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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含有權力政治的搜尋結果,共732

  • 學術墮落 歪妹學者橫行

    學術墮落 歪妹學者橫行

     在20年多前,一檔綜藝節目中有一組喜劇搭檔,由方芳與張永正分飾方哥與歪妹二角。歪妹從頭至尾只有重複一句台詞,就是「對呀!」當時正值國民黨威權統治末期,校園中對於附和國民黨沒有自我意識的學者教授常常譏之為「歪妹學者」,認為他們對政府只會言聽計從說:「對呀!」從去年的NCC關中天新聞台到今年本土疫苗審查,甚至前副總統陳建仁對高端疫苗的護航,都看到許多學者照著政府的劇本演出,說不定還幫政府寫劇本。可見即便解嚴了,在學者脊樑上的壓力消失了,知識分子好像也沒有站得比較直。

  • 政治繼承─中共邁向第二個一百年的關鍵

    政治繼承─中共邁向第二個一百年的關鍵

     鄧小平曾說「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可預期,習近平作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領航掌舵」將延續到中共二十大甚至更久,然而一個強人長期執政後,如何在制度上建立權力繼承制度避免重演「奪嫡」鬥爭?將會是中國大陸能否穩定邁向第二個一百年的關鍵。

  • 時論廣場》政治繼承─中共邁向第二個一百年的關鍵(洪奇昌)

    時論廣場》政治繼承─中共邁向第二個一百年的關鍵(洪奇昌)

    鄧小平曾說「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可預期,習近平作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領航掌舵」將延續到中共二十大甚至更久,然而一個強人長期執政後,如何在制度上建立權力繼承制度避免重演「奪嫡」鬥爭?將會是中國大陸能否穩定邁向第二個一百年的關鍵。

  • 民進黨的反英雄情結

    民進黨的反英雄情結

     在苦難危急時刻眾多厲害「英雄」應運出世,這是好萊塢漫威電影票房紅了一波20年的固定市場配方。英雄無論是不是從天而降,要有傳奇背景、擅用科技,更得有非凡能力,但最關鍵的還有能苦民所苦的「悲心」!

  • 蔡英文形象的刻意之作

    蔡英文形象的刻意之作

     前國策顧問黃越綏批評,鴻海創辦人郭台銘日前進總統府會見蔡英文總統,陪同的永齡基金會執行長劉宥彤穿著T恤和牛仔褲,儀容不夠莊重,對總統不敬,也不自重。相比之前總統府流出防疫指揮官陳時中部長與總統開會脫鞋子的照片,女作家不僅是雙標,這個馬屁可能還拍到馬腿上。陳時中部長脫鞋子的照片流出時,有人認為是總統府故意給陳部長難堪,要他知所進退。其實那張照片是總統團隊塑造蔡英文平易近人形象的刻意之作。

  • 國戰會論壇》中共的「歷史征程」與發展道路(王崑義)

    國戰會論壇》中共的「歷史征程」與發展道路(王崑義)

    今年7月1日中共建黨一百年紀念日,北京舉行大規模的慶典活動,其中除了「偉大征程」的史詩級演出之外,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天安門廣場的慶祝活動中,所講到的「中國人民絕不允許任何外來勢力欺負、壓迫、奴役我們…」,確實讓10幾億中國人民動容。

  • 台獨政治票據犯

    台獨政治票據犯

     在台灣民主發展過程中,若論濫開空頭支票一等一的政治詐騙集團,恐非民進黨莫屬。1986年,台灣發生兩件大事:一是票據刑罰廢止,二是民進黨成立。兩者原本毫不相干,但若以35年後的今天來看,民進黨長期鼓吹的台獨思想、環保意識、勞工權益與民生福祉,宛若開出一張張不必受罰的政治芭樂票,其每每透過假交易所訛騙詐取的大量選票,不就是像極了穩賺不賠且無須擔心受罰的政治票據犯?

  • 時論廣場》主張台獨的政治票據犯(何振盛)

    時論廣場》主張台獨的政治票據犯(何振盛)

    在台灣民主發展過程中,若論濫開空頭支票一等一的政治詐騙集團,恐非民主進步黨莫屬。1986年,台灣發生兩件大事:一是票據刑罰廢止,二是民進黨成立。兩者原本毫不相干,但若以35年後的今天來看,民進黨長期鼓吹的台獨思想、環保意識、勞工權益、族群和諧、社會安全與民生福祉,宛若開出一張張不必受罰的政治芭樂票,其每每透過假交易所訛騙詐取的大量選票,不就是像極了穩賺不賠且無須擔心受罰的政治票據犯?

  • 藍批蔡政府串供滅證 如黑道治國

    藍批蔡政府串供滅證 如黑道治國

     指揮中心專家諮詢小組委員李秉穎日前表示,專家會議從沒討論過機組員檢疫「3+11」,那是指揮中心的會議,引發輿論譁然。民眾黨立委邱臣遠昨炮轟政府防疫荒腔走板,至今逾700人染疫死亡,卻還在甩鍋卸責。國民黨發言人陳偉杰批評蔡政府串供滅證有如政治黑道,李的說法明顯打臉衛福部長陳時中所說「由專家會議決定」,要求疫情穩定並解封後,務必要將「3+11」解盲,還給台灣人民一個交代。

  • 蘇貞昌不下台 人民更辛苦

    蘇貞昌不下台 人民更辛苦

     民進黨浮現「倒蘇」聲浪,蘇貞昌說「行政院長是一個非常辛苦的工作」,既然如此,蘇貞昌再做下去,自己辛苦,台灣人民更辛苦,不如就別做了吧!

  • 李秉穎爆「3+11從來沒有專家討論」 藍轟綠用政治權力滅證

    李秉穎爆「3+11從來沒有專家討論」 藍轟綠用政治權力滅證

    放寬機師檢疫為「3+11」被視為此次疫情破口,指揮中心專家諮詢小組委員李秉穎日前直言,專家會議從沒討論過「3+11」,那是指揮中心的會議,引發輿論譁然。國民黨發言人陳偉杰說,此說法明顯打臉衛福部長陳時中所說由專家會議決定,台灣目前首要工作就是採購疫苗,待疫情穩定並解封後,務必要將「3+11」解盲,還給台灣人民一個交代。

  • 國戰會論壇》美中如何在地緣政治上較量?(張明睿)

    國戰會論壇》美中如何在地緣政治上較量?(張明睿)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美國人民的外交政策」演講中說:「中國將是美國應對21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考驗」。布林肯明白說出未來美中兩國關係是建立在地緣政治的觀念之上。藉由地緣政治觀念表示美中關係的未來,便已展現高烈度競爭的意向情緒,若從傳統地緣政治的主張,幾乎可以確立兩者已被命定為衝突的關係,而且是在全球領域空間作出「優勢主導權」的競逐。 地緣政治與國際關係 地緣政治是發端於19世紀末爭端不斷的國際社會背景下,德國地理學家拉採爾(Friedrich Ratzel),以全新的觀點去認識國家,並透過學術研究所獲得的法則,諸如「進化論、有機論、種族優越、生存空間、整體觀」等,並將這些法則客觀的用於地緣政治現象的認識去理解國家性質。 受到拉採爾啟發的契倫,他在1899年提出「地緣政治學」(Geo-politik),並定義為「國家作為一個地理有機體或現象的理論。」既然國家是積聚領土的基本單位,國家須思考當前實質威脅,安全便成為國家第一要務,這也表示地緣政治蘊含著國家特定的目的,是含著國家目的而運用地理學知識的學問。 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國的政治地理學者惠特爾西(Derwent Whittlesey),將政治地理學(politico-geographical),縮形為「地緣政治的(geopolitical)」的概念,惠特爾西將政治地理視為研究地球與國家間的關係,他透過地圖格局去闡述不斷變化中的當代世界政治。地緣政治也就進入國際關係領域,從空間與地理的視角對世界政治或是國家間關係展開研究。「地緣政治」於是成為思考國際關係一個重要的途徑。 戰爭詛咒與和平發萌 在19世紀末「地緣政治」學術研究與政策實踐聯繫緊密,尤其是德國《地緣政治學雜誌》所倡議的空間理論,鼓勵德國透過戰爭手段,拓展民族生存空間,以及種族優越論所帶來的種族殺戮。亨尼格(Richard Hennig)指出,戰爭是地理學的發動機,它必然用來給國家形勢帶來令人滿意的變化。 在二戰德國戰敗後,涉及德國《地緣政治學雜誌》的學者受到審訊,豪斯霍夫(Karl Haushofer)寫下了「致歉書」,1946年初豪氏夫婦雙雙在家中自殺。地緣政治學也因與德國納粹關聯遭受學界唾棄,甚至於連古典國際現實主義大師摩根索,都稱其為「偽科學」。 隨著冷戰開啟,地緣政治逐漸復甦,其理由正如美國地緣政治學者史派克曼所稱:「我們所追求的是國家的和平與獨立,而不是領土的擴張或是以犧牲世界其他國家利益為代價來強化自身的實力。」1970年代季辛吉將此思想,展現在結束越戰、聯中制俄的外交政策上。 史派克曼的主張雖得到實踐,但他的「和平地理」的觀念是肆應美國自身需求而來,相較於德國的地緣政治觀念僅是領土擴張的否定,但是對立的、衝突的與權力本質的地緣政治觀點並未改變。 和平地緣政治觀念,在法國的政治地理學界有了較明確的發展。1976年(法國地理學者拉考斯特(Yves Lacoste)主編的《西羅多德雜誌》出版,帶動了法國地緣政治學說研究風潮,他們除了批判德國的地緣政治的非科學性、擬人化國家的敘述外,主張包括人類、文化或文明,思想差異性等多樣性因素介入該學領域,並以聯合、合作的觀點取代傳統權力與衝突的概念,例如歐洲共同體是聯合概念最佳的展現。 拉考斯特還將「生態學、環境變化、全球貧困、資源枯竭問題」納入新地緣政治的研究範疇,將地球做為「整體空間」來探討,走出了另一條地緣政治的道路,如英國地緣政治學家傑佛里‧帕克(Geoffery Parker)所說,將戰爭科學轉向和平科學研究。但是今天的美國,地緣政治的主張,仍是進化論而非生態論的哲學基礎,仍是屬於對立、衝突的地緣政治觀。 美中地緣政治的較量 冷戰至今的70年間,「地緣政治」態勢是基於美國的「邊緣地帶 」及「海洋聯盟」理論所塑造,如今拜登政府與中國激烈競爭,乃是基於已有的型態,針對中國相應的位置與姿態進行再調整、再布局。霸權心態與實力基礎的權力本質並沒有改變。 中國地緣政治的聯合與合作 1991年蘇聯瓦解,前蘇聯的聯盟國家,尤其是中亞與東歐國家,興起了民主化運動,此刻的中國正處於經濟戰略調整的第三個五年計畫階段,為了能發展經濟,及西部邊疆的和平穩定,中國以地緣政治與傳統安全的視野,成立了「上海五國會晤機制」,在中國加入WTO組織的同年,將機制提升為「上海合作組織」並擴大功能與組織成員。從中國的視角觀察,上合組織是「西進」的聯合體,也是將中國的力量向西投射的重要通道。 2013年中國推出陸路與海上的「一帶一路」經濟發展政策,從中國規劃的藍圖來看,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透過經濟發展的聯合與合作方式,向西沿途國家直達歐洲各大城市,中歐列班車便是很好的指南,這個思路卻又與麥金德的地理中心論相契合;海上絲綢之路除了經濟協作之外,從福建、廣東出發,向西沿邊國家港口的開發,向東進入南太平洋島國,向北跨入北冰洋海域交通地開發,中國海權因此相應地被發展了起來。 中國主導「上合組織與一帶一路」,前者展現地緣安全、後者呈現地緣經濟,若以地理圖像表示空間發展姿態,陸路地緣安全與地緣經濟的路線圖,與麥金德的地理中心論相契合;海上的地緣經濟與海權展現,這個思路卻又吻合史派克曼的邊緣戰略理論。所不同的則是,中國在運行時又強調「共同發展及合作雙贏」的原則進行,又符合法國西羅多德學者們以「聯合替代權力」,以「合作替代關係」的地緣政治觀點。或許以和平姿態的地緣政治,更能順利推展經濟與安全的外交事務。 美國地緣政治的重塑與控制 布林肯將中國視為美國在地緣政治上的最大問題,並指出雙邊國家在地緣政治上蘊含著目的。他認為「中國是唯一擁有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的國家,能夠認真挑戰穩定和開放的國際體系;美國則是希望這個世界的「所有規則、價值觀和關係,能按照美國的方式運作,因為他最終符合美國人民的利益並反映美國的價值觀。」 從布林肯的說明,視中國為地緣政治目的是潛在性質,指出了中國對於當前國際政治存在挑戰,美國則是守成者角色,目的是明確的追求美國的利益與維護促進價值觀的實現。這說明了遏制中國崛起,是美國地緣政治的使命。 美國外交雜誌專欄作者艾莉斯.拉伯特,針對拜登政府的對外政策目標舉出三個特點:提升中產階級;在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的舞台上包抄中國;保持美國作為不可或缺的國家角色。依據拉伯特的觀點,此三者所展現的外交政策,便是中產(階級)外交、民主外交、安全外交,這部分也在布林肯的外交政策中表述過。其第一個外交是圍繞高科技經濟為核心;第二、三外交則是塑造與控制外部環境的外交與軍事作為。這三種外交施作,集中在對中國的目標上。不可諱言的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威脅來源。 美國實施的重心有兩個,即「聯盟與議題控制、軍事威懾與脅迫」。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權力一直都存在,如今的重塑,是指區域權力競爭強度升高,必要強化實力行動,以穩固「主導優勢地位」。西太平洋的聯盟運行,是以印太戰略為起點,美國並企圖引北約向東迫近,將地中海、阿拉伯海、印度洋、南海、西太平洋透過海上航行自由,構築新的海洋聯盟態勢,展現軍事權力為基礎的威懾與脅迫,也是邊緣地帶理論地再現。 聯盟的第二個運行功能,是機制與制度的競爭,透過聯合國、區域組織、國際專業單位等組織與機制領導,進行議題競爭,包括大流行病源的調查、政府對企業補貼、知識產權保障、人權與人道事件的辯論與追責等,是屬於外交戰略的展現,焦點是在國際秩序的主導優勢競爭。 中美地緣政治的理論後果 「地緣政治的特定領域是外交政策」,美國地緣政治仍是強調「國家空間」,是以實力做為競爭的基礎。重點是在維護國際秩序優勢主導權的鞏固,是透過權力的影響,進行全球性質的結構塑造與體系控制,從地緣政治的視角分析,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是攻勢現實主義的施作,所以也見到針對中國的「一帶一路與上合組織」的反制動作,美國透過中東、中亞國家軍事的存在,監視著中歐交通的活動與一帶一路的推展,除此之外,甚至提出西方版的「新全球基礎建設」,作為對應「一帶一路」攻略。 中國對西方的批評,除了將「一帶一路戰略」,更名為「一帶一路倡議」外,並表態進入中亞、東歐絕不劃分勢力範圍、搞小圈圈,回應西方麥金德式的焦慮。中國重點是經濟增長,目的是國家富裕,地緣政治思想的運用,採取聯合與合作的理想形式途徑,避免與西方現有權力結構直接碰撞,降低對立與衝突發生,以減少發展戰略的阻力。這種觀念一方面是和諧世界觀、命運共同體所決定,但在理論上卻可溯源法國《西羅多德》的地緣政治觀點。 「(地)球體空間」是唯一性,地緣政治難脫整體思維,地緣政治中的進化論基礎,帶來了「衝突與戰爭」風險。地理提供的視角,若強調國家空間觀點,衝突與戰爭容易被點燃,美國新一輪「塑造與控制」國家間關係,難如拜登完全所願,除了是美國國際形象與信譽問題外,地緣政治理論潛在風險所帶來的困境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作者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研究員、博士,國戰會專稿,本文授權與洞傳媒國戰會論壇、中時新聞網言論頻道同步刊登) ※以上言論不代表旺中媒體集團立場※

  • 廈大台灣研究集刊》陸配在台政治參與再審視(胡燕、張文生)

    廈大台灣研究集刊》陸配在台政治參與再審視(胡燕、張文生)

    長期以來,大陸配偶(在台灣地區被簡稱為陸配)被視作難以影響台灣政治生態的「沉默的少數」。但近些年這一群體開始有意識地以「新住民」話語來克服「大陸間諜」「木馬屠城」等汙名構陷,並參與島內政治活動。那麼,陸配的身分變更及方向選擇將面臨政治坦途抑或制度陷阱,兩岸關係發展進程是否會受此影響?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既是對國家統一進程中社會基礎的呵護關懷,亦能增進對島內族群政治的批判性理解。基於此,這一學術努力在當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 問題緣起 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發意外地將陸配捲入台海博弈的風暴中。從年初「武漢包機」風波到台灣當局「一日三變」的陸配返台政策調整,以及隨後島內輿論場突然發酵的「健保危機」炒作,都表明陸配長期遭受的身分歧視、社會偏見及語言暴力等問題並無改觀。更令人側目的是,台灣政客就此展現出的權力傲慢及態度冷漠儼然讓消費陸配痛苦成了島內天然的「政治正確」。這就將兩岸通婚以來掩藏的深層次問題凸顯出來,即大陸籍配偶在政治上孤立無援,難以維護自身權益。 從學界成果看,相當多的研究者對於陸配問題的政治屬性尚不清晰。這表現在:第一,輕視陸配群體的政治影響力,不少人認為陸配文化素質不高,組織程度低,政治動員能力乏善可陳,在島內公共事務和兩岸關係發展上難堪大任;第二,主張陸配社會活動的「非政治化」傾向,部分學者相當清楚陸配的現狀遭遇與島內當局的政治刁難有關,故建議陸配的政策訴求要突出經濟議題,在社會活動上儘量訴諸體制內途徑,淡化政治色彩;第三,對於台灣當局存有政治幻想。通觀學界的紓困解難建議,大都圍繞婦女兒童權益保障呼籲政策調整,卻沒有估算台灣當局的政治考量。 上述看法的可商榷之處在於,陸配問題固然可從法律、文化及社會層面上窺其端倪,但究其根本,都不過是陸配在政治上弱勢地位和低效活動的投射結果。王偉男等就認為,跨兩岸婚姻是一個中國內部兩個地區之間特殊的「公共事務」,政治因素則是根本決定因素。楊婉瑩等早在2009年就關注政治認同與陸配群體的影響關係,2016年來她還從宏觀意義上劃分了所謂「台灣民族主義者」對陸配的四類態度差別。同類研究還見諸《金門縣女性大陸籍配偶政黨認同之研究》、《大陸配偶對台灣政治認同影響之研究》等等。 由此看出,陸配要真正地在台灣「出頭天」,尤其是「在國家尚未統一,兩岸的官方溝通管道尚未進入常態化運作之前,陸配在台生存權益的保障最根本的還是要靠自己團結起來,抱團維權」, 並在此過程中切實提升個人的政治參與能力,強化所屬社團的政治功能和組織化程度,才有可能改變當前的邊緣地位和弱勢狀態。 問題的關鍵在於當前陸配的政治表現與政策訴求之間存在著績效落差。過往看法多認為陸配青黃不接,缺乏經費以及欠缺組織化導致其無法在島內政治舞台立足,但筆者卻更傾向於另一種可能,即政治身分的混淆意識與政治結構上的邊緣位置才是阻礙陸配產生政治效能感,聚集政治資源並提升組織程度的真正原因。換言之,只有當陸配真正找到她們在台灣政治格局中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屬性之後,這一群體的政治參與能力才能有質的提升。 這個看法的產生與近年來陸配被冠以「新住民」「第五族群」之名並涉身島內族群政治有關。按照台灣媒體的說辭,既然陸配和外籍新娘在數量、入境目的和居住時間上都符合國際通行的移民標準,那麼她們就是外省人、閩南人、客家人和「原住民」之外的「台灣的第五大族群」。也有部分學者就此進行理論背書,認為將陸配與外籍勞工及配偶實行政治捆綁有利於加大對島內政治系統的支援力度。 但是,筆者卻認為用「新住民」指稱陸配,進而在既定族群政治格局下謀劃該群體的政治參與活動值得斟酌。質疑理由在於:其一,所謂「第五族群」能否解決語言、文化及宗教差異問題進而實現「一體化」整合?其二,與國民黨的熱心操切相比,民進黨始終對陸配、外籍配偶、外勞的歸類處理態度曖昧。那麼,當前的「藍綠」態勢有無完成陸配身分轉型的現實可能?其三,怎麼保證陸配原有的兩岸立場和統一觀念在「新住民」的政治招牌下不被稀釋乃至解構? 現實的困惑不能替代理論的省思,陸配的政治身分認定需要放在普遍性的族群理論和特殊性的島內省籍-族群模式的交叉分析下才能給出有說服力的現象詮釋。基於此,本文提出陸配的族群身分與政治參與存在著負相關的理論預設,並將此置於「島內族群政治-台灣政治參與——陸配族群參與」的三段論下予以證明(偽),進而推演陸配未來政治發展的若干種可能性,並就她們能夠做出的最佳選擇提供一二建議。 台灣族群政治的參與邏輯 族群關係是現代社會的敏感話題,也是理解島內選舉動員乃至政治格局的認知框架。近年來,台灣地區營造出了「四大族群」和諧穩定且彼此寬容的觀感印象,但這並不意味著「第五族群」社會公正及政治權利的必然性獲得。綜合而言,此等期許既無法得到族群理論最新成果的學術支援,也不符合島內族群政治模式的內生邏輯。 台灣族群政治在形成過程上基本保持了與歐美國家類似的演進過程,並逐步形成了具有本島政治特徵的運作模式。如陳孔立教授就主張以「省籍-族群-本土化」研究取向來解釋當代台灣政治。基於學界的既有發現,可以將台灣的族群政治概括為一個由「本省人/外省人」的省籍矛盾轉化為「本土化/民主化」的政治互動,最後形成「四大族群」政治化的發展過程。 第一階段:初始時期(1947-1989)。台灣族群關係的最早雛形是以省籍矛盾的形式反映出來的,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被視為這類矛盾的首次爆發,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加劇了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緊張關係。此後在「兩蔣」的高壓統治下,省籍問題被暫時壓制但卻無法解決。李登輝時期「族群」概念從學術範疇滲透進政治領域。「大約不會比1989年更早,而把台灣的省籍問題界定為『族群』也差不多在同樣的時代。」「為了使這些群體確信共同的民族主義事業。民進黨1989年提出來『台灣的四大族群』概念。」此後本省政治人物開始在民意機構及地方選舉上攻城掠地,「族群政治」甫一出場就顛覆了島內本省人與外省人的權力博弈格局。 第二階段:形成時期(1990-2000)。島內「族群」話語誕生伊始就和選舉政治緊密掛鉤。1992年的「立委」選舉外省人和閩南人就顯露出「藍綠」站隊的跡象苗頭。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更在兩大族群之間產生了台灣歷年來最為激烈的政治對抗。如果說1998年陳水扁的選舉失敗還能證明都市地區及中產階層扮演著台灣族群衝突的阻力閥的話,那麼在兩年後,大量閩南族群的教師、醫生等知識階層一改對族群動員的負面看法而集中投票給陳水扁,則意味著本省選民中高教育程度與低族群意識的變數關係最終被打破。因此,2000年的台灣「大選」也就成了島內族群政治模式正式形成的標誌性事件。 第三階段,蟄伏時期(2000-至今)。族群政治的狂飆突進在島內首次政黨輪替後開始退潮,似乎開始向關注弱勢族群,突出多元文化的國際潮流靠攏接軌。一方面「客家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等機構相繼成立,並通過了「客家基本法」「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法」等制度法規;另一方面族群動員的邊際效用有所遞減。2008年外省人馬英九以高票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2019年「眷村之子」韓國瑜在「綠軍」大本營高雄擊敗民進黨候選人當選市長,但是,上述情況並不意味著族群衝突的終結。馬英九當政八年卻「自覺背負外省原罪……對228紀念活動的重視比起本省籍政治人物有過之而無不及」。愈演愈烈的「罷韓」活動甚至造成國民黨內部都傳出「本省籍在國民黨只能當狗」「搶著要選黨主席的,都是高級外省人」聲音。種種跡象表明,以省籍矛盾為核心的台灣族群政治並沒有發生質的變化,「討厭外省人」仍然是島內政壇不言自明的耳語心傳。 台灣族群政治的參與邏輯 來自普遍意義上的族群理論和具有本土特徵的族群模式顯示出島內「族群化」參與的薄弱基礎和惡劣環境。所以,能否以「新住民」身分來影響政策議程並佔據有利位置,在很大程度上不取決於陸配的主觀意願,而是必須服從這一非制度框架下的政治慣性和行為條件。 從長遠來看,衝突割裂將在未來構成多族群國家及地區的政治底色。台灣的族群政治作為半個世紀以來台灣社會從威權政治走向競爭型政治過程中省籍矛盾的演化結果,本質上是一個以閩南族群為基本盤,通過不斷的激發族群衝突來獲取選票資源的政治工具。這就決定了衝突而非融合將是今後台灣族群政治的常態化存在和普遍性規律,發現、維持乃至建構出某種族群矛盾則是主導島內政治生活的重要前提。 就當下而言,台海實力對比懸殊所造成的「安全困境」讓怨恨仇視情緒在島內瀰漫擴散,通過轉移矛盾來挽救統治危機已經成為蔡英文當局的策略選擇。在這樣的情況下,選擇某一政治弱勢群體作為島內有限度、可控制的族群衝突的犧牲品,就不僅是島內「泛綠」力量的本能反應,更將是民進黨方面精心計算的必然結果。 基於上述兩個判斷前提,可以將台灣族群政治的參與邏輯概括為: 1.通常意義上族群政治的概念維度可以有族群視角和政治視角,但它在台灣卻沒有脫離選舉政治的權力本質。因此,島內族群參與是促進融合還是產生衝突不取決於族群本身,而是取決於權力博弈下的工具選擇和動員效率。 2.民進黨是現有族群政治格局下的既得利益攸關者。作為老牌的本土性政黨,牢牢把持本省人的身分話語權和政治代表權,最大程度地動員閩南族群是其根本政治利益,任何有可能衝擊、中斷它和本省人聯繫的族群現象都會被遏制。 3.外省人的政治參與會受到持續性壓制和排擠。作為第二大族群的外省人具有動搖台灣族群政治模式的群體規模和政策意願,繼續將這一群體圈定在族群話語體系之中並處於失語狀態就能進一步削弱他們的政治參與能力。 4.台灣地區少數民族、客家人等少數族群的政治參與會被控制在一定範圍之內。他們被允許進入政治系統的非要害位置並佔據次要角色,從而一方面營造出族群融合的典範樣板,另一方面防止他們靠攏接近外省人組成政治同盟。 5.「新族群」會長時間地處於「分而治之」的政治參與考察期。東南亞配偶及勞工的族群化道路會因母國背景相對通暢,而大陸籍配偶則不然。這是因為「台灣的國族建構需要陸籍配偶作為對立的他者來得以彰顯」。換言之,將一個背負「大陸原罪」的「敵對」族群作為威脅性象徵排除在政治體系之外,將能很好地承載「台灣國族認同與主權的這種焦慮」,進而保證「泛綠」基本盤的隊伍穩定和資源汲取。 基於上述邏輯推演,可以認為陸配政治參與活動將面臨難以突破的現實瓶頸和發展困境,並突出反映為這一群體的政治訴求與實現路徑出現高度異化。從兩者的運行軌跡來看,陸配政治參與的預期初衷是先採取抗議、示威等體制外抗爭解決生活權益訴求(「六改四」、學歷采認及廢止「面談制度」等),進而依靠投票、選舉等活動來滿足政治權利訴求(組建社團、擔任黨代表等),最後通過部分政治精英的體制內活動來完成對島內政治權力訴求(鄉里長、縣市議員乃至不分區「立委」)的漸次突破。 但囿於台灣社會「綠強藍弱」的政治變遷和現實格局,陸配的政治參與路線圖被有意識地納入族群政治語境之下並發生了方向偏移。民進黨力圖用外籍配偶來改變「新住民」的來源結構和概念內涵,再以所謂的「生活從寬,身分從緊」政策幌子來延緩降低陸配從事政治活動的時間起點及動員規模。反觀處於權力博弈下風的國民黨則希冀構建出以陸配為主體的「新住民」支持人群,並以「生活權益向外籍配偶看起,政治權利向『原住民』、客家族群看齊」的政治願景來召喚陸配的情感依歸和行動配合。 但由於「該黨始終無法洗脫『外來政權』、『外省人』的政治構陷,使得他在兩岸政治話語上的突破方向和拓展力度都大打折扣」,所以它對陸配的政治操盤一旦受到「泛綠」陣營的「汙名化」指責以及台灣地區少數民族、客家族群的意見反彈,便馬上進行選舉層面的政治切割,進而撤走了幫助陸配真正進入政治權力通道的「扶手階梯」。受此影響的陸配政治活動隨之出現訴求嬗變和路徑模糊,無論是對「泛藍」的失望抱怨還是對「泛綠」的投機迎合,都可以視為這一群體在「族群化」參與過程中被動性話語嵌入和結構性制度溢出的必然結果。 陸配「去族群化」的政治發展 既然陸配投身島內政治生活都難以跳脫台灣族群政治模式的內生邏輯,那麼,這一群體裹挾在「新住民」身分下所遭遇的顯性制度藩籬及隱形規則羈絆就不會是局部的暫時性現象,而是將面臨持續性的整體參與困境。打破僵局的關鍵取決於廣大陸配能否看清兩岸關係發展的大勢所趨,拒絕台灣族群政治的預設框架和政策恩惠,將群體命運與祖國統一大業緊密聯繫起來,進而在島內政治舞台上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 (一)陸配的政治身分要跳脫「新住民」的話語迷思。從正名運動技巧和策略上來說,所謂的「新住民」在話語建構上相當牽強,「是一個政治正確但不屬於『我們』的名字,它會出現在報端或官方場合,但不出現在日常生活中。」這不僅在內部因族群特徵缺失而造成互動不足,更導致外在的集體行動難以步調一致。對於急於改變現狀的陸配群體而言,今後可以繼續在年限縮短、性別平等共同話題上維持同外籍配偶的協同合作,但不能因為要避嫌「道不同,不相為謀」就放棄自身的兩岸立場和統一觀念。這就要求陸配群體要把參與島內政治生活的身分意識從一般性的跨境婚姻群體予以延伸,更多地以中華民族一分子來就島內的公共議題乃至兩岸問題發聲,由此實現陸配群體的政治自覺並成長為獨立的社會力量。 (二)陸配的政治動員要規避島內族群衝突的政治陷阱。當前陸配的參與活動存在著「畢其功於一役」的急迫心態,並已經對島內族群利益格局造成了衝擊震盪效應。這就要求陸配在動員目標上淡化以台灣地區少數民族、客家人為參照對象,以避免後兩者的防範抵制;在動員手段上突出民族情感及文化認同,化解「陸配被想像成為對中華民國認同薄弱的『危險分子』及國家安全潛在威脅」 等質疑顧慮;在動員物件上以開放性、多元性為原則吸納更多本省人參與,放鬆島內閩南族群在省籍上的敏感神經。概言之,陸配今後要盡可能地避免處身於兩岸矛盾和族群矛盾的交叉火力下,以免妨礙動員規模的擴大及政治資源的汲取。 (三)陸配的政治精英要化解自身族群觀念的意見紛爭。近十年來兩岸通婚出現高學歷、高收入與來台時間短為特徵的「兩高一低」陸配群體。由於不願意重複上一代陸配被島內邊緣化、敵對化的生活境遇,部分年輕陸配傾向於以「新住民」身分迎合島內民粹情緒,並將「去中恐共」作為社會行銷策略,把蔡英文當局減少兩岸往來、要求台商回流等視為正當,甚至在疫情期間發表「武漢肺炎是正確稱謂」「在陸台胞拖垮健保制度」等言論迎合台灣輿論。如此做法就和史雪燕、牛春茹及盧月香等中老年陸配代表格格不入,並在陸配精英階層中造成了分裂對立,雙方在國家認同、兩岸關係乃至祖國統一等問題上的分歧日漸加深。今後陸配群體需要打破上述兩類政治活躍者之間的認知隔閡,促進傳統陸配和「非典型陸配」的團結合作,將前者的參政身分條件與後者的知識技術優勢結合起來,形成穩固的領導集體,組織開展一致性的政治行動。 (四)陸配的政治組織要完成「新統派」的目標轉化。當前陸配亟待開展與島內統派政黨合作,並以此遏制「棄藍趨綠」風潮的蔓延擴散。鑒於島內統派青黃不接、後繼乏人的現實情況,一方面,陸配組織要積極拓展與前者的合作範疇,將自身的群眾基礎與統派的政治基礎結合起來,加快自身的統派化過程,可以在兩岸婚姻事務,如人員往來、法律糾紛及證照辦理等具體事務與統派政黨開展協同合作,讓目前對國民黨「若即若離」的部分陸配整合到統派旗幟之下,幫助她們在「藍綠抉擇」的十字路口找到新方向;另一方面,陸配「親陸」社團也要儘快改變「軟懶散」的政治發育狀態,通過必要的宣傳輿論支持及骨幹成員培訓來增強自身在陸配群體中的政治號召力,進而完成從陸配群眾—陸配社團—陸配政黨的組織發展鏈條。 此外還要看到,陸配的「去族群化」政治發展雖然勢在必行,但卻難以單獨完成上述認知更新和組織轉型。大陸方面需要對這一群體的政治成長給予適當幫助,圍繞著從「新住民」向「新統派」的身分轉化開展針對性工作。尤其是要加強對陸配工作的組織領導,改變「九龍治水」幫扶亂象。當前的陸配工作對口部門要從台辦、婦聯及民政等多線服務及時整合到「大統戰」統一領導格局下,以各級黨委統戰部門來統籌陸配政黨及代表人物的交流訪問及後繼的管理事務,切實將陸配工作從民間性的婚姻問題提升到國家統一推動力量及「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治理體系層次上來。 此外,尚需考慮將陸配及其子女儘快納入深化兩岸融合政策體系中來。這包括:鼓勵在島內生活困苦的陸配返鄉創業就業並給予相應支持,防止這一群體不能分享兩岸融合的發展紅利而淪落為邊緣化的旁觀者;選取大陸高校為試點單位,建立面向陸配子女的實驗班,化解「新台灣之子」宣傳對部分陸配後代的負面影響,修正他們的「新住民認同台灣,從來到台灣第一天起,就認為自己與下一代都是『正港』的台灣人」 思想觀念,保證陸配群體愛國傳統的延續發展和代際傳承。 結語 在台人數將近40萬的陸配群體是兩岸關係發展的見證人和維護者。他們中的絕大部分能夠在惡劣環境下心繫祖國,反對「台獨」,是實現國家統一及後繼治理的依靠物件和群眾基礎。對於陸配在島內政治活動中一時的參與誤區和發展缺陷,海內外中華兒女不能停留在「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苛責層面,更不應該坐視其自生自滅,而是要伸出手去,幫助她們從台海博弈中的「棄子」「孤軍」升格為「日拱一卒」的有生力量。 (本文作者為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原刊於廈大《台灣研究集刊》並獲授權轉載,以印刷紙質刊為準,中時新聞網摘錄精華刊出,標題與插題經中時新聞網改寫) ※以上言論不代表旺中媒體集團立場※

  • 美日大陸疫苗 吳豐山:都應樂意接受

    美日大陸疫苗 吳豐山:都應樂意接受

     國內疫苗嚴重短缺,大陸方面計畫捐贈的疫苗,被衛福部長陳時中以「我們不敢用」直接回絕。對此,前監委吳豐山認為,無論是日本、美國還是中國回報我們的疫苗,我們都應該樂意接受,老百姓敢不敢打是一回事,但刻意區隔這是「政治凌駕防疫」。  日本政府捐贈給台灣的124萬劑AZ疫苗近日陸續開打,美國承諾捐贈給台灣的75萬劑疫苗也在進行當中,政府對美日捐贈我國疫苗行為一再表示感謝。  不過早在美日之前,大陸方面就表示願意捐贈疫苗給台灣,但陳時中卻以嘲諷口吻表示,「他們沒打的,我們有一點興趣,他們在打的,我們不敢用!」直接回絕。  對此,吳豐山表示,我們曾經援助過日本海嘯大災、援助過對岸的汶川大震災、也曾支援美國口罩,這次台灣疫苗短缺,中國、美國、日本都要捐,這問題很簡單。  他說,當初汶川地震台灣捐了幾十億元,大陸有說「你就是統戰我不要」嗎?沒有嘛,我們現在需要疫苗,他要給你,你就高興接受,接受了以後老百姓打不打,這是老百姓的事情。  吳豐山認為,疫苗的問題跟台灣人給大陸汶川大地震捐款,和給日本海嘯捐款是同一個道理,日本給了你就說可以,大陸給了你就說不要,這種道理說不通,這是一種區隔,這種區隔是沒有必要的,是「政治凌駕防疫」。  他說,無論是美日還是大陸,大家都應該「好來好去」。吳豐山反問「兩岸除了和平之外還有第二條路?」沒有嘛!既然沒有,大家就好來好去,道理是一樣的。  吳豐山強調,當年汶川大地震我們捐款是好意,中國給你疫苗,你也可以當作是好意,「我的道理就是這麼簡單,跟三歲小孩同樣的想法,沒有那麼多囉嗦的政治考量。」  他說自己是反共的,但「反共可以不要去反疫苗」。對於陳時中說「他們在打的,我們不敢用!」吳豐山認為「陳時中你不敢打的當然就不要打,老百姓要打的就去打,為什麼要把事情搞得這麼複雜?」  吳豐山也替「好心肝門診中心」打特權疫苗事件抱不平,他說,沒有政治權力的人何來特權?好心肝是受台北市政府之託,限定1日之內必須把1000劑打完,他把診所志工、幫忙募款宣傳的院外志工找來打,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 蔡英文與孝女白琴

    蔡英文與孝女白琴

     蔡英文在近日直播中大幅調整她的語氣、結構與內容,觀者大概都會覺得她終於不再滿口護航國產疫苗,尤其終於稍微有個「總統的樣子」了!但若細思則依然極恐,她的改變並不是因為「人命關天」,她只是基於「政權搖晃」。  判斷一個人是否真正悲天憫人的關鍵是「時機」,從去年至今,蔡英文在染疫確診人數正式破萬後,才初次透露些許「狀似同理心」的表述。在此之前她的一切言行荒腔走板,滿口各種「破壞行政體制、扭曲公衛專業」,為了國產疫苗彷彿可以亂開支票、亂做保證的殺紅眼,完全無視基層民間死亡率的政治人物。  蔡英文如今當然不是懂得「幡然悔悟」,一切只是畏懼於民意反彈力之大、不滿度衝高,確實衝擊到「執政崩解」的可能!而疫情噴發的此刻也再不是陳時中可以一手遮天的事,再加上郭台銘申請疫苗有近9成民意的強猛支持,她「不得不出面」!她再也不能像萊豬政策那般,繼續躲在陳時中、蘇貞昌與諸多行政部會的抵擋、粉飾之後,且等待風聲過後。  在5月爆發疫情後,除了讓台灣在國際上宣稱超前部署、防疫模範生的種種「吹牛」吹破,更重要的是讓一干人等,從學界、醫界、官員到總統骨子裡竟是如此「輕賤人命」,在所有權力與私利蒙蔽下的瘋狂本質與價值,堪稱盡曝無餘。  蔡英文其實是最不應該「淪落至此」的人!她自始至終原本可以不受「行政競爭、派系利益」的縛綁,但她把扶持生技業變成她的某種「絕對執念」,人命只是「卑微數字」。倘若真的還有一絲「苦民所苦」,她不會在全台灣正在皺眉悲情於確診數、死亡率之際,直播竟然只有滿口專談「國產疫苗、高端股票」!  眾所皆知蔡英文出身有錢人家庭,一輩子沒有照顧別人。她身邊一向只圍繞「爪牙、佞臣、派系、學者專家」的權力菁英圈,她的個性向來無意主動結交或探索基層。蔡英文應該從沒聽過「孝女白琴」,她不懂民間的「哭聲、悲戚、眼淚」,所以即使總統官邸就在萬華旁邊也與她毫無關係。  無論蔡英文今後是否「改變語氣、調整說法」,有備而來地針對疫情多方調整說法,彷彿她也開始出點力了;特別是動用國防軍事力量支援,這是身為三軍統帥的「獨門權力」,但她巧妙避開疫情最嚴重且政治勢力敵對的北台灣,她支援且討好的是「竹科」為主的竹竹苗。  蔡英文也首次開口「制止網軍」,反對繼續批評郭台銘、佛光山!但事實上社會對於綠營網軍惡劣印象中,她恰是網軍的大頭目!而在這波側翼「反串、操弄」被揭發之後,令所有基層對政府極度不滿的另項主因是:民進黨從袖子裡「收起毒蛇」,然後說不傷害你,就是最大的禮物!  政府防疫破局之後,眾所矚目的「疫苗政策」至今仍在以政治意識操弄程序,一手阻礙郭台銘「突破重圍」,一手利用日、美的疫苗輸送創造「天降甘霖」。重症死亡率快速增長,人命並沒有澆醒從總統府、行政院到衛福部一脈相傳的冷血無情。沒心就是沒心,孝女白琴的眼淚比他們任何人都高貴。

  • 黃文博》最近聽夠了用「不」字開頭的官腔

    黃文博》最近聽夠了用「不」字開頭的官腔

        【愛傳媒黃文博專欄】不行跟代理商洽購疫苗,不能由地方政府決定自購疫苗的分配,不可以由捐贈疫苗的民間團體跟原廠簽約⋯⋯指揮的智慧好像只會幾個字彙:不行、不能、不可以。     對急如星火的救命疫苗,現在的應對措施荒謬透頂,民間頻頻出手解套,但政府一再設限卡關。人民要活命,但權力中心每天想出新招數卡死想救命的人。真的荒誕絕倫。     這正是管理學所謂的負向領導,中文翻譯不如英文原文destructive leadership傳神-破壞性的領導!換成白話,就是會壞事的意思。     每個人急盼苦等的疫苗,政府處理的態度,從之前大家以為的「疫苗進不來」,到現在大家懷疑的「疫苗別進來」。     一個搞不好會亡國滅種的超級危機,操作到如此匪夷所思,如此剛愎頑固,如此陰險權謀,如此冷血無情。集體焦慮的恐懼竟難以撼動決策層的執意,喪失生命的哀戚竟遠遠不及當權者的算計,民主選舉的果實竟發臭爛成奪命的苦果。     權力中心葫蘆裡賣的什麼藥?除了決策核心,誰知道?這樣假設吧:就算8月國產疫苗面市,就算獲得美國認證,就算全民沒有選擇地挽起袖子接受施打,就算最後證明效果超群,就算舉世報導台灣繼歐美中俄後成功研製疫苗,就算因此而公投不過、而民意擁戴、而打臉在野、而永久執政。     這些不久未來可能發生的美景,跟目前上映中的恐怖情節相比,跟困在惶恐裡的民心相比,難道不值得執政者發一念之仁,放下既定盤算,優先救民,暫停圓夢嗎?     負向領導在政治上是自毀式的愚蠢選擇,我認為權力中心雖然智慧不足,但還不至於愚蠢到只會「不能、不行、不可以」。     其中必有緣故,必有一般老百姓無能揣測的上意。上意為重,民為輕,效忠上意,其餘免談,即使被外界評為負向領導也在所不惜。     平時翹著腳、愜意望著平靜海面的船長,到底是見過世面?還是靠吹噓和運氣過活?巨浪來襲,一翻兩瞪眼。     船長自己沒能力指揮若定,還要嫌棄跳出來擦屁股的老水手,厲聲喝道:「不行、不能、不可以!」,這就是會壞事的負向領導。     如果這樣也不行,那樣也不要的船長,心中早有藍圖,袖裡藏著乾坤,直說嘛,直接說出心裡話啊,何必雲山霧罩?何必忸怩作態?何必「夭鬼假細粒」?     讓這麼多憂國憂民跳出來想幫忙解套的人,明明一片熱心,卻被「不行、不能、不可以」兜頭一盆冷水。     整個權力中心之所以選擇負向領導,之所以對輿論疾呼充耳不聞,之所以對疫苗進口步步緊箍、重重設限,其中必有原因,而且不是因為很笨,而是因為太過聰明。     能夠朝「太過聰明」這個方向思考,才會懂。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給王熙鳳的性格評語:「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絕妙,把卿卿換成人民,就懂了。     此刻,邊寫邊聆聽CD,阿妹唱得好:「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     原來如此,難怪妳什麼都不想要。   作者為資深品牌專家 照片來源:作者臉書截圖。 ●摘錄自品牌原來如此,原文分享於作者臉書,經授權刊載。 ●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場。

  • 中共廿大接班布局 聚焦中南海

    中共廿大接班布局 聚焦中南海

     距離2022年秋季召開中共廿大仍有一年多,在高層權力改組奉行「隔代指定」、「七上八下」等潛規則出現變化後,中共中央接班計畫,諱莫如深,以致4月初習近平有近半個月未曾公開露面,都曾引發各種臆測。不過,「以黨領政」、「依法治國」,位居權力金字塔頂端的中央政治局,依舊是全黨最高權力核心。變與不變,存乎一心。  1927年中共五大創設中央政治局以來,固定班底委員就是25人,名單慣例是在全國黨代會第一次中央全會召開時揭曉,只是基於超前部署的特殊政治安排與中共高幹「圈子」的相對有限性,總能提前窺見最高權力格局變化的政治動向。  地方黨代會換屆先行  《多維新聞》分析,其一,各地黨代會黨委換屆選舉,將從今年秋中央全會後分兩輪展開,直到明年6月結束。人事布局通常會連動,需要「大局出發、通盤考慮」,提前卡位。換屆前總有重磅訊息釋出。比如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任的4大直轄市與廣東、新疆等6大地方黨委書記,一旦在這一年半載更動,等於宣告繼任者提前取得政治局「入場券」。十九大前約1年,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貴州省委書記陳敏爾分別主政天津、重慶,即循此路。  其二,政治局委員作為國級領導人,「七上八下」、「同一職務不得連任超過兩屆」依舊適用,確保實務上存在某種程度確定性。  最終25人名單較穩定  其三,歷來中共黨代會通過的最終25人名單,相對穩定,常態分布黨政軍各系統,不會偏離太多。第一層以政治局7席常委為主:總書記、總理、人大委員長、政協主席、負責意識形態和黨建的常委、中紀委書記、首席副總理等,16屆、17屆多了國家副主席、中央政法委書記兩席。  第二層是中組部、中宣部、中央政法委(18屆起)等黨務系統一把手、未「入常」的其他3名副總理,人大常委會首席副委員長、兩名軍委副主席等9人。加上地方6名大員。  第三層是依現況微調。像是總書記大管家─中辦主任入局,始於2012年十八大的栗戰書。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只在十八大僅一位「三朝首席文膽」王滬寧入局。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入局」是十九大特例;全國政協第一副主席王剛卸任中辦主任後入局,也是孤例,十九大時名額由中紀委第一副書記楊曉渡代替。  李克強留常否是關鍵  其四,打破「傳統規則」的可能。2018年3月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不得連任超過兩屆的限制。2021年《全國人大組織法》修正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可微調副總理、國務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委員。規則變化充滿變數。  廿大前的「卡位」橋段早已登場,各種跡象顯示習近平續任已成定局。依年齡畫線,政治局委員屆時至少有1950年次栗戰書(常委)、許其亮、王晨、孫春蘭、楊潔篪、張又俠、1952年次劉鶴、1953年次陳希、楊曉渡、與1954年次韓正(常委)、郭聲琨等11席超齡待補,其中,重中之重的兩席常委與總理職務連動,鑑於李克強(1955年次)兩任總理屆滿,年齡又未過紅線,是否比照1998年李鵬「留常」換軌人大委員長,將是觀察廿大高層布局的關鍵焦點。

  • 史話》政治權力損及法律正義──彭百顯與921(七)

    史話》政治權力損及法律正義──彭百顯與921(七)

    「921案」讓我對政治的本質有更深沉的思索。李登輝與陳水扁的角色,答案不就很清楚了嗎? 政治力量運用媒體傳播,放大了自己的利益形象,更放大了對手的不良形象。法律正義也被算計在內。這是「921案」的政治效應。 在「921案」我見識到政治與媒體結合關係的威力。媒體傳播力量是政治所重視,無論運用在正面或負面,都有作用。就政治競逐權力而言,競爭往往走向零和遊戲,媒體基於生存或利益考量,第四權,為社會追尋真相的神聖天職,往往也淪陷,這是政治力的展現。如此,社會根本沒有所謂第四權之說,它僅僅是附庸政治服務的工具,奢言第四權真是抬愛媒體的恭維之詞(少數正義除外)。「921案」形成的過程就是這個註解。「中天關台」也是這個註解。 因此,媒體的政治關係也變成社會檢驗媒體第四權的重要指標,這是媒體社會正義的禁忌領域。 「921案」的真相,如果沒有媒體的政治傾向可議,也許根本掀不起「921冤誣案」的可能,因為真相說明一切,只有事實才能擺平爭紛說詞。這就是媒體沒有政治立場的社會正義,只要真相浮出。 遺憾「921案」涉及的法律正義,也就與媒體傳播的究竟是真相或是與事實相反的「假相」有重大關聯。其中,政治威力是決定因素。但政治真的可以永遠一手遮天,媒體真的要一直扮演傳播不實的邪惡幫凶?對社會而言,沒有真相,就沒有法律正義,媒體是關鍵。「921案」應該可以當作實證分析的範例。 政治權力製造法律無辜 雖然曾經多年參與國家立法,予當前社會之法律體系據以執法,也曾經主動立法形成體制,協助社會完整法律秩序,但我卻沒有法律訴訟的實務經驗,吃了一大虧。由於921被控訴貪污、圖利,所以被賦閒失業在家,我心急如焚亟盼趕快釐清真相,期以能迅速結束訴訟恢復正常生活,因此花很多時間投入司法被告的世界,這是一段心情很沉重的悲哀歲月。 一開始,「921案」經整個案情理清之後,不考慮政治因素,就法論法,我發現本案涉及的一些法律瑕疵,盡可能的找機會去請教法律專家,包括法官、檢察官、法院院長、律師、學者、大法官、監察委員等親友我都曾經當面分別請教過,提出本案程序法律缺失,請教能找尋之救濟途徑。就此,他們異口同聲,皆曰:現行體制無法補救,而特別強調救濟須待全案走完訴訟勝訴後,提出告訴訴訟去找正義,但不一定能成功。這也是日後我並未參與辜寬敏大老發起行政冤案控訴檢察官濫權之行列的理由之一。 他們一致性的答案,讓我的希望頓時沉至谷底,真的必須要面臨未來漫長未知的層層官司關卡。 有相當時間,我確實很洩氣悶沉。司法正義在實務的實踐方面,我愈加體會政治人的權勢巨大威力:除了尋利,他們可以利用職權支配司法,達到政治的排除競爭目的。長期來我非常感慨這種情況屢見不鮮,社會、法律依然無力更正,過去三屆立委時期我做得不夠,讓司法正義繼續疏失,犧牲無辜者的生命、聲譽毀壞殆盡,永難彌補。這是政治正確的時代。無奈,「政治正確」正是「社會正義」的劊子手。 因政治層面而導致的法律無辜,也就是所謂的政治誣陷冤案,當然不會是只發生在臺灣,文明進步如美國亦然。 普德曼(Constance E. Putnam)、貝鐸(Hugo Adam Bedau)和拉德列(Michael L. Radelet)合著《雖然他們是無辜的》一書,就死刑誤判案例中,對執法的「傲慢與偏見」(第二部),首先列引的案件就是探討有政治偏見背景如何被誣陷的冤屈案例:政治犯及其懲處。我看這個案例內容,感到有點熟識。 這個冤誣案例反映的司法手段,仍然是檢調常用的:「嫁禍」手法,進行非法逮捕、搜索,鞏固無縫理論(提出多項論證及多項罪名),作假的見證,羅織入罪;然後就是一連串的司法攻防,前後三年(1916 -1918),州最高法院駁回當事人上訴案,確認罪名及刑責。比起臺灣,美國倒是乾淨利落,三年就完成審理程序。1939年,無辜者之一被宣布「罪名及死刑全因偽證而起」,而完全、無條件赦免,前後23年煎熬,獲釋後三年去世。 美國這起誣陷案例,和「我的921案」有點相像,全因偽證而起;不一樣的地方,很慘,他變成無辜死刑犯,而我雖未變成死刑犯也很慘,因為是行政首長,檢方一開始啟動搜索偵辦,由此就被判「政治死刑」。所以,20年來,社會某些人士一直存在偏見,在對立競爭政治陣營,很一致性的形成他們運作排擠之藉詞。 所謂「善為士者」乃指能夠實踐的讀書人,於實踐法治價值者就是法律人。 「921案」起自2000年迄今20載,臺灣由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法律人擔任總統也足足20年。照理,法律人執掌國家大權,依法行政的法治精神更應優勝於由非法律人執政;非常遺憾,臺灣這「20年的法律人執政,是否彰顯了法律人為政應有的法治正面價值?」事實並非如此。 試看法學專業陳長文的感慨:「法律成了服膺個人需求之政治工具」、「法律人的典範未能在政治場域發揮乘數效果」、「在政府治理上,放任玩法、弄法、毀法,無視對法治該有的堅持」…。如此法律人領政,平民百姓乃至專家學者竟然還只能謙卑地請法律人總統「謹記法治滿分」以傲言法律人的「優良風範」。 多麼可悲的台灣民主、法治價值,以及法律教育。 已經21世紀20年代末了,人民都已經選出三位台大法律人擔任國家領袖,實踐20年,至今法治精神仍然只是政治的附加價值。台灣的法律正義為什麼碰到政治就轉彎變調?法曹大員,請告訴我們為什麼? (待續)

  • 以巴衝突恐全面爆發

    以巴衝突恐全面爆發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衝突,因耶路撒冷阿克薩清真寺鎮壓事件全面失控中。以巴雙方領導人若未能適度克制,降低衝突規模,局部衝突恐將升級成全面戰爭。  長達半個多世紀,以巴之間的衝突,涉及兩個民族宗教、文化、領土等多方面根深砥固的矛盾。管理並解決以巴衝突一直是美國全球大戰略重要的環節,儘管中東地緣政治在美中俄競逐主導國際秩序權力下,已然導致國際政經的結構性改變,過往美國在中東單極獨強的格局已不復見,中東地區反而遠離美國所擘劃的和平路徑,戰爭威脅未因經濟互利方案而消弭,以巴各自民族主義高漲預埋著下一波武力衝突。  2012年11月29日,巴勒斯坦入聯案經聯合國大會通過巴勒斯坦由「觀察員實體」提升為「非會員觀察國」議案,雖為巴勒斯坦建國帶來歷史性的勝利,並未為以巴之間的現狀帶來實質變化,反而激化猶太民族主義,無助於解決以巴衝突。以色列以擴建東耶路撒冷和西岸殖民區回應巴勒斯坦「國」,意味在國際舞台的失敗,將在約旦河西岸、加薩走廊和東耶路撒冷討回國家尊嚴,納坦雅胡政府並未因聯合國的決議而改變對巴勒斯坦的立場。  巴勒斯坦問題既是英國殖民遺緒,也是美國將權力平衡政策施加於中東地區的結果,說穿了就是現實主義國際政治。以巴之間漫長的歷史衝突,背後寓意著大國權力支配的政治力學。巴勒斯坦想要完成真正獨立自主,除要統整約旦河西岸的哈瑪斯以及加薩走廊的法塔兩大勢力外,更需要說服以色列和美國;以色列則受限於中東地緣政治的制約,為確保國土安全,也不會輕率同意撤出占領區。  以巴之間在維持中東地區「均勢」的前提下,雙方透過外交途徑達成彼此都能接受的條件,但是,過去達成的《大衛營協定》是美國以其軍事強權為手段從中斡旋的結果,事後以巴兩國強硬派並不接受,基於生存是國家最高利益之下,雙方為了爭取加薩走廊和約旦河西岸屯墾區的國家主權,加上彼此宗教信仰的歧異與民族意識的過度渲染,權力平衡在以巴之間早已不復存在,隨時都有兵戎相向的可能。  只要巴勒斯坦繼續在耶路撒冷推動獨立建國,以色列就有如芒刺在背,過去曾因美國介入而短暫停火,並不代表可見到和平的曙光,只是預埋下一次衝突火種,隨時都會因星火摩擦點燃更大的烽火,只要任一方對情勢誤判,將如同一次大戰時的「八月的槍」,以巴之間就始終存在著爆發全面戰爭的可能。  以巴衝突中顯而易見,一方以伊斯蘭教國家及激進分子為後盾,企圖結合中東伊斯蘭世界的力量與之抗衡;另一方則因美國國內猶太裔在政治、經濟領域擁有龐大的影響力,長期以來的軍事、外交政策向以色列傾斜,因此,雙方的緊張關係在國際政治壓力下尚能維持短暫的穩定。以巴衝突若是無解,加薩走廊依舊籠罩著戰爭的陰影,少了以巴和平這塊拼圖,中東和平還是殘缺不全。(作者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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