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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灣人看大陸》從獨立紀錄片看庶民歷史(下)

    台灣人看大陸》從獨立紀錄片看庶民歷史(下)

    年輕人對過去的歷史了解有多少?能夠想像自己的家鄉過去長什麼樣子嗎?這個問題是在「民間記憶計畫」返村行動的發想中,鄒雪平決定帶著攝影機回村子採訪老人的起點。 \n那時她剛從中國美術學院新媒體系畢業不久,帶著DV和腳架以低處的視角在村裡四處移動,採訪老人們講述「三年飢餓」的經歷,也貼近鄉村單調、重複,甚至有些苦悶的日常。鄒雪平從《飢餓的村子》拍到《吃飽的村子》、《孩子的村子》、《垃圾的村子》及《傻子的村子》,因為每年都回去拍村子,與村裡老人們的關係也愈來愈緊密,從前可能只是見面叫聲奶奶、爺爺,不知道他們的姓名,到後來老人會惦記著她,盼望她什麼時候回來。 \n \n你們都不記住過去 \n鄒家村位於大陸山東省濱州市陽信縣,這五部通過一系列自發性組織的行動──採訪老人們挨餓的故事、舉辦放映會、召集孩子募款,以設立紀念鄒家村餓死者的墓碑,到後來還成立了村子的垃圾站、利用空屋設立圖書館,與日常串連起來,讓影像紀錄不只是觀察或調查,而更具突破現實的能量。 \n在鄒家村所揭露更大的無奈,應該是一種持續衰落的哀愁,身體的病痛、青年的離鄉、留守兒童、欠缺資源投入建設,對比之下,「返鄉挖掘記憶」的行動在鄒雪平父母眼中,似乎顯得浪費,不耐煩問了她幾次做這些有什麼用呢?「記住以前的過去啊,現在你們都不記住過去。」鄒雪平認真回道。 \n不過從老人回望的記憶,並不會只讓導演保管。在《孩子的村子》中有趣的是,不按既有鏡位規則走,觀眾很難確定現在說話的人是誰。鄒雪平展現出對一群才十多歲的孩子的信任,讓歷史的詮釋權擴散到孩子們的手中,由他們直接掌鏡,學習如何訪問老人,統計餓死者的名單,也逐步累積了參與紀念過去的成就感。對鄒雪平來說,比調查資料更重要的是帶著孩子一起行動。 \n透過鄒家村系列五部曲保留的荒蕪,可見家鄉還在,即便家鄉以外的環境已經有了劇烈的變化,家鄉仍然是家鄉。 \n \n見證倖存者的記憶 \n鄒雪平作為紀錄者,有別於一般做口述訪談的意義,她將自己納入一個村子的生命史之中,藉著經驗的訴說、談論與再創造,並搭建連結跨越不同世代的觀點的橋梁,進而積極地提出另一種觀看家鄉的視角──這種視角是豐富、實驗性且具活力的,看似行動的大量重複,其實是在每次不太一樣的拜訪目的,從而推動了故事的發展。 \n鄒家村便不再只是被乾淨、進步的文明遺忘的地方,在這種觀看家鄉的視角,它既是與自己家鄉的對話,也是與自我的對話,甚至經由影像的技術,難得地將生者與死者重新聯繫起來。 \n於是,年年回家鄉拍紀錄片的導演,既拍出了視野的深度,也拍出了新意,帶領觀眾認識鄒家村的老人、孩子們,從對一個村子的完全陌生,到逐漸熟悉的過程。讓我回頭看自身原以為熟悉的生活,忽然又不那麼理所當然了,鄒雪平彷彿也是在向觀眾回擲一個問題──我們對自己的家鄉有多少了解? \n今年恰好是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發生的五十周年,「民間記憶計畫」或許能趕上討論的風潮,讓關注這段過往的人透過進到戲院看紀錄片,一起見證倖存者的記憶。 \n於是我也因此有興趣翻閱相關書籍,像是季羨林的《牛棚雜憶》,他生前是北京大學專供語言學的著名教授,《牛棚雜憶》的「牛棚」是指被紅衛兵關押的地方,棚屋弱不禁風、地面陰冷潮溼,床鋪則是茅草做的,季羨林將自己作為囚徒的真實感受與悲慘遭遇披露出來,這些被放大的衝突場面及苟活的心境,有機會讓幾十年後的讀者窺視倖存者的痛苦。 \n \n書寫回憶處理傷痕 \n然而我恐怕難以去揣想,書寫這些回憶,或是像獨立導演處理家鄉過往的傷痕記憶時,是不是自己也有難熬過去的坎,一面要承擔改寫的風險,一面也必須時刻謹慎處理伴隨回憶勾起的恐懼與不安全感。我是如此不知好歹地鍵入關鍵字,查詢這些如今多半被拿來超譯或嘲弄的歷史,面對這些我未曾在過去好好認識到的中國大陸,我也曾經是惶恐地擔憂找不到一種親近的方式。 \n如同季羨林在序言裡感慨文化大革命「逐漸消失了,彷彿一切發生得那麼自然」,可是這本書不僅將成為學術圈的歷史檔案,也是講述給年輕一輩的材料,而我像是誤闖他者惡夢般的回憶,戰戰兢兢地同時回望台灣同樣受過政治壓迫的人們,或許稍稍能夠有多一份同理心。(全文完) \n(Elisa/台灣大學學生) \n

  • 陸重視口述史 盼建兩岸平台

     「個人史更多是社會心理的重接,基於個人、家庭和國家關係的傳承和重建」,近年持續推動「華人口述歷史」的大陸《我們的歷史》總編輯唐建光說,近年大陸日益意識到口述歷史的價值。 \n 「深圳做深圳記憶,蘇州有口述史博物館,上海、北京也都在做,只是不聲張。」唐建光觀察,兩岸近年對歷史採取的行動可以說是同步的,在他看來,台灣人強烈的歷史自覺意識,已從過去的知識分子層面擴展到民間,前文化部長龍應台並發起「國民記憶庫──台灣故事島」計畫。 \n 推動公民記錄歷史一直是唐建光孜孜以求的願景,繼《看歷史》雜誌、數位雜誌《我們的歷史》之外,並成立「新歷史合作社」,欲成為「公共歷史和個人史領域聚合各種資源、項目和需求的連接者」,並建構歷史記憶平台,台灣紀錄片製作人丁雯靜指出,兩岸都期待透過共同協力的合作模式,建構出公眾可以參與和使用的歷史平台,將口述歷史轉化成社會參與和人民自覺。 \n 唐建光推動的「我的歷史」計畫,包括面向整個華人世界,徵集個人史資料的「我的歷史」圖書館;以及「家.春秋」大學生口述歷史計畫,推動大學生採集身邊親友、長輩和故鄉正在迅速消失和被遺忘的歷史記憶。 \n 唐建光指出,在歐美,口述歷史已成為社會運動,如烏克蘭的國家記憶研究所,在社會發生一系列變化時以口述採集把資料保存下來,他認為「未來口述是一種保存歷史的工具,記錄當下,對現在和未來都將產生價值。」

  • 20間老房子 創造文化新生命

    20間老房子 創造文化新生命

     隨著時間流逝,部分老房子毀損,甚至遭到拆除命運,民眾只能在記憶中憑弔過去。為保留老房子,台北市文化局推出「老房子文化運動計畫」,透過民間出資修復,讓文創工作者進駐,首波推出廿間老房子,十日開放登記。 \n 北市文化局長劉維公積極投入「老房子文化運動」計畫,昨日記者會於松山一號糧倉舉辦,他說,這些還未具備文化資產價值的老房子,若現在不做,十年後肯定會消失,但這些老房子承載居民的集體記憶,一旦消失,絕對是城市居民的損失和遺憾。 \n 他表示,過去老房子只能以政府編列預算修復,老房子計畫希望結合民間團隊的資金與創造力,整合公、私部門的資源與效率,讓老房子發生各種可能性,做為文創工作者的空間,創造擁有者、經營者與城市的三贏局面。 \n 文化局跟國有財產局、台鐵、台銀等單位協商後,釋出北市八十多棟老房子,分梯推出老房子計畫,第一梯次開放廿間老房子,具有文資身分,包括松山一號糧倉、陽明山山仔后、陽明山美軍宿舍群歷史建築、台灣省農業試驗所分所長宿舍等。 \n 文化局說,這廿處老房子,十日開放文創工作者登記、十二日分區現場勘查,三個月內申請者提出修繕計畫與再利用計畫,通過評選後由民間協助修復,並依建物損壞狀況簽訂三到九年的契約。詳情可上老房子文化運動官網查詢,或電洽(○二)二三三六二七九八轉二○六。

  • 民間記憶計畫的總體檢劇場豔遇

    民間記憶計畫的總體檢劇場豔遇

     進出大陸20多年,總會被問:「妳喜歡上海還是北京?」我相信,就連上海人也會回答你:「北京!」 \n 這恐怕連北京人也很難相信,尤其是近年來污染與交通堵塞嚴重,喜歡調侃自己的北京人嘴裡吐不出好話來,除非為了跟你拌嘴,否則,絕對不會給自己幾句像樣的「好話」。自我批判,是老北京特色之一。 \n 正因如此,顯得北京真實可愛。嘴快而尖利卻又十分精準還找得到典故,幾乎人人是哲學家,這就讓外地人萬分羨慕而佩服,生活文化,便是如此這般地累積著歲月的軌跡與財富。 \n 北京生活 文化財豐富 \n 這生活文化財,被用進了北京的話劇圈,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n 與草場地結緣於紀錄片,拜訪吳文光老師後,才知道他與夫人文慧創建了生活舞蹈工作室,嘗試結合劇場與舞蹈表演和各類藝術家與音樂人的合作,運用舞蹈、戲劇與視覺藝術的多媒體整合,表達真實的當代生活體驗。這些生活劇場表演,多次受邀至歐美等國演出,期間培養了許多劇場接班人,不斷擴散延續戲劇的生命力。 \n 看過誤以為是「病房V來回」,卻是2009年的民間記憶計畫之「回憶:飢餓」後,我更堅信,吳文光與文慧不僅僅是做劇場文化傳承,甚至是在做多元教育工作。激動地聆聽八位創作演出者的現場問答時,插嘴問吳導:「誰是編劇?」他目不轉睛地答:「他們自己。」那誰是導演?「他們自己。」我更驚訝了,吳導徹底實踐了金剛經的菩薩沒有功德精神,不掛名不主導,徹底讓出執行權,只做基礎功夫,讓孩子們完整地表達自己的體悟。 \n 「全都是他們自己排練自己主導」這句強而有力的答覆,教人拜服。 \n 回顧大饑荒 反饋當代 \n 這群八零後的創作者,聯合演出了三年來的集體磨合作品:《回憶:飢餓》,故事圍繞著大飢荒年代的省思,有劇中劇,劇外劇,劇前劇與劇後劇,戲中有戲地,讓人一層又一層地思考我們生活著的世界。 \n 這世界就像個大病房,人人忙碌地進出,不斷地輪迴。卻為何,我們老是在生病,而未曾被治癒? \n 1959-61年間,中國大陸鬧了三年饑荒,餓死無數人,樹葉都被吃得精光,幾乎找不到可以吃的東西,這期間,很難想像發生了什麼。八個八零後的孩子們,回老家採訪自己的爺爺奶奶以及同村裡的長輩們,那些年,終究發生了什麼? \n 他們拍攝紀錄片,自己編導舞台劇,自己上台述說自己採訪的故事,自己評論演繹思索這些大時代的考驗,再反饋到自己的未來定位。 \n 劇場裡,他們各自拿著手電筒,在黑暗中摸索前進,與自己拍攝的紀錄片對話。他們也將自己拍攝的紀錄片拿去給被拍攝者看,給同村的人看,給稚齡兒童看,再拍下這些人的反應,放成舞台的背景。 \n 於是,我們便一起同聲詢問:「我是誰?我該去哪裡?我應該做什麼?哪裡才是我的歸屬?我和你有什麼不同?我們彼此之間是否綑綁在同一個時代中?承受著大家一起製造的病房?」 \n 這些年,這些人,這些事,都真實又虛幻地在眼前上演,我們該捕捉哪一種真實? \n 禪修般的 集體療癒 \n 草場地工作坊,是個像人民公社一樣的劇場,可以自由吃住與創作,每個人自己想辦法張羅個人生活費,平時大家一起排練創作,隨時參與或離席。不過,一但投入,反而讓人更有紀律地持續完成集體作品,很少有人願意退出,彷彿是禪修般的集體療癒,彼此激盪著生活軌跡流泄的旋律,各自看見對方的同與不同。 \n 首度看見吳文光培訓村民拍攝紀錄片的紀錄片時,非常訝異於吳導給予「學生們」的自由度,甚至坦然接受學生的挑釁與質疑他教學時的掌控權。如果可以,他的教學模式,幾乎就是教育典範,因為他等的就是「讓學生超越老師」,然而正因為他鼓勵學生自我超越並超越老師,反而讓他的存在遠遠地超越了一切。 \n 我喜歡北京,因為這裡有草場地,還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劇場,以及奇奇怪怪的藝術家酒吧,各種奇形怪狀的演出與展覽,成熟與不成熟的作品,經常受到熱烈的鼓勵。這樣的氛圍,有時,意外地讓人不太在意演出是否夠精彩,這裡的人在你出嘴批判前,便搶先自我調侃了。 \n 也許,這就是北京的首府特質吧!更或者,這只是我自己的北京印象。 \n (陳念萱為自由作家暨出版人、策展人。著作包括《尋找上師》、《幸福郵戮在台北》、《自殺功法》等書。 )

  • 大陸民間記憶計畫 挖掘大饑荒史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大陸面臨三年「大饑餓」,傳說餓死上千萬人,這些事在大陸教科書中有記載,但往往語焉不詳,更沒細節呈現。北京草場地工作站的「民間記憶計畫」,正用攝影機打撈歷史,以免「不被記錄的記憶」永遠深埋。 \n 紀錄片播映開始後,銀幕上是導演羅兵從地上撿起一本年少時讀的教科書,翻到書中有關「三年自然災害」的描述。對於一個造成千萬人死亡的大饑荒,上面僅寥寥數語。 \n 正是這種現象,促使吳文光在二○一○年啟動「民間記憶計畫」。 \n 根據「美國之音」報導,五十六歲的吳文光被稱為「中國獨立紀錄片之父」,曾多次在國際上獲獎;而參加「民間記憶計畫」的則是廿多名「八五後」的年輕人。他們返回父輩生活的村莊,用攝影機記錄了親歷者的回憶。 \n 辛苦的成果─六部紀錄片,在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展映。吳文光說,如果不做這項工作,老人們挨餓的記憶將被掩埋塵土。 \n 吳文光說:「他們大部分沒文化,更是遠離報紙、電視廣播。他們幾乎白白的在三年裡經受挨餓,之後又面臨一個被遺忘、被掩埋的過程。所以,『民間記憶』以這歷史記憶作為一個切口,開始回到村子裡。」 \n 畢業於中央美院新媒體專業的鄒雪平,最近拍了兩個堪稱「姊妹片」的作品:《饑餓的村子》和《吃飽的村子》,前一部記錄大饑荒時期她山東老家的故事。 \n 鄒雪平說:「比如宋秋英,今年八十五歲。她說,她兒子最後餓死時躺在炕上,產生幻覺,覺得他邊上有一碗飯。兒子拍了幾下炕說,娘你怎麼不給我吃?她就說,我有吃的不就給你吃了?還讓你餓著?然後兒子就說,娘我死了你別哭啊!」當時大饑荒悽慘的景象,是現在年輕人無法想像的。 \n 鄒雪平的片子裡,老人們這麼回憶:「家裡爹死了,然後他也跑不了墳上去送他,(餓得)走到半路就跌倒。有的餓得都不能哭,沒力氣哭。村裡死人時沒人抬,把人放在拖子上,村裡只有一頭牛,用牛拖到墳上去。沒棺材,什麼都沒有。」 \n 據鄒雪平的粗略統計,當時山東省陽信縣鄒家村有四十一戶,一六五口人,共餓死卅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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