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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國石化原副總裁張克華:非國企都適合混改 殭屍企業應退場

    中國石化原副總裁張克華10日在「三亞‧財經國際論壇:全球治理挑戰與中國角色」會上表示,目前大陸推動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所有企業都適合,對於那些扭轉虧損無望,已經不適合發展的所謂「殭屍企業」應該堅決清退,而不是把它納入改革的行列。 \n \n根據騰訊財經引述張克華所說,國企改革混合所有制,固然是突破口,固然是出路,但並不是所有的企業或國企,都適合混合所有制改革,也不是民企進入國企以後就能自然混在一起。 \n \n張克華認為,「混」的比例,民企應該不小於34%,否則民企進入董事會,或者參加股東大會,沒有充分的表決權,對參加混改是否還有更大的興趣呢就成疑問,所以34%的持股應該是一個底線。 \n \n而張克華談到中石化混改經驗時表示,現在大家比較關心的有幾項。第一是對於職業經理人的任命、選擇,董事會和黨委會怎麽樣區分界定不同的職責。因爲現在强調黨管幹部,是不是由黨委來管職業經理人的選擇,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事情。

  • 陸國資委:力推國企改制上市

     大陸國資委主任肖亞慶近日撰文表示,應大力推動國有企業改制上市,且據不同企業功能定位,逐步調整國有股權比例。此外,也可推進主業處於充分競爭行業領域「商業類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引導子公司層面改革同時,也探索集團公司層面能否推進混改。 \n 肖亞慶說,在培育具全球競爭力一流企業方面,應不斷加大開放合作力道,透過「一帶一路」建設推動優勢產業走出去,帶動大陸裝備製造、技術、標準和服務走向世界,並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培育國際化經營人才。 \n 肖亞慶在《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撰文中,就國有控股混合所有制的員工持股發展,認為應該建立激勵約束長效機制,鼓勵包括民企在內的非國有資本,透過多種方式參與國企改制重組,也可以鼓勵國有資本以多種方式入股非國有企業,健全混合所有制的企業治理機制。 \n 文章提出,應以國有資產保值增值、防止流失為目標,加快形成分工明確、制約有力的國有資產監督體系,同時健全國企重大決策失誤和失職瀆職機制,加大違規經營、投資的責任追究力道。

  • 民企經營下滑 專家籲陸政府支持

    民企經營下滑 專家籲陸政府支持

     雖然今年第3季大陸經濟成長率以6.8%仍維持中高速發展,全年也有望超額完成6.5%的年度目標,但長江商學院提醒,當前10月分大陸民營企業的經營已開始出現下滑跡象,政府應紮實有效的推行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政策,以確保經濟穩定增長。 \n 長江商學院10月31日發布「中國企業經營狀況指數(BCI)」為58.8,較上月62.4出現明顯下滑,但仍位於榮枯線上方。 \n BCI由企業銷售前瞻指數、企業利潤前瞻指數、企業融資環境指數和企業庫存前瞻指數四個分指數構成,以50為分界點,以上代表改善,以下代表惡化。調查樣本均為長江商學院校友企業,以民營中小企業為主。 \n 根據統計,本次企業表現較差的部分為融資環境指數,從上月的46.0下跌至44.2;其餘企業銷售、利潤前瞻指數也出現下滑。 \n 李偉舉融資環境為例。他說,大陸利率市場化仍不夠充分,銀行較願意貸款給國有企業,儘管國有企業效率並不一定優於民營企業,這會對民營企業發展,乃至整體經濟,帶來不利的影響。 \n 報告也稱,雖BCI是較具前瞻性質的指數,展望期為半年,因此2017年大陸經濟應仍有望實現政府設定的6.5%增長目標,但若未來仍缺乏紮實有效的政策,可能對經濟發展帶來壓力。 \n 因此李偉強調,大陸的中小企業雖仍相當具有活力,並在整體經濟運行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若未來能紮實有效的,推行更多支持民營企業的發展政策,那麼對整體經濟將是巨大利多。

  • 老牌民企家 萬向創辦人魯冠球病逝

     大陸老牌民營企業家、浙江萬向集團創辦人魯冠球昨(25)日驚傳病逝,享壽72歲。隨後,萬向集團辦公室並證實該消息。 \n 魯冠球的一生可謂傳奇。據新華網報導,魯冠球1945年出生於浙江農村,國中輟學成為一名打鐵學徒,他於1969年文革期間帶領6名農民,集資4千元人民幣(下同)創辦了寧圍公社農機廠。 \n 10年後,他判斷大陸將大力發展汽車業,決定轉攻汽車零部件萬向接頭(大陸稱萬向節),並創辦萬向公司。目前該公司已是大陸排名140位的大企業。 \n 1970年代末大陸改革開放後,魯冠球是第1代浙商的代表,在浙商界有教父級的地位,曾任中國鄉鎮企業協會會長、浙江省企業聯合會、企業家協會會長等職位。他在大陸商界更有民企「長青樹」、「不倒翁」等稱譽,外界視他與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為浙商3大領軍人物。 \n 此外,魯冠球亦曾任中共十三大、十四大黨代表和9~11屆全國人大代表,他更曾3度陪同大陸前後任國家領導人胡錦濤與習近平訪問美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曾公開評價魯冠球,稱其「依法合理,謙虛謹慎,一直保持務實低調,與時俱進。」 \n 魯冠球創業早,一生曾創下多個第1。他在1991年即登上美國「新聞週刊」封面,成為繼鄧小平之後,第2位登上該雜誌封面的大陸人。 \n 1994年,他創辦的集團核心企業「萬向錢潮股份公司」上市,成為大陸第1家上市的鄉鎮企業。到了2001年,萬向更將美國納斯達克上市公司UAI納入麾下,開創大陸鄉鎮企業收購海外上市公司的先河。 \n 2013年,魯冠球以總資產235億元登上大陸富豪榜第14名。今年10月的「胡潤百富榜」上,其家族資產總略下滑至491億元,但仍排名大陸第37位。

  • 旺報觀點-不管國企民企 應依產業特性發展

     中共十九大會議的召開,傳出大陸領導層有意做強國企,引來了外界「國進民退」的擔憂,從經濟的角度來看,不管是發展民企還是做大國企,都是提升經濟發展的途徑之一,問題在於,不同的行業,不同的產業,其做大做強的模式勢必不同,如何根據產業特性落實相應的發展模式,應該才是擔憂「國進民退」之餘,必須關注的重點。 \n 儘管大陸目前的經濟體制還是屬於計畫經濟,但改革開放30多年來,市場經濟的力量已經越來越大,連帶民營企業發展到現在,對於大陸經濟發展扮演的角色也越來越吃重,一旦政府介入市場後,民企的生存空間恐怕會遭到壓縮,這也是外界對於「國進民退」會產生疑慮的原因之一。 \n 只是,如果所有產業都籠統地拿一個模式去套用,恐怕大有問題,有些產業,例如像石油這類的資源性產業,全面開放民營反而形成另一種形式壟斷,國企在此時就有存在的必要,因此,不管是「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這都是制度的問題,重要的是,在尊重市場經濟力量的前提下,建立一個合理而有效率的制度,讓國企、民企能各取所需的發展。

  • 民企安心 也要讓黨放心

     大陸國務院日前頒布法令,針對中國企業家的性質定了調,名義上是要釐清政商分際,實質上則是讓民企老闆們安心。 \n 民企老闆們為何需要安心呢?借用柳傳志的說法,是因「近年來總有一些聲音,將當下的一些社會問題,如收入差距、邊緣群體缺少關懷,乃至於政府部門中出現的腐敗現象和企業家聯繫起來。」柳傳志坦言,這些「雜音」讓人很不舒服。其實何止不舒服,企業家們更擔心的是:第二波社會主義改造會不會來? \n 畢竟在中共建國初期,曾視企業家為腐敗的資本主義勢力,不但禁止經營企業,還把他們的資產充公。即使鄧小平在70年代末推行市場改革,黨對私人企業家仍然心存疑慮,1989年江澤民剛接任總書記沒多久,便曾貶抑民營企業家為「欺騙、貪汙、賄賂和逃稅的自雇商人和小商販」。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才瓦解了黨內最極端的意識形態障礙。 \n 2001年7月,江澤民提出3個代表,決定允許企業家入黨,以擴大中共的社會基礎,從一個工農兵的革命政黨,成為涵蓋社會各個階層的全民政黨。但當時黨內保守派還是極力反對。因此,多年來中共對企業家的收放也是「摸著石頭過河」,一方面鼓勵私人企業,藉以促進經濟與提高就業率,但當企業膨脹過大時,便嚴格加以管束。另外就是支持不會造成問題的財產權,但刻意模糊有關公司、資產,及土地所有權的規定,以免社會主義體制受到挑戰。 \n 然而曾經長期受到階級意識灌輸的大陸社會,始終存在著「資本家=剝削」的思維勢力。近年來隨著大陸貧富不均問題加劇,批評民營企業家的聲浪不斷湧現。尤其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大力整飭官風,把反腐運動推到極致,不少企業家也被調查。習近平顯然對存在已久的政商關係十分反感,曾經批評說「在每一個權力中心的周邊,都聚集了一批仰其鼻息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可能是權貴階層,也可能是白手套,他們遊走在邊緣,與權力完全謀合。」 \n 深入分析,民營企業之所以會與政府官員「勾肩搭背」,其實和大陸制度與法規的欠缺有關。民企老闆為了獲取經營的便利和特權,往往主動或被動和官員進行灰色交易與利益輸送,否則就可能寸步難行。如今這套行之有年的政商關係模式行不通了,而政府又沒有相應措施來指導企業家如何「循規蹈矩」,造成民營企業家人人自危,大量資金往外跑。根據統計,從2014年6月到2017年1月間,中國的外匯儲備竟下降了1兆美元,顯然與此有關。當局除了想方設法堵塞資金外流的灰色管道,最終就是由國務院出台文件,「保護企業家財產權」的說法等於一道護身符,消除大家的顧慮和擔憂 。 \n 然而對大陸民營企業家來說,這恐怕只是個開端而已。近來大陸當局要求民營企業在內部建立黨組織,而網路科技企業由於其龐大與不受控制,也越來越成為規範的對象;加上主管部門強力推行混合所有制,要求四大網路科技企業與四大國有銀行結盟,又軟硬兼施讓阿里巴巴、騰訊和百度入股中聯通,說明北京當局除了要讓民企老闆們安心,也要求民營企業必須做到讓黨放心才行。

  • 資深媒體人:黃清龍》民企安心 也要讓黨放心

    資深媒體人:黃清龍》民企安心 也要讓黨放心

    大陸國務院日前頒布法令,針對中國企業家的性質定了調,名義上是要釐清政商分際,實質上則是讓民企老闆們安心。 \n 民企老闆們為何需要安心呢?借用柳傳志的說法,是因「近年來總有一些聲音,將當下的一些社會問題,如收入差距、邊緣群體缺少關懷,乃至於政府部門中出現的腐敗現象和企業家聯繫起來。」柳傳志坦言,這些「雜音」讓人很不舒服。其實何止不舒服,企業家們更擔心的是:第二波社會主義改造會不會來? \n 畢竟在中共建國初期,曾視企業家為腐敗的資本主義勢力,不但禁止經營企業,還把他們的資產充公。即使鄧小平在70年代末推行市場改革,黨對私人企業家仍然心存疑慮,1989年江澤民剛接任總書記沒多久,便曾貶抑民營企業家為「欺騙、貪汙、賄賂和逃稅的自雇商人和小商販」。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才瓦解了黨內最極端的意識形態障礙。 \n 2001年7月,江澤民提出3個代表,決定允許企業家入黨,以擴大中共的社會基礎,從一個工農兵的革命政黨,成為涵蓋社會各個階層的全民政黨。但當時黨內保守派還是極力反對。因此,多年來中共對企業家的收放也是「摸著石頭過河」,一方面鼓勵私人企業,藉以促進經濟與提高就業率,但當企業膨脹過大時,便嚴格加以管束。另外就是支持不會造成問題的財產權,但刻意模糊有關公司、資產,及土地所有權的規定,以免社會主義體制受到挑戰。 \n 然而曾經長期受到階級意識灌輸的大陸社會,始終存在著「資本家=剝削」的思維勢力。近年來隨著大陸貧富不均問題加劇,批評民營企業家的聲浪不斷湧現。尤其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大力整飭官風,把反腐運動推到極致,不少企業家也被調查。習近平顯然對存在已久的政商關係十分反感,曾經批評說「在每一個權力中心的周邊,都聚集了一批仰其鼻息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可能是權貴階層,也可能是白手套,他們遊走在邊緣,與權力完全謀合。」 \n 深入分析,民營企業之所以會與政府官員「勾肩搭背」,其實和大陸制度與法規的欠缺有關。民企老闆為了獲取經營的便利和特權,往往主動或被動和官員進行灰色交易與利益輸送,否則就可能寸步難行。如今這套行之有年的政商關係模式行不通了,而政府又沒有相應措施來指導企業家如何「循規蹈矩」,造成民營企業家人人自危,大量資金往外跑。根據統計,從2014年6月到2017年1月間,中國的外匯儲備竟下降了1兆美元,顯然與此有關。當局除了想方設法堵塞資金外流的灰色管道,最終就是由國務院出台文件,「保護企業家財產權」的說法等於一道護身符,消除大家的顧慮和擔憂 。 \n 然而對大陸民營企業家來說,這恐怕只是個開端而已。近來大陸當局要求民營企業在內部建立黨組織,而網路科技企業由於其龐大與不受控制,也越來越成為規範的對象;加上主管部門強力推行混合所有制,要求四大網路科技企業與四大國有銀行結盟,又軟硬兼施讓阿里巴巴、騰訊和百度入股中聯通,說明北京當局除了要讓民企老闆們安心,也要求民營企業必須做到讓黨放心才行。

  • 工商社論》大陸提振投資 需官方鬆綁讓利

     今年進入下半年後,大陸整體經濟增長動能有所減弱,其中,投資年增率步步走低,拖累整體經濟的風險最大。大陸經濟現在尚未能完全倚賴民間消費來帶動,仍需要投資來一起撐持。而近來投資增長力道疲軟,主要原因很可能是民間投資意願受「體制」因素制壓,因此,大陸官方若想有效地提振投資,實有必要對民間投資者盡量鬆綁、慷慨讓利。 \n 大陸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資料顯示,今年1至8月份,全大陸固定資產投資金額39.42兆元人民幣,年增率僅7.8%,比1至7月此項年增率下跌0.5個百分點。若比起上半年的同一項年增率,更是下跌了0.8個百分點之多。 \n 這是今年進入下半年後,大陸經濟增長動能減弱的一個面向。其他兩大面向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趨低,以及出口貿易額年增率縮水等;惟消費增速降低幅度不大,出口貿易則早已不是大陸經濟增長的主力引擎。相較之下,仍是投資增長動能顯著減弱,影響最大。 \n 更值得注意的是,固定資產投資之中屬「民間投資」部分,增長力道特別弱。如1至8月份此項民間投資金額為23.91兆元人民幣,年增率只有6.4%,明顯少於1至7月份此項年增率6.9%,更不如上半年同一項年增率7.2%。 \n 另個角度看,該6.4%的民間投資年增率,也低於大陸中央設定的今年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目標6.5%;如果未來幾個月民間投資無法提振,則其低增長態勢就會拖累全年經濟增長。 \n 這裡所說的民間投資,依據大陸中央相關資料,是指「非中央直轄,亦非國家控股」的所有企業之投資,即私營企業、民營集體企業、地方政府控股或其與民間合資企業等投資,都算在內,其範圍很大,亦是整體固定資產投資的主力,投資額比重占到6成左右,因而民間投資增長動能不振,可謂茲事體大。 \n 直白地說,近來大陸固定資產投資年增率顯著降低,關鍵就是民間投資部分的增幅偏低。至於其背後原因,人們一定首先聯想到,中共十九大即將召開,近期以來黨政高層為此大力整頓社會政商關係,有多家重量級企業的負責人被專案調查,或被迫出清部分資產、縮減投資規模。這件事顯已影響民間企業投資意願,部分新增投資計畫難免因此而擱置或取消。 \n 其次,近期以來央企和國家控股企業的地位更加強勢。在中共黨中央加強領導經濟工作方針下,這種企業紛紛強化內部黨組織,同時積極整併、強化經營陣容及優化經營布局,以擔當黨政體制的堅實經濟基礎。 \n 此重要動向,亦難免制壓民間投資意願。具體而言,像積體電路研發製造體系,當前是大陸中央傾力發展的戰略性產業鏈,其投資活動是由國家基金和央企主導,雖也吸納民間投資,但「非特定」的民間企業即便有錢投資,亦不一定能進入體系內的「正規軍」隊伍,其投資意願自然打了折扣。 \n 另方面,大陸中央已推動幾年的鼓勵民間投資政策,是否真正落實到位,也是一個問題。像國企混改(混合所有制改革),是要由央企及國家控股企業釋股,引民資進來,作官民資本結合、共同發展。惟其實行以來,一直有海內外專家質疑,這種頂層國企釋股的項目,不一定是真正好賺者。若是「旱澇保收」的好項目,這種國企往往攬住不放。 \n 又如這幾年來,大陸中央陸續開放民企經營能源、交通、醫療、文教等原由國企壟斷行業;惟這些行業因牽涉國計民生或社會維穩,官方對民企投資仍嚴格把關、審核,有相當高的進入門檻。 \n 總的來說,當前大陸官方若想有效提振投資,特別是促進民間投資,以撐持整體經濟增長,那就有必要以開放、包容思維,而盡可能地對民間投資者鬆綁及讓利。加速縮減民企經營禁區、降低民企進入門檻、促使國企慷慨地和民企分享利潤豐厚項目,都是具體可行辦法。 \n 還有,對外商投資,也應真心實意地擴大其准入大陸市場,並給予更加公平合理的工商管理、稅務、金融待遇,以讓外資一起來幫助大陸經濟增長。 \n 其中,台商更盼能藉「兩岸一家親」優勢,取得和陸企經營條件相同的「居民待遇」。關於這件事,國台辦已承諾積極推動;我們希望其在短期內就能公布實行。

  • 拚海外併購 陸民企聯手國企

    拚海外併購 陸民企聯手國企

     儘管大陸官方近來緊縮企業到海外併購等資本流出的動作,但荷包滿滿、野心也大的陸企仍沒有暫停海外擴張的腳步,近來在各行各業、只要有國際的知名企業有意圖「釋出」跡象,就可以看到中國資金在一旁虎視眈眈,也有越來愈多民營企業選擇與國企聯手進行海外併購,成了另類的「保駕護航」。 \n 路透報導,行業消息人士透露,上周剛斥資90億美元,收購俄羅斯國家石油公司(Rosneft)14%股權的中國華信能源有限公司(CEFC),傳出考慮在俄羅斯能源巨頭En+首次公開發行時入股該公司。 \n 投資石油 進軍俄羅斯 \n 儘管官方還沒證實,但先前投資俄羅斯國家石油,已經讓中國華信可以參與該公司在東西伯利亞的油田和石化項目,若能順利入股En+,明顯可以提高中國對俄羅斯自然資源的所有權。 \n 中國鋁加工產品製造商中國忠旺13日也宣布收購德國烏納鋁業(Aluminiumwerk Unna AG)的控股權,這是該公司的首宗海外併購;中國忠旺總裁兼執行董事路長青表示,此項併購能提升技術、完善產品結構,還可以加快集團在航空、汽車等領域的業務拓展。 \n 提到航空業,《德國畫報》報導,林德國際物流集團董事長龐玉良也「看上」已申請破產的德國航空公司Air Berlin,也將參與競標。 \n 併購行業 青睞高科技 \n 法國安盛(AXA)傳出打算出售旗下香港的安盛財富管理公司,估值約為5億美元,路透報導,居然引來20多家公司角逐,而且大多是中國企業。 \n 厚翎國際亞太區負責人張志浩認為,隨著經濟轉型、產業升級,對外併購是一種「捷徑」,所以收購海外品牌在某種意義上仍屬於「剛需」,目前比較受歡迎的領域主要是新能源、機器人等高科技行業。 \n 商業資訊供應商Acuris研究報告提到,因為官方緊縮,今年以來,中國海外併購的交易總值比去年下跌43.3%、至807億美元,然而可以發現,愈來愈多民營企業與國企聯手進行併購,認為以此能更容易獲得當局批准,預計未來會出現更多類似合作。

  • 跨國陸企前10強 僅海航一家民企

     這幾年,大陸海外投資布局的情況熱絡,中國企業聯合會10日公布「2017中國跨國公司100大及跨國指數」,在海外資產方面,「三桶油」包辦前3,中石化以8585.04億(人民幣,下同)排行第1,中石油、中海油分別排行第2、第3。前10強中,民間企業僅海航集團一家,其他全是國企。 \n 中國企業聯合會排除金融業後,根據企業擁有的海外資產、海外營業收入和海外員工人數,發布的大陸百大跨國企業排行榜及跨國指數。2017年,大陸跨國企業100大的入圍門檻大幅提高,來到61.47億,年增48.19%。 \n 根據統計,2017年大陸百大跨國企業的海外營收為49兆12億,年增3.58%;海外資產總額為8兆783億,年增14%;海外員工總數為116萬6176人,年增15.26%。 \n 翻開前10強榜單,普遍是國企,前3名由「三桶油」拿下,中國中信、中國遠洋等緊追在後,海航集團是唯一一家入榜的民間企業。儘管沒有擠進前10,但華為、騰訊、聯想、复星國際、萬達和海爾等6家民間企業,由於近年來大舉布局海外市場,分別以1996.35億人民幣、1493.74億人民幣、1128.28億、1031.57億跟900億的海外資產,入榜前25名。

  • 沖繩宮古島警署籲民企勿租車給中韓國民

    共同網31日報導,日本沖繩縣宮古島市宮古島警署和租車公司人員舉行會議,會中一名40多歲警員以翻譯人員不足為由,要求租車公司不要租給中國人和韓國人。 \n \n宮古島本月初有商家針對中國人以十倍價格出租遮陽傘,被質疑是歧視之舉,遭媒體曝光後已撤下相關招牌。

  • 陸港觀盤-國企混改將強化中國股市的基礎

     近日中國聯通混和所有制計畫,是中國大陸國企改革非常重要的進步。伴隨國企混改力度與範圍擴大,為中國股市帶來正面質變,長期漲升空間仍大。 \n 大陸國企總數逾15萬家,其中央企約100家。這些國企長期以來為人詬病的問題就是產能過剩、高槓桿率,經營效率偏低、盈利能力差。尤其伴隨經濟成長趨緩,國企問題持續惡化、債務違約事件頻傳,國企遂成為優先的改革對象。 \n 改革模式主要有縱向和橫向兩種。前者是上下游產業的整合,以強化產業鏈優勢,例如南北車整併;後者是同產業的企業通過兼併和重組,實現規模經濟優勢,例如武鋼和寶鋼的重組,此模式符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可達去產能之效,是國企改革的主流。 \n 然而,這種「大併得更大」的改革模式,固然可以解決產能過剩,但企業卻要面臨工廠關門及裁員問題。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只有民營化才能提高效能,真正做到結構性改革。但引進民企一直是非常敏感的議題,直到2016年,才有第一批針對9家央企上市公司的混改試點,其中最受關注的就是中國聯通混改計畫。 \n 中國聯通是僅次於中國移動、中國電信的第3大電信營運商,被列入首批9家央企混改試點之一,卻是唯一以A股上市公司作為混改主體的央企。在此之前,國企改革多僅針對集團下面的子公司,並未觸及真正的集團核心。 \n 聯通的混改力度被稱作是史上最大,因為國有股份降到一半以下,引進戰略投資者如百度、阿里巴巴、騰訊、京東等,持股達35%,也新增了員工持股計畫,此為首次大比例引進社會資本的央企。 \n 聯通是目前唯一在集團層面整體混改的企業,被視為國企改革的標竿。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點出國企混改要在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民航、電信、軍工領域有實質性步伐。第2批試點企業的混改方案,極有可能在十九大之前獲得審批,這些央企也將引進民企等戰略性投資者,未來混改力度將進一步加大。 \n 混改後的國企未來經營效率是否提升、民企戰略投資者是否真的能在董事會中有話語權、真正參與企業管理與經營,還有待觀察。不過,對於騰訊、阿里巴巴、百度這幾家互聯網龍頭來說,藉由與央企合作,提升政治地位,應該是有利長遠經營的重要戰略。 \n 從投資角度來看,這象徵國企實質改革的開始,國企長期以來的低效率可望因為混改獲得改善,未來業績與估值有提升機會。過去不受歡迎的國企股可能重新受到投資人青睞,成為帶動指數上漲的新一波動能。 \n 國企混改概念股近期也成為盤面熱點。不過,涵蓋的行業實在太廣,光前兩批試點的19家企業就涵蓋了電力、鐵路、民航、電信、軍工等5大領域,很難有一個熱點能夠完全獨領風騷;加上混改具體方案與進度還不明確,對許多長線基金來說,是否要因此增持國企股,還需時間慢慢觀察。 \n 但站在長線投資角度,這些改革正在逐漸強化中國股市基礎。過去的泡沫經驗讓許多人對於中國信心仍不足,然而從這兩年民企驚人的進步經驗來看,國企也極有可能看到優於預期的改革成果,中國股市還在長多的路上。

  • 大陸民企500強 華為蟬聯榜首

    大陸民企500強 華為蟬聯榜首

     大陸全國工商聯、工信部、國家工商總局24日聯合發布「2017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華為控股、蘇寧控股及山東魏喬集團分列前三名,其中,華為已經連續第2年在該榜奪魁,表現十分搶眼。 \n 大陸全國工商聯副主席黃榮表示,本屆的大陸民企500強榜單根據2016年各企業營運資料而來,不論在入選門檻、企業營運品質上均優於以往。其中,本屆入圍門檻為120.52億元(人民幣,下同),較上一屆提高了18.77億元;資產總額達1000億以上的企業50家,較上一屆增加了16家;營業收入總額達到19兆3616.14億元,每家企業平均387.23億元,增長19.84%。 \n 另外,大陸民企跨入世界500強行列的步伐也進一步加快,本屆大陸民企500強中就有16家擠進世界500強榜單,比上年增加4家。 \n 根據資料,名列榜首的華為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營業收入突破5000億元,其後為蘇寧控股集團、山東魏喬創業集團有限公司、海航集團有限公司、正威國際集團有限公司、聯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營業收入均突破3000億元。 \n 值得注意的是,本屆的大陸民企500強當中,製造業仍占主體,入榜企業家數達285家,占比達57%。 \n 不過,服務業在該榜中席位增加的速度卻相當驚人。資料顯示,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入榜企業數量從2012年的117家增至2016年的154家,增長幅度為31.62%;而以製造業為主的第二產業入榜企業數量則是連續五年下降,從2012年的380家降至2016年的341家。同時,第三產業資產總額占比上升到58.75%,再次超過第二產業。

  • 《大陸產業》伊利蟬聯中國民企500強食品業榜首

    《2017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公布,已是亞洲乳業第一、全球乳業8強的伊利集團以606.09億元的年營收蟬聯食品行業首位。 \n 伊利集團董事長潘剛在2017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發佈暨民營經濟發展峰會上表示,民營企業要推動新舊動能轉換,一方面,需要以品質升級實現「有中生新」,讓老樹發新芽,推動「舊動能」實現產業轉型,提升發展的效率和品質。伊利在發展過程中,就始終堅持以品質作為企業信條,將堅守產品品質視為企業重要發展戰略,從而實現穩健發展,促進產業優化升級。 \n \n

  • 社評-國企改革仍需藉助市場機制

     不同於1990年代江澤民與朱鎔基時期所推動的國企改革,習近平與李克強的國企改革,特別強調引進民間資本力量,藉由外部股東強化公司治理能力,促進國有企業的市場競爭力,並打破特定產業的國有企業壟斷地位。中國聯通最近提出的混改計畫,卻因申請非公開發行股票數量不符證監會定增新規,而引發軒然大波,成為這一輪國企改革的指標性案件。 \n 中國聯通是大陸第三大電信營運商,市值排名遠遠落後於中國移動與中國電信,營運績效與財務表現也遠不如前兩者,因而成為首要改革對象。根據中國聯通擬具的混改方案,預計引入騰訊、百度、阿里巴巴及京東等14家外部投資者,共780億人民幣資金,排名居前的互聯網巨頭,幾乎全數入列。目的無非是想利用這些互聯網公司在網路營運的成功經驗與活力,改善中國聯通過於僵化的營運模式,進而提升資產報酬率與獲利能力。同時透過分散且多元化的股權結構,建立更加透明且市場化的公司治理機制,讓董事會與經理階層能夠發揮實質作用,而不再只是單純地配合政府施政,為服務國家而存在。 \n 看似理想且正確的做法,背後卻存在一些體制矛盾問題。中國聯通所屬的電信產業,在國企分類上是屬於攸關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與關鍵領域的商業二類,除商業性質外,也兼具公益性質。對於這類產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大陸基本立場是不完全開放,不由民間外部投資主導。也因如此,中國聯通對外釋出的股權,基本上只有3成多比重。 \n 即使如騰訊或百度等互聯網巨頭有機會拿到董事席次,仍無法改變由中央政府主導董事會的事實。換句話說,當董事會成員對公司營運方向出現意見分歧時,國家利益絕對置於股東權益之上。這對標榜追求透明且市場化的公司治理改革目標來說,不啻是一大諷刺。 \n 尤有甚者,現行國企改革還存在一個潛規則。在大陸以黨領政體制,企業除了董事會外,通常還得成立一個黨委組織,決策地位高過董事會。目的在管控這些國企,防止國有資產在引入民間資本後流失,甚至失去主導權。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自2016年以來,至少有超過30家、市值超過1兆美元、在香港上市的國企增設類似的黨委組織,其中包括知名的中石化、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信及海通證券等。 \n 黨委的設置並不符合公司治理精神,甚至違背國企改革的初衷。改革是為了破除壟斷、促進市場競爭並提高國企的營運效率,但凌駕於董事會的黨委組織,無疑是在市場化道路上添加的枷鎖,讓國企市場化改革艱困難行。這可能也是近年來國企改革喊得震天響,卻始終無法看到具體成效的主因。 \n 台灣1980年代開始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以來,在組織結構調整上,並沒有出現類似黨委這類由政治力掌控改革的爭議,但也面臨同樣的政府股權遭到稀釋的爭議,政府到底該不該大量釋出股權,遂行真正的市場化與民營化,政策與市場究竟誰先誰後等,也曾經引起尖銳的討論。其實兩者的差別只在於政府與市場這兩股力量的天平上,到底傾向哪邊多一點而已。 \n 顯然,大陸傾向政府力量多一點,希望在改革後仍可握有主導權。台灣則剛好相反,傾向市場力量多一點,希望由民間主導,帶出國有企業的活力、效率與競爭力。 \n 從過往經驗來看,若以提高市場競爭力、打破壟斷地位的國企改革目標來做評斷,台灣的案例明顯是成功的。就以同為電信產業的中華電信民營化為例,在政府大量釋出股權引進外部投資人後,中華電信的經營績效與公司治理成效,也蒸蒸日上。每年穩健的獲利表現除獲得外資青睞持續拉高持股外,公司治理也連年獲得官方證交所的認可,排名穩居前5%。在這個過程中,即便政府身為最大股東,但除了董事長一職的指派外,並未以國家力量插手公司決策。顯然政府角色的退位,才是真正關鍵所在。這或許也可作為未來中國深化國企改革的借鏡。 \n 當然,中國國企改革方興未艾,且基於不同國情、社會體制與經濟環境的考量,現在很難斷言誰對誰錯。但是無論如何,要追求真正的市場化,政府就該適時鬆手,這是經濟學的鐵律。 \n 國企改革仍否成功,關鍵還是在於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是否願意真的放權讓利給民間外部股東,同時讓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真正發揮價格機能的分配作用。光只有引進民間資本,而不從根本上改變作法,是不可能有效提高市場競爭力、破除市場壟斷依賴性的。

  • 社評-管制民企海外投資需適度

     大陸銀監會從嚴執行風險防範措施,要求大型商業銀行提供萬達、复星、海航、安邦等民營企業集團海外投資業務資訊,工行、中行及建行等商業銀行配合銀監會要求,已調降企業海外授信槓桿,並落實監管措施。這幾年大陸大型民企大舉赴海外投資及併購資產,資金來源多為境內貸款,造成債務違約與貨幣錯配風險擴大,因而引起監管部門注意。 \n 這類問題過去並不多見,過去有能力走出去的企業主要為大型央企或國企,如中石油、中石化、中投或中鋁等,除了手頭相對寬裕外,背後大多負有政策使命。海外投資的主要目的並非盈利,而是希望確保能源或糧食的供應無缺。在國家戰略與資源掠奪大帽子下,政府自然不會加以反對,甚至還會全力相挺。 \n 不過,隨著新興科技快速發展以及市場化加速進行,一些大型民營企業如阿里巴巴、騰訊及百度等,如雨後春筍般冒出,海外投資行為也不再侷限於為國家服務,回歸到企業將本求利的本質。 \n 也因如此,投資標的領域與範圍愈拉愈廣,從原本以戰略性能源或大宗物資為主,轉而擴大至高科技、房地產及娛樂等各式各樣事業,尤其萬達大舉投資美國影視產業及房地產,早已動見觀瞻,但無形中也背離大陸政府鼓勵企業走出去的初衷。 \n 2014年起人民幣步入貶值循環周期,大量海外投資併購行為與出走的資金,加大人民幣的貶值趨勢,北京開始調整企業走出去政策。特別是一些大型民企,利用資金槓桿操作海外投資與併購,除加重人民幣貶值壓力,更造成債務風險提高問題,而且對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去槓桿、促產業轉型政策不利。政府當然不樂見這類海外投資行為持續發生,甚至轉向加強監管與限制。銀監會要求各家銀行盤點企業對外投資的相關貸款,就是在釋出從嚴監管的訊號。 \n 在銀監會新政策下,今年上半年大陸對外投資金額劇減43%,從5803億人民幣掉落至3311億。大陸商務部副部長錢克明公開澄清,大陸鼓勵有實力有條件企業走出去政策未變,但細看新聞稿內容就可以發現,企業對外投資政策已局部緊縮。對實體經濟有幫助、符合國家戰略目標、能夠確保資源的對外投資行為,都是大陸政府所歡迎的。例如配合一帶一路、有助國際產能合作、有利產業結構升級轉型的併購與投資,官方都樂觀其成。但如果是針對房地產、酒店、影城、娛樂業、體育俱樂部等領域的投資行為,官方則明確地表示不歡迎。 \n 問題是,戰略性或資源性投資依舊是以國企或央企為主,投資決策模式並非完全從市場角度出發。相對地,民企的海外投資行為,獲利還是首要考量,並不會特意界定在什麼產業。現今大陸政府局部加強海外投資管制行為,讓人感覺有厚此(央企或國企)薄彼(民企)之嫌,甚至引發外界殺雞儆猴疑慮。當然,對於市場化改革而言,這恐怕是走回頭路的做法。一旦引起兔死狗烹效應,造成市場恐慌氣氛快速蔓延,將可能引發新一波的資金外逃危機,這絕非主政者所樂見。 \n 整體而言,在非理性對外投資的熱潮下,政策性踩剎車確有必要,但必須適度,不能全面擴散至所有有心海外投資的民間企業,即使它們沒有背負國家戰略性與資源性目標,亦不能全面禁絕。大陸若想朝向真正市場化國家前進,還是得適度給予企業(尤其民企) 投資與發展的自由。過度干預或限制企業商業投資行為,都將扼殺企業的發展。 \n 況且,企業的海外投資行為不單單只有國家戰略或掠奪資源功能,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有助緩和國與國之間的貿易爭端,或是加速企業內部資源的垂直與水平整合,鴻海就是最好例子,從而回頭帶動自身產業的發展,這也是大陸加快產業結構升級轉型的一帖良方。 \n 自1979年經濟改革以來,大陸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既遵循市場經濟體制,又維持中央集體領導制的核心,好處是「集中力量辦大事」,政府效能高,壞處是容易矯枉過正,或過度傾斜造成市場扭曲。當價格機制無法順利發揮作用,資源就不能達到最適配置,連帶也會影響整體效率的提升。當前金融風險情勢嚴峻,強化管控企業對外投資有其必要,但要小心過度限縮的後遺症。

  • 民企應藉由帶路開展國際市場

     一帶一路泛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北京當局亦定調一帶一路為治理意義的「倡議」,而非具有軍事意味的「戰略」,該倡議將覆蓋地區44億人口,堪稱全世界最長的經濟走廊,一帶一路能否被視為化解中國大陸產能過剩的出路,仍猶待驗證。 \n 當然,中國希冀藉由一帶一路倡議積極參與國際治理,想必是挑戰二次大戰後由美國所主導的國際格局,國際社會如何評價一帶一路倡議所帶來的機會與挑戰,觀乎未來中國是否具備提供國際公共財的角色,在全球治理範疇及區域經貿議題上扮演好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筆者認為大陸國營企業擅長基礎建設,民營企業則顯現投資效益的優勢,猶如一帶一路倡議上的兩把利刃。 \n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一帶一路倡議沿線區域從橫向來看,貫穿東亞、中亞及西亞;縱向來看,亦連接主要沿海港口城市,並且不斷向中亞、東盟、南亞等地延伸。一帶一路倡議將大幅改變中國區域發展版圖,強調區域之間的互聯互通,產業承接與轉移,有利於中國經濟轉型升級。 \n 然而,一帶一路並非是一個實驗和機制,而是一套合作發展的理念和倡議,仰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既有的雙邊及多邊機制,借助既有的區域合作平台。一帶一路大多沿線國家尚處在工業化初期階段,不少國家的經濟高度依賴能源、礦產等資源型行業,中國的國有企業將率先在工程基建、建築建材、交通運輸、旅遊餐飲等領域,帶動對沿線國家的產品、設備、勞務和投資的輸出。 \n 一帶一路倡議可強化中國民營企業參與全球化價值鏈的重要機遇,整合廠商之服務需求及政府背後財政支援,並在過程中強化成本及效益分析,提升中國企業布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市場之出口競爭力。 \n 此外,探究一帶一路之經貿合作方式,筆者可歸納為3:首先,以企業(國營、民營)的國際直接投資為主要形式,包含企業自主決策、自負盈虧、自擔風險;其次,政府政策作為配套,為企業向海外拓展創造有利條件;第三,遵循國際通行規範,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導向。中國的民營企業數量眾多,通過國際貿易和海外直接投資等方式,形成了對特定地區產業鏈結構進行深入了解,可強化民營企業藉由一帶一路倡議來開拓國際市場的通路。 \n 為中國民營企業出口拓銷於通路、通航和通商等暢通,遂為一帶一路解決戰略問題的關鍵,例如,「一帶」主要是從通路著手,通路所推進的地區基礎設施薄弱,提升效果更大,其對接的是西部地區廣闊的腹地,將在交通設施建設和油氣管道建設;又例如,「一路」著重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將以國內外的港口為支點建設,推動各種規格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可以上海、泉州、廣州等港灣的超級深水港為依託,建設國際中轉港,帶動建設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掌控國際貿易主導權、議價權和配置權。 \n 是以,相較國營企業在基礎建設上具有利基,但民營企業在發揮投資效益更具優勢,民營企業必須設法摒棄短期利益最大化的作法,藉由一帶一路倡議布局沿線市場,採取投資戰略眼光的長期布局。 \n (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 旺報社評》管制民企海外投資需適度

    旺報社評》管制民企海外投資需適度

    大陸銀監會從嚴執行風險防範措施,要求大型商業銀行提供萬達、复星、海航、安邦等民營企業集團海外投資業務資訊,工行、中行及建行等商業銀行配合銀監會要求,已調降企業海外授信槓桿,並落實監管措施。這幾年大陸大型民企大舉赴海外投資及併購資產,資金來源多為境內貸款,造成債務違約與貨幣錯配風險擴大,因而引起監管部門注意。 \n這類問題過去並不多見,過去有能力走出去的企業主要為大型央企或國企,如中石油、中石化、中投或中鋁等,除了手頭相對寬裕外,背後大多負有政策使命。海外投資的主要目的並非盈利,而是希望確保能源或糧食的供應無缺。在國家戰略與資源掠奪大帽子下,政府自然不會加以反對,甚至還會全力相挺。 \n不過,隨著新興科技快速發展以及市場化加速進行,一些大型民營企業如阿里巴巴、騰訊及百度等,如雨後春筍般冒出,海外投資行為也不再侷限於為國家服務,回歸到企業將本求利的本質。 \n也因如此,投資標的領域與範圍愈拉愈廣,從原本以戰略性能源或大宗物資為主,轉而擴大至高科技、房地產及娛樂等各式各樣事業,尤其萬達大舉投資美國影視產業及房地產,早已動見觀瞻,但無形中也背離大陸政府鼓勵企業走出去的初衷。 \n2014年起人民幣步入貶值循環周期,大量海外投資併購行為與出走的資金,加大人民幣的貶值趨勢,北京開始調整企業走出去政策。特別是一些大型民企,利用資金槓桿操作海外投資與併購,除加重人民幣貶值壓力,更造成債務風險提高問題,而且對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去槓桿、促產業轉型政策不利。政府當然不樂見這類海外投資行為持續發生,甚至轉向加強監管與限制。銀監會要求各家銀行盤點企業對外投資的相關貸款,就是在釋出從嚴監管的訊號。 \n在銀監會新政策下,今年上半年大陸對外投資金額劇減43%,從5803億人民幣掉落至3311億。大陸商務部副部長錢克明公開澄清,大陸鼓勵有實力有條件企業走出去政策未變,但細看新聞稿內容就可以發現,企業對外投資政策已局部緊縮。對實體經濟有幫助、符合國家戰略目標、能夠確保資源的對外投資行為,都是大陸政府所歡迎的。例如配合一帶一路、有助國際產能合作、有利產業結構升級轉型的併購與投資,官方都樂觀其成。但如果是針對房地產、酒店、影城、娛樂業、體育俱樂部等領域的投資行為,官方則明確地表示不歡迎。 \n問題是,戰略性或資源性投資依舊是以國企或央企為主,投資決策模式並非完全從市場角度出發。相對地,民企的海外投資行為,獲利還是首要考量,並不會特意界定在什麼產業。現今大陸政府局部加強海外投資管制行為,讓人感覺有厚此(央企或國企)薄彼(民企)之嫌,甚至引發外界殺雞儆猴疑慮。當然,對於市場化改革而言,這恐怕是走回頭路的做法。一旦引起兔死狗烹效應,造成市場恐慌氣氛快速蔓延,將可能引發新一波的資金外逃危機,這絕非主政者所樂見。 \n整體而言,在非理性對外投資的熱潮下,政策性踩剎車確有必要,但必須適度,不能全面擴散至所有有心海外投資的民間企業,即使它們沒有背負國家戰略性與資源性目標,亦不能全面禁絕。大陸若想朝向真正市場化國家前進,還是得適度給予企業(尤其民企) 投資與發展的自由。過度干預或限制企業商業投資行為,都將扼殺企業的發展。 \n況且,企業的海外投資行為不單單只有國家戰略或掠奪資源功能,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有助緩和國與國之間的貿易爭端,或是加速企業內部資源的垂直與水平整合,鴻海就是最好例子,從而回頭帶動自身產業的發展,這也是大陸加快產業結構升級轉型的一帖良方。 \n自1979年經濟改革以來,大陸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既遵循市場經濟體制,又維持中央集體領導制的核心,好處是「集中力量辦大事」,政府效能高,壞處是容易矯枉過正,或過度傾斜造成市場扭曲。當價格機制無法順利發揮作用,資源就不能達到最適配置,連帶也會影響整體效率的提升。當前金融風險情勢嚴峻,強化管控企業對外投資有其必要,但要小心過度限縮的後遺症。 \n

  • 國企境外投資 陸3階段緊盯

     中國嚴控企業海外投資,正由民企擴大到國企。針對近年中國國企海外投資虧損連連,中國財政部近日頒布新規,規定國企在境外投資的事前、事中及事後都需加強財務管理,並審慎評估其風險與財務可行性,以避免國企「重投資、輕監督」造成虧損。 \n 財政部公布「國有企業境外投資財務管理辦法」(以下稱辦法),並於8月1日正式實施。 \n 綜合陸媒報導,國企作為中國大陸境外投資的主力軍,卻一直存在決策隨意、管理與監管薄弱等問題。稍早前專家統計,2015年以來,國企海外投資超過6千億元人民幣(下同),但預計在今後的5到10年間會有一半石沉大海。 \n 另外,中國審計處近日公布20家國企2015年度財務收支審計結果報告也顯示,20家國企共155項境外業務,有61項形成風險,涉及金額達384.91億元。因此,辦法對境外投資的事前、事中、事後財務管理都提出明確要求,以實現全過程管理。 \n 事前方面,辦法要求國企在重要管理階層中選定1名為財務工作負責人、須成立包括行業、財務、稅法、法律、國際政治等領域專家團隊,或委託有能力且無利害關係機構進行書面調查,並加強對宏觀經濟風險、自身財務風險以及對境外投資項目展開財務可行性之調研。 \n 辦法並強調,對投資規模較大或對企業發展戰略具重要意義的境外投資,要求分別組織展開內部和外部財務可行性研究,團隊和機構要獨立出具書面報告,如果內部和外部結果不一致,企業應慎重決策。 \n 此外,辦法還規定,一是建立健全對境外投資的內部財務監督制度和境外投資企業(項目)負責人離任審計和清算審計制度;二是對連續3年累計虧損金額較大,或當年發生嚴重虧損等重大風險事件的境外投資企業(專案),進行實地監督檢查或委託仲介機構進行審計,並根據情況採取相應措施。 \n 最後則對負責人、財務負責人任職時間沒有明確要求,且相關人員任職滿5年的境外投資企業(專案)財務管理情況進行實地檢查。財政部表示,這樣可有效避免「重投資、輕監督」,及時發現風險。

  • 兩岸新青年:林士清》民企應藉由帶路開展國際市場

    一帶一路泛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北京當局亦定調一帶一路為治理意義的「倡議」,而非具有軍事意味的「戰略」,該倡議將覆蓋地區44億人口,堪稱全世界最長的經濟走廊,一帶一路能否被視為化解中國大陸產能過剩的出路,仍猶待驗證。 \n當然,中國希冀藉由一帶一路倡議積極參與國際治理,想必是挑戰二次大戰後由美國所主導的國際格局,國際社會如何評價一帶一路倡議所帶來的機會與挑戰,觀乎未來中國是否具備提供國際公共財的角色,在全球治理範疇及區域經貿議題上扮演好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筆者認為大陸國營企業擅長基礎建設,民營企業則顯現投資效益的優勢,猶如一帶一路倡議上的兩把利刃。 \n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一帶一路倡議沿線區域從橫向來看,貫穿東亞、中亞及西亞;縱向來看,亦連接主要沿海港口城市,並且不斷向中亞、東盟、南亞等地延伸。一帶一路倡議將大幅改變中國區域發展版圖,強調區域之間的互聯互通,產業承接與轉移,有利於中國經濟轉型升級。 \n然而,一帶一路並非是一個實驗和機制,而是一套合作發展的理念和倡議,仰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既有的雙邊及多邊機制,借助既有的區域合作平台。一帶一路大多沿線國家尚處在工業化初期階段,不少國家的經濟高度依賴能源、礦產等資源型行業,中國的國有企業將率先在工程基建、建築建材、交通運輸、旅遊餐飲等領域,帶動對沿線國家的產品、設備、勞務和投資的輸出。 \n一帶一路倡議可強化中國民營企業參與全球化價值鏈的重要機遇,整合廠商之服務需求及政府背後財政支援,並在過程中強化成本及效益分析,提升中國企業布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市場之出口競爭力。 \n此外,探究一帶一路之經貿合作方式,筆者可歸納為3:首先,以企業(國營、民營)的國際直接投資為主要形式,包含企業自主決策、自負盈虧、自擔風險;其次,政府政策作為配套,為企業向海外拓展創造有利條件;第三,遵循國際通行規範,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導向。中國的民營企業數量眾多,通過國際貿易和海外直接投資等方式,形成了對特定地區產業鏈結構進行深入了解,可強化民營企業藉由一帶一路倡議來開拓國際市場的通路。 \n為中國民營企業出口拓銷於通路、通航和通商等暢通,遂為一帶一路解決戰略問題的關鍵,例如,「一帶」主要是從通路著手,通路所推進的地區基礎設施薄弱,提升效果更大,其對接的是西部地區廣闊的腹地,將在交通設施建設和油氣管道建設;又例如,「一路」著重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將以國內外的港口為支點建設,推動各種規格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可以上海、泉州、廣州等港灣的超級深水港為依託,建設國際中轉港,帶動建設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掌控國際貿易主導權、議價權和配置權。 \n是以,相較國營企業在基礎建設上具有利基,但民營企業在發揮投資效益更具優勢,民營企業必須設法摒棄短期利益最大化的作法,藉由一帶一路倡議布局沿線市場,採取投資戰略眼光的長期布局。 \n(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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