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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思我見-美國人過感恩節的意義

     今年11月28日筆者與家人在我住在普林斯頓(Princeton)小城的家裡度過感恩節。家人包括內子陳國瑞,兒子鄒善智,他的太太和兩位女兒。還有我的女兒小梅(英文名Jeanne)和她的丈夫和兩個小孩(一男一女)以及內子的大嫂。內子的大哥不幸過去了,她的大嫂很會燒飯,蒸了一隻火雞給大家吃,味道真的是十分好。感恩節是美國家人和最親愛朋友相聚的日子,大家團聚一起,談談笑笑。所以感恩節是一個快樂的日子。一般來說,年輕的家人回到年老家人的家度感恩節。感恩節是一家相聚,一同高興的日子。 \n 筆者在1948年從廣州的家,經香港坐船到美國,當時沒有飛機,要坐差不多20天的船才到達三藩市。又從三藩市坐7天的火車才到達康乃爾大學唸書。我到了美國以後的第一個感恩節是在康乃爾大學過的。當時康乃爾大學設立了一位留學生顧問,我還記得他的名字是Donald Kerr, 他和康乃爾大學附近的家庭聯繫,安排每一位康乃爾大學的外國留學生到一個附近的美國家庭過感恩節。我到了被安排的美國家庭以後有一點緊張,因為這是我第一次被邀請到一個美國家庭作客,還不能說流利的英語,我和美國人對話有一點緊張。我在美國第一次吃火雞的時候,覺得火雞的味道並不好,遠不如中國的烤鴨。等到我在美國住了約7、8年以後才會欣賞火雞,覺得它是好吃的。一般來說,移民到美國居住的中國人都會覺得美國的食物不如中國的夠味,要過了7、8年後才習慣吃美國的食物。 \n 根據美國設立感恩節的歷史,在1620年的9月,有102位英國居民因為希望得到宗教的自由,乘了一條稱為Mayflower 的小船開往美國。目的地本來是今天的紐約城附近,結果開到今天麻省的Cape Cod。 他們在麻省的普利茅斯(Plymouth)城和當地的印地安人在一起慶祝他們耕種的收穫,一同感謝上天給他們生活的幸福。從此以後,美國的居民繼續慶祝感恩節。到了1863年,在美國南北戰爭發生的時候,美國總統林肯宣佈感恩節是美國的一個每年美國公民應當慶祝的公眾假期。 \n 在中國傳統沒有像美國感恩節的假期。中國的傳統是用農曆,一個成年的中國男人每天工作,成年的中國女人,如果不在外邊工作,便是每天在家裡照顧家事,包括看小孩。中國最重要的假期是農曆新年,農曆新年的假期共有十多天。在假期的時候,家人預備一些好的飯菜來吃,長者給與小孩子紅包。記得我在年輕的時候,最快樂的日子是過農曆年,因為可以拿到紅包。 \n 我認為在美國感恩節有兩個重要的意義,第一是給每個人一個機會檢討自己生活的優點與缺點。檢討自己的優點與缺點以後,便可以改良自己生活的缺點。第二是給每個人一個機會與自己最喜愛的親友團聚,不但可以互相交換意見,還可以互相學習彼此的長處和短處,以致改良自己的短處。在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中都有可以令我們快樂的和令我們悲哀的地方處境。我們應當多想令我們快樂的處境,這樣便會使我們生活快樂。當我們想令我們悲哀的處境,我們要瞭解悲哀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我們做了什麼錯事引起的。瞭解以後,我們便可以改進我們的行為,增加我們生活的快樂。

  • 我見我思-中醫與西醫的比較

     當一個中國居民生病的時候,他可以去看中醫或去看西醫,中醫與西醫的優點與缺點是什麼呢? \n 中國的醫學是從數千年的經驗累積來的,西方的醫學是用科學方法發現的。經驗積來的知識有時候也可能比用科學方法發現的合用。 \n 中醫的醫治方法包括服中藥和針刺。筆者在中國長大的時候,家人有病時,會選擇看中醫或看西醫。我的父親認為生某些病時應當看中醫,生另外一些病時應當看西醫,我想很多中國的居民也有同樣的意見。還有一點,如果我們認識一位特別好的中醫或西醫,我們便會去看他,我想很多中國人都會這樣做。 \n 製造西藥與製造中藥的方法不同,西藥的生產方法比較標準。生產西藥的工廠比較有標準,在中國生產中藥的工廠沒有製造西藥的工廠嚴格。結果產出的西藥比產出的中藥有標準。購買中藥也比購買西藥隨便,我記得當我的祖父生病的時候,他自己決定吃什麼中藥,便把中藥寫在單子裡,叫傭人去買。西藥的單子需要一位西醫師才能開。一般的民眾不能去西藥房隨便買西藥。 \n 西醫與中醫的訓練也不同。在美國,醫生的訓練十分嚴格。要當一名醫生,先要大學畢業,畢業後再進醫學院唸三年,然後實習兩年才能當醫生。在中國當一位醫生不需要花那麼多的時間,要當一位西醫,只要在中學畢業以後,進一所醫學院唸六年便可。中國的醫學院是仿效英國的,在英國當一名醫生,只需要在醫學院唸六年便可。 \n 在美國,當醫生的收入比較當一般其他職業的高,美國醫生的高收入是美國醫學會的政策造成的。在一所大學建立一所醫學院需要美國醫學會批准,美國醫學會的一個重要政策是提高醫生的待遇。提高醫生待遇的辦法是把醫生供應的數目減少,美國醫學會把美國醫生的數目控制。因為建立一所醫學院需要美國醫學會的批准,美國醫學會只批准一些少數重點大學建立醫學院。在中國一所大學有權建立任何的學院,包括文學院,理學院,工學院和醫學院。因此美國醫生的供應有限,醫生的待遇便被提高。 \n 根據筆者的經驗,生某些病的時候應當去看西醫,生另外一些病的時候應當去看中醫。當我患傷風的時候,我可以去看中醫或去看西醫。但是當我患盲腸炎時,我只能去看西醫。還有其他的病需要開刀,病人只能去看西醫。 \n 關於配中藥和配西藥,去藥房配西藥需要一位西醫生寫一張配藥的條子。去買中藥,誰都可以去一所中藥店購買。 \n 西醫醫學的原則是當一個人生病的時候,西醫師應當用西藥改變或干預身體的活動。中醫的原則是用中藥來增加病人身體的抵抗力。當身體的某部分不正常時,西醫可以開刀把這部分切去,中醫是不會開刀的。

  • 學者觀點-如何增加中國市場 經濟運作的效率

     自從1978年中國實行市場經濟對外開放政策以來,中國經濟繼續迅速地發展。從1978年至2010年中國GDP的年增率高達9.4%。大家公認,中國已經在實行市場經濟,而且中國的市場經濟數十年來在繼續發展。本文的目的是提出一些建議來增加中國市場經濟運作的效率。 \n 一個市場經濟的活動包括貿易,投資和創業。一般經濟學家相信民眾在市場經濟的活動是有效率的。在一個健全的市場經濟裡,民眾的自由經濟活動一定會趨進經濟效益,民眾自然會從事自由貿易,因為貿易是對雙方有利。政府不應當干預民眾在市場經濟的自由活動,政府的責任包括建立一個健全的市場經濟和維持居民在市場經濟合法的活動。政府建立了一個健全的市場環境以後,經濟活動是應當由人民決定。政府應當讓民營與國營企業自由活動,自由競爭,讓它們在市場經濟的環境內競爭來謀利。這樣,正如亞當.斯密斯所說,無形之手會引導國家的經濟運作,把經濟活動適當地調整以使市場的經濟效益能夠儘量地發揮。 \n 在一個健全的市場經濟裡,居民有自由把他們的財富存在國內或國外。今天中國的居民沒有自由決定如何把他們的財富存在國外,這是表現中國沒有一個健全的市場經濟。 \n 合法的經濟活動,政府應當讓居民自由從事。違法的經濟活動,政府應當禁止。合法的經濟活動包括開辦一所企業,如果需要賄賂政府官員才能開辦,便是違背了市場經濟的法則,這是不應當在一個正常運行的市場經濟發生的。今天中國還有一些政府官員在接受賄賂,可見中國的經濟制度還不是十分健全。 \n 出賣假的貨品也是一個市場經濟不健全的例子。不久以前,中國商店出賣假的牛奶粉。一些住在廣東的居民需要往香港購買適當的牛奶粉,這也是一個中國經濟活動不健全的例子。 \n 政府對實行市場經濟的責任包括建立一個健全的市場經濟與維持人民的合法經濟活動。在一個健全的經濟體系裡,合法的經濟活動應當是自由的,非法的經濟活動應當是被禁止的。今天非法的經濟活動還在中國發生,可見中國的經濟體系還不是十分健全。 \n 總之,政府對市場經濟的責任是建立一個適當的市場環境讓人民作自由的經濟活動,包括貿易、投資和建立新的企業。今天中國人民的經濟活動還受到政府的干預,如果政府能夠減少這種干預,中國的經濟發展一定會比今天的更快。今天中國政府已經建立了一個市場經濟,但是政府對維持人民合法的經濟活動還可以改進,減少干預人民的自由經濟活動和推進人民建立企業的能力是中國政府應當推進的兩個重要工作。

  • 觀念平台-論中國GDP增長率 近年來的下降

     根據中國政府的資料,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率從2017至2019年分別是6.9%,6.6% 與6.2%。2019年的數字只限於該年的前三季。該年第三季的年增率只有6.0%。這些資料表明中國GDP的增長率在近年來繼續下降。本文的目的是探討近年來中國GDP增長率繼續下降的原因。 \n 根據一個經濟學的基本定律,當一個國家從事經濟發展時,在發展的初期,GDP增長的速度會比較高。到了經濟發展的後期,經濟發展的速度便會下降。原因是在經濟發展的初期,一個國家能夠從已發展的國家引進技術,到了經濟發展的後期,國家經濟的技術水準已經相當高,技術進步不能繼續趨進國家的經濟發展。回顧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從1978年中國政府施行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政策以後直到2010年中國GDP的年增率大約高達9.4%。從此以後,中國已變成一個經濟發展的國家,GDP增長的速度便會降低。但是如果中國的經濟政策是適當的,中國GDP增長的速度不會低至從2017至2019年的6.9%,6.6%與6.2%。 \n 我們要檢討中國近年來的經濟政策是否適當,是否可以改進。從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迅速的主要原因是中國施行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政策,我們要問今天中國是否適當地施行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政策。在一個施行市場經濟的國家,政府應當讓守法的私營企業在市場自由活動。正如亞當·史密斯所說,無形之手會把這些企業的自由活動在市場競爭的環境下推進國家的經濟發展。因此,我們要問,今天中國的私營企業在市場的環境下是否能夠自由活動,自由競爭,來從事生產以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 \n 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決定一個國家GDP的數量,這便是該國家對外貿易的數量。美國是中國對外貿易最主要的夥伴,近年來中美的外交關係發生了不少問題,主要原因是美國總統川普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時常變動,讓我們很難預測。在本文我們只能提出這個因素,不能把它討論。原則上,讓兩個國家自由貿易是對雙方有利,不然,這兩個國家不會進行貿易。川普總統的經濟政策,不讓中美兩國自由貿易,不但傷害了中國的經濟利益,還傷害了美國的經濟利益。 \n 最近一些中國的企業家覺得中國國內的經濟環境不良,在中國投資很難獲得適當的回報,他們把部分資本拿到美國或其它國家投資。中國政府希望他們把資金留在中國投資,設法禁止中國資本外流。其實一個更明智的政策是改良中國國內的市場環境,讓中國企業家自然地把他們的資本留在中國國內投資。當然,在中國政府改良國內的市場環境以後,中國的企業家還會把部分資本拿到國外投資,這是對中國有利的政策。如果中國的企業家把他們的資本適當地分配在中國國內和在國外投資,這是對他們有利,同時會對中國的經濟有利。中國企業家的利益便是中國的經濟利益。 \n 中國政府應當慎重檢討近年來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中國是否在適當地施行市場經濟。中國的企業家和中國的勞工能否獲得一個適當的市場環境讓他們發展中國的企業和增加中國GDP的價值。總之,中國有充分的人力資源,包括明智的企業家和刻苦耐勞的勞工,只要政府能夠建立一個適當的市場環境讓他們努力工作,中國的經濟必會繼續進步,中國的GDP亦必會繼續增加。

  • 我見我思-健康與快樂

     在前一篇文章筆者討論了「運動與健康」,運動可以增進我們的健康。但是健康不是人生最主要的目的,比較主要的人生目的是快樂,本文將要討論如何能過著一個快樂的生活。 \n 假定我們已經有足夠的運動,使我們能夠過著健康的生活,但是我們不一定能夠過著快樂的生活。要能夠過著快樂的生活,我們還需要具有其它的條件。有什麼條件可以使我們能夠過著快樂的生活呢? \n 中國有一句古語,「知足者貧亦樂」。 換句話說,希望得到快樂的人必需先決定一個目的,要是把目的定得太高,我們總是不能達到目的,總是不能快樂。所以我們不要把目的定得太高,不要對自己的要求太大。不然,我們總是達不到目的,不會快樂。 \n 要怎樣決定我們生活的目的呢?正像我們在上一段說的,我們要把生活的目的定得合理。我們對工作的要求,不能定得太高。筆者是一位經濟學家,作為一位經濟學家的要求是能夠發表一些重要的經濟學論文,但是不能把論文的水平定得太高,如果把水平定得太高,我們無法把論文完成,把論文發表。這樣,我們便不能在工作上得到滿足和快樂,所以一個決定能夠享受快樂生活的條件是把生活的目的定得合理。 \n 達到快樂生活的一個辦法是多想些和多做些令別人快樂的事情。要是我們能做一些令別人快樂的事情,我們自己也會快樂。在心理學這種心理的反應稱為projection 。這便是說,想像別人的快樂會令我們自己得到快樂。基督教有一句重要的教訓:「不是要受他人的服務,乃是要服務他人。」 \n 筆者是一位經濟學家,我的重要工作是寫作和發表一些重要的經濟學論文。這種工作可以令一位經濟學家快樂或憂慮。要是能夠寫出一篇重要的論文,這位經濟學家當然會十分快樂;如果不能寫出一篇重要的經濟學論文,他當然會憂慮。要等到他能夠寫出一篇重要的論文,他才能快樂。總之,當一位快樂經濟學家的必需條件是能夠寫出一些重要的經濟學論文。 \n 一個可以令我們快樂的方法是對自己滿足。如果我們學會愛自己,對自己沒有過分的要求,我們才能享受快樂的生活。愛己愛人是達到生活快樂的一種方法。假定我們能夠愛別人,不但別人能夠得到快樂,我們自己也能因為愛護別人得到快樂。 \n 我不是心理學家,沒有專門的學識來討論本文的題目。我只能把一些個人的經驗和讀者分享。我天天作適當的運動,包括打太極拳以外,還作另外一種運動,後者包括游泳,打網球或打高爾夫球。這樣過活使我能夠保持健康和過著快樂的生活。打球不單是一種運動,還是一種心理的培養。要是打球打得好,我們當然高興。當我們想把打球的技術改進,我們必需考慮用那種方法才能把球打得更好,這也是一種心理的挑戰。 \n 正如上面所說,筆者天天設法保持身體健康,精神快樂。在高年的時候我繼續運動和繼續工作,我幸得身體健康,生活快樂。一些讀者會有同樣的方法或有其他的方法來維持身體健康和生活快樂。本文的目的是說明一些能夠使我們達到健康和快樂的方法與讀者分享。

  • 我見我思-運動與健康

     一般人都希望能夠過著快樂的生活,能夠過著快樂生活的一個必須條件是身體健康。運動是達到身體健康的一種方法,筆者有幸生長在一個注意健康的家庭。家父鄒殿邦在廣州市從事商業,十分成功。但是在中年的時候,因為工作煩勞,以致神經衰弱,不能繼續工作。醫生勸告家父停止工作兩年,並且到一些中國名勝的地方旅遊,同時作適當的運動,包括游泳和打太極拳。因此筆者在年輕的時候有機會跟著父親游泳和打太極拳。直到今天,筆者規定每天必須作適當的運動,在吃早飯以前,先打太極拳;吃過早飯以後,必定作另外一種運動,包括游泳,打網球或打高爾夫球。打網球需要有伴,打高爾夫球需要好天氣,如果家裡有游泳池,便可以每天游泳。因此在1970年筆者搬到普林斯頓居住的時候,決定建築一所有室內游泳池的房子。不論天氣好壞,我可以在家裡的游泳池游泳。 \n 關於打太極拳和游泳,有兩個有趣的故事與讀者分享。在6歲的時候,父親請了一位太極拳大師董英傑先生到家裡教太極拳,董老師是當時中國南方最著名的太極拳老師。他在給父親教拳的時候,也一面教了我。所以我可以自稱為董英傑老師的弟子。關於游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發生,我的家從香港搬到澳門,在澳門居住的時候,我有機會天天游泳。有一次澳門舉行長途游泳比賽,筆者參加,得到季軍的獎。 \n 筆者學會打網球,雖然然打得不好,但是很喜歡打。還喜歡看網球比賽,現在剛好是美國網球公開賽舉行的時候,筆者每天在電視觀看。 \n 筆者也愛打高爾夫球,打高爾夫球不需有伴,可以單獨打。我覺得打高爾夫球比打網球更有趣,打高爾夫球不單是一種運動,還是一種心理和精神的訓練。在打一球以前,打球的人要預先決定他打那球的目的,要把球打到那裡,在打球以後,他便判斷目的是否達到,要是達到了,當然十分高興。如果沒有達到,他便會檢討沒有達到的原因。在以後遇到類似打球的機會,應當如何改進,如何把球打得更好。在打高爾夫球的時候,我們每打一球,都是一個學習的機會。這是打高爾夫球的樂趣。 \n 關於游泳,因為我的家內設有室內游泳池,我可以天天游泳。尤其是在天氣不好的時候,雖然不能打網球,也不能打高爾夫球,我還可以游泳。 \n 健康不單是身體的狀態,還包括心理的狀態。如果我們整天憂愁不樂,我們的身體健康便會受到不良的影響。因此我們需要多想一些可以令我們快樂的事來維持身體的健康。每個人在生活中都會遇到快樂的事和悲傷的事,我們要多想快樂的事和少想另我們悲傷的事。 \n 現在筆者有幸活到八十九歲,因為一向注意身體的健康和精神的健康,還可以保持各種運動和在報上寫文章。希望今後還能夠繼續保持身體和精神的健康,能夠繼續作各種運動和繼續在報上寫文章,繼續學習和工作。

  • 美國No.1大學 學費貴鬆鬆

    美媒周一(9日)公布最新全美大學排行榜,常春藤名校之一的普林斯頓大學再度蟬聯榜首。美國頂尖大學名聲響亮,學費同樣令人咋舌,普林斯頓大學4年學費估計逼近30萬美元(台幣近千萬)。 \n《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and World Report)9日發布最新年度全美大學排名,普林斯頓大學穩坐美國最佳大學龍頭寶座,哈佛大學位居第2,哥倫比亞大學、麻省理工學院並列第3,耶魯大學排名第5。 \n普林斯頓在多項評鑑指標都拿高分,包括生師比(student-faculty ratio)僅5比1、畢業率高達98%、校友捐贈率(alumni giving rate )59%。 \n普林斯頓貴為全美排名第一的大學,學費標價同樣高不可攀,一年收費高達73,450美元(約合台幣230萬),若能順利4年畢業,總學費超過29.3萬美元(約合台幣920萬)。哈佛等其他頂尖大學的學費標價也相去不遠。 \n好消息是,普林斯頓大學學生及其家庭無須負擔全額學費,理由之一是普大有慷慨的獎助學金政策。 \n《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首席數據策略師摩爾斯(Robert Morse)告訴財經媒體《MarketWatch》,普林斯頓大學學生的負債率僅4%,是全美大學中最低,畢業生背負的學貸中間值為7,500美元(約台幣24萬)。 \n根據聯準會(Fed)去年的資料,美國上大學的年輕成人,超過半數都有背債,當中包含學貸,一般在2萬到2.5萬美元。美國目前的學貸總額,估計累達1.5兆美元。

  • 觀念平台-中美制定與執行貨幣政策的比較

     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可分兩種,亦即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施行財政政策的工具是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施行貨幣政策的工具包括控制國家的貨幣供應量和銀行貸款的利率。中美兩國政府制定與執行貨幣政策的機構與方法不同。本文比較中美兩國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執行。 \n 在中國,國務院利用控制政府的收入和支出來執行財政政策,國務院附屬的中國人民銀行同時利用制定貨幣供應數量和利率來施行貨幣政策。在美國,政府的收入和指出是由總統建議美國國會,但是需要美國的議會通過才能執行。美國的貨幣供應是由美國聯邦儲備銀行決定。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總裁是由美國總統委任,但是一經委任以後,聯邦儲備銀行的總裁是獨立的。他主持聯邦儲備委員會,該委員會能夠決定美國的貨幣政策,不受美國總統的控制。 \n 中國施行貨幣政策的機構是人民銀行。人民銀行屬於國務院, 由國務院控制。美國施行貨幣政策的機構是聯邦儲備銀行,它是一個獨立的機構,不受美國總統控制。中國施行貨幣政策的工具,包括貨幣供應量和銀行貸款的利率,是由人民銀行決定。在中國人民銀行是屬於國務院。中國的總理有權控制中國人民銀行,美國的聯邦儲備銀行是獨立的,不受美國總統的控制。美國制定一個獨立聯邦儲備銀行的原因是不讓美國總統在每4年一次競選以前利用貨幣政策把國家的貨幣供應增加來增加國民收入。增加國民收入對一般民眾有利,因此是對現任總統的競選有利。因為一般來說當經濟情況良好的時候美國人民的傾向是選現任的總統,讓美國總統控制貨幣供應便會讓美國總統控制他能夠當選的機會。 \n 關於制定貨幣政策的方法,經濟學界有兩派不同的意見。這兩派被稱為「規律派」與「酌處權派」。用英語被稱為「rule」與「discretion.」第一派主張用規律來決定貨幣政策,第二派主張用酌處權來決定貨幣政策。第一派主張用的規律包括把貨幣供應量每年增加的百分比固定下來,第二派主張讓貨幣每年增加的數量由國家的金融機構決定。中國的金融機構是人民銀行。美國的金融機構是聯邦儲備銀行。我的老師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是主張用規律派的創始人。他主張用規律的原因是他認為決定貨幣政策的政府官員沒有能力決定適當的貨幣數量。據我的瞭解,中國人民銀行在決定貨幣供應的時候是利用它的酌處權來決定的。我還記得在1960年代傅利曼教授訪問臺灣,臺灣中央銀行的俞國華總裁歡迎他,向他請教如何決定臺灣的貨幣數量。傅利曼教授的回答是把臺灣的貨幣數量每年增加若干百分比。這便是說,不用俞國華和臺灣中央銀行的職員觀察當前的宏觀經濟情況來決定,臺灣也不需要用一位像俞國華的人當中央銀行的總裁。誰都可以擔任臺灣中央銀行的總裁。這位總裁只要根據一個規律,像把貨幣供應量每年增加3%的規律,來決定臺灣的貨幣每年應當增加的數量。 \n 美國的經濟在1930年代初期發生了大不景氣的現象,美國政府在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領導之下,決定利用財政政策把政府的支出增加來解決大不景氣的問題,但是政策的功效不大。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以致美國經濟的總需求增加,總需求的增加把美國不景氣的問題解決了。 \n 中國在1930年代沒有發生大不景氣的現像,用不著採用宏觀經濟政策來解決大不景氣的問題。中國政府施行貨幣政策發生大錯誤是發生在1949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中國政府的權力因戰爭的緣故減少了,以致政府的稅收不足以應付支出,政府便用印發大量貨幣來增加收入,結果引起十分嚴重的通貨膨脹,當時筆者還在廣州居住,生活受到嚴重通貨膨脹的影響。

  • 我見我思-陸維持開放 經濟增長續樂觀

     自從1978年中國政府施行市場經濟對外開放政策直到2004年,中國GDP的每年增長率平均高達9.4%。中國經濟發展速度能夠這樣高的原因是中國正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和中國有充分的人力資源,包括明智的企業家和刻苦耐勞的勞工。 \n 與一些其它在經濟發展中的國家比較,中國擁有比較多的人力資源,因此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能夠比它們的高。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達到相當高以後,它的GDP增長速度便會逐漸降低,在近數年來中國GDP的每年增長率只有6%左右。 \n 在經濟發展的初期,一個國家的GDP能夠快速地增加是因為它能夠從已發展的國家取得先進的技術,到了經濟發展的後期,先進的技術已經被引進,以致經濟發展的速度降低,這是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在近年來降低的主要原因。 \n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討論如何把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儘量維持。我們知道,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會逐步的降低,但是政府能夠施行適當的經濟政策,把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維持。 \n 第一,我們要堅持施行市場經濟對外開放政策。在過去的三十多年,中國經濟增長迅速的主要原因是中國政府施行市場經濟對外開放政策,現在我們必需保持這個政策,不能把它放棄或改變。我們不能認為這個政策已經成功了,我們沒有必要堅持繼續使用它。 \n 關於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能夠賦予經濟單位(個人或企業)極高的經濟效率是因為在市場經濟的環境,每個經濟單位必需努力工作才能生存,才能得到個人的經濟利益。當每個經濟單位努力工作以致得到自己的利益時,整個社會便會得到它的財富和經濟利益。正如經濟大師Adam Smith所說,當每個經濟單位努力工作以求自己的利益時,無形的手會把他們工作的效果總合起來,以致整個社會能夠得到綜合的經濟利益。 \n 關於對外開放政策,當兩個國家自由貿易,雙方必會得到利益。不然,它們不會進行貿易。近年來美國總統川普要施行經濟政策傷害中國,一個重要的政策是限制中美兩國的貿易。根據上面所說關於自由貿易對雙方有利的原理,川普總統的政策是錯誤的,限制中美兩國的自由貿易是會傷害兩國居民的經濟利益。 \n 當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施行經濟政策時,他不但會考慮該政策對國家的經濟利益,他還會考慮該政策對國家的政治利益和外交利益。一個強大的國家可能會使用經濟政策,例如減少兩國的貿易或增加從該國家進口貨物的關稅,來強逼一個弱小的國家來服從它的政策。一個強大的國家還可以用外交政策來強逼一個弱小的國家來服從它的政策。 \n 當中國的政府施行外交政策時,它一定會考慮該政策對國家的各種利益,包括經濟,政治和外交利益。大家公認,今天世界兩個最大的強國是中國和美國。兩國領導人當然瞭解該國可能施行的各種外交政策會有什麼好處和害處。但是有些美國公民認為,美國總統川普有時候會不太理智,讓他的感情決定他的言論和他的政策。我認為川普總統有時候說話比較隨便,但是當他施行重要政策時,他會比較謹慎。 \n 我認為中美兩國的外交關係對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影響不大,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多半是依靠中國政府施行的經濟政策。如果中國政府繼續施行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的政策,中國的經濟會繼續發展。當然,因為中國的經濟已經發展到今天的程度,今後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會比過去的慢。但是,因為中國擁有充分的人力資源,和中國繼續施行市場經濟,我們可以對中國今後的經濟發展取一個樂觀的態度。

  • 我見我思-當經濟學者的經驗

     2019年6月14日至16日計量經濟學會在廈門舉行該學會在亞州區的年會。共有8百多位會員參加。筆者被邀請在開會第二天的晚宴前作主題演講。演講的題目是「我當經濟學者的經驗。」茲將演講內容向讀者報告。內容共分三部份。1.學習經濟學與從事經濟研究。2.利用經濟學來解析經濟現象與解決經濟問題。3.培訓中國經濟學家。 \n 經濟學的內容很廣,包括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國際經濟學,計量經濟學,金融經濟學等。我們不能只是自己閱讀經濟學書本來學習經濟學,如果可以的話,學習經濟學必需受到一流經濟學家的訓練,不能自學。我們需要進入一所著名的研究院學習。向一流經濟學家學習包括 a. 上一流經濟學家教的課來學習如何思考經濟問題。b. 參加一流經濟學家開的討論班來學習他們的思維與在討論班發表意見,來讓他們改正我們思維的錯誤和教導我們如何作明智和有創作性的思想。 \n 我有幸在1954-1955學年參加了Milton Friedman教授指導關於貨幣問題的討論班,現在通用的名詞M1 與M2是Friedman 教授在該討論班開始用的。Friedman教授在該討論班研究兩種經濟理論,目的是要知道那一種能夠比較完滿地解析GDP的變動。第一種是Keynes在他所著The General Theory of Price, Interest and Money一書發表的理論。根據這理論,一個國家的總投資量I能解析GDP的變動。第二種理論是貨幣理論,根據這理論,一個國家的貨幣供應量M能解析GDP的變動。在這討論班Friedman教授做研究來比較這兩種理論能解析GDP變動的優劣。我有幸在該討論班報告我的博士論文,讓Friedman 教授批評和建議改善的辦法。 \n 在芝加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以後,我前往麻省理工學院任教。我有機會參加Paul Samuelson 和 Robert Solow 兩位教授同開的討論班。這兩位教授開討論班的作風和Friedman 的不同。Friedman在每次討論班開始以前,先把討論班需用的參考書讓同學們先閱讀。讓同學們有準備來瞭解討論的內容。Samuelson和Solow比較隨便。在討論班開始的時候,Samuelson 會對 Solow說: "Bob(Solow 的名字), 我們今天要討論那些問題?" Solow回答以後,他們便開始討論. \n 一位從事學術研究和在大學教學的經濟學家的主要工作是做研究和在著名的經濟學期刊發表論文,筆者當然也是這樣做。1960年筆者在著名的經濟學期刊Econometrica發表了一篇重要的論文,題為"Tests of equality of sets of coefficients in two linear regressions" (對兩條線性回歸方程係數是否相等的檢驗)。後來這個檢驗方法彼廣泛地應用。檢驗方法被稱為鄒氏檢驗方法Chow test. 應用這方法的領域甚廣,包括醫學,因為它是一個統計方法,可以在很多領域應用。 \n 世界一流的經濟學家不一定能夠利用經濟學來解決重要的經濟問題。他們需要取得應用經濟學的經驗,筆者有機會獲得應用經濟學的經驗。從1962年開始,筆者在IBM公司的Thomas J. Watson 研究中心工作,在1966年筆者被邀請到臺灣的中央研究院講授計量經濟學,在臺灣工作時筆者被邀請當蔣介石總統的經濟顧問。因此有機會與臺灣政府負責經濟任務的官員討論臺灣經濟問題和學習如何應用經濟學來解決重要的經濟問題。 \n 1970年我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邀請當教授,並當該校計量經濟學研究專案Econometric Research Program的主任。後來該研究專案被稱為鄒至莊計量經濟學研究專案,Gregory C Chow Econometric Research Program.我在2001年退休,但是直到今天我還參與本校經濟系的各種活動。

  • 我見我思-對香港的懷念和觀察

     2019年5月29日我坐火車從廣州往香港。這次我回中國訪問,先往成都,參加一個討論大資料的會議,再從成都飛到廣州,訪問中山大學內的嶺南(大學)學院。我在廣州的主要活動是訪問中山大學內的嶺南(大學)學院,該學院是1986年在廣州中山大學內建立。當年中山大學授予筆者名譽博士學位,筆者向中山大學的李岳生校長建議在該大學校內建立嶺南(大學)學院。李校長同意,因此該學院便在康樂園建立。我從廣州往香港坐的是特別快車,我覺得中國現代的火車和一般的基本建設都比美國的好得多,因為中國的基本建設都比美國的新。 \n 1936年我只有6歲,在廣州居住。當年6月的一天日本軍隊快要打到廣州,當天的早上,我們全家乘火車往香港居住,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發生。日本的軍隊用了不到十天的時間便把英國的軍隊打敗,把香港佔領。大約過了兩周以後,我家離開香港,遷往澳門居住。因為葡萄牙沒有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澳門沒有日本軍隊佔領,我家在澳門過著平安和快樂的生活,我也有機會在澳門的嶺南中學好好的唸書。 \n 1945年8月太平戰爭結束,日本被美國打敗,我的家從澳門搬回廣州。1948年我在廣州嶺南大學讀完一年級以後,便往美國留學,進美國康乃爾大學,從此一直留在美國居住。但是我對香港還是十分留念,一有機會便回到香港訪問。 \n 這次到了香港以後,普林斯頓大學校友,現任香港大學管理學院院長的陶志剛博士安排我在萬怡酒店居住,我有機會看見不少在香港居住的親友。1980年代我曾在美國安排一些由中國教育部選擇中國最優秀的研究生到美國著名的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被教育部考取的學生被稱為Chow-tester,陶志剛博士是其中的一位。他特別請了在香港居住的Chow-testers和我一同晚宴,我們都十分高興。他們拿到美國大學博士學位以後,不論在何處工作,事業都是十分成功。 \n 香港有幾所良好的大學,像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城市大學和浸會大學等。因為香港的生活比廣州的生活好,香港的大學比較廣州的大學容易找到良好的教師。我在廣州時曾訪問中山大學的嶺南(大學)學院,和該學院的院長和教授們交談,他們說在廣州要找到著名的教授比在香港難。 \n 最近在香港有一個令人注意的問題,有些在中國大陸或在臺灣犯法的居民逃到香港。香港的政府不願意幫助大陸或臺灣的政府把這些犯法的居民送回中國大陸或臺灣,因為香港政府與中國大陸政府和臺灣政府沒有合約把住在香港的犯人送回兩地。 \n 筆者居住在美國,覺得美國的生活比在香港的生活好。我是一位大學教授,美國著名的大學比香港的大學好。因此我當然會選擇在美國著名的大學工作。同樣的,美國著名的大學比中國國內的大學好,當一位教授當然會選擇在美國著名的大學而不在中國國內的著名大學工作。因此,中國國內或香港的著名大學很難聘請到世界著名的教授。 \n 與一般中國大陸的城市對比,除了上海以外,香港的生活環境都比較舒服。我想在香港居住的居民,在香港住慣了,不會願意往美國或其它國家居住。筆者在美國住慣了,十分喜歡回到香港訪問,但是不會願意回到香港居住。我的事業和我多半最好的朋友都住在美國。 \n 這次我回到香港訪問最主要的工作是參加香港城市大學管理學院每年召開一次的顧問董事會議。在開會以前的幾天,我有機會拜訪在香港住的老朋友,和他們相聚,十分快樂。

  • 我見我思-回大陸訪問的一些經驗

     2019年5月5日我從美國經香港飛往成都參加在當地舉行的大資料會議。我的好友石勇教授是該會議的一位舉辦人,我有幸被他邀請到成都開會,到了成都以後我的第一感覺是成都市的一般居民享受安居樂業的生活。我在美國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得知近年來中國的經濟進步,GDP每年增長率高於6%。現在到了中國有機會觀察中國居民的生活,覺得成都居民的生活真是十分充裕。回到中國以後最重要的觀察是一般中國的居民都相當富有,能夠享受快樂的生活。 \n 5月9日我被成都的西南財經大學的工商管理學院邀請演講。我的題目是「研究經濟學的經驗」。演講後來聽的同學和年輕教師們提出一些有趣的問題,我對這次演講十分滿意。到了成都以後我有機會往附近的名勝參觀,包括金沙遺址。在那裡我們看見兩千年前當地居民優秀的手藝,還有四川美術院內張大千描畫的敦煌壁畫。成都還有兩千多年前建成的都江堰,成都不但有優美的風景,還有漂亮的新建築。因為四川的政府對成都和成都附近的建設十分注重,計劃使成都成為向西方發展一帶一路的重點。 \n 5月14日我從成都飛到廣州,訪問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該學院位在廣州河南康樂園,是1949年以前嶺南大學的校址。1952年中國教育部把中國所有的私立大學解散,包括嶺南大學在內,中山大學便遷到康樂園。1986年中國國務院授與筆者名譽博士學位,由中山大學頒發。在頒發當天的晚宴時筆者向中山大學李岳生校長建議在校內建立嶺南(大學)學院。李校長同意,此後嶺南(大學)學院便在康樂校園建立。 \n 這次回到學院,有機會和該院的陸軍院長和老師們交換見。討論如何引進良好的師資來把學院的學術水準提高,並與研究生們交換意見,討論如何學習和作研究來寫傑出的博士論文,完成博士學位。一所大學的優劣當然是靠它的教師,要請到世界一流的教師不但需要一批很大的經費來給與他們很高的待遇,還需要給他們安排適當的工作環境,包括請得其他著名的教師和他們一同教學,一同做研究工作。如果一所學院能夠請到一兩位世界著名的教師,他們便能吸引其他的著名教師來該校教學。 \n 關於做學術研究和寫博士論文,我和同學們交談如何選擇一個適當的論文題目。我建議學院多請些著名的學者到學院做報告,讓研究生有機會聽到一流的研究工作和有機會向一流的學者請教。要請到著名的學者到學院訪問也不容易,因為在香港的著名大學能夠請到世界一流的學者到學校教學或訪問。我建議嶺南學院和香港的著名大學合作,當著名學者到香港的大學訪問時告知學院,讓學院有機會請他們到廣州市來學院訪問。據我瞭解,嶺南學院在中國南方的聲譽還不錯,可以吸收良好的教師和優秀的學生。 \n 像中國其它的大城市,廣州近年來增加了不少的新建設。中山大學位在河南,在珠江的南方。從中山大學的北面靠珠江的南岸觀看珠江,白天可以看見廣州市的新建設,晚上可以看見漂亮的河景,包括五色光亮的遊船。我有機會在晚上觀看珠江的夜景,覺得十分滿意。 \n 5月27日我將會從廣州坐火車往香港,先到香港大學訪問。香港大學管理學院的副院長陶志剛教授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我認識他。他將會在香港和我會面,到了香港幾天以後我會往香港城市大學參加該大學管理學院舉辦每年一次的董事會。在香港的活動我將會在下一篇文章向讀者報告。

  • 觀念平台-試論德智體群的教育

     從1936年到1941年筆者在香港嶺南小學唸書。當時學校的老師告訴同學們在生活上必要注意「德智體群」四項。我想不只是在1930年代和在中國南方,還在中國其它的地方,在近兩三百年來,有不少中國家庭的父母和學校的師長,都教訓兒童應當重視「德智體群」。本文的目的是把當時「德智體群」的教育與讀者分享。 \n 為人最重要的是有「道德」,「德」是「德智體群」四字的第一個字。根據中國的歷史傳統,從漢朝時代孔夫子已經教訓他的弟子「道德」是為人最應當重視的。注意道德以後我們應當注意「智慧」,注意用功學習來求「智慧」。我們應當注意的第三點是「體」,或說我們的身體健康。第四重要的是如何適當地在人群生活,包括向他人學習,幫助他人和與他人合作。 \n 在今天中國的社會,我不知道民眾對「德智體群」是否重視。在家庭的父母和在學校的老師們是否教導他們的兒女或學生如何學習和培養「德智體群」。筆者提出「德智體群」的概念和讀者共同思考。 \n 先考慮「道德」,在今天中國的社會,父母在家庭是否教訓兒女如何培養道德。師長在學校是否教訓學生如何培養道德。筆者希望今天生活在中國的長者有能力和願意指導年青的一輩如何培養道德。一些其它的國家可能不注重「德智體群」的教育,我認為在世界每一個國家的政府都有責任把道德的觀念傳給民眾,國家的長者們都有責任把道德的觀念傳給年輕的一輩。 \n 關於知識和智慧,在今天中國的社會,長者是否有充分的知識和智慧在社會生活和工作。他們是否有充分的知識智慧來傳給後輩。中國的長者當然具有他們的知識和智慧,他們的知識和智慧是從歷史傳下來的,我希望在中國社會生活的長者有充分的知識和智慧來生活和工作,來傳給年輕的一輩。 \n 關於「體」我們要問中國的民眾對健康是否有充分的注意,政府是否施行適當的政策來推進民眾的健康。有多少人民在吸毒品以致傷害他們的健康。在學校的領導們是否施行適當的政策來推進學生們的健康。每所學校都應當注重同學們的健康,不但老師們應當對同學們解說健康的重要,學校也應當舉辦一年一次至兩次的運動會,讓同學們參加比賽,讓同學們需要日常多運動來準備競賽。 \n 關於「群」,中國的民眾是否尊重他人的權利,是否注意他人的幸福,是否只顧自我利益,甚至傷害他人的利益,是否懂得如何與他人合作來推進雙方有利的事情。當我們要完成某件事情,需要與他人合作,需要找合作的夥伴,一個適當的辦法是找在工作完成的時候,我們和合作的夥伴都會得到利益。這樣,我們的夥伴必定會努力工作來促進他自己將要得到的利益。 \n 如果我們覺得「德智體群」是重要的,我們如何促進中國的民眾對「德智體群」的培養和施行呢?中國的政府和民眾組織都有責任。中國的政府設有教育部,教育部的責任不但包括知識的訓練,還包括道德的培養。中國民眾的組織包括家庭和私立學校,它們有責任對年輕的兒女或同學解釋如何培養「德智體群」四方面的知識和行為。 \n 如果政府和年長的民眾能盡力推進國家對德智體群的瞭解和適當的施行,在今天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時候,不但人民的物質生活會繼續改進,人民的非物質財富與幸福也必會同時改進。

  • 我見我思-福特班的創辦與校友的貢獻

     1983年10月21日中國教育部的王澤農處長和王複孫處長到我在普林斯頓的家探訪,邀請我回國幫助教育部培訓經濟學人才,我當然樂意效勞。當時王複孫處長準備向世界銀行申請經費,可是沒有成功。我把這情況告訴普林斯頓大學William G Bowen 校長,Bowen 校長馬上答應用普大由他支配使用的經費來支付必需的費用。 \n 1984年6月,我前往北京授課,和內子陳國瑞女士同往,教育部安排我們住在北京大學。我還約了幾位美國經濟學界的同事同往講學,包括普林斯頓大學的Angus Deaton 教授和Edwin Mills 教授和南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Robert Engle教授。 \n 當時在中國的研究生懂英語的不多,但是王澤農處長和王複孫處長決定請我們用英語授課,沒有國語的翻譯。結果能夠參加的同學不多,只有28人。我決定也在聽講,想知道其他教授演講的內容,以便決定我自己演講的內容能與他們演講的內容配合。授課完畢以後教育部決定在1985年繼續舉辦類似的培訓班,福特基金會的Peter Geithner 先生決定用基金會的經費資助,因此該培訓班後來被稱為福特班。 \n 1984年7月5日我首次與趙紫陽總理會面,我們對中國的經濟學教育與經濟體制問題交換意見。我告訴總理我寫了一本經濟學的教科書以供參加講學班同學之用,總理說我們應當把它翻譯成中文,我說已翻譯了。 \n 從1985年以後,王澤農處長決定把福特班般到北京的人民大學舉行,因為人民大學是培訓幹部的大學。結果從1985年到1996年福特班在人民大學舉辦,共辦了10期。從1998年到2012年福特班又在上海的復旦大學舉辦,共4期,每培訓班共有同學50人。結果受到福特班培訓的人數約有(10+4)乘50 = 700人。授課的內容包括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與計量經濟學。這3門課程是美國每所經濟學研究院的研究生必讀的課,福特班是由中美合作委員會舉辦的。中方委員會的主席是當時中國人民大學的黃達副校長,後來升為校長。美方有兩位主席,包括哈佛大學的Dwight Perkins 教授和我,雙方合作的風氣和態度十分良好,以致福特班舉辦得十分成功。 \n 福特班的同學們有不少是十分傑出的,今天和我常交往的包括耶魯大學的陳曉紅教授和康乃爾大學的洪永淼教授。陳曉紅教授常被邀請到普林斯頓大學訪問和講學,洪永淼教授常邀請我到他在廈門大學舉辦的王亞南經濟學研究中心訪問。當我回中國訪問的時候也常遇見福特班的同學,和他們互相交談,常常聽見他們事業成功,我覺得十分高興。 \n 在2016年6月福特班的校友在北京舉辦了一個年會。出版了一本手冊,稱為「中美經濟學教育交流專案:《福特班》2016年會。」英文稱為 "Sino-American Economics Education Exchange Program; "Ford Class"2016 Annual Conventions." 這手冊把福特班的重要事件和人物用圖片記錄下來。 \n 筆者從事中國經濟學教育的推廣包括兩方面,第一是在中國舉辦經濟學的培訓,包括舉辦福特班。第二是安排中國的經濟學研究生到美國留學。筆者與中國教育部合作,由教育部在中國舉辦考試,考取的研究生由筆者安排到美國著名大學攻讀。當筆者推薦中國的研究生到美國的大學攻讀時,還請了兩位著名的美國經濟學教授,Edwin Mills 與John Taylor,共同寫介紹信給美國的著名大學,說我們三人與中國教育部合作舉辦考試,考試成績優異的同學某某人,現在介紹給貴校攻讀。我舉辦的這個考試,後來被稱為第二個Chow test,第一個Chow test 是1960年我在經濟學期刊Econometrica發表的論文提出的一個統計學檢驗。 \n 有關福特班的歷史和其它資料,我們可以參考一個關於福特班的錄影帶。稱為「雙城十年」(指北京與上海)。該錄影帶的內容還包括一些福特班校友近年的活動。今天福特班的校友在社會做出各種重要的貢獻,我覺得十分高興。我恭祝他們生活快樂,身體健康。在社會上繼續做出貢獻。我還要感謝福特基金的Peter Geithner先生。他有眼光,決定用基金的經費推進中國的經濟學教育。

  • 觀念平台-試論中國的未來

     筆者生長在中國,有幸觀察與經歷過中國近一百年來的歷史。從被列強壓迫到今天變為世界的一個強國,本文討論中國如何從一個弱國變成一個強國。 \n 中國經歷過一段光榮的歷史,兩千多年前商朝的文化是我們可以自豪的,從此以後經過兩千多年中國繼續生存與發展,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發生。中國被英國打敗,被逼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把香港讓給英國。中國被打敗的原因是中國沒有發展科學,沒有武器和英國對抗。從此以後中國被列強侵略,直到1936年中日戰爭發生,中國將要被日本打敗,有幸1941年日本自不量力攻打美國,結果被美國打敗。1945年日本向美國投降,美國幫了中國戰勝日本。 \n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聯合國成立,中國變為世界五強之一,但是中國發生內戰,1950年中國國民黨政府被中國共產黨打敗,中國共產黨當政,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950年代中國共產政府施行計劃經濟,以致中國經濟崩潰,直到1978年中國政府從事市場經濟對外開放政策以後,中國的經濟才開始發展。 \n 中國政府施行市場經濟對外開放政策的機構是中國體制改革委員會。中國在實行計劃經濟的時代,中國國務院最高的機構是計劃委員會,該委員會是由一位副總理主持,1950年代是由姚依林副總理主持。中國在實行市場經濟的時期,在中國國務院最高機構是體制改革委員會,簡稱體改委,該委員會是由趙紫陽總理主持。在趙紫陽當總理的時代筆者曾參與體改委的工作,與體改委的副主任安志文和另一位委員劉鴻儒合作。體改委的工作是設畫中國建立市場經濟的方案,這工作是成功的,中國的市場經濟已經被健全地建立起來了。 \n 今天中國和美國是世界兩個最強大的國家,美國用它的力量在世界各處施行它的政策,甚至干預別國的內政,希望一些國家能建立一個像美國的民主制度。一般來說,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幫助弱小國家,包括非洲的國家的經濟發展。中國政府不會干預其它國家的內政,不會幫助其它國家建立像中國的政治制度,我們可以說中國的外交政策是成功的。 \n 如果中國的內政和外交大致是成功的,無疑中國已變成世界兩個最強大國家之一。筆者認為中國的外交政策勝於美國的外交政策,中國在世界的影響力比美國強,中國在世界的領導地位比美國高。這是中國命運的一個重要的發展,是一個中國民眾在50年前不能想像的發展。 \n 在中國變成世界第一強國以後,中國能否擔當這個重要的任務呢?我的回答是正面的。因為中國擁有充分的人力資源,中國有充分的人才,願意和有能力到世界弱小的國家幫助它們的經濟發展。 \n 回想數十年前中國被列強侵略的時候,我們很難想像今天中國在世界上能夠有這樣高的地位。我們要記得,在數千年以來中國有光榮的歷史和文化,只是在1840年中國沒有發展科學,沒有適當的武器與列強戰爭。到了今天中國採用科教興國的政策成功了,中國在世界的地位已經提高了。中國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必會繼續推進,我們對中國的前途是樂觀的。我們相信中國政府將會繼續施行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的政策,繼續幫助世界弱小國家和民族的經濟發展。中國在世界的地位將會繼續提高,我們可以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採取樂觀的態度。今天中國的科學研究和中國大學的科學教育不如美國,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中國的科學研究與大學教育才能趕上美國,但是在中國的科研還沒有趕上美國以前,因為在其它方面的成就中國將會變成世界第一強國。

  • 觀念平台-川普對中國的貿易政策 傷害美中兩國

     中國和美國都是注重對外貿易的國家,在2018年中國出口的數量占世界的首位;中國進口的數量占世界的第二位。這是自從1978年中國施行對外開放政策的結果。中國對外貿易(包括出口與進口)的數量等於GDP的37.8%。中國出口的主要貨物包括無線電話傳輸設備(7.7%),自動資料處理機器和單元(7%),電子積體電路和微型元件(3%),線路電話電氣設備(2.4%),機器和車輛零件和附件(2.9%)。中國進口的主要貨物包括電子積體電路和微型元件(14.2%),石油(8.9%),鐵礦石(4.1%),黃金(2.8%)和機動車輛(2.7%)。 \n 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夥伴是美國、香港、日本、南韓、越南與德國。因為中國與美國的外交關係常發生問題,中國政府需要採用適當的經濟政策以減少別國的外貿政策對中國經濟發展有妨害的因素。 \n 外貿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工具。在2017年中國的出口比2016年增加7.9%,中國的進口比2016年增加15.9%。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在2017年中國出超的數量是4761億美元,比2016年的4,888億美元減少了。(有關中國外貿的資料請參考右表。) \n 雖然中國2017年進口的數量比2016和1015年的數量高,但是還是比2013年和2014年的數量低。(我們應當把上面的數字除以物價指數來求出它們的實際價值。但是在這幾年中國的物價指數變動不大,不致影響我們的結論。) \n 中國居民愛吃黃豆,因為中國生產黃豆的數量不足以供應居民的需要,中國從美國輸入大量的黃豆。這種貿易對中國吃黃豆的居民和美國生產黃豆的農民是雙方有利的。 \n 近年來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施行獨裁主義。在外交政策方面用強權對付他認為不友好的國家,包括中國在內。在外貿政策方面用關稅和控制進出口數量來減少與中國貿易的數量。當然這些政策對中國不利,但是對美國也是不利,容許中美兩國自由貿易是對雙方有利的。如果貿易不是對雙方有利,中美兩國不會從事貿易。因此,川普控制對中國貿易的政策不但是一個傷害中國的政策,也是一個傷害美國的政策。

  • 學者觀點-談任何國家都適用的一個宏觀經濟理論

     經濟學的內容包括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前者描述個體經濟單位的活動,有如一個家庭消費的活動和一個企業生產的活動,宏觀經濟是用來描述整個國家的經濟活動。 \n 宏觀經濟的變動可以用4個主要的變數來描述,包括一個國家的總收入Y,總消費量C,總投資量I和政府的支出G,這些變數的互相關係如下:1)Y= C+I+G 或說Y包括C,I和G三部分。第二個關係是用來解釋總消費量C:2) C= a + C-1 + v1 ,C-1 代表去年的消費量,v1是一個隨機變數,代表影響C的其它變數。第三個關係是用來解釋投資量I:3) I = b + d(Y- Y-1) + eI-1 + v2。v2是另一個影響I的隨機變數。我們不用經濟理論來解釋G因為它是由政府決定和公佈的一個變數。 \n 關於消費量C的解釋,世界著名的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6年發表的名著A General Theory of Price, Interest and Money用當年的收入Y來解釋總消費量C。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Milton Friedman 在1957年發表的名著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提出一個新的理論來解釋C,根據這個理論 ,當年的收入Y不能代表消費者的購買能力,能代表消費者的購買能力來解釋C的變數是他們的「持久收入」,Friedman用消費者過去多年收入的平均來估算消費者的持久收入。1978年經濟學家羅伯特霍爾(Robert Hall) 在他的論文, "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6 (6): 971-987,建議用另外一個辦法來衡量持久收入。因為消費者的持久收入每年的變動不大,霍爾教授建議用消費者去年的消費量C-1來代表他今年或去年的持久收入。因此,方程2)用C-1來解釋今年的總消費量C。 \n 解釋投資量I的方程3)是根據一個重要的經濟原理。這原理先假定一個國家對資本總量的需求是由該國的總收入或總生產Y決定,因為生產需要資本。投資量I是資本總量的增加。因此,投資量I是由Y的增加(Y-Y-1)決定。方程3)還有另一個變數I-1。I-1是用來代表很多其他的變數對I的影響。這些影響可以用去年的投資I-1來描述。 \n 筆者曾用經濟資料來分析美國和中國的宏觀經濟活動。關於美國宏觀經濟的分析,請見Gregory C Chow, "Multiplier, Accelerator and Liquidity Preference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National Income in the United Stat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XLIX:pp. 1-15, 1967. 這些文章都證明本文介紹關於宏觀經濟活動的分析是與經濟資料符合的。 \n 根據方程3)筆者曾用國家總生產量的變化Y-Y-1 來解釋變數I。在估算方程3)的時候,筆者還分別用Y和Y-1 兩個變數來解釋I。在每次估算這兩個變數對I的影響時,筆者發現Y的影響是正面的;Y-1的影響是負面的,並且發現Y-1的係數的絕對值是與Y的係數相等。證明了I是由國家總生產量的變化Y-Y-1決定。這個結果是與方程3)的理論符合。讀者可以採用中國、美國或任何國家的資料來估算方程3)。筆者相信估算的結果一定與上面所說的吻合。這是經濟理論在任何國家與任何時代都適用的一個重要的例子。 \n 如果我們想利用上述對宏觀經濟波動的分析來作預測,我們需要增加一些假定。上面介紹的分析可以用來預測變數C,因為C是由去年的消費量C-1決定的。我們假定G是一個已知的變數,一個國家的政府可能在年底宣佈下一年支出的數量。這樣,我們便可以預測G。經濟學家常用今年和過去幾年的變數來預測一個變數明年的價值。我們可以利用這方法來預測上面模型的變數Y。預測變數Y以後,我們可以利用方程3)來預測變數I。 \n 一些讀者或有興趣選擇一個國家和一個時代的經濟資料來分析宏觀經濟的變動,我相信研究的結果會與本文介紹的理論符合。

  • 我見我思-研究經濟學的一些經驗

     1948年筆者在廣州嶺南大學唸完一年級後,有機會赴美國留學,進了美國康乃爾大學唸二年級,選了一些經濟學的課程,發現經濟學可以用來解釋一個國家甚至全世界的經濟現象,便對經濟學發生興趣。決定繼續學習經濟學。尤其是計量經濟學,因為筆者對數學也十分有興趣。 \n 1951年在康乃爾大學畢業後,筆者決定往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當時芝加哥大學是美國,甚至可以說全世界,唯一的大學開設計量經濟學的課程。在芝加哥大學設立的Cowles Commission擁有世界最著名的計量經濟學家,因此筆者便申請往芝加哥大學唸計量經濟學。到了芝加哥大學以後,筆者有幸向世界著名的計量經濟學家學習,包括T. J. Koopmans教授,Jacob Marshak教授,和Hendrick Houthakker教授等,還有機會向其他的著名經濟學家學習。一般人認為當時世界最傑出的經濟學家有兩位,一位是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Milton Friedman教授,另一位是在MIT任教的Paul Samuelson教授。Milton Friedman教學生如何理解經濟問題,如何思考重要的經濟問題。他能把複雜的經濟問題簡化,把問題的重心找出來,找出問題的重心以後便很容易地把問題解釋。當一位成功經濟學家的必需條件是得到一位經濟學大師的訓練,筆者幸得Milton Friedman教授的訓練。 \n Friedman 教授開設了一個每週一次的討論班 (seminar),我有幸參加。在討論班報告我的博士論文,論文題目是 「美國汽車的需求:一個關於耐用品的研究。」"Demand for Automobi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tudy on Consumer Durables。" Friedman 教授在討論班批評我的論文,聽了他的批評以後,我把論文修改,得益不少。現在世界通用的貨幣供應量 M1和M2的定義是當時Friedman 教授在該討論班首先採用的。當論文快要寫完時,我需要找工作,Friedman 教授替我寫了一封介紹信給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的一位副院長,我便得到邀請當該學院的助理教授。1955年秋季我前往該學院任教,同時也有機會向MIT的教授,包括Paul Samuelson教授學習。Samuelson教授舉辦討論班的風格和Friedman教授不同,Friedman 教授在每次開討論班時都做了充分的準備,Samuelson教授的經濟學識廣博,在開討論班時沒有作任何準備,他會提出幾個經濟問題,讓學生選其中的一個便開始討論這問題。 \n 在MIT教學四年後,1959年母校康乃爾大學邀請我回校當副教授,我接受了邀請。同年我發現了一個重要的經濟學檢驗方法,1960年在計量經濟學重要的期刊Econometrica 發表。這是一個大家認為十分重要的檢驗方法,後來被稱為鄒氏檢驗,即Chow test。1960年臺灣政府開始邀請我到臺灣當政府的經濟顧問,使我有機會學習如何把計量經濟學應用來解決現實的經濟問題,認識高深經濟理論的經濟學家不一定懂得如何解決現實的經濟問題。1961年我接受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BM)的邀請到該公司的研究中心IBM Thomas J Watson Research Center工作。該研究中心的工作環境十分良好,使我能寫了好幾篇重要的經濟學論文。在1970年普林斯頓大學邀請我當該校的教授,並當該校經濟系計量經濟研究中心Econometric Research Program的主任。後來因為我對計量經濟學繼續的貢獻,學校決定把該研究中心命名為鄒至莊研究中心Gregory C Chow Econometric Research Program. \n 1984年10月20日,中國教育部的王澤農處長和王複孫處長到我家來探訪,請我回國幫助推進中國的經濟學教育,我十分樂意接受他們的邀請。在1985年6月,我回到中國在北京舉辦經濟學的講學班,並請了幾位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同往。因為需用美金的經費是由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此培訓班被稱為「福特班」。 福特班在北京舉辦了10年,又在上海復旦大學舉辦了5年,一共培訓了15乘50或750位學者。現在他們在中國或美國各處工作,對社會做出重要的貢獻。 \n 從1985年到1991年我被邀請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體改委)的顧問,當時體改委的主任委員是趙紫陽總理,當體改委顧問的時期,我有多次機會與趙紫陽總理對中國經濟問題交換意見。直到今天,筆者繼續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希望多多瞭解中國經濟的發展。

  • 觀念平台-川普能否連任 要看美國經濟的變化

    觀念平台-川普能否連任 要看美國經濟的變化

     自從2016年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上任以來,美國新聞關於他的報導比較從前其他總統的多。部分原因是川普總統喜歡發表言論,當他對任何問題有意見的時候,他便會隨時發表。一般來說,總統發表的言論,美國新聞必會報導。 \n 川普在當總統以前是一位企業家,對政治沒有經驗,他沒有當總統的預備。他當選的一個原因可能是美國民眾願意嘗試選出一位非政治家來當總統,他們可能對政治家當總統厭倦了,希望選出一位非政治家來當總統。 \n 川普當了總統以後,有些美國的民眾對他十分滿意,有些民眾對他不滿意。今天我們很難預料下一次美國總統選舉的時候,川普會不會當選。到今天,筆者認為川普繼任的機會多於50%,但是很多美國選民的意見和我的不同。 \n 我們試問川普是否一位好的總統,美國選民有不同的意見。筆者認為川普是一位相當不錯的總統,但是很多美國選民覺得他不是一位適當的總統。一些美國選民認為川普沒有當總統的經驗,也沒有當總統的才幹。當川普對某些問題有意見的時候,他喜歡馬上發表,在他沒有和他的部下討論過以前便發表了。因為美國新聞界必定把總統的言論登載,川普隨時發表的言論也隨時被美國的新聞界報導。 \n 美國總統的主要責任是領導美國國家和美國民眾走向正當的道路,川普總統沒有把這個責任做得完滿,當他擔任總統的時候,美國民眾沒有得到他適當的領導。不但如此,美國的民眾還常常聽到川普隨便說的話,對他們沒有好處,還會把他們的思想混亂了。 \n 美國是一個施行民主政治的國家,美國公民享有言論自由的權利,美國公民可以公開批評總統。當川普總統發表一些美國公民認為不對的言論,或施行一些美國公民認為不對的政策時,很多美國公民便會公開的批評他。當他被批評的時候,川普總統或會公開為自己辯護,或會讓民眾發表他們的批評。多半的時候,他會為自己辯護,或會讓在美國總統府替他辦事的幹部來替他辯護。像筆者剛才說過,川普總統不會讓民眾或他的幹部隨便批評他,因此,當他被批評的時候,他本人或他的幹部一定會發表言論來替他辯護。 \n 中國的歷史傳統和美國的不同,美國公民對美國總統可以隨便批評。一般來說,中國的公民敬仰國家的領導人,願意替領導人服務,不會隨便批評國家的領導人。當然,中國的公民對不適當的領導人也會公開的批評。在美國的社會,當美國公民認為美國總統,包括川普總統,幹了不合理的事情時便會公開的批評他。因此,有不少美國公民,當他們認為川普總統幹了不合理的事情或發表了不合理的言論時,便會公開的批評他。今天有不少美國民眾對川普總統批評,也有不少美國民眾對川普總統工作滿意,擁護他,以及下一次美國競選總統時會繼續選舉他。 \n 關於中美的關係,近年來雙方覺得中國和美國的經濟利益常發生衝突,因此,美國施行了一些干預兩國貿易的政策。其實,讓兩國自由貿易是對兩國雙方有利的。經濟學的一個基本理論是讓兩個經濟單位,像兩個國家,或兩個人民,自由貿易是會增加雙方的利益,不然,他們不會自動進行貿易。從經濟學的觀點看,川普總統施行控制中美兩國自由貿易的政策是一個錯誤的政策,這個政策傷害了中美兩國利益。 \n 在下一次美國總統競選的時候,川普會被選上連任嗎?這要看在選舉半年以前美國經濟的狀況如何。如果經濟環境良好,美國民眾會歸功於執政的政府,繼續選舉現任的總統。

  • 觀念平台-大陸的市場經濟與大學教育

     市場經濟的特徵是政府讓私人企業儘量發揮它們的作用,政府只是建立一個適當的市場環境讓私人企業自由運作。如果我們把學校,包括大學,看為一種企業,在一個市場經濟裡,政府應當讓私立大學儘量發揮它們的作用。 \n 美國是一個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美國的聯邦政府是讓美國的私立大學儘量發揮它們的作用。中國也是一個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但是中國的政府對中國大學的管制比美國政府管制美國大學來得嚴格。這個現象有它的歷史背景,美國的大學教育是美國的歷史傳統遺留下來的,美國大學是在市場經濟的環境由私人建立的。像哈佛大學,在1636年,約有17,000 基督徒需要建立一所大學來培訓牧師,因此建立了哈佛大學。中國的大學是中國政府從西方引進的,1898年中國清朝的政府覺得需要引進西方的科學,實行「科教興國」,建立了燕京大學,該大學後來變為北京大學。在從西方引進大學時,中國政府起了它的領導作用,這領導作用,直到今天還存在,像美國聯邦政府沒有設立教育部。從1898年開始,中國的中央政府歷年來覺得設立大學教育是政府的責任,在中華民國時代,國民政府設立了教育部來領導中國大學的運作。 \n 如果我們把大學看為私營企業,在一個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政府應當讓私立大學自由運作。當然,私營企業在市場運作也需要遵守市場的規律。但是中國的中央政府對中國私立大學的管制比對一般中國的私營企業來得嚴格,好比一位中國大學的教授想到國外的大學訪問時需要得到教育部的批准。一位美國大學的教授想到外國訪問,無需得到美國任何政府單位的批准,甚至無需得到任何校方單位的批准。筆者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任教多年,作教學工作5個學期以後,在第6個學期不用教學,可以隨便到任何地方度假或工作。一位在中國私營企業工作的職員,在假期也可以自由活動,包括出國旅遊,不需企業的批准。為什麼在中國大學服務的教授需要教育部的批准才能在假期到外國旅遊呢?近年來中國教育部批准中國大學教授往國外訪問沒有從前的嚴格,這是一個好現象。 \n 近20多年來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很快,GDP每年平均的增長率高於9%,但是中國大學教育進步的程度很難趕上GDP增長的速度。先談大學教授的數量和品質,我們能否把大學教授平均的品質固定下來,只把大學教授的數量每年平均增加9%,我想這是不可能的。原因是大學教授需要固定年數的培訓,先需要得到博士學位,在得到博士學位以前,先需要進入研究院。能夠進入研究院的人數是限於當年大學畢業生的人數,大學畢業生的人數是限於四年前進入大學的人數,後者也限於四年前中學畢業生的人數,這些數目是由中國各年齡的人口數目決定,中國政府無法在當年把這個數目增加。總之,中國政府沒有能力把在中國唸大學的學生人數大量增加。 \n 在一個市場經濟的環境下,中國政府可能把大學教育的品質增加,中國教育部可以增加中國大學教育的經費來改進中國大學教育的品質。 \n 在美國的市場經濟,美國私立大學的經費多半是由該校畢業的同學捐助,像普林斯頓大學的畢業生,畢業後工作的收入相當高,有些家庭十分富有,他們願意每年捐助普大。每年六月在普大行畢業典禮以前,校友回校與舊同學相聚,同時每級的代表,把該級同學捐助大學的總數公佈,同時把捐款交給大學。 \n 在中國市場經濟的環境下,中國教育部的運作應當是多鼓勵各大學的改進,而不是干預各大學的活動。我們相信,中國大學的教授和行政人員瞭解該校的情況。在中國的市場環境下,他們有能力,也應當有權力,來管理和改進他們的大學,大學的運作無需由教育部管制,這個原則是與中國實行市場經濟的原則配合。總之,中國是一個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中國政府應當讓中國的大學,像中國的企業,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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