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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國召開民主國家AI峰會 籲集合力量

    美國召開民主國家AI峰會 籲集合力量

    美國之音VOA報導,十多個民主國家和國際組織領導人美東時間13日在一場由美國政府牽頭組織的數位峰會上承諾,要集結資源,以協同一致的方式確保在AI人工智能科技革命中,讓民主力量走在中國威權模式前面。

  • 海納百川》遏制取代接觸 歐美對中戰略的錯誤轉變(韓和元)

    海納百川》遏制取代接觸 歐美對中戰略的錯誤轉變(韓和元)

    自尼克松政府而始到歐巴馬政府為止,雖然美國的歷屆政府在不同的時段,所持的對華戰略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差異。但有一點似乎是明確的,那就是美國政府對華戰略的出發點,都是基於接觸(engagement)。該戰略的內涵,是旨在於通過接觸,實現「參與與擴展」的目的,從而將中國大陸納入其主導的國際秩序體系,以此來擴展西方意識形態與政治經濟體制。為此,美國前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對這一戰略的的評論是:「華盛頓方面相信自己的實力,可塑造中國的發展軌跡」。 從接觸engagement到遏制containment——歐美對華戰略的一種轉變 但近年來整個西方顯然有意顛覆這一戰略,試圖由原來的接觸轉變為遏制(containment)的跡象愈來愈明顯。隨著近年來中國大陸在經濟領域的發展,尤其是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日益增強,不獨美國對華不信任日益加劇,就是歐洲,這種聲音也愈來愈強烈。隨著中國大陸政府在世界政治影響力的日益增長,歐美都傾向於認為,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及利益遭遇了重大挑戰。也就是說,西方世界不僅對中國大陸借助市場經濟卻沒走向西方民主制度感到失望,而且對中國大陸的國際影響力日益警覺,在他們看來崛起的中國大陸更像是一個挑戰者。 過於心急的西方 對於西方世界對華態度的這種根本轉變的根本原因,筆者不得而知。如果其根源正如他們所說的,是基於「中國借助市場經濟卻並沒有走向西方民主制度」而感到失望。那麼,筆者認為,歐美世界還是太過於心急了。 1、經濟的發展程度直接決定人民的政治參與度——來自李普塞特、亨廷頓的觀察。 亨廷頓曾在他那本著名的《第三波》裡已經做過回答,他說:「在窮國,民主化是不可能實現的」。事實上,就這一問題,學界已經做過廣泛的討論了。德國著名社會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哲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就曾表達過近似觀點,他說:輪廓清楚的現代民主只可能出現於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 為了驗證韋伯的這一假設,李普塞特使用了各種顯示經濟發展的指數,如財富、工業化水平、城市化水平與教育普及程度,並計算出當時歐洲大陸,包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講英語的非歐洲大陸國家,以及拉丁美洲的民主較多或民主較少的那些國家的平均值。 通過這些廣泛的信息數據,所做的全面統計檢驗對比,其結果顯示為:民主程度越高的國家,其財富、工業化水平、城市化程度及教育水平的平均數就越高。反之,民主程度越低的國家,無論是財富、還是工業化水平,或是城市化程度,抑或是教育水平,其平均數都會越低。正是基於這樣的觀察,李普塞特指出以財富、工業化程度、城市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為指標的經濟發展程度,形成了一個與民主相關聯的主要因素。在他看來,經濟的發展程度直接決定人民的政治參與度。 李普塞特所觀察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1955年這10年間的世界經濟與民主情況,那麼他的觀點在以後的時間維度裡,是否依然能夠站得住腳呢?博倫和羅伯特.傑克曼(Robert W. Jackman)於1985年共同完成的一項研究,對於這一問題給予了肯定的回答。在一項針對20世紀60年代世界經濟與民主關係的研究中,他們也發現,「經濟發展的水平對政治民主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在這篇題為《六十年代政治民主的經濟與非經濟決定因素》(Economicand Non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Political Democracy in the 1960s)的論文裡,他們進一步指出「人均國民收入(GNI)也是一個最主要的解釋性變項。」 他們的這一觀點和研究方法得到了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的繼承和響應,並在他們的基礎上,亨廷頓將一國經濟程度的指標,從李普塞特的財富、工業化、城市化和受教育程度四項指標簡化為人均國民收入(GNI)一項。在他看來與人均國民收入(GNI)的高低相對應的就是民主程度的高低。他以世界銀行所公佈的各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標準予以分類,先後對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世界經濟與民主情況予以了考察,結果如下: 針對於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與民主的關係的研究,亨廷頓用來測度經濟發展水平的主要指標是,利用世界銀行於1978年發佈的《世界發展報告1978年》裡所提供的世界各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美元計價),和以此為標準所做的收入層次分類——既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大於3000美元的國家和地區定性為「高收入國」,將人均生產總值介於1000-3000美元的國家定性為「中高等收入國」,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介於250-1000美元的國家定性為「中低等收入國」,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低於250美元的國家定性為「貧窮國」。 通過統計分析發現,符合「高收入國」這一條件的國家(和地區)數量為23個。其中,民主國家有18個、非民主國家為2個,介於二者之間的民主化的、自由化的國家數量為3。也就是說民主國家在這一經濟發展層次的占比近80%。符合「貧窮國」這一條件的國家(和地區)總數為34個,其中民主國家只有1個、非民主國家則多達31個,介於二者間的民主化、自由化的國家則為2個。也就是說,在該經濟發展層次中,民主國家的占比還不到3%,但非民主的國家占比卻高達91%。 隨著時間的推移,雖然具體的數值一直在變動,但這種整體趨勢卻並沒有太大變化。到1989年,世界銀行根據世界經濟的整體變化情況,將「高收入國」的標準由1978年的>3000美元調高到>6000美元;而將「貧窮國」的標準由1978年的<250美元,調高至<450美元;將介於450美元-6000美元之間的國家則被統一定性為「中等收入國」。亨廷頓的統計發現,20世紀80年代符合「高收入國」條件的國家比20世紀70年代有所增長,既由原來的23個國家增長為24個國家。其中除了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新加坡等4個國家屬於非民主國外,其他國家均屬於民主國。也就是說民主國於該經濟發展層次國家中的占比高達83%。而在另一個極端,即那些符合「貧窮國」標準的國家則多達42個,其中只有印度和斯里蘭卡這兩個國家曾有過相對廣泛的民主經歷,其他的均屬於非民主國。此外,在53個「中等收入」國家中,也只有23個國家屬於民主國家的範疇,5個國家可歸入從非民主向民主過渡的國家,剩餘的25個國家仍然處於非民主狀態。 正是基於上述研究發現,亨廷頓所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是,「在經濟發展程度與民主之間存在著一種全面的相關性。」正如歷史經驗所告訴我們的,這種相關性且是帶有明顯的正相關性的。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越落後,那麼該國的民主程度相應地也就表現得越低。反之,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越高,那麼該國的民主程度相應地也就會越高。換而言之就是,一國的經濟繁榮程度有多高,那麼所對應的民主發展程度就會有多高。 幾十年過去了,那麼,亨廷頓的這一觀點似乎還有效呢?為了檢測亨廷頓理論的正確性和可靠性,我們依舊延用亨廷頓的研究方法,即利用世界銀行發佈的世界各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美元計價)來對各國的經濟與民主情況予以了考察。 除開非主權實體或其他特殊地區,如英屬百慕大地區和中國澳門等外,其中,符合於高收入國家標準的國家計有:摩納哥、列支敦士登、挪威、盧森堡、卡塔爾、瑞士、丹麥、科威特、瑞典、荷蘭、聖馬力諾、芬蘭、美國、奧地利、比利時、安道爾、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法國、阿聯酋、日本、愛爾蘭、新加坡、英國等25國。在這25國中,科威特、卡塔爾和阿聯酋三國是石油輸出國和非民主國家,在剩餘的22個高收入國家中,除新加坡是否為民主國家還存分歧外,其餘國家均為公認的民主國家。 在另一個極端,世界銀行把包括盧安達、烏干達、多哥、中非共和國、辛巴威、甘比亞、尼泊爾、莫桑比克、馬達加斯加、阿富汗、幾內亞、埃塞俄比亞、尼日爾、厄利垂亞、獅子山、馬拉威、賴比瑞亞、剛果民主共和國、蒲隆地等在內的19個國家歸類了「低收入國家」。在這些國家中,雖可被歸為民主的國家有阿富汗、尼泊爾、柬埔寨、獅子山、馬拉威、賴比瑞亞,但這種民主很不穩定,這些國家的最大特色就是反覆,經常性的情況是: 一國在成為民主國家後,很可能在不到4年的時間裡,又重歸非民主國家,而且反覆多次。截止目前,除了戰後的柬埔寨有過長達10年的相對穩定的民主外,其他國家的情況仍不容樂觀,這包括為美國實際控制的阿富汗,而非洲國家的表現尤其如此。譬如:1961-1962年,獅子山共和國實現民主,但於1967年,重歸非民主國家。到1996年,獅子山重新實現民主,但次年,又重歸為非民主國家。中非共和國亦是如此,1993年實現民主,2001年退出民主國家之列。到2005年,復又加入,但到2008年再次退出。同樣的情況也發生於賴比瑞亞,1997年,賴比瑞亞實現民主,2001年重歸非民主國家,4年後的2005年又再度回歸民主。蒲隆地則於2005年實現民主,但於2010年重歸非民主國家。 這也就是說,在這一區間的國家,真正意義上有過廣泛民主的國家,到目前為止只有柬埔寨一國(事實上它的民主也遭到歐美國家的質疑,美國國會就多次通過《柬埔寨民主法案》。該法案以柬埔寨政府破壞柬埔寨民主為由,對柬部分官員實行入美簽證限制及財產凍結)。綜上可見,亨廷頓的的這一結論,再次得到世界銀行所發佈的最新數據的有力支持。 這些統計結果與李普塞特、博倫與傑克曼的分析幾乎一致,為此,亨廷頓得出這樣一種結論「自十九世紀起在民主與財富之間出現了一種正相關,這種正相關仍然一直很強」。 那經濟增長與民主有何關係呢?亨廷頓的回答是,經濟成長為民主提供了經濟基礎。在他看來更高水平的經濟發展,將有助於培育出更多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公眾,壯大中產階級規模,進而培育出公民文化,而這將直接構成對民主化的支持。亨廷頓更是進一步指出:快速的經濟成長會迅速的為民主產生經濟基礎,而緩慢的經濟成長同樣也會讓這個基礎建構的速度會相應緩慢下來。 對於亨廷頓的這一觀點,我們似可做如下解讀:經濟持續增長,增加了國民的收入,因而帶來了更多的經濟安全,進而提高了教育。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又使得低層階級的眼光開始學會長遠,隨之而來的是其政治觀點也開始變得更為複雜、更為接近漸進主義。同時,經濟的持續增長,使得越來越多的低層階級得以向上流動,進而使得中產階級集團本身的規模得以日益擴大。一旦中產階級集團擴大到一定程度時,他們就會日益自信自己有能力促進和鞏固自身利益。這自然會對人民的政治權利、自由產生積極地作用,進而可以讓利伯維爾場經濟在以中產階級主導的時代裡得到持續。 至於中產階級之於民主的關係,李普塞特做了這樣的解釋:「只有在沒有什麼真正窮人的富裕社會中,廣大公眾才可能有效地參與政治,不受不負責任的宣傳鼓動的蠱惑。一個社會一邊是大批貧窮的群眾,一邊是少數受到優待的精英,結果如不是寡頭統治(少數上層的獨裁)便是專制(有群眾基礎的獨裁)。」在他看來一國想要搞好民主,龐大的、觀念多元的中產階級是一個必要條件——「很明顯,最好的政治社會是中產階級公民組成的,而且,很可能在治理好的國家裡,中產階級為數眾多……由此可見,公民擁有適量的、足夠的產業是那些國家的大幸……如果沒有中產階級,窮人數目增大,麻煩百出,國家會很快崩潰。」「公民擁有適量的足夠的產業是那些國家的大幸;若是有的產業很多,有的卻一無所有,就可能產生極端民主,或者純粹的寡頭統治;或者從任何一極——最散漫的民主或寡頭——產生專制。但這一切都不大可能產生於中產階級或接近中產階級組成的國家……」。 簡而言之,於一個後發國家而言,政治專制+經濟自由化→經濟增長→擴大中產階級規模、培育中產階級意識→民主化轉型=後發國家,可能是一條通往民主之路的正確路徑。 2、南韓和台灣的經驗 當然,這一觀點很多人定然是不解的。確實,如從理想主義乃至價值理性出發,這一規律確實難以理解。但遺憾的是,這卻得到了經驗事實的有力支持。更為要緊的是,套用巴洛的話說,這根本就是確鑿的經驗事實。東亞的南韓、台灣,拉美的智利和歐洲的西班牙的發展軌跡,無不完美的詮釋了李普塞特、博倫及亨廷頓們的觀點是對的。 但我們同時也應該注意到的是,從1949年算起到1989年南韓、台灣地區正式啟動民主改革,整個過程卻是耗時40年。而中國大陸的體量和內部事務的複雜性,遠非台灣地區和韓國所能比。這也決定了,促進經濟發展推動民主化的這個過程,其需時肯定會比南韓和台灣要更長更久。可問題在於,中國大陸自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也僅僅只有43年而已。 更為重要的是,目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程度相對而言還很低,尤其重要的是中產階級的規模還很小。來自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的數據是,目前中國大陸的中產階級規模僅為20.1%。反觀台灣地區的民主化,是建立在快速的經濟增長和龐大的中產階級規模上的。1970年代,台灣經濟高速增長。1978年時,其城市人口佔到41.9%,中產階級佔全民總數更是高達51%。也就是說,目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程度,還不足以為民主化提供相應的社會經濟基礎。 由此也可見,想借助市場經濟讓中國大陸走向西方民主制度的西方世界,到底還是太心急。 只會事與願違 其實,於歐美而言,要想將中國大陸納入其主導的國際秩序,當務之急應是給予更多耐心,通過繼續接觸,來促進其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以此來壯大中產階級規模,培育其公民的中產階級意識。借助市場經濟的力量,逐步的讓中國大陸與西方價值靠近。 反倒是圍堵、孤立,不僅無助於將中國大陸納入西方價值體系。反倒會因圍堵,而使得其經濟衰退,製造更多窮人,進而為極端思潮奠定基礎;也會因孤立而缺乏交流,使得西方價值於中國大陸更加無法擴展。最後,只會事與願違。(作者為廣東省生産力學會副會長、廣州大學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以上言論不代表旺中媒體集團立場※

  • 因應陸挑戰 拜登:北約將強化與印太夥伴合作

    因應陸挑戰 拜登:北約將強化與印太夥伴合作

    美國總統拜登今天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峰會後表示,峰會談到中國對安全帶來的長期、系統性挑戰,北約領袖同意強化關鍵基礎建設韌性,也將加強與印太民主夥伴合作,因應區域挑戰。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30個會員國今天在布魯塞爾召開領袖峰會,會後發布聯合公報,除了花大篇幅談論俄羅斯威脅,也點名「中國的明確野心和獨斷行為,對於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和北約安全相關區域構成系統性挑戰」。 拜登(Joe Biden)會後召開記者會表示,他在峰會上指出,他們正遭逢世紀全球衛生危機,與此同時,支撐北約聯盟的民主價值也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包含來自內部與外部。 拜登說,俄羅斯與中國都試圖破壞跨大西洋團結,他們看到惡意網路活動增加;但北約聯盟的強健基礎,讓他們能夠持續在此之上建構集體安全與繁榮。 拜登指出,會中談論到中國行動對北約集體安全構成的長期、系統性挑戰。他們同意在強化世界各地關鍵基礎建設上拿出更多作為,包括可信賴電信商、供應鏈與能源網絡領域。 此外,拜登說,他們也同意強化與印太區域民主夥伴的合作,以因應區域挑戰。 除了將與西方歐洲夥伴有更緊密合作,峰會公報也提到,北約正努力加強與亞太長期夥伴的政治對話與實質合作,以促進合作性安全及支持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並點名澳洲、日本、紐西蘭與南韓。 拜登表示,他在會中指出,他們必須向世界與自身人民證明,民主仍能戰勝當今時代的挑戰、滿足人民的需求。他強調,許多獨裁者認為自己在這個錯綜複雜世界上,能比民主國家行動更快速、更成功,「我們的結論是,我們要證明他們是錯的」。 由於美國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多次批評北約,導致聯盟關係觸礁,積極修復裂痕的拜登也強調,美國對北約創立條約第5條「共同防禦」 條款的承諾,「堅若磐石、堅定不移」。

  • 史話》旺書房/《民主的價碼:一人一票,票票「等值」?》(時報出版)

    史話》旺書房/《民主的價碼:一人一票,票票「等值」?》(時報出版)

    一張選票價值幾何? 你的一票和大財團的一票,真的「等值」嗎? 掌握金錢就是掌握選票 ── 民主始終是撒錢的人贏。 «二十一世紀的民主,正走在耗竭的道路上! 當金錢成為政治舞台上的要角,民主儼然成為少數人的遊戲。我們的民主制度甚至鞏固了這套惡性循環──最有錢的公民可以藉由私人獻金表達政治偏好,政府還會透過減稅額補助他們;而低下階層的人在其他方面稅負沉重,若想透過少量金錢表達政治偏好,卻是一毛補助都拿不到。 這套不平等的制度,讓有能力出錢的人出得最少,窮人替富人買單,若再不採取行動改變現狀,很可能在未來數十年造成更大的不平等,讓社會對政治人物、現有建制與民主遊戲更加反感,導致民粹主義全面失控……。 «民主與金錢:真實的危險──我們正目睹代表式民主的敗亡! 研究清楚顯示,現今許多政治人物普遍迎合有錢人,也有愈來愈多國家主張「言論自由」,反對設定政治獻金上限,因為保守派希望可以保留銀彈王牌。更令人擔憂的是,開始有人質疑政府補助政治運作的做法。愈來愈多人認為選舉民主已經被少數人把持,導致不少人全盤否定選舉民主。二〇一六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他的勝利不僅令人不安,對民主不信任的人愈來愈多,不投票的公民愈來愈多。可以說,我們正目睹代表式民主的敗亡。 «民主需要重建,而非摒棄! 本書以比較歷史的角度出發,檢視二十一世紀初政治寡頭化的危險。如今政治人物只迎合頂富階層,金錢政治與民主辯論的腐蝕一天勝過一天,我們必須提防頂富階層的政治獻金。 作者也在本書中透過歷史、法規與統計研究,點出金錢在民主制度中的角色,探討金錢以何種方式影響政治決定。當政府補助被私人獻金取代,民主便會陷入危機,書中亦提出幾項重大改革與方案,希望重建二十一世紀民主制度,以奠定「永續」民主社會的基礎。 「本書作者茱莉亞.卡熱兼具政經學術與實務經驗,考察英、法、美等國選舉開銷和資金來源,讓我們看到選舉到底有多花錢。昂貴的選舉和民主制度有什麼問題嗎?候選人有多少錢愛怎麼花就怎麼花,又怎麼了嗎?如果說從智庫、媒體到競選活動無不深受資金的影響,這對我們所習以為常的民主制度會帶來什麼根本性的問題甚至是破壞呢?《民主的價碼》對於這些問題有深刻的剖析,有助於回應當前時代普遍存在對於民主制度的懷疑、不信任或冷感,重新塑造政治與社會民主的理念和想像,也提供厭倦了頻繁的選舉的台灣讀者一些心靈解藥。民主不死,端視我們如何讓它長長久久。」──黃涵榆|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 茱莉亞‧卡熱(Julica Cagé)法國經濟學家,從事發展經濟學、政治經濟學以及經濟史研究。現為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 Paris)經濟學助理教授,公共政策科際整合評鑑實驗室(LIEPP)「評鑑民主」軸心計畫共同負責人。著有《媒體的未來:數字時代的困境與重生(暫譯)》(Sauver les médias. Capitalisme, financement participatif et démocratie)、《資訊不計血本(暫譯)》(L’Information à tout prix) 賴盈滿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科學哲學碩士,曾就讀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哲學研究所,現專事翻譯。譯有《天才的責任》、《成功的反思》與《跳舞骷髏》等書。 第一章 民主的成本:比較基準點 民主建立在「實現平等」的承諾上,卻往往越不過金錢的高牆。我們很容易忘記民主運作是要錢的。價碼不一定很高(也就是說理性集體解決問題是可能的),但當成本分配不均或未能嚴格限制私人獻金的佔比時,整套民主機制就會陷入危機。 作為本書第一章,我們將從法國、英國、德國和美國開始,檢視這幾個國家數十年來選舉支出的演變。有些地區的選舉開銷主要先由候選人支付,選後政府再全額或部分補助。這在單一選區領先者當選制的國家尤其普遍。反觀比例代表制國家,政黨才是競選開銷的支付者,也是公共補助與候選人的中介。資助競選和資助政黨是民主金幣的兩個面,而且就像佩羅(Charles Perrault)童話裡拉金幣的驢子一樣愈生愈多。 然而,讀到本書後面幾章就會明白,重點不在金幣,而在是誰拉的,是政府補助還是私人捐款。競選支出相同而資金來源不同,可能反映出截然相反的民主現實。因為在政治世界裡,就算是驢糞,只要是金子做的,就很難被忽視。而事實證明,私人獻金有時是太重的負荷。 選舉的價碼 民主始於選舉。有什麼比將選票投入票匭更輕鬆簡單的政治表態方式?週日一家大小到投票所排隊投票,感覺再單純不過,完全不受市場邏輯污染。投票所是學習共和的場所,所有公民如你和我都是學生,選擇花一點時間實踐民主,而且只需要滿足一個條件,就是登記為選民。這件事沒有回報,只有參與預計晚上八點結束的民主大拜拜或打開大過了頭的票匭計票的滿足。想當年,你還得家有恆產才能投票呢! 所以,選舉到底是有多花錢?二〇一六年美國參議員當選人平均競選支出超過一千萬美元。法國國民議會代表候選人的平均競選支出遠少於美國,二〇一二年為一萬八千歐元出頭,但當選的幸運兒就躍升至四萬一千歐元。英國和法國一樣設有支出上限,二〇一五年參與普選的候選人平均開銷四千歐元,當選者則提高到一萬歐元。 這就是選舉的實際成本:候選人競選支出加上政黨和利益團體的相關開銷。這些人和團體花錢說服選民的方式包括集會造勢、發傳單、登門遊說與公關宣傳,並且愈來愈常直接購買媒體和社群網路的版面與曝光機會。過去數十年來,不少民主社會的選舉支出不斷攀升,只有法律設有規範的國家例外。 美國和英法兩國的競選支出差距懸殊,顯然不是出於文化差異。不是大西洋這一岸的英國佬吝嗇可比班.強生名劇裡的狐坡尼,連花錢印傳單都要思前想後,而另一岸的蓋茲比覺得再不砸錢就永遠擄獲不了同胞的心;也不是美國人民更熱愛選戰。若競選支出和民眾對選舉的熱衷程度成正比,那支出最高的國家,人民參與度也應該最高。但在所有西方國家裡,美國的投票率卻敬陪末座。競選成本不同並非來自文化差異,而是選舉法規直接導致的結果。這些法規對民主的運作結構影響深遠,卻往往被我們所忽略。 昂貴的民主 國會候選人願意花多少錢爭取勝選?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先回答另一個問題,那就是法律允許國會候選人花多少錢?後者的答案不僅因國家而異,也因時代不同而有巨大的區別。 派對結束了? 首先是一個看似不證自明的事實:只要不設上限,候選人就往往不知節制,開銷可以高到難以想像。想充分了解這一點,不妨回顧十九世紀。英國一八八三年頒布舞弊與非法行為防治法,是最早限制競選支出的國家之一。在此之前,英國所有國會候選人的競選支出總額(按今日歐元計算,並經通膨調整)經常突破兩億歐元:一八六八年為一億九千一百萬歐元,一八七四年為一億八千四百萬歐元,一八八〇年為兩億兩千八百萬歐元。即使當時需要「遊說」的選民比較少,實質人均所得也只有現在的五分之一,花費卻是現在的十倍不只。一八八三年設立競選支出上限之前,候選人投注在選民身上的錢有時甚至超過每人一百歐元;現在英國國會選舉用在每位合格選民身上的競選支出則約在零點四至零點五歐元之間(見圖二)。 從競選支出佔人均國民所得的比例來看支出驟減的幅度會更明顯:一八六八年,每位候選人平均支出十八萬五千歐元出頭,相當於人均國民所得的三十倍!這就代表撇開其他參選限制,只有最有錢的人才可能競選國會議員;相較之下,目前候選人的平均支出很少超過人均國民所得的百分之十。換句話說,若以人均國民所得為基準,英國國會候選人的平均競選支出一百五十年來少了兩百六十一倍,如此大的降幅顯然需要解釋。 是候選人變得更「誠實」,更有決心靠理念而非宣傳來遊說選民嗎?還是和新的競選科技有關,尤其用社群網路宣傳便宜不少?另一方面,十九世紀還沒有廣播和電視,也很難想像收費高昂的公關顧問存在,候選人怎麼會花到幾萬歐元?歷史書裡其實有許多精彩故事,例如載送選民就是常見的申報支出(有很長一段時間,候選人會直接補貼選民的車馬費,但這是選民服務,怎麼能算賄選呢!)車馬費除了火車頭等座的票錢(通常比租馬車便宜),還包括過夜住宿及薪資補貼。當時議員們在國會殿堂上大吵特吵,主張若要選民自己出車馬費,肯定沒人投票,如今想來還真有意思。 實情是,英國國會候選人現在競選幾乎不花錢,是因為他們沒權利那樣做。幸好法律主動出擊,限制了候選人浮濫支出。要是現在的候選人能像一個半世紀前用臥舖車票擄獲選民的心那樣,可以對網路媒體和社群網路瘋狂撒錢,我們沒有理由相信他們會拒絕。二〇一六年美國總統大選及隨後爆出的外國干涉選舉疑雲,就充分顯示了這個傾向。不少國家的競選費用高低也有如此效應,本書稍後還會詳談。 但我看見你皺眉頭了。限制競選支出真的好嗎?所有放任自由主義者都會從扶手椅上跳起來拍桌喊道:「我有錢為何不能愛怎麼花就怎麼花?我明明可以花幾百萬,為何只准我花幾萬元?如果別人也想跟我一樣,那就讓他們幹吧!」我們真的有必要討論這種意見嗎?不是所有公民的口袋都一樣深,都有一樣多資源可以投入選舉或有一樣機會拿到資金。允許候選人自由花錢就跟重新設立財產門檻沒有兩樣,只有錢夠多或關係夠強的人能參選——應該說選上的機會才不致為零。如此選上的議員,其代表性馬上會面臨幾個問題。本書第十一章將會談到,在美國這種競選支出動輒數百萬美元的民主國家,選出來的民意代表就其社經與職業背景而言,其實只代表最有錢的那個階層。換言之,勞工和受雇者是缺席國會的首要族群。英國雖然不曾做到充分代表,但在這方面稍微好一點,二戰結束以來有百分之二十的國會議員出身勞動階級。

  • 蔡英文:民主需不同聲音的反對黨

    蔡英文:民主需不同聲音的反對黨

     民進黨創黨元老傅正逝世滿30周年,蔡英文總統昨天表示,「民主政治需要有不同聲音的反對黨存在」,這是傅正的信念,他始終相信透過互相監督、良性競爭,國家社會才會持續進步。她承諾會繼續深化發揚民主、自由及人權,讓台灣在國際的變局中,屹立不搖。  傅正於1950年自大陸抵台後,在東吳大學等校擔任教職,曾在《自由中國》擔任編輯,1960年籌組中國民主黨遭逮捕入獄,至1966年才獲釋出獄。1979年擔任《美麗島雜誌》編輯,1986年與費希平等黨外運動人士一起創立民進黨,是當年「18人建黨工作小組」成員,1991年5月10日因胃癌病逝。  東吳大學政治系昨天舉行「當民主已成信仰-傅正逝世30周年新書發表會暨頒獎典禮」,蔡英文、立法院長游錫堃、監察院長陳菊等出席。  互相監督 才會進步  蔡英文致詞表示,傅正是台灣民主運動的關鍵人物,出生於戰亂時代,歷經白色恐怖,在戒嚴時期,仍堅持理念,先後兩次籌組政黨,「民主政治需要有不同聲音的反對黨存在」,這是傅正的信念,他始終相信透過互相監督、良性競爭,國家社會才會持續進步。  蔡英文稱許傅正在推動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致力打破省籍的籓籬,堅持跨越族群共同合作,推動參與國會全面改選、平反雷震案以及老兵返鄉等政治運動。  除了民主 只有民主  傅正有句追求民主的名言,「不惜以自由為代價,乃至生命為代價所追求的,第一是民主、第二是民主、第三是民主,除了民主,只有民主。」蔡英文認為,傅正不只是個人身體力行,也把這個信念深深扎根在年輕學子的心中。  游錫堃則在會中透露當年創黨祕辛,直說要向傅正懺悔,在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成立時,他為了保密,直到前一天下午才告知,傅正雖已寫完創黨宣言,卻因來不及經過10人小組確認,無法在創黨時提出來,傅正還因此遭人誤會,以為傅正準備2個多月還寫不出來,「一個創黨宣言要準備那麼久嗎?」  陳菊也推崇傅正是全台灣唯一有參與兩次組黨經驗的人,傅正是台灣在自由中國時代的外省菁英,當時黨外能夠組黨成功,就是因為能結合外省的菁英共同參與。

  • 紀念傅正逝世30周年 蔡英文:繼續推動轉型正義

    紀念傅正逝世30周年 蔡英文:繼續推動轉型正義

    蔡英文總統今天出席傅正逝世30周年新書發表會表示,傅正致力於打破省籍的籓籬,堅持跨越族群共同合作,無私無畏的精神值得感念推崇。她承諾,政府會堅持價值、團結台灣,繼續推動轉型正義,深化發揚民主、自由及人權,讓台灣在國際的變局中,屹立不搖。 今天是傅正逝世30周年紀念日,東吳大學政治系今天舉行「當民主已成信仰」新書發表丶頒獎與座談會。蔡英文抵達後,首先聆聽鋼琴及小提琴演奏《辛德勒的名單》及《黃昏的故鄉》,並觀賞傅正逝世30周年紀念影片。 蔡英文表示,傅正是台灣民主運動的關鍵人物,他出生於戰亂時代,歷經白色恐怖,在戒嚴風聲鶴唳的時期,仍堅持理念,先後兩次籌組政黨。「民主政治需要有不同聲音的反對黨存在」,這是傅正的信念,他始終相信透過互相監督、良性競爭,國家社會才會持續進步。 在推動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傅正致力於打破省籍的籓籬,堅持跨越族群共同合作,推動參與國會全面改選、平反雷震案、老兵返鄉等政治運動。 她說,許多人都記得傅正追求民主的名言,「不惜以自由為代價,乃至生命為代價所追求的,第一是民主、第二是民主、第三是民主,除了民主,只有民主」。傅正不只是個人身體力行,也把這個信念深深扎根在年輕學子的心中。 她稱許傅正無私無畏的精神,至今仍然影響著台灣,值得我們永遠感念推崇,他一生不凡的經歷,也值得每一位台灣人了解認識。 此次的傅正日記是由政治大學教授薛化元推動出版,蔡英文表示,薛化元長年投入台灣民主政治史的研究,傅正的日記更是台灣民主運動史上,重要的珍貴紀錄。這是一段很重要的歷史,必須永久傳承下去,讓每一個世代的台灣人,都能夠從傅正的經歷中體悟到台灣民主運動的縱深,也能夠更加珍惜我們現在所擁有的一切。 儘管國際局勢持續在改變,她承諾,政府依然會堅持價值、團結台灣,繼續推動轉型正義,深化發揚民主、自由及人權,讓台灣在國際的變局中,屹立不搖。

  • 蔡英文在民主峰會發表視訊演說 籲全球民主夥伴團結確保區域安全

    蔡英文在民主峰會發表視訊演說 籲全球民主夥伴團結確保區域安全

    《經濟學人》日前提到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就是台灣,蔡英文總統今天在「哥本哈根民主高峰會」發表視訊演說指出,臺灣因為堅持自由民主,已成假訊息攻擊、經濟脅迫、甚至是軍事威脅的標的。呼籲全球民主夥伴團結合作,確保區域的安全及穩定。 由非政府組織「民主聯盟」所主辦的第四屆哥本哈根民主高峰會,5月10日至11日以實體及視訊混合形式舉行,包括斯洛伐克總統、丹麥外長、美國國務院民主人權暨勞工代理助卿Lisa Peterson和各國政要,分別以實體、錄影或視訊方式與會,蔡英文今天則以視訊方式發表演說。 蔡英文指出,世界已更警覺到威權國家的危險性,他們為了擴張勢力,四處分化我們,侵蝕我們的自由。就在今年三月,民主聯盟與今天峰會的一些貴賓因為捍衛人權而遭到制裁。面對共享價值遭受挑戰,臺灣和民主聯盟及所有捍衛自由的人士始終都會站在一起。 她說,過往的經驗及歷史教訓告訴我們,面對威脅,我們絕對不能沈默以待,或置若罔聞,否則只會讓那些企圖破壞我們價值觀的人更加肆無忌憚。維護民主、和平和穩定是我們必須共同承擔的責任。我們必須攜手強化全球民主聯盟,守護自由、法治、人權和表達異議的空間。 蔡英文強調,臺灣因為堅持自由民主,已成假訊息攻擊、經濟脅迫、甚至是軍事威脅的標的。許多國際人士擔憂,上述的反民主伎倆可能引發衝突,特別是在印太地區。我國政府充分明瞭區域安全所遭受的威脅,因此積極強化國防戰力,捍衛民主。此外,臺灣也和全球夥伴密切合作,共同確保區域的安全及穩定。 她保證,我們會克盡己力,無論是外來的侵略,或是疫情的挑戰,都不能動搖臺灣強韌的民主制度,但也要呼籲,全球的民主國家務必時時警戒,團結一致。 因為威權國家正在利用COVID-19疫情,企圖改變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秩序。她說,我們已經看到,有些政權試圖掌握重要資源來操控其他國家。因此,我們勢須合作,以確保我們的供應鏈安全無虞,並維護全球經濟秩序。 今年三月,台灣和歐盟共同辦理了「台歐盟供應鏈合作線上論壇」。蔡英文承諾,臺灣將繼續與歐盟及其他民主夥伴攜手,打造出更堅韌的關鍵物資供應鏈,包括半導體和醫療用品等。「這樣互惠透明的合作,是我們共榮的關鍵」。 她也譴責世界衛生大會及其他國際論壇長期排拒我們的專家和政府官員,剝奪了臺灣與國際社會分享經驗的機會。儘管如此,蔡英文強調,作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一員,臺灣依然致力幫助有需要的國家。 近年來臺灣與歐盟關係顯見長足的進展,她相信「現在是我們協商雙邊投資協定的時候了」。雙邊投資協定不僅有助確保供應鏈,也能保護我們在地緣政治和經濟上的共同利益,並向外界傳達一個重要訊息:那就是我們的夥伴關係,以及彼此利益所繫的共同價值。 蔡英文強調,臺灣的民主是所有反抗威權統治的人們犧牲奉獻所爭取來的,我們歷經漫長努力才得享今日的自由,所以,無論如何絕不能妥協放棄。如今自由與民主再次遭逢威脅,國際社會務必齊心協力,因應新時代的挑戰。唯有全球民主國家團結合作,才能凝聚出更強勁的良善力量。

  • 專家傳真-拜登政府一百天的經貿新政解析

    專家傳真-拜登政府一百天的經貿新政解析

     拜登總統上任剛滿一百日,已經提出很多影響深遠的政策。琳瑯滿目看似複雜,不過「重建美好未來」(Build Back Better),已成為貫穿各項國內外政策的共同基調;掌握3B關鍵字,會有助於瞭解未來四年美國的施政方向。  在國內政策方向,「重建美好未來」政策核心之一是「美國就業方案」(American Jobs Plan),將透過基礎建設及教育投資、振興製造業等方式提升中產階級競爭力並創造就業。近期臺灣很關心的半導體等關鍵供應鏈的回流,雖然出發點是提升經濟安全,但同樣有增加就業之目的。同理,拜登強調減排、新能源等低碳經濟來因應氣候變遷問題,但也包含了創造美國綠能產業就業機會,都可視為屬於「重建美好未來」政策下的一部分。  綜觀這些訴求,實與川普的「美國優先」或「使美國再次偉大」政策相去不遠。但拜登為彰顯與川普只有口號的不同,拜登上任不到百日就推動通過《美國救援法案》,包含了1.9兆美元經濟救助及刺激的預算。更為「美國就業方案」提出2.3兆美元的預算。又為籌措財源,拜登4月初已經拋出提高企業所得稅、抑止跨國企業規避租稅負擔或濫用避稅天堂等「美國製造租稅方案」(Made in USA Tax Plan)規劃,推案進展確實迅速。  甚至於貿易政策,拜登也以「重建美好未來」為引導,要為中產階級牟利,因此強調增加城鄉發展差異,以促進各地中產階級都能同樣受益於貿易全球化,重視貿易中的勞工權益。另一個特色,就是「超越貿易」(beyond trade)的訴求。所謂超越貿易,是指拜登將貿易政策與氣候變遷、種族平等及公平經濟發展(例如促進女性及經濟弱勢族群參與貿易)予以結合,以達到更平衡的貿易發展。  目前觀察,拜登政府對於自由貿易協定(FTA)或回歸「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等全面性協定的興趣不高,可能會更著重推動個別貿易議題發展的「議題別」(sectoral)策略。例如世界貿易組織(WTO)進行多年的「電子商務規則」談判,美國新任貿易談判代表戴琪已表示有助於達成「重建美好未來」政策,是優先推動事項。2016年底暫停談判的「環境商品關稅談判」(EGA),也會評估是否重新啟動。拜登政府也表示將與盟友合作,針對碳排放問題透過雙邊協商來探討管制方法的共識。  最後,拜登以民主、結盟做為外交主軸,強調「重振美國民主制度、與民主國家組成同盟」。拜登指出將推動儘速舉辦「全球民主高峰會」(Global Summit for Democracy),但歐盟支持與否是關鍵。美歐聯手可展現民主價值同一陣線的立場,以對抗不民主、日益獨裁的中國。但川普時代對歐盟鋼鋁、數位稅所課徵的制裁關稅,以及美國不支持歐盟採行碳稅等問題,都是考驗拜登能否修復美歐關係之挑戰。  面對拜登超越貿易議題的貿易政策,增加我國經貿決策的多元性,以提升與美國對話的對接程度,是我國需要思考調整的方向。從拜登屬意與經貿夥伴以「議題別」做為討論的模式觀察,舉凡半導體、藥品醫材的供應鏈安全與合作、確保數位規則與資料保護之安全,乃至於綠色經濟(如電動車、新能源),甚至於碳定價對供應鏈的影響等,都是較可能引起拜登興趣的領域,均為我國推動台美合作的新方向,並可做為推動台美FTA長期目標的基礎。

  • 陳水扁肯定林佳龍請辭 民主時代沒有哪職位非誰不可

    陳水扁肯定林佳龍請辭 民主時代沒有哪職位非誰不可

    台鐵太魯閣號重大傷亡,交通部長林佳龍請辭;前總統陳水扁今在「扁擔物語」中發文,真正民主時代沒有造神的必要,也沒有哪個職位非誰不可的問題,該負責就負責,與做好與否沒有關係。 他強調,民主政治就是責任政治。政治責任是何物,林佳龍部長在國人面前做了最好的示範。讚啦! 陳水扁以《喜見政治責任是何物》為題發文指出,為林佳龍部長喝彩!他說,交通部長林佳龍,為了70年來台鐵發生最重大死傷的交通事故,在第一時間就向總統閣揆表達負起政治責任的基本態度,應該獲得全民的肯定與支持。 他舉例,2000年7月22日「八掌溪事件」死了4個工人,《災害防救法》才施行3天,身兼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主委的行政院副院長游錫堃,負起政治責任辭職下台,讓全民印象深刻並深表惋惜。這就是政務官應有的政治風範。 他說,如今發生不幸的重大車禍,死傷慘重,政府當然要有人負起政治責任辭職下台。無關刑事犯罪或民事賠償的法律責任,也無涉督導不周的行政責任,當然更不用等到事故調查的最後結果出爐。 他表示,林佳龍部長勇於任事,一肩扛責,樹立政務官負起政治責任的應有擔當。雖有惋惜不捨,阿扁力挺林部長負責到底的明智決定。

  • 時代力量又-1 翟本喬宣布退黨

    時代力量又-1 翟本喬宣布退黨

    時代力量近年來多次面臨黨員流失,今(1)日又傳出有人退黨的消息,美斯捷董事長翟本喬在臉書上發文表示,自己已經向時代力量提出了退黨申請。但未來他會以時代力量之友的身份,繼續支持時代力量的理想和目標。 翟本喬表示,這個決定,是在他階段性的工作完成之後,回到本心方向「為台灣前途努力,不分政治色彩」的重要一步。翟本喬指出對於他接下來要做的事,時代力量自椒華主席以下的朋友們也極大度量地加以支持。 翟本喬回憶,十二年前,他擔心臺灣會錯過雲端轉型的機會,決定放棄Google的工作,回來投入臺灣的雲端產業。十二年來,翟本喬的參與由雲端技術拓展到了其他科技、新創生態圈、政治,甚至回到了傳統產業。十二年來,他有幸見證了、也實質參與了台灣再次的民主轉型,包括了第三次的政黨輪替,和親身下場的選舉。 翟本喬認為,自己能為時代力量做的事都己經完成了,而他對時代力量也沒有所求。翟本喬指出,去年因為疫情的緣故,他把所有的時間精力投注在修復口罩工廠上面,沒有再去參與政治活動;他計畫再回到職場努力。 但翟本喬說,他是不分區立委候補人選,除非喪失黨籍,不然在沒輪到他之前是沒有機制可以放棄的,所以形式上他必須退出時代力量。他說找了時間向決策委員會報告,讓組織上可以有時間規畫必要安排,繳清了終身黨費,作為臨別禮物。

  • 蘇揆辯觀光委員會3年沒開是「大部長時代」 江啟臣再轟:大獨裁時代

    蘇揆辯觀光委員會3年沒開是「大部長時代」 江啟臣再轟:大獨裁時代

    國民黨主席江啟臣今在立院質詢時踢爆,行政院設立「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但新冠疫情重創台灣觀光產業,閣揆蘇貞昌竟快3年沒開會;蘇貞昌答詢說現在是「大部長時代」,會檢討相關會議是否有要開的必要。江啟臣今晚在臉書再開轟,是大部長時代?還是大獨裁時代? 江啟臣說,民進黨過去說要重視觀光,卻將跨部會、跨縣市政府的觀光會議停開將近三年?這還能叫做重視嗎?蘇院長對於怠惰停開的回應是「政府重視效率,現在是大部長時代」,他想反問蘇院長,現在是大部長時代?還是大獨裁時代? 他說,中華民國是民主法治的社會,如果依法要2個月召開,就應該2個月召開,如果院長覺得法令不適合現行的政府體制,應該廢除或調整,那也應該著手進行修法,不是回到「人治社會」說停開就停開! 江啟臣說,組織跨部會的會議,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協調溝通,而不讓主管部會閉門造車、專斷獨行,但歷經食安會報、治安會報等重大會議長期停開,難道是民進黨政府進入大獨裁時代的證明? 江啟臣強調,一個號稱最會溝通的政府,卻長年停開跨部會的會報。一個號稱民主進步的政黨,卻大行「人治」無視「法治」。民進黨政府應該好好的檢討。別胡鬧了!

  • 練鴻慶快評》聲援新疆 不要鋸箭法

    練鴻慶快評》聲援新疆 不要鋸箭法

    想像一個場景,19世紀,歐洲各國因為美國南方有強迫黑奴勞動的情形,決定要抵制「美國棉」,這是有助,還是有害於黑奴? 當時的黑人,處於奴隸、強迫勞動的地位,但是抵制美國棉,黑人就等於是「連勞動的價值都沒有」,反而更為不利。今天要聲援新疆,採用的手段卻是抵制「新疆棉」,這只是一種「鋸箭法」式的聲援。 要對北京高舉人權的大旗,應該是要彎下身來,以一種「同罪相憐」的態度,呼籲北京不要犯自己曾經的錯誤。美國對黑人、印地安人;歐洲對非洲的殖民;日本對賽德克族;台灣的漢人把原住民族趕到高山地區…。 文明在進步,並不是說,過去做過的錯事,現在還可以做;但美國有把土地還給印地安人嗎,台灣的漢人有把平原還給原住民族嗎?站在道德的制高點品頭論足,這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會是反效果。 促進中國大陸的民主與人權,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讓台灣的民主,能夠成為整個華人社會的標竿。 歐美批評中國「不民主」之餘,也應該要關注,為什麼大陸人民已經不羨幕台灣的民主成就。執政的民進黨關閉批評政府的媒體,禁止小明入境,以國家資源豢養網路側翼,以法律箝制言論自由…。 美國民主在川普時代走向民粹,台灣的民主越來越向專制靠攏,讓大陸人民也連帶唾棄西方式民主。現在又用抵制新疆棉「聲援新疆」,先別說新疆的真相,這樣有號召力嗎?

  • 做完整的人 陳菊馳援海光人權講堂

    做完整的人 陳菊馳援海光人權講堂

     國內人權團體難以為繼,監察院破天荒伸出援手,昨在殷海光故居,舉辦「做完整的人─海光人權講堂」啟動記者會。身兼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委的監察院長陳菊說,在她到任監察院前,就想協助殷海光、雷震、傅正所屬民間團體的運作,未來希望透過合作,協助解決相關經營壓力。  殷海光基金會去年傳出主要捐款人收手,出現財務危機。陳菊說,殷海光在戒嚴時代,與雷震、傅正被尊稱「自由民主3傑」,對台灣的自由民主,貢獻重大且深遠;她期望人權會與這3個機構有更多的合作,來支持其運作,並透過政府與民間合作,推動人權自由民主的理想。  她回顧當年有幸與雷震先生成為忘年之交,她與黨外關心民主運動的朋友,想盡辦法將《雷震回憶錄》等著作偷渡到美、日與香港,才得以發表。傅正更是她1986年剛出獄時,一起推動組黨的重要催化者,唯獨殷海光先生,遺憾無緣接觸。  監察院指出,「海光人權講堂」是人權會第一個與民間團體合作的案例,名稱是引用1958年殷海光執筆、《自由中國》雜誌發表的社論〈你要不要做人?〉而來,其中強調「我們究竟是否為完整的人,端視我們是否保有人權而定」。陳菊也有感而發地說,殷海光很可惜,50歲就離開大家,如果殷海光能多活10年、20年,台灣一定不是這樣,會有更大的進步。  陳菊昨也代表人權會,與殷海光基金會、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正式簽署合作案。內容將包括人權議題講座、人權實務工作坊、人權論壇及人權文本讀書會。

  • 小圈圈決策 時力恐泡沫化

    小圈圈決策 時力恐泡沫化

     農曆年後,藍、綠、白已各自敲定迎戰2022、2024的戰略與戰術,然而,長期以來無力監督執政黨的時代力量,因「小綠」標籤不斷加深;加上時力黨內習慣性進行小圈圈決策,悖離社會真實民意,政黨發展恐怕不樂觀。  綜觀台灣藍綠兩大黨,除非執政時由總統兼任,否則黨主席採黨員直選是慣例,而時力卻是以黨員投票選出15名決策委員,這15人再互推選出黨主席。換言之,要當上時力黨主席,不需要博得多數黨員認同,只要和過半決策委員談好就篤定當選,當中有沒有人用黨主席票換取議員被提名權或其他政治交換,總引起外界好奇。  尤其,上月時力決策委員選舉,總共才僅8百多名黨員投票,這樣的人數,能否反映真實的台灣多數民意,也多次引起外界討論。  長期觀察時代力量的國民黨立委林為洲就表示,時力常常批評國民黨不民主,但國民黨多年來都是由黨員直選黨主席,反倒是時力創黨至今,還在透過間接選舉的方式選出黨主席,說起來「到底哪個黨比較不民主?」  林為洲說,「時力根本沒資格談黨內民主」,時力黨內的決策委員選舉,一來黨員投票不到千人,民意代表性根本不足,二來選舉過程又充滿政治交換,這樣的政黨運作,也難怪被外界視為「國運昌隆黨」、「小圈圈政黨」。  他更直言,在野黨的使命就是在國會監督行政權,但時力又不敢監督,去年萊豬開放進口,時力也不敢出來和公民團體一起上街頭遊行抗議,若始終擺脫不了小綠,若繼續甘願淪為民進黨側翼,最終造成的政黨內部矛盾,若讓2022選不好,2024年立委選舉恐怕連政黨票5%門檻都過不了,政黨泡沫化幾年內就會發生。

  • 資深媒體人:陳國祥》趙老將軍的過時戰役

    資深媒體人:陳國祥》趙老將軍的過時戰役

    71歲的生理年齡在現在醫療發達社會不算太老,但心理年齡老不老,就因人而異,要看他的思維狀態了。1950年出生的趙少康看似年輕,但心真的老了,看他當作起身砲的檄文「Make Taiwan Great Again!」一目瞭然。 他非常懷念蔣氏父子威權統治創造的台灣美好年代,充滿希望、努力就有成就、蓬勃發展、錢淹腳目、行政團隊無私無我高瞻遠矚、知識青年大膽冒險出國留學、台商到大陸開疆闢土走路有風每年生下40萬個嬰兒、很多人爭先恐後想創業。現在呢?唉!在他眼中,「現在的台灣和從前的台灣,好像是兩個台灣。」 什麼原因造成的呢?趙老醫生的診斷是:被民粹嚇得噤聲,忘了我們自己才是主導自己命運的主人,一碰到政治就會理盲,感性壓倒理性,又由於歷史因素,台灣意識強烈,很容易被民粹鼓動。他開的處方是:承認落後,務實改進,不用義和團搞民粹。怎麼個「務實」法?那就莫宰羊了,反正就是「Make Taiwan Great Again!」以為仿冒川普老掉牙的口號,台灣就可得救。其實,他所診斷的症狀只是一偏之見,所開的處方全然未能對症,而他所懷念的美好時代,則如同逝去的青春與健康,永不復返,不能做為當下復健的目標,因為時代背景不同,而且那個年代另有重症,都被他懷舊的筆法完全剔除。 老將軍都在打上一場戰爭。趙少康的上一場戰爭是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那時候他現在懷念的美好年代進入尾聲,本土化的開鑿工程浩蕩進行,民主化的地基排除萬難勤勤懇懇奠立,中小企業發展的動能元氣淋漓,全球化的大潮捲動台灣企業嚮往開疆闢土,人們充斥脫貧致富的欲望與唾手可得的機會。那是個奮發向上的年代,台灣脫繭邁向新生的年代,也是威權消退、主導性族群轉換的時代,庶民大眾雖然普遍在改變命運,但也是階層結構逐漸固化、產業趨於壟斷化的時代。 那個時代的美好有其多方面的助緣共同推動,緣滅則不可復得;那個時代在美好的背後和底層,有著諸多的缺失、不足、醜陋甚至罪惡。懷念過往的美好,不應成為否定現狀的精神復辟;厭惡現實的缺憾,不應成為回到過去的托古情懷。改造現實的處方,不能尋諸於古老方子,而要在新藥中尋求解方。 趙少康仿冒川普的競選口號,其實那是一個從美國美好年代走出來的白人、老男、美國佬的悲情感傷,白人不再擁有至上的地位與崇榮,美國不再是世界的唯一主宰者,工薪階級多半不再擁有足資富足的工作,有色人種與移民不再是沒有威脅力的弱勢者。白人主導的美國社會多元化了,美國主宰世界秩序與奪取霸權實利的時代崩解了,藍領被全球化奪走富裕生活而日益貧困化了,自由派與進步人士塑造的政治正確氛圍制約了傳統文化的優勢與言論表達的空間,菁英與利益團體操控的政治造成民主的嚴重異化。 川普從自己的視角照見過往時代的美好,痛切於種種今不如昔的情狀;他忽略了往昔存在的缺憾,尤其是族群、經濟、文化各方面弱勢者的不良;他也昧於時代推移所帶來的新生正義、良善價值與多元並立共存共榮。他想回復往昔的美好,所以不惜採取各種違逆時代趨向的錯誤對策,遏制移民、痛打中國、施壓盟邦、妄想製造業回流、否定環保需要、濫用行政權力、破壞分權制度、摧殘媒體公信力,造成無以計數的衝突與損害。他從當選、執政到敗選,打的都是上一場戰爭,懸示一個恢復往日榮光的過氣目標,採用過時的觀念、政策與方法,雖能蠱惑失落者於一時,但終究被新時代的子民埋葬在歷史的灰燼裡。 川普的失敗敘事能給趙少康一點啟示與教訓嗎?

  • 緬甸政變 國民黨籲民進黨政府表態 勿成全球民主防線破口

    緬甸政變 國民黨籲民進黨政府表態 勿成全球民主防線破口

    針對緬甸軍事政變,國民黨在臉書粉專發文,呼籲緬甸軍方儘速釋放翁山蘇姬女士等人,展開協商,恢復原有的民主進程。國民黨指出,世界與我國理念相近的國家都呼籲釋放民選領袖與恢復民主秩序,「只有民進黨政府僅表達關切」,全球民主防線不應有破口,國民黨呼籲蔡政府應與世界民主國家同列,挺身表態。 國民黨指出,緬甸軍方發動政變、軟禁民選政治領袖翁山蘇姬女士等人,瓦解了緬甸辛苦獲得的民主化成果。國民黨基於民主自由的信念,對緬甸局勢深感憂心,並率台灣各主要政黨之先,呼籲緬甸軍方,儘速釋放翁山蘇姬女士等人,展開協商,恢復原有的民主進程。 國民黨表示,這是全球新興民主,在面對暴力威權的脆弱防線上,一次讓人擔憂的崩塌;它讓極權者竊喜,並有更多藉口阻擋、拖延民主的實踐。每個相信民主自由理念的人,都不該是局外人。 國民黨強調,在這個時代,民主正受到極權擴張、民主獨裁與民粹浪潮的三重威脅。正因如此,我們更必須在每次必須挺身的時刻清楚表態,一起撐起對民主的信心。 黨務人士則指出,這次緬甸軍事政變後,世界與我國理念相近的國家都呼籲釋放民選領袖與恢復民主秩序,唯獨民進黨由外交部聲明「對於緬甸政治情勢的急遽變化表示關切,呼籲緬甸政治領袖發揮政治智慧,透過和平、對話方式解決相關爭端,以緩和目前的緊張情勢。」 黨務人士指出,2009年緬甸政變時,在野的民進黨還發出5點聲明,包括要求緬甸政府無條件釋放翁山蘇姬等異議人士,呼籲台灣政府正視緬甸政府侵害人權的情況,加入國際支持緬甸民主運動的行列等等,如今執政後卻不敢挺身表態,非常諷刺。

  • 未獲任何政黨奧援? 陳椒華:黃捷忘記了

    未獲任何政黨奧援? 陳椒華:黃捷忘記了

    農曆年節將至,時代力量主席陳椒華3日協同市議員林于凱在三民區陽明市場發春聯及紅包,希望讓高雄居民沾沾喜氣,對於高市議員黃捷罷免案的答辯書內容敘述自己上任以來未獲任何政黨奧援,陳椒華認為有誤,他忘了時代力量對他的幫忙。 陳椒華表示,雖然黃捷之前是時代力量的黨員之一,在議會中也曾與林于凱攜手合作,推動許多議案、為民眾盡心服務,在也相當支持環保方面的議題,他絕對是時代力量肯定的優秀議員,公投也一直是時代力量相當支持的民主程序,但由於黃捷已經退黨,經過黨內決策委員會決議,黨內不會對黃捷的罷免活動做出任何表態。 黃捷罷免案投票日進入倒數,她發表的答辯書內容敘述表示,黃捷上任2年多來,面對2任市長的更迭,以及在議會沒有黨派奧援下,能做的不多,但是她仍盡力完成所有工作。 針對黃捷罷免案的的答辯書內容稱自己上任以來「沒有任何黨派奧援」,陳椒華做出回應,看到這句話,她覺得有所錯誤,認為黃捷可能在退黨之後,就忘記當初她在競選時,時代力量給她的援助,無論是在人力、物力,黨內都是盡全力幫忙,就算撇除競選,黃捷上任後在議會內,林于凱也在她推動議案、自治條例等等,都相當支持,所以她說沒有奧援是相當錯誤的陳述。

  • 美國新任總統拜登就職演說全文

    美國新任總統拜登就職演說全文

    美國第46位總統拜登與副總統賀錦麗在美東時間20日上午宣誓就職,拜登在就職演說中呼籲全國團結,結束兩黨支持者近年嚴重對立的局面,共同面對疫情、社會不公與種族歧視等挑戰。 他全篇演說幾乎未觸及外交議題,只說將會修補美國與盟國的關係,讓美國再次成為世界的明燈。以下是拜登就職演說的全文: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羅伯茲(John Roberts)、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參議院多數黨)舒默(Chuck Schumer)領袖、(參議院少數黨)麥康諾(Mitch McConnell)領袖、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各位貴賓和美國同胞們: 這是美國的一天,這是民主的一天,是歷史和希望的一天,是更新與決心的一天。美國幾個世代經過谷爐的考驗之後,如今再次遭到試煉,而且已再次奮起應付挑戰。今天,我們慶祝的不是一位候選人的勝利,而是一個奮鬥目標的勝利,是為民主的奮鬥。人民的意志被聽見了,人民的意志得到了關注。 我們再次學到,民主是珍貴的,民主是脆弱的,而在此刻,朋友們,民主已然勝利。短短幾天之前,還有暴力試圖撼動國會的根基,但今天我們齊聚這個莊嚴的所在,以一個在上帝之下不可分裂的國家,展開權力的和平轉,一如我國200多年的傳統。 我們要用美國特有的方式,也就是不停歇、勇敢、樂觀的方式展望未來。放眼我們可以成為、也必須成為的國家。我謝謝今天蒞臨的兩黨前任總統,我衷心感謝,你們知道我國憲法的韌性,以及我們國家的力量。卡特總統(Jimmy Carter)也是,我昨晚與他通了電話,但他不克前來。我們為他畢生的奉獻向他致敬。 我剛才跟這幾位愛國者一樣鄭重宣誓,一篇最初由華盛頓宣讀的誓詞。然而,美國故事靠的不是我們任何一個人,或一部分人,而是我們全體。它靠的是「我們人民」,在尋求一個更好的合眾國的人民。這是個偉大的國家,我們是一群良善的人。 經歷過去幾個世紀的風雨和衝突、和平與戰爭,我們走過很長一段路,但前方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我們將快速緊急前行,因為在這個危險與機會的冬天,我們有很多事要做。有很多需要修補、需要恢復、需要癒合。有許多需要建設,也可以有很多收穫。 在我國歷史上,很少人或很少時刻面臨著比我們目前更大的挑戰或困難。百年一見、無聲無息蔓延整個國家的病毒,在一年之內奪走的人命,跟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犧牲的總人數一樣多。數百萬工作機會流失,成千上萬企業關門。 400年來的種族正義的呼聲感動著我們,全民同享公義的夢想將不再拖後。地球生存的呼聲再急迫不過,也再清楚不過。如今政治極端主義、白人至上主義和本土恐怖主義的興起,讓我們有必要起來面對並將它們擊倒。 克服這些挑戰、恢復美國靈魂和鞏固未來需要的不只是話語,而是民主當中最難以捉摸的部分,那就是團結一心,團結一心。 另一個一月天,在1863年開年之時,林肯總統簽署解放奴隸宣言。讓我引述他在下筆時所說的話:「如果我留名青史,將會是因為這份宣言,以及我投注其中的全心全意。」 今天,同樣在一月裡,我全心全意投注於此:團結全體國人,團結整個國家。我請求所有美國人加入,和我一起努力,團結對抗我們共同的敵人:怨氣、不滿、仇恨、極端主義、目無法紀的行為、暴力、疾病、失業和無助。 團結一心,我們能夠成就偉大事業、重要的事情。我們可以糾正錯誤,可以讓民眾找到好的工作,可以在安全的校園教導孩子,可以克服這個致命的病毒。我們可以讓工作獲得報酬,重建中產階級,可以提供全民健保,可以兌現種族正義,讓美國再次成為世界主要的良善力量。 我明白,這個時候談論團結聽起來像愚昧的天方夜譚,我知道分裂我們的力量又深又真切,但我也知道這些力量不是現在才出現。美國向來在人人平等這個理想,和國家長期被種族主義、本土主義、恐懼和妖魔化分化的醜陋現實之間掙扎。這個征戰從未止息,勝利並無保證。 從南北戰爭、大蕭條、世界大戰到911恐攻,儘管歷經奮鬥、犧牲和挫折,良善的天使向來都會勝利。每當遇到這種時刻,我們都會有足夠的人團結一心,讓全國一起向前,我們現在也可以這麼做。 歷史、信仰和理性指向一條明路,一條團結之路。我們可以不把彼此當成敵人,而是鄰居。我們可以尊嚴和尊重彼此相待,可以同心協力,停止叫囂,讓溫度冷卻。因為沒有團結就沒有和平,只會留下苦毒與憤怒;不會有進步,只會有讓人厭倦的離譜言行;不會有國家,只會有混亂狀態。 這是我們危機和挑戰的歷史性一刻,而團結是前進的道路,我們必須以合眾國的姿態來面對這一刻,若能做到,我向諸位保證我們不會失敗。當我們團結起來,我們從來就不曾失敗,因此在這一天,在此時此刻,就在這裡,讓我們重新來過,全體一起來。讓我們開始再次彼此聆聽,讓對方說,相互探望,對彼表達尊重。 政治不必像這一團熊熊之火,燒毀一切,歧見不必成為全面戰爭的理由。我們必須摒棄操弄甚至捏造事實的文化,同胞們,我們不能這樣,美國必須不只是這個樣子,而且我相信美國不至淪落至此。 看看四周,我們站在國會大廈圓頂之下,這是南北戰爭時期完成的,當時美國的前途還在未定之天,但我們挺過來了,我們勝利了。我們現在站在此,看著偉大的國家廣場,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曾對廣場上的群眾訴說他的夢想。也是在這裡,108年前的另一場就職典禮,數以千計的抗議人士試圖阻撓一群勇敢的婦女遊行爭取投票權。 今天我們見證副總統賀錦麗創造美國歷史,成為第一位擔任國家領導人的女性,別告訴我事情無法改變。 我們站在這裡,隔著波多馬克河(Potomac River)遠眺阿靈頓國家公墓(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也就是為國捐軀的英雄長眠之地。我們站在這裡,不過幾天前,暴動的群眾以為他們可用暴力箝制民眾的意志,阻撓民主運作,把我們驅逐出這塊聖地。但事情未如他們所願,今天不會,明天也不會,永遠都不會。 每位支持我們參選的民眾,我因你們給予我們的信心感到謙卑。對於沒有支持我們的人,讓我對你們說:未來請聽我說的話,評量我和我的心。如果你們還是不同意,也罷。這就是民主。這就是美國。以平和的方式在我們國家的規範之內表達異議的權利,可能是我國最大的優勢。 但請聽清楚:不同意見絕對不能變成不團結。而且我向各位保證,我要當全體國人的總統。不論你支持我或不支持我,我都將同樣為你們而努力。 好幾個世紀之前,我所屬教會的聖者聖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曾經寫道,人民是個群體,由他們共同喜愛的東西所定義。身為美國人,我們共同喜愛而且能定義我們的東西是什麼?我想我們都知道:機會、安定、自由、尊嚴、尊重、榮譽,是的,還有真相。 最近的幾個星期、幾個月給了我們痛苦的教訓:有真相,也有謊言,為了權力和利益而說的謊言。我們每個人做為公民,做為美國人,特別是身為領導者的人,曾經承諾要遵守憲法、保護我們的國家的領導者,有職責、有責任要捍衛真相、打敗謊言。 我瞭解有許多同胞以害怕、惶恐的心情看待未來。我瞭解他們擔心工作問題。我瞭解他們像我父親那樣,夜裡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想著得要有醫療保險、有貸款要付、想著他們的家庭,想著接下來會如何。我跟各位保證,我瞭解。但答案不是退縮,不是進入到彼此競爭的派系,不信任看起來跟你不一樣的人,跟你有不同信仰的人,或者新聞來源不同於你的人。 我們必須結束這場「無禮的戰爭」,它讓紅藍對立、鄉村與都市的民眾對立、保守派與自由派對立。我們可以做到,如果我們敞開心胸,而不是讓我們的心變硬,如果我們展現一些包容和謙虛,如果我們願意為別人設想,就像我母親說的:只要一下子就好,為別人設想。 因為人生就是這樣,你無法預知命運。有些時候,你會需要別人伸出援手,還有些時候,人家會請你伸出援手。就是要這樣,這就是我們為彼此做的事。如果我們這麼做,我們的國家就會更強大、更繁榮,更能為未來做好準備,而且我們還是可以有不同意見。 同胞們,我們在推動未來的工作時,會需要彼此。我們要集舉國之力,才能度過這個黑暗的冬天。我們可能在進入疫情最嚴重、最致命的階段。我們必須把政治擺在一邊,要終於能夠舉國對抗這個大流行,用舉國之力。我向各位保證,就如聖經所說:「一宿雖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我們將可一起度過,一起! 各位,我跟我在參眾兩院的同事們都瞭解,世人正在觀看,他們今天在看著我們,因此這是我要對國外傳達的訊息:美國受到試煉,而我們因此更為茁壯。我們將修補我們與盟國的關係,再次與世界往來,不是為了面對昨天的挑戰,而是今天和明天的挑戰。我們將不是藉著我們力量的典範來領導,而是憑藉我們典範的力量。我們將會是和平、進步與安定堅強而且可信賴的夥伴。 各位都知道,我們國家經歷了許多事情。我做為總統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要請你們跟我一起,為過去一年因疫情喪生的人們默禱,紀念那40萬個同胞,母親、父親、丈夫、妻子、兒子、女兒、朋友、鄰居和同事們。我們要成為我們自知可以成為、而且應該成為的人民和國家,以此榮耀他們。因此我請大家,一起為離世和失去親友的人們,還有我們的國家默禱,……阿們。 各位,這是試煉的時刻。我們面對對民主與真相的攻擊、正在肆虐的病毒、嚴重的不公、系統性的種族歧視、陷入危機的氣候,還有美國在全球的角色問題。其中任何一點都足以對我們構成嚴重的挑戰。但事實是,我們在同時面對這一切,這讓美國挑起我們最重大的責任之一。我們將受到試煉,我們能迎接挑戰嗎?這是大膽的時候,因為有好多事情要做。 而我向各位保證,這點是肯定的:你我將被評判,標準是我們如何解決這個時代一一發生的危機。我們將迎接挑戰。我們能否戰勝這個罕見而艱難的時刻?我們能否履行我們的義務,把一個新的、更好的世界傳給我們的下一代?我相信我們必須那麼做,而且我相信你們也這麼認為。我相信我們會,而且當我們做到,我們將寫下美國歷史偉大的新章節。美國的故事。 這個故事可能像一首對我來說深具意義的歌曲,它叫「美國頌」(American Anthem),它有一段歌詞至少對我來說很特別,它是這樣說的:「數百年的努力與祈禱讓我們來到今天,我們有什麼能傳承下去?我們的子孫會怎麼說?當我的日子結束,讓我內心知曉,美國,美國,我已為你付出最大努力。」 讓我們把我們自己的努力和祈禱,加到我們偉大的國家仍在發展的故事之中。如果我們做到,那麼當我們的日子結束,我們的子孫和他們的子孫會說:「他們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他們盡了他們的責任,他們修補了破碎的國家。」 同胞們,我的結語要跟開頭一樣,有個神聖的誓言。在上帝和各位面前,我向你們保證。我將始終開誠布公,我將捍衛憲法,我將捍衛我們的民主。我將捍衛美國,全心全力奉獻為你們服務,心中想的不是權力,而是可能性,不是私利,而是公眾的利益。我們將一起寫下美國希望的故事,而非恐懼的故事,是團結而非分歧,是光明而非黑暗。是禮貌與尊嚴、愛與療癒、偉大與善良的故事。 希望這是引導我們的故事、啟發我們的故事,是能告訴未來的世世代代我們回應歷史的召喚並且回應了時代挑戰的故事。民主與希望、真相與公義沒有在我們的時代衰亡,而是生生不息,美國固守了國內的自由,並且再次成為世界的明燈。這是我們對先人、對彼此和對未來世世代代的責任。 因此,我們要有目標、有決心,把注意力轉向這個時代的任務,靠信心來維持,靠信念來驅使,為彼此和我們全心熱愛的國家而奉獻。願上帝保佑美國,保守我們的三軍。謝謝美國!(譯者:蔡佳敏/編輯:陳正杰)1100121

  • 頭寮謁靈 馬轟民進黨民選獨裁毀憲

    頭寮謁靈 馬轟民進黨民選獨裁毀憲

     昨是故總統蔣經國逝世33周年,前總統馬英九、國民黨主席江啟臣各自到桃園大溪謁靈,緬懷經國先生打下民主基礎,也感嘆台灣已經民主化33年,如今卻在執政者帶頭下,掀起反民主的逆流。  馬英九說,經國先生是公認的傑出領袖,中華民國行憲以來,歷任總統民調都排第一名,證明深受人民愛戴,尤其生長在威權時代且親手終結威權時代,打下台灣民主基礎。但台灣民主化33年,直選總統已7次,如今卻在執政者的帶頭下,掀起一股反民主的逆流。  馬英九指出,因為意識形態,區域經貿整合受阻,台灣競爭力不斷被邊緣化;也因選舉操弄,兩岸關係空前惡化,台灣安全受到威脅;新威權主義興起,民選獨裁正毀壞台灣的民主憲政;黨意碾壓民意,用人唯親家天下,樹立最壞榜樣。  國民黨也發新聞稿緬懷蔣經國施政,並強調「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國父思想、三民主義已在台灣生根,朝向「新三民主義」的模範前進,如今卻面臨嚴重的「民主倒退」、「民主獨裁」。  國民黨指出,因為經國先生擘畫及帶領,國父思想與三民主義已在台灣地區生根,甚至幾十年來不斷與時俱進地調整內涵,讓台灣朝向「新三民主義」的模範前進。  國民黨強調,從經國先生執政經驗可了解,國民黨不會放棄為中華民族實現民有、民治、民享的使命,而兩岸關係的進展,絕不能在民主自由、國家主權做出妥協為代價。  國民黨堅信惟有當兩岸都將國父思想和三民主義或「新三民主義」視為價值趨同的方向,才能逐漸化干戈為玉帛,為兩岸的中華民族找到未來的出路。

  • 蔣經國逝世33週年 馬英九批:今新威權主義興起 用人唯親家天下

    蔣經國逝世33週年 馬英九批:今新威權主義興起 用人唯親家天下

    今(13)日是已故總統蔣經國逝世33週年,前總統馬英九上午到桃園大溪謁陵、追思,除肯定蔣經國對台灣民主的付出,也批當今執政者讓台灣掀起一股反民主的逆流,不僅在國際上的競爭力被邊緣化,且新威權主義興起,民選獨裁正毀壞民主憲政,黨意碾壓民意,樹立最壞榜樣。 馬英九在臉書表示,經國先生是一位公認的傑出領袖,中華民國行憲以來歷任總統的民意調查,經國先生的評價總是排第一名,證明他確實非常受人民愛戴。 蔣經國執政時期(1972-78,行政院長;1978-88,總統),是台灣走向現代化與民主化的關鍵年代。馬英九細數蔣經國的貢獻,推動十大建設,大幅提升台灣的競爭力;解除戒嚴、推動政治改革,加速臺灣民主化的步伐;開放大陸探親,跨出兩岸和解的第一步;勤政愛民,端正臺灣政風,樹立起讓人永難忘懷的典範。 馬英九指出,經國先生生長在威權時代,但透過智慧與毅力,親手終結了威權時代,打下台灣的民主基礎,但如今台灣已民主化33年、直選總統已經7次,卻在執政者的帶頭下,掀起一股反民主的逆流。 馬英九批評,因為意識形態,區域經貿整合受阻,台灣的競爭力不斷被邊緣化;因為選舉操弄,兩岸關係空前惡化,台灣安全受到威脅;新威權主義興起,民選獨裁正毀壞台灣的民主憲政;黨意碾壓民意,用人唯親家天下,樹立最壞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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