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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列強文明衝擊下的東亞秩序--日本建設滿洲成為進攻基地(八)

    在遠東的三角外交中,日本和蘇聯才是主要的競爭對手。如果不考慮其他盟國的援助,重慶只是一個次要角色。超高速的重工業建設意味著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勢必造成國民當前的生活困難和中長期的發展陷阱。然而,日蘇兩國的目標都是滿足近在咫尺的戰爭需要。如果在眼前的戰爭中失敗,具有長期優越性的模式對它們並不是什麼安慰。 \n \n新京政權力量強大 \n \n1936年11月1日,滿洲國政府確定了《產業開發5年計畫》。次年4月1日,第1個5年計畫開始實施。全部資金50億8千零54萬元,其中39億9千8百54萬億元投入工礦業。交通部門投資6億4千4百萬元。農牧業投資不過1億3千5百萬元。1941年,第1個5年計畫結束。生鐵產量從85萬噸增加到120萬噸,鋼產量從58萬噸增長到110萬噸。第2個5年計畫投資100億元,其中60億由日本提供。 \n到日本投降時,計畫僅僅執行了3年半,生鐵產量增加到180萬噸。松花江和鴨綠江發電站已經開始發電。滿洲飛機製造股份公司年產1200架。農產品增加了200萬噸。 \n盟國的轟炸將日本本土化為一片廢墟,卻沒有打斷「滿洲國」工業建設的上升線。戰爭結束時,東北工業所受的破壞甚輕,遺留的資源極為豐厚,足以給當事各方留下深刻的印象。蘇軍對東北的搜刮和中國內戰各方對東北的爭奪都體現了日本經營的分量,對此後的歷史進程發揮了很大的間接影響。然而,這種模式的種種長期負面因素也不得不由數十年後的東北和中國承受。 \n產業計畫成就了滿洲對亞洲大陸、甚至對日本本土的優勢,而且優勢每年都在擴大。倘若盟國靠山都在1945年退出戰爭,兵精糧足的滿洲國必勝無疑。新京─重慶的軍工差距不是以多勝少,而是以有勝無,足以將戰爭變成單方面的屠殺,較清兵入關有過之而無不及──其實,後來的歷史發展正是如此,只是滿洲統治者由日本代理人改為俄國代理人,戰爭機器依然如故。 \n這個軍事強國年產飛機上千,在外貿中斷的情況下,5年內鋼鐵產量倍增,道路里程增加2/3,糧食產量增加1/3。與此同時,它的敵人連卡車螺母都必須依靠進口。四川士兵的蛋白質攝入量不及東北囚犯的1/3。 \n鑑於蘇聯只派了100多架飛機就足以將國民黨趕出華東,滿洲堡壘的繼承人不難在6個月之內從山海關打到上海。「戰爭結束時,還有大量農產品和軍需糧未及運出,山中存糧足夠2個師團用6年。」如此,滿洲遠比1955年以後的韓國、南越、馬來亞、印尼更能抵抗蘇聯南下。 \n新京政權的力量並不僅僅來自經濟建設,還來自其處在上承滿蒙帝國正統、下合民族構建常軌的有利地位。君統衍生法統,其成本低於任何革命政權。滿洲國組織法規定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皇帝作為統治滿洲國的元首,經過立法院的「翼贊」行使立法權,統督國務院行使行政權,根據法律使司法部行使司法權。皇帝還統率海陸空三軍。關於重要國務,以參議府作為諮詢機關,皇帝得令參議府提出意見。 \n地方性邦國發明民族,難度低於任何帝國繼承者。滿洲國在1937年底,通過《關於撤銷治外法權和轉讓滿鐵附屬地行政權條約》,廢除了治外法權,收回了日俄戰爭遺留的南滿鐵路區域。契機在於日裔滿洲人以新滿洲國民共同體的一員自居,利用滿洲國名義上的獨立地位,把原先日本國內的新舊鬥爭變成了國際爭端,向母國聲索了比張學良政權更多的權益。 \n征服者為自己的勝利,必須付出比失敗更大的代價。日本人和蘇聯人在同一個試驗場,發現了同樣的真理。石原如果失敗,日本不難抵抗蔣介石─張學良政府的騷擾,更長久地保存糾紛的根源。林彪如果失敗,蘇聯同樣不難抵抗蔣介石政府的騷擾,更長久地保存中長鐵路和旅順大連,更不用說2個5年計畫的巨大犧牲了。 \n日本官員憤怒地指責日裔滿洲國顧問「只知有滿洲國不知有日本」,對親邦採取「對抗而非合作的態度。」其實,這種現象恰好是「五族新民」的共同體想像應有之義。滿洲國因此自詡在民族國家建構和反殖革命外交的道路上,領先於亞洲的其他國家。 \n \n優於競爭者的紀錄 \n \n日本式顧問政治確實將滿蒙貴族變成了傀儡,但仍然比蘇聯和國民黨在同樣環境下的做法溫和得多。日本殖民者沒有集體屠殺任何族群的精英階級或造成大規模的人口損失(這兩者恰好是蘇聯統治的特徵)。滿洲國、興安4省和蒙古聯合邦給原住民保留的權利,明顯多於東北9省、察哈爾和綏遠行省。 \n如果以自治為標準,日本的泛亞主義不及大英帝國,但在取代大英帝國的3種革命勢力當中,仍然是最不壞的選擇。如果以建設為標準,日本的紀錄優於當時和以後幾十年的所有競爭者。如果以汲取能力為標準,日本僅次於蘇聯,通常超過國民黨,但三者都超過了英國人和19世紀秩序的遺留政權。(待續)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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