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尋結果

以下是含有文化差異的搜尋結果,共593

  • 福師大學報》如何理解粉絲文化(晏青、侯涵博)

    福師大學報》如何理解粉絲文化(晏青、侯涵博)

    近年來,粉圈失範行為和價值偏差現象愈演愈烈,造成社會認同弱化、共識脫嵌等問題,傳統的「馴服模式」和「修辭模式」治理方式收效甚微。立足文化間性邏輯,粉絲文化社會融入存在「各行其是」「抵牾衝突」「互動協調」等三種複雜而動態的關係,而「世俗」無意識、粉絲社會化、偶像符號化、主流價值的作用邊界等構成其問題域。粉絲的社會融入應以文化共生邏輯為基點,以明星為接榫點,通過「偶像榜樣化」「偶像類型多樣化」等方式,助推粉絲進行主流觀念接合和行為養成,從而實現粉絲文化在價值維度上的多元互動與意義拓展。社會融入模式為解決粉圈症候、理解粉絲文化與主流價值及其持續發展提供了新思路。 一 社會融入:粉絲文化症候分析的新視角 世界第一批現代粉絲始於小說偵探福爾摩斯。19世紀之後,在好萊塢電影、廣播、電視等大眾傳媒的推動下,粉絲開始大量出現。粉絲崇拜的對象廣泛,包括政治家、企業家、道德榜樣、娛樂明星等。粉絲群成為亞文化中備受矚目的群體之一。當下中國社會出現了「泛粉絲化」現象,崇拜對像延伸至自媒體達人、藝術、品牌等對像或場景。沉迷於偶像的粉絲是流行文化中備受矚目的群體,他們以共同的追逐對像為情感紐帶,有相對嚴密的組織分工、組織規則和話語方式,並在此基礎上形成粉絲文化。作為一個有意義的範疇,粉絲文化是理解當代文化的重要視域。正如考乃爾·桑德沃斯(Cornel Sandvoss)所說,粉絲的狂熱行為反映了大眾文化的特徵,不參考粉絲的狂熱行為和粉絲理論,是不可能去談論大眾消費的。從文化生態學視域看,人類社會的不同文化存在一種共生的關係,粉絲文化與其他文化類型之間存在各種複雜的變量。 粉絲文化是一種強化的(heightened)特殊類型的大眾文化,其元素包括作為宏觀背景的情感經濟、核心要素的符號化偶像和意義生產者的粉絲。近年來,粉絲文化成為一個在粉絲人數、技術賦權上不斷「膨脹」的群體文化。目前我國將粉絲文化視為一種症候的討論大多集中於文化工業、心理滿足、價值失范等方面。從構成要素來看,這種症候主要表現為三種:一是明星道德與行為的失范頻發。比如吸毒、出軌、言論不當等,釀成價值失范,尤其青少年、成人初顯期的粉絲因「暈輪效應」無法辨別其症候,而深受影響。二是粉絲追星行為越軌、價值扭曲等問題。比如擾亂公共秩序、病理性粉絲的悲劇(比如楊麗娟事件)、維護並追隨偶像的不當言論或行為等。三是粉絲經濟本身的畸形發展。過度注重明星的視覺形象、偶像的工業化生產、注意力經濟的流量邏輯等都是這種畸形經濟的內在問題。需要說明的是,以上三個層面的症候,都是來自粉圈外部的價值判斷,嚴格來說,有一定的「窺探」和演繹成分。之於粉圈內部成員,這些問題可能更多是身處其中而不自知,或者根本就不認為這是一種「病症」。本文在論述中力圖避免這種非好即劣的「道德二元論」,而以一種更中立的角度來分析這種症候現象。 近年來關於粉絲文化的研究,多聚焦於粉絲心理滿足、粉絲身份認同、粉絲經濟、粉絲與體育、粉絲與政治、粉絲與品牌等方面,多從個體的心理滿足和意義生產、粉絲或粉絲文化作為變量的效應等微觀、中觀層面,而缺乏從文化交往、文化與社會互動等宏觀層面的探討,尤其在「弊病」層面的社會性分析上顯得尤為不足。本研究擬將粉絲文化視為社會文化內在邏輯的產物,是一種需要與主流價值互動、適時融入社會的文化形態。 從社會學視角來看,社會融入(social inclusion)指「處於弱勢地位的主體能動地與特定社區中的個體和群體進行反思性、持續性互動的社會行動過程」。「弱勢地位的主體」不僅包括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刑滿釋放人員、農民工、流浪乞討人員等特殊群體,還包括在文化上存在差別、自身條件(包括生理和心理)上存在不足等的普通人。社會融入是一種動態的社會行動,是主體與周圍環境持續不斷的互動過程,具有行為的社會性、主體的能動性、互動的持續性、交互性和反思性等特徵。本文指的是因在粉圈形成區別於普通人的粉絲及其文化適應社會、融入社會的問題。 社會融入符合社交媒體情境下的粉絲實踐和邏輯,也是粉絲文化行為規範和價值糾偏的一種媒介化路徑。 第一,粉絲文化成為一種日常生活實踐機制。傳統媒介的偶像崇拜因媒介實踐的特定時間性(比如每週一次的電視節目《快樂大本營》)、空間性(比如看去電影院看電影、去場館聽演唱會)而具有儀式感,社交媒體邏輯下的偶像崇拜則打破了時空界限,將其嵌入日常生活中,從而產生了意義。以粉絲閱讀為例,德賽都(Michel de Certeau)認為它主要生產短暫的意義,詹金斯(Henry Jenkins)則認為它是一個社會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個人闡釋經過和其他讀者的不斷討論而被塑造和鞏固,而這些討論同時又擴展了文本的經驗。這個過程生產出來的意義可以更完整地融入且長久地進入粉絲的生活。 第二,文化互動是粉絲文化和主流價值雙方共同的訴求。詹金斯認為,粉絲文化由迷戀和不滿混合而成——如果作品沒有激起強烈的興趣,就不會產生粉圈,如果完全滿足了粉絲的願望,就不需要去創造新的文本。由此可見,在賦權論和能動性邏輯下的粉絲文化,「出圈」尋找文本資源並與其他文化進行互動已成為常態。而具有「擴張性」的主流價值無疑是樂於將領地開拓到粉圈的。 第三,社交媒體使用與意義融入日常生活。手機媒介不但是服務自我的工具,更是一種服務於社會交往的設備,並成技術馴化下的意義生產途徑。新媒體情境中的粉絲文化是互動型的,社交媒體為粉絲提供了日常化的交流平台,為信息交換、情感互動和意義認知提供了更契合的機制。尤其社交媒體的「擬社交性」(parasociability)、24小時在線特性進一步推進了「在一起」(being there)感受的形成。粉絲文化隨手機媒介、社交媒體融入日常生活。 第四,粉圈的內在邏輯為社會融入實踐提供了基礎。粉圈文本的互文網絡、跨媒介敘事等特性本身就是打破邊界、積極融入其他符號域的表現。費斯克認為,粉絲的審美水平和辨別力,與大眾文化、主導文化有密切的聯繫。他在論述文本互文性時也提出,粉絲文本,不管它是粉絲寫作、藝術、歌曲還是錄像,都是由更大的粉絲社群的社會規範、美學慣例、闡釋規則、技術資源和技巧能力所塑造的。明星、主播、大眾文本等粉絲迷戀的對象常為官方文化標準所貶低。粉絲採取主流價值進行評判是常用策略。比如年紀較大的男性粉絲比年輕女性粉絲更傾向於採用更官方的或審美的標準。索蒂羅維奇(Sotirovic)和麥克勞德(McLeod)認為,娛樂電視觀看偏好與唯物主義的價值觀正相關。費斯克以身體的社會化為例,認為與服裝、化妝品、跑步等都是規則的具體化類似,身體「進入文本而文本化」關乎規範與偏離的社會關係,也因此都是政治關係,就像健康的意義是社會的而非生理的,美的意義是政治的而非審美的。粉絲文化裡的規則,很可能無法脫離社會規則和社會規則運作的範圍。 目前關於大眾文化價值觀的研究有兩種取向:一是文化研究取向,包括受法蘭克福學派大眾文化的批判理論、世俗精神範式及現代化理論範式兩種範式。二是實證主義取向。比如,偶像崇拜作為一種深度的擬社會關係,主要由吸引力和成癮因素驅動,並產生明顯的臨床後遺症。有學者指出,與明星崇拜相關的三種越來越極端的態度和行為反映了艾森克理論中討論人格的三個領域。具體而言,粉絲出於娛樂社會原因的明星崇拜可能反映了外向的性格傾向;對明星強烈的個人態度和行為可能反映出神經質特徵;具有極端病理性質的明星崇拜可能是精神病的特徵。 本文的研究範圍和聚焦點有三:一是作為日常生活的互聯網,其平台特性日益增強。隨著數字化生存成為既成事實,互聯網在社會融入中的作用趨於顯著。二是粉絲的社會融入涉及社會制度、權利、文化以及心理等層面的融入。粉絲文化包括粉絲、明星及其衍生的文化,本文主要從價值(values)層面來談粉絲文化的社會融入問題。三是聚焦以娛樂明星為偶像的,並且作為一種亞文化的、非主流層面的粉絲文化現象。粉絲群體借助大眾媒介建構的一種真實的生活方式,具備抵抗性、風格化和邊緣性三大亞文化特徵。本文基於價值視角,以粉絲、偶像症候入手,討論作為一種主體實踐產物的粉絲文化,該如何在某些維度適時、適當地融入主流價值的問題。 二 粉絲文化社會融入的三種樣態 費斯克提出,粉絲是工業社會通俗文化的一個普遍特徵,與主流價值體系所詆毀的各種文化形式相關聯,包括流行歌曲、言情小說、漫畫以及好萊塢的大眾明星。這個論斷描繪了粉絲文化生成的內在結構裡的「文本叢」,卻忽視了主流價值體系這張外在機制的「情境網」。粉絲文化不是虛空高蹈的存在,相反,其生產和變遷與社會情境、主流話語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正如馬克·達菲特(Mark Duffett)所言,粉絲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與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電子媒介和大眾文化有很深的關聯。 關於大眾文化與主流價值關係的論述,主要有以下幾種理解進路:一是伯明翰學派提出的收編/抵抗範式(IRP)。此範式的邏輯是文本(即意識形態)主導和受眾主導,著眼於受眾與支配性權力的關係。二是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該範式認為主導意義並不是直接通過意指傳遞的,而是通過隱含的、自然化的編碼來實現的,信息在積極受眾那裡的解碼立場或方式較靈活多變,分為統治-霸權立場、協商立場與對立立場。這兩種範式皆認可積極受眾的基本假設,這就打破了線性的受眾研究思路,為理解粉絲的社會融入提供了理論支撐。基於以上兩種理論邏輯,筆者將粉絲文化與主流價值的互動形式劃分為「各行其是」「抵牾衝突」「互動協調」三種。 (一)各行其是 粉圈之間有著明確的認同壁壘與話語邊界。在這種模式中,粉絲文化有其自在的邏輯與溝通符號,「超脫」於主流文化的話語結構,與主流文化之間似乎各行其道、互不相關,不居「廟堂之高」而樂於「處江湖之遠」。 根據生態位理論,在文化系統中,每一種文化都擁有其角色和地位,即佔據一定的空間,發揮一定的功能。粉絲之所以成為關係的深度捲入者,沉浸在與偶像的幻想式關係中,除了追求娛樂、自我滿足外,與主流社會的「規則」保持一定距離也是重要的原動力之一。「數字原住民」因技術賦權、興趣愛好而凝聚到一起,以各種方式表達對某一明星或某一媒介文化產品的強烈認同並參與實踐。當明星被污名化時,他們大多採取置之不理的態度,甚至容忍並支持明星的不法行為。如賈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的種族主義笑話公開時,粉絲紛紛表示支持。他們認為,圈外人無法理解其行為與價值。相反,粉絲以在虛擬空間建立展現自我價值的文化為樂,並因此持有獨特的文化身份。 粉絲在數字部落中自成一體、分享其符號意義。在充滿部落的氛圍(ambiance tribale)中,他們以明星、偶像為圖騰,建構認同基礎,影響粉絲日常生活的各種經驗、觀點和感覺。在日常行為層面,粉絲有其遵奉的「日常」。據筆者調查,粉絲為「愛豆」收集數據、反黑、打投、控評、宣傳等是他們的「日常」,亦即一種基於與偶像情感聯連的自覺之舉。粉絲成為「情感」勞工,也是與所有文化文本及對像形成持續有意義的情感關係的消費者,有規律地、情緒性地投入到生產和敘事中。 於是,大量粉絲語言、儀式和規則,絕大多數只在粉圈群體能被識別並產生共鳴,成為意義飽滿、深具價值屬性和行為指向的符號。而在主流價值看來,它們不可破譯,是一些無法識別或不屑於去解讀的「無意義」(meaninglessness)、難以理解的符號。因此,它們很容易「可能因其語義內容而非語用功能被忽略而變得無意義(不可破譯性的無意義)」,或「因為語用功能而語義內容被忽略而無意義(難以理解的無意義,即俗語『此舉無用』)」,更或者「因為語義內容和語用功能都被忽略而變得無意義」。 在這種邏輯中,粉絲精心構築出屬於他們這個小群體的「自我圈層」。他們不屑於「出圈」,主流價值也無法「入圈」,兩者之間存在較清晰的文化邊界。文化邊界是指不同文化的活動範圍和存在空間所形成的的一定界限,是因思想、價值、語言和形式等差別造成的文化格局。這種文化慣性以其獨特的遊戲規則維持著邊界,思想、價值觀和語言等在主流與從屬、中心與邊緣的位置挪移中改變著與彼此的界限。薩拉·桑頓(Sarah Thornton)通過對英國俱樂部文化的分析,提出「亞文化資本」(sub-cultural capital)這一概念,用以闡釋青年亞文化自身的意識形態再生產機制,認為青年群體憑借亞文化資本的累積,讓自己制定的規則起到支配作用,形成「圈內」與「圈外」的差異。粉絲社群在追求文化和身份認同的過程中,重在滿足自己的心理需求,只要不捲入公共事件,彼此相安無事,就是「歲月靜好」。 (二)抵牾衝突 粉絲文化與主流價值在共同關注的社會現象或議題上表現出相左的價值判斷。從文化資本視角來看,「青年人的問題和意識,從一開始,就與階級意識和階級鬥爭的主題緊緊糾纏在一起」。布爾迪厄進入文化與權力的關係,發現在日常生活的叢林中,從屬群體會經常性、隱蔽性地發生抵抗行為。粉絲文化作為亞文化的一種,頂住了被蔑視和被非議的壓力,以無畏的姿態進入社會文化,試圖「爭奪」話語權和建立區別於主流文化的文化版圖——這是一種自我賦權的行動過程。因商業推動和大眾娛樂需求的暗合,原本藉藉無名的粉絲擴展了其言說權力,釋放出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生產力。 主流價值是指在社會發展、時代變遷過程中所倡導的起主要影響的價值理念,是在眾多文化思潮競爭中形成的,在諸多文化中起著主導地位,是主流意識形態的具象化體現,體現了核心價值觀的引領作用。主流價值試圖以主導性邏輯為粉絲文化劃定規則,要求粉絲按照主流價值所接納的方式進行文化實踐,並將差異性揉進同一性的過程。這對於那些試圖在網絡空間尋找自我、形塑理想自我的粉絲而言,無疑是一場「夢魘」,粉絲激烈的話語抵抗便產生了。於是,粉絲策劃和構建著他們的意義世界,並以塑造身份、建立組織、確立風格來發出對主流文化規訓的「抵制宣言」,迫使其承認自己的觀念、價值和結構。 粉圈的力量源於較強的組織力、凝聚力、主動性和自發性。不過「組織化」的群體,在維護偶像形象的事件上很容易孕育極化情緒。在這種群體性情緒中,甚至可能產生刻板印象、意見串聯、輿論碎片化等問題。2018年,明星PG one因所創歌曲內容低俗,被紫光閣、新華社、共青團中央等主流媒體在微博上點名批評。粉絲為偶像「打抱不平」而花錢買微博熱搜,並誤以為紫光閣是飯店,因此用話題#紫光閣地溝油#對其進行抹黑,該話題創造了2億的高閱讀量,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除此以外,粉絲還在新華社公眾號下留言,指責新華社號召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存在問題。此事件便是一場典型的邏輯起點、內部規範與外部價值不一的矛盾衝突。 (三)互動協調 主流價值在「吸引」、引導粉絲文化方面有優勢,粉絲文化也在有意識地借用不同文化資源建構合法性。尤其在主張對話的多元主義時代,不同文化、趣味、價值之間並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選擇,「和而不同」成為文化持守的常態。無論主流與邊緣、精英與大眾、高雅與低俗,絕非水火不相容的二元對立,而多是邊界模糊、互動或流轉的,它們之間互動融合的機會越來越多,因為粉圈本身是由一個集合了多方立場的文本和類型的話語邏輯連續而成的互文性網絡。粉絲對偶像情感、社交和智識的投入成為與主流文化在資本市場「博弈」的籌碼,粉絲文化變成一個彙集著商業因素與權力因素的場域,並與主流價值之間存在一個「協商空間」。 一方面,粉絲話語在某些議題上適時調整,呈現嵌入主流話語秩序的趨勢。粉絲將在粉絲文化中習得的話語帶入公共事務和社會參與中,在核心價值觀、愛國主義之外增添新的解釋框架。例如,在「帝吧出征」事件中,粉絲以對待偶像的方式表達對國家的情感(比如守護「阿中哥哥」運動),通過他們特有的拼貼、戲仿、互文等表達方式,將國家民族相關的話語轉換成表情包、漫畫等文本系統。何威發現,這場愛國的政治表達裡充滿了娛樂成分。其中,「娛樂成分」源自粉絲的心理所需,而「政治表達」便是粉絲對公共事件的一次「破圈」參與。作為粉絲文化孕育地的B站(bilibili),近兩年以「主流化」的方式舉辦新年晚會,在借用粉絲文化的外殼表現主流文化的精神內核、將二次元愛好者與傳統文化連接在一起的同時,又將粉絲文化與主流意識形態緊密結合在一起,實現了二者的雙向融合。 另一方面,主流價值趨於開放,吸收粉絲文化要素。主流媒體嘗試摒棄宏大敘事,以粉圈的符號和擬人化敘事縮小與粉圈的距離,提升自身影響力。比如,《人民日報》採用粉絲群體喜聞樂見的「脫粉」「C位出道」「打call」等關鍵詞發表多篇相關報道,可以看出主流文化「挪用」粉絲文化創新話語方式的誠意。葛蘭西認識到官方統治系統要想贏得文化領導權,贏得大眾同意,需將主流文化轉化為大眾喜聞樂見的「民俗」或「民間故事」。湯普森在《意識形態與現代文化》中也指出,當代意識形態傳播廣泛採用象徵化與大眾化方式,這種具有感性特徵的傳播方式,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化經驗、一種新型社會關係形成機制。這反映出粉絲與偶像的情感關係被「轉述」到了主流價值引領的敘事體系中。偶像的形象符號和日常行為較容易被粉絲效仿,並內化為自己的價值追求。所以在生態保護、中國文化、疫情防控等議題上,明星具身參與成為主流價值實踐的重要策略。比如《建國大業》《建黨偉業》《建軍大業》等革命題材電影引入多位明星參演。明星元素被挪用來服務於革命文化的傳播。借用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魅力」(charisma,又譯卡裡斯瑪)概念,主流價值的這些大眾化實踐,體現了以一種適當的改良方式將社會功能和意識形態的理解結合的思維。 需要說明的是,粉絲文化與主流價值的三種形態,更多的並非涇渭分明的獨立存在,而是粉絲文化發展的幾個面向,或者不同發展階段、不同互動對象。正如西爾斯(Matt Hills)所說,「『迷』並非一個可以條理分明、依邏輯予以檢視的『事物』,它永遠具有表演性質,它是人們所宣稱(否認)的認同,也是表現文化的活動」。有學者將文化視為符號、話語和文本的動態綜合體,並將其稱為「符號域」,且它們不存在靜態,而皆為動態的。在粉絲文化符號域裡,這種動態的「競合」關係表現為:一方面,粉圈之外的文化元素在其邊界擠壓以便轉化為內部元素;另一方面,意義碎片在粉圈內部進行鬥爭,以獲得文化記憶和拓樸中心的佔據。在這個過程中,主流價值與粉絲文化之間,彼此的元素可能轉化並進入對方的符號域。舊元素被邊緣化、被驅逐、被遺忘,但也可能迎來符號域的更新或換代。針對不同文化之間的這種競爭,有學者甚至指出,符號域的邊界可能只是一種假設。粉絲文化與文化工業、主流價值的關係是非常複雜的,絕非簡單的對抗或合謀。一方面,前者無法獨立於文化工業體系、作為「前文本」或「社會環境」的主流價值而存在,相反,它們為其提供發展市場、平台與文化資源;另一方面,粉絲文化又在尋找、建構自在的話語體系,以一種區隔化、「標出性」自我的方式進行話語建設或者對抗與反收編。 三 作為文化雜食者的粉絲:主體性與自我實現 粉絲文化的核心要素是偶像,但意義得以形成靠的是「產銷者」的粉絲。關於粉絲角色或形象的演變,學界有這樣兩種共識:一是粉絲文化迭變的外部動因是消費型社會取代了生產型社會,意義主導權由「供給側」轉向了「需求端」,即生產文本的部門轉向了受眾;二是粉絲形象由被污名化形象(「文化白癡」「著魔的獨狼」「未被標記、無法解讀的符號化」等)轉向積極受眾形象(「自學成才者」「文本守望人」「文本盜獵者」等)。粉絲在整個粉圈的文化形塑、規則治理中作用非凡,是外部規訓的直接對象,也是與粉圈外部互動的行動者。 (一)粉絲的文化雜食特性 在應對偶像失範行為的反映中,少部分粉絲是「任爾東西南北風,我自巋然不動」。粉圈之外的法律法規、道德倫理等對此類粉絲來說形同虛設。高捲入度、認同度的粉絲對失范明星的行為,表現出更寬容的態度。不過,大多數粉絲能夠採用道德推理策略進行合法性轉換。道德心理學認為,個人在解釋和評估他人的不當行為時會用道德推理來構建辯解。在偶像吸毒、出軌等失範行為發生之後,粉圈內部對此產生輿論裂縫,粉絲很容易產生認知失調,從而傾向於發展道德推理策略來應對這種不和諧。 一般來說,面對偶像的負面行為,有三種不同類型的道德推理策略可以解釋粉絲的態度與行為:一是合理化策略,即將偶像的過錯進行合理化和辯解,並讓自己接受。這種合理化策略可以減輕道德感上的不適,卻存在潛在的風險,即違反自己的道德標準並受到他人的負面評價。二是脫鉤策略,即將道德判斷與偶像其他行為區分開來。具有較高粉絲識別度的人更有動力參與道德脫鉤策略,以應對負面信息引起的認知失調,這些負面信息與他們對偶像的現有觀念相衝突。三是耦合策略,即將道德標準與工作表現聯繫起來譴責偶像的失範行為。此類粉絲較為理性,能夠對偶像的類似行為或信息進行整合性推理,雖然難以割捨,但仍然會與偶像保持審慎的態度。 從縱向維度來看,中國社會對偶像的態度經歷了由20世紀80年代的「崇拜」、20世紀90年代的「喜愛」到新世紀的「養成」階段。傳統媒介時代,對廣播、電視、電影的偶像崇拜受主流價值觀影響更深,內在認知與偶像的內在品質或價值體系的聯繫更緊密;到社交媒體時代,明星的形象魅力和粉絲的心理需求佔據主導地位,偶像崇拜趨於隨意化、日常化,主流價值的融通面臨更多的變量。這其中的演變邏輯,除了「生產論」轉向「消費論」的內在動因外,還源於媒介賦權及其粉絲主觀能動性的發揮。社交媒體的關係導向、交互協作,使得粉絲變成「文本盜獵者」或「遊牧式的主體性」(nomadic subjectivities),遊走在各種媒介文本和意義系統裡,從而呈現文化雜食主義特性。 有學者從代際視角研究「文化雜食」發現,近幾代中上階層的文化趣味出現廣泛而兼收並蓄的特點,從而揭示出階層結構的文化差異出現模糊化特徵。布爾迪厄提出,審美與社會階層存在分層或對立是同源關係,掌握大量文化和經濟資本的精英階層對應高雅藝術,而一般大眾則重在消費流行文化。但有學者認為流行的階級話語體系隨時間演變,精英們並不只消費高雅文化。並且由於社會流動、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最終導致文化雜食主義的興起。雜食性發展被視為文化劇目的歷史性轉變,精英們不再看重排他性,而是看重包容性和折衷主義。因此,傳統的「精英—大眾」逐漸轉化為「雜食—單食」的受眾分層模式。文化雜食主義作為一種新型的文化分層概念,一定程度上彌合了文化體系內部的分化問題,並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佐證了主流文化包容和吸納粉絲文化特徵的合理與合法性。相對而言,文化單食主義者對文化消費的綜合話語權低於文化雜食主義者。但人們逐漸擁有更為豐富的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從而可對更廣泛的文化生產和消費進行選擇,從更廣闊的維度(功能、符號、價值、形式)自由遊走於主流文化與粉絲文化之間。 作為「數字原住民」的粉絲,借助媒介技術廣泛參與粉絲社群活動和粉絲文化生產與消費。實際上,粉圈具有的流動性和信息碎片化特點,為文化交流營造出了一種「兼容並包」的彈性空間,作為粉圈的人可能活躍於「娛樂圈」,也可能屬於「文物圈」,從而發展出一種跨文化的「切換」能力。粉絲不是盲目的「雜食者」,而是能在文化實踐中並不抗拒主流文化、在消費粉絲文化的同時又接受部分主流文化。 一方面,粉絲的文化雜食特性使其成為「文化內行」,從而獲得了更便捷、更平等的對話權,關係維護的主動權,有效的決策權。操持「文化雜食」慣習的粉絲能夠隨意且自由地跨越任何社會邊界,將整個世界文化都視為實現自我的資源。社交網站本身就成為積累文化資源的主要空間。粉絲社群的職業化意味著粉絲從符號消費到資本生產的閃轉騰挪,也練就了可以稱之為「文化內行」的水平。粉絲數量越多、掌握的信息越豐富,該社群在資本市場的地位越大,他們就越能夠與經紀公司展開合作,獲得有效的決策權,從而完成了通過流量變現向經濟資本和商業資本的轉換。例如,從近年來熱播的《創造101》《青春有你》等綜藝節目來看,粉絲在這些節目中的話語權、選擇權和決定權越來越大,粉絲文化從「無權的邊緣文化」變為受商業追捧並參與娛樂產業的「賦權文化」。 另一方面,粉絲的文化雜食有助於粉絲在娛樂中實現意義生產。粉絲通過挪用主流文化話語資源,構建合法性,完成自我實現。這是心理結構使然。巴雷特(Richard Barrett)認為,由人創造的文化同人一樣,也會在經歷物質、情感層次的初級階段以後,經歷「轉換昇華」的心理層次,向「變革現實」「服務社會」的精神層次攀升。這也與娛樂實踐的雙重性有關,娛樂本身就包括實現主義。沃德勒(Vorderer)提出娛樂的雙因素模型,一是「享受主義」(hedonic)維度,二是脫離純粹快樂的「實現主義」(eudaimonic)維度,認為娛樂除了帶來快感、消遣之外,還存在意義體驗。比如,激發和喚醒核心價值觀、生活意義感。粉絲從維護偶像的娛樂活動到維護國家利益、參與社會治理等建設性行為,可視為粉絲在娛樂活動中得到意義、價值的實現。 (二)粉絲的象徵交換與意義生產 粉絲在個體意義的追求中,實現了對「精神禮物」的象徵交換和「非標出項」的意義追求。 1.「精神禮物」的象徵交換 「精神禮物」的象徵交換,體現出粉絲對主流社會中「互惠」觀念的內化與昇華。艾瑞卡·皮爾森(Erica Pearson )分析互贈現象,將粉絲花了不少精力和技術製作的作品稱作「精神禮物」。凱倫·海爾克森認為粉絲的互贈文化是基於與禮物相關的三要素(給予、接受和報答)建立起來的,特定的禮物交換成為其核心。這些「禮物」的交換是非商業化、非人情的免費作品的分享,也即是說,在粉絲之間存在一個非商業化的象徵交換。 馬克思認為,個體需要是個體行為積極性和動力的源泉與基礎。在愛與歸屬、尊重、自我實現需要的基礎下,個體被鼓勵在積極工作中實現自我價值。精神禮物是由粉絲積極創作的,也是一種自我價值的實現方式。在這一過程中,粉絲的消費權利轉為生產權利,消費資本變成生產資本,補充和完善了作品的流通空間,拓展了作品的價值維度,提升了粉絲間的關係黏性。 首先,粉絲自我價值的滲透和嵌入,豐富了作品的價值維度。粉絲的作品具有多樣性,如視頻、照片、海報、小卡、手幅、漫畫等並非僅僅是物質性作品,其中飽含粉絲對偶像的專屬性情感,因而被賦予獨特價值。 其次,粉絲間形成以「精神禮物」為基礎的互贈儀式,增強關係黏性和歸屬需要。雖然禮物具有獨特性,但並非獨佔性,它們在社群中以給予、接受和報答的形式自由流通。互贈使粉絲完成社會類化(socialcategorization),認定與他人同屬這一群體。禮物的接收方則會以群內特有的話語給予製作方情感支持,為其提供持續創作的動力。禮物成為粉絲間關係向現實空間深化的契機。據筆者調查,有粉絲談到自己會「和線上的粉友見面,發現有位粉絲製作海報的能力很強,打算跟她學畫畫」。 再次,禮物的非商業性實現了粉絲創造的意義昇華。亞里士多德將幸福分為兩類:享樂主義和自我實現的幸福。前者指向自我滿足;後者與善良的內在精神相契合,比前者更具道德性。一方面,粉絲受「快樂原則」驅動,禮物成為與社群成員積極互動的中介。另一方面,人是社會性生物,部分粉絲也從簡單的快樂追逐進化到意義尋求階段,為他人和社會服務這一驅動力也隨之萌生。粉絲會因為偶像自發地去做一些有意義的,對社會有貢獻、溫暖人心的公益事業,從中獲得意義感和成就感。如易烊千璽的粉絲自發為癌症患者捐獻頭髮。通過公益行為,粉絲的禮物互贈從享樂生產(hedonic production)轉變為意義生產(eudaimonic production),粉絲們對禮物初始的「分享之意」也逐漸昇華為「奉獻之意」。這也符合親社會行為理論所說的:讓給予者體會到意義幸福感(eudaimonic well-being)多於享樂幸福感( hedonic well-being)。 2.「非標出性」的意義追求 從不同視角審視粉絲文化會產生不同的價值判斷。社會對粉絲文化存在刻板印象,粉圈往往以非主流的方式,創造「新」而「怪」的符號,主流價值懶於投入足夠的認知資源或無法對粉圈的內部知識進行解讀,從而將其描述為符號標出項。 「標出項」(the marked)這一概念源自語言學,指當對立的兩項之間不對稱時,出現次數較少的那一項;相應地,「非標出項」(the unmarked)即出現次數較多的那一項。非標出項是正常項。但粉圈成員並不認可主流價值的負面標籤,這些在「外人」視為「怪異」的行為,在他們看來就是一種生活「日常」。於是就出現了「他者眼中的非理性」與「自我眼中的常規化」之間的意義爭奪。前者來自主流文化「怪異」「病態」等標籤;後者來源於粉絲情感共同體的自我認同。粉絲通過公共事件的參與和政治表達,產生他者身份與行動的背離,反映出粉絲渴望變成「正常項」,爭取主流認同的「非標出」意義追求。 「粉絲行動主義」可謂是對「非標出」意義的追求、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的典型樣態。粉絲行動主義(fan activism)是新媒體產生的結果,是「從粉絲文化本身內部衍生的公民參與和政治參與的形式。通常是為了粉絲的共同利益,通過現有粉絲實踐和關係的基礎結構來進行,往往由流行和參與式文化的隱喻進行架構」。這種行為是非政治目的的。並且這種在線行為與利益驅動的活動存在統計學上的顯著關係。這些粉絲行為推動社會變革,例如,「哈利·波特聯盟」「跨種族演出運動」「書獃子戰士」等三個粉絲組織值得關注。如2015年成立的「哈利·波特聯盟」將哈利·波特與伏地魔的鬥爭與社會進步相提並論,以此挑戰壓迫邊緣化群體的主導權力結構。2010年海地地震,該聯盟通過籌集經費,成功調配五架提供醫療資源的貨運飛機。此外,該聯盟還將成員組合成四個霍格沃茨學院,以培養成員散播社會和政治議題的意識。 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高效運作為深刻認識粉絲文化提供了新視角。粉絲在偶像依戀與主流價值之間尋找共通點,在社群的組織化行動與社會參與之間架起了橋樑。在保持獨特行動風格和話語方式的同時,也具備了吸納主流價值的理性,實現了信息傳遞,又賦予了意義系統建構的行為。從最初簡單的為愛豆利益而自發組織的應援活動到複雜的維護國家利益、解決社會問題的轉變中,他們從被主流話語認為的「標出項」成為參與社會治理的「正常項」。 只不過,粉絲文化中的語詞系統本身就內含著類似「烏合之眾」的某些「氣質」,比如其中最核心的「偶像」「崇拜」兩個詞似乎就意味著其對主體性的摒棄。不過拋開價值層面的判定,粉絲的主體性在這些邏輯中仍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是主體性視野盲區。巴赫金提出「視野剩餘」的概念,認為每個個體都會由於自身的「近視」而無法審視自己,從而存在思想盲區,只能被他者所洞見。二是明星效應是一種典型的暈輪效應,其實質是一種以偏概全的主觀心理臆測。粉絲可能因偶像「姣好」的外在形象而將推及價值、行為評判,亦即在這場人際知覺的錯覺中喪失主體性思考。需要說明的是,「標出性」與「非標出性」是並存於粉絲主體性的兩個維度,協調兩者平衡,可使粉絲在「理性人」與「感性人」假設之間來回穿梭,並在亞文化與主流價值之間的互動中促成共識意識,實現社會融入。(《作為症候的粉絲文化:社會融入的價值邏輯與可能路徑》上篇) (作者晏青為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導,美國弗吉尼亞聯邦大學訪問學者,暨南大學娛樂傳播研究中心主任;侯涵博為暨南大學博士研究生) (本文來源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 福師大學報》從社會融入分析粉絲文化症候(晏青、侯涵博)

    福師大學報》從社會融入分析粉絲文化症候(晏青、侯涵博)

    近年來社會對粉圈症候的焦慮,乍一看是粉絲文化與主流價值的衝突,實際上,是源自對粉絲文化角色的理解誤區,即它究竟是文化問題還是文化產業問題、是公共實踐還是日常生活實踐,是倫理問題還是經濟問題。 四 粉絲文化社會融入的問題域 因粉絲群體的複雜性、符號生產的繁複性、輻射面的廣泛性等特徵,造成粉絲文化的複雜性。正如朱麗麗指出的,粉絲經濟是「混雜式」的,是由多方力量推動的。比如,娛樂公司造星、明星集資、粉絲文化產業等問題,這是一整個經濟面的問題,不是僅從價值層面就能解決的。不過,主流價值在對粉絲文化的規制中,往往聚焦於明星上或「出格」粉絲,採用的是刺激-反應模式,即在明星失范、粉圈泛「渣」時才進行應對之舉,缺乏常態化、機制化的引導之策。 追根溯源,我們對粉圈的認知很矛盾:一方面要在價值層面對粉圈進行引導,同時還要發展文化產業;另一方面,失範行為源自明星,但又發現行範行為與娛樂工業體系密切相關。中國娛樂文化的使命很多,一直處於「守成」與「突圍」的嘗試與拉鋸之中。本文擬從宏觀的時代情境、中觀的個體需求和微觀的價值互動三個層面來討論粉絲文化社會融入的問題域:這些問題究竟是時代的弊病還是個體的責任?粉絲個體的責任邊界在哪,市場邏輯在哪些層面發生作用?粉絲多處於青少年或成人初顯期,粉絲文化之於他們的社會化進程有何影響?主流價值 的作用是否存在邊界? (一)「世俗」無意識 粉絲文化是世俗社會的一種表徵。陶東風認為當代中國經歷了兩次世俗化運動,一次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個性解放、人道主義以及物質生活合法化為核心的世俗化浪潮,構成了新公共性生活的基礎;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以物質主義為核心的世俗化,是以物質慾望、身體快感的無度追求以及對個體內心隱秘經驗的變態迷戀為特徵的,實際是對前一次世俗化的背叛。從特徵來看,當下的粉絲文化是第二次世俗化運動的產物,追求感官享受,迷戀關係幻想的快感。 喬治·萊文(George Levine)提出,世俗主義不是可選項,而是必選項,它是民主社會和民主世界的基本條件。何為世俗性,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列出西方世俗性的三種模式:公共空間裡已將上帝或任何終極實在的指涉都清除了;宗教信仰與實踐的衰落;信仰上帝只是多選項中的一項。泰勒不認可科學與理性的興起是傳統失落的最重要因素,認為最重要的是世俗社會的來臨。對世俗生活的確證成為日常生活、大眾社會的潛在語境。大眾化的生活和我們在其中展開我們生活的空間,具有確定的道德、靈性形態。在這種活動或狀態中,我們感受到了完滿(fullness)與豐富(richness)。 在新媒體構築的世俗化情境中,倫理、英雄、知識精英也一起被旁置。在大眾社會的娛樂文化中,傳統的經院式人文主義中瀰漫的等級思想煙消雲散。社交媒體的數字化、交互性和日常性建構了新的經驗方式,人們具身性地投入到新體驗中,體驗、感性、身體成為在場的佐證,實現了粉絲文化對大眾偶像、煽情、淺層內容的訴求。但是,世俗性可能成為一種強烈的符號慣性,讓粉絲身處其中而不自知。不管是作為一種宏大的社會架構,還是個體的動機,它都可能無意識地規訓粉圈主體和文化。世俗性無意識可能是粉絲文化社會融入中最難掙脫的「幽靈」——即我們從來就是如此,充滿世俗性並將其視為慣性——成為粉絲文化發展的一種無意識。 (二)粉絲的社會化 新媒體情境下的粉絲日益年輕化,有向中學生蔓延的趨勢,同時越來越多的不同階層、職業的成年人加入粉絲隊伍,粉絲的社會化成為伴隨其中的問題。 社會化是指一個人獲得自己的人格和學會參與社會或群體的社會互動過程,分為從出生到成年期的初級社會化(primary socialization)、成年期的繼續社會化(continuous socialization)兩個階段,後者指個體在新的文化環境中,產生新的社會經驗,創造新的社會文化的過程。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大眾傳媒是一種社會化中介。研究表明,青少年會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媒介化的規則與價值觀的影響。傳媒文化有助於塑造青少年對於世界的普遍看法和最深層的價值觀:它定義了什麼是好或壞、正面或負面、道德或邪惡。也就是說,媒介有助於青少年的社交活動,並幫助他們理解自我觀念和周圍世界的信念。尤其在新媒體環境下的追星行為會顯著影響粉絲的繼續社會化進程,包括人際關係、角色認知、價值觀念等。這可能是因為互聯網越來越成為「基礎設施」,「數字化生存」成為既成事實,社交媒體已然成為粉絲成人化的重要中介甚至環境。因此,在粉圈獲取的文本經驗,超越了單純的娛樂遊戲,其所生產出來的意義能夠以某種方式融入粉絲的生活。 同時,主流社會價值也融入粉絲生活的框架。比如粉絲電影。傳統的電影藝術規範和風格慣例被編織其中,粉絲觀看電影時,最先進入審美期待的可能是IP文本(比如明星演員、小說文本),隨之進入審美視域的還有社會圖景、藝術準則與美學意義。在這個複雜的過程中,粉絲文化輔助粉絲實現社會化,這種方式將帶來哪些新的社會化啟示?在家庭、學校、大眾媒介等社會化中介體系中,粉絲文化的角色是在現實環境還是擬態環境發揮作用? (三)偶像符號化 過去的60多年裡,媒體人物(media personalities)對受眾的影響節節攀升,而明星崇拜被視為對媒體人物捲入度最深的類型。明星是偶像崇拜最重要的對象,對他的審視不僅需從個體因素(比如明星素質),還要從系統性因素綜合考慮。系統性、整體性的思維有助於更好地理解社會體系中的粉圈。我們所詬病的現象無法擺脫時代的邏輯,比如明星形象消費背後的視覺消費、流量明星背後的注意力經濟、粉絲群體性行動背後的弱者心態、粉圈集資背後的資本運作等。當下粉圈的商業性、娛樂化,也與視覺邏輯、流量經濟、注意力經濟、大眾社會等邏輯有關。 從粉絲-偶像的關係層面來看,粉絲能從與明星的擬社會互動關係中實現類似於社會互動、交往的心理體驗。尤其在社交媒體中,通過「感知的相互聯結」(perceived interconnectedness),形成「數字親密關係」(digital intimacy)。按照捲入的程度來看,擬社會關係(parasocial relationships)可分為三個階段,從與媒體接觸期間僅發生的短期「擬社會互動」,到在媒體接觸內部和外部存在的長期「擬社會關係」(parasocial relationship),最終發展為程度更深的「擬社會依戀」。受眾從中獲得親密感和安全感。在擬社會關係中,粉絲從偶像身上獲得心理滿足感與自我成就感。在粉絲經濟中,偶像作為快感的核心來源,其本質更多是資本的「代言人」,那麼對他的審視就不能限於個體因素,應該將其置於整個粉絲經濟甚至文化工業系統中來看待。 (四)主流價值的作用邊界 主流價值在粉絲文化的社會融入主要有如下兩種方式:一是「馴服模式」,即採用行政命令,進行主流輿論批判,比如封殺、全網討伐;一是「修辭模式」,一般是指以較溫和的方式進行的治理。比如,文化領導權就反對階級化約論,提倡將現代社會抗爭的重心轉移到文化與意識形態領域,以非暴力的形式爭取同意為實現路徑。不過,文化領導權理論偏向統治階段自上而下、單向的文化治理。不管是「馴服模式」還是「修辭模式」,它們的基本視點都是將粉絲視為一種症候,而且這種症候還是粉圈內部生發出來的,而與粉圈外部環境、社會關係和文化生態的共生關係則被忽視。 但是,主流價值並非「萬金油」,粉絲文化作為一種典型的亞文化形式,最終的歸宿也不是要等同於主流價值。粉絲文化生成本身就有意與主流社會、意義系統保持一定距離,對「他者」的追求是粉絲文化發展的動力。如試圖以主流價值取代粉絲文化的核心思想,不但會關閉意義的超級市場,還會將社會矛盾的一個緩衝帶取締。所以,主流價值規制有其邊界,需合理對待粉圈的意義實踐。粉圈充滿了「空洞的能指」(不反映現實、意義模糊),拉克洛(Ernesto Laclau)覺得社會的運轉很大程度依賴於空洞的能指,它富有政治意味,是霸權施展的場所。因為它並不反映現實,而是缺席於現實,所以它是模糊的,代表了缺席的力量。因此,「不同力量試圖為這些『空洞的能指』賦予意義」的過程被稱為霸權。而主流價值的社會規制應避免成為宰制的力量,避免以同一性取代差異性,應主動接納這種差異,讓文化間的交融、整合以及引導成為常態機制。 五 粉絲文化社會融入的可能路徑 從粉絲文化的日常化、淺層化、認同性、群體性等特徵來看,它是一種「生活化」、追求快樂的文化形態。筆者認為,粉絲文化的圈層化、「出圈」的話語溢出以及「破圈」的話語爭奪,是當代社會快樂機制運作的結果;粉絲文化的社會互動與融入,也是大眾文化發展的應然。 (一)大眾文化的快樂機制與主流價值的「善的生活」 大眾文化的快樂機制的敘述邏輯是這樣的:粉絲文化內部最初充滿異質性,是混雜著規範、象徵、話語和形象的復合體。粉絲樂在其中,甚至狂歡化。在這個過程中,對快感的永恆追求使得粉圈的意義領土永遠在「擴張」的路上。所以,在快感中沉湎,繼而脫敏,轉而向粉圈外尋找資源以滿足更高強度的快樂,循環往復、樂此不疲,便成為粉圈的快樂機制。艾德加·卡巴納斯、伊娃·伊盧茲認為,快樂是一種自我中心、獨立完成、個人主義的追求,尋求快樂是持續進行、永不結束的計劃;快樂是人生最值得追求的目標。快樂被用來衡量人生價值、成功與失敗的大小、個人成長與情緒發展的程度。粉絲是快樂生活的實踐者,粉絲文化成為一種實踐性文化。 顯然,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快樂機制區別於關乎公共、人類的「善的生活」。亞里士多德認為:「善的生活」建立在「人們精心考慮道義上的完善,沉思事物的秩序;關於那些對政治至關重要的東西,他們共同精心思索普遍的善,並決定如何構建和運用法律。」很顯然,在這種視域下,日常生活或世俗生活的位置很低。在亞里士多德的觀點裡,快樂主義不能作為「善的生活」,因為快樂並不是活動本身,而是某種與令人滿意的活動相伴隨的東西,當然也可能是因為被禁止的活動或庸俗的消遣本身也令人快樂。「一個走向社會均等的內在趨勢暗含在對日常生活的肯定之中。現在,善的生活的中心存在於每個人都參與其中的事項中,而不是存在於少數有閒者才能公平處理的一系列活動中。」從這個角度來看,粉圈裡的白日夢生活,顯然不是理性理解世界的可靠方式,也無法認識整個世界中顯示出來的自然法則的複雜性。 主流價值構建的是一種公共性、參與性、理性與富有意義的文化形態,有著類似「善的生活」的邏輯,而加強它與快樂至上、自我滿足的粉絲文化之間的互動,需要提升後者加入社會層面的表徵體系和價值密度。因此,要實現粉絲文化的社會融入,需要基於各自的文化邏輯進行適度的接榫,即如何在快樂至上、自我滿足的粉絲文化接納理性、公共性、意義指向的主流價值,反之亦然。那麼,這兩種不同取向的價值接榫點在哪裡? (二)社會融入的切口:以明星為接榫點 粉絲文化的症候和社會融入涉及問題頗廣,包括法製法規、倫理、媒介素養、娛樂產業、藝術法則、職業素養、個體動機、文化工業、意識形態等。相較於通盤考慮所有的問題,筆者認為應抓住「以明星為核心」這個關鍵點來更精準地思考粉絲文化價值融入的可能路徑。 粉絲文化的社會融入涉及粉絲、明星、官方(包括相關職能部門、平台等),也是社會融入鏈條的上、中、下游。其中「明星」既連接上游(官方),又連接下游(粉絲),是粉絲文化的核心要素,也是粉絲主要的快樂之源、粉圈符號系統中的「蟻王」。正如筆者指出的,在以明星偶像為快樂對象的「擬親屬關係」中,粉絲收穫了強烈的參與感、成就感、自我獎勵感等。同時,在主流價值的作用機制下,明星也能夠同時連接粉絲和娛樂工業發揮作用。再者,相對於數量眾多、構成成分複雜的粉絲而言,明星的娛樂產業、明星娛樂個體的雙重角色,可謂是主流價值可以同時進行「規訓」和「引導」的絕佳對象。故而,從明星入手來討論粉絲文化社會融入,可以起到「四兩撥千斤」之效。 (三)粉絲的社會參與:從「偶像代言人」到「國家代言人」 關於如何規避粉絲文化的種種弊端,粉絲「自律論」是提及較多的路徑,即粉絲要有意識地提高媒介素養,科學認識偶像崇拜現象。這種論調立足於粉絲是理性人的假設,但實際上粉圈就是基於情感認同而成立的,這個假設與粉圈邏輯是矛盾的。在筆者看來,粉絲的主體性很重要,但依靠自律的單方面努力無法規避粉絲文化弊端,而應更多地在粉圈邏輯的基礎上發揮粉絲的主體性作用。 關於當代「原子化的人」「孤獨的人」的兩個隱喻也可以用來描述網絡空間人的狀態。沃爾澤(Michael Walzer)指出,現代社會的孤獨個體正是現代「高度流動」的新型社會造就的。高度的流動性主要體現為四個方面:地理上的流動、社會身份的流動、婚姻關係的流動和政治上的流動。粉圈將現代社會的「原子化個體」聚攏在了一起。筆者認為,基於興趣、愛好或其他因素聚集起來的粉絲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或緩解了現代人「原子化」的傾向或功能。粉絲的初衷可能是娛樂或逃避需求,儘管這種社群因高度流動性而顯得鬆散脆弱,並且更多因需求的變化而發生動態變化,但粉絲會出於維護偶像形象而參與公共實踐。理查德·桑內特(Richard Sennett)談及公共人的衰落時提出了現代人的矛盾之處:人們既要投身於混亂而又充滿吸引力的公共領域,又要強調自己有不受別人打擾的權利,於是出現了這種在別人眼裡與主流價值保持隔離狀態的結果。此處,我們所談論的粉絲是指在粉圈情境中的群像,而非個體粉絲形象。 明星是娛樂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也是粉絲意義生產和身份認同的起點,是粉絲日常生活的「黏合劑」。在粉圈的身份構建、維護明星形象的長期實踐中,粉絲在粉圈的部分行為成為慣性,繼而影響其在整個數字空間的觀念和行為方式。這種「偶像代理人」符號域延伸至國家、社會層面的公共實踐。 如前所述,「白癡型受眾」和「博弈型粉絲」是學界論述粉絲身份的兩種經典範式。後者在完善自我形象的過程,走出「烏合之眾」的負面語義系統的同時,也生產文化合法性,這也符合「生存政治」 (politics of survival)。有學者認為,「生存政治」是很多新型社會群體都要面對的問題,這其中包含兩個層面的「生存」:一是粉絲群體實實在在的具身性存在,一是讓社會承認粉絲群體的存在,即一種文化身份意義的存在。粉絲群體以一種分工細緻、體系龐大的網絡組織出現,不僅可以約束成員的行為,發揮其高凝聚力、高行動力和高生產力的優勢,還有助於獲得社會和主流文化的認可,使之得以生存。 明星與粉絲之間超越時間和空間的聯結關係,使粉絲在娛樂體制中從接受者變為參與者,進入到明星製造流程之中,成為「偶像代言人」,即是粉絲群體為了擴大粉絲數量而需獲得社會合法性支持的行為。換言之,即粉絲通過改善自身形象以提升偶像社會價值的實踐。在粉絲文化實踐中,粉圈制定出符合社會公共道德、社會規範和文化理念的象徵性社群規範,用制度約束粉絲行為。以蔡徐坤超話為例,超話設置後援會、工作室、數據站、反黑淨化站等架構,組成超話團隊,制定超話規則(比如《粉絲行為規範與自我約束指南》),並24小時不間斷值班,對超話進行系統性管理,打造良性超話氛圍。通過嚴格的社群規範和合法化機制,使粉絲更加理性地看待自己的身份。甚至粉絲為了提升偶像的知名度,在全球和當地推廣公益活動,促進社會意識。 粉絲維護「愛豆」的「組織化」、情感化的行為表達日益常態化,這種粉圈裡的實踐培養了粉絲自覺的、訓練有素的群體行動力,並產生溢出效應,作用於各種公共實踐之中。 首先,粉絲文化與愛國情感表達。粉圈在參與文化生產和消費時,可參與到類似於哈貝馬斯意義上的「公共領域」當中的「粉絲公眾」(Fandom publics)行為中,粉絲「破圈」至政治領域,成了網絡政治參與的主體。如在「帝吧出征」「飯圈女孩出征」等網絡集體行動中,粉絲成為事件的討論酶(discussion catalysts),從「偶像代言人」變成了「國家代言人」,不同圈層的粉絲成為同一個偶像(國家)的粉絲,積極參與國家形象的建構與生產。在全球化浪潮中,不同國家間粉絲社群的「對戰」日益增多。「國家面前無偶像」「祖國為至高愛豆」可謂粉圈話語和觀念在政治參與的表徵,進而在新媒體技術中誕生了「粉絲民族主義」。 其次,粉圈慣習延伸至社會實踐。皮埃爾·拉維(Pierre Levy)將互聯網中共享互創的知識稱為大眾智慧匯聚的「網絡知識空間」(cosmopedia), 在此基礎上匯聚成「集體智慧」。粉絲群體圍繞共同的焦點(即偶像),形成了為提升偶像形象所做的各種個體行為(如打榜、宣傳、文案、美工、繪畫)的集合。粉圈的集體智慧轉化成力量運用在社會參與中。隨著粉絲社群媒介環境的改變,社群內外邊界模糊,實現了功能性拓展。粉絲走出社群,參與社會活動,利用集體智慧解決社會問題並傳遞主流價值,成為「社會代理人」。有學者通過對「防彈少年」粉絲社群(BTS-Army)的觀察發現,粉絲社群發起一系列活動,試圖成為促進社會意識的社會代理人。如組織「萬丹海嘯受害者捐款」「k 慈善」(每年為弱勢群體捐款),以及與 PMI(印度尼西亞紅十字會)合作的獻血活動、照顧癌症患者以及「打破禁食」等活動。 綜上,粉絲的社會融入,始於對偶像的喜愛與崇拜,繼而以一種觀念與行為慣性,蔓延到公共實踐和全球對話之中。在這個過程中,偶像是起點,也是連接點,圍繞它創建的文化觀念、話語符號、情感經濟、行為準則等而成的參與式文化,成為粉絲文化適時、適當擁抱社會與主流價值的重要路徑。 (四)社會型助推:「偶像」榜樣化 從官方視角出發,加強對粉圈的「治理論」較為常見,這也是互聯網治理或社會治理下的邏輯使然,只不過這種思路傾向於從上而下的單方面行為。粉絲文化不會消亡,也不可能主流化,而將作為一種亞文化與主流價值長期共存、互動。如前所述,面對這種情況,單純運用「馴服模式」和「修辭模式」已不適應新媒體情境下的粉絲文化發展,更無法適用粉絲文化主動的社會融入情景。 1.粉絲文化去神秘化 在進行路徑探討之前,需要審視粉絲文化作為一種日常化生活方式的內在邏輯,將神秘的粉絲文化去神秘化,承認偶像崇拜的複雜性,粉絲並非皆非理性或病理性的存在。 首先,從社會觀念史來看,它是一場「袪魅-施魅」的社會活動。大眾社會的革命意味著著對價值的重估,從前被誣蔑為「低等」的東西,現在一部分被頌揚為標準,並且往昔「高級」的東西可能被宣判為專橫和虛榮。粉絲文化便是在這種文化情境中催生的。粉圈排斥或無視主流價值,可謂是一場「去神聖化」的祛魅過程,是對主流價值準則邊緣化或懸置的過程。但同時,另一場施魅行動悄然而起,即對偶像崇拜的符號化、神聖化。很顯然,粉絲文化祛魅的對象不是席勒或韋伯所說的充滿了精靈、魔鬼和道德力量的世界,但其目標是類似的,即「以我們今天所生活的世界取而代之——在這個世界裡,思想、感情、精神活力的唯一所在是我們所謂的心智」。 其次,粉圈是個體生活的「補償性」場域。在這場「祛魅」與「施魅」的過程中,粉絲實現各自的心理需求與滿足,並實現其日常化的生活方式。粉絲按捲入程度可分為娛樂社交、情感投射、完全認同、關係幻想、病理性等類型,粉絲稟性各異、動機五花八門,有的可以放任不管,有些只需引導,只有少部分病理性的或群體偏差的才是社會治理的重點考慮之處。如果將粉圈完全視為病理性的「異文化」、遺落的文化孤島,這不符事實。從今年初的關於「鄭爽爭議」的罵戰中,我們看到,明星不過是粉絲心理的具象化。這些粉絲中,有的遭遇過校園霸凌、情感失意,有的深陷抑鬱症的泥潭,有的被嚴苛的父母情感打壓,有的在職場屢次受挫。粉圈是粉絲投射自我理想、價值寄托的虛擬空間,粉絲的這種對罵與其說是在維護這個空間,不如說是粉絲在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從這個意義上說,粉圈可謂是個體彌合現實生活「縫隙」的一種方式。 第三,粉絲文化是群體傳播的產物。粉圈有獨特的行動邏輯,粉絲一開始對內群體(in-group)或外群體(out-group)的自我與他人進行自我分類,繼而將不同群體間的文化關係視為群體間(intergroup)或跨群體關係,形成了群體構建,最後,形成一定的社會身份認同,完成了自我身份到社會身份,自我與他人,以及他人與他人之間的轉變過程。 2.從偶像化到榜樣化:價值溢出與助推融入 社會融入是一個過程,主流價值應避免將粉絲文化本質化或具體化為社會團體或階級等社會分類,而應將之把握為一種過程。筆者認為應以「明星偶像」為「融入路徑」切口,這並非指只關註明星這一主體,而是指以明星為內核,輻射粉絲認知、娛樂產業佈局等領域,從而助推粉絲由外而內的自審,以帶動娛樂產業的良性發展。 借用經濟學領域的助推理論(Nudge Theory),助推是指通過積極的強化和間接建議,影響群體或個人的動機和決策,以此對人們的決策進行干預(intervention)。助推強調在個性自由前提下改變人們的行為。學者們將助推分為啟動型助推、顯著型助推、默認型助推和社會型助推(Social nudges)四類。其中,社會型助推依托於社會規範和權威對大眾產生影響,呈現出權威者的選擇和行為,以此讓人們以為「這將會是大多數人的選擇」。 榜樣是可供人效仿、模仿的楷模,有很強的現實特徵。從粉絲的心理投射來看,偶像可視為自己未來形象的「預演」。偶像可用以助推社會、個體,特別是粉絲群體樹立積極的價值觀。在主流價值傳播中,「主流媒體+流量明星」是一種典型的助推模式。媒體在正面引導的前提下,通過與明星合作宣傳主流價值,引發受眾高度關注,從而有意識地影響和改變粉絲價值觀塑造的自我選擇。這種「自由意志的家長制」而非強制性的干預,引導粉絲反省自身行為,並審視自己的價值觀念。如2021年3月11日《人民日報》發佈的新國家宣傳片《中國再出發》,在引入習近平總書記的原聲中夾帶著王一博的旁白,有網友稱從中感受到經歷磨難後,中國青年與祖國一起再出發的期許。「@空軍在線」微博發佈的2021年度招飛宣傳片中,易烊千璽穿著戎裝,呈現出新時代有志青年對逐夢天空、制勝未來的強軍夢。塔爾德(Gabrielc Tarde)認為,模仿遵從分層的瀰散模式,即從高位到低位的輻射。也即是說,觀察和模仿榜樣是一種普遍的行為方式。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認知-行為主義模式揭示,對榜樣的行為特點進行觀察和組合,最終形成自己獨特的行為風格。粉絲在與偶像的互動中,獲得了示範活動的象徵性表象,即使偶像不在身邊,其行為仍給予粉絲影響。比如,明星宣傳展示的良好精神品質或媒介文本中的正能量形象。 3.情感遷移:建立多元偶像矩陣 建立多元偶像矩陣,是建設粉絲文化的多元化發展之舉。明星崇拜是時代的產物,無法根除或完完全全納入主流價值主導框架。與其在事後將病理性的粉絲從一個個粉圈中「打撈」出來,或對一次次粉圈失範行為進行糾偏,倒不如預先為這些粉絲打開更多的情感釋放、偶像崇拜的通道。生活的重壓、粉絲經濟的誘惑反反覆覆地將人引向明星崇拜,直至無法自拔。如能建立多元的偶像矩陣,為網民提供更多的情感投射、行為模仿和心理滿足的對象和途徑,可以緩解網民扎堆於明星崇拜的現象,逐步建立健康的偶像崇拜生態。縱觀世界各國的偶像類型,除了娛樂明星,還有體育明星、歌星、社會精英、政治精英等。我國目前的偶像種類較單一,多是娛樂明星,部分明星還存在學歷較低、受資本影響較深等先天不足,因此要有必要「孵化」各種類型的明星出來,並慢慢形成多元偶像矩陣,以更好發揮社會精英、正能量人物的正面效應。 不管是助推明星形象由偶像化向榜樣化轉變,還是建立多元偶像矩陣,實現價值引導,都要立足於文化與社會的媒介化邏輯。施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提出的「慣習媒介化」可以很好地解釋這個問題。他認為,媒介融入其他社會制度與文化領域,同時其自身也相應成為社會制度。因此,社會互動——在不同制度內、制度之間以及社會整體中的互動——越來越多地通過媒介得以實現。媒介化刺激了基於弱社會聯繫的軟性個人主義(soft individualism)的發展。媒介化、高度現代化社會中無所不在的社會性格(social charactera)既不是一種強烈的、獨立的個人主義,也不是服從於強有力的組織形態或密切的家庭單位的強烈集體主義。恰恰與此相反,個人主義和對外部世界敏感性之間的矛盾雜糅在一起,成了個體社會性格的慣習形成。粉絲文化實踐正是在社交媒體的媒介融入實踐中實現價值的溢出和延伸。這裡面囊括了價值慣習進入媒介實踐、媒介化成為一種社會制度,以及兩者之間的交互鏈條。從而在慣習媒介化中,實現了粉絲文化社會融入的一條隱性層面的「溫和」的文化交往、價值共創的道路。 綜上,筆者試圖在「馴服模式」「修辭模式」之外提出粉絲文化發展的第三種融入模式。根據意義轉移理論(meaning transfer theory)的邏輯,在這種模式中,發生了兩次意義轉移:一是粉絲對偶像的意義認知,通過行動慣性轉移至政治參與和社會實踐;二是主流價值將偶像的榜樣價值轉移到粉絲實踐,從而實現粉絲文化融入公共實踐和主流價值。這樣,以明星為粉絲文化社會融入實踐的接榫點,進而輻射下游的粉絲、上游的娛樂產業,從而實現了粉絲文化在價值維度上的多方互動與意義拓展。 六 結語 近年來,粉圈愈演愈烈的失範行為,說明粉絲文化有其複雜性的一面,也說明傳統的「馴服模式」「修辭模式」的治理效果堪憂。本研究從社會融入角度切入粉絲文化症候分析,歸納粉絲文化社會融入的「各行其是」「抵牾衝突」和「互動協調」三種動態關係;進而,從文化雜食主義的角度討論了粉絲對「精神禮物」與「非標出性」的意義追求,從而在馴服模式、修辭模式基礎上提出粉絲文化社會融入這一路徑:主流價值可利用粉絲觀念與行為慣習延伸至政治領域和社會實踐的特性,以「明星形象」為粉絲文化社會融入實踐的接榫點,通過「偶像榜樣化」「偶像類型多樣化」等方式,將偶像的榜樣價值轉移到粉絲公共實踐,助推粉絲進行主流觀念接合和行為養成,從而實現粉絲文化在價值維度上的多維互動與意義拓展。 需要說明的是:一、融入模式需要與「馴服模式」「修辭模式」共同配合使用;二、融入模式倡導的是一種頻繁互動的價值循環過程,可規避「馴服模式」般短期內「立竿見影」但後續乏力的弊端,也能避免「修辭模式」下主流價值在治理過程中一直唱「獨角戲」的尷尬。在未來的研究中,具有全球化對話潛能的粉絲文化,因其較弱的意識形態、更強的娛樂性等特性,將成為跨文化傳播研究中的重要視角和經驗材料,以及中國與他國進行文化對話和價值互動的重要窗口。(《作為症候的粉絲文化:社會融入的價值邏輯與可能路徑》下篇) (作者晏青為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導,美國弗吉尼亞聯邦大學訪問學者,暨南大學娛樂傳播研究中心主任;侯涵博為暨南大學博士研究生) (本文來源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 社評/從大S婚變談兩岸未來

    社評/從大S婚變談兩岸未來

     兩岸政治紛擾不斷,新聞高潮迭起,但熱度都不如藝人大S和汪小菲的婚變。汪小菲多次毫不留情批評台灣政治,因而媒體都聚焦在這對夫妻因兩岸文化差異而出現的矛盾,讓這條娛樂新聞充滿了政治味。  兩岸婚姻映照出兩岸關係  頂著知名藝人光環,大S和汪小菲一向以「兩岸模範夫妻」現身,大陸官方有意無意邀請汪小菲參加各類兩岸交流活動,試圖透過其「現身說法」詮釋兩岸「一家親」,軟性包裝硬梆梆的促統。但近年兩岸關係,特別是民間氛圍惡化,也折射在這對夫妻身上,大S在去年大陸爆發疫情時,曾駁斥台灣反中民粹,遭到獨派網民圍剿,汪小菲對台灣批評的語氣也到了罵街的地步。  人們往往把人際關係的各種模式代入兩岸關係之中,兩岸婚姻一直是觀察兩岸關係的晴雨表。自40年前兩岸開啟民間交流關係至今,兩岸婚姻已經衍生出三代模式,背後折射出兩岸經濟文化實力變化的縮影。眾所周知第一代兩岸婚姻多半是「陸女台男」、「陸窮台富」的搭配,直到今天「陸配」在台灣仍然是弱勢族群的代名詞。大S和汪小菲屬於第二代,大陸男生在經濟和地位上都更強勢,但台灣在文化上還是占據高點,造就了陸男「暴發戶」與台女「小清新」之間的反差。  「差異」是兩岸第一代和第二代婚姻的最顯著特徵,這源於兩岸不同制度、社會文化之下,雖然同文同種,但在思維和生活方式、深層次的價值理念上仍存在隔閡乃至衝突。過去的經驗顯示,無論是第一代還是第二代,兩岸婚姻的磨合,往往以一方接受另一方為結果,否則就會源源不斷產生矛盾。  兩岸婚姻相處模式的演變,本質上是兩岸關係的寫照。大陸領導人曾提出,希望兩岸最終走向心靈契合,而不只是形式上的統一,從兩岸婚姻的經驗中更可以深切體會這一點。兩岸民間在長期隔絕的30年間,曾予以對方淳樸而美好的想像,但開放交流後,差異和矛盾就成為難以迴避的現實。就像有些兩岸戀情或婚姻,因分歧而不歡而散,不少人也對兩岸關係的未來愈加悲觀。  但不要忘了,這些差異是時代的產物,也是兩岸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同步的結果。固然,兩岸政治制度的差異延續至今,隨著大陸一黨制定型化,未來難有縮小或化解的可能,但在經濟和社會層次,兩岸在過去10年間的差距不僅在持續縮小,更出現了大陸扮演引領角色,台灣向大陸趨同的跡象,而成為第三代兩岸婚姻家庭的基本模式。  讓新生代兩岸橋梁成主力  第三代兩岸家庭,大多是台灣年輕人在大陸「北漂」或「滬漂」中,找到有緣人而喜結連理,也有一些陸生在台灣求學喜獲良緣而留下成家,大多數屬於前者。有別於過去兩代,這一代台灣年輕人選擇更加主動的融入和接受大陸的流行文化和網路世界,例如看陸劇、追陸星,熟練使用微博、淘寶、小紅書和大陸手機遊戲,張口便是大陸網路用語等。  不可否認,這一代台灣年輕人被貼上了「天然獨」或「太陽花」的標籤,台灣認同與生俱來,但他們對兩岸關係的思考與前兩代不同,較少受到優越感與體制偏見的主觀干擾,而多來自日常生活印象的累積。新一代在陸台灣青年繳納社保、用台胞證乘高鐵、疫情下接受大陸普篩或打疫苗,對大陸有了近距離的觀察及直觀的感受。事實亦證明,大部分在陸台灣人對大陸體制至少持「批判式接受」的務實態度。  大陸涉台學者劉國深提出「兩岸間社會」概念,認為這是兩岸民間共構的產物,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基石。而以第三代兩岸婚姻家庭為代表的「新生代兩岸橋梁」,就是構成「兩岸間社會」的基本單元。兩岸執政者的政策或許經常與民意脫節,只要有「兩岸間社會」存在,兩岸關係就永遠不會脫鉤。  或許眼下的兩岸民間對立的氛圍令人對「和平」產生焦慮,但如果看到「新生代兩岸橋梁」正悄然成為兩岸間社會紐帶的主力,就能聽到兩岸民眾心靈契合的前奏已經響起。如何讓更多台灣年輕人願意到大陸,應是未來大陸對台政策的重中之重。

  • 台灣醒報》相生相剋的「官僚文化」(陳敦源)

    台灣醒報》相生相剋的「官僚文化」(陳敦源)

    頭家的「(官僚)文化(etho)」與政府的「(官僚)組織的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是如何相生相剋的? 外媒也知「逆時中」 因為最近台灣疫情爆發,防疫模範生墮落成重考生,外國記者報導認為台灣防疫上犯了「官僚文化」的問題,不過,這是指政府的官僚文化闖了禍嗎?翻出金融時報大中華記者Kathrin Hille的評論意見,原報導內容說的是「文化」,並沒有官僚二字,全段翻譯如下: 「另外一個問題(防疫模範生)似乎與文化有關,甚至是關於個人的。衛福部長一年多來讓病毒阻絕於境外,如恆星般閃亮的防疫成就,讓他贏得超量的聲望後,這讓其他公共衛生的專家不敢攖其鋒芒,台灣社會流行一個用部長名諱建構的雙關語,因其發音像是『時鐘』,批評部長的言詞都被稱為『逆時中』。 『人們發現只要逆時中的人都沒有好下場,因此,地方官員都不願意主動出擊(作防疫)』蘇益仁說。」 另外一家報社轉譯後發的新聞標題是「外媒點評2大防疫潰堤點 專家: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內文也是針對這一點翻寫成「其次是官僚文化,大家不敢『逆時中』」,不過,我必須說一個差異,如果我們說的是社會文化(etho),台灣這個具有華人文化背景的社會,民眾本來就比較順服,不太直接與當權的對抗。 文化影響危機處理效能 但如果是官僚體系的組織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比起大眾文化的特質,組織當中還有領導權威可以執行「不准有異議」的內部文化,去年台大公衛和彰化縣衛生局進行社區普篩的事,當時陳時中還大動作送「政風調查」,這場普篩之戰的整個過程與最後結果,當然是佔有權力地位的長官全面勝利。 老實說,台灣人順服與官僚組織一個口令一個動作,說起來是去年防疫成功的要素,但是,今年的疫情爆發,同樣的優勢竟逆轉成為劣勢,難怪上半場打得好的時中大將,在下半場陷入泥沼的戰爭中,會批評該文是結果論,不過,到底文化會如何影響組織面對「棘手問題」(wicked problems)的處理效能呢? 面對未知可訴諸創意 標準答案是:「看狀況」(it depends),如果我們真能測量出來華人相對是比較順服的,因此官僚體系當中比較容易出現「不可忤逆的家父長主義」,在日常的運作下,這種狀態可以平穩應付大部分過去重覆出現的問題;不過,當面對的問題,是內容與樣態不明時(如COVID-19),這種文化會阻絕創意發想的空間。 電影《正宗哥吉拉》(Shin Godzilla)的電影正想描繪此事,日本的政府面對特質未明的怪物時,開始沿用平日層級上報且等待長官批示的流程來應付,還請來學術界大老諮詢,導致之後的決策一直出錯;直到長官特許一群政府與知識界的邊緣人組成問題解決小組,面對不斷進化的怪獸,問題才逐一被解開。 面對危機社會的來臨,解決的方案與流程必須具備高度開放性的要求下,如何認知「異議」(dissent)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性,讓政府創新可以釋放,則問題不只是政府組織的官僚文化,社會上的文化精神也需要進行不小的改變呀! (作者為政大公共行政系教授) (台灣醒報授權轉載) ※以上言論不代表旺中媒體集團立場※

  • 職場》日本和你想的不一樣!海外工作這些差異最有感

    職場》日本和你想的不一樣!海外工作這些差異最有感

    前進海外就業,是不少求職者的目標,而長期受到台人喜愛的日本,更是跨國求職的熱門選項之一。然而,理想與現實是否有所落差?有名現職LINE Fukuoka(LINE福岡)前端工程師的網友,將實際工作後的心得,分享在1111人力銀行「面試經驗暨工作甘苦談」,提供希望前往日本就業的求職者參考。 首先是職場方面,網友表示,與外國人、日本人一起工作,是個相當特別的體驗,因是使用非母語溝通,讓對方明白你的意思,以及正確接收對方傳達的訊息,變得更加重要。不過,相較於其他日本企業,LINE Fukuoka的開發專案以外國人居多,因此平常約是使用70%英文、30%日文,讓他深刻體會英文的重要性。 此外,台日文化的差異,也讓他大感驚奇。像是日本人撰寫文件的方式,其鉅細彌遺的程度,是無論遇到什麼問題,只要搜尋一下,就能找到完整的文件,他上班的第一天,更獲得超過10張關於公司與在日生活的注意事項,令他相當佩服。不過,他也提到,在開會時,日本人通常不會使用太堅定的語氣,而是以「我覺得這樣的方案是不是比較好呢?」的方式婉轉表達,導致總是得花上很久的時間才能找出結論。 在生活方面,最讓他感到衝擊的,是超乎想像的生活花費,他表示,「雖然早就知道會花上不少錢了,但真的比想像中還要多很多」。另外,即便日本的食物十分美味,仍遠不及台灣的多樣化,過不久就會發現,只有燒肉、拉麵、定食等選項,因此下廚成為他每天必做的事情之一。而同樣令他想念的,還有台灣的高速網路,他指出,日本的網路不但沒有「吃到飽」的方案,一旦到了地鐵,速度還會大減,費用卻比台灣貴上2~3倍。 不過,總體而言,他認為在日生活的舒適度仍高於台灣,加上公司大多會補助交通費,只要稍加精打細算,即可利用定期票在附近遊玩,能夠存到的錢並不會比台灣少。1111人力銀行發言人黃若薇表示,前進海外就業是不少求職者目標,善用「面試經驗暨工作甘苦談」,藉由前人經驗分享,快速了解異國職場文化,贏在就業起跑點。

  • 印尼語新聞主播譚雲福:「伊斯蘭儀式背後也充滿動人的故事。」

    印尼語新聞主播譚雲福:「伊斯蘭儀式背後也充滿動人的故事。」

    譚雲福 現為公共電視印尼語新聞主播、中央廣播電台印尼語節目主持人。自1994 年從印尼來台求學後,便一直居住在這片土地。曾任台北市勞動局外籍勞工諮詢人員,這些年來在移工社群中極為活躍,已成為本地與穆斯林移工之間重要的溝通橋梁。 近年隨著東南亞移工大量來台,穆斯林社群成為台灣另一種文化風景。大家從覺得陌生、慢慢地對異國文化萌發好奇心,到逐漸理解伊斯蘭文化的生活方式,譚雲福認為,台灣多元包容的特性,不僅讓來此居住或工作的穆斯林朋友感到安適,也豐富了自身的文化內涵。 四月中的週末,台北車站大廳聚集了比往常更多的人潮,這是穆斯林齋戒月開始前的最後一個週末,當齋戒期開始,他們就得謹守日落前不飲食的規條,直至30 天後的開齋節才能解禁。來自各地的穆斯林移工,把握著稍縱即逝的時光,與家人、朋友在車站相會。 「你知道為什麼移工喜歡在車站聚集嗎?」譚雲福是從小在印尼長大的華僑,對於印尼移工的處境,有深刻的觀察與體會,他說:「移工的家人或朋友不總能在同一個城市工作,他們只能利用假日從各地前往一處相會,因此一下車就能見到彼此的車站,就成了聚會的最佳場所,而齋戒月前的週末更是他們想好好把握的歡聚時刻。」 他的語調帶著對穆斯林移工社群的溫情與理解,但他並非一開始就對這個族群帶著全然的認同感。具有印尼與華人兩種血統的他,在印尼的排華運動期間,家裡也成受災戶。雖然知道這樣的事件源自於個人不可控的歷史和政治因素,卻難免心生隔閡。直到他受僱為台北市勞動局外籍勞工諮詢人員,才讓他在協助求助者的過程中,逐漸打開心結。 「當時在工作上我得保護我的印尼國人,我因此成為大家在異鄉的寄託,所以我決定屏除成見、改為關愛。」在職期間,他除了協助調停勞資爭議或保護移工免於不良雇主的暴力對待,他最常處理的,還是源自宗教文化差異所產生的問題。例如有的本地雇主無法接受移工在家穿戴白頭巾進行禱告儀式,有時候還會要求穆斯林食用豬肉等。他期待本地民眾能更加理解伊斯蘭教的規範,「進行宗教儀式的時候,就是個人和上帝溝通的時間,只是每種信仰的方式不同而已。如果我們可以欣賞大甲媽祖繞境和耶誕節的儀式美感,那麼我們也可以試著看見伊斯蘭教儀式的背後,也充滿虔誠的動人故事。」 直至今日,大家多少對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已有些基本認識,公共場所可見祈禱室,經清真認證的餐旅場所也多了起來,他認為台北市政府的大力宣導功不可沒。「要改變一個族群對另一個族群的想法並不容易,而台灣能在二十年間產生改變,已經算很快。」他鼓勵大家可以前往清真寺、穆斯林聚會所或是穆斯林友善場所,體驗儀式或飲食特色,透過友善交流,多體會、了解異國文化,理解並包容彼此之間的差異,其實我們的距離並不遙遠。 Chill 大使推薦─我們其實都很穆斯林 隨著越來越多的穆斯林朋友在台生活,本地文化已然增添不同面貌。透過愜意大使譚雲福的帶路,有幾處地方可以讓大家認識穆斯林文化,而當我們開始願意主動了解,會發現認同早已化解了隔閡,你我同樣都是在這片土地上努力生活的人。 #穆斯林的心靈歸所 地點:台北清真寺 1960 年落成的「台北清真寺」,一直以來都是穆斯林在台北聚集的重要場所,譚雲福指出,近年因來台的穆斯林移工人數增長不少,在空間有限的情況下,大部分移工在開齋節當天會轉往台北車站活動,但清真寺仍會舉行禮拜儀式。民眾如有意在開齋節活動期間來訪,可隨信眾進行簡單的洗淨過程後,赤足進入清真寺內部參與活動。過程中,只要遵從男女分區、安靜觀禮即可。 若想來此欣賞清真寺的建築之美,可透過電話預約參觀導覽,台北清真寺不僅有伊斯蘭建築常見的圓頂設計,還有融合本土花磚樣式的拼磚,仿羅馬式的廊道也別有特色,值得細細品賞。對經文有興趣的民眾,也可參加假日經學班,增進對伊斯蘭教的認識。 地點:台北清真寺 時間:10:00-17:00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二段62 號(近期整修中,外觀因搭設工棚而有所遮蔽,另因防疫,開放時間可能有變,建議先電洽再前往) 電話:02-2321-9445 # 符合清真認證的美食天堂 地點:CLC 東南亞食品百貨 位於台北車站地下街Y4 出口的「CLC 東南亞食品百貨」,販售的商品種類從化妝品、沐浴乳、調味料、零嘴和熟食,應有盡有。穆斯林喜歡來此購物的原因,除了可以在這裡找到自己在家鄉慣用的品牌,最重要的是這裡販售的全是經清真認證的食品,可以安心購買。 「台灣也有辣椒醬,但他們為什麼要引進自己的醬料?除了口味上的不同,從製作食物的鍋碗瓢盆、廚房到製作過程,都要經清真認證,接觸過非清真肉品的器具,是不可以用來烹調清真食品的;宰殺動物之前,也須誦讀可蘭經。」譚雲福解釋,在伊斯蘭的戒律中,所謂的清真有著更嚴格的規定,並非不含豬肉就可以稱為清真。而對非穆斯林的民眾而言,來此則可尋得許多東南亞食材,也可吃到現做的熟食,不妨藉味蕾認識不同民族的文化,體會異國風情。 地點:CLC 東南亞食品百貨 時間:09:30-21:30、08:30-21:30(週日)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一段100號——台北地下街183號 電話:02-2593-0349 #如家溫暖的伊斯蘭聚會所 地點:台北市印尼服務交流協會 位於長安西路巷弄的「台北市印尼服務交流協會」,本身也是印尼伊斯蘭教教團(Nahdlatul Ulama)在台分會。經常敞開的大門,歡迎所有家鄉遊子以及對穆斯林文化有興趣的朋友來此聚會。 穆斯林一日五禱,信徒除了可以在家進行禮拜,也可來此一同行禮。週末的晚間,常見好不容易得空的移工或學生,趕在晚禱之前來此相聚,大家洗淨臉部和手腳,接著鋪上禮拜毯,跟著教長進行儀式。晚禱之後,大家聚在一起吃頓飯,在充滿溫情的空間裡,讓隻身來台的穆斯林有了近似家的感覺。對穆斯林文化有興趣的民眾,則可透過預約來此觀禮或相談釋疑,熱情的工作人員會盡力解說,透過善意的溝通與交流,穆斯林文化不再讓人覺得陌生遙遠。 地點:台北市印尼服務交流協會 時間:週六、週日12:00-22:00,建議先電洽再前往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長安西路40 巷10 弄13 號 電話:0972-416-022 暢遊伊斯蘭大千世界 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伊斯蘭教因教義所孕生的文化燦爛豐富,值得深入探索。從飲食、衣著和器物等生活面向切入,是認識一種文化最便捷的方式,透過《台北畫刊》的介紹,希望大家對伊斯蘭教有更多認識。 #品味清真的飲食之道 地點:RESTO BLAMBANGAN 品嘗傳統的清真印尼菜,是親近穆斯林生活的一種方式。印尼全國有超過86% 人口為穆斯林,因而印尼菜也多符合伊斯蘭教的戒律。除了在餐廳中不見豬肉之外,因為不主張殺生,也有許多奶蛋素的選項。 鄰近台北車站的北平西路,是人稱「小印尼」的區域,短短數十公尺聚集了十多家印尼餐廳,讓人宛如來到東南亞街市。面對琳琅滿目的餐飲店而不知從何選擇的遊客,可從「RESTO BLAMBANGAN」自助餐店開始嘗鮮,菜色多樣的熱食區裡,可以找到印尼傳統的炸蛋或黃豆天貝(以黃豆製成的發酵食品)料理,可以少量多樣的方式一次嘗得多種品項,滿足味蕾和好奇心。 地點:RESTO BLAMBANGAN 時間:10:30-20:30 ( 週一至週五)、07:30-21:00 ( 週六、週日)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22 號 電話:02-2389-6085 #穿戴穆斯林的生活態度 地點:Butik Ria Taipei 因為信仰的規範,服飾也成了穆斯林明顯的文化特色之一。譚雲福指出,為了包覆在信仰中認為有情慾象徵的毛髮,穆斯林女性多半得穿戴頭巾,而頭巾的包覆程度,則隨不同時期或地區而有所不同。穆斯林女性除了在進行禱告儀式時得穿上純白的服裝,在其他場合中,她們的服飾印花和配色,其實相當具有變化性,無論是素色布匹,或是繽紛的緹花織布,都各有風情,而每一個時期流行的花色也有所不同。由「Salon Ria」髮廊兼營的穆斯林服飾店「Butik Ria Taipei」,現場展示的品項不少,有意購買的民眾可在會說中文的店員協助下試穿,藉由穿著的實際體驗,更加了解穆斯林的服飾之美。 地點:Butik Ria Taipei 時間:週六、週日營業,建議先電洽再前往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6 號 電話:0919-148-094 #妝點花草幾何生活風 地點:杜拜皇宮Dubai Palace 伊斯蘭教因為禁絕偶像崇拜,所以生活器物上多以花朵植物或抽象幾何紋樣進行裝飾。「杜拜皇宮Dubai Palace」販售的商品多自土耳其、杜拜、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進口,在這裡可以找到飾有精美紋樣的餐墊、茶具組、香爐和地毯。不同的波紋、半圓及各式圖樣,彼此堆疊交錯,規律的排列組合搭配繽紛色彩,組成令人驚豔不已的圖紋,不妨選購幾樣商品,讓充滿穆斯林文化美感的工藝精品美化居家空間。 地點:杜拜皇宮Dubai Palace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饒河街47 號 電話:0960-992-092 本文作者:林佳蕙 (本文摘自《台北畫刊5月號640期》)

  • 新住民文化語言差異免驚  新北培訓648位通譯人員守護你

    新住民文化語言差異免驚 新北培訓648位通譯人員守護你

    當移工或是新住民遇到工作或生活上的法律糾紛,因語言不通恐損及權益,此時最需要通譯人員擔任語言的橋樑。新北市教育局自98年起每年開辦新住民通譯人員培訓課程,迄今已培訓648位通譯人員,參加109年培訓的泰語通譯人員林安妮,自完訓後不斷地利用專業幫助移工及新住民在新北安居樂業。 從泰國隻身來台工作的林安妮,婚後定居迄今已22年,她認為新北市對新住民相當友善,除了提供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的福利,甚至提供托育服務,讓新住民無後顧之憂地進修與培力。她在國光國小補校上課時,5歲的小孩比她還愛去上學,多虧學校安排托育服務,讓她安心學習,目前仍持續在新埔國中補校進修。 林安妮初次通譯經驗,是因為經營泰式按摩店認識一些警員,其中某位警員遇到的案件是泰國移工因經濟壓力而犯法,找她來協助翻譯,她聽著同鄉姊妹的種種辛酸,在筆錄的過程中完成人生首次通譯,卻也下定決心未來應運用自身優勢幫助同鄉。在警員的鼓勵下,她參加新北市教育局的通譯人員培訓、勞工局的心理諮商雙語通譯人員培力通譯課程,每堂課都獲益良多,取得合格證書後,陸續服務不少同鄉移工,有次同鄉被哄騙交付居留身分證明辦電話易付卡,結果被詐騙集團假借身分行詐騙之實,而這名移工被疑為同夥,林安妮前往警局協助製作筆錄、幫忙釐清案情和轉介處理,她透過聯絡群組驚訝地發現,這不是單一個案!為避免更多移工因不熟悉法規和權益而上當,她積極努力分享,希望同鄉移工們多一份警覺,才能避免淪為詐騙工具,誤觸法網。 此外,近期藉由社工轉介一個案例則是有位剛嫁到新北市的姊妹極度適應不良,因白天家人上班出門,她語言不通不敢出門、宅在家裡也聽不懂電視節目內容,隻身孤單寂寞讓她沮喪到極點,想立刻買機票奔回老家。她也會建議姊妹的丈夫休假時多多陪伴,過過兩人時光或是夫妻一起與同鄉姊妹聚會等等,並且攜帶小筆記本紀錄周遭的點滴,讓姊妹慢慢融入新生活。林安妮經常以過來人身分分享,因為讀書免學費,完全沒有負擔的好康,讓她覺得住在新北真是好福氣!所以這位同鄉受到她的鼓勵,已經規劃9月起到補校上學去。 目前林安妮把學習重心及目標轉移到擔任通譯及擔任國中小教學支援人員,她不僅報名9月在頭前國中開課的教學支援人員培訓資格班,更期許自己未來不僅具備勞資糾紛的通譯專長,還能站上講台讓更多新北學子認識泰國語言及文化。 教育局表示,新北市除提供新住民免費參加成人基本教育專班學中文,也有通譯人員及教學支援人員免費課程讓他們發揮所長,成為台灣的「新」力量。

  • 台灣人瘋改名掀鮭魚之亂 日女星:驚訝的台日文化差異

    台灣人瘋改名掀鮭魚之亂 日女星:驚訝的台日文化差異

    日本知名連鎖壽司店壽司郎推出優惠活動,只要名字有「鮭魚」2字,就能免費吃到飽,沒想到全台竟多達百人為搭上這股熱潮,到戶政事務所改名,日本女星大久保麻梨子表示看到此則新聞時,對於台灣人能一生改3次名感到驚訝。 日本迴轉壽司店壽司郎推出諧音哏活動,在限定2天活動當中,只要姓名中有「鮭魚」同音同字者,就能到店內免費吃到飽,每桌上限人數6人,原本遭批誰會取名叫「鮭魚」,認為活動沒有誠意,未料全台有近百人爭相到戶政事務所改名,因此掀起「鮭魚之亂」,有網紅表示朋友改完名後,一行6人吃了原本要價6170元的壽司,整桌空盤疊的比人還高,照片曝光後引起議論。 對此,來台發展的日本女星大久保麻梨子,她表示得知許多台灣民眾為了迴轉壽司店推出的活動免費用餐,特地改名成「鮭魚」,讓她直呼不可思議,也才知道台灣人一輩子有3次改名的機會,像是日本人若要改名,除了要有正當理由之外,還需達到家庭裁判所的許可,直呼:「台灣生活這麼久,還有讓我驚訝的文化差異耶」。 對此,網友也紛紛留言:「該驚訝的不是什麼文化差異,而是那種為了貪圖蠅頭小利,可以完全沒有原則的為所欲為」、「標準的方便當隨便,一堆人在那浪費國家資源」,對此民政局表示依法規定,人的一生以「特殊原因」改名只有3次機會,免費享用壽司後再改回來,也已用掉2次,提醒民眾務必三思。

  • 日本蔦屋書店總經理:台人不太愛買書 卻愛書店的餐廳

    日本蔦屋書店總經理:台人不太愛買書 卻愛書店的餐廳

    台日大不同!日本知名複合式書店「蔦屋書店TSUTAYA BOOKSTORE」,被國際媒體選為全球最美20大書店之一,跨海來台展店已開設六家分店,台灣蔦屋書店總經理橋本龍之介10日在台中市建築經營協會大師講座,暢談台灣蔦屋展店戰略,深入分析台日書店市場、消費者走向,發現台灣人很愛住家附近開書店,但去書店少買書,書店內餐廳反而是消費強項,書籍成為集客媒介,民眾喜歡書店的氛圍,帶來相關營業項目驚人消費力,蔦屋樂觀期許在台灣展店以五十家為目標。 台中市建築經營協會理事長賴柄源出身機械業,對書店經營困難的今日,蔦屋書店每年營收能破三百億,且持續成長,如何逆勢成長,經營之道值得台灣借鏡,今日特別邀請台灣蔦屋書店總經理橋本龍之介到台中市建築經營協會大師講座,揭開蔦屋的營運勝利方程式。 橋本龍之介表示,台灣和日本書店經營不一樣的是,日本土地比較少,尋找開店地點困難度比較高,但來台灣開書店,面積從剛開始的160坪一直擴大到300坪,後來甚至到500坪的大空間,因為蔦屋來台灣展店經營項目,書店不只賣書,還加入咖啡店、餐廳空間、日本雜貨,餐廳與日本雜貨反而變成營業強項。 蔦屋在台灣規畫的書籍種類,包括中日文書還有日本雜貨,值得一提的是,對書籍的擺設採主題規畫,不是以書籍大小作排列,舉例如一個區域為義大利的主題,包括漫畫書、旅遊及料理等書類,其他提案主題則有料理、旅遊與雜貨等分類。 橋本龍之介說,以書籍的銷售來看,台灣書籍市場是比日本小很多,但是民眾對餐飲及日本雜貨興趣很大,每次決定設立一家書店前,蔦屋集團都會先針對附近居民做問卷調查,從北中南站問卷調查分析,民眾對住家周遭開書店意願最高,但也發現有趣現象,「大家都希望開書店開在住家的旁邊,與書店為鄰,但是不會很想買書,而是去享受書的氛圍」。 「書店經營變成以書做為集客的媒介」,橋本龍之介表示,從餐飲及日本雜貨創造更多利潤,台灣和日本經營比較,台灣蔦屋的書籍銷售和日本雜貨約占營業額的50%,餐飲一項即高居一半,反觀在日本的營業額,書籍銷售高占80%,文具及生活雜貨佔20%,呈現文化的差異。 蔦屋目前在台展店計有六家書店,他說,目標是希望未來在全台灣開設五十間書店,正籌畫明年三月在台北大直開設新書店,今年在南部著手規畫新書店,台灣的書籍銷售,包括兒童書籍、女性雜誌等都很受歡迎,開發複合式的書店商機,不受網路書店影響。 日本人口一億五千多萬人,擁有蔦屋書店會員卡超過7000多萬人,相當於每兩個日本人就有一張蔦屋書店的會員卡,目前蔦屋在台灣的會員數差不多10多萬人。蔦屋書店在日本有1100多家,其中九州和台灣的面積差不多,九州蔦屋書店有100家,橋本龍之介看好在台灣展店達成目標。 橋本龍之介到台中市建築經營協會演講,以「CCC策劃的品牌和蔦屋展店戰略」為題,分享蔦屋書店為何自我定義為「生活提案業」,而非「書店業者」,在咖啡與購物商場的生活提案之外,佐賀武雄市圖書館的代管也成功帶近百萬人潮,這些創意的發想,正是蔦屋書店盈利的祕密之一。 橋本龍之介指出,近期台中市政店與交趾陶藝術家吳榮合作「花開現囍」特展,這個極少受到台灣人知悉的工藝意外大受好評,也讓展覽再延至四月,讓更多人享受蔦屋書店呈現的藝術盛宴。

  • 桌球CP爆婚變4/異國婚姻大不易 丁寧也曾苦於文化差異

    桌球CP爆婚變4/異國婚姻大不易 丁寧也曾苦於文化差異

    近日江宏傑和福原愛疑似婚變的消息鬧得沸沸揚揚,除了夫妻、婆媳之間的問題受到熱議之外,異國婚姻中的文化差異也格外受到注意。演藝圈中有不少藝人也是異國婚姻,結婚多年也並非一直甜蜜如意,但她們各有維繫感情的方式,值得身處異國婚姻中的人參考。 黃嘉千和加拿大籍老公夏克立結婚15年,還生了個可愛的女兒夏天,幸福婚姻雖令人稱羨,但男方曾被爆上酒店,夫妻倆經過磨合及轉念後,關係更加緊密。 李愛綺2008年嫁給美國籍老公Duke,在教養子女的觀念上有很大差異,她還爆料老公嘮叨得讓全家都受不了,不過他們再不開心,也不會把離婚當成氣話。 至於丁寧和美籍老公馬修結婚10年,面臨文化差異與婆媳問題,多虧馬修居中做了很好的調解,她與婆家的觀念是感謝彼此的付出、清楚界線且互相尊重。 更多 CTWANT 報導

  • 下嫁台男招致婚姻裂痕?心理師揭福原愛當台灣媳4大艱難

    下嫁台男招致婚姻裂痕?心理師揭福原愛當台灣媳4大艱難

    日本「桌球天后」福原愛與台灣「桌球王子」江宏傑在2016年結婚,婚後生了一雙兒女,夫妻倆曾上大陸真人秀,也大方在社群分享私下生活,都展現出恩愛模樣,即使孩子出生也沒改變,不料近日爆婚變,福原愛還被日媒拍到跟高帥男同遊橫濱中華街還過夜,雖她否認出軌,但經紀公司也說兩人的異國婚姻,很需要時間溝通磨合,心理師王雅涵也揭開4點異國戀或異國婚姻的艱難,福原愛恐怕也深陷其中,克服不了就GG。 心理師王雅涵在其臉書專頁「心理師的歡樂之旅」中,討論、分析福原愛夫妻的婚姻問題,希望眾人可以看見他們需要克服的難關,來減少猜測,給予他們空間解決婚姻問題,引用了自己過去的文章〈維繫異國戀情為何這麼難?〉,表示偶像劇中的異國CP,最終得到美滿結局,那份浪漫讓人羨慕,但也讓眾人被粉紅泡泡蒙蔽,時常忽略了其中的困難,相較於一般情侶,異國戀因文化差異、語言問題、相處時間較少等,讓他們更容易累積沒處理的心理問題。 王涵雅醫師提出4點異國CP需克服的差異,首先文化差異,表示雙方都是台灣人,都會因北部、南部、客家人、原住民等不同,而產生許多問題,遑論是自不同的國家、文化、語言、環境、教育等生成的兩個人,「所言所行,都有可能造成誤會和不舒服」,再加上婚後不是只有彼此,還有彼此的家人,面對完全不同文化的人,夫妻都必須擔當另一半與家人之間的溝通橋樑,不該也不可以置身事外或選邊站。 第二,則是性別差異,不同的國家對性別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的還有階級之分,即使性平教育跟刻板印象在現代已經好很多,但生活中仍是常見的,女性通常會遭受較多評論,如果雙方心理建設、共識不足,就容易受他人影響,造成婚姻裂痕,王涵雅也舉例「日本桌球天后福原愛『下嫁』台男江宏傑」、「一定是因為錢才結婚」、「種族不對,一開始就輸了」等言論,這類差異言論也考驗著異國婚姻。 第三,時間與空間差異,異國戀情在發展時,見面時間較少,磨合的機會更少,而畢竟多數人有時間也不想拿來溝通甚至吵架,「只想著把握能相處的時間,久而久之累積了許多的問題形成未爆彈」;最後,則是心理差異,當關係進入到婚姻,勢必至少一人得做出犧牲,離開家鄉、親人及朋友,「展開一個完全新的生活,需要非常大的勇氣和決心」,這時另一半是否能給予同理及愛護,就格外重要,情濃時這都不是問題,但久了,心理上就會產生差異,一方覺得犧牲,就容易進入受害者的角色,而理所當然地要求對方;另一方也因虧欠而總覺得永遠低一等,做什麼都有壓力,忘了自己的重要性,但兩人都忘了,這份關係的成立,是來自雙方的抉擇與承諾,「記得,選擇是為了自己而不是為了他人」。 當然,異國婚姻還有很多的差異,例如價值觀、經濟能力、個性等,數也數不完,唯有愛與包容,才能讓磨合差異,讓彼此的關係平順,「異國戀情的確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但他不是真正的藉口和理由」,需要的是真誠的溝通,與設身處地的同理與感受,成為彼此的支持力量,「持續的愛才能勝過一切」。

  • 福原愛、江宏傑傳婚變「遠距離易分手」?街訪結果一面倒

    福原愛、江宏傑傳婚變「遠距離易分手」?街訪結果一面倒

    福原愛、江宏傑這對台日桌球CP結婚5年,總在螢幕前給人恩愛形象的他們,3日突然爆出婚變消息引發各界譁然。繼福原愛約會高帥友人照片曝光後,江宏傑又遭爆料言語重傷妻子等傳聞,重重打擊兩人形象。而福原愛也在今(4日)回應,「維持婚姻本就不容易,更何況是台日跨國婚姻。」 「遠距離戀愛」、「跨國婚姻」真的是感情中出現裂痕的最大原因嗎?對此,《中時新聞網》記者實際街訪民眾對此事件的看法,結果90%的人都認為,遠距離戀情不易維持、容易會分手!有人表示:「怎麼會跟一個罵自己妓女的人結婚呢?」、「這樣太汙辱人了」,也有民眾理性說道:「外遇這種事,無論在法律或是道德上都是不被允許的,有什麼話好好講」、「身為同文化的我們溝通上可能都有困難了,何況跨國對於「跨國戀情」,有民眾舉出實際遇到的例子:「朋友與德國女友交往,因為喝啤酒的方式不同大吵一架,當場在德國分手!」其實除了文化上的差異,「時差」也是重要因素,這些都可能間接造成交往時溝通上的困難。 另外,對於「遠距離戀愛」多數人表示無法接受,認為談戀愛最重要的就是「陪伴在身旁」如果保持遠距離戀愛,不如交個筆友。也有女性認為「安全感」很重要,自己是一個沒有安全感的人,那遠距離戀愛就不適合。不過也有人提出另一番見解,認為一開始的遠距離戀愛,有助於感情更加穩固,彼此會更加珍惜見面的時光,也不容易吵架,培養出更大的「包容與愛」。反而是那些從近距離戀愛突然變成遠距離,那種不安全感會加劇,才是造成多數人分開的原因。

  • 蕃薯村管制陸書是低估人民!

    蕃薯村管制陸書是低估人民!

     據報載,文化部長李永得就現已存在的陸書事前審查規範表示:從童書《等爸爸回家》談起,大陸黨政軍出版品為文宣品,屬「認知作戰」一環;未來修法可能比照電影放映前之警語,於陸書加註其出版社性質屬解放軍、共產黨或社科院等讓民眾「識別」。對於文化部作法恐違憲之爭議,李部長不惜說出若違憲「下台負責也是天經地義」等語。  1990年代解嚴之初,戒嚴思維及防共意識猶存,故1991年戡亂終止後,1992年施行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37條仍授權訂定陸書審查許可規範。實際上歷任近30位新聞局長、前兩任文化部長對此規皆「備而不用」,2018年鄭麗君部長任內則因發文提醒業者送審陸書惹議,最後認錯「欠周全」落幕。對於用不著又違憲的條文早該修法廢除,李部長堅持「依法處理」管制陸書堪稱30年來第一人。  1930年《出版法》公布時,國民政府對外面臨侵華勢力威脅、對內甫結束北伐,相關措施亦非針對共產黨專法專用。而後在內亂、外患紛擾下政府動員戡亂、戒嚴,也更有必要以《出版法》管理,出版品之發行皆需經事前許可。對於現已不合時宜的規範,理當如同1992年修正《刑法》第100條、1999年廢止《出版法》之作法隨時代跟進,而今政府力排眾議唯獨事前審查陸書,形同復辟《出版法》,令吾人有不知今夕是何夕之嘆。  當今人民早能琅琅上口憲法保障言論、出版自由,且2009年已國內法化的《公政公約》第19條亦闡述之,無奈文化部卻背離憲政框架,依釋字445號(《集會遊行法》部分不予許可集會之要件違憲)、644號(《人民團體法》不許「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之團體設立違憲)對事前審查採嚴格立場,管制陸書顯然違反比例原則;加註陸書也有違釋字577號之「不表意自由」(如增添原書未揭示之內容)。  諸如李部長談及的電影警語、於菸品加註警語,若比照用於陸書將造成言論價值預斷之標籤化。尤其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人民都已驕傲走過戡亂共產黨、戒嚴、解嚴、終止戡亂的40年後又逾30年,政府自毋需看輕人民還多言慎防共產主義。只怕你我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仍然困惑,也尚未參透大陸從改革開放到競逐世界強權是多麼不易!  面對當前兩岸緊張關係,政府早應加速了解大陸現況以化解僵局,然而不僅上至總統、行政院長,下至國防部、陸委會皆未採取和平、避戰之道,甚至連教育部、文化部也攪和其中,從近期的兩本童書即可探知。  一本為去年11月教育部出版的學齡前全民國防教育繪本《蕃薯村總動員》,書中似乎將偷食物、散播病毒的大野狼隱喻為大陸,難以想像向幼童灌輸仇恨及對立如何增進國防力量、維繫家園安全。再則文化部去年12月「依法」下架《等爸爸回家》,李部長事後卻又表明該類書籍為共產黨鞏固意識形態之用云云。兩部會之作為皆顯示行政部門以唯恐兩岸開戰的思維執政,只差沒說出「主張統一就是叛國」。尤其文化部戒慎恐懼管制陸書,反而疏忽「建構兩岸文化交流平台」本為其所職掌的業務!  若欲化解認知作戰、文化侵略,建議李部長拜讀27名台人赴陸工作遭內政部裁罰案,北高行判決中蕭忠仁、林秀圓、李明益3位法官的詮釋:「陸方對我統戰措施持續而綿密……最佳回應之道便是台灣更為民主、開放,藉由更深入的接觸與交流,才有機會了解兩岸制度差異」。同理,文化部應鼓勵博覽陸書、編列預算供全國圖書館訂購大陸黨政軍出版品,以達知己知彼(全盤考量後目標為統一或維持現狀),而後探尋求同存異、化異為同之道,共創「良制一國」的基礎。  近日國安人事異動,李部長不妨放下「萬惡共匪」思維,向新任陸委會邱太三主委請益如何「健康面對兩岸關係」,以開放態度彰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民主自由精神,切莫低估人民反使蕃薯村重走陸書事前審查的違憲回頭路!(作者為法學教授、律師)

  • 專家傳真-以中文進入東南亞電商市場 是好策略

    專家傳真-以中文進入東南亞電商市場 是好策略

     某位做保健食品的台商朋友跟我訴說,這一年來為了進入東南亞市場,花了好多的資源去申請Halal清真認證,現在認證通過了,未來一定有很大的商機。我委婉的問他,貴公司產品的主要購買者是穆斯林還是華人?許多東南亞的華人因為文化與觀念上的相近而偏好台灣食品,如果您公司的產品客群也是以華人為主,是否有立即通過清真認證的必要性?東南亞商機龐大是無庸置疑的,但絕對不是一個統一的市場,而是因複雜的種族、宗教、文化、生活習慣、地理、經濟發展等差異下之分裂市場,經營困難度不低,不論是任何產業,必須先了解目標族群為何,以及該採用哪種市場進入模式。  許多廠商會以國家為市場區隔,先選擇某個國家進入。例如,新加坡最富裕,且為東南亞的經濟中心,所以先進入新加坡後,未來再轉進其他國家,或是因為馬來西亞有夥伴願意代理產品,所以先從馬來西亞進入。另外一方面,宗教影響東南亞國家甚鉅,例如印尼、馬來西亞就有大量的穆斯林,其生活習慣就與其他宗教信仰者大不同,特別是食品、保養品等產品就必須通過清真認證,消費者才會購買。而泰國是佛教國家,菲律賓則以天主教為主,越南則有多種宗教盛行。如果產品是受文化影響深的,如食品、服飾,就必須優先考慮宗教的影響;但若銷售的是屬於理性的產品如手機或電腦,就較不受宗教的影響。  以上提及了兩種進入東南亞的目標市場思維:以國家或是以宗教為考量,但在網路時代,還有一個新趨勢,就是以語言來區分市場,忽略國家地理的限制。因為隨著跨境電商平台如亞馬遜、蝦皮的無遠弗屆,以及廠商自行架設跨國網站的簡易化,加上能創造客流量的社交網站如facebook,Youtube的全球整合與流行,只要跨過了語言的障礙,任何國家的消費者都可以與世界同步,獲得相同的資訊,收看相同的節目,購買相同的產品。市場上有越來越多的公司,跳脫傳統地方諸侯割據式也就是以不同地理區之分公司、經銷商運作之通路模式,改以網路同時經營數個國家市場。這些公司將資源投入社交網站去吸引各國消費者拜訪網站,購買產品,再以全球快遞,或線上服務的方式傳送產品。  例如,1月29日以流量分析軟體查詢亞馬遜美國站的訪客結構,就發現約有18%的訪客來自世界各地,並非美國人;亞馬遜英國站的比例也類似。若以此比例估算,亞馬遜整個向海外跨境銷售的金額就可達台幣2.5兆元。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其他網站,如eBay美國站有約23%訪客不是來自美國,這些海外的買家大多來自加拿大、英國、印度等英語系國家。同樣的,淘寶網有19%,天貓網有15%的訪客來自非中國大陸,而是熟悉中文的香港、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由此分析可以論證,以語言為市場區隔,透過網路來全球銷售的模式可行。  相當可惜的是,若分析台灣主流的網路賣場,除了少數網站如Pinkoi有約20%訪客來自海外之香港,大陸等,大多網站之台灣本地訪客高達95%以上,來自海外的比例甚低,也就是尚未發揮中文的優勢,吸引足夠的海外華人。  最後,再回到一開始的例子,面對具有潛力的東南亞市場,雖然有著國界、地理距離、宗教與文化上等等的挑戰,但也別忘了台灣具有中文與文化的優勢。建議台商可以針對遍布東南亞,大約有3,000萬人,在當地相對經濟狀況較佳的華人消費客群推出產品,並以電子商務的模式,直接跳躍傳統層層的分銷系統與國界,直接經營末端的華人消費者。過去,這樣的模式較不可行,現在,有了各種網路工具與許多成功案例可遵循,剩下最大的挑戰就是企業創新與學習的能力了。

  • 奔騰思潮:張郁柏》出版審查加劇,台灣的民主難道如此脆弱?

    奔騰思潮:張郁柏》出版審查加劇,台灣的民主難道如此脆弱?

    據報載,文化部於2020年12月22日的圖書免稅說明會上,宣布依照《大陸地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進入臺灣地區或在臺灣地區發行銷售製作播映展覽觀摩許可辦法》(下稱許可辦法),大陸出版品自2021年的2月1日起,需先向文化部申請許可通過,出版社才可申請ISBN書號和登記免徵營業稅。 這是文化部於2020年12月初禁止國內出版童書《等爸爸回家》之後,所作出對中國大陸書籍最強烈的出版限制。身為解嚴後出生的一代,筆者不禁好奇,2020年的今天還需要對大陸書籍作嚴格審查,臺灣的民主難道如此脆弱? 我國自1930年頒布《出版法》並於1952年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對內容不利於當時政府(特別是宣揚共產主義者)的出版品進行審查,輕則停刊、重則撤銷出版登記,直至1987年解嚴及1999年廢除《出版法》後,我國的出版自由已邁向全新的里程碑。但囿於兩岸特殊的關係,1992年施行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條例)第37條及基此條文第2項授權訂定的《許可辦法》,仍對大陸地區的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及廣播電視節目等進行特別的審查,須經主管機關許可,始得在臺灣發行。其中《許可辦法》第4條及以下更要求文化部針對內容涉及「宣揚共產主義或從事統戰」、「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及「凸顯中共標誌(但因內容需要不在此限)」的大陸出版品,不予發行許可。 此些規定涉及文化部「是否進行審查」以及「審查寬嚴的問題」,亦即,縱使《兩岸條例》及《許可辦法》對大陸書籍進口採「原則禁止,例外開放」的態度,但只要文化部對於大陸書籍的審查採「形式審查」並「從寬認定」,則大陸書籍之進口應當不會受到太大的阻撓。根據筆者研讀《林龍志,中國大陸圖書代理商經營現況及發展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2008年6月》一文,其提到2003年後,當時的主管機關行政院新聞局已不對大陸書籍進口有所刁難,該文認為或許與我國於2002元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有關。不論主管機關放寬審查的原因為國際貿易規範或兩岸關係已朝穩定和平交流方向發展,其結果均為主管機關已改採「原則開放,例外禁止」的態度。 若出版業者因為申請大陸書籍出版卻被文化部駁回許可,因而進入行政法院爭訟時,本文希望行政法院的法官們能好好參考《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訴字第1948號判決》所寫的令筆者大為讚賞的一段話: 「陸方統戰目的不外拉攏臺灣民心,增強對陸方的向心力,以達其終極統一的目標,而形同摧毀臺灣民主、開放的基本價值,惟面對基本價值破毀之威脅,最佳回應之道應係更民主、更開放,藉由更深入的接觸、交流,才有機會實際了解兩岸的制度差異,並進而鞏固臺灣地區人民對民主制度的自信,如僅因對方採取的措施意在統戰,即以維護國家安全或利益、國家認同或基本忠誠度之名,自我退卻並拋棄我方基本價值,適足以產生被告所稱造成臺灣社會分歧,而達到陸方分化我方的目的。」 蔡英文總統於2020年4月7日言論自由日時,面對一生追求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的鄭南榕先生自焚殉道第31週年,在其Facebook粉絲專業寫到:「有言論自由的社會,才有天然的抗體。」但看到今日文化部對我國出版自由的種種限制,我不禁想問蔡總統,國人天然的抗體難道在您心中並不存在嗎? 據筆者的父親所述,解嚴前要購買大陸書籍非常困難,基本上書店不太敢販售,而只能在地攤購買。購買時會有人靠近不斷詢問為何購買此些書籍?因此最好銀貨兩訖後即快速離開現場。書的封面多為純白色只留書名和作者名,內容則有時經過刪修而不復見原文。當時的他透過閱讀被稱為「禁書」的書籍而更了解兩岸思想文化與制度的差異,甚至更珍惜今日得來不易的民主與自由。 筆者可以理解1992年時,兩岸民間剛開始實質交流,且政府之間時有不少衝突與緊張,因此難免對大陸出版品作為統戰的工具高度戒備。但兩岸自1987年解嚴及1991年結束動員戡亂以來,已努力朝穩定和平交流的方向發展逾30年,臺灣人民對於民主的理解與信仰早已成熟至臻。 本文呼籲政府莫讓民主走回頭路,退回到閱讀大陸書籍且須戰戰兢兢的年代。同時,《兩岸條例》第37條及《許可辦法》應當順應時勢作必要之修法調整,以呼應今日之時局。最後,吾人應該對我國的民主法治有信心,透過更多元深入的兩岸交流,來了解彼此的制度差異,並進而穩固對民主制度的自信。 中國大陸書籍之進口,不用政府特別來關切。人民要看什麼書,看了之後會想什麼,更不勞政府操心!這才是民主國家。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系、法律系雙學士、大九學堂第二期學員)

  • 年輕白領最愛吃消夜

    年輕白領最愛吃消夜

     在大陸各地支持夜間經濟發展背景下,隨著各城市發展和人們生活習慣的變化,晚間消費時段延長,夜間餐飲消費正在從夏季專屬拓展至全年。  大陸國務院於2019年8月提出要活躍夜間商業和市場,但目前大陸多地的夜間經濟形態仍以餐飲等傳統消費內容為主。大陸連鎖超商品牌便利蜂近日發表報告指出,21歲至30歲白領階級、20歲以下者成為宵夜消費主力,總占比超過七成。  所謂夜間經濟(night-time economy),是指當日下午6時到次日上午6時所包含的經濟文化活動,而這些活動多為第三級產業,包括購物、餐飲、娛樂等消費行為。  男性比女性愛消夜  界面新聞報導,根據便利蜂「白領夜宵報告」指出,在經常吃宵夜的人群中,男性占比較高,接近六成,而廣大女性可能因更注重體態,占比為41.23%。其中,南京女性吃宵夜的比例高於其他城市,占當地總消費人群的43.56%。  從年齡分布來看,41歲至50歲、31歲至40歲白領夜間消費力明顯不如年輕一輩,分別只有10.3%、17.2%。  白領夜宵報告指出,有接近一半的受訪者表示,吃宵夜的原因是朋友聚會,另有14.7%的白領則因陪客戶應酬需要吃宵夜。意味著宵夜已經不再單純只是為了填飽肚子,其「社交屬性」也愈來愈明顯。  不過,也有33.6%的白領因加班而「被迫」吃宵夜,此現象在北上廣深等加班氛圍更濃厚的一線大城市表現最明顯。  夜間餐飲種類繁多,涵蓋各式正餐、速食便當、甜品飲料等。其中,關東煮、炸物、牛奶、飯糰等品項都是白領在超商最愛購買的宵夜。但是觀察不同的城市,白領的喜好度也各不相同。  在大陸20座城市中,深圳白領的宵夜時間結束得最晚,消費峰值持續到凌晨1時才慢慢下滑,儘管近期氣溫下降,但啤酒、冰淇淋仍是夜間的暢銷商品。反觀蘇州白領的宵夜峰值來得較早,一般在晚上10時左右,但消費力也不容小覷,單店夜間平均賣掉最多的品項是麵包及蛋糕。  價格不是主要考量  值得注意的是,受訪者在挑選宵夜時,對價格的敏感度並不高。與便利蜂11月發表的「白領午餐報告」相比,僅有10%的白領平均午餐費用在人民幣(下同)30元以上,而同等價位的宵夜,卻達到61.5%。  此一數據說明,一方面,午餐解決的是溫飽需求,而宵夜更像是一種享受型消費,辛苦一天的白領更願意為一頓宵夜支付更多金錢,以換取身心愉悅,其中最捨得為宵夜買單的是上海白領。  歐美夜間經濟仰賴線下消費(尤其是酒吧、餐飲、娛樂等),而近年來大陸夜間經濟發展,離不開行動網路相關產業的異軍突起。  阿里研究院稍早指出,夜間外送員是城市夜間商家餐飲外賣的「堅實後盾」。即使在凌晨4時,也依然有6.6%的外送員處於可接單、可服務的狀態,成為城市發展夜間經濟的重要保障。  數據顯示,大陸南方白領在夜間消費更多,且在體感上南方也擁有更豐富的夜生活資源,這與當地的自然環境、飲食文化、休閒程度息息相關。  智聯招聘與美團點評日前聯合發表報告指出,白領們認為南北方夜生活的差異主要來自於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差異兩個方面,分別占比73.5%、61.9%。而自然環境差異、食物多樣性差異與市場化程度差異,在白領們看來都是次要因素。  儘管南方夜生活資源暫時勝出,但這並不是白領們擇城而居的重要因素。研究顯示,只有20%的白領會因為夜生活品質,選擇工作與居住在哪座城市。

  • 不同文化圈 新冠肺炎死亡數差異可高達58倍

    不同文化圈 新冠肺炎死亡數差異可高達58倍

     時隔2年,中華文化永續發展基金會在日前針對全球首創融入中華文化思維的「王道永續發展指標WDSI排行」舉辦2020線上發表會,結果顯示,重福利、重環保、採社會主義式民主管理的歐洲國家表現最亮眼,稱霸榜單佔據前10名位置,前2名皆由來自北歐的丹麥與瑞典獲得。 2020WDSI從「全球倫理」、「包容發展」、「環境均衡」3大範疇,設定64項指標來評量全球97個國家/經濟體的永續發展現況,排行前10名依序為丹麥、瑞典、德國、瑞士、愛爾蘭、荷蘭、奧地利、芬蘭、挪威、英國,亞洲最佳是排行第11名的日本,台灣則維持在第36名,美國退步5名,位居第40名。 因應全球疫情持續延燒,以美國約翰霍普金斯研究中心每日更新的數據,分析全球重要文化圈的Covid-19死亡率,發現基督教文化圈(歐美、拉美、紐澳等57國)每10萬人死亡數竟是儒家文化圈(中、日、韓、港、台、越、新)的58倍;而醫療條件更好的已開發經濟體的死亡率,竟比新興經濟體還高。 2020WDSI發表會現場也舉辦「貧富.病毒.貿易戰」線上論壇,邀請來自不同領域的權威學者,包括政治大學經濟系特聘教授林祖嘉、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中研院前副院長劉兆漢、香港中文大學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與余紀忠基金會董事長余範英等共同參與討論。 中華文化永續發展基金會董事長劉兆玄表示,王道永續指標WDSI中三大領域的底蘊與文化相關。當遇到Covid-19襲擊時,公衛、醫療等體系固然重要,但不同文化圈中,人的心態及行為也是影響抗疫成效的重要因素。西方文化充分強調個人自由,而儒家文化中除了小我,還有大我利益的考量。 當全球飽受Covid-19肆虐之際,國家的永續成為眾人熱議話題,郭位依據歷年各種重大疫情的發展態勢推論,他認為再過1年,Covid-19死亡率就能降至0.1%以下,所以民眾不要只將眼光放在疫情上,其實每年因環境污染而死亡的人數高達650萬人,這跟王道永續指標所揭露的訊息一樣都值得關注。 同時,郭位發現Covid-19疫情發展較平緩的國家通常做到了2件事:第一是訊息傳播要能忠實反應現況;第二是健康一體化,意指人、動物、環境3者永續經營要平衡發展,也就是中國古人所言:「天人合一。」 鄭永年則認為,Covid-19疫情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蔓延,再次凸顯西方治理已經出現問題,過去中國醫療品質總為世人詬病,但中國的威權管理反而能在第一時間集中醫療資源對抗疫情,民主或專制因而有了新討論,以前國家治理常被二分法畫開,專制與民主只能是對立的兩邊,但當疫情大爆發時,中華文化的中庸或許也能被重新討論。 余範英回應談到,過去世界發展多由西方強權所主導,但現在全球針對西方治理效益或經濟學理論用處,漸漸出現了不同聲音,因此,余範英認為東方與西方不應該一直對立,而要慢慢走向互相包容與接納。其實這就如同WDSI定義的全球倫理-王道的國際關係。 展望未來,劉兆漢除了肯定WDSI呈現普世價值,也期待WDSI持續精進,他舉例全球已有100多個國家參與「Future Earth:未來地球」計畫,目的是加強科學影響性,並研究如何透過科學為全球帶來永續,劉兆漢便認為WDSI也應該討論科學與AI發展將對永續帶來哪些影響。考量到全球貧富差距的擴大,他建議可考慮將「中產階級」列入指標。

  • 土銀館前藝文走廊 辦曾盛俊油畫展

    土銀館前藝文走廊 辦曾盛俊油畫展

     土地銀行繼一系列畫展深獲好評後,此次邀請曾盛俊於即日起假該行總行「館前藝文走廊」舉辦「心懷鄉土文化 記錄臺灣歷史」曾盛俊油畫展。  曾盛俊秉持著對臺灣這塊土地的關懷及文化的認同,長期以來致力於鄉土人物圖像,希望畫出在臺灣歷史曾經有過的文化記憶,在歷史的軌跡中留下片段,並以「心懷鄉土文化 記錄臺灣歷史」為一生追求的目標。  曾盛俊六十多年繪畫生涯常常藉著在世界各地旅遊、攝影、寫生之便,參訪中西方藝術與文化,深入觀察油畫藝術的美學蘊涵差異,使自己的心靈與創作的境界不斷提升與淬鍊。其早期專注人像油畫,並被日本肖像作家協會聘為專任畫家之後,更提升自己的藝術歷史責任,致力把人像與生活和時光結合在藝術創作上。  此次於土銀展出作品是曾盛俊一生藝術創作精華中之精華的成果,觀其畫作可感受到時光倒流,引人無限懷念臺灣早期農村生活。並藉由熟練的筆觸,穩重渾厚的著色,光影明暗的對比,盼引領每個觀賞者能感受到,早期臺灣鄉村的質樸生活、田園風光與童年記憶。  展出時間: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時至下午17時,免費參觀,例假日不開放。

  • 離婚早有預兆「曾怨一件事解釋一晚」 蔡琳默認離婚:盡最大努力

    離婚早有預兆「曾怨一件事解釋一晚」 蔡琳默認離婚:盡最大努力

    南韓女星蔡琳因電視劇《愛上女主播》讓台灣民眾留下深刻印象,她二婚大陸男演員高梓淇震驚演藝圈,兩人跨國婚姻克服語言、文化等差異,結婚後生下一個寶貝兒子;豈料,今日爆出兩人已離婚,雙方尚未正式回應此事,但蔡琳在消息曝光後馬上在IG發文,疑似默認離婚一事,表示「只想盡最大的努力好好生活」。 蔡琳在24歲時和南韓歌手李承煥閃婚,但這段婚姻僅維持3年,她也繼續全心投入演藝事業;在33歲那年到大陸拍戲,拍《李家大院》的時候,和男演員高梓淇相識相戀,兩人低調交往2年才公開戀情。 兩人戀情公開後,高梓淇也火速向蔡琳求婚,兩人先在大陸辦中式婚禮,再飛到南韓辦韓式婚禮,他們像是神仙伴侶,演藝圈的好友都紛紛給祝福;婚後3年,蔡琳也生下一個兒子,但原本以為兩人會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從去年開始就爆出婚變傳言。 有網友找出他們當時出演談話性節目的畫面,蔡琳就曾哀怨因為溝通有障礙,常常因為一件事情吵一個晚上,甚至得透過手機翻譯,她也說自己不學中文,高梓淇不願學韓文;這些事在以前他們愛得濃情密意時,像是情人之間的小彆扭,誰知道事隔多年,如今一看其實是蔡琳真心話。 而據韓媒報導,蔡琳早在今年8月就帶著3歲兒子回南韓生活,又爆出近日已經辦好離婚手續,結束6年婚姻;儘管雙方尚未正式回應,今日離婚消息曝光後,蔡琳在IG發文,分享一張她的側臉照,提到「我不是那種通過解釋很多來求得理解的性格,我的人生只是默默地盡最大努力生活」,讓粉絲解釋她是默認離婚一事。

回到頁首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