,除了成員素質、內外環境和制度外,管理者的領導風格和言行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公共治理研究中,「領導風格」被視為是影響政府效能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為「那隻看不見的手」,才是驅動和引導政府施政方向和效率的主要力量。  相較於馬政府「溫良恭儉讓」的柔弱領導作風,蔡政府執政5年來展現出的「傲慢、好辯、偏聽」的強勢領導風格,兩者形成強烈對比,民眾多有感受。有媒體和學者觀察到蔡英文全面執政後,政府行政專斷、立法唯諾和司法應聲的景象,警示台灣已出現新威權主義現象,直言台灣正走向民選皇帝的獨裁之路。  這些批評並非無據。這幾年蔡政府對異己攻擊打壓、對異議置之不理、對敏感議題支吾其詞、遇到疏失過錯推諉卸責、護主有功者升官晉爵,對內大搞政治文宣、對外則卑躬屈膝,此等「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領導風格和「政治優先」的處事態度,不僅偏離法治化、透明化和課責制度之政府善治道路,更造就了政治掛帥、向權力靠攏的政府組織文化。  此次台鐵太魯閣號事故,不僅凸顯出政府內控機制失靈的問題,亦將標榜「最謙卑、最會溝通和最有決心改革」的民進黨政府打回原形,讓人民再次警覺到原來政府口口聲聲講的改革都是紙上談兵,人民的「安全正義」遠比不上「轉型正義」來得重要。不僅如此,「錯不及領導」的「首長無責任」說詞,更讓人看穿行政首長對權力位置的戀棧、盡失承擔政治責任的風骨。  古有明訓:「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意指處於上位的人脫離正道,處於下位的人就會失職。此套用於今日政府治理上,講的就是正派、正直的領導風格。蓋良好的組織文化建立不易,但文化要「變質」卻很容易。常看到一些過去曾以良好組織文化為傲的機構,換了領導人後不久就走樣了。當前政府領導者如不深刻檢討自身行為表現,而只是「為改變而改變」進行形式上的組織改造,則再多組織調整亦是徒勞無功,因為失格的領導者,永遠成就不了良善的組織文化。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 社評/中國式民主與台灣選舉威權制

    社評/中國式民主與台灣選舉威權制

     美中對抗由經貿利益進入地緣政治利益及意識形態領域,拜登總統兩度談到習近平,認為他是好人,但「腦中沒有一絲民主」;中共外事主管楊潔篪則在中美阿拉斯加會談中指明,「美國有美國式民主,中國有中國式民主,美國的民主不僅由美國人來評價,而且要由世界人民來評價。」兩人的陳述凸顯了美中之間的思維斷層:美國自詡民主典範,認定中國不民主,中共自詡治理與效能,不認為民主只有一種模式。那麼,民主模式該如何評價與認定?  從民主政治準則觀察中國  這是個大哉問,不僅美國、美國價值同盟與台灣需要慎思,大陸也需要回答,什麼是中國式民主?首先,不能陷入大陸有沒有民主或中國式民主是不是民主的爭辯中,因為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是特定時空的產物,很難有絕對的優劣,再者民主一詞的定義混亂分歧。可從民主政治的幾項判準來觀察所謂「中國式民主」的運作以及特色。  第一,政治參與:政治參與是指一國公民或團體影響政府決策和人事的行為與手段。西方式民主表現在政黨競爭與定期選舉上,大陸則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協商制,從基層的村民、居民會議,層層到全國政協代表會議,進行民意反映、蒐集、協調的工作。中共內部則採取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參與取得意見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政策實踐,賦予黨員參政議政的空間與機會。  第二,領導階層的選拔:奧地利學者熊彼得在他的代表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中指出,民主的大眾統治只是假象,民主一樣是菁英統治,民主只是政治菁英爭取選票支持的過程。相較西方一人一票的選舉或像美國連法官、警察局長都是選舉產生,大陸採用的是集體領導的賢能政治。「賢能政治」強調系統化栽培政治接班人,也能夠幫助他們培養長遠視野,以政績而非選票選拔人才,確保高素質的領導能力與決策品質。這樣可以減少政治人物學習的社會成本,更可以避免選舉而產生民粹領袖或財團代理人。  第三,合法性的取得:西方民主執著於程序正義,只要完成程序正義就取得合法性。中國文化則不然,中國人認為合法性在於實質成果與德性。重視程序正義的極端就是出現像美國轟動一時的辛普森殺妻案,花了大筆的錢請最好的律師,找到程序上的漏洞,最終獲判無罪,社會也付出極大的司法成本。去年大陸《環球時報》一篇社論標題〈假如死亡30萬人的是中國,會發生什麼?〉諷刺美國面對疫情的無能與西方媒體的雙標。從合法性的角度看,美國至今死亡人數超過50萬,也不影響其統治基礎,因為選舉結束川普下台就一筆勾銷。對中共來說絕不會允許這種事發生,就算發生;人民也會看政府的作為是否以身作則竭盡全力去處理,所以當時馳援武漢的「逆行者」中,有許多是一馬當先的共產黨員。  民進黨執政缺乏制衡機制  第四,權力的監督與制衡:這是大陸體制最引人爭議的地方。權力監督可分為政府組織外部與內部的監督。中國長久以來國家與社會關係綿密,沒有出現西方的公民社會,至今對中共而言是如何處理黨與群眾的關係。在政府組織方面,中共反對西方的三權分立,在憲法與相關法律上賦予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對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進行監督的權力。習近平提倡「依法治國」,進行司法改革,減少政治對司法的干預,司法審判品質已有進步,但離司法獨立還很漫長。隨著科技進步帶來監控成本的下降,能否讓政府權力有效自我節制,將是中共體制正當性的挑戰。  就結果論,中國式民主展現的治理能力,連美國人也佩服,大陸人民對中共政府的滿意度,在全球性調查中屬於領先群。但中共政權能否有序接班?尤其伴隨經濟進一步發展,人民生活更富庶,價值觀也將更多元,對政治系統的要求也會與日俱增,對思想自由與私人財產保障的要求也會更高。中共體制能否應付未來的挑戰,將是很大的考驗。  台灣採行西方式民主,但民進黨完全執政5年來,總統透過黨的權力網絡有效操控行政、立法兩權,實質影響司法、監察權,卻無制衡機制,第二任更無選票壓力,已形成「台灣特色的選舉威權制」。  人類歷史並未終結,體制競爭方興未艾。

  • 美中激烈競爭下的台灣空間

    美中激烈競爭下的台灣空間

     中國外交部經常被大陸網民戲稱為「魔法部」(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MOFA簡稱的諧音),兩任魔法部的外交掌門人楊潔箎、王毅,上周末在阿拉斯加與布林肯、蘇利文舉行中美戰略對話,雙方激烈交鋒,劍拔弩張,為美中建交42年的互動格局,掀開歷史新頁。  在這場標誌性的戰略對話前,雙方各自有兩分鐘的開場白,但在布林肯警告北京「絕對不要和美國對著幹」的發言後,曾被老布希總統稱為「楊老虎」的楊潔箎,不僅當場回嗆「中國人不吃這一套」,王毅更當面指責美方在會談前夕發動新制裁,這不是正常的待客之道。  楊潔箎罕見直嗆布林肯「中國人民不吃這一套」,用詞之直白,語氣之尖銳,直逼冷戰時期毛澤東反美反帝名言「中國人民不怕鬼、不信邪」。這更是1979年美中關係正常化以來,兩國外交事務掌門人,首度在國際場合激烈交鋒,既不尋常,也不符合傳統的外交慣例。  毛澤東稱 中國人民不怕鬼  其實,在戰略對話過程,美中雙方既有敵對議題的攻防,也是激烈競爭項目的較量,還有務實合作領域的探索,但雙方對國際輿論呈現的會談情境,各自都有內宣外宣的政治需求。拜登政府希望展現聯盟抗中的主流趨勢,北京當然也要兼顧內部輿情高漲的愛國主義浪潮。  中美競爭 各有內外宣需求  對拜登政府來說,當前正面臨全面抗疫、救經濟「安內攘外」的施政困局,川普時代遺留的抗中路線,現實形勢上已是政治不歸路;對北京而言,在全面鞏固中南海領導核心的特殊時期,戰狼式外交、寧左毋右、以牙還牙、針鋒相對,應是當前最重要的政治正確。  在安克拉治的戰略對話,儘管劍拔弩張、攻防激烈,但雙方還是強調要體現兩國領導人在農曆除夕電話會談倡議「不對抗、不衝突」的精神,中方更援引習近平與拜登一致同意「加強溝通、管控分歧、拓展合作」的戰略指導,為實現難度艱鉅的「習拜會」保留可操作性。  國際戰略格局正在快速變動,亞太政經勢力急遽消長,東亞地緣政治更是重新整合。拜登主導的印太戰略聯盟,近日剛完成美日印澳四方峰會;美日、美韓2+2會談、美印國防會談、中俄外交會談相繼登場,台海形勢與台灣議題,直接或間接地已成為各方較量的熱點議題。  美中兩強爭霸,彼此互畫紅線,全面攤牌底線,台灣的處境恐將更加艱難。美國是台灣安全戰略的重要支持者、軍事武器的最大供應商;大陸則是台灣對外貿易順差的最大來源、台灣對外投資的最大經貿夥伴。中美戰略衝突升級,貿易大戰不停止,對台灣仍是兩難困境。  兩強爭霸 台灣處境更艱難  大國較量不再講究優雅的外交身段,現在更不在意華麗的外交辭令。現實的戰略清晰取代了傳統的戰略模糊,綜合國力的尖銳對抗取代了基本的相互尊重,美中戰略碰撞,對台灣的國安戰略,既是危機,也是契機;既是挑戰,更是壓力。台灣不能只有選邊站隊的思考。  從阿拉斯加吹來的政治風暴,預示著全球兩大經濟強國、軍事霸權的戰略競爭,正在轉成新型態的互動模式,對台灣的戰略發展空間也將產生深遠的影響。新任陸委會主委邱太三期待兩岸春暖花開,但突如其來的春寒料峭,讓兩岸關係走勢,再度陷入不可測的混沌局面。

  • 柯楊會不涉政治 只談縣市合作

    柯楊會不涉政治 只談縣市合作

     台北市長柯文哲20日帶領市府團隊至新竹縣,與縣長楊文科在內的一級主管舉辦座談會,會後聯訪被問及是否為藍白合作?楊文科說不太懂政治,柯文哲對布局2022、2024則回應「想太多」,表示藉由此次座談會,可談及多項縣市合作案。  柯文哲表示,台北跟新竹地理上很接近,此次包含文化局、觀光局、客家事務委員會等,都有一些合作互惠的案子,平常沒有機會可以對談,此次雙方首長都在場,可以處理,因此舉辦縣市交流。  楊文科認為自己不懂政治,但稱讚柯文哲領導有方,柯文哲具有6年經驗,比他2年豐富,雙方在有些理念不謀而合,例如不贊成亮點建設等,他也很認同。  柯文哲與妻子陳佩琪、市府60人團隊20日上午前往新竹喜來登大飯店,與楊文科及妻子甘秀美、新竹縣政府團隊交流,雙方也互贈紀念品,柯文哲致贈101造型杯組、土產貓茶町茶點,楊文科則送上大霸尖山為題的「世紀風雲」水墨書畫,陳佩琪與甘秀美則互贈吉祥物玩偶。  未來台北市與新竹縣擬有各項合作,例如公共圖書館的通借通還、台北市與新竹縣的旅遊互惠、行銷農特產品、客家藝文交流、國小社團交流等。未來台北市民於4月起在蕭如松紀念園區免費遊覽,台北市也提供限定新竹縣民旅遊優惠,農特產品雙方亦有合作。  參訪行程最後於北埔結束,柯文哲夫妻、楊文科夫妻也走訪北埔老街、停留在姜阿新洋樓,由姜阿新教育基金會董事長吳錫斌接待解說,姜阿新洋樓為北埔少有的洋式建築,也是在地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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