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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含有文革時的搜尋結果,共90

  • 時論廣場》文革的工具性價值(黃清龍)

    時論廣場》文革的工具性價值(黃清龍)

    中共百年黨慶剛剛過去,在一片頌揚偉大復興的樂音聲中,若說有任何令人百思不解的雜音,或許就是此刻的中共為何「向左轉」?特別是為何要美化文革?

  • 「比文革時可怕」歷經大陸疫情爆發 男嘆:撿回一條命

    「比文革時可怕」歷經大陸疫情爆發 男嘆:撿回一條命

    第二波類包機上月20日返台,200餘人分別至新竹縣、市兩處檢疫所集中檢疫,檢疫14天即將期滿,其中一名自湖北返台的林姓男子透露,檢疫所環境很好,每人1間套房,每日必量體溫,他經歷封城、檢疫的過程,對於此段經歷也心有餘悸,「快要解脫了!」  林姓男子1月初前往武漢市周邊城鎮探親,當時尚不知疫情嚴峻,但隨著新冠肺炎自武漢擴大,甚至封城後,他發現管制變得嚴格,親友、鄰里聞「疫」色變,當地情形「遠比外界知道的嚴重」。他舉例,湖北簡稱為「鄂」,車牌只要有「鄂」字,幾乎都不敢開車出門,以免被砸、被攻擊。  自封城後,儘管林男親友住在鄰近武漢鄉鎮的鄉下,也幾乎每100公尺就有人管制,親友中有歷經文革時的長輩,也直呼「比文革時可怕」。林男說,幸好親友住家旁邊就有菜園,親戚間也有人養豬,湊合著過日子,完全不敢外出買菜。在得知類包機訊息時,大陸東北又爆發一波疫情,他在前往上海路上,也全程戴口罩,精神十分緊繃。  林男說,下機後搭上遊覽車,才知道是要前往哪個檢疫所,林男也透露,檢疫生活很單純,不過環境舒適,配置有衛浴、電視、飲水機等,設備也很新穎,每天定時量體溫,時間一到就有人送餐到門口。  由於檢疫所管制嚴格,林男也表示,目前檢疫待了13天,僅有前幾天透過窗戶看到疑似醫護人員離去的身影,不然「完全見不到人影」,電視僅有22台,手機雖能上網,不過收訊不佳,他每天靠著洗衣服、拖地、偶爾與親友電話聊天等方式,打發這兩周的時間。  林男說,歷經大陸疫情爆發封城,返台再獨自檢疫14天,他有「撿回一條命」的慶幸,也渴望重獲自由的日子。

  • 自稱高中生致信方方 引爆陸輿論

    自稱高中生致信方方 引爆陸輿論

     武漢作家「方方日記」在疫情期間爆紅,大陸一位自稱高中生的讀者,寫給方方一封公開信,以各種比喻指桑罵槐,批方方不傳遞疫情中的「正能量」,不懂得家醜不外揚的道理,奉勸方方「端別人碗,要服人管」;方方則以自身年少經歷過文革的生命經驗,建議這位「高中生」清理腦中毒素,學會獨立思考。由於該信文風笑裡藏刀、陰陽怪氣,輿論一面倒認為這只是假高中生之名,躲在背後對方方的明槍暗箭,也引發很多大陸網友改以不同身分或方式回信,內容充滿批判與反思。  〈一位高中生給方方阿姨的信〉引爆大陸輿論場,該文刻意以懵懂姿態,引述政治老師、媽媽、朋友、網友的說法或比喻,反詰方方。如「一個好友打電話來,我和她說起您日記。她說,您日記是真實,但有些真實不是什麼場合都能說,她打比方,說某個小姑娘家裡來了客人。正當賓客興高采烈時,小姑娘突然當著眾人的面說『爸媽晚上動靜太大,我一夜沒睡好』。父母尷尬不?」批評方方日記「把家裡好的孬的一股腦都端到大街上了」。  文章還寫到,「父母天天對我好,自己卻渾然不知,還對父母說三道四,埋怨這不好、那不好,真是禽獸不如啊!我該記著父母做的飯,身上穿的衣!您說是不?」、「我小時候,母親告訴我,吃人飯,要說人話,端別人碗,要服人管。方方阿姨,您穿誰的衣,您端誰的碗?」、「是不是年齡大了,作家應有的激勵人、鼓舞人的使命都忘了?」  此文引爆大陸輿論,有知名微信號作者評價該文「陰陽怪氣,笑裡藏刀,刻毒詛咒,缺乏倫常」,是拿孩子的手在放冷槍。  當晚方方也在日記中回應,分享她從11歲到21歲經歷了文革,若在高中生的16歲年紀時,有人告訴她文革是場浩劫,一定會豁出去跟他爭個頭破血流,但幸虧後來考上武漢大學,才知道獨立思考的重要,「改革開放的前十年,幾乎是我自己和自己鬥爭的十年。我要把過去擠壓進我腦子裡的垃圾和毒素一點點清理出去」。  方方建議該高中生練習自己與自己的鬥爭,「每清理一次,就是一次解放。一次次的解放,會把一個僵化麻木帶著鏽跡的螺絲釘,變成一個真正的人」。

  • 太入戲!紀錄片重現文革批鬥現場

    太入戲!紀錄片重現文革批鬥現場

    人究竟有多容易被集體改變?為了拍攝以文革為背景的電影,大陸導演葉京想讓年輕演員體驗文革時期,將演員都關進與世隔絕的工廠裡,天天背毛語錄、模仿文革時期的舉止話語。然而演員們的「入戲」,卻意外再現了60年到70年代文革時期的批鬥現場。當「鬥私批修」、「自私自利」的罵聲此起彼落,不由的讓觀者也毛骨悚然,猶如德國電影《惡魔教室》的劇情,竟然在紀錄片中真實上演。 原是要拍攝電影幕後演員生活狀況紀錄片的導演董雪瑩,後來將這段真實發生的事件剪輯成《入戲》,近日將於城市遊牧影展播映,「這部片對我來說是個意外,也帶給我許多的痛苦和負罪感,畢竟演員們都不希望在螢幕上呈現這樣的一面。不過我想呈現的是,在集體主義下,人是可以在短暫的時間內產生異化的。」 董雪瑩跟著這些演員先在北京培訓兩個月,每天看文革時期的影片、聽葉京描述當年的事,重新認識這段歷史。一開始演員們練習喊口號、比著動作時,還頻頻笑場。文化大革命,似乎對這群80後90後演員而言,是非常遙遠的事情,「大陸的課本上是沒有講文革的,這段歷史是被刪掉的,我以前也只有聽過發生什麼事。」 然而當演員們被關進模仿文革時期佈置的山上的兵工廠裡,過著不能使用手機、電腦、網路對外聯絡,也不得請假的文革體驗生活時,原先還覺得好笑的服裝、道具和口號動作,似乎變得愈來愈真實。當其中一名演員江思遠企圖以家人生病為由請假,因而危及電影拍攝時,氣氛急轉直下,上演了殘酷的批鬥現場。其他演員給他帶上高帽、身上掛著「打倒江思遠」的牌子,眾人邊罵邊哭,說各自為拍這部電影的犧牲與付出,甚至伸出手打了他的頭幾下。 董雪瑩表示,後來葉京看過批鬥的影片之後,才讓演員們知道他是故意要他們經歷這段批鬥,「他後來也帶演員去山下喝酒,說了一些感人的話。」最後葉京的文革電影因為一些原因沒能上映,但對於衍生出的紀錄片《入戲》,葉京很滿意,認為自己真的透過這群演員重現了真正的文革感受。 雖然後來葉京的確激化了更多批鬥事件的產生,但董雪瑩表示,第一次的批鬥情緒非常真實,「當時對所有人來說都是個意外。原本江思遠要為家人請假的事其實沒人知道,副導演原本也有意私下讓他回去一趟,但正好江思遠向導演提了請假的事,導演可能是看到了恰當的時機,讓第一段批鬥很自然的發生了。」 董雪瑩在最後結局收錄一段四川中學生們擔任臨時演員的反應,「這些學生們一開始跟著演員喊口號也覺得好笑,都沒有進入情境,後來很快的卻像化學反應,有的學生們甚至哭了出來。」 《入戲》曾入圍2018年的FIRST青年影展,但自從那之後就再也沒有在大陸播映過。董雪瑩表示,後來江思遠私下跟她聯繫,「他的母親看到紀錄片的新聞,受到影響。我答應他,從此再也不在大陸播出,也不再接受採訪談這部片。這次是因為在台灣首映,才特別答應採訪。」

  • 文革時手抄紅樓夢 馮老視如生命

    文革時手抄紅樓夢 馮老視如生命

     「我對這部抄本《紅樓夢》真愛到如同自己的生命一樣!」大陸知名紅學家馮其庸22日於北京逝世,享年93歲;其一生致力於紅學研究,並甫於1月19日由青島出版社推出《瓜飯樓抄庚辰本石頭記》,這部50年前因深怕文革讓珍籍失傳,祕密抄寫的「馮抄本」,不僅別具時代意義,並在馮其庸研究紅學上頗具指標性。  《石頭記》清代抄本傳世至今有庚辰本、甲戌本、己卯本等10餘種,其中名為「庚辰本」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與眾多版本相較之下,不僅年代較早,文字也最為完整;不僅保留曹雪芹的《紅樓夢》原著,並有脂硯齋批語2000多條,版本價值最高,極為珍貴。  回想當年手抄動機,馮其庸生前曾透露,過去在文革時期,非常擔心此一珍貴抄本將灰飛煙滅,紅學研究脈絡有斷絕之虞;他便決定冒險照原有的庚辰本再抄一部,每日深夜家人入睡後,他即開始嚴格自我要求,按照原著的格式逐字抄寫,歷時7個月完成。  除別具時代意義外,馮其庸手抄完這部《紅樓夢》後,也對《紅樓夢》有進一步地重新認識。馮其庸曾說:「曹雪芹為了使整個故事完整,同時也為了讓世人把它當做一種茶餘飯後的小說來看,不要隨意看透他自己的心意,所以他要掩蓋自己。」  此後,在馮其庸眼中,《紅樓夢》既是小說,也不完全是小說,它跟一般純粹以故事為內容的小說不同,曹雪芹將自己的家庭和與親戚間的遭遇,巧妙隱藏該書的情節當中。

  • 晚清最後名臣 文革時卻被鄉親挖墳辱屍

    1966年秋天,在那個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浪潮下,當至聖先師孔子的墓,都被人搗毀之後,安葬在河北省南皮縣的晚清名臣張之洞,也沒有逃脫厄運。當時的紅衛兵不顧當地人的阻攔,執意要毀掉這個「洋人的奴才」、「晚清的賣國賊」的墓地,並且要將「他」遊街示眾。 當他們終於打開墳墓之後,看到的景象,讓在場的人都感到驚奇,據當時在場的農民張執信回憶說:「只見張之洞面如活人,幾縷銀髯飄灑胸前,頭戴官帽,嘴含一個大珠子,身上蓋了六七層被。隨葬品有一把小梳子,一塊懷錶,一架眼鏡,兩個鼻煙壺,硯臺、珍珠、金銀、字畫等珍貴文物四十餘件。」 紅衛兵將張之洞和他夫人的屍體扔在牆邊,任人踢打和毀壞,最後又將這兩具屍體,倒吊在荒野暴曬,經過兩個多月之後,人們漸漸地淡忘這件事,才有人偷偷將張之洞的遺體掩埋起來。張之洞,河北省南皮人,號香濤,因後來官至湖廣總督、兩廣總督,還協理過兩江總督,所以人送美稱張香帥。 張之洞做為晚清洋務運動最後的元老,更是和晚清最後的命運綁在了一起。在他進京和慈禧的會面中,據《花隨人聖庵摭憶》和《金鑾瑣記》記載,二人見面之後,相顧無言,只是痛哭流涕,蓋因為當年張之洞進京赴考,是當時垂簾聽政的慈禧欽點他為探花,那一年張之洞26歲,而再次進京已經67歲了。 【本篇文章非正式學術論文,如有不同史實觀點,歡迎留言指正】

  • 楊絳成就璀璨 卻曾嘆:世界與他人無關

    著名作家、翻譯家楊絳今天凌晨在北京病逝,享嵩壽105歲。通曉英文、法文與西班牙語的她,最為人知曉的作品即是在歷經文革後出版的「唐吉訶德」譯本。 楊絳的一生雖有著輝煌的文學成就,卻歷經文革和喪夫喪女之痛,她曾在百歲時寫下「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認可,到最後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與他人毫無關係。」 楊絳是江蘇無錫人,於1911年7月17日出生於北京,本名楊季康。與辛亥革命同齡的她出身名門,不僅在文學上開闢自己的一方天地,還因與文史大家錢鍾書的婚姻而備受艷羨。 楊絳1932年在蘇州東吳大學畢業,雖曾獲得到美國留學的機會,但熱愛文學的她,選擇報考北京清華研究院外國語研究生,並認識了錢鍾書。兩人在1935年結婚後同赴英國、法國留學,並生下女兒錢瑗。 兩人在1938年攜女返回大陸後,楊絳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外語系教授、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當時正值學術生涯顛峰的她開始學習西班牙文,並著手翻譯西班牙名著「唐吉訶德」,但書稿未完全翻譯,便在1966年遭遇到文化大革命的摧殘。 文革期間,楊絳被視為「反動學術權威」甚至被剃了「陰陽頭」,和錢鍾書一起被劃分為「牛鬼蛇神」,兩人陸續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幹校」。 當時兩人仍私密相會,相互支持才得以度過文革。夫妻倆伉儷情深,錢鍾書生前更曾稱楊絳是「最才的女,最賢的妻」。 而在文革時,她所翻譯的稿件都被視為「黑稿子」曾被沒收、丟棄在廢紙堆中,所幸在文革結束後,仍保有書稿,她所翻譯的「唐吉訶德」才得以在1978年出版。 楊絳所翻譯的「唐吉訶德」不僅是目前的譯本中發行量最多的,更曾讓她獲得西班牙國王致贈的「智慧國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勳章」。 而歷經文革的摧殘,好不容易重獲自由的楊絳卻在1997、1998年相繼遭遇丈夫與女兒過世的打擊,從此便深居簡出,直到92歲高齡,才重新提筆,寫下膾炙人口的散文集「我們仨」。 這本散文集講述她與丈夫、女兒生前最後一段時光,並回憶許多夫婦二人當年遊學歐洲,以及歷經中共建政後的種種往事。 楊絳100歲時曾寫下一篇至今仍在網路上熱傳的文章「一百歲感言」。 當時,她在文中寫到「我們曾如此渴望命運的波瀾,到最後才發現:人生最曼妙的風景,竟是內心的淡定與從容…我們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認可,到最後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與他人毫無關係。」似乎也為自己的一生寫下註解。1050525

  • 資深媒體人:黃清龍》台灣是文革受益者

    前天5月16日,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50周年,大陸官方沒有任何公開紀念活動;後天(5月20日)是中華民國第14任總統副總統就職日,蔡英文將如何界定兩岸關係,舉世矚目。516和520,兩個原本毫無關連的日子,卻因為2016這個特殊年分,有了微妙的連動。 文革發生在大陸,看似和台灣沒有關係,其實不然。首先,10年文革讓大陸窮到差點被開除(地)球籍,卻也讓周邊鄰國有了發展空間,包括台灣在內的亞洲四小龍能夠崛起,多少是拜大陸「鎖國」之賜。其次,有了文革作為對照,讓台灣這個蕞爾小島一躍而為中華文化的繼承者,餘蔭傳衍至今。大陸人士來到台灣,看到文明有序的社會運作,常常感嘆:「台灣沒有經過文革破壞,保留了完整的中華文化傳統!」能說文革和台灣毫無關連? 文革也讓蔣介石的歷史評價得到翻轉。1949年蔣介石倉皇退守台灣,當時美國已經放棄他,軍民士氣極度低迷,因為韓戰爆發、美國協防這才轉危為安。文革發生1年後,蔣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在台灣推行儒家思想與國學復興,自此蔣的「文化復興」與毛的「文化革命」成為鮮明對比,蔣介石成了龍應台筆下「失敗者的光榮」的代表,傳統的「成王敗寇」因此有了迥然不同的意涵。 正因為蔣介石守住台灣,當大陸天翻地覆搞鬥爭時,台灣埋頭苦幹搞建設,才有了後來的經濟奇蹟與民主成就。至今總統民選20年出現3次政黨輪替,兩天後也就是文革發生50年後的第4天,蔡英文即將就職成為中華民國第14任總統。這是文革與台灣的另一種歷史關連性,某個角度看,台灣其實是文革的受益者。 10年文革,顛覆了大陸從政治、經濟,到文化、社會,乃至於家庭及個人,許多受害人同時也是加害人。或許正因為受害與加害太深、太複雜了,又牽涉到毛澤東的歷史功過與中共一黨專政的合法性問題,自1981年對文革定性後,大陸官方即刻意隱諱有關文革的討論,也從未允許徹底檢討、反思毛的責任。今年是文革50年,如此重要的時間點,官方媒體一片噤聲,直到516當天深夜12點,才透過《人民日報》官方微博,發表題為〈以史為鑒是為了更好前進〉的評論文章,表明當今領導人決不允許文革重演的立場。 文革會不會重演?如果拿50年前的環境和今天對比,應該很少人會有此擔心。當年大陸與外部世界完全隔絕,一切資訊被官方壟斷,經濟上也是一個封閉的自我循環體系,毛澤東要關起門來搞鬥爭,不管範圍多大、影響多少人,基本上與外部世界無關,外界也無從去介入(譬如實施經濟制裁);但如今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每年有上億人出國,與世界的關係緊密相連,加上互聯網如此發達,文革是不可能重演了。 文革很難重演,卻不能說文革的影響就已經消失。由於缺少深刻反省,沒有「轉型正義」的過程,文革的遺毒還在神州上空飄蕩,並周期性發作。這幾年大陸經濟起來了,道德與人性卻更加沉淪,體制的沉痾也積重難返;近期喧騰網路的魏則西事件、雷洋事件,正凸顯問題所在。這也構成兩岸深一層交流的障礙,因為體制與文化、文明上的差異,讓台灣人很難認同兩岸是一家。 有人說「不到台灣,不知道文革還在搞!」這雖是對台灣民主成就的反諷,但不能否認經過20年的民主發展,台灣的民粹風氣越來越盛,政治人物目光短淺,朝野惡鬥無日無之,國家競爭力越來越退步。當我們批評大陸不願反思文革時,或許也應該想想:台灣作為文革的受益者,能夠從文革得到什麼教訓?

  • 《四書》反思文革 閻連科被讚有膽識

    《四書》反思文革 閻連科被讚有膽識

     大陸作家閻連科以2011年發表的小說《四書》入圍2016布克國際獎,這也是他繼2013年以《受活》入選最後名單以來,第二次獲提名;在大陸有「禁書作家」之稱,閻連科勇於挑戰中國敏感議題的寫作,被布克獎評審譽為「中國最有膽識的健在作家之一」。  《四書》是大陸文壇少數以文革前1950至60年代大饑荒為主題的小說,描寫中國北部一個勞改營,在大躍進時期一群知識分子的經歷,在饑荒之下,知識分子放棄了天賦和道德倫理,面臨吃人肉的處境。在《四書》之前,閻連科的《為人民服務》、《堅硬如水》,也都觸及了敏感的文化大革命議題。  和閻連科許多爭議作品一般,《四書》雖是他自認近年來「最滿意」的一部小說,但在大陸卻曾投了20多家出版社、都遭拒絕出版。如今中文版僅在香港、台灣得以上市,儘管如此,閻連科日前在香港接受採訪時仍強調,審批制度令中國50、60年代作家的創作瀕臨枯竭;適逢今年為文革50周年,他認為文藝作品對於文革的討論越多,反思越深刻,中國也會朝更好的方向邁進,如果避而不談,中國只會倒退。  閻連科自言最感興趣的題材,是人們如何在極端環境下求生,而對文革的探討,正好可以反映國家知識分子如何看待歷史。他在寫作《四書》時,完全不考慮能不能在大陸出版,而最新作品《日熄》暗喻紛亂的現代中國社會,卻讓他改了又改,並認為他的同代人「誰都已筋疲力盡」,強調面對自身黑暗歷史,實為大陸作家開展創作空間的當務之急。

  • 台灣的類文革氛圍

     今年適逢文革發動50年,反思文革、避免各種形式的新文革,是兩岸當局的重責大任。  1966年5月1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發表了一篇文告,從此展開了鋪天蓋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嚴重災難內亂的「十年浩劫」。  我去過四川成都,到訪過百花潭公園內的巴金紀念館。巴金在成都出生長大,是中國當代文壇的巨匠,有「人民作家」的稱號。他於文革時被關進牛棚,強迫勞動,晚年念念不忘籌設一個文革紀念館,可惜因為種種因素,時至今日尚未實現。巴金為自己在文革時做了順民而深感內疚,晚年提倡「說真話」,並貫徹於其作品之中,充分展現出知識份子的風骨,堪稱中國文人的良心。  我在東吳大學教過一個香港僑生,一度以為她是廣東人,後來才知道她是香港的「外省人」。她父母就是在文革後對中國徹底失望,才決定離鄉背井到香港定居的。這個學生的父母是湖北人,年輕時碰上文革,當時內心滿是憧憬,還為了一睹毛主席的風采,拍拖從湖北農村走到北京天安門。  可是誰也沒想到,最後文革帶來的戕害竟如此巨大,變成大家出於個人私慾,假借文革之名,殺紅了眼似的去剷除異己,批鬥無辜。文革利用了年輕人的無知與熱情,煽動了一切無理殘忍之事,暴露了人性最醜惡的一面。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簡而言之就是一場意識形態鬥爭,去儒去孔,堅持公有制。台灣現在的台獨勢力亟欲去蔣、去中國,這個氛圍竟與大陸50年前的文革有幾分神似。蔡英文總統上任在即,對岸的殷鑒不遠,不可不慎。(作者為東吳大學英文系主任、林語堂故居執行長)

  • 文革造就狼性 卻是黃怒波揮不去夢魘

    如今家財萬貫的中國大陸富商黃怒波說,文革造就了他和他那一代的狼性,奠定大陸崛起的基礎,但他害怕歷史可能重演。 黃怒波的父親被貼上反革命分子標籤,後來在獄中自殺,他自己,卻在文革時當起了批鬥別人的紅衛兵。 法新社報導,黃怒波是大陸最富有男人之一,閒暇時喜歡登山,曾3度征服聖母峰;在海外,他則曾因想收購冰島部分國土引發爭議,而廣為人知。 但筆名為「駱英」的黃怒波,其實還出過兩本關於文革的詩集,描述他在毛澤東時代、50年前的今天開始的文革時期,親身經歷過什麼。 黃怒波的父親是軍人,國共內戰時為共產黨打過仗,後來卻淪為毛澤東整肅下的受害者,終至下獄、飽受折磨。他一點一點偷藏起藥品,再一次服下致命藥量自盡。那年,黃怒波還只有3歲。 黃怒波的詩裡描寫過這麼1段:「他們把他埋在荒灘時 他還睜開了眼睛。」 「因為是敵人 不配享有墓碑 因而父親像一條狗無名地腐爛。」 黃怒波在寧夏北部的村子裡受盡屈辱,幾年後文革爆發,他當起了狂熱的紅小兵。1首詩裡,他描寫著當時用小小的「鐵拳」狠揍地主,「老地主無聲無息後我們列隊高唱毛主席語錄歌曲回程 第二天 我看見老地主的兒女們撒著紙錢抬著一口棺材」。 鄰人彼此批鬥,同儕互相鬥爭,孩子批判父母,那是段受害情結和共犯結構錯綜複雜交織的時代。 黃怒波告訴法新社:「我是受害者,是參與者,也是加害者。我批鬥別人,也被人批鬥。」 他第2本書的最後1行寫著:「對活過文化大革命的人而言,無謂去知道誰是人,誰是鬼。」 他還在北京大學說過:「我們都是魔鬼,包括我自己在內。」 大陸最近數十年揚棄毛澤東思想,引進市場力量,而黃怒波認為,大陸之所以崛起,都要歸因文革時最具破壞性的遺緒奠下根基。 他解釋說:「文化大革命教會我這1代,想活下去,就得表現得像狼。」 文革摧毀了舊價值,「贏者全拿、打敗某人你就是英雄、有錢你就對」的信仰取而代之。 而黃怒波自己的一生起落,活脫就是共產黨歷史的翻版:他離開中共中央宣傳部,走上資本主義之路,一手打造了中坤投資集團,從而致富。 根據大陸胡潤富豪榜,現年59歲的黃怒波身家估計有13億美元。 但他最終沒能找到父親遺骨,只能把父親的名字,刻在有了錢後,他為母親造的墳上頭。 那年代的恐怖漸漸為人遺忘,某些領域甚至縈繞起懷舊思想:電視節目裡的下放青年生活,被披上浪漫的外衣,大陸各地還有50多間文革相關博物館。 而本月稍早大陸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辦文革周年音樂會,會上卻播放文革時期的「紅歌」,惹來爭議。 黃怒波批評這種粉飾歷史的作法:「如果我們繼續這樣,不反省過去,就會發生另1場文革。」 「如果留下來的印象是文革很浪漫…大家不會怕再次訴諸暴力。」 黃怒波深覺,作為1名詩人,自己有責任記錄見證過的歷史。 「當你回過頭來,看看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你會反思過去,懷疑自己走過的那些夢魘,究竟是對還是不對。」 「但那帶給心靈的傷害,卻是一生都無法抹去。」(譯者:中央社鄭詩韻)1050516

  • 文革爆發50年 學者籲公開審視

    -大陸文革專題之11今年是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爆發50週年、結束40週年。對於這段歷史,學者呼籲北京當局開放民眾討論,呈現歷史真貌。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丁學良在文革發動50週年前夕接受中央社記者專訪時,呼籲中共領導層開放社會討論文革及出版相關資料,這樣才能呈現這段歷史的真貌。 他說,當前大陸社會在文革問題上不是反思夠不夠的問題,而是中共領導層不讓反思;最近幾年,大陸方面基本上不准許出版文革的重要史料,也不准媒體和教育界討論。 丁學良說:「你只要允許人家反思、研究及出版相關書籍,尤其讓媒體及教育界討論有關問題,那麼,人們對文革的反思就會愈來愈全面,愈來愈符合歷史。」 他認為,大陸方面至少應該恢復到1977至1989年之間的狀況,讓經歷過的人把當時的情況和過程講出來,搶救這些珍貴的文革資料。 丁學良表示,有文革經歷的人愈來愈年長,有些已去世,有些也許記憶不清,這是可悲的事,將導致文革史實消失。 在這個問題上,專門研究文革的香港嶺南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陳皙博也發出相同呼籲。 陳皙博說:「文革本身是一場災難,但如果解釋清楚和認識這場災難,對往後發展有反省作用,比如德國對納粹的反省,可免於再犯。」 但他說,中共當局全面否定文革,卻禁止深入討論和反省,可能是擔憂討論後,人們最終歸咎中共須負責,因此不讓反省。 對於文革對大陸所造成的破壞,丁學良和陳皙博的看法也是一致的。 丁學良說,文革對文化的衝擊不僅是對中國文化的衝擊,還包括對來自海外很多好的文化的衝擊。可以說,10年文革將之前的所有文化包括本土及外來的,全部批判。 陳皙博認為,文革10年期間,大陸文化學術基本停頓,沒有博士或碩士生,以致1980年代教書的老師出現斷層。 在社會科學方面,文革之前,中國大陸已有很多方面消失了,如政治學、心理學;文革出現後,情況更加嚴重。 此外,文革本身對中國文化就是極大破壞,儒學被禁,孔子被打倒,寺廟、博物館也遭破壞。 不過,兩位學者都認為,中共方面已汲取了文革的教訓。 丁學良認為,共產黨汲取了文革很多教訓,它只是不說給外界聽,也不公開承認;而中共領導人是不會希望文革再次發生的,這對共產黨的領導影響太大。 但他覺得,中共還是用了文革的一些手段。比如說,當局對知識分子、外部文化的批判,以及對意識形態的控制。 陳皙博指出,如果沒有文革,大陸方面就不會有改革開放政策;改革開放是對文革的一種強烈反應。 他說:「就是說,文革在哪些方面造成破壞,就在哪些方面重新建立。」 他並認為,中共方面還用了文革時的一些手段來治理大陸。2005年左右,大陸方面推出大學生「村官」運動,這顯然是運用了文革「上山下鄉」的經驗,推出類似措施。 但不同的是,文革時「上山下鄉」是向工農兵學習,今天的大學生擔任村官則是政府給錢讓大學生下鄉管治鄉村,協助村民脫貧。 因此,可以說,「村官」運動是對「上山下鄉」進行現代化的演譯,是文革的翻版。 展望未來,丁學良認為,雖然文革不會完全消失,但會愈來愈淡化,除非大陸到了某個時間,政治上變得更開放,拿出當年的資料重新出版、討論,就像台灣的「二二八」事件。 他說,文革未來若如同「二二八」這樣允許討論和蒐集資料,就可以處理。1050516

  • 文革50週年 新疆荒漠的文革標語

    -大陸文革專題之14文革時代,「毛主席萬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這些話,總是出現在刺耳的喇叭聲裡。幾十年後,這些話卻化成一堆碎石,靜靜地躺在新疆遼闊的無人荒漠裡。 1976年文革結束時,才1歲的雎安奇,還是新疆烏魯木齊一個普通人家裡的小男孩。39年後,他透過無人機,拍下了荒漠裡這些當年令大陸人激動、如今卻被遺忘在記憶深處多年的大字標語。 「心裡有著深沉的虛無與傷感」,身為中國大陸獨立導演的雎安奇,這樣形容著自己第一眼看到這些在地面上、大到分辨不出是什麼字的標語時,內心的真實感受。 在新疆哈密市區東南方約55至75公里的碎石灘地上,分布著1968年由中共解放軍航空學校動員人力,堆放出來的「毛主席萬萬歲!」、「為人民服務」、「只爭朝夕」、「向鬥爭中學習」、「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共5組文革標語,作為飛行訓練的座標。 然而,在地面上,這些標語只不過是比旁邊高出約50公分的碎石。但每個字的長寬,都接近50公尺。因此,人站在這些標語旁,很難看得出它們原來是一個個的大字。但一到高空,在光線折射下,這些碎石,便鮮活地呈現在眼前。 這些當年懾人的標語,2015年被雎安奇拍成了短篇電影「大字」,今年3月在北京一家畫廊首映,讓外界首度發現,在新疆的荒漠裡,原來還躺著這些文革的遺跡。而這5組標語分布的面積,甚至接近一個台北市那麼大。 這些標語,字大、佔的地方大。但身為一個幾乎未曾經歷文革的藝術工作者,雎安奇透過影像呈現文革的事物時,有著自己的想法。 雎安奇的父母親,是文革時代響應中共墾荒政策而移居新疆的知識青年,也讓祖籍南京的他,卻誕生在幾千公里外的烏魯木齊。而他的祖父輩中,則有人遭受過政治運動的衝擊。 因此,雎安奇雖然是位「70後」(1970年後出生),卻聽過不少長輩流傳下來的文革故事。然而,自己從小具備的藝文涵養,以及學電影出身的專業,讓他在製作「大字」這部電影時,有著不同的思考角度。 「大字」是一部全長只有17分鐘的短篇雙屏電影。因為是雙屏,所以分為兩個畫面,一邊是這5組巨型標語,另一邊則是同樣發生在1968的全球歷史畫面,像是毛澤東、美國黑人運動領袖金恩、美國總統詹森,以及文革群眾運動、布拉格之春、越戰等事件。 「我想用另一種角度,感受文革這個逝去的年代」。在中共仍視文革為一定程度禁忌的這個時代,雎安奇並沒有打算直接挑戰,而是選擇用Google Map也能找得到的衛星畫面著手,呈現這片文革的遺跡。再用同一時期的歷史畫面,襯托那個曾經發生巨變的年代。 雎安奇說,文革對中國的影響,至今依然存在,有過扭曲,也有過重建。而他的童年,正是中國社會在文革後的重建過程。直到今天,每個人感受到的,都只是它的一部份。 「我的電影,呈現的也是那個年代的一部份」,雎安奇這樣為自己的這部短篇電影,小心地作註解。1050516

  • 文革爆發50週年 文化傷痕欲言又止

    -大陸文革專題之15不少的中國大陸計程車司機是很好的社會觀察者,尤其是在遇到堵車時,他們的感想往往源源不絕。 一回,搭計程車,司機大哥聊起,他的幾個哥哥要從國外回上海探親,一個是醫生,一個是教授,一個是…「你的哥哥都很棒啊」,隨口接了句話。 沒想到,萍水相逢的司機大哥突然感嘆起來說,其實這幾個都是他的堂兄,是大伯家的孩子,「他們家有機會就把孩子送去念書」。他接著說,「我家書念得少。我爸爸也沒錯啦,就是當年政府說什麼,就聽了。」 196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火焰點燃後,知識分子一直是文革的主要目標。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在發動文革之初就鼓勵全民造反,不僅政治上出現動亂,教師被鬥死,所有大學關門,教育系統幾乎被毀滅。 上述年約50歲上海司機對家族現況的不經意回顧,正反映了毛澤東和共產黨曾號召年輕人「打、砸、搶、燒」,「造權威的反,造傳統的反」,在此時代中成長一代的不同面容。 法蘭克福弗洛伊德研究所(Sigmund Freud Institute)心理學家托馬斯‧普倫克斯(Tomas Plankers)曾說,中國大陸民眾仍生活在10年動亂遺留下來的心理創傷之中 普倫克斯認為,文革話題可以從個體記憶和公共討論中消失。但這不會改變一個事實,那就是它將繼續存在於無意識中。德國大屠殺已有證據表明,在心理上的後果並沒有在一代人後消失。這些後果在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延續,仍停留在文化的某些方面。 2012年中國大陸「新周刊」375期寫下「人人在台灣看到的最美風景是人」。不久之後,大陸青年作家韓寒在「太平洋的風」,寫下自己在台灣一連串遇到好人的經驗:朋友的眼鏡壞了,陪朋友在兩家非常普通的路邊眼鏡店配眼鏡,都遇到貼心幫助他朋友的好老闆;手機掉了還能找回,而且是計程車司機主動把手機送回飯店。 大陸接連幾篇描述台灣「人好」的文章刊出後,從此,台灣的人情味、深植在生活當中的中華文化底蘊,成為吸引大陸旅客來台旅遊的一大賣點。 一名在大陸工作的台籍幹部對中央社記者說,他接觸的大陸同事中,有一部分人,不算少數,到台灣旅遊是希望遇到韓寒說的「太平洋的風」,就是遇到好人好事,因為他們在大陸沒遇到過。 有年輕媽媽帶著孩子到台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上海辦事處索取台灣觀光資料時,輕聲對孩子說,「我要帶你去看什麼是禮貌」。 有剛從台灣回到上海的大陸民眾帶著興奮的語氣對中央社記者講完在台北問路的經驗後,接著若有所思地表示,「台灣社會相信人…因為你們沒有經歷那個時期,而且你們有宗教信仰,相信善」。 「太平洋的風」寫了台灣不同角落的好人,在結尾則以不點名的方式提到文革的影響: 「這篇文章裡不想談論什麼政治和體制。作為一個從大陸來的寫作者,我只是非常失落。這些失落並不是來自於這幾天淺顯的旅行,而是一直以來的感受。我失落在我生存的環境裡,前幾十年教人兇殘和鬥爭,後幾十年使人貪婪和自私,於是我們很多人的骨子裡被埋下了這些種子。」 「我失落在我們的前輩們摧毀了文化,也摧毀了那些傳統的美德,摧毀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摧毀了信仰和共識,卻沒有建立起一個美麗新世界,作為晚輩,我們誰也不知道能否彌補這一切,還是繼續的摧毀下去。」 在文革結束將近40年後的今天,不難聽到大陸民眾在日常生活中提到對文革遺留問題的反思。但如果不是和熟朋友聊,他們似乎很少直接說出「文革」二字,比較常聽到的代名詞就是「那個時候」、「有段時間」。 這是一種奇怪的現象。 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11屆中央委員會第6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化大革命進行了官方正式否定。也就是,中共中央早在1980年代就做出一個徹底否定文革和文革集團的決議,但這個決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政治上否定文革和文革集團,但是文革對於中國大陸的民族、社會、民眾的禍害,幾乎沒有涉及。 多年來,文革在大陸公開場合和民間都仍然是禁忌話題。這種詭異的氣氛就好像英國魔幻小說「哈利波特」故事裡,多數人不敢直呼「佛地魔」名諱。 英文短篇小說集「即將到來的道歉」(Apologies Forthcoming)是關於文革的作品,現居美國的女性作家徐軍曾在接受訪問時表示,「對文革保持沉默更多的是自願的,而非被迫的。」 她說,因為那段記憶會讓受害者感到非常痛苦,讓施害者覺得羞愧。讓人們對文革的感情更加複雜的是,很多人輪流扮演了兩種角色,「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 父母不會向孩子講述那個時期的經歷。這個原因,連同教科書對這段歷史的留白,造成了年輕一代的無知。這也正是危險的所在:因為後代並未吸取教訓,將來這種災難可能會重演。 對文革的集體沉默曾在兩年多前被短暫地打破過。 中共中央委員會機關刊物「求是」2014年1月號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切實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文章,其中「沒有解放思想,我們黨就不可能在十年動亂結束不久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開啟我國發展的歷史新時期…」引起海外媒體廣泛關注。因為,這是習近平擔任中共總書記後,首次以「十年動亂」來形容文革。 在此之前,2013年11月底,習近平在山東曲阜考察期間,參觀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並與專家學者座談。參加座談的孔子研究院院長楊朝明後來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採訪時透露,「在座談會上,習近平從正反兩方面論述,也講到文化大革命對傳統文化的戕害。」 那段時間,相當多當過紅衛兵的人勇敢地站出來,為自己在狂熱的青少年時期的所作所為道歉。 徐軍說,當時看上去,就像是2008年「即將到來的道歉」這個書名所作的預測終於成真了一樣。但很快,這個願望就破滅了。道歉的聲音很快便消失了,就像一縷青煙,外界再也沒聽到這種聲音。 文革結束將近40年以來,大陸當局對文革的研究和討論有時嚴、有時寬,即使曾經是文革受害者的當政者也會嚴控文革相關議題。而親歷文革的小市民在數十年後,對於文革的記憶有時是選擇性的。 也是搭計程車。中央社記者多年前在重慶遇到一名健談的司機,講到早年當紅小兵跟著一群人到北京的經驗,他語氣亢奮地說,「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去北京做了什麼事他沒詳細說,只記得這段聊天的結尾收在他說,「小時候沒念書,只好開出租車(計程車)了」。 其實,以非技術工人來說,出租車師傅(計程車司機)在大陸算是收入不錯的,但很巧的是,沿海的上海,內陸的重慶,中央社記者都遇到感嘆當年沒能多念點書的司機,但是該讀書的歲月為何錯過了,兩名師傅的回憶似乎都遇到斷崖。 曾先後任教美國耶魯大學政治系和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的王紹光是在1977年大陸恢復高考(大學聯考)時考入北京大學,是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北大的同班同學。他的康乃爾大學博士論文中文縮寫本1993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為「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 在書中,王紹光指出,大多數他採訪的對象仍然堅持認為,他們是受了毛澤東的愚弄才參加文化大革命,並表示他們參加這場運動是為了毛,而不是他們自己。 從20多年前王紹光對曾在湖北武漢參加文革群眾的訪談,到現在中央社記者直接或間接接觸的大陸一般民眾,他們對文革不是沒有感想,但外顯的現象是,許多人似乎只希望留下感到光榮的記憶,淡化不愉快,並合理化自己曾經的作為。 他們為什麼這樣解釋?王紹光的觀察是,「在意識的層面上,追隨者是非理性的,但在潛意識的層面上,他們是相當理性的」。他們這樣做不僅僅是因為反對毛澤東就沒有活路,必須把自己偽裝成毛的擁護者。就絕大多數人而言,他們這樣做是因為他們相信毛代表正義。「可是,他們沒有認識到,在潛意識裡,在實際行動中,他們真正關心的是自己的利益」。 弗洛依德指出,人們真正想要的往往不出現在意識中,出現在意識中的往往不是人們真正想要的。這就是潛意識。 當心中的理想與現實衝突時,對於曾經發生的文革,人們潛意識地合理化自己曾經的作為,淡化自己或上一代留下的不好記憶。但是,掩蓋,不代表沒有傷口。這仍然是所有中國人遲早必須面對的。1050516

  • 中共無法直面文革 道歉反省遲遲不來

    -大陸文革專題之10「文革遠遠還沒有成為普世記憶,30歲以下的中國人,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非中文讀者,更是一頭霧水。」流亡海外的中國大陸作家蘇曉康說,「中國人很悲哀」。 近代重大的人類集體悲劇,最為人熟知的要算猶太人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有計劃的滅族,人數約在600萬。而文革死難者人數,官方雖然沒有統計,研究者卻指出200萬到1000萬等不同數據。 蘇曉康告訴中央社記者,倖存的猶太人主要靠文字,將他們的故事變成普世經驗;文革卻因為當局不允許公開討論,以及西方新馬克思主義者讚美「文化革命」,至今文革的真相與教訓仍不能廣被認識。 對一些西方左派學者來說,文革這種社會改造的實驗是新鮮的東西,福柯(Michel Foucault)、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巴迪烏(Alain Badiou)等,都曾對文化大革命有過肯定之語。 曾任教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的教授郭建撰寫「人還活著,他已經死了:一個中國人眼中的福柯」一文,根據這篇文章,福柯認為文革時的中國國家機器「教育群眾,給群眾政治訓練,開闊群眾的政治視野,豐富群眾的政治經驗,以至於群眾自己就可以決定『我們不能殺這個人』或者『我們必須殺死他』」。 郭建批評,福柯對中國認識不多,自己沒有經歷過令人膽戰心驚的「群眾專政」,一邊享受法國政府對人權和言論的基本保障,一邊進行對人道主義的批判。 某些人對文革持有浪漫化想像,但文革的「惡」卻是無法迴避的問題。 蘇曉康曾是1980年代大陸報導文學的代表人物之一。1988年1989年間,因拍攝電視節目「河殤」續集,有機會了解中國知名黃梅調演員嚴鳳英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他說和劇組悲痛得吃不下飯。 1968年,嚴鳳英被安徽省藝術學校的造反派紅衛兵逼供,加上友人的言論,她憤而吞下大量安眠藥自殺。軍代表劉萬泉來了以後,先是要大家表態,誰也不能流眼淚,然後說嚴鳳英是國民黨特務,肚子裡有發報機,要開腸剖肚。 刀子劈到恥骨時,膀胱的尿噴了出來,劉萬泉悻悻地說:「嚴鳳英,我沒看過你的戲,也沒看過你的電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 嚴鳳英之死,沒有人承擔責任。根據嚴鳳英的先生王冠亞記述,劉萬泉被問到為什麼要這樣整嚴鳳英時,說:「文化大革命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劉萬泉還被評為「活學活用的學習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 但是,文革發動者並沒有叫劉萬全去開腸剖肚,就像沒有下令要階級鬥爭中人吃人一樣。蘇曉康認為,文革中大大小小的悲劇,背後都有毛澤東的「背書」,但個別作為也可能夾雜個人的惡性,譬如劉萬泉的行動。 他認為,文革研究中最難的,就是探討「人倫防線是如何突破」的。這個防線的突破,不是因為飢餓的生理反應,不是因為改朝換代中只能任人宰割的情境,而是「為了不被人害而去害人」引發的大規模恐怖,讓人看見「壞的制度下,人性的惡可以惡到什麼程度」。 對於人倫防線如何崩潰的問題,芝加哥大學中文部主任王友琴的研究提供了一種答案。 王友琴曾經撰寫長文分析文革鬥爭會的特色,說明在熟識人群前進行的鬥爭會,如何使被鬥爭對象失去權力、地位、自尊和信心,這種撲天蓋地的無情鎮壓,讓人民徹底恐懼且無力反抗。她形容,「鬥爭會是文革的主要景觀之一,也是文革最邪惡的一道風景線」。 在官方不道歉的情況下,許多曾在文革中迫害他人的人也不認為自己有錯,或者迴避不談。尤其文革中「加害者」與「受害者」角色往往不是個體所能控制的,甚至會彼此互換角色。 蘇曉康思索,文革很複雜,但簡單來講是恐懼,人人都恐懼「明天你會不會變成我的敵人」,這是大環境的制度使然,而制度面是中共不允許談的。 雖然1981年的中共官方文件「否定文革」,但中共至今仍不准公開討論文革及文革之前發生的大饑荒。 有一種說法是,在毛澤東剛死的時候,不能轉彎得太急,否則會造成出軌。 王友琴認為,當時處置「四人幫」的過程沒有發生流血或騷亂,是好的一面,不過是非善惡從來沒說清楚,留下大隱患;而文革已經結束40年了,不准論說文革更像是愚民政策,「沒有理由也不該再繼續」。 蘇曉康也認為,文革的結束被簡單歸罪在「四人幫」身上,讓這場大規模災難用權力復仇的方式「解決」,導致文革至今仍真相不明。 今年3月30日,中共黨媒環球時報發表社評「文革錯誤發動50週年 反思不應偏激」,強調維護中共1981年發表的決議,徹底否定文革。但對於當今主張全面反思文革的人士,又表示會「吸引了另一撥民粹主義者,匯集了當下更多不滿情緒」。而即使是這樣維護官方立場的文章,不久後仍消失在環時官網上。 近代史上,德國堪稱反省歷史錯誤的典範。德國能,中共能不能? 蘇曉康說,二戰結束時希特勒死了,德國又戰敗,德國人民比較容易跟希特勒劃清界線;毛澤東的畫像則還掛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殺害的又多是同黨和老百姓,當時中國人「同謀加受害者」的雙重身分更加曖昧。 「假如二戰之後希特勒在德國還仍然享有這樣的待遇,德國民族還能反省第三帝國對猶太人的罪行嗎?他們還有能力認識『為什麼大多數人違反最基本的道德原則,而跟著偉大領袖走』嗎?」 他認為,官方在最權威的公共空間保護著這個「象徵」,就保護了每一個文革參與者心裡的「小毛澤東」—「同謀與受害者」這個雙重身分就不會瓦解;而且,文革之後的一幕幕歷史,又一再加固了必須保住毛澤東這塊神主牌的思路,因為他就是這個政權的來源。 「其實問題沒有那麼深奧:德國民族跟著希特勒毀滅過一次,中國則沒有。」 蘇曉康主張,面對文革,首先應調查和公布真相,瞭解究竟死了多少人、有多少人受害,再談追責和寬恕。官方不想碰觸歷史傷口,認為這樣會「傷感情」、「培養仇恨」,他認為這是不對的。至於追責,「當然主要是領袖的責任」。 文革的影響並不限於中國大陸。文革目的之一是向世界輸出革命,當時中共對東南亞、南亞、非洲的共產黨積極灌輸「毛主義」並給予支持,後來經歷恐怖統治的柬埔寨便是其中之一。 毛澤東1965到1966年間曾經指派張春橋幫助柬共首腦波布(Pol Pot)起草「社會主義憲法」。1975年柬共掌權後,4年內進行激烈的社會改造,廢除貨幣、自由市場、正規學校教育、私有財產、宗教活動和柬埔寨傳統文化。 此外,赤柬逮捕殺害前政府留下的人員,消滅有產階級和知識分子,還有共產黨自己的幹部,總計造成約180萬人死亡。 1976年初,已是中共高層「四人幫」之一的張春橋訪問柬埔寨,還稱讚波布做到了中國沒做到的透過純化和清洗社會進行的革命大躍進。 2013年,柬埔寨導演製作的紀錄片「遺失的映像(The Missing Picture)」審視這段歷史,希望留給後代真相,張春橋訪柬的畫面也在其中,影片並入圍隔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王友琴認為,柬埔寨已在反思受毛主義影響的歷史,中國為什麼不能面對文革?「何況自『春秋』開始,中國一直有寫編年史的傳統」,所以,她堅持繼續寫下去。 有西方左派學者浪漫化年輕人的革命思想,認為「至少年輕人很高興」。王友琴說,這是很不負責任的說法。 曾有一名受訪者告訴王友琴,文革剛開始時,得知學校停課很高興,因為他還欠三篇作文沒交。隨著文革風潮擴大及深入,這位受訪者失學下鄉,人生只受過六、七年的正式教育,「他早就不高興了,只是當年不能講。那現在還是不能講嗎?」 她說,人對歷史沒有深刻地認識是很可怕的,「如果連對文革這樣的事情都不能反省或道歉,我們怎麼規劃將來?」這是王友琴持續文革記錄的動力,也是許多文革研究者的心聲。1050516

  • 冰島駐陸公使憶文革 小學生也陷瘋狂

    鮑德森是冰島駐中國大陸大使館公使,1975年也就是10年浩劫的文革結束前1年,他負笈北京,聽聞不少標榜破四舊立四新而打砸燒搶的故事,就連小學生也陷入極度瘋狂。 據「洛杉磯時報」(LA Times)報導,鮑德森(Ragnar Baldursson)首次抵達中國大陸是在1975年,攻讀北京大學哲學系,目前是冰島駐中國大陸大使館公使,曾出版回憶中國大陸文革的專著。 他接受洛時專訪表示,抵達中國大陸後很快與室友及同班同學打成一片,他所認識的每個人都曾經目睹、甚至參與那場高舉毛主席是東方紅的狂亂。 鮑德森說,他們訴諸於肢體的暴力,毆打老師,打破窗是最起碼的,更曾聽聞有一票小學生闖入政府辦公室,若發現女人留長髮,他們就會拿剪刀修理她。 鮑德森表示,也曾聽說人們焚書,有所學校精通多國語言的知識分子珍藏許多外文書籍,文革期間他一把火通通把它們燒光了,之後則感到後悔莫及。 文革10年浩劫終於因毛澤東逝世及四人幫垮台而畫下句點,鮑德森說,不同於總理周恩來辭世,大家哭得很傷心,像是失去了摯愛的親人故舊,當時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傳開,人們感到既震驚又害怕。 鮑德森說,他們害怕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是否中國大陸會陷入另外一場更狂亂的文革,或者是權力鬥爭。 回首這段往事,鮑德森表示,目前中國大陸老一輩的人談文革就如同上一代西歐的老人談二次大戰,都已成為歷史,人們莫不關心,數十年過去中國大陸改變太多,尤其社群媒體使訊息散播迅速。1050516

  • 文革50週年 陸媒低調噤聲不語

    今天是文化大革命爆發50週年,在境外媒體紛紛刊發文革專題報導之際,中國大陸媒體在官方刻意低調處理下對文革「一片靜默」,大陸各大入口網站首頁未見文革字眼。 但在大陸社群網站微博,以「文革50」關鍵字搜尋,仍可查到相關文章。大陸詩人高星上午發文說:「今天,文革50週年。徹底否定文革,是每一個中國公民的職責,也是整個人類的良心!」 文革爆發50週年前夕,中央社等台灣媒體,紐約時報、英國廣播公司(BBC)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等外媒,紛紛刊發籌劃已久的文革專題,以介紹歷史、採訪親歷者和學者訪談等形式呈現。 與外媒相比,陸媒在官方嚴控報導的背景下,對文革這個在大陸仍敏感的題材便顯得格外低調。 從新浪、網易等大陸主要入口網站首頁觀察,「文革」兩字在這個極具意義的日子消失無蹤。截至16日上午10時,這些網站新聞欄位最上方呈現的黨政要聞,仍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對幹部強調「從嚴治黨」的報導。 大陸民運人士王丹接受中央社專訪時曾說,習近平2月視察大陸官媒時提出「媒體姓黨」,完全看不到「法」這個字,但「媒體應該是守法,怎麼會是姓黨?」 王丹表示,不要以為文革已在大陸完全消聲匿跡,個人崇拜、用運動方式治理國家,習近平仍在做這些有文革時期色彩的事。而且中共因為沒有否定已故領導人毛澤東,至今沒有徹底否定文革。 中共黨媒環球時報3月底以「文革50周年反思不應偏激」發表社評,指文革是「錯誤發動」。這篇文章發表後曾短暫出現在新浪網首頁,但不久後被移除,官網文章頁面的連結也失效。 這篇社評強調1981年發表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代表中共及人民對文革的全面反思,文革爆發50年的回憶與反思不該背離前述決議,否則「思想動盪」就可能發生。1050516

  • 文革50周年 大陸青年:古代的事我不清楚

    文革50周年 大陸青年:古代的事我不清楚

    今天是大陸的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50周年,這段特殊年代歷時十年,從1966年至1976年整整影響一代人。但這個歷史記憶似乎逐漸流逝,有大陸媒體採訪年輕人的看法,得到的回覆卻是:不了解、没注意、不感興趣居多。 話說五十年前的今天,中共發出「五一六通知」,表示要以文化革命清洗「資產階級」。誰也沒料到就這樣搞了十年,它又留給現在什麼啟示?大陸鳳凰新聞近日就報導了關於年輕人對文革的看法,請新一代青年實際回答對文革的印象,得到了許多分歧的答案,更有人具錯誤的理解。 問年輕人能用一個詞形容文革嗎?有人不出預料的回答:瘋狂、浩劫;也有奇葩的答案:煥然一新、精神自由、理想主義。 但是得到最頻繁的形容詞還是:「模糊」,這可能代表多數新一代對文革的整體印象。而問平常生活中會談及文革嗎?清一色回覆是:不了解、没注意、不感興趣。也許文革話題相對沉重,已激不起年輕人的興趣。 此外,受訪者多表示不太會主動去了解文革歷史,加之教科書談的不多,對其理解主要還是來自於長輩與老師。 當問及對文革能否接受時?竟有人回答「古代的事情不清楚」。更有人錯誤的理解,以為文革正面的打擊了貪污腐敗。 當然,也不是所有年輕人都對文革打迷糊仗。有認真讀書的同學表示:「文革是我們現在的一面鏡子,參照我們現在的種種問題。從那裡去尋根,而不是說我們就要貼近它,去跟那個時代合流」。也有理性的學生說:「多學習政治和歷史,有個清醒的頭腦,讓這種事情不會再發生第二次」。 回想那個屬於左派的激情年代,除了中國大陸在搞文革,1968年法國也爆發有「五月風暴」之稱的學運,1969年日本東大安田講堂遭全共鬥佔據。那個時期的革命青年,現在也已近六、七十歲,他們留下了什麼?也許對當代青年來說,那已經是「古代的事情」。 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出台,標誌文革的正式開始。毛澤東以革命名義攻擊檯面主政的溫和派,試圖依靠群眾支持以重回黨內權力核心,然而未預期的社會破壞與領導層歧見,導致文革走向失控。直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以及四人幫遭逮捕後結束,持續時間長達十年。

  • 回不去了 文革時期與現今中國比一比

    -大陸文革專題之161966年的中國大陸社會處在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文革旋渦裡,數億民眾在紅海洋裡身陷無止盡的批鬥與革命。現今的中國,政治專制,經濟迎向資本主義,高喊「中國夢」。以下把50年前文革中國與現今中國做對比。 一.意識形態:階級鬥爭為綱VS兩個不能否定 毛澤東:階級鬥爭為綱 不斷發動革命 中共1949年建政以來,中共領導人毛澤東主張以「階級鬥爭」為綱,強調「無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被視為「階級敵人」,包括「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俗稱為「黑五類」,文革時期的「階級敵人」又擴大成21類。 一旦被中共定義為「階級敵人」,也就被「非人化」了,「從人籍中開除出去」,他們被規定為專政對象、人民公敵,沒有公民權,也沒有自由活動、通信、交往權利,須經常向管理者匯報行動與去向。 直至1978年底,中共才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實用主義與習近平的兩個不能否定 中共告別「一窮二白」的革命時代後,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強調推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專制,經濟迎向資本主義,高喊「不管白貓黑貓,能抓到老鼠就是好貓」,「實用主義」意識形態成為主流,這導致全民「看錢看」,民眾唯利是圖。 毛澤東與鄧小平路線與意識形態的扞格,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提出「兩個不能否定」,即「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二.街頭景象:紅海洋VS土豪金 文革社會的紅海洋 「紅海洋」是文革社會的主色調。城市或農村街頭上到處充斥紅色標語, 紅衛兵則多半穿著綠軍裝,戴紅帽徽、紅袖章。 1966年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時,每人手持紅旗與小紅書,呈現出驚人的紅海洋景象。 豪奢消費新勢力-土豪金 2013年9月,蘋果發表手機產品iPhone 5S時,打破多年只有經典黑色和白色的傳統,加了香檳金色,這款產品在大陸熱銷,被網友形容為「土豪金」,因為金色是身分和地位的象徵。蘋果說,這種顏色確實為滿足中國消費者。 之後大陸不斷出現「土豪金」物品,包括黃金跑車、浴缸、麻將、內衣、領帶、腕帶、鋼琴、面膜等。「土豪金」已成為大陸民眾展現消費實力的一種代名詞。 三.民生經濟:物物皆憑證VS光盤運動 文革時期票證下的生活 文革時期大陸城鎮居民過著「物物皆憑證」的生活。為實現集體經濟,中共1953年起對糧食實施「計畫收購」與「計畫供應」政策,城鎮居民以戶為單位依照糧食戶口領取糧票。 除了糧票外,還有肉票、油票、雞蛋票、糖票等副食品券。工業券則有布票、煤票、肥皂票、自行車票。想要買到任何商品,須同時出具票證與鈔票。 豪奢消費社會的光盤運動 在「發展是硬道理」的主流實用主義意識形態下,大陸社會出現比資本主義國家還要豪奢的消費風氣,許多「富二代」愛在微博上「曬出」自己的精品包包、衣服等,民眾在餐廳用餐請客一定得「闊氣」,從不打包食物。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台後,祭出「習八條」(中共中央八項規定),要求黨政幹部杜絕鋪張浪費行徑。2013年,大陸社會也自主發起「光盤運動」,號召民眾擺酒席,或到餐廳用餐時,吃光盤子裡的食物,不要浪費。 四.司法缺失:文革批鬥VS媒體認罪 文革時期的批鬥大會與公開處決 大陸文革時期,城市每個單位(學校、企業、機關)與農村的人民公社、生產隊經常召開批鬥大會,公開逮捕「階級敵人」,然後號召群眾,召開批判大會,包括以口號公開叫罵、侮辱、暴力打人、五花大綁遊街示眾,公開處決或以手、木棍毆打至死的情況很普遍。 由於當初告密文化盛行,幾乎什麼人都可能被批鬥,也有紅衛兵兒子告密母親,而母親遭批鬥處決。甚至連孔子、城隍爺、和尚、修女都遭到紅衛兵批鬥。 當時最流行「噴氣式」批鬥姿勢,代表「低頭認罪」,被鬥者跪姿,彎腰90度,雙手向後平伸,做成噴氣式飛機狀,有時背後兩名紅衛兵會以腳踩住階級敵人的背,再用力拉扯他的雙手以及揪住頭髮。 現今大陸的文革式電視認罪 中國中央電視台近年來播出許多「電視認罪」的畫面,包括播出官方拘捕美國人權組織瑞典志工的認罪影片、香港銅鑼灣書店失蹤股東桂敏海在鏡頭前坦承曾酒駕肇事後潛逃出境的影片。 經濟學人雜誌認為,最近在中國大陸出現公開認罪悔過浪潮,主因是政治,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政權下主導的政策。認罪和悔過植根於共產黨歷史,是革命領袖統治手段的一部分,這在文革時期經常出現。 被安排大量在媒體前公開認罪的人還包括遭到中共嚴打的貪官、吸毒藝人、涉及肯亞案被關押在北京看守所的台灣籍嫌犯。 五.國際形勢與外交政策:輸出革命VS一帶一路 文革時期中共輸出革命與毛澤東思想 中共在文革共段時期外交政策為反蘇與反美戰略,以及向全世界「輸出革命」。 在中共和毛澤東支持下,文革期間,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都出現走中國革命道路的毛派。柬埔寨共產黨1975年執政後,效法中共,4年內進行激烈社會改造,殺戮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共黨幹部約180萬人。 為輸出革命經驗,文革期間,中共中宣部大力對外翻譯和發行「毛澤東語錄」,當時以各種語言發行一百多種版本。 崛起大國的國際話語權與一帶一路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任以來,中國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為彰顯「崛起大國」國際角色與區域地位,主導國際話語權,並配合國內部經濟結構轉型,他提出「一帶一路」、「亞太自由貿易區」、「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多項國際倡議。 「一帶一路」是指「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習近平的作為,似乎代表中共的外交政策已從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走向主動出擊,「自開一盤棋」。 六.文化取向:破四舊VS孔子學院 紅衛兵破四舊的浩劫 文革時期,老紅衛兵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行為是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行為。 孔子也成為紅衛兵破舊的對象。1966年紅衛兵聚集10萬人召開「徹底搗毀孔家店大會」,搗毀孔子墓碑在內的1000多座歷代石碑、毀壞6000餘件文物、毀壞孔廟、孔林、孔府,還在孔子像胸前掛上「頭號大混蛋」等牌子,然後拉著孔子像遊街示眾。 孔子學院成為現今中國新名片 近十年來,孔子又成為大陸對國際行銷宣傳的好幫手。為推廣中國軟實力,大陸教育部下屬正司級局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管理孔子學院,並在全球各地廣設分支機構,強調目標是為推廣漢語。自從全球第一所孔子學院2004年11月在南韓成立以來,中共已在130多個國家和地區成立近500所孔子學院。 不過,孔子學院發展十餘年來,一直備受爭議。2013年到2014年,在加拿大、美國引發各界熱議孔子學院是否為中國政府推行意識形態的工作,以及孔子學院是否干涉海外合作學校的學術自由。1050516

  • 從擁毛到反毛 紅衛兵宋永毅一生的反思

    -大陸文革專題之13「一個人在30歲以前不相信社會主義,是沒有良心;30歲以後還相信社會主義,是沒有大腦。」文革親歷者宋永毅非常認同這段話。只是,這一切不到30歲就已經發生。 宋永毅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擔任教授職,花費多年心力籌建「中國當代政治史資料庫」,內容包含文革、反右、大躍進及1950年代中期政治運動4個資料庫,全世界有200多個學術圖書館購買使用。 他曾是紅衛兵,後來成了一名文革研究者,一生中因文革坐了兩次牢。「我們這一代人,不少人是從毛澤東的擁護者,變成反對派。」 50年前,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當時16歲的宋永毅是上海中學的學生。這是上海最好的中學,學校裡有許多高幹子弟,也有許多會讀書、成績好的平民學生,宋永毅就是後者。 宋永毅的出身並不好,因為父親是一家小百貨公司的經理,所以是「資方代理人」。 他的成績遠比班上的高幹子弟強,但在文革初期「血統論」高漲下,出身不好的宋永毅成了「階級敵人」。後來中共領導人毛澤東透過中央文革小組反對「血統論」,讓宋永毅更擁護毛澤東,而且也成了一名造反派紅衛兵,反擊當初的壓迫者。 「我們當時真心相信毛澤東要搞巴黎公社,實施全面選舉,政府人員的工資不會高過工人。」宋永毅向中央社記者說一開始支持文革的心情。後來他明白,中共無論是黨章還是文革的主張,都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其實這些根本是不可能的烏托邦。 1871年由法國工人主導的「巴黎公社」僅存在72天,但全然公平民主的理想,卻在許多年輕人的心中燃燒。 文革綱領性文件「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提到要「群眾自己解放自己」、「把束縛群眾手腳的舊機構、舊紀律、舊制度打亂」,為了達到這些目的,巴黎公社直接選舉、直接參與的經驗得到了高度評價和廣泛宣傳。 但是,毛澤東出爾反爾,自己推翻了選舉承諾,而且個人崇拜越來越強。宋永毅對文革的理想因此開始有了些懷疑。 宋永毅曾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說,雙親在他年紀還小時就過世,中學又住校,因為不太有人管,所以在文革中就很投入。 儘管學校已經停課,但是他和同學爬牆進圖書館看書,反正時間很多。一些幹部子女的同學,也會從家裡拿來當時只有高級幹部能看的書,就是在接觸這些書籍的過程中,讓他逐漸改變對文革的看法。 「新階級」、「第三帝國興亡史」、「赫魯雪夫主義」這些書對他產生很大的思想衝擊,尤其是「第三帝國興亡史」,讓他看到納粹、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相似之處,對他原本接受的理念有完全摧毀性的效果。 文革時期官方禁了很多書,但中共不可能禁止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喜歡從書中尋找答案的宋永毅,讀了馬列原版著作後更是看穿「毛澤東實行的不是馬列主義」。 個人入獄的經歷,則讓宋永毅對文革徹底否定。 1971年,他因為和同學共組地下讀書會,議論毛澤東在指導文革中的一些錯誤,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關押,直到1976年文革結束後放出。 1999年,他回大陸收集紅衛兵小報,作為「文革資料庫」的一部分,結果中共以非法獲取「國家機密」和「不准出境的文件」罪名,將他關押了半年,並將資料沒收。這是第二次因為文革而坐牢。他的被捕引起美國國會關切,2000年被釋放返美。 走過大半生,宋永毅認為,文革是中國注定會有的一場劫難,因為中共1949年建政以後發動了一系列政治運動,促使極左路線大爆發,這種情況下文革難以避免。 在他看來,文革最大的「過」是造成了經濟崩潰、社會道德倒退以及人權大災難;若要說有什麼「功」,就是經此10年,知道這條路行不通,然後才有改革開放,「講起來,中國的進步是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許多人關心,文革有沒有可能捲土重來?宋永毅說,完全一樣的歷史不可能重覆。 即使外媒如時代雜誌、經濟學人雜誌等稱呼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為「習皇帝」,表示要小心其個人崇拜,但宋永毅認為,文革需要毛澤東這樣魅力型的領袖,何況當時毛澤東個人獨裁的成功,是前後兩名「二把手」劉少奇及林彪幫助他,現在中共政壇並沒有這樣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來說,中國不可能再發生一次文革。 但是,「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就是文革最大的社會基礎」,「只要天安門還掛著毛澤東的像,文革就不會完全斷絕。」歷史的回潮,或說某種程度的重覆,他認為還是有可能的。105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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