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尋結果

以下是含有新五四運動的搜尋結果,共125

  • 拜登需要真正的中國通

    拜登需要真正的中國通

     美國川普政府的4年任期內,各種怪異情況不斷;甚至在臨下台之際也還笑話不止;真是令人嘆為觀止!  日前,美國白宮國家安全會議副顧問博明,第二度為文,推崇悼念曾被譽為大陸新冠病毒吹哨者第一人的醫師李文亮,讚譽他為「五四精神繼承人」。李文亮醫師在大陸相關方面的定位容有爭議,但其身為醫師的人格特質令人敬佩則是無庸置疑。然美國白宮兩度搞錯何謂五四運動,且以「五四精神繼承人」來讚譽李文亮,真是令人有點啼笑皆非。只能說是美國政府無人矣!  所謂啼笑皆非,是指當博明以五四精神繼承人讚譽李文亮時,不知對民國8年的五四運動知道多少?而他所說的「五四精神」和五四運動又有沒有關聯?  稍有近代史概念的人都知道,五四運動的崛起,乃緣於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法國的巴黎和會上,一次大戰的戰勝國卻屈從於日本意圖,意欲把德國於戰前在中國山東的不當利益,不歸還中國而直接轉交給日本;消息傳回,引發中國人民的憤怒,遂於民國8年的5月4日,展開全面性、大規模的示威行動。  此一行動所體現的精神是當時的愛國主義,這清楚可見於當時「五四運動」的要求:「內除國賊、外爭國權」。現在以五四精神來形容李醫師,不知美國國安會是如何個想法?難道是讚譽他反抗西方帝國主義在新冠疫情上對中國大陸的壓迫?或者更不堪的是認為李文亮醫師是國賊?  其實,美國高階官員在公開發言中,有關中國近代史上所出現的錯誤並非絕無僅有。副總統彭斯於2018年10月上旬,在美國哈德遜研究所演說中所犯的中國近代史錯誤更是造成一陣風波。而博明本人,早在去年5月4日,對中共的喊話時,就犯過和這次同樣的錯誤。他當時即是第一次把李文亮醫師稱為五四精神繼承人;博明在一場於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的演說中,首度錯誤地把五四運動與同時的「新文化運動」攪在一起,並把「新文化運動」中所高呼的口號「把德先生和賽先生請到中國來」,誤植為五四運動的訴求。這大概是沒人告訴他這個歷史錯誤,所以這回又拿出來講。  其實,這也不能特別去怪什麼人,因為美國政府對於整個中國政策概念的混亂,已非一天兩天。早在1970年代開始,美國政府中尤其是外交相關部門,大致維持一個不變的傳統,即是在相關重要部門一定有所謂的「中國通」存在,以為重大決策時諮詢所需;這個傳統在歐巴馬上任後,希拉蕊出任國務卿時始遭斬斷。然以歐巴馬政府仍能依循、尊重傳統的外交專業概念,所以仍能維持美國與中共關係於不墜;但在川普上台之後,不但政府內沒有中國問題專家,就連尊重傳統外交專業也無法維持,於是出現當前這種張冠李戴、張飛戰岳飛的錯誤,亦不須驚訝。  且看拜登政府會如何去面對這個未來必然是關係重大的議題吧!(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 新圖書館、新文化運動交互影響

    新圖書館、新文化運動交互影響

     新式圖書館的收藏目的,已非昔日內府祕閣搜羅典籍,審理校讎,以典藏為主;也非私人藏書,或視為珍藏古玩,或競求孤本為傲。因服務對象擴及一般民眾,為民所用,故具教育民眾性質,兼顧民眾需求為目標。  當時各個圖書館的實際發展內涵,也許未臻完備、成熟,但在當時新圖書館運動的推動下,圖書館在知識傳承、民眾教育、文化發展及學術研究方面的價值與重要性,已讓當時的知識份子有所體認,並投入推展的行列。如1921年底由蔡元培等人在北京發起成立的全國性教育社團──中華教育改進社。該團體下特別設有圖書館教育委員會,聚集了杜定友、洪有豐、朱家治、沈祖榮、孫心磐、戴超等一批圖書館方面專家學者,以積極的活動創建圖書館。此外其他教育團體如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於1920年10月12日召開第六次會議議決案中,也包括成立小圖書館的提案。  庚子賠款的挹注  1920年韋棣華多次奔赴美國華盛頓,為促使參眾兩院通過將庚子賠款餘額歸還中國,以用來發展中國圖書館事業而努力。後中美雙方組成中華教育基金董事會,該董事會從1925至1932年運用庚子賠款,補助圖書館事業9次,更推進了中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庚子賠款的挹注,對當時物質條件貧乏的圖書館建設,提供實質的協助與穩定的經濟來源。當時圖書館界對該筆款項的重視,由圖書館學家李小緣在規畫〈全國圖書館計畫書〉時,於公共圖書館經費項下,提出「一面利用庚款,一面鼓勵捐款,以為補助促進圖書館事業之方法。」的規畫。 可瞭解庚款對當時圖書館界的發展頗具影響。  學者對新圖書館運動的功績,各有不同見解,但其主軸不同於清末的公共圖書館運動深受日本影響;新圖書館運動的內涵,轉而學習西方圖書館的理念及經營管理辦法,綜合而言約有以下幾項:(一)批判傳統藏書樓重藏輕用的陋習,轉向依西方圖書館發展模式,重視「公眾圖書館」;(二)服務對象的擴充;宣揚圖書以讀者需要為旨歸,教育社會大眾為目標;(三)在圖書管理制度上,突破舊有排架、分類法,創立適於開架的相關管理方式與制度;(四)於1918年成立第一個由地方號召組成的北京圖書館協會,揭開中國圖書館協會創設序幕;(五)建立圖書館教育制度,培養圖書館專業人才。  部分學者認為新圖書館運動的期間延續至1925年之後,此時圖書館學的研究又有變化。「七八年以來,圖書館學始則規模東瀛,繼則進而取法於日本所追逐之美國,今則本新圖書館之原理以解決中國特有之趨勢已皎然可見。」因此早期由「師法日本」歷經「取法美國」的轉變後,自此中國的圖書館界開始自省建立真正屬於中國本土的圖書館學。  民國初年至對日抗戰(民國元年-民國25年)以前,此期間是中國圖書館發展的重要階段,由「以藏為主」的藏書樓到提倡「以用為重」的通俗圖書館、巡迴文庫等圖書服務單位設置;另政府於教育部下設社會教育司,專責圖書館業務,相關為強化圖書館功能法規的陸續頒訂,在新圖書館運動下,圖書館不只數量的大幅成長,更重要的是服務職能的轉變。民間因新文化運動及新圖書館運動的交互啟迪,也逐漸認識圖書館在文化、教育、學術、社會等方面的可能貢獻。故此期間圖書館的長足發展有目共睹。學者嚴文郁歸納發展趨勢有五項,其中第一項內容就是有關圖書館館藏──「圖書館的收藏目的,由保存趨於使用」。圖書館館藏是圖書館服務的基礎,也是圖書館發揮職能的依據。新式圖書館的收藏目的,已非昔日內府祕閣搜羅典籍,審理校讎,以典藏為主;也非私人藏書,或視為珍藏古玩,或競求孤本為傲。因服務對象擴及一般民眾,為民所用,故具教育民眾性質,兼顧民眾需求為目標。因此在館藏蒐集的種類上,亟需反映實用性與需求性。如前段所述,民國初年以來,圖書館數量遽增,相對的提供讀者服務的根基──書刊的需求量,亦隨之增加。而書刊的主要提供者──出版界,因此也與蓬勃的圖書館事業發展關係密切。有學者認為兩者是行業間相互作用的結果;另有學者認為民國時期出版事業與圖書館事業的關係實際為一種極簡單的三角關係,亦即圖書館界、出版發行機構與讀者三者之間的關係。以上兩種說法應均正確,也可見兩者間緊密複雜的交互關係。以下略由民國初年圖書館發展及出版業兩方面,探討其對另一行業產生的影響。  圖書館對出版業影響  民初因新圖書館運動的啟發與推行,中國由舊藏書樓轉向新式圖書館發展型態。新圖書館運動下,所成就的功績如上節所述。但圖書館發展的新趨勢與成就,造就了與近代出版業界緊密關係的重要緣由,亦即新圖書館運動除了促進圖書館自身的發展,同時也為「繁榮近代學術文化,普及民眾教育」有所貢獻。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緣由,係1915年9月陳獨秀等人在上海創辦《新青年》雜誌。在此影響下,全國各地形成一個有歷史意義的文化思想運動。新文化運動中知識份子展現愛國熱誠,高舉民主科學大旗,透過組織各種學術社團、出版書刊,探討國家前途與民族未來,並宣揚新思想、新道德及新文化。  新圖書館運動的重要發起人沈祖榮於1917年留學歸國恰逢新文化運動發展時期。他認為:「倘若中國擁有富強的博物館、藝術館、圖書館、學校和大學的話,我就不會對中國軍備的軟弱無能感到懊悔,但是,我現在為一個沒有這樣令舉國感到自豪的教育機構的國家感到羞愧。」可見他也是抱持著教育救國及教育強國的理念來參與新圖書館運動。但新圖書館運動也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助手,因一些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也運用圖書館所具有的社會教育職能來宣傳新思潮,所以新圖書館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兩者交互影響。(待續)

  • 韋棣華 新圖書館運動關鍵人物

    韋棣華 新圖書館運動關鍵人物

     韋氏另於1914-1917年資助沈祖榮及胡慶生兩人赴美就讀圖書館學專業課程。文華公書林在實踐中國新圖書館運動的理念及培養人才方面居功厥偉,被譽為是新圖書館運動的策源地。  民國以來,圖書館建設的層級,開始向中小城市普及,服務對象從傳統文人擴及普通民眾,當時興起所謂的通俗圖書館。最早成立的通俗圖書館為民國2年10月21日的京師通俗圖書館。民國4年(1915)教育部頒布〈通俗圖書館規程〉11條及〈圖書館規程〉11條。法規的頒布與推廣,更強化了通俗圖書館的發展。依民國5年教育部統計,當時分佈全國21省的通俗圖書館共237所,僅湖北一省達44所居冠;且通俗圖書館服務民眾人次遠高於一般圖書館。以民國5年為例,湖北省通俗圖書館日接待讀者數高達1,800人,可知當時圖書館服務讀者對象已逐漸下移至一般民眾。在民國7年的《中國全國圖書館調查表》中,將圖書館類別分成三種:學校圖書館(含大學與學校)、普通圖書館及通俗圖書館。可見通俗圖書館已成為當時圖書館的主流之一。除了通俗圖書館之外,還有同屬社會文化教育的巡行文庫(又稱巡迴文庫或流動圖書館)及公眾閱報所。故有研究認為「我國通俗圖書館的發展,促進了後來『新圖書館運動』的形成,我國國民的新圖書館意識和對舊藏書樓觀念的突破,都應肇源於通俗圖書館的普及。」  與「新文化運動」相關  20世紀初所發展的「新圖書館運動」,對中國近代的圖書館事業發展,是另一次具關鍵性的影響。「新圖書館運動」的發展時期起迄,雖然眾說紛紜未有定論,有所謂的「泛指說」及「確指說」。「泛指說」指清末以來各地建立與普及新式圖書館的過程;「確指說」又分兩種說法,一以1917至1927年為起迄;另亦有專指1925年前後效法歐美公共圖書館制度,用來改革、發展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作為。此外另有諸多界定新圖書館運動時期的不同見解,如1917-1936年(吳永貴、陳幼華)、1917-1927(蔡淑敏)、1912-1925(程煥文)、1917-1925(王旭明)、1917-1937(吳稌年)等說法。學者藍乾章教授將我國早期的圖書館學發展,分為播種期(民前39年-民前1年)、萌芽期(民國元年-民國16年)、茁壯期(民國17年-民國26年)、晦暗期(民國27年-民國34年)及振興期(民國35年-民國68年)等幾個階段。則「新圖書館運動」的發展期程約居於上述的萌芽期內。足見該運動是觸發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趨向成熟茁壯的萌芽時期。  「新圖書館運動」的發展時期界定雖未有共論,但大多數學者均認同「新圖書館運動」與民國4、5年間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相關。因新的學術思潮湧現,帶來強大的改良動力,也觸發一批熱心且學有專精的圖書館學家,對中國近代圖書館進行再次反省與革新的活動與作為。  有學者認為「新圖書館運動」此一名詞,未見於當時相關文獻資料中,認為是後來研究者另創的新名詞。但近代著名圖書館學家劉國鈞先生於1926年中華圖書館協會編輯的《圖書館學季刊》創刊號創刊宗旨說:「本新圖書館運動的原則,一方面參酌歐美之成規,一方稽考我先民對於斯學之貢獻,以期形成一種合於中國國情之圖書館學。」 歷史上一般均事業發生在前,學問或總結名稱發生在後,以1926年而言當時新圖書館運動,已發展一段時間,故圖書館學家劉國鈞已運用「新圖書館運動」一詞來描述他對此期間圖書館發展的觀察。  提出五項具體任務  「新圖書館運動」雖與新文化運動的大環境相關,但美國人韋棣華女士卻是促發中國「新圖書館運動」開展的關鍵人物。她於1910年在武漢成立文華公書林,這是我國第一所完全依照西方圖書館制度成立的近代圖書館。雖屬學校圖書館,但免費對民眾開放。韋氏另於1914-1917年資助沈祖榮及胡慶生兩人赴美就讀圖書館學專業課程。文華公書林在實踐中國新圖書館運動的理念及培養人才方面居功厥偉,被譽為是新圖書館運動的策源地。  沈祖榮、胡慶生及戴志騫三人,受過美式專業圖書館教育薰陶留美歸來,開始進行建立屬於中國民眾圖書館的宣揚活動。1917-1919年間沈祖榮攜帶各種影片、模型、統計圖等,奔赴全國各地,透過演講宣揚美國圖書館事業,足跡遍及湖北、湖南、江西、江蘇、浙江、河南、山西等。另戴志騫等人於民國9年(1920)夏在北京高師開設暑期圖書館學講習會、杜定友於民國11年(1922)在廣州舉辦圖書館管理員養成所,組織圖書館研究會等相關作為,均使美國式的圖書館觀念逐漸靡佈全國。  當時對於圖書館存在的價值與現況,學者們也多所建議。如著名的圖書館學者劉國鈞認為「圖書館在今日不惟研究學術所需,且為社會教育之利器。」對圖書館的基本任務認為是「以用書為目的,以誘導為方法,以養成社會上人人讀書之習慣為指歸。」杜定友認為「圖書館為慈善事業、教育事業、社會事業、文化事業」。1925年5月,中華圖書館協會在北京成立,梁啟超出席並在會上作《演說辭》,陳述「建設中國圖書館學」和「養成管理圖書館人才」的重要性,提出了中華圖書館協會的五項具體任務。沈祖榮在民國22年(1933)調查當時十餘城市30所圖書館後,欣慰的指出:全國各高等教育機構不僅館藏豐富,館舍建築也「美麗完備」;政府和當地富紳亦多熱心於本地圖書館之建設。但同時他也沉痛指出,西方圖書館在我國試辦20餘年的成果,仍有許多改善的空間,「腐敗的圖書館、沉悶的圖書館,以及無法生存的圖書館,還有許多。」 (待續)

  • 我的文藝復興夢

    我的文藝復興夢

     《白先勇的文藝復興》這個書名不免有點誇張,書名的最後加一個「夢」字會比較恰當。我少年時期住過上海、香港,這些都是比較西化的城市,我在香港初中進讀拉薩書院(La Salle College),那是一間耶穌會教士創辦的中學,很多老師是愛爾蘭教士,在那裡我們要念聖經,是我第一次接觸到西方宗教天主教。後來在臺灣上大學,念的是外文系,更進一步受到西方文學、西方文化的感身影響。當時對西方文明近世紀的偉大成就,無限景仰、由衷欽佩。西方人這幾個世紀迸發出來的創造力,在各個領域:文學、音樂、藝術、戲劇等等,皆有驚人的成就,科學、醫學更是領先世界。稍微研究一下西方文化發展歷史,便知道西方人之所以在近世紀有如此傑出的文化成就,皆源自於十四至十六世紀,從歐洲爆發了一場驚天動地的「文藝復興」(Renaissance),那是一個人類思想大解放的運動,其淵源悠遠,內容廣博複雜,其靈感得之於歐洲經過中世紀一段「黑暗時期」之後,重新發現古希臘、古羅馬文明。  中國二十世紀初也發生過一場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中國傳統文化自十九世紀以來,一直衰蔽不振,同時遇到西方文化強勢入侵,加速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分崩離析。民國初年,一群有志之士發動「五四運動」,企圖振興中國文化,這場運動受到西方文化的啟發,其核心內容為反叛傳統、求新望變,希望創造出中國的新文學、新思想、新文化。可惜接踵而來的戰爭與革命把這場文化運動的動力沖散截斷了。「五四運動」在知識界產過鉅大影響,但其文化成就不算突出。  我在臺大外文系念書的時候,我們那一屆以及前後屆,有一群頗富才情又懷抱共同理想的同學,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李歐梵、戴天、葉維薕、劉紹銘……由我登高一呼,眾志成城,在一九六○年創辦《現代文學》,我們創辦這本雜誌,多少也受了「五四」先賢所辦的《新青年》、《新潮》等雜誌的鼓勵,希望在臺灣能夠開創一條嶄新的文學道路。一方面我們受了西方現代主義(Modernism)的影響,把「現代主義」大師的經典作品引介給臺灣讀者。但我們對傳統的態度與「五四運動」卻迥然不同,我們沒有推翻傳統的衝動,因為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宗法社會從「五四」,歷經抗戰革命,已經崩潰瓦解,我們這群戰後成長的一代是在傳統的廢墟上企圖建立一座新的文學殿堂。《現代文學》搭了一個平臺,讓一群有創作才能的青年作家恣意耕耘,這群作家日後在臺灣文壇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有幾位卓然作家,引領臺灣文學一代文風。從那時起,我在朦朧間,已經開始在做我的「文藝復興」夢了,希望有一天,中華民族也能興起一個歐洲式的Renaissance。  我從文學跨入戲劇、戲曲的領域是一九八二年,我參與製作編寫《遊園驚夢》舞臺劇開始,《遊》劇在當時引起極大迴響,在臺北國父紀念館公演十場,場場滿座,一流的演員、一流的舞臺藝術家的投入,盛況空前,替臺灣戲劇演出史豎立了一道里程碑,這是第一次把中國京崑戲曲融入現代舞臺劇中,《遊》劇也引起了對岸戲劇界的興趣,一九八八年,由上海青年話劇團傑出導演胡偉民策劃,聯合上海崑劇院、上海戲劇學院、廣州話劇團,共同演出大陸版《遊園驚夢》舞臺劇,由上崑名旦華文漪擔綱,崑曲泰斗俞振飛、上海戲劇學院院長余秋雨都參加製作。首演在廣州,後北上上海,又轉移香港,各地演出轟動,是大陸文革後,第一次有《遊》劇這類舞臺劇出現。  《遊園驚夢》這篇小說是敘述崑曲名伶錢夫人藍田玉的一生遭遇,劇中有大量的崑曲演出唱段,引起很多觀眾對崑曲的注意。從那時起,我開始思考崑曲的命運。崑曲興盛於晚明至清朝乾嘉時期,獨霸中國劇壇兩百多年,是當時的國劇。崑曲的表演美學超越其他一切劇種,是明清時代最高的文化成就之一。可是自十九世紀晚期以來,崑曲一直衰微不振,民國時期,崑曲幾乎從舞臺上消失,「文革」十年,崑曲完全被禁止。即使「文革」過後,崑曲恢復演出,但一直未能振衰起敝,仍處在掙扎求生存的困境。我當時省思,曾經有過如此輝煌歷史而且深入民間的藝術,竟然長期衰頹,隨時有滅絕的危險。如何拯救一種重重病危的藝術文化?於是便有青春版《牡丹亭》的誕生。二○○三年,一群有文化抱負的有心人:學者、藝術家、戲曲大師,有志一同,打造出三本二十七折,演出九小時的崑曲大戲《牡丹亭》,這齣有四百年歷史的經典劇目注入現代舞臺藝術的元素,喚回崑曲青春的生命,使得這一個古老的劇種在現代舞臺上重放光芒。我們起用青年演員,號召青年觀眾。從二○○四年台北首演以來,青春版《牡丹亭》橫掃兩岸四地、歐美各國,已經演出三百六十多場,曾經進入四十多所各地高校,觀眾人次五十萬以上,其中七成為年輕觀眾,青春版《牡丹亭》的影響,遠遠超過我們當初的預期,如果說青春版《牡丹亭》一齣戲振興了一個劇種,不算誇大之辭。二○一八年,校園版《牡丹亭》在北大首演成功,這在崑曲演出史上又是一道里程碑,校園版《牡丹亭》由北京十六所大學、三十八位學生組成的劇組演出,由青春版《牡丹亭》演員一對一教授,四位杜麗娘、三位柳夢梅,校園版《牡丹亭》的學生演員認真演出,幾乎達到職業水準,觀眾反應空前熱烈,校園版《牡丹亭》接著到天津南開大學、南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臺灣高雄演出,處處受到歡迎。二○○五年,青春版《牡丹亭》首次到北大演出,當時98%的學生從沒有看過崑曲演出,十三年後,北京大學生自己組團演出《牡丹亭》,這是中國青年菁英集體的文化覺醒,由此,我也看到二十一世紀中華民族發生一場「文藝復興」的可能。  歐洲「文藝復興」其淵源來自古希臘、羅馬文明的啟發。中國二十一世紀的「文藝復興」也應該從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中去尋找靈感,然後再結合現代文明,而創造出一種新的中國文化。「五四運動」推翻傳統的激進思想,恐怕是一個錯誤。歐洲「文藝復興」從文學、藝術、戲劇開始,英國的「文藝復興」便得力於莎士比亞的戲劇。中國崑曲的美學的確值得研究提倡,從振興崑曲成功,讓我得到啟發,我們傳統文化中許多有過燦爛成就的藝術,是否也能讓其在二十一世紀的舞臺上重新綻發出新的生命力。  《紅樓夢》是中國文學最偉大的小說,是中華文化中一座巍巍高峰,《紅樓夢》繼承了中國文學詩、詞曲、小說的大傳統,揉合了中國哲學宗教儒、釋、道三大源流,成書於十八世紀,中國傳統文化由盛入衰的關鍵時刻,對中華文明做了一個總結。「五四」以來的文學史往往把《紅樓夢》歸類為「章回小說」、「傳統小說」甚至「舊小說」,這種歸類法都不十分精確。《紅樓夢》雖然繼承了中國文學的大傳統,但在小說藝術上卻極富開創的現代性。「五四」文學史把魯迅當作中國近代小說的始祖,其實中國的「現代小說」應該起源於《紅樓夢》。中華「文藝復興」,《紅樓夢》必定成為追溯文學靈感的標桿之一。  二○一四至二○一五年,我有機會在臺灣大學講授了三個學期的《紅樓夢》,把一百二十回從頭講了一遍,後來講義編輯成書:《白先勇細說紅樓夢》,算是我對這本天書下了一個新的注解。同時我把《紅樓夢》兩個最重要的版本「程乙本」、「庚辰本」做一次詳細的比較,指出「庚辰本」一百七十多項誤謬或者不及「程乙本」之處。自一九八二年大陸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庚辰本《紅樓夢》以來,「程乙本」完全被邊緣化,這是紅學界一大危機,「程乙本」自從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出版以來,有二百多年的歷史,民國時期經過胡適大力推薦,一九二七年亞東版「程乙本」《紅樓夢》出版,流行海內外,影響了幾代讀者,成為當時的標準本。這樣重要的一個版本,竟然被忽略湮沒。二○一六年,在我極力奔走下,得到趙廷嚴基金的資助,促成時報文化出版社重新刻印桂冠版「程乙本」紅樓夢,大陸理想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也同步出版簡體版。由此,「程乙版」得以復活。中國最偉大的小說,理應採用最佳版本來發行。  自從一九六○年創辦《現代文學》,一場「文藝復興」夢做到如今,算算已經一甲子六十年,一個人當然無法完成「文藝復興」這樣一項鉅大文化工程。但如果一連幾代都有一批孜孜矻矻的有心人致力於文化建設,說不定迸出幾位像湯顯祖、曹雪芹的大天才來,中華民族的「文藝復興」也許就不是一個夢了,我由衷的期盼,二十一世紀,中華民族能夠恢復我們的「大漢天聲」,這是我多年的悲願。(本文摘自《白先勇的文藝復興》,聯合文學出版)

  • 兩岸史話-三種真精神 中國民族存亡關鍵

    兩岸史話-三種真精神 中國民族存亡關鍵

     從前我們中國的學生,口裡法螺破天,筆下天花亂墜;到了實行的時候,一個縮頭縮頸。不但比俄國的學生比不上,就是比朝鮮的學生都要愧死了!惟有這次一班青年學生,奮空拳,揚白手,和黑暗勢力相奮鬥,受傷的也有,被捕的也有,因傷而死的也有,因志願未達而急瘋的也有。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無論是贊成的反對的,總不能不認「五四運動」是中華民國開國以來第一件大事。這件事為中國的政治史上,添一個新改革,為中國的社會史上開一個新紀元,為中國的思想史上起一個新變化!  當局者迷 旁觀者清  時間飛去了!「五四運動」的第一紀念日卻是匆匆而來。逢著這第一個紀念日,不但我們身與其事的人有種深刻的感想,就是一切社會上的人也都有種感想。所謂感想,當然不僅僅想到得意的事,也總會感到失意的事;就是不僅想到成功,也必定想到失敗。想到成功失敗的結果,纔可以推求其所以成功失敗的原因;知道因果之所在,纔可以知道何者當盡量發展,何者當竭力免除,以研究出一個將來的大計畫來!  當然講到成功,必定要說明這種運動的優點;講到失敗,也就不能不把弱點說出來。有人以為說明我們的優點,可以鼓勵大家的興趣;若是把我們的弱點也一律暴露出來,恐怕太早一點,不特大家灰心,而且使他人知道詳情容易對待。我對於這種意見,卻是不以為然的,因為我有幾種理由:  第一,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們的優點弱點,對於天天在旁窺伺我們的人早已知道清楚了;看他們的手腕,就可以想見。難道還要我們瞞嗎?  第二,世間最無聊的人纔會專想自己的得意事-自己的好處。長此想下去,不但阻礙進化,而且是疾而諱醫。  第三,我們無論什麼事都要取公開的態度。若是我們好,固且要把好的地方說出來,使大家能夠向著好的方面去;若是自己明知有不好的地方而要蒙頭蓋面混過去,豈不是我們自己就先成了黑暗勢力嗎?有這幾種原因,所以我良心詔我無所顧忌把兩方面窮源溯流的說出來;有了比較,然後有所根據,可以促起大家的覺悟,以謀真正的改革。知我罪我,也就祗得聽其自然了!  學生犧牲的精神  (一)成功的方面  「五四運動」的確有一種大成功。這種成功卻不是拒簽德約,也不是罷曹陸章。何以故呢?因為德約雖然拒簽,而山東問題還未見了結;曹陸章雖罷免,而繼任曹陸章者為何如人?國人自能知之。所以斤斤以此為我們的成功,所見未免太小。我們的成功可以分精神、實際兩方面說。  當「五四運動」最激烈的時候,大家都在高叫「愛國」、「賣國」的聲浪,我就以為我們「五四運動」的真精神並不在此。當時我在二十三期的《每週評論》上(五月二十六日出版)做了一篇〈「五四運動」的精神〉,其中就聲明我們運動的價值,並不僅在乎「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其實這兩句話是在我五四早上所做的宣言中造成的),我們運動的實在價值之所託,在乎三種真精神。這三種真精神就是中國民族存亡的關鍵。現在不敢憚煩,可以把這番意思略略重述一道:  第一,這次運動,是學生犧牲的精神。從前我們中國的學生,口裡法螺破天,筆下天花亂墜;到了實行的時候,一個縮頭縮頸。不但比俄國的學生比不上,就是比朝鮮的學生都要愧死了!惟有這次一班青年學生,奮空拳,揚白手,和黑暗勢力相奮鬥,受傷的也有,被捕的也有,因傷而死的也有,因志願未達而急瘋的也有。這樣的精神不磨滅,真是再造中國的原素!  第二,這次運動,是社會制裁的精神。從歷史上看起來,無論那種民族,苟欲維持不敝,則其中必有一種社會的制裁;而當政治昏亂、法律無靈的時候為尤重。請出世界上的大歷史學家出來,都無法否認這句話的。  當今中國的政治昏亂,法律無靈極了!一班蠹國殃民者作威作福,心目中何曾有一點國民在眼睛裡。惟有這次運動發生,不但使他們當時累累若喪家之狗,並且事後政府也不能不罷免他們。不但使他們知道社會制裁的利害,並且將他們在人民心目中神聖不可侵犯的偶像,也從此打破。  第三,這次運動是民眾自決的精神。世上無論那種的民眾,都是不能長受壓制的。可憐我們中國人,外受侵略主義的壓制,內受武力主義的壓制,已經奄奄無生氣了!這次運動中大家直接向公使團及國外人類表示,是中國民眾對外自決的第一聲;不避艱險,直接問罪,是中國民眾對內自決的第一聲。所以這次運動是「二重保險的民眾自決運動」。  以上所說的不過是三種偉大的精神。精神是原動力,所以是不能不說的。至於實際方面,也有絕大的影響:  (一)思想改革的促進:新思潮的運動,在中國發生於世界大戰終了之時。當時提倡的還不過是少數的人,大多數還是莫明其妙,漠不相關。自從受了五四這個大刺激以後,大家都從睡夢中驚醒了。無論是誰,都覺得從前的老法子不適用,不能不別開生面,去找新的;這種潮流布滿於青年界。就是那許多不贊成青年運動的人,為謀應付現狀起見,也無形中不能不受影響。  (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節選)原載《新潮》第二卷第四號,一九二○年五月一日)(待續)

  • 五四青年文章掀時代巨浪──三種真精神 中國民族存亡關鍵(五)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無論是贊成的反對的,總不能不認「五四運動」是中華民國開國以來第一件大事。這件事為中國的政治史上,添一個新改革,為中國的社會史上開一個新紀元,為中國的思想史上起一個新變化! 當局者迷 旁觀者清 時間飛去了!「五四運動」的第一紀念日卻是匆匆而來。逢著這第一個紀念日,不但我們身與其事的人有種深刻的感想,就是一切社會上的人也都有種感想。所謂感想,當然不僅僅想到得意的事,也總會感到失意的事;就是不僅想到成功,也必定想到失敗。想到成功失敗的結果,纔可以推求其所以成功失敗的原因;知道因果之所在,纔可以知道何者當盡量發展,何者當竭力免除,以研究出一個將來的大計畫來! 當然講到成功,必定要說明這種運動的優點;講到失敗,也就不能不把弱點說出來。有人以為說明我們的優點,可以鼓勵大家的興趣;若是把我們的弱點也一律暴露出來,恐怕太早一點,不特大家灰心,而且使他人知道詳情容易對待。我對於這種意見,卻是不以為然的,因為我有幾種理由: 第一,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們的優點弱點,對於天天在旁窺伺我們的人早已知道清楚了;看他們的手腕,就可以想見。難道還要我們瞞嗎? 第二,世間最無聊的人纔會專想自己的得意事-自己的好處。長此想下去,不但阻礙進化,而且是疾而諱醫。 第三,我們無論什麼事都要取公開的態度。若是我們好,固且要把好的地方說出來,使大家能夠向著好的方面去;若是自己明知有不好的地方而要蒙頭蓋面混過去,豈不是我們自己就先成了黑暗勢力嗎?有這幾種原因,所以我良心詔我無所顧忌把兩方面窮源溯流的說出來;有了比較,然後有所根據,可以促起大家的覺悟,以謀真正的改革。知我罪我,也就祗得聽其自然了! 學生犧牲的精神 (一)成功的方面 「五四運動」的確有一種大成功。這種成功卻不是拒簽德約,也不是罷曹陸章。何以故呢?因為德約雖然拒簽,而山東問題還未見了結;曹陸章雖罷免,而繼任曹陸章者為何如人?國人自能知之。所以斤斤以此為我們的成功,所見未免太小。我們的成功可以分精神、實際兩方面說。 當「五四運動」最激烈的時候,大家都在高叫「愛國」、「賣國」的聲浪,我就以為我們「五四運動」的真精神並不在此。當時我在二十三期的《每週評論》上(五月二十六日出版)做了一篇〈「五四運動」的精神〉,其中就聲明我們運動的價值,並不僅在乎「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其實這兩句話是在我五四早上所做的宣言中造成的),我們運動的實在價值之所託,在乎三種真精神。這三種真精神就是中國民族存亡的關鍵。現在不敢憚煩,可以把這番意思略略重述一道: 第一,這次運動,是學生犧牲的精神。從前我們中國的學生,口裡法螺破天,筆下天花亂墜;到了實行的時候,一個縮頭縮頸。不但比俄國的學生比不上,就是比朝鮮的學生都要愧死了!惟有這次一班青年學生,奮空拳,揚白手,和黑暗勢力相奮鬥,受傷的也有,被捕的也有,因傷而死的也有,因志願未達而急瘋的也有。這樣的精神不磨滅,真是再造中國的原素! 第二,這次運動,是社會制裁的精神。從歷史上看起來,無論那種民族,苟欲維持不敝,則其中必有一種社會的制裁;而當政治昏亂、法律無靈的時候為尤重。請出世界上的大歷史學家出來,都無法否認這句話的。 當今中國的政治昏亂,法律無靈極了!一班蠹國殃民者作威作福,心目中何曾有一點國民在眼睛裡。惟有這次運動發生,不但使他們當時累累若喪家之狗,並且事後政府也不能不罷免他們。不但使他們知道社會制裁的利害,並且將他們在人民心目中神聖不可侵犯的偶像,也從此打破。 第三,這次運動是民眾自決的精神。世上無論那種的民眾,都是不能長受壓制的。可憐我們中國人,外受侵略主義的壓制,內受武力主義的壓制,已經奄奄無生氣了!這次運動中大家直接向公使團及國外人類表示,是中國民眾對外自決的第一聲;不避艱險,直接問罪,是中國民眾對內自決的第一聲。所以這次運動是「二重保險的民眾自決運動」。 以上所說的不過是三種偉大的精神。精神是原動力,所以是不能不說的。至於實際方面,也有絕大的影響: (一)思想改革的促進:新思潮的運動,在中國發生於世界大戰終了之時。當時提倡的還不過是少數的人,大多數還是莫明其妙,漠不相關。自從受了五四這個大刺激以後,大家都從睡夢中驚醒了。無論是誰,都覺得從前的老法子不適用,不能不別開生面,去找新的;這種潮流布滿於青年界。就是那許多不贊成青年運動的人,為謀應付現狀起見,也無形中不能不受影響。 (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節選)原載《新潮》第二卷第四號,一九二○年五月一日)(待續)

  • 兩岸史話-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

    兩岸史話-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

     編者按《五四@100:文化,思想,歷史》由51位學者,從文學、思想、文體、人物等角度,重看五四及其影響。此書以眾聲喧嘩的形式呼應「五四」精神:各抒己見,自由表達。「五四」未完,它的成敗到今天仍在刺痛生活於麻木、順從、不安、失落了理想的種種情境中的我們。「五四」未完,因為那不是過去的歷史,更是未來的歷史。回望過去這一百年中國與華語世界動盪不安,我們見證種種最好與最壞的可能。  沒有無數細節的充實,「五四」運動的「具體印象」,就難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趨淡忘了」。沒有「具體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號和旗幟,也就很難讓一代代年輕人真正記憶。  1919年五月二十日的《晨報》,報導「北京學生聯合會日前開會決議,從昨日起一律罷課,以為最後的力爭」,並截錄學生的《罷課宣言》和《上大總統書》。我感興趣的是,上述兩份文件已經正式使用「五四運動」這一概念。  和黑暗勢力相鬥  前者將「五四」運動的性質,定義為「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後者則稱曹、章、陸之賣國與攘權,「輿論不足以除奸,法律不足以絕罪」,故「五四運動實國民義憤所趨」。這兩份文件的作者不詳,倒是五月二十六日出版的《每周評論》上,羅家倫以筆名「毅」發表〈五四運動的精神〉,開篇即是「什麼叫做『五四運動』呢」。羅文著力表彰學生「奮空拳,揚白手,和黑暗勢力相鬥」的「犧牲精神」,並且預言:「這樣的犧牲精神不磨滅,真是再造中國之元素。」  對於這場剛剛興起的運動,國人投入極大的熱情,報刊上的文章幾乎一邊倒,全都認定學生不但無罪,而且有功。而《上海罷市實錄》(六月)、《民潮七日記》(六月)、《上海罷市救亡史》(七月)、《五四》(七月)、《青島潮》(八月)、《學風潮記》(九月)等書的出版,更令人驚訝出版界立場之堅定、反應之敏捷。  一個正在進行中的群眾運動,竟然得到如此廣泛的支持,而且被迅速「命名」和「定位」,實在罕見。從一開始就被作為「正面人物」塑造的「五四」運動,八十年來,被無數立場觀點迥異的政客與文人所談論,幾乎從未被全盤否定過。在現實鬥爭中,如何塑造「五四」形象,往往牽涉到能否得民心、承正統,各家各派全都不敢掉以輕心。「五四」運動的「接受史」,本身就是一門莫測高深的大學問。面對如此撲朔迷離的八卦陣,沒有相當功力,實在不敢輕舉妄動。  於是,退而求其次,不談大道理,只做小文章。相對於高舉經過自家渲染與詮釋的「五四旗幟」,若本文之「小打小鬧」,只能自居邊緣。  邊緣有邊緣的好處,那就是不必承擔全面介紹、評價、反省「五四」運動的重任,而可以僅就興趣所及,選取若干值得評說的人物與場面,隨意揮灑筆墨。舉個例子,談論「五四」遊行對於中國社會的巨大衝擊,歷來關注的是學生、市民、工人等群體的反應,而我更看重個體的感覺。眾多當事人及旁觀者的回憶錄,為我們進入歷史深處──「回到現場」,提供了絕好的線索。幾十年後的追憶,難保不因時光流逝而「遺忘」,更無法回避意識形態的「污染」。將其與當年的新聞報導以及檔案資料相對照,往往能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好收穫。  「觀察者」的位置  至於「五四」那天下午,在東交民巷的德國醫院裡陪二弟的冰心,從前來送換洗衣服的女工口中,知道街上有好多學生正打著白旗遊行,「路旁看的人擠得水泄不通」(冰心,〈回憶五四〉);在趙家樓附近的鄭振鐸午睡剛起,便聽見有人喊失火,緊接著又看見警察在追趕一個穿著藍布大褂的學生(鄭振鐸,〈前事不忘〉);從什剎海會賢堂面湖的樓上吃茶歸來的沈尹默,走在回家路上,「看見滿街都是水流,街上人說道是消防隊在救趙家樓曹宅的火,這火是北大學生們放的」(沈尹默,〈五四對我的影響〉);遊行的消息傳到北京西郊的清華園,聞一多寫了一張岳飛的〈滿江紅〉,偷偷貼在食堂門口(聞一多,〈五四歷史座談〉)……諸如此類生動有趣的細節,在為「五四」那天的遊行提供證詞的同時,也在引導我們進入「觀察者」的位置。這些注重細節的追憶,對於幫助我們「觸摸歷史」,比起從新文化運動或巴黎和會講起的高頭講章,一點也不遜色。  正如孫伏園所說的,「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一年比一年更趨明顯;五四運動的具體印象,卻一年比一年更趨淡忘了」(孫伏園,〈回憶五四當年〉)。沒有無數細節的充實,「五四」運動的「具體印象」,就難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趨淡忘了」。沒有「具體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號和旗幟,也就很難讓一代代年輕人真正記憶。這麼說來,提供足以幫助讀者「回到現場」的細節與畫面,對於「五四」研究來說,並非可有可無。  古希臘的哲人早就說過,人們無法兩次進入同一條河流。所謂「回到現場」,只能是借助於可能採取的手段,努力創造一個「模擬現場」。而創造的「過程」本身,很可能比不盡如人意的「結果」更為迷人。聽學者們如數家珍,娓娓而談,不只告訴你哪些歷史疑案已經揭開,而且坦承好多細節眾說紛紜,暫時難辨真偽。提供如此「開放性的文本」,並非不負責任,而是對風光無限的「回憶史」既欣賞,又質疑。對於「五四」運動的當事人來說,「追憶逝水年華」時所面臨的陷阱,其實不是「遺忘」,而是「創造」。事件本身知名度極高,大量情節「眾所周知」,回憶者於是容易對號入座。一次次的追憶、一遍遍的複述、一回回的修訂,不知不覺中創作了一個個似是而非的精彩故事。先是浮想聯翩,繼而移步變形,最終連作者自己也都堅信不移。面對大量此類半真半假的「五四故事」,丟棄了太可惜,引錄呢,又不可靠。能考訂清楚,那再好不過;可問題在於,有些重要細節,根本就無法復原。「並置」不同說法,既保留豐富的史料,又提醒讀者注意,並非所有的「第一手資料」都可靠。(待續)

  • 五四百年的文化思想歷史──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一)

    編者按:《五四@100:文化,思想,歷史》由51位學者,從文學、思想、文體、人物等角度,重看五四及其影響。 此書以眾聲喧嘩的形式呼應「五四」精神:各抒己見,自由表達。 「五四」未完,它的成敗到今天仍在刺痛生活於麻木、順從、不安、失落了理想的種種情境中的我們。「五四」未完,因為那不是過去的歷史,更是未來的歷史。 回望過去這一百年中國與華語世界動盪不安,我們見證種種最好與最壞的可能。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日的《晨報》,報導「北京學生聯合會日前開會決議,從昨日起一律罷課,以為最後的力爭」,並截錄學生的《罷課宣言》和《上大總統書》。我感興趣的是,上述兩份文件已經正式使用「五四運動」這一概念。 和黑暗勢力相鬥 前者將「五四」運動的性質,定義為「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後者則稱曹、章、陸之賣國與攘權,「輿論不足以除奸,法律不足以絕罪」,故「五四運動實國民義憤所趨」。這兩份文件的作者不詳,倒是五月二十六日出版的《每周評論》上,羅家倫以筆名「毅」發表〈五四運動的精神〉,開篇即是「什麼叫做『五四運動』呢」。羅文著力表彰學生「奮空拳,揚白手,和黑暗勢力相鬥」的「犧牲精神」,並且預言:「這樣的犧牲精神不磨滅,真是再造中國之元素。」 對於這場剛剛興起的運動,國人投入極大的熱情,報刊上的文章幾乎一邊倒,全都認定學生不但無罪,而且有功。而《上海罷市實錄》(六月)、《民潮七日記》(六月)、《上海罷市救亡史》(七月)、《五四》(七月)、《青島潮》(八月)、《學風潮記》(九月)等書的出版,更令人驚訝出版界立場之堅定、反應之敏捷。 一個正在進行中的群眾運動,竟然得到如此廣泛的支持,而且被迅速「命名」和「定位」,實在罕見。從一開始就被作為「正面人物」塑造的「五四」運動,八十年來,被無數立場觀點迥異的政客與文人所談論,幾乎從未被全盤否定過。在現實鬥爭中,如何塑造「五四」形象,往往牽涉到能否得民心、承正統,各家各派全都不敢掉以輕心。「五四」運動的「接受史」,本身就是一門莫測高深的大學問。面對如此撲朔迷離的八卦陣,沒有相當功力,實在不敢輕舉妄動。 於是,退而求其次,不談大道理,只做小文章。相對於高舉經過自家渲染與詮釋的「五四旗幟」,若本文之「小打小鬧」,只能自居邊緣。 邊緣有邊緣的好處,那就是不必承擔全面介紹、評價、反省「五四」運動的重任,而可以僅就興趣所及,選取若干值得評說的人物與場面,隨意揮灑筆墨。舉個例子,談論「五四」遊行對於中國社會的巨大衝擊,歷來關注的是學生、市民、工人等群體的反應,而我更看重個體的感覺。眾多當事人及旁觀者的回憶錄,為我們進入歷史深處──「回到現場」,提供了絕好的線索。幾十年後的追憶,難保不因時光流逝而「遺忘」,更無法回避意識形態的「污染」。將其與當年的新聞報導以及檔案資料相對照,往往能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好收穫。 「觀察者」的位置 至於「五四」那天下午,在東交民巷的德國醫院裡陪二弟的冰心,從前來送換洗衣服的女工口中,知道街上有好多學生正打著白旗遊行,「路旁看的人擠得水泄不通」(冰心,〈回憶五四〉);在趙家樓附近的鄭振鐸午睡剛起,便聽見有人喊失火,緊接著又看見警察在追趕一個穿著藍布大褂的學生(鄭振鐸,〈前事不忘〉);從什剎海會賢堂面湖的樓上吃茶歸來的沈尹默,走在回家路上,「看見滿街都是水流,街上人說道是消防隊在救趙家樓曹宅的火,這火是北大學生們放的」(沈尹默,〈五四對我的影響〉);遊行的消息傳到北京西郊的清華園,聞一多寫了一張岳飛的〈滿江紅〉,偷偷貼在食堂門口(聞一多,〈五四歷史座談〉)……諸如此類生動有趣的細節,在為「五四」那天的遊行提供證詞的同時,也在引導我們進入「觀察者」的位置。這些注重細節的追憶,對於幫助我們「觸摸歷史」,比起從新文化運動或巴黎和會講起的高頭講章,一點也不遜色。 正如孫伏園所說的,「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一年比一年更趨明顯;五四運動的具體印象,卻一年比一年更趨淡忘了」(孫伏園,〈回憶五四當年〉)。沒有無數細節的充實,「五四」運動的「具體印象」,就難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趨淡忘了」。沒有「具體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號和旗幟,也就很難讓一代代年輕人真正記憶。這麼說來,提供足以幫助讀者「回到現場」的細節與畫面,對於「五四」研究來說,並非可有可無。 古希臘的哲人早就說過,人們無法兩次進入同一條河流。所謂「回到現場」,只能是借助於可能採取的手段,努力創造一個「模擬現場」。而創造的「過程」本身,很可能比不盡如人意的「結果」更為迷人。聽學者們如數家珍,娓娓而談,不只告訴你哪些歷史疑案已經揭開,而且坦承好多細節眾說紛紜,暫時難辨真偽。提供如此「開放性的文本」,並非不負責任,而是對風光無限的「回憶史」既欣賞,又質疑。對於「五四」運動的當事人來說,「追憶逝水年華」時所面臨的陷阱,其實不是「遺忘」,而是「創造」。事件本身知名度極高,大量情節「眾所周知」,回憶者於是容易對號入座。一次次的追憶、一遍遍的複述、一回回的修訂,不知不覺中創作了一個個似是而非的精彩故事。先是浮想聯翩,繼而移步變形,最終連作者自己也都堅信不移。面對大量此類半真半假的「五四故事」,丟棄了太可惜,引錄呢,又不可靠。能考訂清楚,那再好不過;可問題在於,有些重要細節,根本就無法復原。「並置」不同說法,既保留豐富的史料,又提醒讀者注意,並非所有的「第一手資料」都可靠。(待續)

  • 五四百周年 兩岸青年共創新時代

    五四百周年 兩岸青年共創新時代

     適逢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也是中國大陸的青年節,正所當時談談兩岸青年發展議題,兩岸青年節雖不在同一個日子,確是承先啟後、一脈相傳的歷史系絡,1911年農曆3月29日,同盟會第10次武裝起義、第3次在廣州起義,雖然此次起義最後失敗做收,但卻拉開辛亥革命的序幕,激發當年接下來遍地開花的起義行動,形成了辛亥年的革命風暴,才會有10月10日武昌起義一舉成功的結果,終於推翻滿清、建立民國。  黃花崗起義殉難的86名烈士中,包括林覺民、方聲洞、喻培倫等,平均年齡只有29歲,這是年輕人走向的新征程、創建的新時代。於是,1943年3月29日,中國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召開第1次全國代表大會,認為黃花崗烈士的事蹟和精神,更勝於五四運動,因此決定將3月29日這天定為青年節。  1919年風起雲湧的五四運動,為抗議北洋政府喪權辱國,集結青年學生與士農工商各階層廣泛參與示威遊行,當時最著名的口號是「外爭國權、內除國賊」,追求「德先生」和「賽先生」,其宗旨為「發揚學統精神,糾偏政統作為,訴求更新道統」,目的在「救亡圖存」。  五四運動形成了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與新文化運動的序幕,也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推動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  是故,1939年八路軍總政治部、中共中央青委發出《關於部隊紀念「五四」青年節工作的指示》,明確指出中央青委決定每年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1949年後成中國大陸的固定節日。  之前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的犧牲奉獻,才有之後莘莘學子對真理價值與民族復興的追求,薪火相傳、繼往開來。年輕人的特質是創造力強、可塑性高,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領、有擔當,國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兩岸青年因政治體制、社會文化、生活方式上的差異,也許看法並不一致,但並沒有「文明衝突」的問題,若能早接觸、多交流,也許更能將心比心,以相對視角,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同情理解進而見賢思齊。  基於同文同種,五緣相親的中華民族DNA,在歷史、文化認同上並無隔閡,可謂打斷骨頭連著筋的骨肉兄弟,面對復興中國、振興中華的理想目標,兩岸青年絕對是命運共同體,理應協同合作、相輔相成,共促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

  • 展出「新五四運動」資料引抗議 台大將學生會訴求納入

    展出「新五四運動」資料引抗議 台大將學生會訴求納入

    台大校史館正舉辦「五四運動百週年紀念展覽」,也陳列去年因為校長遴選案爭議而在台大校園引發的「新五四運動」資料,引發台大學生會不滿。台大今天表示,將於主題區展示此次學生團體之聲明內容,以達平衡展覽與呈現。 台大校史館5月2日至6月30日舉辦「新潮湧動:五四運動百週年紀念特展」,其中一塊展板呈現去年5月因校長遴選爭議而引發的「新五四運動」,內容包括「訴求『大學自主與自治』」、「挪用『五四運動』之名,將五四運動對抗外國強權轉化為校園對抗校外機關。 對此,台大學生會昨晚發表「呼籲台大校史館不要偏頗呈現多元假象」聲明指出,校史館的展覽成為校內的當權者擦脂抹粉的語言,實有愧述史者之責。他們呼籲校史館不僅要反省自身的角色與責任,且要直面歷史書寫的權力問題。 台大學生會的聲明說,校史館應在本展覽中並陳所謂的「新五四運動」中台大校方行政不中立、放任特定立場者大鳴大放,而其他人只能備受打壓的事實,並且清楚說明本次策展的偏頗內容之責任歸屬。求真而且面對錯誤,才是紀念五四運動,應該保持的態度。 台大校方回應指出,本特展由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說起,陳述五四新文化運動百年來的歷史紀錄,冀圖以台灣和台大為立足點,呈現不同年代校園內的「五四」,再搭配後續「何謂五四」、「五四在台灣」等展區,讓大眾瞭解百年前「五四運動」如何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的演變,拓展五四的精神與視野。 台大校方表示,本次特展共有14個議題區域,其中「青年的五月--以五四之名在台大」的主題內容,引起校園部分師生的注意與討論,校史館回應同學訴求,將於該主題區展示學生團體之聲明內容,以達平衡展覽與呈現。

  • 新五四共建民族記憶

    新五四共建民族記憶

     旺報觀點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這是一場在民國初年轟轟烈烈的愛國運動,不過標榜延續中華民國國祚的台灣執政黨及民間對這場具有重要歷史意義運動的熱度及重視程度,卻遠不及大陸。  有些人認為,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五四百年大會上的發言淡化了「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但大陸其實也正用屬於「中國特色」的方式,逐步實踐民主與科學。民主是個需要適應民情、不斷雕琢改善的過程,台灣青年也應展現可以影響大陸的自信心,培養大中華情懷,讓兩岸青年相互影響、一同進步。  民主科學 台灣的五四印象  民主與科學是台灣近代史教育中對五四運動的第一印象,習近平在五四百年紀念大會上,淡化了民主、科學的精神,並進一步將其總結為「愛國主義」,嚴格來說是一種從出發點的概括,但非忽略。  大陸在胡錦濤時代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就是對科學的重視;在習近平上任後大力提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民主」也寫入其中。  反思民主 賢能體制補缺失  在全球民粹主義抬頭之際,究竟怎樣的民主才是真民主,這幾年也引起反思。像是曾提出「歷史終結論」的日裔美籍學者福山最近也修正他的理論,增加了用「政治秩序」和「國家能力」兩個衡量標準,來補充他的歷史終結論斷。  來自加拿大的山東大學教授貝淡寧也認為,中國不斷改進的「賢能體制」,吸收了西方民主原有的磋商、審議、透明和基層選舉等特徵,但又規避了在較高層面採取一人一票方式,可能將缺乏政治經驗或極端主張者送上權力寶座的弊端。他以其西方學者的視角做此判斷,也顯得更加客觀有說服力。  兩岸曾隔絕70年,光靠親情血緣的論述,難免遭遇老一代凋零、新一代無感的困境,因此當前兩岸青年更需要共同開創新的歷史記憶。而現在網路無邊界,兩岸的影視、音樂、流行文化不斷相互影響,一部《延禧攻略》、《甄嬛傳》,就能串起兩岸青年的共同記憶。  在五四運動百年之際,承擔建構民族新記憶的重任,就自然落在了兩岸青年的肩上,兩岸青年可以開創「新五四運動」,共同構築「想像的共同體」,攜手共創中華民族的未來。

  • 五四民主火苗 百年成炬照亮台灣

    五四民主火苗 百年成炬照亮台灣

     編按:一戰結束後,列強主張戰敗國德國在山東權益移轉給日本,1919年5月4日,北大學生發起抗爭,並在全中國展開,一場「內除國賊,外抗強權」運動從此星火燎原,並影響數十年後中國文化啟蒙、愛國運動、甚至女權運動。值五四百週年之際,本報特製專題以紀念。  值五四運動百年,當年喚起中國青年反帝國主義的愛國情緒,及以民主、科學為精神的「新文化運動」,也深刻影響台灣知識分子。時至今日,雖然五四運動相關學者看似是隨著國民政府來台,作家楊渡指出:「台灣民主自由,實可視為五四運動最具體的實踐成果。」  文學思想 開啟新視野  楊渡指出,五四運動兩個面向,一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反殖民帝國主義,二者影響更深遠的在文學、思想開啟新視野,文藝上以白話文創作小說、新詩、新劇,題材更貼近人與現實。當時一批旅居大陸的台灣青年,如被奉為「新文學運動奠基者和急先鋒」的張我軍,也在風潮下受啟蒙,將五四的苗傳回台灣。  張我軍1924年在《台灣民報》發表抨擊舊文學與舊詩人,引發台灣日據時代新舊文學論戰,也影響了如賴和等前輩文人。楊渡說,除了白話文運動「我手寫我口」的衝擊,當時台灣舊詩社背後代表的,也是日本殖民的攏絡手段,舊詩人往往唱和日本統治者角色,而台灣新文學運動,也在全球反帝主義、無政府主義風潮中成長,「透過書寫、戲劇,這種文化啟蒙也試圖解決台灣人當時被殖民的處境。」  民主與科學 孕育黨外  另方面,隨著胡適等五四文人隨國民政府來台,「《新青年》主張的民主、自由思想,『德先生』和『賽先生』形象,即追求獨立思考,以科學論證打破傳統迷信、威權崇拜,在戒嚴時期,實則啟蒙了台灣黨外運動。」楊渡指出,自由主義、黨外運動到民進黨成立,「可說台灣今日民主政治,來自五四。」  胡適容忍論 實為先進  台灣是五四運動百年最好的成果,但另方面台灣民主仍離當時理想有距離,楊渡以胡適當年〈容忍與自由〉一文指出,在老蔣威權統治下看胡適「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之言,看似是文人對當權者卑躬屈膝,但今日看他當年強調異見者也要學習容忍,不應堅持己意而他人皆非,「實為先進!」  如何在五四運動百年之際,以更多反省和容忍精神,避免新權力者開民主倒車,仍是台灣今日的課題。

  • 台灣民主自由 五四的實踐成果

    台灣民主自由 五四的實踐成果

     值五四運動百年,當年喚起中國青年反帝國主義的愛國情緒,以及以民主、科學為精神的「新文化運動」,實則也深刻影響了台灣知識分子。時至今日,雖然五四運動的相關學者看似是隨著國民政府而來台,作家楊渡指出:「台灣的民主自由,其實可視為是五四運動最具體的實踐成果。」  楊渡指出,五四運動的兩個面向,一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反殖民帝國主義,二者是更影響深遠的在文學、思想上開啟新視野,文藝上以白話文創作小說、新詩、新劇,題材上也更貼近人與現實生活。當時一批旅居大陸的台灣青年,如被奉為台灣「新文學運動奠基者和急先鋒」的張我軍,也在此風潮下受到啟蒙,而將五四的火苗傳遞回台灣。  台灣新文學運動 反殖民  張我軍於1924年在《台灣民報》發表抨擊舊文學與舊詩人,此舉引發台灣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也影響了如賴和等前輩文人,楊渡指出,除了白話文運動「我手寫我口」的衝擊,當時台灣舊詩社背後其實代表的也是日本殖民的攏絡手段,舊詩人往往是唱和日本統治者的角色,而台灣的新文學運動,也在全球性的反帝國主義、無政府主義風潮中成長,「透過書寫、戲劇,這種文化上的啟蒙,也試圖解決台灣人當時被殖民的處境。」  另一方面,隨著胡適等五四文人隨國民政府來台,「《新青年》主張的民主、自由思想,『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形象,即追求獨立思考,以科學論證打破傳統迷信、威權崇拜,在戒嚴時期,實則啟蒙了台灣的黨外運動。」楊渡指出,自由主義、黨外運動到民進黨的成立,「可以說台灣今日的民主政治,來自五四。」台灣的民主、自由可視為五四運動的實踐成果。  學習容忍 胡適懂得自由  台灣是五四運動百年最好的成果,但另一方面台灣的民主仍離當時的理想有距離,楊渡以胡適當年〈容忍與自由〉一文指出,在老蔣的威權統治下看胡適「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之言看似是文人對當權者的卑躬屈膝,但今日看他當年強調異見者也要學習容忍,不應堅持己意而他人皆非,「實為先進!」  「民主不是一個普選的程序就算完成了,民主是實踐和學習的過程」楊渡指出,如何在五四運動百年之際,以更多反省和容忍的精神,避免新的權力者開民主倒車,仍是台灣今日的課題。

  • 詮釋五四 陸側重愛國 台思想解放

    詮釋五四 陸側重愛國 台思想解放

     兩岸看待五四運動的角度不同,大陸提倡愛國、進步、民主與科學,台灣則著重在德先生與賽先生的探索復興中華的新文化運動。兩岸詮釋五四運動的角度不同,100年後兩岸青年看待五四也不同,大陸青年側重五四的愛國精神,台青則看到五四對台在思想上的影響。  在五四運動百年之際,首鋼集團創業公社台港澳事業部總經理鄭博宇獲得北京五四青年與海淀五四青年的獎章。他表示,兩岸在看待五四運動有所不同,每年5月4日是大陸的青年節,五四也相應成為大陸政府對青年的期許,而台灣的青年節是3月29日,兩者是不同的。台灣的五四是講述德先生與賽先生的思維,是思想解放的進步。  不過鄭博宇也說,當年在北京發生的五四運動確實影響了後續台灣的發展。五四運動的重要人物,胡適、傅斯年、羅家倫等人在人生後半期來到台灣,沒有這代人對台灣的貢獻,台灣無法走到現在,他們在台灣思想與發展上的影響是方方面面的。  4月30日上午在大陸盛大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各界共青團和青年代表聆聽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重要講話。一名浙江共青團李姓女團員在上午聽完講話後,下午去了五四運動發源地北大紅樓參觀,她表示,五四運動時期,當時的學生非常有擔當,扛起救國救民族的大旗,這是愛國的一種形式;現今處在和平年代,首要能力所及的還是愛國。  這位共青團團員表示,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青年人在和平時代比較安逸,現在應要強調愛國主義精神。尤其,從今年開始,在大陸全國各地都在唱《我和我的祖國》,大家都能耳熟能詳這首曲目,十分有號召力。  至於共青團能在現今的大陸社會中扮演甚麼角色?該團員表示,共青團作為黨與青年的橋梁紐帶,黨和主席都很重視青年工作,強調未來是青年的,每個人都是從青年發展過來的,青年是具有創造力的團體,青年強則國家強,共青團作為服務青年的群團組織,就要致力於去做好這份工作。他表示,「青年有創造力,民族就有希望。」

  • 五四精神與民族復興 艱困挑戰

    五四精神與民族復興 艱困挑戰

     大陸4月底高調紀念五四運動百周年,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更將五四運動精神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連結起來。從五四百年後的30年則是新中國成立100周年,這是大陸躋身強國的關鍵時刻。未來30年內,如何妥善處理陸美間「老大/老二」的地位問題,將時刻拷問著北京當局。  近一年來與美國全面角力,大陸飽嘗「內外交迫」窘境,相信北京當局點滴在心頭。正因為如此,習近平在五四運動百年談話中,除寄語新時代青年奮發不懈,也特意將五四精神與其念茲在茲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連結起來。2021年中共建黨100年,2049年是新中國成立百年;後者正是檢驗大陸真正崛起的重要時間點。  美方與經濟 2049雙重挑戰  不諱言,邁向2049的道路,外有老美威逼,內有經濟下行雙重挑戰,大陸如何一一「破關」順利達標,端視北京如何克服外交、政治及經濟改革「三座大山」。  「2049作為目標可行性還是很高的,重點是對內論述及對外陸美關係,必須有所調整。」大陸知名黨政學者鄧聿文認為,對內論述上,要轉變的是邁向2049強國之路意涵,達成強國目標不等同於要高舉「世界第一」的大旗。  鄧聿文強調,未來進一步要理順的是「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北京近年來搶占國際話語權,推動一帶一路等舉措,就是要改變二戰後以美為首的「遊戲規則」,這是華府不能容忍的;換言之,北京的陸美關係定位必然要有所轉向。  強國的目標 經濟是前提  未來30年大陸是否要重回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外交路線。鄧聿文則稱,關鍵點還是要看如何去重新定義「韜光養晦」;不能再單純的把韜光養晦視為大陸示弱的象徵,而是要將其看作有助達成強國的目標,讓未來30年崛起過程走得比較順。  此外,鄧聿文直言,從某個角度看,進一步的政治改革已是未來30年無法迴避之事,但胡錦濤時期「九龍治水」的政治困境,對習近平影響甚大,政改幅度可能很難達到外界預期。  「老美更看重的是經濟改革」,鄧聿文建議,無論是著眼當前經濟下行壓力,還是未來經濟穩定發展,大陸還是得真正走向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經濟體制。

  • 《五四新文化》──鑄造有自己內容的現代化運動(二)

    在上述十項之內的每一項要他都能寫出極高水平的原始貢獻。其深度往往在各該行二三流專家之上。從他十九歲時執筆的〈詩三百篇言字解〉、〈爾汝篇〉、〈吾我篇〉到他七十歲還孜孜不倦的《水經注》等等,數十年「拿繡花針」的功夫,都屬於這一類。那是一種象牙塔內,純學術性的工作。這也是任何學人教授、碩士博士,都應該做,都可以做的工作;只是工作有輕重、貢獻有大小、成績有上中下之別罷了。生為今世學人,如連這項起碼的工作都不願做,那就要變成美國學界的三字經所說的「不出版、就完蛋」(Publish or Perish)了。 第一流的「勁敵」 記得在五十年代的末期,有一位治「中共黨史」專家的蕭作樑教授,要我陪他去看胡先生。胡先生很興奮地和他談了一個多小時的中共黨史,使蕭君大為折服。 我們辭出之後,燕君向我翹起大拇指說,「胡適之在任何一行,都有他的『高等常識』,真了不起。」 我問蕭,「高到何處呢?」 蕭說,「三流專家以上的水平吧。」 細分起來,我們這個「人文科學」(胡適頭語),可不止三十六行啊。在每一行裏都能考他個榜眼、探花,可就真不容易啊。所以胡適之先生實在是個不世出的「曠世奇才」,一位博覽群書、博聞強記、博通古今的真正的大博士。正因他博通多行,他在某一行之內,其「學」可能不及各該行的第一流專家;而其「識」則往往有以過之。「見多」始能「識廣」。如此,則一些只會鑽牛角的小專家,如果只是某一行的專材,在「見識」方面,他就無法與融會貫通的胡適相提並論了。 正因其如此,胡適在人文科學的每一行之中,都可算是個專家;在每一行也都有第一流的「勁敵」。擂台遍打、拳友如雲。這也就是五十年代中共舉國批胡的精華所在。那時大陸上的批胡學者,雖多半都是奉命作文、奉旨辦事,然其中亦有好多舊仇,是藉機洩憤的。 老實說,大陸上批胡,台灣就不批了嗎?非也。大陸明批,台灣暗批而已。去世的國學大師錢穆,就暗批了一輩子。不過錢氏所批的只限於「國學」。至於胡氏最精彩的「西學」,他就無從置喙了。其實胡適在中國文化史上最大的 貢獻並不在「整理國故」,而是他所說的「再造文明」。 要走上「再造文明」這一更高階層,那就不是專倒中國字紙簍、專鑽中文故紙堆的國學大師們所能勝任的了。這是一種「現代化」(Modernization)的工作。 啟蒙性的文化掛鉤 什麼叫「現代化」呢?恕我不揣譾陋,且自問自答一下。從比較文化學的觀點來看。將「中」比「西」,論雙方「古代文明」(比諸古埃及、蘇瑪利、巴比倫),中方可能略遜一籌,然亦伯仲之間也。比諸中古大黑暗時代的歐洲,則「西」不如「中」矣。可是在近代期(十八世紀以後),西方文明來了個大躍進,中國文明來了個大躍退。兩兩相較,「西方」就變成了「先進」,我們就變成「醜陋的中國人」了。 所以近百年來我民族的文化建設,當務之急,便是:「向先進學習」。「先進」者「西方先進國家」也。「向先進學習者」「西化文化」也。老實說,我們從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 的「師夷之長技」,到張之洞(一八三七~一九0九)的「西學為用」,到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的「全盤西化」,實在是我們向先進國家、先進文明學習的三個主要階段。我們要首先「趕上先進」,繼而「超越西方」,然後才能鑄造一個有自己內容的「現代化運動」。在這一系列的「西化運動」中,胡適之先生實在是最全面、最有系統、也是最有成績的一位倡導人。他底工作是真正需要「中西之學俱粹」,才能得其三昧,引蛇出洞,把中學與西學掛鉤。那不是小腳放大的國學大師們;更不是粗通漢學,甚或不通漢學的「假洋鬼子」們(借用魯迅名詞),所能做得到的。 所以適之先生在「中國文化史」上,第二類,也是更高一級的貢獻,應該叫做「啟蒙性的貢獻」(Contributions to Enlightenment)。 寫啟蒙性的作者和作品,在學術水平上,可能遠不如、也可能遠超過寫第一類「學報性」的作品和作者。因為那都是一種面向群眾深入淺出的作品,形式上近乎通俗體(Popular Writing)或新聞體 (Journalistic)很難被習於學報型、集刊型的學術圈所接納。因此它的學術性是高是低,那就要看作者和讀者的學術修養了。就以胡適的成名作「文學改良芻議」來說吧,它表面看來是一種空泛無當,內容問題重重的社論、邊(專)糊一類報紙文字(Opinionated journalistic writing)。(待續)

  • 快評》網路文學盛宴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百年紀念之際,新華社發表專題報導,高度評價大陸網路文學、科幻文學盛況,並形容科幻文學「傳承百年愛國底色」、網路文學「向億萬讀者傳遞正能量」,是「當之無愧的『新』文學」。 因著劉慈欣、郝景芳先後獲得雨果獎,中國科幻小說前所未有的受到讚譽。新華社報導稱:百年前,科幻被中國「引進來」,百年後,中國科幻「走出去」,報導還引用新文化運動先驅魯迅的話說「導中國人群以行進,必自科學小說始。」 大陸網路文學目前用戶規模超4億,線上註冊作者超過1400萬,簽約作者逾70萬人,青年作者占70%以上;創作數量之多難以統計,優秀作品為影視創作提供豐厚資源,也帶動大陸電影電視劇的繁榮;創作題材、風格、內容五花八門,並且持續不斷創新。網路文學如此盛況的背後,是大陸經濟的發展以及人民思想的極度活躍,堪稱為當代新文學運動。

  • 五四精神 兩岸青年共同傳承

     今年是「五四運動」100周年,大陸從官方到民間都舉辦紀念活動。而與之相比,在台灣卻少有人提及,只見在學界、知識分子群體內零星地討論。這並不難理解,在當下的台灣歷史教育中,「去中國化」必然淡化台灣在中國近代史中的地位與作用,台灣的多數年輕人與民眾自然也無法在這一事件上與大陸產生太多共情、共感,民進黨政權也會盡力避免去喚醒這種「共同記憶」。也正因如此,呼喚兩岸對五四運動的共同記憶,讓五四運動成為聯結兩岸的共同歷史情結,在今天才顯得更為重要。  歷史可能可以被當權者任意塗抹,但歷史情結、共同記憶卻無法被輕易消除。回顧五四運動與中國台灣的關係,大概經歷了三波浪潮。最早,在「五四運動」發生前後,台灣青年如蔡惠如等前來大陸,接觸到科學、民主的新思潮,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到五四運動。1924年,台灣作家張我軍在《台灣民報》上發表《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新文學運動意義》等一系列評論文章,將五四新文學思潮直接注入,開啟台灣新文學的時代。  除了台灣青年與作家直接的參與與傳播,更重要的是1949年以後,一批經過五四運動洗禮的知識分子來到台灣,如傅斯年、胡適之、殷海光等人。在傅斯年的努力下,台大延續了五四精神的堡壘,羅家倫、殷海光等人在這一堡壘中極力延續五四的道統,胡適之、雷震等人也在《自由中國》刊文表明繼承五四精神的決心。在這一點上,殷海光的態度最為堅決,他認為五四的民主、科學啟蒙並沒有完成,在經歷了天崩地坼的政治動盪後,最急切的是要完成五四未竟的事業,使得民主與科學深入人心。  而1970年代爆發的「保釣運動」則接續了五四精神,喊出了「外保國土,內除國賊」,與五四運動的口號如出一轍,喚醒了台灣青年人對半個世紀以前五四運動的記憶,激發了台灣青年政治與民族意識的覺醒。  民進黨一直以「去中國化」為主要施政目標,這十幾年間,教科書的變動也使得台灣青年對五四運動不感興趣,不瞭解五四史實,也似乎難以再現過去在島內叱吒風雲的「五四情結」。儘管去年因為「拔管案」,台大學生發起了「新五四運動」,但更多的是「學術自主」與「大學自治」的訴求,而與紀念五四運動本身無關。上述的歷史已經證明,「五四運動」在台灣有完整且清晰的思想傳承,有可靠的歷史來源。兩岸理應攜起手來,共同傳承五四記憶,讓五四運動成為聯結兩岸的共同歷史情結。  紀念「五四運動」,首先是「補習」。這是一次絕佳的機會,猶如一堂生動的中國近代史課堂,在對歷史的回顧中檢視台灣與五四運動的關係,以及五四運動在台灣的傳承與發展,凝聚起新生代對「五四運動」的共識。其次是對五四精神的傳承,對啟蒙的再啟蒙。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曾說,「啟蒙與現代性是一項未完成的方案」,五四運動也是其中一個體現。  兩岸不僅在地理與民族上有著深刻的淵源,更分享了近代中國歷史,延續了其中對「科學」與「民主」的追求,傳承了在危難年代「救亡」與「啟蒙」的精神。對五四運動最好的紀念,就是繼續高舉五四旗幟,在各自崗位上,在實際行動中,去踐行五四精神,發出青年聲音。這是兩岸內在的精神聯結,也是藏在歷史深處,為兩岸人民所獨有的歷史情結。  一百年前,「五四運動」點燃了民主與科學之火,擂起了思想解放的戰鼓,一百年後的今天,我們仍處在「啟蒙」的進程中,處在對「啟蒙」的「再啟蒙」的進程中,我們仍在繼續五四一代未竟的事業,而這一事業,有待兩岸青年一代共同書寫。(作者為清華大學碩士研究生)

  • 五四運動第一人

     今年是五四運動100年,也是羅家倫先生逝世50周年紀念。1932年9月,羅先生接任中央大學校長,提出「有機體的民族文化」使命,以「誠樸雄偉」為校訓,積極發展中大,長達9年,居功厥偉。  羅先生在五四運動中的地位業已不朽。可以確定的是,他寫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揭櫫「外爭主權,內除國賊」,是五四那天學生散發的唯一傳單,2萬份在遊行時被爭搶一空。根據胡適先生在1935年5月的看法,「五四運動」一詞是羅先生首創的。無論如何,他是五四學生中的第一人,說明了文字的收功。  1919年5月4日是星期日,北京學生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加以箭在弦上,所以選定假日發動遊行,有3000多人走上街頭,羅先生一直在隊伍前列。隊伍到達東交民巷時,被外國使館的警察阻擋,羅先生進入各使館,遞送說帖和意見書,希望各國給予「同情之援助」。由此可知,他不但有立論,而且有行動。  羅先生稍後指出,這次運動有三種精神,可以關係中國民族的存亡。第一是學生的犧牲精神:此為再造中國的元素。第二是社會的裁制精神:打破昏亂的政府,實現中國轉機的必由之路。第三是民族的自決精神:學生不問政府,直接向公使團表示,是中國民族對外自決的第一聲;不求政府,直接懲辦賣國賊,是對內自決的第一聲,因此具有雙重「保險」。這是對五四運動最早的綜合評價,獲得學界共同肯定。  羅先生走過五四,重返書房,從學問入手,成就日後思想家的地位,新人生觀、新民族觀、新歷史觀三者,不但是他在中大擔任校長的理念,也是實現中國現代化的藍圖。從歷史裡尋答案,在現實中找方法,所以他不只是書齋裡的人物,心心念念在當代與後世,著書立說,不遺餘力,留下豐富的文存,理當由今天的中大重印。  這位入世的思想家,後來強調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是相互助長的。五四運動受到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新文化運動也由於五四運動而擴大,兩者的性質原本有異,精神卻屬一貫,就是要使中國現代化;欲達此目的,必須從思想現代化做起。此說看似折衷,卻也一語中的。羅先生更指出,能為純粹知識的主張而殉難,是人類最光榮高尚的事;能為思想言論自由而犧牲,是對社會最有實利的貢獻。凡此見解,都在彰顯思想革命的重要,這正是他的終身志業。  五四運動最主要的起因畢竟是抗日救國,民族主義的成分超過其他。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帝國主義侵略下的產物,可謂「防衛的民族主義」,有別於古代「文化的民族主義」。同理,中國的現代化,在救亡圖存的心情下推出,是一種「防衛的現代化」。廣義的五四運動,就是雙重「防衛」─民族主義兼現代化。羅先生的五四經驗,證明他是民族主義的實踐者,也是現代化的鼓吹者,令人悠然神往,百年猶有餘溫。(作者為考試委員)

  • 中研院學術自主 傳承五四精神

    中研院學術自主 傳承五四精神

     今年適逢五四運動100周年,中研院昨日起連3天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研院院長廖俊智表示,五四運動是中國文化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重要轉折,尤其五四的主要發起人胡適先生是中研院的故院長,中研院也繼承了五四新文化運動追求的科學、自由、民主、創造等價值,發揚學術自由獨立的精神,「即使遇到高度政治意涵的科學問題,仍應秉持專業學術、自由開放的精神,不應讓任何政治意識形態限制學術研究。」  適逢百年 連3天辦研討會  廖俊智指出,五四的精神包括民主與科學,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德先生與賽先生,包括政治、歷史、文學、宗教與生活都深受影響。五四議題也有不同的論述與評價,以及層層疊加的政治意涵,更有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及對啟蒙精神的嚮往。  廖俊智認為,100年過去,五四不僅僅是中國的五四,它所追求的價值呼應世界的潮流,也影響了台灣的政治和文學。台灣、東亞與世界的局勢已大不相同,白話文運動、科學理性精神、家庭改革,到追求個人自由、完善民主體制,仍是大家此時此刻必須面對與反思的重要課題。  中央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院長,在學術上一直超然與獨立,當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時,曾任北京大學校長、引領學生走過五四運動的蔡元培,接下首任中研院長這頂學術桂冠時,之後幾任中研院長幾乎都刻意與當權者保持距離,甚至對抗,不為當權者所喜愛。  堅持文人風骨 奠定民主  胡適先生為五四運動主要發起人,其支持自由主義,在威權時代的胡適擔任中研院院長,幾度直言批評當局,後來的錢思亮及吳大猷院長等,亦能堅持知識份子的風骨。胡適先生與一群自由派學者在1950年代發行自由中國雜誌,不僅延續了五四精神,也為台灣日後的民主化奠定重要的基礎,五四的精神與內涵一直影響著中研院。

回到頁首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